外国导演的中国情缘

尤里斯·伊文思

（Joris Ivens）

尤里斯·伊文思1898年11月18日生于荷兰尼梅格，被称为纪录电影的先驱，与美国的罗伯特·弗拉哈迪、英国的约翰·格里尔逊和苏联的吉加·维尔托夫并称为四大纪录电影之父。伊文思的创作生涯长达60余年，其间拍摄了60余部影片。1957年，他个人色彩浓厚的诗意纪录电影《塞纳河》获得戛纳纪录片金棕榈大奖和美国旧金山电影节金门奖。

伊文斯同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他珍视中国为他的“第二故乡”。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应邀先后担任新影厂和文化部顾问，通过讲学和实践，协助培养了一批新闻纪录电影人才。同时，伊文思也是拍摄过最多中国题材影片的外国电影导演。《早春》、《六亿人民的怒吼》、《愚公移山》等纪录片在当时的国际影坛极具影响力。80年代后，伊文斯在中国完成了他的最后一部作品《风》。

1938年，伊文思第一次来到中国。拍摄《四万万人民》时，他送给了吴印咸（中国摄影艺术家，曾任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一台摄影机，后来吴印咸与袁牧之两人带着这台摄影机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下成立了“延安电影团”。50年代，伊文思再次来到了正处于“”时期的中国，并拍摄了《早春》。到了“”时期，他拍摄了著名的《愚公移山》，为了拍摄这部电影，伊文思走遍了中国的土地，先后在上海、大庆、青岛、新疆、南京等地取景拍摄，搜集了120小时的影像素材。 但在当时，“”给这部崇尚真实的电影下了“修改61处”的命令。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政局巨变的前夕，病床上的总理传话给伊文思说：“把这些影片都带上，能尽快走就尽快走，暂时别再回中国了。”

1976年，《愚公移山》在西方国家上映。在西方国家频繁猜测中国政局的时候，伊文思在电台对公众称中国政局稳定。但就在同一年，“”，结束。伊文思一夜之间名誉扫地。1977年1月，伊文思带着《愚公移山》的12部影片再次来到中国。在上海饭店，他对前来看望他的摄制组成员大发脾气：“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事件’？你知道我们这些中国人的朋友在国外有多难吗？”之后，伊文思租住在巴黎简陋的公寓里，失业十年。但晚年的他依旧认为《愚公移山》并不是一部虚伪的作品：“我相信当时的中国人的确是在努力实现这个乌托邦，他们自己也是相信这个乌托邦的。”

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

（Michelangelo Antonioni）

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1912年9月19日出生于意大利北部小城费拉拉，作为意大利现实主义导演的代表人物，他被公认为是在电影美学上最有造诣的导演。同时，安东尼奥尼和罗伯特·奥尔特曼一样，是集欧洲三大电影节最高奖于一身的导演。

1972年，在意大利和中国建交不久后，受中国政府的邀请，安东尼奥尼前往中国拍摄了以中国为背景的纪录电影《中国》。5月13日，安东尼奥尼一行人乘飞机抵达香港，在去广州的火车上，随行的摄影师卢奇亚诺·杜沃里 非常喜欢火车上人们聊天吃饭的场景，于是拿起摄影机准备拍摄，安东尼奥尼阻止了他，“你要先理解中国人民，再把他们拍摄下来。”安东尼奥尼的那次中国之旅计划拍摄半年，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作为拍摄主题，他渴望去之前外国人没有去过的地方：沙漠、戈壁、偏远的乡村。并想从中挖掘出关于生与死的电影主题。

72年的中国正处于时期，安东尼奥尼之前的一切规划都被打乱，并只被允许拍摄北京、上海、南京、苏州和林县（河南林州市）。和阿涅斯·瓦尔达一样，安东尼奥尼对于中国的第一印象同样是蓝色衣服的工人。“我什么都想拍，总会在摄影师杜沃里的耳边喊，我要拍这个拍那个，有的时候，一天就能拍80多个镜头。在北京王府井大街拍摄的时候，总理把自己的红旗敞篷车借给了安东尼奥尼团队当摄影车。在《中国》的北京章节里，王府井、西四、鼓楼、故宫、天坛。都被收进了摄影机里，为了捕捉一场葬礼，安东尼奥尼甚至采用远景镜头偷拍了整个过程。

在苏州章节里，安东尼奥尼的偷拍技巧屡次派上用场，甚至连黄浦江上的中国军舰都被他偷拍成功，这在当时算是重大的军事机密。林县章节里，安东尼奥尼让摄影机随意拍摄，把那些本不在计划内却突然闯进镜头的人或事都记录了下来。摄制组不顾阻拦闯进了一个荒凉的小山村，然后跟随路人拍到了当时的“地下市场”。安东尼奥尼强烈的拍摄欲望使得这个意大利团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便拍摄了三万米的胶片。

《中国》在上映后引起了国际上的一片争议。有些人认为这部电影客观地还原了真实的中国；还有些人认为，这部电影刻意地拍摄了太多中国的阴暗面，甚至用一种矫揉造作的手段把本是积极的某些场景变得晦暗。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部记录片背后，包含了当时的西方人对于中国猎奇般的审视目光，纵使其中有许多的歪曲和误解，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历史价值会越来越显得珍贵。

贝纳尔多·贝托鲁奇

（Bernardo Bertolucci）

贝纳尔多·贝托鲁奇1941年3月16日出生于意大利帕尔马。从1964年那部新浪潮气息浓厚的《革命前夕》开始，他就奠定了自己在世界影坛不可动摇的的才子地位。直到1987年，凭借惊为天人的《末代皇帝》（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奖），贝托鲁奇达到了他艺术生涯的高峰。

在拍摄《末代皇帝》之前，1984年，贝托鲁奇就毫不吝惜对中国的溢美之词：“中国之旅对我来说就像进行了另一个宇宙，我们的文化是如此的不同，却又如此的彼此吸引，在这之后我又深入到了撒哈拉文化和佛教的文化，我感到文化之间的碰撞仿佛有一种激情的火花，对我来说中国之旅是我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因为在我去中国之前，我对中国一无所知，也许拍完了末代皇帝，我对中国会稍有了解。”

之后在《末代皇帝》的筹备阶段，贝托鲁奇走访了西安电影制片厂，并认识了陈凯歌、张艺谋等中国年轻一代导演，在拍摄关于的戏之前，贝托鲁奇请求陈凯歌找一些经历过的还算年轻的人们，让他们谈一谈当时的感受，于是陈凯歌找了十五个导演、演员、剧作家、戏剧演员的年轻人，贝托鲁奇和他们一起吃饭，聊到兴起，大家都开始显露出自己的真性情，非常的激动。“因为他们好象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我从中也可以感受到文化革命对这些年轻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一件事。”

和安东尼奥尼一样，贝托鲁奇在拍摄时也想进入到很多不为人知的地方，比如紫禁城里的那些深宫内宅，当时看守宫殿的警卫人员拿着生锈的钥匙开了那些很久没有开启的门，贝托鲁奇立马被门开的声音震撼，他顿时觉得这些深宫内宅就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最显著的例证。“我问了一些故宫的管理人员，这个乌龟是谁雕刻的，这个建筑那个建筑是谁建的，他们说是明朝一二几几年，或是一六几几年清朝建的，但令我惊讶的是，没有一个艺术家的名字。”

贝托鲁奇印象最深的一出戏，是在金銮殿，因为它过去从不开放给任何人入内摄影，贝托鲁奇剧组小心翼翼，且不准打灯，拍摄的难度较大。而最难拍的一场戏，是三岁的小皇帝下了紫禁城台阶接受数千官员朝拜的场面。“演小皇帝的演员非常有“皇帝”气质，不管我说什么，一律不答应，那个镜头十分麻烦，从阳台随着小皇帝向前推，然后逐渐上升，俯瞰到广场中肃立的文武百官。我半哄半骗，要求小演员根据剧情往下走，他怎样也不肯合作，三千个演员跪在那里，我又急又恼，折腾了三个多小时，才完成一个镜头。原来这个小鬼最感兴趣的是坐在升降机上，从摄影机里面去欣赏整个画面，我只好答应带他上去玩一遭，才换得他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