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化解社会积怨之道

孟子很早就把民众是否有积怨，看作衡量执政者是否有道的一个标准：“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意为以使民众舒适的原则去役使他们，民众即使劳苦，也不生怨恨；在使民众能生活得好的原则下杀了人，那人即使被杀，也不会怨恨杀他的人。

《礼记》中也有孔子的语录：“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道，不胜其敝。”孔子认为舜与夏代的治国之道之所以好，就在于民众没有什么怨言；而商、周的治国之道就要差多了，毛病数都数不过来。可见民众积怨，自古就是人们理解和判断政治与社会现实的一种常识性感受。民众积怨现在多被称为社会积怨，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指滋生在民众中的一种大范围的负面情绪。最初可能只是一些个体的怨气、怨言或怨恨，但由于暗示、感染等心理作用，积累久了，就可能转变成一种集体心理。

社会积怨可能导致社会冲突，也可能危及社会秩序。一旦这种可能变成现实，社会积怨就会演化为社会危机，它的最坏结果就是引起社会动荡。所以社会积怨既是对公共生活的一种威胁，也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一种挑战。

我们多把社会积怨仅看作是民众的一种态度，或某种心理选择，这是远远不够的。它的根源其实在于社会制度本身。每逢社会制度面对现实世界的深刻变化，无法适应或自我调整时，社会积怨就会大量产生。亨廷顿有个观点，认为现代化进程会天然地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因为经济增长虽在以某种速度改善人们的物质福利，但同时在以更快的速度增加人们的社会挫折感。对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来说，更是如此。

有一些社会积怨比较容易解决，它是制度规范层面的，只要规范了某些制度，积怨就可能得到释放。比如高房价、就业难或环境污染引发的积怨。还有一类积怨是由社会及政治结构导致的，有深层的、基础性或历史性的原因，这类积怨化解起来就比较困难，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波及面广。比如民族或宗教问题、社会阶层分化或政府正义引起的社会积怨。

如果不注意辨析，把这两者混为一谈，就可能延缓前一类积怨的解决。前一类社会积怨，开始只是想规范制度，假如迟迟没有解决的希望，就可能深化为对整个社会及政治结构的怀疑、对执政者核心价值的追问。价值型积怨，化解起来就非常困难，这时政府无论怎么做，都难以取得对方的理解或信任，从而激化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最后导致狂飙突进式的社会运动。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一场灾难。

其实，积怨不仅在摧毁积怨者，也在摧毁整个社会的防卫能力。民众因此对自身和未来感到恐惧，甚至觉得社会在走向崩溃。人们沉浸在一种普遍而持续的不安状态中，会变得冷漠而缺乏责任感，公共生活似乎在朝着一个虚空的目标狂奔。积怨不仅使民众失去了方向感，政界人士也体现出一种常态性的焦虑。

此外，社会积怨也会成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工具。利益集团、政治派别可能有意识地操纵它，以达成自己的政治或利益目标。它们将激发或遏制社会积怨，视作争取民众或破坏对手的手段，有时使用恐吓战术，有时使用鼓动战术。这种不断的刺激，会使公共生活呈现出一种过敏特征，民众个个成为消息灵通人士，政治人物也因焦虑感而放大了对社会积怨的感受。

当下社会正处在一个发展的十字路口，是一个高风险的时代。只有在政治理念上，辨析清楚如此复杂而广泛的社会积怨，才可能减少动荡的机率，真的做到能洞察现实、选择未来。

（作者系文化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