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梦想化民为任的研究论文

论文关键词：教育理想;化民为任;泰州学派;韩贞

论文摘要：韩贞遵从师训，把传授良知之学看做“经世之业”，所以他倦倦以明道化人为己责，毕生安贫乐教。韩贞与泰州王学一样，在教育对象上无问渔樵与工贾，真正做到了有教无类，当然他的学生还是以平民百姓为主。他特别注意照顾穷困学生，且不断扩大教育对象，做到平民化，从而使他的教育具有广泛性，群众性。韩贞教育精力主要在“化俗”二字上，目的就是让不善者重归于仁，从而建立稳定安乐的理想世界。

韩贞(1509—1585)，字以中，号乐吾，泰州市兴化县人。他是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的次子王襞的学生，明代著名的平民哲学家、教育家。韩贞继承了泰州学派的传统，把传授“明伦”化俗乡里看做是“经世之业”，一生热爱平民教育事业，终生从事平民教育事业。他还继承了泰州王学“有教无类”的传统，教育中“元问渔樵与工贾”，一视同仁，当然他关心得更多的还是贫困的平民学生，他最重要的教育目的就是让不善者回归于仁。

一、经世之业在明伦

泰州学派十分重视教育的经世作用。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明代中后期社会百弊丛生，儒家传统的伦理道德秩序在民间已遭到极大破坏，人心疲惫，无所拘缚，无所戒惧，所以变乱频繁，盗贼猖獗。整个社会秩序陷于一片混乱之中，正如王艮在《王道论》里所述：“今天下田制不定，而游民众多，制用无节而风俗奢靡。所谓一人耕之，十人从而食之，一人蚕之，百人从而衣之，欲民无饥寒，不可得也……。”王艮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并希望通过宣传教育来解决这些问题。他分析当时的社会情形指出：“所以饱食暖衣，逸居无教而近于禽兽，以至伤风败俗，轻生灭伦，贼君弃父，无所不至而冒犯五刑，诛之不胜其诛，刑之无日而已，岂非古所谓不教而杀罔民者哉!”(《王道论》)而要改变这种“伤风败俗”等社会现象，就必须坚持“以德化民”。在王艮看来，圣人是能够自觉地照着儒家道德规范去做的，而老百姓则糊里糊涂，要么“失本”，要么“遗末”，所以要强化道德教育。只有强化道德教育，才能提高百姓遵守道德的自觉性，实现平等和谐的社会理想。他曾满怀激情地做诗说：“若要人间积雪融，须从腊底转东风，三阳到处闻啼鸟，一气周流见远鸿。今日梅花才吐白，不时杏蕊又舒红。化工生意无穷尽，雨霁云收只太空。”(《次答友人·又》)他坚信依靠道德教化这股东风，定能洞开下层群众求知的心扉，推进社会的全面进步。所以王艮把教育看成是“位天地，育万物”的伟大事业，是“尧舜事业”。他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不论有位无位，孔子学不厌而教不倦，便是位育之功。”(《语录》)他认为“师者立乎中，善乎同类者也。故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语录》)显然王艮对教育意义的认识是着眼于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王艮认为，“学，讲而后明。明则诚矣。若不诚，只是不明。教不倦，仁也。须善教，乃有济。故又日：‘成物，智也。(《语录》)王艮始终把讲学看做是道德教化的主要手段。在王艮看来，下层群众只是“后知”而不是永不移易的“无知”，经过“先知”者的教化，他会从“后知”转化为“有知”，因为无论是“先知者”还是“后知者”，都有一个知识积累的过程，所以，圣人与“下愚”的区别，只是知识积累深浅的区别、“先知”与“后知”的区别、已知与未知的区别。为此他要求人们“以先知觉后知”(《与薛中离》)，把讲学作为自己的第一重任，通过主动的宣传教育来启发人们的“良知良能”，从而服务社会，影响社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王艮的基本思路就是通过“立师道”来“明人伦”，培养民众的仁善品质，减少人世间的争斗，从而稳定和发展社会，这就是教育的经世作用.

王艮的次子、韩贞的老师王襞与王艮一样，把启人修道看做是教育者的核心任务，希望教育者通过启人修道，恢复其本来纯净的良知，并为稳定社会和实现“三代之治”培养良才。所以，在教育的社会作用方面，他比王艮有更深刻的认识，他在王艮思想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明确了教育的方向，突出了教育的重点，并从治国高度阐述了教育对于培养人才的重要意义。王襞特别重视人才在治国治民中的作用，把人才的选拔与任用看做是关系到国家治乱与民众安危的头等大事。他希望统治者能够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使“圣贤”得到任用。他说：“国家求人才于天下，授之职而用之，将以致之民也，民安而天下治矣。是故天下之治系于民，民之安系于人才之贤而用之也，人才之系不亦重乎?”(《送杨场宰升任》同时，王襞强调，人才来源于教育，并认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其“自立也”(《送杨场宰升任》)。

韩贞遵从师训，同样是把传授良知之学看做济世的重要途径。他之所以以“化俗为己任”，就是因为他和他的的老师王艮王襞一样，把教育当作“经世之业”，毕生安贫乐教。他曾在《简李中秘敏斋先生》中这样写道：“底事匆匆过钓台，想应都为究心来。迷时万里源头塞，悟后千年道脉开。济世恐非韩柳学，安民还用孔颜才。传家再见经纶手，早溥春风遍草莱。”韩贞的愿望就是能通过教育建立王化社会，培养尧君舜民，他在《写怀》中写道：“囊中合得回生药，世上寻施惜命人。肯服一丸跻圣域，能超千古出凡尘。愿期天下归王化，尧舜为君尧舜民。”他在其他诗中也表明了这种愿望和决心，如他在《送储翠峰移家海上》中说：“民风日下凭君挽，立起中流砥柱身。”在《送凌侍御海楼北上》中说：“世风日下谁能挽，道脉年来独有功。”他看到乡民们依然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也依然愚昧闭塞，甚至好勇斗狠，相互间恶言相加，深感肩头担子沉重。所以，他把讲学看做是化民的重要手段。他在《送储翠峰移家海上》一诗中说：“一刻阳生初破腊，万方雪化始回春。民风日下凭君挽，立起中流砥柱身。他深信，通过教化，定能改变一方风气。

二、一生功业在化人

明代中后期的社会混乱，使从平民成长起来的泰州学派的学者敏感地意识到，要促进社会的稳定，除了要求封建统治者实施仁政以外，还要从平民自身的角度来解决问题，而从平民自身的角度来解决问题的关键又在于教育，所以泰州学派的学者往往既是思想家又是教育家。

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一生以化人为人生的一大乐事。他曾描写过有人来求学时自己快乐的心情：“胡子远来学，一见心中乐。乐得远来朋，以此知多觉。觉得善人多，朝廷政日和。太和感天地，同乐太平歌。胡生荷轩子，荷轩翁造始。构轩荷池上，号称荷轩耳。周子爱莲花，以莲为君子。若非君子心，焉能同如此?有子善继志，册叶追思尔。能侍善山师，又师洛村子。二师善教人，使来四千里。印证良知同，使之知所止。欣然归复师，如斯而已矣。”(《书荷轩卷》)…正由于他盼望学子来学，所以在日常生活中，王艮天天盼求民众来听学。李春芳在《崇儒祠记》中曾描述了王艮当时讲学的迫切心情：“(予)太守袁君株、大尹朱君车兀、审理宗君部，造先生庐请益。月余，见乡中人若农若贾，暮必媲美来论学。时闻逊坐者，先生日：‘坐、坐!勿过逊废时!”王艮始终十分真诚地从事讲学活动。可以说，他是一生献教，终而无憾。据史料记载，王艮出身贫苦，幼年读书不多，后勤学多年，终于成为一个学派的开创大师。他27岁“悟道”以后，开始讲说经书。37岁时，“筑斗室于居后，暇则闭户坐息其间，读书考古，鸣琴雅歌”，38岁“见王阳明，反复论难，又在金陵太学前聚众讲学。”40岁时，“欲周流天下”。王艮晚年多病，而四方来学的人一天比一天多，他仍扶病就榻讲论，临终前谆谆嘱咐诸子：“与友朋于精舍相互切磋，自有长益，无一语及他事。”(《年谱》)真正体现了诲人不倦的精神。

王襞一生奉献讲坛，“倡大家学”，继父讲坛之后，由于其讲学精辟，每次讲学都有所发明，颇使“后学悦服，即先公(王艮)群弟子无不事先生若先公。”“海内响应者，恍若心斋在焉”。(王元鼎《年谱纪略》)王襞始终以讲学为己任，直到病逝而未改初衷。更为可贵的是，他越到老年越是讲学不止。据记载，62岁，他赴苏州讲学，听讲者遍及“三吴”(即吴郡、吴兴和丹阳)；64岁，应耿定向聘，会讲金陵(今江苏南京)，发挥王艮“格物”宗旨；68岁，会讲海陵崇儒祠，每会为期五日；等等。其足迹遍布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安徽等省，弟子遍及大江南北，风动天下。王元鼎在《先生行状》中也说：“东压克承先业，讲学东淘，后进者倾诚悦服，即心斋弟子无不事东压若心斋也。”(王元鼎《先生行状》)《先生行状》中还有这样一段描述，反映了他讲学引起轰动的情形：“东压过陪都，随以指授，都人士云蒸雷动，如寄得归，乃至耆老为之太息，髫齿为之忻愉，贵介为之动容，厮台为之色喜，上根为之首肯，初机为之心开，一二卓然朗悟可俟将来者，其关钥皆自东压启也。”(王元鼎《先生行状》)焦在《墓志铭》中也说，“心斋子东压先生，推衍其说，学士云附景从，至今不绝。”王襞“至金陵，与多士讲习，连榻累旬，博问精讨，靡不其敬以去。”(焦《先生墓志铭》)这既说明了他的一种诲人不倦的精神，也说明了他学识深邃和讲学艺术的高超。随着王襞声望的提高，各地聘以主教者纷至沓来。王襞临死前也不忘讲学一事。“先生疾病将终时，三日前即不令儿女人卧房，危坐定气养神。时命门人梅圣辈雅歌取乐，顾门人日：“尔等惟有讲学一事付托之。”王元鼎《先生行状》)

韩贞与王艮、王襞一样，高度重视教育化人的重大意义，他从泰州学习结束回乡后，即树立从教终身的伟大志向。他在《答王东压师》中说：“乾坤担子仲尼担，陋巷颜渊未必闲。眼底莫言行道易，途中应有问津难。三千共学门墙下，几个相随陈蔡间。他日周流天下去，区区端作御车还。”(注：雍正本所刊此诗，文词颇异，兹录于下：“乾坤担子仲尼担，陋巷颜渊也并参，身外海浮空避世，途中津问几停骖，从游陈蔡甘同难。来学门墙道共谈。洙泗渊源流万古，得传一咏称奇男。”)(《答王东压师》)所以，他后半生从事教育直到临终前还不忘病榻讲学，临终前还不忘嘱咐家人及学子“以明道淑人”。万历十三年(1585)八月初九日卒。卒之日，召门人至，犹谆谆以明道教人，言不及他，已而危坐而逝。(《理学韩乐吾先生行略》)孙复举在《敦请讲学呈文》中说：“切见隐士韩贞，素行端庄，取重乡评久矣。迩年虽逾七十，志气尚未昏忘，病患虽中半身，动履尚能起坐；言语虽若蹇涩，化诲尚尔殷勤。所谓耄期称道不乱，惟日孳孳薨而后已者，斯人足以当之矣。”耿定向所作《陶人传》中说：“先生学有得，毅然以倡道化俗为己任，无问工商佣隶，咸从之游，随机因质诱之，化而善良者以千数。”韩贞一生化民的精神为他的弟子所感动，如罗汝芳受韩称感悟，不仅往纳拜称弟子，而且终身不赴廷试。

三、无问渔樵与工贾

韩贞的“无问渔樵与工贾”，既是一个教育平等的问题，也是一个“有教无类”的教育观念问题。韩贞的这一思想虽远承于孑L子，但主要还是受了泰州王学的影响。因为在王艮之前，“有教无类”虽然是一个悠久的历史命题，但从明代以前传统儒家理论的整体来看，他们的“有教无类”只是一个号，并没有真正落实在行动上，就是曾经说过“有教无类”的孔子也没有做到有教无类。在《论语》中有这么一句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显然，孔子的教育是把“民”排斥在外的。而王艮则不同，他提出了彻底的平等教育思想，并进行了广泛的实践。王艮认为，社会上每一个人，不仅有着共同的社会地位和作用，而且有着平等的本能，教育不应该有失偏颇。其实，王艮的有教无类思想也包含了平等教育的意思。

王艮继承了孔子“有教无类”这一传统。王艮认为，“容得天下人，然后能教得天下人。”他这里所说的“容”，并非指一般意思上的“宽容”，而是指教育对象上的一种包容，也就是要包容天下一切愿学之人，所以教育对象是不应当有差别的。王艮开始在家乡讲学时就在自家的门上写着：“此道贯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不以老幼贵贱贤愚，有志愿学者，传之。”(《年谱》)王艮的听众大多是邻里、乡人、盐民。后来随着王艮外出讲学，传授对象进一步扩大，有社会的上层人物，也有社会的下层人物。清末袁承业在重订王艮、王栋、王襞遗集时，费二年之力，编成《明儒王心斋先生弟子师承表》，虽如袁氏自谓“搜罗未广，遗漏颇多”，然亦可概见王艮的发展状况。“当时熏其德而善良者，陶人不止乐吾韩贞。樵人不止乐斋朱恕。一时士大夫航海而造先生之庐者，任其往来，启迪不倦，何异乎孔先师设教杏坛、群弟子四方毕至也哉。”(彭梅《王艮奠文》)赵贞吉在《王艮墓铭》中说：“先生接引人，无间隶仆。”或行商坐贾或乡村野老，或缙绅先生或衣冠大盗，一概迎而不拒。王艮学说的传播极为广泛，遍及十数省，受教育者不计其数，姓名可考的就有四百八十七人，不仅上白师保公卿，中及疆吏司道牧令，而且更多的是下层人民群众，其中有盐丁、农民、陶匠、樵夫等。当时我国东南一带家有王氏之书，人传安丰之学。与他的父亲一样，王襞也主张有教无类，同时他还提出了“倡大家学”(王元鼎《年谱纪略》)的思想主张，在他的弟子中亦有农工商贾，特别是像韩贞一样的平民百姓。

韩贞忠实地继承了王艮、王襞“有教无类”的传统，所以他的平民教育事业十分兴旺。对于韩贞讲学的盛况，陆西星在《哀东海处士乐吾韩公》中有一个描述：“闻风一时兴，门弟亦何盛。千年振遗响，木铎声甫静。”受王艮与王襞“有教无类”思想的影响，韩贞讲学对象“无问渔樵与工贾”。《乐吾韩先生遗事》中说：韩贞“倦倦以明道化人为己责，虽田夫、樵子，未尝不提命之。”孙复举在《敦请讲学呈文》中也说：“庶百姓之所顾安者安之，本县之所愿化百姓者，而此老声教之达易易矣。”只要愿意接受教育的，韩贞都有接受。韩贞的成人学子以工农商贾为多，也有绅士、大夫、官吏师从他，但更多的还是当地的平民百姓。在童蒙教育方面，他特别照顾穷困学生，照顾农夫、渔夫、盐民、穷苦人家子弟。对求学困难者免收束修，对求学真有进步者暂时封存束修，如学习退步不愿再学者则将束修如数退还人家。韩乐吾此举，乡邻称赞，世人惊异，名声大振，不少人不顾路途遥远，将孩童送到他的塾馆求学。对此，《乐吾先生行略》中也有记述：“凡来学者，不纳束修。间有以诚奉先生者，暂封存之，后有不善，即还其人。”这就使他的教育更具有广泛性、群众性和平民性。

四、后有不善归回仁

韩贞期望天下归王化，君民归尧舜，而不善之人回归仁，而教育的重要功能就是让那些不善之人恢复其仁善的品德，不孝之人恢复其固有的孝德。韩贞的这一思想与王艮、王襞的“复初说”是一致的。

王守仁认为，教育可以灭掉个人的私欲，保存各人固有的天理良知。他说“躁于其心者，其动妄；荡于其者，其视浮；歉于其心者，其气馁；忽于其心者，其貌惰；傲于其心者，其色矜。”人的“躁”“荡”“歉”“忽”“傲”主要是心不纯，教育可以使学习者陶冶“心学”和“道心”。而王艮则不同，他认为，所谓的“致良知”，其目的就是要恢复人最初的本性。

王艮在《复初说》中说：“诚心，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不善之动，妄也。妄复，则无妄矣。无妄，则诚矣。诚，则元事矣。故诚者，圣人之本。‘圣，诚而已矣。’是学至圣人，只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知不善之动者，良知也。知不善之动而复之，乃所谓‘致良知’，以复其初也。”(《复初说》)王艮的复初说是建立在他的气质杂性说基础上的。王艮在人性问题上继承了孟子的性善论，但他又认为，人生下来就有“气质杂性”。他说：“程子云：‘善固性也，恶亦不可非性；清固水也，浊亦不可非水。’此语未莹，恐误后学。孟子只说性善，盖善固性也，恶非性也，气质也，变其气质则性善矣。清固水也，浊非水也，泥沙也，去其泥沙则水清矣。”(《答问补遗》)在王艮看来，“恶”不是性，而是“气质杂性”，如同水中的泥沙不是水一样，“气质杂性”并不是真正的性。王艮对于张载的观点也不完全同意。他说：“张子云：‘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此语亦要善看，谓气质杂性，故日气质之性。”(《答问补遗》)在王艮看来，气质之性，即气质杂性。这种气质杂性并非人本有的性，但这种气质杂性，是可以变化的，其主要方法就是学习。他认为“言学不言气质”，就是说，通过学习教育就能改变人的气质，祛除气质杂性。“明得尽渣滓，便浑化。”(《答问补遗》)他坚信，如果教育能够真正发挥改变气质、祛除气质杂性、保持善心的作用，那么，由于人的进步而推进社会的整体进步，进而实现天下大治。所以王艮讲诚意，其根本目的是要人们端本复初。

王襞认为，教育者的主要任务就是启人修道。“夫尊道尊身云者，谓以道而觉乎人。”(《上道州周合川书》)他说：“若百姓，则不自知其Et用之本真而获持之，一动于欲，一滞于情，遂移其真而滋其蔽，而有不胜之患矣。圣人者悯之而启之修道焉，去其蔽，复其真，学利困勉之不一其功，亦惟求以率夫天命之性，而归之真焉而已矣。此修道之所以为教也。故日：修道之谓教。”(《率性修道论》)同时王襞还认为，良知本来是人人都有的，但后来被世俗所诱引，被污染了，“开眼便错，搅搅扰扰…‘起情动念”，糊糊涂涂，所以教育重点应该是恢复其本来纯净的良知，“吾求以复其初而已矣。”(《东压学述》)他说：“良知在人随处发见，不可须臾离者，只为世诱在前，起情动念，自幼便染污了。应接之间，不免牵引迷溺之，患所嗜所欲沾贴心目间。伊川先生所谓开眼便错搅搅扰扰，全做主不得，岂不为天下之大蠹乎?非良知之病也!”(《题冯生一龙云江图卷》)

从以上分析来看，韩贞强调通过教育使不善之人回归仁，与王艮、王襞的“复初说”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当然，王艮、王襞强调的是恢复人之初包括“仁”在内的本性，而韩贞主要是就“仁”这一道德品德要求而言的。在本性范围上虽然比王艮、王襞小得多，但他抓住了人性的核心，这与孔子的“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和孟子“人之初，性本善”的思想是非常合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