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的权利状况是法治进程的温度计

2011年1月，当国务院颁布施行被称为“新拆迁条例”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时，社会各界一起欢呼，一起憧憬：中国从此告别了“拆迁自焚”这一极端血腥野蛮的“前现代”场景。但是，接下来的变化显然出乎许多人意料。近段时间在湖北鄂州、湖南株洲相继发生了被拆迁者自焚的事件，最新案例是：5月9日，江苏兴化一男子因不满法院对其租用10多年的浴室进行强拆，将汽油浇到身上点火自焚。

许多公民在同一个问题上反复遭遇不幸往往反映了法制的缺陷，公民的权利状况则是衡量法治进程的温度计。从最近发生的几起拆迁自焚案看，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在“新拆迁条例”的适应时间范围上，地方官员和被拆迁者存在认识偏差，各自从对自己有利的角度进行解读。地方官员以项目启动早于“新拆迁条例”的颁布、大多数住户已接受拆迁为由，坚持按原定较低补偿标准强制实行拆迁；而所谓“钉子户”则以“新拆迁条例”为依据，要求提高补偿标准。在这里，“新拆迁条例”反而成了激化矛盾的导火索。二是“新拆迁条例”只界定了国有土地上的房屋征收与补偿标准，未涉及集体土地，农村集体土地与城市国有土地之间补偿标准的巨大差异，使开发部门将注意力集中在“集体土地”上，诱发了近期农村拆迁恶性事件。

可见，作为城市房屋拆迁法治化重要标杆的“新拆迁条例”，并非没有起到作用，只是不够完善。各种恶性事件的发生，都是绕着“新拆迁条例”走，不敢“对着干”，只能尽量钻法规的漏洞。因为设计不周密，“新拆迁条例”客观上存在可以被人利用的空子和漏洞，在一定时期内，反而刺激了拆迁自焚案的集中爆发。

如果说拆迁自焚事件还只是体现了法治进程中的反复与波折，那么“被精神病”事件的反复发生，则反映了我国精神卫生立法方面的空白。武汉徐武“飞越疯人院”事件已成为舆论焦点，至今有关部门没有对公众给出具有说服力的明晰交代；5月6日，虽然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精神病”的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护士郭俊梅胜诉，但法治在这里并没有胜利，因为法律没有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当法院宣布“康宁医院及医生高北陵则不承担法律责任”时，表明包括你我在内的每个人，还没有免于“被精神病”的威胁。

对于个人权利保障而言，“被精神病”是远比强拆更为恐怖的威胁。正如有评论指出，当一个人被确定为精神病而收治后，就成了法律上的无行为能力人，这意味着他所有的意见表达都不会被尊重，意味着他没有自，严重丧失自我保护能力，没有监护人的保护，没有人帮他行使决定权，他处于基本权利被极端剥夺、极端丧失的状态。而徐武、郭俊梅等许多人的经历告诉我们，“被精神病”在当下中国是如此的简单：只要公安授意医院，那么说你是“精神病”你就是，百口莫辩。一旦“被精神病”的判定发生效力，法律似乎也无能为力，因为决定一个人是否有精神病，所有权力都在医生。正因如此，“被精神病”成了一些地方和部门对待上访者、对待“不听话”民众的利器，也成了一些当权者或利益集团收拾妨碍自我利益者的工具。

当掌握一定公权力的人拥有轻易剥夺某个公民自和行为能力的手段时，当即使蒙冤者胜诉，相关责任人也得不到惩处时，一切法治建设都只是空话，因为它无法落实为对公民个人私权利的保障。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发生一些问题是正常的，难免的。但同一个领域里，同类问题反复发生且长期得不到解决，说明这是带有普遍性的公共问题，说明我们的制度和法律肯定存在缺陷和漏洞。这种缺陷和漏洞长期得不到解决，势必会不断制造问题与矛盾，积累破坏稳定与和谐的负面能量。如果这种负面能量的积累始终不能中断，就可能超出社会所能修复的极限。

在一个利益多元的时代，不是一发现问题就急于解决，而是等待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受到相当大的社会关注后再来解决，有时也是一种政治智慧。―方面可以更好地摸清症结所在，既治标又治本；另一方面可减少“另一方”的阻力，获得“这一方”更多的助力，使解决问题的难度更小，成本更低。但是，具体问题的解决可以守时待机，法治建设却不能等。无论是拆迁自焚还是“被精神病”，都让我们看到了今天的中国离真正的法治社会还有很远的距离。在法治问题上，不能用权谋，不能讲机变，只能诚心正意，堂堂正正，政府与民间合作共进。具体到上述拆迁自焚和“被精神病”事件上，立法部门至少应该对“新拆迁条例”的适应范围给出明确说法，及早界定农村集体土地的征用拆迁问题，堵塞法规漏洞；同时对精神病鉴定立法，明确公安机关的权力和责任，为“被精神病人”及其家属设置可行的救济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