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乐坛的消费主义和浪费主义

2007年12月10-12日，有幸作为音乐批评界的代表应邀参加由北京市文联及《文艺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的“批评与文艺：2007・北京文艺论坛”，听到若干语惊四座的高谈阔论，收获不小，感触良多。归来后整理思绪，乃成《当代文艺批评的阿Q性格――“批评与文艺：2007・北京文艺论坛”之归思》一文，就“时代谋杀批评”之说发表了我的零星感想和评论。之后想起北京某大学一位专门研究外国文学的年轻教授关于当代文艺与消费主义的发言，当时着实令我吃惊不小。记得第二天轮到我发言时对此作了即席回应，认为“这是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观点”，但未及展开。归来后惊魂稍定，思虑良久，仍觉意犹未尽，于是决定拿它作本文的主题。

这位年轻教授发言，以尼采的能量积聚与释放理论为依据，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积聚了大量财富，当财富积聚到相当丰富的程度时，就要释放，就必须刺激消费，于是便产生了消费主义；而当代文艺则为这种消费主义提供了一个释放的通道。为了给自己的观点提供有力佐证，教授还特别举例说，我国美术界某某人由于有了极高的知名度，因此只要他在一张破纸上胡乱涂抹几笔，然后签上大名，开出高价，争相购买者必然趋之若鹜，而此画的艺术质量究竟如何，则根本无人介意……。

听罢这席高论，原以为这是年轻教授的春秋笔法和苦中作乐的激愤之言，但细看教授发言时的神态，庄严而端肃，不像是上海人爱看的“冷面滑稽”或现代人最为时兴的“黑色幽默”；况且“北京文艺论坛”是一个严肃的高层学术论坛，在性质和时空条件方面与大众演艺游乐场所毕竟大不相同，而年轻教授也不必像演技高超的明星大腕那样在学界同行面前上演一出现场“脱口秀”。因此，我宁愿相信这是一个严肃学者的一篇严肃发言；也正因为它的严肃性，从而引起我的严肃思考也在情理之中。

我是从事音乐学研究的，对美术界的情况知之甚少，年轻教授所举之例是否属实，不敢妄言；但“当代文艺”自然也包括了音乐、戏剧、舞蹈、影视等诸多品种。从音乐界的实际情况看，类似的消费主义的例子固然也能找到，相反的例子也许更多。

类似的例子可以举出谭盾。无论从国内外极高的知名度还是在创作方面花样翻新、奇招迭出或人气极旺、销路甚好等等诸多参数看，都可为年轻教授之当代文艺与消费主义理论提供有力佐证。但即便如此，他为电影《卧虎藏龙》所写的配乐，却绝对不是“胡乱涂抹几笔再签上大名”的作品，否则，光靠名气是不大可能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音乐奖的，除非全体评委也都成了谭盾的消费主义者。此外，他的《永恒的水》以及《十九个操》等作品是否“胡乱涂抹”而成姑且不论，但在音乐界引起不同反响和激烈争论倒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他在国内举办的个人作品音乐会也远未达到听众“趋之若鹜”的程度。

相反的例子则更多。

首先说谭盾的同班同学郭文景，其国际知名度虽不及谭盾，但就其才华横溢和创造力超群而言，是国内作曲家中一位举足轻重的大腕级人物，在音乐界、特别是高等音乐院校中有巨量拥趸。他的交响乐《东方红日》是一部委约作品，据说作曲家从委约单位拿到的稿费相当丰厚，其价码之高，可谓我国当代作曲家单部大型作品稿费之最――这大概也可为所谓当代文艺的“消费主义”提供一个注脚了吧？可惜，这个作品在创意阶段就从根本上违背了交响乐创作的基本规律，因此无论郭文景才华再高、名气再大，也无论其创作态度是随意涂抹还是精雕细刻，即便作曲家以高超技巧将第四乐章帕萨卡利亚写得精彩绝伦，也挽救不了作品整体失败的命运。果然，上演后非但没有出现听众趋之若鹜、同行好评如潮的盛况，反而在同行中引起广泛而激烈的批评。

其次说三宝。这位学习指挥专业出身的青年作曲家，以一曲《你是这样的人》蜚声乐坛之后，接连为若干电视剧和杨丽萍的《云南映象》谱曲，其出众才华和能力在音乐界和普通听众中赢得了广泛赞誉，从此声名鹊起，身价倍增。不过，近年来由他作曲的两部音乐剧《金沙》投资2000万元、《蝶》投资4000万元（一说6000万元），创造了我国本土音乐剧单本剧投资规模的最高纪录，也可算作当代文艺“消费主义”的两个典型范例了。然上述两剧公演之后，尽管剧组在广告宣传上不遗余力、高调推销，当事者殷切盼望的观众“趋之若鹜”的盛况非但远未出现，反倒惹来业内同行的强烈非议，各种批评纷至沓来。

再说著名舞蹈编导张继刚――在我国当代舞蹈编导中，是一个才华横溢、声誉日隆的佼佼者，其诸多舞蹈小品已成为我国当代舞蹈艺术的佳作。但他导演的音乐剧《白莲》，尽管投资规模不小，舞蹈色彩斑斓，场面宏大绚丽，却终因其戏剧内涵薄弱、舞蹈成分之未能有机融入戏剧而在上演后不久便从此销声匿迹矣。

此外，著名电影导演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曾以不少作品倾倒无数影迷并对之“趋之若鹜”，论艺术成就及其在世界同行中的名声、地位和影响，丝毫不亚于国内美术界、音乐界、舞蹈界任何一位大师级艺术家。他们近年来投入巨资制作的所谓“大片”，影片本身争奇斗艳，名导们的创作态度精雕细刻而绝无“胡乱涂抹”之态，广告宣传铺天盖地而绝无推销不力之嫌，应是我国当代文艺界消费主义之集大成者无疑。然公映不久便受到同行们的批评和观众们的冷落，在电影市场上几无例外地连遭滑铁卢之败。

何也？是当下音乐界、电影界的能量积聚与释放尚未达到“消费主义”的标准？

何也？还是“当代文艺与消费主义”理论的本身出了问题？

在我看来，无论是美术界，还是音乐界、舞蹈界、戏剧界、影视界，无论是哪一级的艺术大师，即便将人们辛辛苦苦“积聚”的财富“释放”于制作中达到天文数字，在面临每一个新的创作命题时，如果不在艺术本体、艺术质量上殚精竭虑、狠下苦功，如果不在增强作品艺术魅力和感染力上出新出彩，把这篇大文章做精做足，只想通过自身已往的名气地位投机取巧，或耍弄某些小聪明来糊弄同行和观众，就绝不可能将已经“释放”出去的财富通过自己的作品再“积聚”回来，也绝不可能让中国观众对你再一次“趋之若鹜”。

当代乐坛中的这种消费主义，说到底，乃是一种在浮躁、轻狂等不健康心态驱策下追名逐利的、危险的、害人的“浪费主义”――它不仅浪费了天文数字般的人民币（即所谓“硬财富”），在当代音乐创作中助长豪奢侈靡、投机取巧之风，同时也将某些著名音乐家已往通过出色艺术创作而在广大观众中点点滴滴积聚起来的良好声誉和个人形象（即所谓“软财富”）白白浪费。这种“消费主义”理论及其“浪费主义”的种种实践如不及时制止而任其泛滥，用不了多久，必将从根本上将广大观众对当代音乐的期待和信任挥霍一空。

用尼采的能量积聚与释放之说来为这种浪费主义实践提供理论支撑，把它精心打扮成“消费主义”，无疑是当代文艺批评界最大的黑色幽默之一。只是，目睹成吨黄金（尤其是当这些黄金是用无数纳税人心血铸成时）买来一堆艺术三等品、残次品乃至假冒伪劣类垃圾之怪现状，面对如此幽默，一切有良知和责任感的艺术家是无论如何也笑不出来的；更感可悲的是，某些艺术家的艺格和人格已被自己浪费到了严重透支的地步仍不自知自省，依然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上演这类黑色幽默剧，岂不令人痛哉？

对此，我们除了心灵滴血、欲哭无泪之外，还要大声疾呼：

艺术创造必须回归本体，消费主义理论和浪费主义实践可以休矣！

居其宏 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