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视角下的微博反腐现象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要】

本文运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考察微博作为反腐方式的优势与弊端，发现其在公共领域的构建方面具有极大的可能性，但微博自身局限性与管理缺失带来的问题也不容忽视。目前，微博反腐只能作为制度反腐的补充，不能取而代之，微博反腐有待于与制度反腐更好的配合。

【关键词】

公共领域；微博反腐；舆论监督

2011年恰是“政务微博元年”，政府机构大批进驻微博。此后，微博反腐迅速发展，逐渐进入成熟阶段。微博反腐的成功似乎预示着微博必会成为一种最新的反腐方式，但在这种现象的背后，不应是盲目的跟风与狂欢，更应理性思考其对于国家权力监督的合理性与局限性。本文试图运用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从微博反腐现象出发，探讨微博重建公共领域的可能性。

一、微博与“公共领域”理论

公共领域理论最早由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人类条件》中提出，后由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军人尤尔根・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将其概念化。

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在这个领域中，“公民们在非强制的情况下处理普遍利益问题，作为一个群体来行动，他们可以自由地集合和组合，可以自由地表达和公开他们的意见”，“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

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哈氏分析了近现代大众传媒的功能退化。他指出，19世纪中后期以来，大众报刊逐渐取代了具有批判意识的文学家庭杂志，它们往往不惜牺牲其政治与公共事务内容，迎合教育水平较低的消费群体的需求，因而文化消费的伪公共领域取代了文学公共领域。

互联网的发展带来了传播资源和传播权力的社会化，在微博时代，这一改变体现得更为明显。新传播革命是一场个人与国家关系的重新定义，它催生了一个全新的传播环境，推动了整个社会的权力结构转变，为社会民主化带来全新的课题。微博的出现，让技术乐观派看到了“公共领域”由人文理想变为现实的希望。就其传播特性而言，微博是现阶段最有可能接近公共领域的媒介。

二、微博构建公共领域的可能性

从哈贝马斯的论述来看，理想的公共领域具备以下特点，首先，必须拥有可供私人聚集的公共平台；第二，在这个平台上所形成的公共舆论必须建立在自由辩论和理性批判的基础上；第三，公共舆论形成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对国家权力的有效监督。

（一）微博造就广泛公众自由聚合的平台

与以往媒体不同，微博大幅度降低了信息的门槛，每个人都可以主动选择接受和传递信息，甚至只需要有简单的移动终端就能实现。同时，微博作为一种自媒体平台，具备了平民化和去权威化的特质，更接民公共领域的概念。

首先，从微博反腐的案例来看，参与主体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微博的开放性创造了一个多元话语空间，它能够动员成千上万的普通网民加入反腐队伍，任何掌握相关信息的人都能成为反腐浪潮的源头，改变“少数人监督多数人”的尴尬局面，通过广泛群众自发性的反腐力量，使腐败者被曝光的几率大大增加。

此外，微博反腐的参与方式更加便捷安全。正式的机构反腐恪守“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使得反腐门槛提高。而微博反腐遵循“举证责任倒置”原则，让被举报者自己承担举证责任，是一种低成本的反腐方式。同时，在微博反腐中，只要公布真实确凿的证据，举报人即使匿名也不会影响举报效果。在如今举报制度有待完善的环境下，微博的匿名性极大地保护了检举者的人身安全，也进一步激发了公众参与反腐的主动性。

（二）微博提供充分讨论与理往的技术支持

公共领域形成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参与者能够就某一议题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在哈贝马斯的理论体系中，面对涉及普遍利益的问题时，公众舆论必须在充分讨论和理往后形成。

微博通过转发、评论和私信等功能实现无数个“微型对话”，这种互动构成自由辩论的平台，任何微博用户都能够发表对公共事件的观点和意见，同时，其他用户也可以对其提出质疑，传受双方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在微博反腐的过程中，不乏理性的探讨和观点的碰撞。以“微笑局长”事件为例，在杨达才回应前，鉴表专家“花总丢了金箍棒”就作出了“一线不多，基本二线，低估在20万元内”的判断；在杨达才回应后，更是出现了与多数意见不同的观点，如网友“方澜静”表示，“就冲着敢直面网友这点，我就觉得此官可嘉”。部分实名微博用户还要求，网友应先拿出可靠的证据，再来质疑。

（三）微博公众舆论实现对国家权力的监督

公共领域是介于私人利益与国家权利之间的公共空间，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他们所关注的公共事务，形成公众舆论，实现对国家权力的有效监督，从而维护总体利益。

微博用户集信息者、信息接收者和信息中转站三种角色于一身，使得任何一条信息的传播都可能通过两条路径展开：一种是“发散路径”，信息一旦，则会显示在所有关注者的页面；一种是“转发路径”，一旦用户转发，他的所有关注者则都可以看到此信息。这两种路径经常处于相互交叉的状态，信息的传播速度和范围呈几何级倍增，这就是微博的裂变式传播。

微博作为信息的源头，其裂变性传播特点使得举报信息一旦进入到微博领域，会带来极其强烈的辐射力和震撼力，成为舆论的发酵地，进而转变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监督力量。

三、微博建构公共领域的局限性

微博在中国的发展时间并不长，它还在迅速成长的过程中，就微博自身特性所带来的局限性以及当前缺乏完善的管理制度来讲，微博在反腐过程中所暴露出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

（一）缺乏理性的微博反腐仍然存在

1.网络谣言滋生，伤及无辜

网络上有一句名言，“当真相还在穿鞋，谣言已经跑遍半个世界”，网络的快速发展也伴随着谣言的滋生蔓延。

微博在成为腐败事件的曝光台的同时，其纠腐反腐的真实性亦有待考量。微博所提供的平台“人人都可以发言”，但也正因如此，“把关人”的角色逐渐弱化。由于公众对官方不信任的悲观情绪，‘阴谋论’反而更有市场。

以2012年的24起网络反腐事件为例，其中有9起最后经过调查确认为失实，其中微博曝光的4个失实事件，分别是曝官二代一年买两豪车事件、广西一公安局长高中生事件、四川达县县委书记李春包养九名情妇事件、南京市纪委称“微博反腐易打草惊蛇”事件，最后都被证实与事实相悖。

2.人肉搜索，法律边界难以确定

微博实现监督功能时，最大的问题是“人肉搜索”所产生的个人隐私权与公民知情权之间的矛盾。“人肉搜索”可以作为一种意见评价机制，那些挑战人们道德底线的言行被曝露在社会舆论之下。在杨达才的微笑照片被在微博之后，就立刻拉开了人肉搜索的序幕，使其身份迅速得到确定。这种特殊的信息共享方式受到越来越多的追捧。

然而“人肉搜索”缺少有效的监督机制，一旦运用不当，超越了网络道德和网络文明所能承受的限度，就容易成为网民集体演绎网络暴力非常态行为的舞台，造成对当事人的侵权甚至伤害。因此，人肉搜索极易演化为用违法方式揭露违法行为的被动境地。

3.舆论情绪化，缺乏有效证据

由于网民素质参差不齐，受情绪化倾向和从众心理的影响，部分网民在思考问题时容易过于偏激。就目前微博传播的内容来看，感性言论依然大量存在。网络反腐狂欢更多的缘于民众对官员的不信任，他们先入为主的观念，认为官员的名表肯定不是自己买的，“求鉴定”其实是民众发泄长期压抑的不满情绪的出口。

如今处于亢奋期的“微博反腐”混淆了微博在反腐中的功能，将爆料误解为调查取证甚至判决。在某些微博反腐的成功案例中，爆料人的确进行了调查取证，但具有“执法意义”的调查工作仍是由纪检监察机关完成的。“微博反腐”概念下的微博，在指向反腐意义的时候并没有超出爆料功能。

（二）“即逝公众”造成微博反腐的偶然性

微博网友更接近于传播学意义上的“即逝公众”，而不是哈贝马斯所构想的能够长期维持“理性讨论”的民主社会的公众。即逝公众天然地疏离和拆解一切旧的体制和话语，具有一种革命性的潜能，但同时，他们缺乏民主素养，尤其缺乏稳定的社会交往理性，他们随着媒体事件的发生临时形成，也随着媒体事件的消失烟消云散。

微博反腐固能促成问责，但单纯依靠民众抓住官员的一言一行，曝光官员的名表、名烟，实在有太大的偶然性。在微博上，有不少网友认为杨达才“倒霉”，因为他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露错了笑脸。微博成功反腐常常可遇不可求，只有反贪腐制度化、日常化，大量隐蔽的、未被舆论所关注的贪腐线索，才不至于逃脱追究。

四、结语

微博反腐的出现，深刻改变了普通公民行使表达权、监督权的方式，也激发了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极大拓宽了揭发腐败行为的渠道。在这个意义上，微博极有可能从哈贝马斯所描述的“乌托邦”变为现实中的公共领域。

但在充分认识到微博反腐功绩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这种突破传统舆论监督困境的反腐形式，如果缺乏制度的支撑，难免会呈现出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因此，在微博反腐与制度反腐相互融合，形成一套完善的反腐流程和监督体系前，微博必定只是制度反腐的补充，而反腐还应回归顶层设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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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祝华新．微博反腐：亢奋中的隐忧［N］．中国青年报，20121210

［6］杨于泽．反腐微博仍未超出爆料的范畴［N］．中国青年报，2012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