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东方快车”?

可以想像，正在涌动的外资并购热潮绝不会“昙花一现”，而这股热浪也引起了人们的议论，叫好者有之，而担忧反对者也不乏寥寥。外资并购究竟在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是不受欢迎的“搅局者”？还是能为中国企业助力的“东方快车”？

外资并购，永远都会是吸引人眼球的话题，不论是之前的“凯雷并购徐工”，还是苏泊尔的“远嫁”法国，甚至是前不久的“娃哈哈遭遇‘强娶’”，外资巨头们都在并购中扮演着分外强势的角色。

于是，“哀鸿遍野”的声一再充斥于大小财经媒体的各个版面，并且这种对外资的“敌意”迅速扩张到民众之中。“娃哈哈”事件中，不少中国普通群众就喊出了“达能滚出中国”的口号，对于一个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来说，这样的表现实在不能算是成熟，而我们也想问，外资并购真的那么罪大恶极吗？

然而，我们却看到了一些不同的身影，有许多中小企业，并没有尽全力发展自己的事业，它们努力维持一个“中上游”水平的目的，仿佛就是等着外资巨头的收购，这样的态度让人难以理解，为什么它们会采取这样的形式发展自己的企业？这样的方法难道也有可取之处吗？外资并购究竟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恶果，还是中国企业发展的“助力”？

对外经贸大学的桑百川教授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面对复杂的外资并购情况，不能简单地一概否定，也不能轻易地一律赞扬。外资并购并不是只发生在我国，国际上的跨国并购风起云涌，已经有5次大的浪潮，许多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都积极利用跨国并购，取得的结果是推动了经济技术进步，促进了技术创新活动。”

《通商》：如今，在一些企业身上出现了这样的怪现状：它们并不致力于企业本身的发展壮大，而是坐等外资巨头的“并购”，这种“发展模式”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应该如何评价它们这种“排队搭车”的现象？

桑百川：本土企业乐于被外资并购，原因不尽相同。一种是产权模糊。如果企业自身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并获得正常的利润率，还热衷于被外资收购，往往是企业的产权模糊，在内部人控制下，实施被外资并购的方案，管理层在并购中获得好处，所有者的权益受到损害。另一种是竞争压力。“排队搭车”的企业里，以在零售、物流行业的居多，这些行业里中小企业比例较大，接近于完全竞争性市场，市场竞争激烈，许多企业达不到规模经济，需要通过兼并、重组，改善市场结构。当中小企业意识到靠自身力量无法赢得市场竞争时，面对行业内并购浪潮，很自然会选择以被收购的方式退出市场，或与其他企业包括外资企业合并。还有一种情况是战略选择。一些本土企业通过参加外资并购，如果是合并，或部分资产、业务的收购，而非全额收购，本土企业则成为跨国公司的子公司或跨国公司产业链条上的一环，可以在跨国公司的成长中增值。

《通商》：“中国制造”在全世界范围内正经历着一场严重的信任危机，有人说，出现这样的危机，和中国制造本身处于产业链的低端有极大的关系。您认为是这样吗？面对”中国制造“遇到的问题，有识之士奔走相告―要实现产业升级、技术创新。但问题也随着而来，要实现这样的创新，所要付出的代价必然更加沉重，如果利用外资并购的契机，对我国企业的发展会不会是一条“捷径”呢？

桑百川：“中国制造”遭遇信任危机，与”中国制造“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关系并不大。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产品都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出口产品也并非都遭遇信任危机。中国制造遭遇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根本上是中国出口快速增长，且规模巨大，导致国际贸易摩擦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一些进口大国借机诋毁中国出口产品的结果，当然也与我国极少数出口产品存在质量问题有关。

追求自主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到新阶段的战略需要。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造成环境、资源压力与日俱增，对外贸易利益偏低，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走到尽头。自主创新需要很多条件――制度条件、政策条件、资源条件等，如果处理得当，通过合资、外资并购，也可以获得我们短缺的资源，突破自主创新的瓶颈，更快实现技术上的进步。

自主创新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创新，都离不开对外开放，有效利用外资。外资并购带来新技术、新知识，我们应该加以消化吸收，并提高创新；在引进外资、参加外资并购中，可以发现我们的技术空白，了解技术发展动态，开发新技术，进行原始创新；在外资并购中，可以成为跨国公司产业链条上的一环，通过跨国公司的技术外溢效应，对技术进行集成，进行集成创新。

《通商》：外来投资者在中国市场上展开并购行动时，它们会更加关注哪些行业或企业？

桑百川：外资并购的重点行业可以分为下列几类：一是市场前景非常看好、资本密集度和技术含量高、且行业内已拥有一定数量外资企业的制造业。如：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电子、石油化工、机械等；二是规模效应明显的流通业，主要是批发与零售以及大型综合超市、百货业等行业；三是正在取消进入限制的原垄断行业，如银行、证券、电讯、港口、航空、自来水等。这些行业外资公司本身的产品或服务与国内相比有较明显的优势，能带来垄断或超额利润；四是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如通讯设备制造、计算机硬件、生物工程、软件、新材料等。

《通商》：入世以来，政府是不是太过于鼓励外资的进入？外资并购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治疗”国有企业积重难返的各类“恶疾”，但问题是，许多国企是掌握着国民经济命脉的支柱型企业，是不是应该对它们加以保护？如果应该的话，那么之前发生的“凯雷并购徐工案”究竟是保护不力？还是不需要保护呢？

桑百川：我国的外资政策并不是一味鼓励外商投资。在我国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非常明确地把外商投资分为不同的类型：鼓励、允许、限制、禁止类。我国是根据自身需要决定哪些产业和项目鼓励外商投资，哪些既不鼓励也不限制，哪些可以投资但有限制条件，哪些则是禁止外商投资的领域。

我国的国体决定了，为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必须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控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并提出国民经济主要行业和关键的分布内容。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也据此详细列举了未来国有资本集中投资的领域，其他领域的国有资本应该适当退出。

机械行业属于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和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但同时又是竞争性行业，国有经济要保持较强的控制力，对该领域的骨干企业国有经济要坚持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徐工机械是我国机械行业的一个骨干企业，凯雷并购徐工案以国有资本绝对控股收场，体现了国有资本的投资战略要求。但是，机械行业是竞争性行业，国有经济控股其中的骨干企业，是出于社会制度要求的安排。

《通商》：娃哈哈被达能“强娶”事件，伤害了很多中国民众的感情，对于这样有影响力的民族品牌，我们又该不该对其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

桑百川：娃哈哈与达能的纠纷，是一个典型的商业纠纷。双方合作中产生摩擦，一个要分手，一个要“强娶”，最终只能通过法律程序解决。法律判决不能以感情为基础，而要符合法理。从感情上讲，我们当然希望本土的优秀品牌不断发展，但品牌是企业的无形资产，是在市场竞争中培育起来的，它的价值是其增值能力。保持和发展民族品牌的核心是企业掌握核心技术，能够赢得市场竞争。如果一个所谓民族品牌只能靠政府保护来生存，无法靠技术、实力赢得市场，发展壮大，无异于政府保护落后。因此，呼吁保护民族品牌也往往成为一些落后企业的遁词。

《通商》：反垄断法在前不久正式通过了，这是不是意味着政府对并购事件中，外资企业所表现出的强势已有所不满，欲对其加以限制呢？

桑百川：反垄断法被称为市场经济的宪法，中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当然应该尽早出台反垄断法。反垄断法所针对的对象不光包括外资，而是针对包括内资、外资在内的所有垄断行为。当然，外资通过并购方式造成市场垄断，也是反垄断法所不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