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进外资的转折期:值得关注的理论与政策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吸引外资的纪录屡创新高，从2002年至今的几年当中，外资流入的数额都在500亿美元以上，2005年更是突破了600亿美元的大关。外资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愈益重要。大量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外资无论在宏观经济层面还是在行业或企业层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后者被称为外资的溢出效应)。然而，进入2004年以来，外资在一些典型行业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且有进一步形成垄断的趋势，这种现象引起了各个方面的关注。

本文认为，上述现象的出现确实可能使我们吸引外资的过程进入一个新的转折期，但不能把引进外资的问题与中国市场结构、中国本地企业的发展问题割裂开来考虑。引进外资的问题不是孤立的，因此解决问题的思路也就不仅仅在外资政策的单一方面。本文意在借鉴国际FDI(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深入探讨我国吸引外资出现转折的内在理由，从而为进一步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我国外资溢出效应充分时期的内在原因

虽然在宏观层面外资的作用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但总体来讲，外资对我国经济增长、外贸增长以及就业等方面的贡献仍然会持续，因此，问题的焦点主要凸显在行业层面和企业层面。为了从机制上探讨吸引外资转折期的可能出现，我们认为有必要对2004年前外资溢出效应非常充分的时期进行剖析，从而理解出现转折的内在理由。我们认为，外资对我国的行业与企业产生充分的溢出效应有其深刻的市场背景和企业竞争能力变迁以及政策限制等方面的内在原因。

第一，市场环境：需求层次限制了外资优势，降低了本地企业的进入门槛

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增长创造了内需市场的繁荣，这种拥有十几亿人口的消费市场无疑对跨国企业是极具诱惑力的。然而，虽然我们拥有8％以上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就实际的消费水平而言，与国际市场需求相比，仍有明显的差距。国内研究FDI的学者江小涓对我国制造业的研究发现，1997年跨国公司对中国转移母公司最先进产品和技术的比例很低，直到2001年以后这种状况才发生了转变。这种水平较低的技术也被称为“适用技术”，其适用性无疑是适用于我国当时的市场需求层次。可以想见，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即使外资有能力采用更先进甚至是最先进的技术，我国的市场有效需求也难以消化相应的产品，于是，在这种状况下，外资所展现的技术优势受到了我国市场需求水平的限制。与此同时，从我国本地企业的角度来看，虽然受外资企业的威胁，但外资企业在本地市场展现的优势并不是高不可攀的。例如，我国电视机行业，经过了1978年至1990年间大规模国外成熟技术的引进以及90年代以来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与创新，产生了如TCL、康佳、长虹等大型的本地彩电生产企业，目前在CRT彩电的国内市场，虽然也有老牌的外资彩电企业的参与，但我国的大型本地企业已占据了市场的绝对优势。由此看来，我国本地市场较低的需求层次，事实上不仅限制了外资企业先进水平的发挥，同时也降低了我国本地企业的进入门槛，有助于我国本地企业的快速起步。

第二，竞争态势：外资企业的竞争劣势相对于内资企业的竞争优势

正如国际管理理论所阐述的，投资于东道国的国际企业与东道国的本地企业在竞争能力方面各有优势。一般而言，国际企业相对于东道国的本地企业往往具有(技术和资本)所有权优势(Dunning，1993)；而相对于国际企业，东道国的本地企业也因熟悉本地市场、拥有本地渠道和关系网络等具有一定的本地优势。这一早在80年代就被国际管理学界的学者们发现的基本规律，对于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也毫不例外。中国市场虽然广大，但内部结构非常复杂，收入差距、条块分割、习俗多样，hn之我国转型经济等多种因素都构成了市场环境的复杂性，对于任何跨国企业，这些都是需要学习和了解的，这种学习和了解都需要相当的时间。例如，沃尔玛进入中国市场，需要花大量的时间详尽地考察当地人们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否则就无法使在其超市出售的几万种商品满足中国老百姓“一次性购物”的需求。事实上，当沃尔玛刚进入深圳的时候，这一方面表现得并不出色。其主要原因，还是中国超市琳琅满目的消费品更加贴近市民生活的需要。与此相类似，本地销售渠道的建设是进入中国时间不久的外资企业的又一软肋。2000年以来，国人目睹了我国手机制造业的迅速兴起，其中我国本地企业最值得炫耀的就是其分布广泛并且经营有效的销售网络。尽管我国的手机行业是在外资企业进入后才发展起来的，像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外资品牌也已家喻户晓，但如TCL和波导等民族品牌的手机企业仍然是一飞冲天，其销售网络的成功运作为其打下中国市场的半壁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事实证明，本地企业对本地市场的了解以及本地销售网络的优势确实是与外资企业竞争过程中的制胜法宝，如果用中国人的思想解释，其道理与古时“田忌赛马”如出一辙。

第三，外资政策：外资竞争优势难以迅速发挥

在我国的开放初期和中期，为了一方面达到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目的，另一方面又使外资不至于对我国的行业和企业造成太大的冲击，我国采取了逐步开放的外资政策。如果从竞争分析的角度来考察这种政策的现实作用，我们不难发现，这种政策客观上限制了外资企业竞争优势的发挥。我们知道，像沃尔玛这样的世界零售巨头，相对于国内的零售企业，它巨大的竞争优势源于其拥有超强的资本实力、全球零售业运作的成熟管理经验以及出色的IT系统的支持。对于超市这样一种商业运作模式，从单店经营来看，似乎并不需要太多的资本和太复杂的管理技术，然而，其综合的竞争优势则体现为在资本能力支持下的开店数目，以及由于规模经济和IT系统支持下的整体有效运作所创造的成本与价格的优势。我国外资政策对外资企业开店地区以及在同一地区内开店数目的严格限制，恰恰割断了这种经营模式中资本联系的纽带，从而致使外资企业的资本实力难以发挥。

第四，综合效果：内外资综合能力差距较小，适于充分竞争和学习，便于外资企业产生溢出效应

综合以上各个方面，我们发现，在我国开放初期和中期，虽然外资企业的进入对我国的本地企业造成了竞争的威胁，但由于我国市场需求环境和政府外资政策，限制了外资自身竞争优势在我国市场的发挥；与此同时，外资进入到我国这样一个既广阔又复杂的大市场，其本地市场知识的缺憾和本地销售网络的欠缺又进一步弱化了他们在我国市场上的竞争实力。其综合的效果表现为：我国本地企业与进入的外资企业在综合竞争能力方面的实际差距是比较小的。根据国际、国内关于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研究，当内外资综合竞

争能力差距较小时，一方面适于内、外资企业展开充分而适度的竞争，这种充分而适度竞争的结果不仅不会把内资企业逐出市场，相反会有利于内资企业在竞争压力下迅速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另一方面内、外资企业竞争能力差距较小也有利于内资企业向外资企业的有效学习，从而汲取外资企业产生的溢出效应。

我国吸收外资出现转折期的可能性

自我国采取对外开放政策以来，一方面外资在我国的长期经营使之对中国的了解在不断地积累；另一方面，在我国2002年加入WTO之后，对外开放政策也进一步宽松，据我们分析，近几年我国吸收外资转折期的出现是有可能的。

第一，市场环境：高端需求被启动，外资技术实力得以展现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和中期由于我国市场的需求层次较低，外资企业只将成熟的技术应用于我国就足以满足市场需求的话，在开放十几年的今天，这种状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随着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的迅速发展，随着大量外资的不断涌入以及一大批中国本土的跨国企业的产生，在中国一大批高收入的人群也应运而生，我国城市的高端需求已经明显被启动。在这种情况下，同样根据江小涓的研究，2001年以后外资企业向中国转移技术的速度明显加快，使用母公司最先进技术的外资企业达到了41％。如果我们从技术积累、R&D(研究与开发)水平，特别是对高新技术、核心技术的把握方面来看，普遍的情况是，外资企业明显优于本地企业。例如，根据我国著名投行的分析报告，在我国高端冰箱的市场上国外品牌的销售量所占份额高达65％，销售份额高达70％，其主要原因正是由于他们掌握相应的高新技术，比我国本地企业领先进入这些新的发展领域。由此分析，我们认为，在我国市场的高端需求被启动的情况下，外资企业的技术实力以及创新能力在新的形势下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现，从而使刚刚成长起来的本地企业在技术与创新方面的弱点相对凸显出来。

第二，竞争态势：外资适应环境、竞争能力增强

对于外资企业，在进入中国的初期对中国市场和消费者缺乏了解是不可避免的，但在进入中国的一段时间后，他们对中国市场的经验在不断地积累；特别是，在建设学习型企业、本地化人才方面，许多外资企业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的工作，从而使其进入初期水土不服的状况得到很大的改善。如果现在走进沃尔玛和家乐福超市，我们就会发现它与几年前的状况大为不同。外资手机制造企业在2004年后的反戈一击也反映了同样的状况。这些年中，外资企业在与本地企业的竞争中调整了其销售渠道与方式，其营销力度与效率都有显著的提高。2004年外资手机企业夺回半壁江山的现实情况，清晰地反映了外资企业已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初始的弱点，在我国本地企业原有的竞争优势领域缩小了差距，从而整体竞争能力明显加强。

第三，外资政策：进一步开放，使外资竞争优势得以释放

在2002年我国加入WTO以后，我国对外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态势已经不可逆转，多数行业都在原有的开放程度上进一步放松限制，给进入我国的外资企业更大的运作空间。仍以我国零售业为例，加入WTO规定我国在3年内取消外商投资地域和数量的限制，5年内取消外商在零售业和批发业投资的持股形式及比例的限制。在此政策下，2004年，我国商务部新批准设立外资商业企业32个(包括批发企业11个)，批准原有外资商业企业新开分店299个，批准设立各类大小门店1473个；截至2004年底，国内共有295家外资零售企业及其4800家分店。至此，外资商业企业在华发展态势已经呈现从点到面的战略发展格局。实际上，无论是外资企业还是内资企业，在这几年中都在实施快速扩张战略，在多个城市布点并且在同一城市增加开店数目，有“跑马圈地”的味道。然而，在此过程中，内外资企业的快速扩张能力体现了明显的差距。一边是资本实力雄厚、管理经验丰富的国际商业巨头，随着开放，政策的进一步宽松，其原有的竞争实力得以充分地彰显；而另一边则是刚刚成长起来、资本与人才都相对短缺的本地商业企业发展的步伐忽快忽慢，像华联超市这样在扩张过程中遭遇困境的企业不在少数。

第四，综合效果：综合差距有拉开的趋势；外资的进入程度加深，挤出效应有出现的迹象

据上述多方面的分析，无论是高端需求的启动还是外资政策的进一步放开都有利子外资企业原有竞争优势的充分展现；与此同时，外资在中国运作经验的积累也帮助其在较大程度上克服了对市场了解不足以及销售渠道薄弱的竞争劣势。综合分析的结果表明，在一些行业中内外资企业的综合竞争实力的差距确实有拉开的趋势和可能性。借鉴国内外针对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的经验研究，当内外资企业的综合竞争实力差距较大时，激烈的竞争会超出“适度”的范围，一方面技术差距大或资本差距大可能导致本地企业向外资企业学习的能力不足；同时由于竞争实力的悬殊，也可能致使本地企业在竞争中受挫，以至于发生挤出效应。考察我国的现实情况，除了现有行业中内外资企业的综合竞争实力在发生变化，典型行业中有能力差距拉大的趋势；同时外资对中国的持续涌入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问题出现的可能性。因此，为防止充分的“溢出效应”逐步被“挤出效应”所替代，我们认为，当前特别有必要关注我国引进外资可能出现的“转折期”。

可持续发展的出路探索

事实上，当前引进外资的转折期并没有明显出现，但提出引进外资转折期概念是一个有现实意义的预警。它是在认真研究外资进入我国的发展规律基础上提出的，因此，如前所述，转折期的可能出现不是单一的政策所致，它的可能出现有其特定的社会环境和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如果说我们曾经经历了引进外资并充分汲取其溢出效应的时期那么我们也有理由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克服转折期的困扰，在拥有大量外资的环境中争取可持续发展的机会。我们认为，这需要同时依靠企业与政府双层面的共同努力。

1．企业层面：立足国内市场，学习合作竞争，开拓海外市场，培养创新能力

首先，如前所述，相对于进入东道国的外资企业，本地企业具有熟悉本地市场、拥有本地销售渠道与网络的本地优势。当前虽然这一优势在外资进入一段时间后会伴随外资企业的学习过程而相对减弱，但这一优势仍然也必须是我国本地企业的立足之本。事实上，我国内需市场的快速发展仍然是我国本地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市场空间，对本地市场需求的前瞻与引导能力是把握增长机会的根本：广泛而有效的渠道条件是获取发展机会的保障。

其次，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在强大的国内市场能力和渠道能力的支持下，我国大型本地企业已经具备了与

国际大型跨国企业进行合作竞争的能力。在产业全球化的发展态势下，无论是核心技术还是关键零部件生产厂商往往都不具备独家垄断的地位，这就为我国本地企业提供了选择合适的国际合作伙伴的机会；与此同时，对于那些垂涎于中国市场但又是后来者的外资企业，合作竞争也是他们敲开中国市场大门的捷径。因此，依托本地优势，学习合作竞争，是我国本地企业在技术、资本能力有限的状况下获取重要资源的有效途径。

其三，对于具有国际化特点的行业，开拓海外市场是在全球化市场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必由之路。如果说在开放初期由于我国市场需求层次较低造成我国市场游离于国际市场之外的阶段性特点，那么在我国高端需求市场被启动，消费需求与国际市场接轨的条件下，没有海外市场的支持与补充，我国本地企业将最终无法与享有广大国际市场的大型外资企业比拼规模。

其四，在当前的情况下，尽管我国企业尚可以依赖国内市场的强大市场能力和渠道能力；尽管我国企业尚可以通过合作竞争获得部分技术资源；尽管我国企业在前十年的发展中进行了一定的资本原始积累；但缺乏自身的创新能力仍然是阻碍未来高速发展的核心缺憾。当前国家关于“培养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出是非常适时的，也是非常及时的。

2．政府层面：坚持开放政策、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提高综合管理能力、扶持创新与海外拓展能力

首先，中国作为在国际上已颇负名望的大国，改变开放政策、对外资加大限制力度的做法显然是不明智、不可取的。更重要的是，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理解当前吸引外资转折期的可能出现，也不是单一的外资政策所造成的，因此，可以肯定，单纯地改变开放政策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其次，区别于开放初期我们急于吸引大量外资进入的情况，我国目前已是一个拥有大量外资企业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对于各种不同性质的经济体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发现，当前无论是在税收方面还是在跨地区的发展方面，外资企业都优于内资企业，前者是我们当初在吸引外资的前提下提供的优惠政策；而后者则是我国条块分割的体制痼疾造成的。这种不平等的竞争环境只有通过政府的努力才能够得到改善。

其三，提高政府的综合管理能力。在我国采取对外开放政策以来的今天，外资也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任何关于外资的问题都会与我国的产业发展、城市规划以及社会进步等问题紧密相关，这就要求我们的政府换一种角度看待外资，要把有关外资的问题看成国民经济的综合管理问题。例如，在欧洲的一些国家，为了扶持小的本地商业企业的发展和保障就业机会，政府会在城市规划中明确限制大的商业企业(无论是内资的还是外资的)的垄断性扩张行为。对比我国，我们思考，当前国际商业巨头的快速发展是否也应合理纳入我国的城市规划呢?

最后，从扶持民族产业发展的角度，政府有必要有针对性地支持我国本地企业的创新活动和海外拓展。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海外拓展能力是制约我国企业在世界市场上发展壮大的瓶颈环节，在这两个方面加大政府的支持力度会帮助本地企业较快地缩小与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从而扶持本地企业迅速走上与外资企业充分竞争、互利发展的轨道。

(摘自《国际经济合作》2006年第4期)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财政部办公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