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投资如何才能激活

[编者按]

最近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表示,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被称为“新36条”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呼之欲出。

这是继2005年《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史称“非公36条”)以后,就启动民间投资、调整国民经济的微观格局、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又一项重大举措,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微妙时刻,“新36条”透视出的重大政策动向无疑引起社会极大的关注。

但是民间投资要迎来春天,还要突破不少障碍。

扶持民间资本是大势所趋

《中国证券报》的文章说,如果我们今天再不改善投融资环境,不重视民间投资在摆脱危机和今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生力军作用,不服务好民营企业对各类投资环境改善的需求,那么,中国内需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就会因为企业经营的低效,劳动力收入增长的缓慢,收入再分配的资源限制,以及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产品的能力下降而更加依赖对政府刺激经济政策,即使中国市场的繁荣不断升温,但它跟中国企业的成长和个人收入的提高有可能脱节,内需的繁荣也仅仅是建立在政府的财政支撑或资产价格膨胀这样虚假的财富效应的基础上。

“玻璃门”和“弹簧门”

《南方日报》报道,中国投资协会副会长张汉亚告诉记者,民间投资进入一些领域会遇上两道门,一个是“玻璃门”,看着可以进去,真的想进去的时候,头上会撞个大包;还有一个就是“弹簧门”,刚刚把脚挤进去之后,稍稍不小心就被弹出来了。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垄断行业中民营资本进入比重不超过20%,在全社会80多个行业中,允许国有资本进入的有72种,允许外资进入的有62种,而允许民营资本进入的只有41种。

“欢迎民营企业进入到这些领域是好的,但同时相关领域中的国有企业要退出,如果‘巨无霸’坐在那儿,让民营企业进去做什么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与金融学教授许小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认为。他表示,有出才有进,拓宽民间投资应适当引导政府投资逐步退出一般性竞争领域,防止挤出效应。

张汉亚认为,民间资本之所以不敢投是因为石油、煤矿领域都被国有企业占据着,这些领域也是民间资本的“伤心领域”。当初自由地进入,结果政策一变就被清退出来或是以很低的价格被收购。“现在要是再让他们进去也会很疑虑,已经有心理障碍了。”他说。

航空业不是民间投资的好选择

《广州日报》报道,2005年3月,民航局一纸规章打开了民营资本进入航空业的闸门,十多家民营航空依次翱翔于蓝天,兰世立、王正华、王均瑶、祝凯……一个个生疏的面孔开始走向公众的视野,他们自称为“鲶鱼群”,发誓要创造一个属于他们的民航新时代!

5年后的今天,深圳航空、鹰联航空、东星航空……或倒闭,或落入国有航空公司之手。

进入民营航空的民营资本,并没有几个真正将民营航空当成航空公司来经营,而是利用监管不严之便利,将民营航空当成了“摇钱树”,从中“圈钱”。

某媒体引用一位审计人士的话称,“在重新审计的深航财报中,大量实际为“大股东占用”的资金,计提了拨备,直接影响盈利减值”。如果这个消息属实,那么深航高达20多亿元的负资产就有了解释。总资产只有不到4亿元的东星航空,负债竟然高达10多亿元,也有被幕后老板“圈钱”的嫌疑。

缺乏公平的竞争环境,往往让民营航空在市场上丧失话语权。特别一场金融危机之后,高达150亿元的国有资本金被注入了国航、东航和南航,而民营航空,只能依靠自己。制度之困和资金之殇,注定民营航空难以“长命”,以盈利为目的的民营资本,只能借“圈钱”来达到赚钱的目的。

虽然民营航空相继获准成立,但制度上的羁绊还相当多:一是航线资源,一些黄金航线的黄金时刻被国有大型航空公司牢牢把控,民营航空很难涉足;二是资金支援,目前的金融机构对民营航空的扶持力度很小;三是公平的政策环境,很多民营航空公司成立后,都受到了国有航空非法的挤压,比如“封杀令”等手段。

制度之困很难彻底解决,即便是国内航空市场完全开放,还要面临国际航权的壁垒。

其实,全球航空业一直处于亏损状态,“如果从航空业诞生之日起计算,全球航空公司亏了上百亿美元。”

所以,一架飞机动辄都要数亿元的航空业,确实不是民营资本能够敲得动的行业,再加上行业壁垒、国家之间壁垒,以盈利为目的的民营资本,航空业确实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金融业的软门槛太高

《广州日报》报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张承惠表示,目前,在金融领域已有一些民间资本进入,比如农信社、地方城市银行、基金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甚至一些大型保险企业。但她估计民间资本在我国金融业的比例仅约百分之十几。

民间资本难以进入金融领域的症结在哪些方面?张承惠说,最大的症结在于“软门槛”。我国并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禁止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但政府有关部门的原则是不准入、不审批。比如银行业务,政府基本不批给民营企业“牌照”。

她认为,考虑到国际金融危机还没有完全结束,加之我国金融业面临初级发展阶段,金融监管当局对民营资本进入暂时还会持相对谨慎的态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间资本在金融领域进行过不少尝试,但似乎永远绕不开“放开―风险暴露―收紧―进入地下操作”的怪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农村合作基金会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金融业的高风险性和社会影响,决定了其对民间资本的开放步伐较其他实业要谨慎。

张承惠说,金融开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改革会从此前金融服务的薄弱环节入手,如农村、中小企业、弱势产业、新兴产业等。

她建议,民营资本可选择以下一些突破口:(1)控股一些小银行和证券公司;(2)从的金融服务业入手,包括保险、保险中介等;(3)从小规模业务开始,比如在信贷方面,银行做批发,小额贷款公司可承接零售业务。

能源领域:短期内民资难有作为

《南方日报》报道,有关专家指出,尽管“新36条”要比“非公36条”在准入领域、开放尺度等方面都有所放宽,但由于传统能源领域早已被大型国企“垒筑高台”,而新能源领域的投资又面临技术上的“壁垒”,因此,短期内民间资本在能源领域或难有大作为。

华南师范大学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律专家表示,尽管2008年8月1日《反垄断法》出台,但由于该法律仅反对市场滥用支配地位的行为,并不反对垄断主体,因此,传统能源领域垄断的现象继续存在,“新36条”即便出台后,民间资本也很难在这些领域长期立足。

与传统能源被众多国企“分疆划域”难以介入相比,新能源领域或将更受民间资本的青睐。但业内人士表示,新能源领域目前受国家政策扶持,但受技术壁垒的限制,进入门槛也不低。

俞红鹰是广州红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与众多投资者想借“新36条”出台之机介入风电市场不同,他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便在风电机构从事10余年科研工作,后来继续做了8年新能源产业规划工作后,2001年创办了红鹰能源,近10年的摸爬滚打让红鹰能源的市场扩张了不少。

俞红鹰告诉记者,由于国家对新能源项目大力扶持,即便在“新36条”出台前,红鹰能源每年也能享受上百万元的创新基金资助。由于有高新产业之美名,前来找红鹰能源的风投络绎不绝,“基本上2天就有一家”。“如果民间资本想借‘新36条’进入能源市场,在新能源领域没有政策门槛,但技术能否达到一定档次是一大问题”,俞红鹰表示,而在传统能源方面,民间资本能否达到一定规模并在市场站稳脚跟,则显得至关重要。

不能对民资“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21世纪经济报道》发表文章说,目前民间资本投资管道淤积,主要位于“非制高点”产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属于产业链条下游,虽有资本积累但无奈受限不得跃进到电信、金融、石化等上游产业。资本流动受限,获利回报狭窄,加上外部金融危机冲击未了,实业经济运作艰难。很多民间资本脱离实业,游弋于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助推资产泡沫,抽离实体经济。一旦解除管制、准入自由,那么民间资本的投资范围就大大拓宽,资本导入新的产业领域,不仅可以扩大就业,提高经济效率,还可以抑制资产泡沫。

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单单是放开管制,同时也是创造平等规则。而它最核心的指导思想就是放弃“工具思维”,民资是一个经济发展的工具,而不是一个经济体里面平等的主体。一旦经济复苏有恙,需要民资“帮忙”,就鼓励民资;一旦经济复苏稳固,就可以降低民资的平等性。在这种思维,民资也会博弈,也会猜度各种可能的变化,也会揣测长短期的成本收益,从宏观上看,这将形成民资跟进的狐疑和“滞后”。我们相信,这一次对民资的“松绑”,将真正推动各类经济主体的平等性,恢复民间产业资本信心,让中国经济复苏得更加稳健。

刘杉:三个问题待解

《新世纪》发表特约研究员刘杉的文章,文章说,国务院多次发文强调鼓励民间投资,但效果不彰,主要原因在于行业大门虽开,然无形门槛依在。中央政府再启民间投资,并强调“非禁即入”,意义巨大,但仍有三个问题待解。

首先,管制部门能否真正放松管制让人怀疑。行业管制导致部门权力巨大,放松管制即意味着原有既得利益丧失。不可指望管制当局能够主动放弃权力,还须相关实施细则配套,并加以激励和监督。

其二,国有企业怎样定位不得而知。垄断性行业长期为国企控制,其与管制当局联系密切,利益难分。为维护既有格局,必会官商联手阻碍民间资本进入。如何规范国企边界,约束其市场行为,有待国企改革进一步深化。

其三,民间资本如何生存令人担忧。垄断行业但投资要求颇高。民间资本进入初期,体质虚弱,难禁风雨。想站稳脚跟并长大成人,仅靠自身努力并不现实。因此,政策能否有所倾斜,对民间资本进行扶持值得期待。毕竟国企长期受到关照,已成行业“巨无霸”,简单强调平等竞争,其实并不平等。

“民间投资36条”如何不空转

《华夏时报》发表经济学博士、CCTV财经评论员马光远的文章。文章说,即将出台的“民间投资36条”要避免重蹈2005年“非公36条”空转的尴尬,首先当然是解决认识和理念问题,要充分认识到启动民间投资不仅仅是救急,是充当公共投资的接力棒,而是为中国未来的市场经济奠定一个良好的微观基础;其次,要从政策层面真正鼓励,特别是在石油、电信、金融等垄断领域,要给民间资本的进入开辟绿色通道,清除一切不合理的限制法规,给出时间表;第三,笔者注意到,在“民间投资36条”里一个特别有价值的规定,就是政府帮助非公经济进行产业升级,参与国家级的课题和研发,这意味着,未来民营经济在技术的研发方面,可以获得国家的资金,这对于中国制造的提升是非常关键的,亦希望在政策中提出明确的比例;最后,鉴于不合理的规定和审批制约民间投资的积极性,笔者建议大幅度削减民间投资进入垄断领域的行政审批事项,并且建立一个专门的内阁级的“民间投资促进局”负责政策的贯彻和落实,避免政策空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