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明治”在突围

“三明治一代”这个词发源于美国，形容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可是在急剧变化的中国社会，30岁左右的人群无论从人生阶段到时代特征，都典型地陷入了这种夹层状态之中。他们夹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夹在父母和孩子之间，夹在上司和下属之间，夹在都市与家乡之间，夹在现实与理想的挣扎之间，像极了一只三明治。

李梓新创办了“中国三明治”网站，进而成立了“三明治会”公益组织。他和同伴试图帮助这个人群中的成员找到创新点，改变那些死气沉沉、按部就班、为他人而活的不得已而为之的生活方式，释放他们的创造力，为社会带来正能量。

“它打破了传统的老乡、同学、同事的人际网络架构，以相似的价值观为纽带，把不同行业、不同背景的同龄人汇聚在一起，为各自的个体生活提供新的元素，带来新的冲击，并在一起做更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在折腾中明志，为30岁左右的焦虑找到方向，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

为30岁左右的焦虑寻找方向

2011年初，李梓新就处在一种焦虑的状态中。按理说，三十而立的他算是小有成就了。大学毕业就成为南方一家知名财经媒体的记者，出过两本书，工作七年后，他带着小家庭到英国留学，然后“海归”成了一家薪资优厚的跨国财经公关公司的副总。

有一天，当李梓新西装革履地坐在写字楼里，内心却如此不安――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虽说人生是绵延不绝的一天天，但在某一个时刻，你还是会发现自己肚腩多了，皮肤松了，每天起床需要喊激励的口号才能爬起来，你会叫刚毕业的新鲜人“小朋友”。是的，这个阶段来临了。

阅历的增加让李梓新总结出了这些“30岁上下的中国人”的困惑：他们试图保有自己的梦想，但总有现实的各种羁绊；他们需要面对日益衰老的父母，也对下一代的育儿焦虑万分；他们一边还着房贷，供养着家庭，一边梦想着间隔年（GapYear）休整旅行或者出国留学；他们不知要维持朝九晚五的日子，还是要一咬牙下海创业；他们想除了在网上转发痛骂毒奶粉、毒胶囊的微博，还可以为社会做一点什么？

身边的同龄人包括海归朋友都纷纷吐槽承上启下的压力。

李梓新觉得有必要把这些事情记录下来，这大概也是当记者时养成的职业习惯。于是他想，那就创建一个让身边的同龄人分享各自经历甚至“吐槽”的网站吧！

没想到，源自个人感受的“三明治”定位迅速引发了大批同龄人的共鸣，一些趣味相投的人相继走进来，成为“中国三明治”城堡里的一员。“中国三明治”衍变成为一群有“生活创新”想法的30岁上下人群的集合体。他们为30岁左右的焦虑寻找突围的方向，进行生活方式的创新。

“三明治”们迸发出的正能量

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们不仅建立了一个网站平台，记录、讨论和传播三明治人群各种生活方式；从网站平台又发展到“三明治会”的建立，往公益组织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

从线上走到线下，“三明治会”每个月举办一次主题沙龙、举办类似新闻培训的专业工作坊，每隔一周都有运动聚会。

面对面的线下活动让这个人际网络更真实。2011年底到2013年，“三明治”和联劝基金会举办了三次“一个鸡蛋的暴走”的公益募款，为希望小学的孩子筹集每天能吃上一个鸡蛋的善款。2012年5月的活动中，“中国三明治”的40名参赛队员中27位队员历经10余个小时走完50公里，筹集善款17.8万元。而在一年前，成员中的很多人还彼此不认识，还散落在茫茫的都市中。

2012年底，“三明治”联合众筹网站点名时间发起“拍出一个新视界”儿童摄影公益项目，30天内募集善款8835元，用以帮助北京的打工子弟小学学生能接触到相机，教会他们摄影的基本知识，并在学校和社会为其作品做展览。一个小小的想法，在成员们和志愿者们的集体努力下变成现实。李梓新很感谢“三明治”们迸发出来的能量。

现在，三明治网站创办一年多的时间，超过40万次访问量，主创团队有十多人，会员也发展了300多人。

在折腾中“明志”

记者：“中国三明治”是什么？有人说，哦，那群爱折腾的人。你认可这个说法吗？

李梓新：潮州老家的父亲看了“中国三明治”网站后，也对我说，“这就是一群爱折腾的人，现在你终于不孤单了。”

一位原来卖电脑的理工男，也是“三明治”的会员，因为喜欢咖啡，便用自己的理科技术翻墙去Youtube学做蛋糕，随后他开了一家有机生活类的咖啡店。梦想离我们就是一步之遥。

“中国三明治”的成员现在还凑在一起折腾，让有趣的同龄人汇集到一起。

记者：“中国三明治”和美国流行的“三明治一代”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李梓新：名字虽然相似，但聚焦点不一样。“中国三明治”所要代表的不是美国“三明治一代”饱受压力的灰色状态，而是聚焦在如何突破固有的生活模式、明白自己志向的人群身上，激励每个人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

改变先从自身做起，我辞去了公关公司副总的工作，对有妻儿家室的男性来说，降薪换职的决定需要更大的勇气，虽然也纠结过，但是最终下决心回到自己最爱的写作行业，并把更多自由时间投入到新事业――“中国三明治”平台的搭建和运营上。

刚开始的时候，我作为网站主编做了一些三明治会员的访谈，尽管篇幅冗长，但还是有不少网友耐着性子看完了。

写千寻的那篇，点击量达到2万多。我去拜访千寻的时候，她刚刚在北京郊区一个乡里当副乡长半年。这个乡的很多地方，遍地瓦砾，拆迁工作已经进行了几年了，它的目标是建成北京下一个CBD和使馆区。

千寻毕业于人大新闻系，进入了一家航天国企工作，五年之后她成了年轻的副处长。然而为了新的挑战和隐隐的理想，她选择成为一个15万人口的乡镇的“父母官”。这个新角色给她带来的冲突是如此剧烈，最开始她经常因为戴了一个比较漂亮的发卡就被乡长批评不适合乡里。而当她下班去上舞蹈课的时候，她穿的职业性的肉色丝袜又会被一起学舞蹈的同学嘲笑。而即使这样，她还在业余开了一家西班牙菜餐吧，上个月刚刚在北京北五环开业。她身处多个角色之中，却无比清醒。如果不和手下工作人员用指令式的语气交代工作，她还是那个有着文艺理想的年轻人，像走在大街上的那么多同龄人一样。

记者：像千寻这样的“三明治”多吗？

李梓新：多啊，发起“三明治”后，我碰到越来越多这样有趣的人物。曾经七八年都沉迷于养蛐蛐而“荒废专业”的导演程亮，在认识我之前，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处于夹层。直到在我“撩拨”下，他隐约发现了自己的“三明治状态”。从此，程亮开始改变自己，每天活在商业和电影两条轨道之间：白天当他的互联网公司CEO，周旋于客户与创投之间；晚上，他全身心投入自己喜欢的电影创作艺术中去。

记者：有没有处于社会更底层的“三明治”？他们怎么改变自己，突围夹层状态？

李梓新：“三明治”采访过一个收废品的妈妈，她叫小英，34岁，有一个8岁女孩儿和一个6岁男孩儿。同样生活在五光十色的上海城里，她的生活与我的迥然不同：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没有双休日，没有旅游除开春节回家的一个月，每天过得都和昨天一样。但是她从不抱怨，对生活充满了热情，凭自己的气力养活自己。她觉得自己挺幸福，有儿有女，都生活在一起，两口子身体不错，还算是在上海扎了个根（租房子）。所有的家当都是自己一分一分挣出来的，从来没有用过爸爸妈妈、公公婆婆一分钱，还时不常地补贴他们，小英觉得挺欣慰的。她关心两个孩子的成长，希望他们在上海发展，并托小区里的妈妈网购一些儿童读物和课外书给孩子们看，希望两个孩子见识广一点，能够适应环境，适应社会；头脑聪明，合群；不要占别人的小便宜；要让别人都看得起他们。

记者：你说过，“中国三明治”是帮助30岁上下的中国人寻找自己生活方式的组织和平台。走到现在，觉得愿望实现了吗？

李梓新：我们这个组织，是以价值观和年龄作为纽带的，不是老乡，也不是同事。小宋是85后，从事房地产业，以前的人际圈子难免客套虚假，现在加入了“三明治”，觉得交流起来很真诚。小伙子感觉像是“找到另外一条生活的线索”。

另一方面，是唤醒并且集结“三明治”们的力量，让他们知道，即使在羽翼未丰的时候也能做很多事，可以很大程度地影响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