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营企业五大困局

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对外向型企业的威胁，消费乏力对产业升级的制约，过低的社会地位，新劳动法带来的沉重成本，规则不透明带来的巨大耗费，是民营企业的五大困局。

疾风知劲草。

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使中国民营企业面临的危机突然闪现。本来，民营企业已经持续几年在很多领域退出角斗场，全球金融危机更使国内民营企业生存艰难， 4万亿投资的救命钱，则更多地投向“铁工基”，本来缺钱的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进一步被挤压，房地产几乎绑架了中国经济，大量的居民财富都被地产吸收，一直喊了很多年的中国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亦因为居住收入过低而遭遇瓶颈。

概而言之，中国民营企业遭遇五重困境，可谓30年以来最严峻的时期，改革初期政治领袖所宣称的“杀出一条血路”，对今日的民营企业依然适用。

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

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30年的崛起，乃是融入全球化的过程。

在本次金融危机之中，一度风靡数十年的全球化出现了严重倒退。随着“货币战争”言论的高涨，世界各国对资本的流动的重新监管，普遍加强。全球主要国家，都想通过出口摆脱经济困扰。在此情况下，加大自己的出口，限制他国的出口，则成为通常的做法。贸易保护主义则开始抬头。

美国抱怨，中国为维持巨大的贸易顺差而故意低估人民币汇率，造成了美国的失业率上升。中国则反驳道，美国在通过印钞推低美元汇率。对欧元未来的质疑已引起了人们的忧虑，去年秋天，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允许美国企业申请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以报复中国的汇率政策。该法案今年可能不会成为法律。美国的失业率仍居高不下。而保护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哲学正在逐渐恢复。

而这种变化，将对长期以来的中美模式造成重创，众所周知，美国的高消费低储蓄模式，一直为中国所需，美国早已经是中国的第一大海外市场，很多外向型企业的最终市场，就在于美国。特别是在大众消费品领域更似乎如此。中国生产，美国消费，已成定势。而今，这种定势即将被打破。

在欧洲，对于中国的贸易壁垒则更为严重。

而这些变化，将直接对中国出口型企业造成普遍影响。在浙江和广东这些外向型经济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造成的影响更为巨大，在广东，很多玩具厂商在金融危机几年中大批倒闭。在浙江，纺织行业也一度遭遇重创，很多出口型企业的业务暂时性下降70%以上。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民营企业的转型，已经迫在眉睫，广东推行的是“腾龙换鸟”模式的产业改造，将一些产业迁移到外地，而浙江，则更多的是加快传统产业本身的升级，如延伸产业链，市场的转移等。在未来，很多民营企业的突围，亦多遵从这两种模式。

消费乏力制约企业转型升级

目前，能够称为世界性品牌的竞争性中国企业，仅有华为、沙钢、联想等少数几家企业，中国消费乏力，国民普遍的低收入导致消费水平低下，迟迟完不成产业升级。这也是无法建立世界品牌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我国，城镇居民收入主要来自工资性收入，一般而言，国民收入增加，社会购买力就会增强，企业的产品就会更有需求，有研究表明，我国消费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经济增速将提高1.5至2.7个百分点。

虽然拉动内需是“十二五”规划的重中之重，但是，口说无凭，目前我国消费率只有45%左右，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近20个百分点。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增速已经连续多年低于GDP增速。普通民众收入徘徊不前。

很多中国企业家，都非常羡慕日本企业崛起，而其实，考究日本企业崛起过程，我们可以发现，肇始于国民收入的增加，并由此带来的商业繁荣和产业升级，对于日本企业崛起至关重要。

1960年年底，日本池田内阁宣布实施为期10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第一个措施，就是提高工资，并且建立广泛的社会保险体制。1967年日本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发起了一场消费者革命，并成为了日本经济起飞的基础和转折点。从5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日本发生了三次消费革命，开始由“生活合理化”向“更加舒适化”、追求“实现物质需求欲望”发展，而消费革命也引发了日本的产业升级。1965～1974年，日本的“3C”（空调、汽车和彩电）时代终于到来了，彩电、空调当时的平均价格为20～25万日元，约为当时职工2～3个月的工资，小汽车的普及则是在70年代后半期，此时制造业工人工资在20～25万日元，当时每辆售价平均约为100万日元。大约等于一般工人5月的工资。

日本的电器、汽车等企业，正是在此宏大的背景下，应国民需求而生，并进一步扩张海外，成就世界性巨头。

而在中国，一个怪相是，作为一个相对贫穷的国家，我们却出现了“产能过剩”的危机。而其实，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结构不合理，导致消费结构的畸形。由于贫富分化严重，权贵和富豪阶层的奢侈品消费流行，中国仍然有数量庞大的穷人群体，但是成为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大国，是不正常的。而在另一端，则是庞大的低收入人群所构成的低端消费市场，而在此中间，大众消费，或者说是“中端消费”严重匮乏。

目前，中国企业喊产业升级多年，但价格战依旧风行，其核心原因就是低端消费流行，企业造高端产品，只能有小众市场，由此，普遍的低利润，使企业无力投入技术研发和品牌建设，只能在低端徘徊。近年来，众多家电企业在液晶、等离子等高端领域的突围也一直无法实现。很多人总喜欢说中国没有大企业家，没有企业家精神，所以诞生不了世界性企业，这无疑是一种偏见和无知。

消费的不足，未来将长期制约中国企业的产业升级，而这对于依靠竞争生存的民营企业，并非吉兆。

平底鞋与高跟鞋

近日，在第八届中国民营企业峰会上，浙江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郑宇民成为“最给力官员”，在央视主持人董倩要求他站起来说话时，郑宇民回答她：你是央企啊，穿着高跟鞋，我是代表民企，我穿着平底鞋，我们在一起我觉得不公平，应该坐下来，平起平坐。

郑宇民所在的浙江，以民营企业为主，在浙江，也许可以做到民营企业为主体，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民营企业仍然处于从属地位，处境堪忧。

最近几年来，新老“非公三十六条”陆续出炉，似乎从政策方面，已经放宽了民营企业准入门槛，铁路行业、医疗行业已经陆续批准民营企业进入。

但是，在现实中，民营经济与国营企业却在起点上存在巨大差别，自2008年金融危机至今，很多民营企业都难以获得贷款帮助，而国营企业则资金充足，甚至很多巨亏的企业都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银行贷款支持。在很多企业因为暂时性资金断裂而濒临倒闭的时候，大批中央企业却在过去一年中，大举进军地产行业，成为各地的“地王”。

而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竞争，根本就不对等，以石油行业为例，部分人称颂 “三桶油”的业绩，而事实上，民营企业与三桶油，就是典型的一个穿平底鞋，一个穿高跟鞋。因为民营石油企业，根本就没有原油进易权。

更为严重的是，90年代末期开始的关于国有企业逐步在竞争性领域退出的改革，逐步恢复到改革前的状态，在很多行业，曾经进入的民营企业，被逐步清理。半开放行业，有逐步退回到封闭性、非竞争性行业的危险，最典型的就是钢铁、石油和航空行业。

知名企业领袖冯仑就说了，一个明智的企业家，根本就不应该去碰国营企业占主导地位的行业。

新劳动法不堪承受之重

新的劳动合同法实施已经有三年了。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劳动合同法》在增加了企业负担的同时，并没有给广大的中国劳动者带来太多实惠。

事实上，新的劳工合同法对于众多中小企业来说，更是沉重的负担。以北京为例，一个月薪为5000元的一般白领，企业在他身上的付出，除了5000元的工资外，还有至少2000元以上的各种保险，而同时，员工自己也还需要缴纳部分，而这部分钱，员工自己也拿不到，一旦他换个城市工作，基本就等于打了水漂。

以前新劳工合同法没有施行时，企业还可以变通下，比如不为员工缴保险，但是，将要缴纳保险的金额，与员工平分，企业少负担一点，同时，员工能够拿到现金。现在，新的劳工合同法施行之后，企业不得不全额缴纳保险，而员工的现金，变为社保账户里无法挪动的死钱，等待几十年后疯狂贬值。

这种事情的本质，等于强迫年轻人把现金拿出来，存到一家利息很低的银行，而且几十年不准取钱，对于年轻人来说，正是消费旺季，买房和负担家用，是他们的重担，把他们的现金抢走部分，形同割肉。

在全国4300万个企业中，92%的都是民营企业，而在全国的就业人口中，也以民营企业为主，民营企业的兴衰，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就业问题。2010年，中国500强民营企业的利润总和，还不如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家企业的利润，民营企业利润之微薄可见一斑。在新劳工法实施之后，很多本来利润就很低的企业，不得不考虑关门了事。

为什么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虱？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政府责任的缺位，企业员工的收入与保障，都落在企业身上，而企业作为一个追求利润的实体，其承载能力有限。假如企业利润下滑，或者是出现动荡，它又何以承载员工个人乃至家庭养家糊口的重负？

在一些福利型国家，公民的社会保障的途径则广泛得多，在北欧一些国家，公民失业之后领取的救济金，基本够其生活开支，瑞典更是实行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瑞典政府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达50%。纵使是在以竞争闻名的美国，由政府提供的各种全民福利，也足以分担公民的大部分社会保障，失业保险等则由政府与企业协商，共同出资。

而在中国，各种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最后都转移到企业身上，员工的各项保险，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员工，保险都是由员工个人和企业分担，看不见政府的影子。

建立由政府、企业以及其他社会性组织共同参与的“社会和约”，而非将所有责任全部转移到企业身上，才可能结出真正的善果。否则，政府的所谓“好意”，最终不过是张空头支票。

你请客，你买单，才是真情意。你请客，却要他买单，似乎不太真切。

目前，中国财政已经连年增收，国库充盈。是时候为全民保障加大投入了。

最昂贵的企业家制度造成巨大消耗

经济学家周其仁曾说“中国有世界上最昂贵的企业家制度和最廉价的企业家”。

在中国做企业的艰难，民营企业家有更多的体会。柳传志就说过，中国的企业家，都既是商人，又是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一人身兼三职，耗费了无数的精力。

欧美都是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做企业非常简单，只要关注于市场竞争就可以。而在很多亚洲国家则不行，企业要想获得大的发展，必须拥有雄厚的社会资本，而最重要的，就是与相关主管部门、地方行政长官搞好关系。因此，企业家为了企业和自身的发展，就不得不积极获取和加快积累社会资本，一身兼几职，导致压力沉重。

还有即是整个社会的诚信问题，由于商业规则的缺失，商业伦理的沦丧，使整个商业社会的交易成本居高不下。甚至是很多以前的领袖性企业，现在也被发现不能相信，“蒙牛事件”、“圣元事件”、“腾讯与360之争”，凸显了中国商业竞争的无序。

法律的滞后，使商业社会中存在很多和误区，企业家的风险增大。元旦刚过，有关部门即出台了相关法规，宣称集资20万以上即为非法。而事实上，很多企业所需要的资金缺口岂止20万，如果向银行和机构借贷无门，又无法通过其他方式找到资金来源，很多企业也许就不得不打球。地下方式在一些地方流行，而这种模式，目前在国内并不为法律允许，一旦出事，企业家将有牢狱之灾。

而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需要在中国实现商业去政治化，给予企业家一个宽松的环境。

同时，建立完备的法律，确保商业规则的公平，合理和有序。

一个鼓励创业、鼓励竞争的商业社会，应该是相反的：最廉价的企业家制度和最昂贵的企业家。

同时，中国目前的情况是，很多制度非常“傻”，既不合理，亦很僵硬，需要企业家花费很多聪明才智，去寻找制度的漏洞，打球。或者，未来更应该出现的情形是：制度的设计，应该是非常合理和巧妙，如此，企业家都能够将主要精力放在经营上，则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将普遍上升一个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