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知识分子应对自身的“危险性”高度警觉

最令人感动的价值，不是那种敢于挑战和颠覆权力的英勇气概，哪怕这个权力有着缺陷，而是，坚持不懈地关切和促成真正有价值的事物默默生长的责任心。

新时代需要公共知识分子

“一个新时代来临了”。其实，“新时代”并不一定比“旧时代”更美好，更不是什么天堂，它可能会给一些人提供更多的机会，同时使另一些人的生活更加痛苦，甚至它有可能使整个社会的冲突与动荡或专制与压抑的程度都大大加剧，从而使大多数人的痛苦增加而快乐减少。同时，从本质上说，“新时代” 也并非是由个别执政者的意愿带来的，而是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总之，我们之所以称“新时代”是“新”的，只是因为主导这个时代的基本精神和理念发生了变化。

今日中国的“新时代”，我把它称之为“从主要追求经济增长向追求社会全面发展的转变，以及从完全由政府主导向政府与民间互动的转变”，这“两个转变”标志着中国社会已经从转型的前期跨入转型的后期。而推动这种转型的源源不断的动力则来自于人们在现代化过程中，价值追求的阶位的自然提高，从仅仅追求温饱和安全，到追求自主与尊严，到追求政治上的承认与参与。假如说，转型前期的焦点问题是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的话，那么转型后期的焦点问题则是政治体制的化转型，它的核心课题就是要厘清国家在整个社会中的位置与职能，以及执政党在整个国家中的位置与职能。从而以最小的社会动荡的代价，来促成一个有限、透明和可问责的现代政府的形成。在这个过程中，人文和社科知识分子应该可以作出自己的重要贡献。

人文知识分子的危险在于煽动激情，引发纷争和动荡

一个天生的军人、一个伟大的将军，总是在期待战争的爆发，而且越是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恶战，就越是能够激发他的万丈豪情。同样，一个天生的人文知识分子期待的是论辩，（我们看到，希腊哲学和先秦诸子都是在争辩中产生的，苏格拉底和孟子都是超级辩手）越是关系到国家与民族应该何去何从的惊心动魄的大辩论，就越是能够突显出人文知识分子存在的价值。目前，中国政治运作的基本理念都处在前现代的状态，关于国家与政党的理论，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与途径，都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就为大辩论的发生提供了某种真实的背景，作为人文知识分子，期待的是倾心投入一场像“新文化运动”（ 至少是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这样的关于国家命运的公开的大讨论，在讨论中寻求下一步往哪里去的共识。然而，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则会对这样的大辩论可能导致的群族分裂和社会动荡产生担忧，对人文知识分子相互攻讦的激情感到厌倦，并且对这样的大辩论能否产生理性的共识有着怀疑。

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我也许会觉得由执政党的领袖咨询身边几个智囊，压制全社会的公开论辩，悄悄地推动由上而下的改革，也没有什么不可接受的，关键是要政治清明，使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得到有效的保障。然而，作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我则对此难以忍受，因为，我会觉得我被剥夺了在一个与我休戚相关的事情上的参与权。

上面这些话中，我希望表达的是，人文知识分子和警察、军人、政治家一样，是一个社会需要的阶层，但同时也和他们一样，是一个具有危险性的阶层。谁都知道一支勇猛的军队是国家的财富，但假如它失去纪律和约束的话，就会滥杀无辜、虐待俘虏，甚至会为了证明自己的勇猛和存在而制造对国家有害的战争。同样，政治家和警察的危险是滥用权力，伤害自己的国民。而人文知识分子的危险则在于煽动激情，引发纷争和动荡。一个社会的存在需要各个阶层的协作，它既需要有人执行统治的功能，也需要有人执行批判的功能。而在一个社会越是需要一个阶层，甚至对它构成某种依赖时，这个阶层的危险性也就变得越大。

所以，随着政治改革不断深入，社会对人文知识分子的需要程度将会不断加大，由此，这个阶层（也许，我应该说我们）的危险性也会不断增加。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是一个深深懂得权力中包含着危险和邪恶的人，并且懂得如何在实际的权力运作中将这种危险和恶降低到较小的程度。一个有德行的将军在用兵时也是如此。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品质则体现在他对思想和言说的危险性的警觉上。哲学，尤其是政治哲学的本质是塑造激情的方向和形式。尼采对哲学功能的一个很恰当的比喻是，它是治疗文化疾病的药。

一个优秀的政治哲学家显然必须清楚地了解这种药的负作用，他必须懂得在何时保持缄默，何时开始言说，从而使自己的言说能够正好恰当地有助于已有疾病的治疗，而不是去加深和制造疾病。

公共知识分子面对的两大任务

化改革的本质不是要颠覆和削弱国家的强制力，而是要通过一个不断规范化的过程，去确立一种基于立宪理性的更为精制的强制体系，这么一种基于法律技术的强大和中立的国家强制力，是每个人免于伤害的自由的基本保证。这么一种精制的国家强制体系绝不可能在一场鲁莽的革命中产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产生一大批高水平的立法者，一个运作良好的有效的法律体系，产生高水准的几十万法官和几百万警察，同时，还要他们在非强制的前提下，进行有条不紊的自由合作），而只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中逐渐地生长而成。

事实上，我们国家目前正处在这种生长过程中。在我看来，打断这种生长的最值得担心的危险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文知识分子煽动激情的本能和社会中边缘化群体想要颠覆现存社会秩序和规则的冲动结合起来，导致急剧和全面的社会动荡。这种危险之所以存在，一是社会中有着一个数量庞大的、不能或很少享受到现代成果的边缘化群体（估计一、二十年后，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提高，这个阶层的人数将大大下降，届时社会将会变得安全得多）；二是中国人文精神中有一种基于道德理想主义的激进批判的传统，这个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孟子，最近的体现就是从“五四” 一直到“”；三是由于目前中国的执政党是从一个激进的革命党转变过来的，长期以来，全国人民所受的都是充满“革命精神”的教育，因而，一种激进的颠覆性话语，反而在大众心理上获得了它的正当性。正是由于这三种因素的存在，随着人们言论和行动自由程度的扩大，整个社会的动荡将会加剧。

另一方面的可能性，则是执政党的无能与腐败。即它无力为自己确立合乎现代政治规律的明晰的执政理念，扬弃自己所从脱胎的前政治的不合时宜的旧观念；无力通过果断的改革，按现代政治的理念来摆正执政党、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无力按照立宪理性来进行严格的自律。如此则必然导致公共权力的私人化和黑社会化，最后导致国家的崩溃和整个社会秩序的失范。这两种危险是相互激发的，在我看来，我们时代公共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就是和这两种危险作斗争。

建设一种更加理性、规范和强大的公共权力

杨小凯先生曾经强调发展中国家在制度创新上的后发劣势，当然，他说出了某一维度上的重要真理。但另一方面，在政治制度创新上和在技术领域一样也存在着某种重要的后发优势，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善于学习和利用它。目前，出现在我们视域中的，不仅仅有政治上高度成熟的发达国家的经验；还有发展中国家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对我们更有启发意义的则是俄罗斯等前计划经济国家在政治制度转型中的经历。

在我看来，俄罗斯经历的最重要的意义是迫使我们，所谓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更加全面和深入地去思考：什么是国家在一个社会中的正确的位置？我们这一代试图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包括我们的上一代，我们所体验过的最深刻的痛苦与恐惧，是来自于一个希图控制一切的国家权力的压抑、训诫和打击，这种控制带来的伤害，使我们在情感上倾向于将国家的暴力看作是一种纯粹负面的力量。许多内心的创伤和怨恨，以及政治浪漫主义的思维习惯，使我们难以理性地去区别：在国家的强制力中，哪些是必要的限制，哪些是多余的压抑？我们倾向于认为强制和惩罚就是恶，而挣脱限制的“解放” 就是善。

由于这些信念来自于自身最深切的痛苦与快乐，我们对此坚定守护、深信不疑。一直到有一天，当我们发现一个国家因为要逃避另一种痛苦，动乱与犯罪的痛苦，而开始召唤“邪恶的” 警察力量，并将之奉若救星时，我们才开始大吃一惊。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和俄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十分相似，我们深知他们在10多年前是怀着怎样的信念颠覆自己的国家的，因而他们在许多方面想走“回头路”的迫切愿望使我们深感震惊。当中国的自由思想界还没有从对时代的“揭黑”和“扒粪”的热情中走出来时，在俄罗斯青年一代中一种新的时髦开始产生了：对伟大国家苏联的怀念和对斯大林的崇拜。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种热情同样地浅薄与轻率。对极权主义给中华民族造成的伤害进行理性的反思当然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很难说一种基于政治浪漫主义，甚至纯粹私人怨恨的道德谴责究竟能够比极权主义高明多少，因为，这么一种不负责任的，带有浓郁的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思潮一旦成为主流，它所造成的社会全面失范必然使人们再次召唤专制。

俄罗斯的转型经历启示我们，不应仅仅把目光囿于我们这一代，或上一代的经历和痛苦，而应去同情地理解我们爷爷的一代，乃至爷爷的爷爷的一代。他们感受到的是性质截然不同的痛苦，那是连年内战、社会动荡、匪患与犯罪不断以及饱受帝国主义的欺凌和杀戳的痛苦。正是从这种铬心刻骨的痛苦出发，那几代人发誓要建立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也许，我们只有不仅仅从自己的经历和痛苦出发，而是从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全部体验出发去思考国家问题时，才有可能对此得出中肯的结论。当我们谴责极权制度时，我们不应忘记，这个制度并非我们领养的孩子，而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亲生儿子。它是那个时代大多数中国人集体选择的结果，是好几代最杰出的中国人（这里面既有、邓小平，也有陈独秀、和顾准、李慎之）通过浴血奋战所选择的制度。他们作出这样的选择正是为了解救他们时代所面临的最普遍和最深切的痛苦。回顾这一点的意义在于，我们应该提醒自己，现在，当我们试图去减轻他们通过英勇牺牲和浴血奋战所创建的制度给我们民族带来的苦难时，不能又回到他们创建这个制度时曾经想要避免和拯救的那些更加惨痛的苦难之中。

具体地说，俄罗斯的转型经历提醒我们的是，如何在引入自由民主制度时，防止民族冲突和国家分裂；防止金融体系和整个经济秩序的崩溃；有效地遏制黑社会和暴力犯罪的增长；缓和在边缘化群体的抗争下日益加剧的社会动荡；在全球化趋势下保护自己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在自由民主制度下完成这些任务是可能的，但对一个刚要开始走向民主化的国家来说，它又是极度艰巨的。在当下的中国，自由民主制度只有能够解决这些真实的问题，它才能够拥有相对极权体制和权威体制的更大的竞争力。

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它要求我们把着眼点不是放在如何颠覆权力，而是放在如何去建设一种更加理性、规范和强大的公共权力上。但一个良好的制度以及和这个制度相适应的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习惯的生长需要时间，因此，耐心是一种重要的美德。在我看来，在公共领域中，最令人感动的价值，不是那种敢于挑战和颠覆权力的英勇气概，哪怕这个权力有着缺陷，而是，坚持不懈地关切和促成真正有价值的事物默默生长的责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