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出逃防范

放眼世界，外资恶意出逃不是孤立现象，近期，在亚洲其他国家、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外资恶意出逃均有表现。

接连不断的外资恶意出逃，令供应商、银行以及国内员工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郁闷和迷茫。部分外资企业，在不做任何申报破产和债务清偿手续的情况下，以非正常手段突然“人间蒸发”，留下的是破败的厂房设备和拖欠的工资债务，不仅导致国内员工利益受损，而且严重影响我国地方经济的健康发展，危及社会稳定。

后果堪忧

外资恶意出逃，不是最近才出现的情况，只是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蔓延，外资加速撤离中国，恶意出逃开始从个案演变成为一种多发现象，并呈愈演愈烈之势。据山东省外经贸厅提供的数据，2007年有87家不辞而别的韩国企业，在未经清算的情况下撤离山东；在过去的5年里，共有206家韩资企业恶意出逃。其中151家为劳动密集型企业，涉及2.6万工人就业，拖欠工资1.6亿元人民币，拖欠银行贷款近7亿元。据媒体统计，浙江省停产和宣布破产的企业已超过1200家，这其中有近1／3是“逃跑老板”，相当于过去10年的总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外资企业。就全国的情况而言，虽然还没有具体的数据，但国家外汇管理局的2008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有60亿外资抽身离境。此外，从FDI数据、外汇储备增量、贸易顺差等数据变动来看，也印证了外资出逃的趋势。

日本企业撤出的方式颇有些耐人寻味。与韩资企业以不光彩的方式逃离不同，日本企业往往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撤离中国。今年年初，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分别在东京、名古屋、大阪和中国各地举办了多场由律师事务所和经营顾问参加的“在华投资企业顺利撤资工作研讨会”。前来咨询撤资事宜的企业数量比国际金融危机前高出近一倍，该机构称“这可能是我们首次举办与撤资相关的研讨会”。言下之意，这样的研讨会还将继续举办。公开研讨“撤资诀窍”，表明日资企业的撤离更具组织性、超前性和隐蔽性，对于恶意出逃资金的甄别与防范将更加困难，危害及影响不可估量。

外资恶意出逃，危害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首当其冲的是我国外向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链条。多年来，随着我国投资环境日益改善，外企在中国这块沃土上获得了巨大发展，无论数量还是规模，在产业链上均扮演重要角色。面对金融危机，企业置职工、银行和供应商等多方利益于不顾，突然“人间蒸发”，不仅造成失业、欠薪、贷款、税收等一系列问题，而且导致产业链断裂和技术人员、熟练工人大量流失，随之而来的是包装、设计、运输以及原材料提供商等相关企业因受到传染而倒闭。企业逃离后，由于所剩资产根本不足以弥补工资和债务，地方政府承担了处理工人安置、企业债权债务追讨等一系列棘手问题的巨大责任和工作量。在我国珠三角地区，如果出现外资“人间蒸发”，通常采取当地政府为工人垫付工资的处理办法。2008年10月15日，当东莞合俊玩具厂7000多名员工从睡梦中醒来后获知工厂倒闭的消息后，发现合俊厂的老板以及管理层早已“人去楼空”。企业倒闭欠下的工人工资以及供应商货款近4亿元，除2400万元工资由当地政府垫付外，供应商的货款至今未能追回。无独有偶，东莞虎门路东社区在今年1月之前，曾为非法逃离企业垫付工资100多万元。而恶意出逃的外资企业数量仍在增加，如果所有逃跑企业都要政府垫付工资，政府将无以承担。

原因索解

改革开放以来，招商引资是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外资的引入，对于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繁荣市场经济，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对于外资的过度依赖和盲从，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对于外资的引入门槛越来越低，甚至必要的核资、验资、项目审查等相关工作都变成走过场。上级政府在考核下级单位时，也以招商引资的规模和财政收入的增幅作为重要考核指标。一些地方政府，无论普通干部还是领导干部都要分担招商指标。于是，优惠政策一再突破底线，招商不惜代价、不计后果；对外资质量不分良莠，迁就纵容，一律引进。结果，当宏观经济环境发生改变、国际经济形势面临困难时，一些本来素质不高、缺乏契约精神的外商企业便不顾企业责任和社会信誉，“半夜出逃”，一走了之。有资料显示，在中国投资的韩国企业中，大量属于高污染、高能耗和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作为在韩国没法生存的“夕阳产业”，它们把中国作为获取丰厚利润的投机场所。据知情人士透露，在这些所谓“中小韩企”中，有的其实就是“个体企业”，甚至是在韩国卖了房子，拿着一两千万韩元到中国来“投资”的普通韩国人，这些企业来华投资，看重的就是中国的各种优惠措施及便利条件。在通过正常经营无法赚钱的情况下，就钻中国“优待外企”政策的空子，专门从事倒卖。

外资恶意出逃，与我国现行的外资管理政策有关。多年来的实践表明，我国在引资政策方面存在“来时容易走时难”的问题。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北京代表处所长佐佐木伸彦表示，“复杂的撤出程序刺激了一些外资企业走上不辞而别的道路”。据专家反映，按照现行相关法律规定，外资企业在“资大于债”的情况下，如果申请终止，清算的时间最短为65个工作日，最长为130个工作日；如果“资少于债”，则清算破产的最短时间为135个工作日，最长为165个工作日。而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各地政府会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变相增设撤离程序，从而加大撤离难度。有的地方，外资企业从申请终止到注销登记全程下来甚至需要一年或更长时间。这无疑会增加外资撤离成本，使本来素质低下的企业和投资人进一步萌生了恶意出逃的打算。

形成外资恶意出逃，一定程度上与我国较高的补偿责任制度有关。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企业即使关闭，也要对其拖欠的债务负“无限责任”。按照国际惯例，许多国家对于破产之后的企业可以酌情为企业减免一定债务，这就为那些因经济环境变化或经营管理不善的企业在选择市场退出时提供了方便，降低了企业退出的道德风险。另外，从我国金融监管机制来看，由于监管不利，体制漏洞和法律空子较多，也为恶意出逃提供了空间。因此，遏制外资恶意出逃，必须加大国际追讨力度，加强国内法规建设，堵塞体制漏洞。

防范之策

放眼世界，外资恶意出逃不是孤立现象，近期，在亚洲其他国家、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外资恶意出逃均有表现。由于出逃手段多样，通道复杂，加之大多出逃企业在其母国没有像样的公司，甚至公开登记的资产也寥寥无几，对其进行国际追讨难度不小。因此，仅靠已有法规和文件阻止这一趋势的继续蔓延，已经远远不能适应现实需要。必须针对追讨工作的跨国背景和外资出逃路径，修订相关法律，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和资源，联合各国利益相关方，在国内以及出逃企业母国联合查找财产线索，提起相关诉讼，冻结其资产，从而封死外资出逃路线。

其次，根治外资恶意出逃，需要对我国原有的招商政策作进一步反思。要彻底转变招商引资观念，变招商引资为招商选资，变事后惩戒为提前预防。建立外资进入遴选机制和外商监管评估机制，加强外商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和审查，提高项目准入门槛。改变以往因政绩考核而盲目招商的错误做法，把预防和打击外资非法撤离列入政绩考核范围，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的主观能动性，实现标本兼治，防范风险于未然。

另外，要尽快完善外资退出机制，简化合法撤资手续，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建立便捷的清算等市场退出程序。据有关专家反映，外商直接投资的资金要出逃从制度上是不允许的。因为根据我国的相关规定，外资进入中国后需要12年才可以离开，他们可以把在中国境内形成的股权拿到境外交易，但是外资则不能撤离中国。因此，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宋泓认为：“应该健全清退机制，对于有意撤离的企业，也应该有些支持政策出台。”帮助外资企业正常清理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使其能从失败经营中脱身，可以避免部分企业在撤资时选择“逃跑”的方式。另外，尽管大部分来华投资的外企都是赢利的，但经济风险随时存在，经营失败在所难免，企业一旦失去竞争力，即使勉强留下来，对于地方经济也是弊多利少，因此，与其勉强挽留，不如顺利放行。好的招商政策应该是来得高兴，走得方便；如果进来容易退出难，后来者就会产生担心和顾虑，其他打算退出的企业也会因畏难情绪走上铤而走险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