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国“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形成的历史过程探析

(西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 兰州730030)

中图分类号：D922.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738（2012）03-0121-01

摘要：“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是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 对这一理论的形成重新进行历史考察, 有助于我们更为正确地把握思想的理论精髓“实事求是”, 从而更好地指导我国今天的现代化建设。

关键词：“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历史过程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一光辉思想的正确指导下,中国革命才得以成功。因此,“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在思想的科学体系中,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实践早已证明: 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深入细致地研究这一理论的形成,对于全面领会思想,正确评价同志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作用有着重大的意义。

一、文家市会师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端

“八七”会议后, 受中央的委托, 去湖南组织秋收暴动。1927 年9 月9 日, 起义爆发后, 由于敌我力量相差悬殊, 会攻长沙的目的未能实现。认识到在自己力量薄弱的情况下进攻大城市是不行的, 必须把部队转移到乡村, 积蓄力量, 以待时机。从实践意义说, 这次转移是由城市到农村的历史转折点, 是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开端。

1927年10月3日,部队到达宁冈古城。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详细研究了建立井冈山根据地问题。上山以后,同志坐下来认真总结了从秋收起义到进军井冈山的斗争经验,进一步发展了古城会议关于建立根据地的思想,把武装斗争同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结合起来。

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思想的初步形成

在、、等的正确领导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革命形势的影响下,各革命根据地将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密切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反动力量集中的敌中心城市,巩固和扩大了革命力量。

革命根据地较快地发展, 使提高了对于“工农武装割据”在中国革命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随着革命力量的日益壮大,认识到,有必要把“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实践经验上升到革命理论的高度,并加以深化,以正确指导革命的发展。《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的发表,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初步形成。

三、“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三十年代初,是农村革命根据地不断巩固、革命力量不断壮大的时期。但是,在中共党内,仍有不少人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不赞成去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他们不是希望通过工农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的方式,以达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的目的,而是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其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群众的工作做好了,然后再发动全国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那时再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能成为全国范围的大革命,从而取得革命的胜利。当时红军第一纵队司令,就是这种“城市中心论”和“革命悲观论”的代表。他们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悲观疑问。

通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这些论述,更深层次地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它进一步揭示了大革命失败后党到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不仅仅局限于通过工农武装割据,建立若干局部的农村革命政权,而是已开始把“工农武装割据”和夺取全国革命胜利联系起来,展示了要由农村革命根据地通向全国革命胜利的趋势,这为以后发展到以“农村革命为重心”的思想,奠定了重要基础,因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的发表,使“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

四、“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最终形成

对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是否已最终形成和确立,应从三个方面加以考察（1）思想的完整、成熟性，该思想指导下的革命斗争实践的稳定性，党和红军对该思想认识统一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对《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但它并没有解决好“以农村为重心”的问题。这个问题体现在三个方面:夺取政权的方式即是先夺取农村还是先夺取城市以取得革命最后胜利；夺取政权的时机即是在敌强我弱情况下夺取政权还是在势均力敌或敌弱我强情况下夺取政权；夺取政权的长期性即夺取革命政权的过程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

这三个方面,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文中还没有得到较好地体现或解决。另外“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作为一种集体智慧的结晶, 它必是一种为党和红军广泛认可,并成为指导党和红军革命的思想,这样才足以说明其最终的形成和确立。但在当时,不但党和红军主要领导没有认可这一思想并以此来指导革命斗争实践,就连本人,在其斗争实践中,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偏离了“以农村为重心”思想的轨道,其思想仍处于不稳定状态,我们可以通过对该时期的历史事实的考察加以佐证。以对敌斗争策略和指导路线而言,虽然当时中共中央认识到了瞿秋白盲动主义的错误,并且对于在井冈山的斗争及“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性已有所认识,但这种认识的深刻程度还远远不够。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撤销了其最高军事指挥权,选举形成了以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

遵义会议就明确地解决了“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发表时所没有解决的那三个关键问题,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解决了把工作重心放在农村的问题,形成了以农村为中心,把农村根据地的发展与巩固和夺取全国胜利联系起来的思想。因此, 遵义会议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道路最终形成的标志。

以后,随着革命斗争实践的进一步深入,这一思想日臻成熟完备起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近三十年的革命实践证明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是完全符合中国的具体实际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应该说“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及其革命实践,是走有中国特色道路的第一个革命里程碑。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正确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革命,从危亡中得以挽救,并在斗争中逐步走向伟大的胜利。毫无疑问,是这一光辉思想的最杰出的代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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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历史探索 朱宏才 [J] 攀登 2001.

作者简介：马保青,（1986-01），河南南阳人，西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