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创新要拓展互联网思维,警惕互联网行为

魏忠

未来教育学者，博士，MBA、EMBA 导师，上海海事大学副教授，庚商教育智能科技董事长，网名“学者、行者、旁观者”，在“大数据教育”“未来教育体验空间”“技术对教育的解放”等领域有深入研究和实践。出版《教育正悄悄发生一场革命》《教育正悄悄发生一场怎样的革命》等专著。

一

这几年，互联网引发的在线教育热潮如火如荼。在线教育作为重要的知识获取手段和学习手段，最开始有其合理性。然而，互联网思维一旦演变成互联网行为，我们就需要反思了。在线教育在美国兴起，对于少数天才学生和具有良好自律能力的学生是有效的，但对于普遍的教育环节来说，教师不可缺少、学校不可缺少、教育秩序不可缺少、教育的惩戒和强制不可缺少。因此，绝大多数在线教育网站很快就失败了。

云和互联网思维讲究的是参与、兜售、体验、简单、专注、清爽、速度、服务、尖叫、微、快、精、变，对于潜层次的思维变革并一下子得到回报的事情，我们既要考虑其必然性，更要考虑其适用性。对于互联网思维，我们可以想一想，局部试一试也是没有问题，但是要到互联网行为，还有很远路程，重要的是四个字：前提条件。这些年我特别警惕那些让人激动的群体活动，例如几百人上千人的大会和教师培训，群体人在一起，一块做一个动作往往让人忘乎所以。激动，是一个不可复制、不可重复和推广的事情。

前提条件，是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行为的一个重要区分。

二

1958年，我妈妈所在的湖南村里“大炼钢铁”失败，没有了生产工具和吃饭的家伙，很多有本事的人离开家乡另谋生路。那一年我爸爸从太原工学院冶金建筑专业毕业，于是父母来到河南安阳，建设一座新的钢厂。到2016年，这个全国第20位的钢厂全年钢产量1000万吨，几乎与1958年提出的赶英超美的全国目标一致。

互联网思维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草根、跨界重构、分享、扁平，我称这为物联网和跨界思维。跨界的实质是换一个维度去想问题。然而，跨界一不小心就会成为出界。

那么，跨界和出界有什么区别呢？从“大炼钢铁”现象我们可以稍作总结。炼钢是用群众运动来解决经济建设问题。发挥群众积极性没有问题，当时的条件下进度加快也没有问题，但是跨界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钢不能变成钢渣、工业化炼钢不能回归土法炼钢。跨界的成功往往是建立在真实信息基础上的跨界实践、建立在先进而不是回归落后基础上的跨界和增长；跨界人往往需要具有比内行人更加丰富和深刻的界内专业思维。而如果界外之人还没有对界内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有深刻了解，那么跨界就会成为一场笑话。本来用50年来完成的事，用5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去完成，本身就是不符合专业规律，是草率的互联网行为。互联网行为成功的关键在于积累要足够，就像马云要在网上做生意，至少要有三个前提条件：一是有很多过剩的产品，二是要有很多过剩的人，三是原本的商业中有很多多余的成本。

在教育行业，跨界是非常常见的现象：著名的教育家往往都不是教育界或者教育专业的，这是由于教育是一个转化学科，其思想、内容和方法往往来自外界核心技术和哲学的发展。但是，即便如此，如果搞教育的人没有其他行业的专业性积累，毕业没多久就奢谈教育，老师没当几年甚至没当过老师就想颠覆和重构教育，自己的教育很失败却想改变别人甚至孩子的教育，出于逆反心理不让孩子接受正规的教育而想投机取巧试图弯道超车，以上现象却成了常态，那么这个界不如不跨。

跨界，要更加专业、更加深刻，这是跨界的互联网行为成立的前提条件。

三

用户思维，是互联网思维的一个重要特点。教育的用户思维即从学生的现实需要出发来看问题。在电影《决裂》中，教授孙子清讲脱离实际的马尾巴的功能，而张铁生的原型却强调实用性。抛去政治因素，这两个观点都没有什么不对，这些年国际教育争论的主流也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正是这两者的不断矛盾，推动了教育的向前发展。

1999年，我在复旦大学读MBA，当时教我们运筹学的是朱道立教授，是一位非常具有实战经验的企业老总，但学生们对朱教授的课程非常讨厌，认为和实际毫无关系。但20年过去后，大家聚在一起，将朱教授的这门课评为最有价值的一门课。

教育是百年大计，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是人再树人，到第三代才可能成才。那么，教育的专业性恰恰在于，教育除了有实践性，还有理论性，在变化的实践中如何掌握和抽象10年不变的知识，20年留存的技能，30年不能忘怀的体验，这些往往是当学生（用户）的不能理解的非现时的回报。网上既流传有耶鲁大学校长鼓吹的“教育就是无用之学”，还有杜威W派坚守的“实用主义教育”，更有托夫勒强调面向未来的教育。

容易标签化的我们，总是不能从历史的经验中总结，当年马尾巴的功能和白卷英雄背后，是理论和实践在教育中的配比问题，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非常专业的教育学问题并且没有一定的答案。那么，把教育学者都没有给出固定答案的东西，贸然交给用户思维去左右，是要出大问题的。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理论和实践，用户和教师，谁说了算，还是要看教育行为的前提条件。

四

著名的力学专家钱伟长是钱穆的侄子，一家国学大师，钱伟长一开始考上清华也读的是中文。考大学有5门课，钱伟长两门文科历史和中文满分，三门数理化加起来25分。感伤于中国科技的落后，钱伟长跑到吴有训教授跟前要学物理造枪造炮。吴有训给钱伟长两个要求，一是一学期后理科成绩必须70分以上，二是理科要求高、学习苦，希望他用体育来证明自己能行。1937年，钱伟长不仅成了物理佼佼者，还成了中国国家足球队的队员，参加远东运动会。

后来广被流传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恰恰和钱伟长原先的本意相反。1958年，当清华大学副校长的钱伟长认为，将学科分得特别细，并不利于学生成长。他认为，“学习要学习关键的东西，数理化这三门课学得透彻了，就可以获得扎实的理论知识基础”。钱伟长特别重视综合素质的教育，后来他“投笔从戎”转为理科，强调数理化学习被人记住，反而演变成“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与钱伟长的原义完全相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