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效率漫谈

新课改已经十多个年头了，于左冲右突中似乎又要攀升，于是专家和圈中人又拎出一个新词——“高效课堂”，从而又牵扯到教育效率和效果。

讨论“教育效率”，首先要弄清两个问题。

一是对教育涵义的认识。

“教育”一词由“教”和“育”两部分组成。《说文解字》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用现在的话说，“教”就是教育者做给受教育者看，让受教育者学会照着做；“育”就是培养孩子，使他们做好事。然而源于拉丁文educate的“教育”，本义却是“引出”或“导出”，即通过一定的手段，把潜在于受教育者身体和心灵内部的东西引发出来。由此可见，东西方的“教育”观自古以来就有差异：东方教育以教育者为主体，强调训练：西方教育以受教育者为主体，认为教育的目的只是把自然人所固有的或潜在的素质自内而外地引发出来。时展到今天，东西方的教育观已经充分融合，当今人们普遍认为，教育是一项有目的地影响人的身心发展的社会实践活动。

从上面的“教育”定义看，教育活动几乎无处不在，然而纯粹承担教育职责的地方却只有学校——学校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的社会要求和受教育者的发展规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响的场所。因此，人们在谈论“教育”的时候，内涵一般都指学校教育，即教育的狭义。本文也不例外。

二是对教育功能的认识。

从宏观上看，教育的功能可分为个体发展功能与社会发展功能：受教育者的个体发展能够促进社会发展，社会发展反过来又可以促进受教育者的个体发展。人的发展与社会的发展一样，应该是全面的，和谐的。教育的目的和本质，就是促进人的全面和谐发展。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倡导教育应以善良意志、理性、自由及人的一切潜在能力的和谐发展为宗旨。而一个人的全面和谐发展，具体而言，至少包括德、智、体、美、劳五大方面。换一个角度说，教育对一个人的发展功能可分为三个层次：

最低层次：自食其力。人每天都要消耗必需的生活资料，而这些生活资料的获得，必须靠劳动才能获得。教育首先要让受教育者树立起劳动的观念，热爱劳动，并且通过学习，获得某些劳动技能，能够在社会上谋求一份职业，养活自己。“学会生存”，这是教育最起码的功能。对应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五个方面，这里最主要的是体育和劳动教育。如果教育能够达到这个层次，受教育者能够人人自食其力，这个社会就会比较和谐。有人以为达到这个层次很容易，但实际上近20年的教育，确确实实没有把体育与劳动教育当一回事，以至于出现了现实版的“天方夜谭”——湖北十堰郧县杨溪铺镇刘湾村的王小林，大学毕业不愿工作，甚至不愿做饭，宅家14年后，终于在今年3月饿死；还有新名词“啃老族”的出现——据统计，在城市里，有30%的年轻人靠“啃老”过活，65%的家庭存在“啃老”问题，有人预测“啃老族”很可能成为影响未来家庭生活的“第一杀手”。

第二层次：奉献社会。人不能像动物那样，只求自己温饱，自己享受；人有比动物更美的生活，更多的欲望，更高的追求。追求更美的生活，满足更多的欲望，需要创造；实现更高的追求，赢得他人的尊重乃至尊敬，则需要奉献社会。这就需要让受教育者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让自己“为人类的共同目标劳动”因而变得“高尚”“伟大”，以自己能“为人类的福利而劳动”和“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而感到“幸福”。“如果一个人只为自己劳动，他也许能够成为著名学者、大哲人、卓越诗人，然而他永远不能成为完美无瑕的伟大人物。”（马克思语）——尽管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完美无瑕”的人，但这并不能成为人类不追求“完美无瑕”的理由。与此同时，受教育者还要充分挖掘自己的潜能，发挥自己的天才，掌握更多、更高、更难的知识与技术，努力为人类做出更多、更大、更有意义的贡献。这是教育最主要的功能。对应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五个方面，这里最主要的是德育和智育。如果教育能够达到这个层次，受教育者能够奉献社会，这个社会就能发展。就现实而言，当下中国最缺乏的还是人生观教育，中国从来就不缺争名夺利的“人才”，稀缺的是“为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而奋斗的“傻子”。

第三层次：诗意地栖息。人不是机器，劳动的目的不单是为社会提供劳动产品，劳动的最终目的还在于让劳动者过上诗意的生活。为此，受教育者就要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培养相当的审美能力，学会欣赏艺术，从而享受生活。如果能够达到这一层次，人除了不能长生不老，生活就与人们想象中的神仙差不多美了。对应于人的全面发展的五个方面，这里最主要的是美育。如果教育能够达到这个层次，这个社会就是“极乐世界”了。然而现实中的校园，却是一个“拼分数”的战场，诗词远了，音乐没了，“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人早不见了。充斥耳鼓的，除了股市的喧嚣，就是麻将声声。即使是风景胜地，名地古迹，也是游人熙攘，铜臭熏天，垃圾遍地。于是，“浮躁”与“焦虑”成了“当代人的基础心理”。

现在，我们可以讨论教育效率了。

什么是“教育效率”？简言之，教育效率就是教育的产出与投入之比。与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追求经济效率最大化一样，教育活动也要追求效率最大化：不同的是，教育是长效的而且是不可“量化”的“产业”，不像经济活动那样“立竿见影”，可以直观，可以“量化”。所以，研究教育效率，更多的是侧重于定性分析。于是，我们先看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张春风。

张春风是山东省西南部一所县级重点中学里的“差等生”。高三那年，新来的班主任按成绩档次分批找学生单独谈话。张春风回忆，“班主任和我谈了一个小时，很能切中要害，也非常会鼓励人”，但对他考上重点大学还是没有信心。谈话快结束时，“我脸憋得通红，扔出一句自己都吃了一惊的心里话：‘我要考北大！’我顿时感到办公室的老师都抬起头来看着我”。等他离开办公室，“只听到办公室里一片哗然……”——这一次，他受到的既有正面的教育，也有反面的教育；既有班主任的教育，也有办公室里其他教师的教育，还有他自己的自我教育。这些“教育”在这一特定的场合形成的一股合力，是张春风高三拼搏的最强大的动力。

当然，张春风想考重点大学不是心血来潮，这个理想源于他在高二暑假里读了一个美国人写的《传》之后。他说：“这本书，唤起了我的民族使命感，使我有了巨大的前进动力。”“我开始反省自己。从小，在老师的指导下，我们就喊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可是，藏在我内心深处的理想到底是什么呢？考个好大学，考个好专业，将来找个好工作？穿名牌衣服，有自己的车，有别墅？这些都是同学们经常谈论的，这些都是大人们不断灌输给我们的，可这些，就是我的理想、我的奋斗目标吗？不，我不会这样活着，我要改变这一切，我要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活，我要让五星红旗在世界经济领域冉冉升起，到那时，我和我的国人，站在经济奥林匹克的领奖台上，凝望国旗，满眼热泪。”“我知道我的这些想法，在任何人眼里都是狂妄的，但宁可狂妄，我宁愿为这狂妄的想法而活，而奋斗终生……”——这是张春风高三拼搏的最原初的动力。

接下来，他因为食物中毒，恶心、呕吐、腹泻，甚至昏迷不醒。住院的五天让他产生一个令人不安的念头：“如果有一天，我像今天一样虚弱，然而我的大脑只能告诉自己：明天可能会更糟。那是怎样的感觉呀？而那种感觉，却是一个人到了老年都无法回避的。假使一个耄耋老人，或是一个病重之人，他恐怕对打球的中学生、走路如风的青年人都会羡慕不已，他甚至看到别人耳不聋眼不花、说话流畅都会羡慕不已。我开始真正体会到了人生苦短、生命宝贵。我觉得心情既紧迫又平静。”

张春风总结道：

“两年不顺的学业，一本好书，一场大病，使我树立了高远而平静的人生观。这一切心理上的感受，不过发生在二十几天内，而这之后，我感觉到自己真正成熟了，我懂得了人生的道理。这道理，不是从书上背来的，也不是哪个人教给我的，而是我从自己的经历中悟出来的。有所信仰，有所追求，心中充满动力，而又不急不躁，那种感觉真好！”

此后，他靠着“埋头，素服，三缄口”与“紧跟老师，多次回顾，重视每一次考试”两重“三大法宝”，以及坚定的信念与顽强的意志、毅力，努力奋斗，终于考上了北大。

张春风这个“差等生”考上北大说明，教育单靠教育者是远远不够的。时下流行的“没有学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这一论点是荒谬的。教育需要合力，尤其需要受教育者自我教育的能力。如果一个学生没有自我教育的能力，老师教得再好，都不会有预期的作用。

在此，我想提几个问题供大家思考：学校教育对张春风的成长起到了多大的作用？这个作用是怎样发挥出来的？从这个事例看，教育的产出和投入该怎样考量？

第二个例子：侯晶晶。

侯晶晶是全国自强模范，十年自学成博士。她十一岁时因患病被误诊致使双腿瘫痪，被迫在家自学。她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就以优异的成绩通过大专和本科自考：又经过十年自学，她以总分第一名考上了南京师大外国语学院的研究生；刚毕业，她又考上了南京师大教育科学学院的博士生，出站时，由四所高校的博导组成的答辩委员会，一致同意授予她博士学位。之后，侯晶晶作为英语高级口译资格证书持有者，为硕士生开设了多门英汉双语专业课程，同时负责多项全国和省级教育科研项目，发表了七篇高水准论文，其中两篇万字长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如果从7岁上学算起，侯晶晶才在校读了4年书。在这4年里他获得了超强的自学能力。如果算“教育效率”，这4年的小学教育，是何等了不起啊！然而在小学读书的4年中，侯晶晶是不是学校里最优秀的学生呢？未必。

第三个例子：孟懿。

2005年8月20日下午4时许，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26岁的衡阳籍在读博士生孟懿从研究所的教学楼7楼纵身跳下。在遗书中，他直陈自己选择跳楼来结束生命的原因是“厌世、精神抑郁”。据说从2005年2月起，短短半年时间，包括孟懿在内，我国已先后发生了4起博士生自杀的悲剧事件。近10年来，类似的大学生自杀的名单可以列出长长的一大串。

一个孩子读到博士，无论国家还是家庭，尤其是孩子本人，其教育投入都相当可观。从自杀之前看，“教育投入”的回报还是挺高的；可自杀之后呢，所有的“回报”都“归零”了。不但10多年教育的“投入”打了水漂，连一个鲜活的生命、一个家庭的希望都赔上了。在这类事例中，教育效率是不是“没法计算”？

第四个例子：钱梦龙。

钱梦龙是著名的特级教师，但他的学历却“不合格”，只有初中文凭，仅读了三个月高中。他说“因为有初中四年自学的‘学历’垫底”（由于中途转学，多读了一年初二，总共读了四年初中），“初中毕业后我才能毫不沮丧地面对失学的现实，坦然选择了一条读书自学之路”。他在《一个“不合格教师”的人生轨迹》中说：

回视自己历时半个多世纪的人生轨迹，充满了戏剧性：少年时代是“差生”，从教后是“不合格教师”，中间又几经政治风雨，坎坷颠踬，但我竟然没有虚度此生，老来回忆，尚能差堪。这靠的是什么？我的回答是：

认定了目标以后，就要以恋人般的痴情，宗教信徒般的虔诚，革命志士般百折不挠的意志，不离不弃、无怨无悔地紧追不舍。

是答案，也是我的人生箴言。

如果论“教育效率”，钱梦龙在学校念书的那10年零3个月的“投入”，与其后来的“产出”对应衡量，其效率总不能算低吧？可是，如果截至钱梦龙初中毕业，教育在他身上的“投入”，与其考试的分数（名次）相比，其效率能算高吗？换一个角度：钱梦龙读小学五六年级时，在放学后教他“四角号码查字法”，并称赞钱梦龙的“天资聪颖”，使钱梦龙在逐渐萌发的求知欲的驱动下，开始了读书自学的“兴趣之旅”的那位语文老师，会不会是像今天的“名师”一样，特别讲究课堂教学效率，在考试中与别的教师争名次呢？再换一个角度：语文老师单独教给钱梦龙查四角号码字典的方法，并要求他“在教新课之前先把课文中生字新词的音义查出来，抄在黑板上供同学们学习”，这一举措的“投入”，与这位老师平时备课、上课、批改作业等“投入”，孰轻孰重？而其“产出”，孰多孰少？这一举措如果换成在课堂上教给每一个学生学会查字典，并轮流让每一个学生“在教新课之前先把课文中生字新词的音义查出来，抄在黑板上供同学们学习”，结果又会怎么样？

教育是育人的事业。有时候，一件小事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轨迹”。这样的教育，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具有“四两拨千斤”的效果，还有“一本万利”之“效率”。而当下在“量化”与“细化”的教育管理中，有哪一所学校、哪一条考核办法能把这种“小事”列入“考核”范畴？让我以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退休教师王晓春的话做个结语吧：

教育当然也讲速度，也讲效率，但是教育的速度和效率都主要看学生是否真的得到了发展，而不是只看“教学任务”是否完成。这个原则其实也适用于考试成绩。某学校出色地完成了中考高考任务指标，不等于它的教育效率就是高的。因此，对教育的评价，必须由真正懂行、能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教育者进行。教育效率，教育的实效，单从表面现象往往是无法看清楚的。也就是说，教育评价，应该以专业评价为主，行政评价为辅。现在的情况正相反，以行政评价为主导。行政评价就是任务评价，就是指标评价，这种导向必然促使校长和教师单纯追求表面的“效率”，把“育人为本”变成“完成指标为本”，这就扭曲了教育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