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与中国经济问题思索

60年前,王亚南先生就大力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并身体力行,留下了大量重要著述。①中国经济学研究是王亚南先生毕生最重要的学术成就之一。无独有偶,60年后的今天,建立中国经济学又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引人注目的论题之一。在王亚南先生百年诞辰之际,重温先生有关著述,颇感诸多启迪。本文是在阅读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原论》等有关著述的基础上,思考当前中国经济学讨论有关问题的读书札记。

一、中国经济学的讨论反映了斯大林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失效

理论是实践的反映,实践是检验理论最重要的标准之一。90年代中后期以来论坛上关于中国经济学的讨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随着国内经济体制转轨,我国经济学界逐渐认识到了既有经济学理论对现实经济运行缺乏必要的解释能力,从批判旧理论到寻找或构建新的经济学理论的思想历程。

建立中国经济学,意味着对既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否定。在讨论中,有的论者认为并存着两种经济学研究纲领的危机,即不仅我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存在危机,以新古典学派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也存在着危机,而且后者危机的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了前者。这种说法值得质疑。因为,讨论的问题是建立中国经济学。它显然是对过去被中国经济学界视为主流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否定。众所周知,近半个世纪里,西方经济学从来就不是中国经济学的主流,因此,建立中国经济学所隐含的对中国既有经济学理论的否定,不可能是针对在80年代中期之后方在我国经济分析中引入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因为它自引进至今不到20年,至今为止,它也没有在我国取得公认的主流地位;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它对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的解释能力,还未得到充分验证。而且,由于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学术中断,就整体水平而言,中国经济学界对西方经济学各种学派的理论还处在学习、消化、鉴别、吸收的阶段。对西方经济学不同学派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全面的批判,实际上超出了自己的能力。因此,建立中国经济学,所否定的是长期以来在我国占主流地位的以斯大林主持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为蓝本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下称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在讨论中,对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是局部否定还是基本否定,有不同看法。持局部否定看法的人认为,这个理论体系毕竟对计划经济体制做了较好的描述,只是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转轨,它才不适应了。因此,可以在基本保持原有理论体系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局部调整,扩大其理论内涵,延伸其分析外延。当一个研究纲领的危机来自其辅助假设时,可以通过对保护带的局部调整,扩大其基本假设的解释力,但是,如果危机来自其基本假设,那么,调整也就不可能。一种理论的基本假设规定了它最大的理论内涵和解释外延,它们不可能是无限的。与此同时,任何理论不可能没有基本假设,也不可能并存多种相互矛盾的基本假设。因此,一种理论的基本假设被改变,也就意味着它已经被另一种理论所取代。当然,这种否定,总是表现为扬弃。因此,认为可以在基本保持原有理论体系框架的基础上通过局部调整,扩大其理论内涵,延伸其分析外延的观点,实际上是认为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目前仅仅是辅助假设从而个别结论出了问题。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完全可以认为目前的讨论不过是庸人自扰。这种看法或是低估了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理论危机的严重性,或是过高估计了该理论体系的自我调整能力,某种程度上也由于隐隐地担心对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的否定会导致更大的否定。我认为:

1.正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斯大林在苏联20-30年代党内斗争中先后战胜了托洛茨基、布哈林等各个党内反对派之后,主持撰写的为自己正名的党史一样,斯大林主持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具有深刻的苏共党内斗争的历史背景。①它基本上是服从斯大林的政治需要,把斯大林主张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作为理论主线。全书以描述苏联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计划经济实践为基本内容,认为它体现了“建成社会主义的共同的、基本的规律”,是“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政策的基础”,无视或者忽视它,就是修正主义。②20世纪20-30年代苏共党内理论与路线争论,基本上是一个新生社会的领导者们对这个社会发展方向、道路、政策的探索。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存在意见分歧在所难免。但是,在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下,理论争论与党内的权力斗争搅在一起,无法形成正常的理论探讨氛围,最后斗争的胜负结果成为判别理论是非的标准。今天,当历史正逐渐恢复其本来面目时,继续把斯大林模式及其理论不加分析地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惟一正宗,显然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正确与否尽可以讨论,但是,对这一理论以及斯大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批判,最后得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都应当视为是一种正常而且必要的学术研究。

2.我国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经过多年努力,已经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有较大不同,但是基本分析框架还是一样的,其基本假设:集体主义的分析基点和行为观,国家的完全理性假定,国家的最大化假定等,仍然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致相同,因此,从理论体系上说,它只是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的一个亚种。这种理论逻辑体系的核心是论证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的优越性,其最大理论半径,至多是勉强地论证了有计划商品经济存在的合理性。不改变它的基本假设,就根本无法合理地解释市场经济存在的合理性及其运行。①因此,计划经济实践的失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就包含了对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否定。随之而来的理论更新势必表现为研究纲领的更迭。

3.能否认为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基本上正确地分析了计划经济运行,但是目前的社会生产力未达到实现计划经济的发达程度,因此它是一个超前的而不是一个非科学的理论体系,它的失败必须由实践而不是理论本身负责?显然不能。对此,当然可以从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的诸多理论结论与现实计划经济运行情况的矛盾进行详细论证。这里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这个以分析计划经济体制形成、发展的内在规律为己任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竟然无法预见这种体制与现存生产力之间的巨大矛盾必然导致经济运行效率不断下降,最后不得不被市场经济体制取代,相反,却认为建立在既有生产力水平上的经济形态是从多种经济成分向两种公有制发展,最后过渡到单一的公有制,从商品经济到保留商品货币关系的初级计划经济再到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高级计划经济!显然,仅从预测能力来看,这个理论体系即使对现实的计划经济体制来说,也不是一个有说服力的“研究纲领”。一个号称是对计划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进行分析总结的理论体系,对该经济体系的内在矛盾及发展趋势尚且不能做出科学解释及正确预测,我们又何能期望它将来能大放异彩呢?

二、建立中国经济学无须构建新的理论范畴体系

建立中国经济学是否需要构建新的理论范畴体系?对此,王亚南先生有过很明确的看法:“经济学是一种基本的社会科学。科学上研究的诸般法则,都是有一般性的,比如经济学中的价值法则,利润法则,工资法则,乃是从现代商品货币经济关系中发现出来,无论那一个国家,只要它的商品货币关系确立起来,它就必然会有那种价值法则,利润法则,工资法则等在其中发生作用,而由这诸般法则综合起来构成的经济学,也就可以看作是这个国家的商品货币经济关系的‘说明书’。”[1](P127)王亚南先生指出,现代意义的经济学起源于英国,因而曾有人把它称为“英国经济学”,但是当继起的法国、德国、美国等先后都采取了与英国大致相同的生产方式,这些国家的经济学家在他们本国的经济运行中就都发现了与英国相同的经济法则,所以“他们就用不着再为那种经济形态下的价值,利润,工资,地租等等,去定立法则,结局,原本是产生在英国的经济学,就成为一切商品货币经济国家共同的经济学了。”[1](P128)因此,“经济学在当作科学的限内,不允许带上‘国别’的帽子,来破坏它的一般性。正犹如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等等,不允许带上英国,美国,法国或德国的帽子一样。”[1](P128)当今世界上,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仍然是比较落后的。在此基础上,能否超越世界上生产力水平最发达国家的现存生产关系,形成更先进的生产关系?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的回答是肯定的,尽管它与其承认的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原理之间存在难以解释的矛盾。它之所以在过去被我国等接受,是由于过去在生产资料国有制及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实行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制度形成了一种假象,使这种理论似乎得到了论证。然而,它最终被实践证伪了。社会生产关系是社会成员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形成的相互关系,它体现在社会的诸种经济制度之中,是它的总称或集合体,因此,社会生产关系也是具体的。一个国家的生产关系发展水平在世界不同国家生产关系序列中的地位,可以通过各种具体社会经济制度的国际比较得出客观的综合评价。近20年来,我国的各项主要经济制度,如银行制度、财政制度、贸易制度、汇率制度、证券市场制度、企业制度、劳动就业与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宏观经济调节制度等等,甚至产权制度及其结构的演变,都呈现出借鉴并向发达甚至是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趋近的轨迹。在这个过程中,原本认为只发生在一般市场经济国家中的经济现象,如经济波动、通货膨胀、需求不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垄断与不正当竞争、失业、证券市场投机,以及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所特有的城乡二元经济,等等,也都在我国出现了。因此,如果对中国现存社会生产关系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应当承认,一个国家的生产关系确实不可能超越该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斯大林体系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并不符合历史唯物论观点。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决定了中国经济学无须构建新的理论范畴体系。王亚南先生指出:对法国、德国、美国而言,“因为生产的方式同,生产的社会关系同,作用在那种方式,那种关系之下的运动同,于是,原来就英国经济现象研究出的经济学,一样是英国,德国,美国的商品货币经济的写照。”[1](P128)这个说法对建设中国经济学有启发意义。今天的中国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国家。我们有理由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逐步提高,今天甚至昨天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中起作用的经济法则,也会渐次地出现在我国。因此,从分析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运动中总结出来的一般经济学理论范畴,可以而且必须应用于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引用国外尤其是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学理论分析中国经济问题,近年来成为我国经济学研究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

三、中国经济学是特殊历史阶段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

如此说来,中国经济学似无独立存在之必要。但是,有无自己独立的理论范畴体系与是否应当存在独立的中国经济学,是两个问题。例如,王亚南先生是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的,但同时认为建立中国经济学不需要抛弃世界性一般性的经济法则,去构建独立的理论范畴体系。王亚南先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的主要著作,如《中国经济原论》、《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等都是运用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中国政治经济问题的杰出成果。王亚南先生认为中国经济学就是运用世界性的经济学一般原理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经济学。他的《中国经济原论》就是这样的中国经济学,只是为了科学的慎重起见,才题为《中国经济原论》。[1](P126)可以说,王亚南先生不仅从理论上提出了建立中国经济学不需要抛弃世界性一般性的经济法则,去构建独立的理论范畴体系的远见卓识,并且用自己杰出的理论研究及丰硕成果证实了这一思想。王亚南先生认为,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可以形成中国经济学,不仅仅因为它是国别研究。在现代,如果不同国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相近,生产方式类似,社会经济运行规律基本相同,国别的经济研究就难以形成独立的经济学。王亚南先生曾指出,“人类社会愈在早期的阶段,他们的社会活动,愈会受制于自然条件,他们的社会,哪怕是处于同一历史阶段,会显示出各别的特殊性。反过来说,如其社会愈发达到现代这个历史阶段,它的社会劳动生产力,将愈来愈大,愈有力克服气候、地形、人种,以及其他种种自然因素的特殊性。根据这正反两面的推论,我们就似乎可以大胆作出这样的结论,说社会劳动生产力较大的甲国资本主义社会与乙国资本主义社会间所表现的差殊性,要比社会劳动生产力较小的甲国封建社会与乙国封建社会间所表现的差殊性为小,或者说,两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间所表现的一致性或一般性,要比两封建制国家间所表现的一致性为大。”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的进步的生产力,曾经使世界的一致性增大。”[2](P61-62)因此,他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德国、美国等,虽然因国情的不同,其经济发展有一定特殊性,也有在理论上总结的必要,“但从整个经济学的世界性一般性上讲,它们却格外显得破碎支离,从而,把它们在对英国经济理论的对立意义上,冠以国别的,或有‘德国的’,‘奥国的’,‘美国的’形容词,那不但对其现实的一般妥当性,无何等益助,且反而表现那都不过是资本制经济在它各发展阶段,在各别国家特殊条件下的有局限性的意见而已。”[1](P136)因而,这些国家没有形成国别经济学的可能与必要。国外一些学者也持类似看法。①但是中国则不同。王亚南先生之所以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写《中国经济原论》,是因为“资本制以前诸历史时代,既是愈向着过去,其各别民族国家,在同一社会史阶段所表现的差殊性愈大,而资本制以前诸社会阶段的经济事象,虽然愈来愈简单,但因为要就这些愈来愈会在各不同地理环境或自然条件下表现着极大差殊性的同一历史阶段的诸经济事象,研究出其一般的共同的规律,是不免愈来愈觉困难的。……如把中国这种封建制的原型,及其在现代掺杂进的混合物,加以详尽的研究,那对于广义经济学的贡献和充实,是有极大的意义的。”[2](P62)也即,在王亚南先生看来,之所以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可以成为中国经济学,是因为:(1)各国的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相比,有更大的差异性,只研究一般的共同的规律,难以深入地把握前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全部实质;(2)当时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以及这种经济形态的过渡性,不仅具有特殊性,而且在其特殊性中蕴涵了某种一般性,对它加以详尽的研究,“对于广义经济学的贡献和充实,是有极大的意义的”。显然,王亚南先生的这个意见对今天的中国经济学建设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今天之所以仍有建立中国经济学之必要,是因为:1.中国经济仍处在前市场经济阶段。尽管市场取向的改革已经进行了20余年,把建立市场经济作为改革目标也已经10年,但是,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还是相当低的。①而且,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化程度低相比,有其特殊性。

2.这个前市场经济阶段无疑是一种过渡经济形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形态。这种过渡是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史上未曾出现过的,因此它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许多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发展中市场经济国家,以及从自然经济或简单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所不曾提供的经济现象,而且,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式至今为止在世界上也是比较独特的。

因此,对这一阶段的中国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在经济学理论发展上有其一般意义。

基于上述原因,可以认为,对这个历史阶段的中国经济问题进行研究有可能形成中国经济学。这个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中国经济问题。但是,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方法,却不必也不可能抛弃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发展的已有成果,在白纸上自创一套理论范畴、方法体系,而是要在科学分析批判的基础上,充分尊重并大胆运用迄今为止世界范围经济学研究的全部科学成果———世界性一般性的经济学法则,来研究发生在当今中国大地上的各类经济问题的来因和去向,以及隐含其中的客观规律。

四、发展中国经济学应当提倡研究纲领的竞争在《中国经济原论》中,王亚南先生还指出了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必须有相应的研究方法创新。王亚南先生是《资本论》的译者,但是,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研究却不为《资本论》的研究体系所限。“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已经有马克思的《资本论》提供我们一个完整而科学的研究体系,但这个体系是不适用于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的,因为在封建社会,有关地租或租佃的生产关系,是说明全部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基础,正如利润在资本主义社会,是说明全部经济活动的出发点或基础一样。可是,到现在为止,以地租或租佃的生产关系为出发点为中心的有关封建社会经济的经济学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并且,就是建立起来了,也不能机械地应用它来说明中国现代的封建生产关系,因为我们现代的封建生产关系,毕竟已在解体过程中……对于这样一种经济构成,该当怎样安排它的各种经济范畴的叙述次第呢?我觉得,透过各种带有资本主义外观的表象去把握它的本质,既是,大体按照资本主义的那个体系来分别论证它的那些经济范畴规律的非资本主义性质,由它的不是什么而确定其是什么。……采用这样的体系,就需要借助于比较的、全面的和发展的研究方法,才能把我们这种经济形态的特质及其特殊规律揭露出来。”[2](P73)服从于把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视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庸,并揭示在该经济中各种带有资本主义外观的经济现象的非资本主义性质,解释这些性质的形成的研究目的,王亚南先生大胆地采取了与《资本论》不同的研究体系。

王亚南先生这种比较的、全面的和发展的研究方法,对今天的中国经济学研究,仍然有借鉴意义。他实事求是地根据研究的目的,大胆进行研究方法创新的理论勇气和精神则更值得今天的研究者学习。

科学研究是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因此,应当倡导百家争鸣。百家争鸣,可以是各种不同问题上的不同观点之争,也可以是不同研究纲领之争。从科学史的角度看,科学革命时期,不同研究纲领之间的自由竞争具有更根本的意义。如果说,不同问题上的不同观点之争在科学发展上的作用,主要体现为在科学常规发展时期形成知识的量变和积累,那么,研究纲领之间的竞争,则是新的更科学从而更有解释力的研究纲领取代旧的研究纲领,从而实现科学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目前经济学界关于中国经济学问题的讨论,说明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正在进入科学革命时期。正因为如此,研究纲领之间的自由竞争,对目前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尤其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研究纲领的好坏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整个科学研究的质量及其对现实的解释预测能力。研究纲领的优劣无法先验地判定,因此,发展中国经济学,必须大力提倡运用不同研究纲领进行探索。实践检验真理的说法,本身就隐含了对不同研究纲领相互竞争的肯定。而对研究纲领的教条主义限制,只能导致经院哲学的盛行和研究的枯萎。这已经多次为历史所验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