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中经济发展转型和平衡思索

由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香港经济导报社等单位联合主办的以“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可持续繁荣暨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会”为主题的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论坛（2011）于2011年6月11日～12日在北京举行。来自国内外的专家与学者围绕中国当前宏观经济主要问题、“十二五”期间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特征、未来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动力机制、中国从“赶超型经济”向“大国经济”转型中的战略调整等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

一、当前中国经济将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但也面临较大通货膨胀压力，稳定物价成为宏观经济的重要任务

（一）从生产角度和需求走势看，中国经济将保持平稳较快增长1.从生产走势看，当前中国经济将保持平稳较快增长。2008年一季度至2009年一季经济增速呈逐季回落的走势，从11.3%回落至6.6%；2009年一季度至2010年一季度，经济增速呈逐季回升的走势，从6.6%回升至11.9%；2010年一季度至三季度，经济增速呈回落走势，从11.9%回落至9.6%；从2010年三季度起，经济增速呈稳定态势，连续三个季度增速基本持平。具体来看，2008年到现在，中国工业保持平稳较快增长，2011年4月份增速有所回落；受建筑安装工程投资增速的影响，2010年建筑业增加值增速在回落中趋于稳定；受购置税优惠和汽车下乡等政策取消、部分城市汽车和住房限购等措施的影响，汽车和居住类商品销售增幅明显下滑；2011年第一季度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相比2010年四季度有所回落。2.从需求走势看，当前中国经济表现出平稳较快增长的特征。以支出法核算的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净出口需求表现出如下特征：2011年一季度，居民消费增速上升，政府消费增速也上升，导致最终消费增速上升；2011年一季度，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平稳较快增长，存货增加增速回升，从而资本形成总额平稳较快增长；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呈负增长，2010年贸易顺差下降6.4%，主要由于进出口价格变化差异，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转为增长20.8%。2011年一季度，贸易差额表现为逆差，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实际增速为-18.1%。汇总三大需求结果显示，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与从生产角度核算的经济增长结论相同。但是中国经济在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同时面临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宏观经济的稳定。

（二）通货膨胀压力较大，但同时也存在抑制通货膨胀的有利因素从2008年第二季度开始，CPI上涨率连续5个季度回落，从2008年一季度的8%回落到2009年二季度的-1.5%；从2009年三季度开始，CPI上涨率连续7个季度上升，从2009年二季度的-1.5%，上升到2011年一季度的5%。2011年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5.3%。其中，城市上涨5.2%，农村上涨5.8%。类商品价格同比全部上涨，通过比较分析，我国仍面临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其原因来自多方面。1.输入性通货膨胀因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主要经济体为刺激经济采取宽松货币政策以及美元贬值等因素导致国际市场上粮食、原油、铁矿石、有色金属等资源性产品价格大幅上涨。由于中国资源性产品的对外依存度日益提高，受其影响，国内包括石油、有色金属等主要生产资料价格几乎全部上涨。2.国内成本推动因素。由于农业生产资料，包括农具、农药、化肥等价格迅速上涨，在成本推动下，国内农产品价格不断上移。人工、土地、环境保护等成本上涨对2011年工业品价格构成上行压力。3.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导致流动性过程和旺盛的投资需求。2008年第三季度以来，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中国采取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商业银行信贷迅速增加，社会融资规模剧增。2010年M2对GDP的增长率达180%。这导致中国面临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压力。但是，中国也存在“十二五”前期抑制通货膨胀的有利因素：连续7年主要农产品获得丰收构成稳定价格总水平的坚实的物质基础；主要工业品产能过剩有利于抑制价格持续大幅上行；汇率弹性的增强有利于减轻输入性通胀压力。

（三）稳定物价成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通货膨胀降低了居民的生活质量，加重了低收入群体的负担，扰乱了市场环境，不利于投资者的长期决策，影响宏观经济的稳定。因此，要重视通货膨胀问题，把应对通货膨胀、稳定物价水平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具体措施包括：

1.需求管理方面，要调整当前的负利率政策，把负利率变为正利率，实行稳健偏紧的货币政策；加强通货膨胀预期的微观管理，建立对低收入人群价格补贴机制，加快市场秩序的治理，防止各种游资利用居民对物价上涨的恐慌心理进行投机活动。2.供给管理方面，要做好进口工作，加大进口，增加国内稀缺产品进口；建立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适度进行人民币升值，抵消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对特殊行业国际游资存在的新方式进行有效的管理；保农业，保粮食，加大支农力度，增强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3.改善政府管理经济的模式。改变货币政策“政出多门”的状况；约束和防止地方政府投资冲动带来的信贷倒逼。二、“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将在新一轮周期的适度增长区间运行，宏观调控的侧重点是使经济走稳2007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态势表现出四个阶段的变化：由2007年的“高位偏快”，转为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时的“大幅下滑”，随后转向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恢复性大幅回升”，又进一步转向新一轮合理的“适度增长区间”。具体看，2011年和“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将在新一轮周期的适度增长区间（8%～10%）运行，由于2010年经济增长率达10.3%的较高水平，因此，经济增长继续加速上升的空间不大。中国经济运行已由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时的大幅下滑和其后大幅回升的“V”字型非常状态向适度增长的区间转换。从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看，2011年重在稳定物价总水平，“稳物价”与“稳增长”是相辅相成的。为实现这一任务，宏观调控的政策组合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相搭配。

三、市场导向型经济结构调整时代到来，中国面临经济转型和实现经济再平衡的艰巨任务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以自有禀赋为基础，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循环，实现了制造业的高增长。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投资和出口，中国的高增长是以牺牲能源和环境为代价的。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将会导致资源的匮乏和通货膨胀的攀升。“十二五”期间将是中国重要的经济转型期，中国将面临从高速增长的赶超型经济向高质量、均衡发展经济的转型。如果转型能够成功，中国将向富裕国家迈进，将会实现稳定的经济增长；如果不能，中国会进入一个中等收入阶段的振荡期。

（一）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可持续增长面临突出的结构性矛盾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突出的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在：（1）内需不足。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需；（2）投资和消费结构失衡。消费需求不足，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需求；（3）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增长迟缓，居民收入内部差别在迅速扩大。居民幸福感与经济增长速度不匹配；（4）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落后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低。这些突出的结构性矛盾，不是短期宏观财政和货币政策能解决的，而要依靠制度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二）制度创新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解决经济可持续增长中深层次结构问题的重要举措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不能解决经济增长中深层次的结构问题，必须要依靠制度创新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实现。而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是让经济增长的动力从一般的要素投入量扩张转变到要素效率的提高，依靠技术的进步拉动经济增长。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使社会公众公平地分享到经济发展的福利。因此，应结合我国在本世纪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调整传统的通过扩大出口、扩大投资来实现规模扩张的做法，把保持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稳步增长、使产业结构更加合理作为更重要的发展目标，而出口、投资和GDP的增长应该服从于这个目标，即以较低的出口、投资和GDP的增长率，获得较高的消费增长率。制度创新、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宏观调控，也应服务于这个目标。

（三）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将成为开启市场导向型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契机近年来，我国政府一直非常重视经济结构调整。但是收入结构、需求结构失衡问题却在持续加深。高污染、高能耗、低附加值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居高不下，产能过剩问题越来越严重，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仍相对缓慢。其根本原因在于行政调控并不能从根本上把握需求的动向，无法根据国际分工发展的规律来确定未来产业的定位，从而使产业结构调整进程中存在大规模的政府失灵问题。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将使市场化的结构性调整全面展开。中国低端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必将成为引领市场导向型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支点，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带来新的契机，开启中国市场驱动型经济结构调整的新阶段。

1.工资形成机制的变革将从根本上改变劳动关系，改变工资上涨严重滞后于国民收入上涨的局面，使中国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从而启动中国市场化的收入倍增变化，改变中国收入分配不公，提高国民的整体消费率，加速中国“收入———消费升级”的台阶效应的到来。工资形成机制变革将增加农民工进城的机会，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城镇化进程。

2.低端劳动力市场工资的上涨将对不同区域的生产成本带来不同的影响，从而使各种传统产业在区域成本差异的推动下，向中西部加速进行“梯度转移”，使东部流出产业升级的空间，同时克服以往行政化产业转移带来的各种问题。中国必将迎来在“加速性梯度转移”中实现“产业升级”的新时期。

3.工资水平的快速上涨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各种要素价格比，使市场主体自发进行要素替代，采取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促使企业提高自主研发和技术进步水平，积极探索新的盈利模式，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以往行政性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缺乏内在动力的弊端，开启市场化创新的新时期。

四、要实现中国经济再平衡、从“赶超经济”向“大国经济”迈进需要国家竞争战略的转变

（一）中国必须在全球经济格局变化中培养新的竞争优势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处在调整期，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已认识到经济失衡的严重性及进行结构转型的必要。国际金融危机虽然没有对中国金融造成直接冲击，但由于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较高，国际金融危机通过贸易、投资、金融等渠道影响中国宏观经济稳定。世界经济周期具有协同性，即在特定的时间内，各国经济周期循环阶段在方向和波幅上表现出一致性。经济的全球化正在导致经济波动的全球化，通信技术的不断创新更为经济预期的全球同时化提供了基础。国际金融危机后，无论是强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化国家都在积极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全球经济格局将发生重大的变化。中国的出口增长不可能恢复到国际金融危机以前的增长速度，依靠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增长方式将被迫转变。改革开放的成果可以说是中国“赶超经济”的成功，但是其依赖的自然禀赋的基础已发生变化，中国必须在全球经济格局变化中培养新的竞争优势。

（二）转变外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重新建立国家竞争优势当前全球经济面临总有效需求不足，无论扩大出口还是量化宽松,都是对外转嫁危机，而不是解决问题，全球化扩大了全球失衡，然而，发达国家以中国巨额顺差为理由，要求中国为此买单。假设中国顺差大幅减少，中国竞争对手的顺差大增，全球失衡依旧。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都无法承受牺牲公平而追求效率的政治代价。包容性发展是当前主流趋势。中国在内外经济失衡与国际压力显著增大条件下，必须转变外向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重新建立国家竞争优势。

（三）增强软实力，建立促进“自主创新”机制，奠定中国走向大国经济的基础，勇于承担大国经济责任1.提高金融实力。加快推进对外金融资产结构的多元化管理和配置，持续提高股权投资比重，逐步推进人民币和银行“走出去”，加快促进资本和市场国际化，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建立区域和全球生产体系、综合物流枢纽、分销网络、研发和设计中心等区位布局；恰当解决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和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相对独立性相互协调的难题；促进上海与香港地区、台湾地区合作打造亚洲的国际金融中心。2.培育创新体制，提高创新能力。经济转型的关键是创新。当前资源依赖型经济已面临瓶颈，中国必须要通过技术创新来克服增长瓶颈，实现可持续增长，并缩小与经济强国在知识和技术上的差距。通过改革建立促进“自主创新”机制，奠定中国走向大国经济的基础。中国经济继续增长面临能源底线。短期内，中国不可能通过技术创新和经济转型克服资源约束，因此，一方面需要发展科技，另一方面通过协调国际关系克服能源约束和外部冲击。3.勇于承担大国经济责任。中国通过改革和对外开放实现了经济繁荣，财富总量增加，但其总体实力还不够，还不是一个经济意义上的大国，未来保持经济可持续、均衡、稳定、有效的增长仍面临众多的结构性问题。中国需要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遵循市场的逻辑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国经济需要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包括推动全球的自由贸易和投资，建立有序的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在国际上积极促进包容性增长和发展，建立一个机会平等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和发展机制。中国需要在发展中提高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能力，并勇于承担大国经济责任，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并从“赶超经济”向“大国经济”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