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率先复苏 拉不动全球经济复苏等

最近十年来，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经济总量不断扩大，人们对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关系形成了若干似是而非的看法。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哪怕是外部环境再不景气，中国也完全能够保持一枝独秀；而在这次危机中，包括乔治・索罗斯在内的一些国内外人士衍生出另一种更为大胆的观点，即率先复苏的中国经济还可拉动全球经济实现复苏。

前一种观点，很明显是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和2001年美国经济衰退的经验产物。不可否认，在过去两次危机中，中国确实表现出了较好的抗传染性。表面上看，这主要应归功于中国外部“防火墙”(如资本账户不开放、金融市场与外部世界隔离等)发挥了隔离作用。

但事实上，对于中国这样―个高度依赖外需的新兴经济体而言，有两点是决不能视而不见的：一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并未影响到美、欧经济；二是200t年的衰退虽然发生在美国，但从开始到结束的时间极短，只经历了两个季良――据统计，2001年美国经济衰退的幅度仅为-0.16％，且私人消费依然呈现正增长态势。

一旦中国经济遭遇到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特别是当主要出口对象欧、美、日无一幸免时，经验主义便靠不住了。如果以1978年至1998年中国GDP9.85％的平均增长率作为潜在增长率的下限，那么则从去年第三季度9％的增速开始，中国GDP增长率已回落到潜在增长率以下；而第四季度6.8％的增速已显著低于潜在增长率3个百分点，由此也使得中国决策层不得不将“保增长”作为今年经济工作的最高目标。显然，美欧经济急转赢下带来的外部冲击，是中国出口下滑和经济增速放缓的主要原因。

而后一种观点由于尚未被经验证实或证伪，只能从逻辑上去剖析。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今年二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7.9％，推动整个正半年增长率跃升至7.1％。考虑到去年下半年经济增速相对较低，一个大致可接受的判断是：中国经济已触底回升，只要外部环境不发生大的逆转，全年实现保八目标基本无虞。

鉴于美、欧、日等全球主要经济体最近两个季度同比依然是负增长，说中国经济很可能已率先实现复苏，问题应当不大。但随之而来的两个问题是：中国经济复苏了，是否必然就会拉动全球经济复苏呢?再深^一步，如果全球经济未来一年内难以实现复苏，或者将经历+~曲折的复苏进程，那中国经济的复苏是将继续高歌猛进呢，还是会因为失去支撑而跌落云端?

最理想的境界，自然是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同步复苏，一国的进口扩张等于其他国家的出口扩大，由此形成一种正外部性。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若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引擎率先复苏，理论上也可以拉动周边乃至全球经济复苏。但很遗憾，从实际情况来看，除了美国，无论是中国、欧洲、日本或印度，目前还都难以担此重任。

首先，以往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经济主要引擎，主要在于美国国内旺盛的消费力，可以充分吸收世界各国的出口产品；而目前中国居民的消费力远不足以与美国相提并论一事实上，即便中国加上日本和德国，消费总量也及不上美国。因此，奢望仅占世界经济总量不到5％左右的中国来推动世界经济复苏，无异于让一匹小马去拖动一辆大车。

在上半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构成中，增长最快的部分都来自转移支付。根据一般经济学常识，这种临时性的转移支付通常不会被理性的居民视为持久性收入的增加，而更可能转化为新增储蓄。此外，当前各级政府在刺激消费方面较多使用的手段不外乎发放消费券、农机和家电下乡、汽车以旧换新等，短期效果固然有，但其可持续性令人生疑。显然，要想真正使居民敢于消费，还是要回到社保、医保、教育收费、房价等根本问题上来，若这些后顾之忧不得到解决，中国高储蓄、低消费的格局就很难有实质性改变。

其次，上半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和库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7.6％，拉动GDP增长62个百分点，无疑是当前推动中国经济复苏的主要力量，但投资很难成为长期持续的力量，并将不可避免地引发财政透支、资产泡沫、产能过剩等一系列棘手难题；另一方面，从实际情况来看，4万亿元蛋糕中最终能惠及外资的部分也极为有限。

再次，从中国的进口构成来看，要想拉动外部经济增长有两个可能的途径：一是能源、矿产品等原材料的进口，二是零部件、中间产品和生产设备的进口。前者的受益方主要是中东、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少数资源国，但从反面效果来看，中国经济率先复苏，甚至有可能推高全球大宗商品和海运价格，对于其他国家的复苏未必是个好消息；后者受益的主要是处于东亚价值链体系上中游的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但在中国出口难以得到切实改善的情况下，这些经济体所期待的“复苏”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因此，中国经济复苏，对于其他国家而言，最大的作用，恐怕还在于将其视为一个积极的外部信号，以提振国内信心。但问题是，若这些国家迟迟无法找到―种自我修复动力，则中国经济复苏不仅不能拉动他们的增长，反而自身也可能因为投资、出口后劲不足而使经济增速重新趋缓。

从各方面迹象来看，特别是美、欧各国已宣布不会出台新的经济刺激计划的情况下，未来一两年内全球经济复苏很可能将呈现出一个慢热过程。对于中国而言，首先不必轻率揽下拉动全球经济复苏的重任；更重要的是，从现在起认真落实“扩内需”和“调结构”的任务，只有真正降低对外需的依赖，中国经济的复苏才是可持续的。

从黄金美元到低碳美元

李国旺

由于金本位的路径依赖，布林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即第一代世界货币中心的美元，可以称其为“黄金美元”，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例关系(以固体物品为基础)，其他货币与美元间的相对固定比率关系，为二战后世界经济迅速恢复创造了稳定的货币体系的基础。

这种以黄金储备为背后力量的货币体系，加上美国主导下的欧洲振兴规划――马歇尔计划，美元随着欧洲振兴计划而大量外输到欧洲，欧洲美元因此产生，并开始在西欧游荡。北约国家因此从经济上紧紧地与美国捆绑在一起成为美国综合国力的加盟力量，形成了牢同的战略同盟关系。而美元也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舆论等综合实力的体现。

黄金美元存在了约30年后，由于美国滥用铸币税而扩张美元，美国国库已无法承担美元一黄金的固定汇兑关系。随着重化工业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产业，控制石油成为美国头号战略利益。金融资本与石油资本共同导演中东战争，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爆发，人类历史由此开始围绕石油和美元为核心运转(以液体物品为基础)。美国因为掌控了石油的主要控制权，美元从黄金为内在价值保障成功转换成以石油为内在价值的保障，美国因掌握了石油而掌控了世界经济运行的主动权。

由于现代农业离不开石油，掌握了石油资源，美国五大公司也从此掌握了世界粮食生产与供应的大权。进入上世纪七十年代，世界经济正式形成美元、石油、粮食为点的圆形运动。

自石油美元为世界经济核心开始，可 以解析美国最近三十年的政治、军事、科技的目标以中东为指向的原因。但是，毕竟主要产地在中东，同时存在未来石油资源开采完的问题，寻找替代能源并由美国直接掌握的新能源，已经成为新世纪美元内在价值保护的战略任务。依托于太阳能技术、风能技术、核能技术、生物质能技术等新兴能源技术的掌握，美国可以主动调控粮食、石油价格，从而为本身的国家利益最大化服务。

今天，所有的新能源技术，都围绕低碳概念进行。低碳概念不仅与石油资源的枯竭有关，更与美国主动掌握的相关技术有关，特别是美元内在价值的外在依附物体的转换有关。从黄金为内在价值的美元体系看，汇率是相对稳定的，经济连续30年的繁荣因此得以保障。以石油为内在价值的依附物看，汇率是波动不定的，70年间经济的剧烈波动均与此有关。特别是日本，在经济强烈依赖石油与美元汇率强烈波动的双重作用下，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已从快速增长的国家系列中退出。

现在可以预期的是，以低二氧化碳排放为核心的新能源，将为疲软的美元注入强有力的能量。掌握新能源技术的美国经济，有可能重新排列世界经济体的“价值”创造指标。由于新技术是“复杂”劳动的体现，美国因此可以在新技术的开发、交易中获得超额收益。为了让新能源低碳技术能够顺利推广，按照资本增值的逻辑，美国将在石油产地制造事端，将石油为代表的老能源价格再次炒高。要炒高老能源，必然向市场注入资金，要注入资金必然制造危机，要制造危机，必然让老百姓消费不起，要让老百姓消费不起，就得降低其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的比例关系。事实上，2001年至2006年间，美国劳工阶层的收入增长低于经济增长，不仅是因为WTO的历史性扩大的原因，更是美国垄断资本利益安排的结果。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在此大胆预期：在奥巴马政府首期执政进入第二或第三年的时候，为了促使以新能源为号召的低碳概念(气体)顺利转换成美元的内在价值依附物，美国垄断资本必然会在老能源如石油和煤炭价格上大搞一把。因为只有让石油等垄断资本大捞一把，才会允许奥巴马政府放手实施新能源战略。同时，在低碳美元形成的过程中，会造成美元本身的阵痛，国际间汇率可能急剧波动。美元的趋势可能先大幅贬值，再因为低碳美元成功转换而大幅升值。

面对低碳美元可能的成功转换，笔者的看法是，我们的政策取向不是为其所用，而要借力打力，为我所用。在强大的美元力量面前，示“弱”并及时预测美元未来政策取向，提出应对的更宽松政策，可能是未来一年内央行货币政策的调子。在中国经济复苏背景下，人民币存在升值压力。化解升值压力的路径，要么是更宽松的货币政策，遏制住国际资本为获得超额剩余价值而进入中国的冲动；要么强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逐步将人民币从货币形式的美元投资，转向于因美元贬值而有升值预期的资本品。当然，无论是投资公司股权、还是直接收购大宗商品，寻找并把握美元政策出错的时机，可能是中国资本最好的时机。这种投资与人民币国际化结合，是国家资本出面，还是民间资本出面，则要看具体标的和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