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辨认规则的运用与思考

辩认是指在侦查人员主持下由被害人、证人、犯罪嫌疑人对犯罪嫌疑人、与案件有关的物品、尸体、场所进行识别认定的一项侦查措施。侦查辨认作为一项行之有效的侦查措施在实践中广泛运用，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侦查辨认法律规定不明确，侦查人员认识不到位等多方面的原因，侦查辨认在实践运用中暴露出诸多的问题，亟待解决。

一、我国侦查辨认的实施现状

侦查辨认属于侦查活动，是刑事诉讼证据的形成过程，辨认结果固然是刑事诉讼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但这个结果依赖于对过程的控制，如果侦查辨认的程序违法，则辨认笔录只能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实践中侦查辨认过程实施现状不容乐观，从侦查辨认违法的形式上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先指认后辨认或者只指认不辨认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247条第2款规定：“组织辨认前，应当向辨认人详细询问辨认对象的具体特征，避免辨认人见到辨认对象。”但实践中有的侦查人员向辨认人直接出示犯罪嫌疑人照片来辨认，有的是先单独把犯罪嫌疑人提供给辨认人指认，然后再拿出照片模板让辨认人辨认。这种先指认后辨认的方法让辨认人主观上先入为主，干扰了辨认人的主观判断，容易出现错误的结论。如某区公安分局在一起故意伤害案件中，在组织辨认前没有详细询问被辨认人特征，而是让被害人和目击证人先指认后辨认，结果造成辨认错误，导致与案件无关的人被错误刑事拘留，而真正的犯罪嫌疑人后投案自首。

（二）一组照片同时辨认多名犯罪嫌疑人

《规定》第249条第2款也有有关详细规定，而实践中有的侦查人员在1组10张照片中让辨认人辨认出4、5名犯罪嫌疑人来，这种在10张照片中放入多名被辨认人的方式，无疑将降低“混杂”的效果，削弱了辨认的证明效力。

（三）多名辨认人同时辨认

《规定》第248条规定：“几名辨认人对同一辨认对象进行辨认时，应当由辨认人个别进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也规定“辨认时应当有每名辨认人单独进行”。但实践中犯罪嫌疑人归案后，侦查机关组织被害人、证人等多名辨认人同时对辨认对象进行辨认，这样的做法容易导致辨认人之间互相提醒，影响辨认人的独立判断，从而无法确保辨认活动的真实性和客观性。

（四）辨认时无见证人在场

《规定》第251条规定：“辨认经过和结果，应当制作《辨认笔录》，由侦查人员签名，辨认人、见证人签字或者盖章”从这条规定来看，公安机关组织辨认活动时，应当有见证人在场见证。但实践中常出现公安机关制作的辨认笔录不体现有见证人的情况，没有见证人在场的辨认是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行为，是缺乏监督的，这样的辨认笔录最后只能作为非法证据而排除。

（五）辨认操作方法不科学，使辨认人轻易辨认

在司法实践中，侦查辨认没有专门的场所和设施，操作的任意性比较大，有时候会让辨认人与辨认对象直接见面，增加辨认人的心理负担。此外有的侦查人员在选择陪衬和设定照片模板上做文章，使辨认人轻易辨认。实践中，有的选择与被辨认人有很大差异的人作为陪衬，有的在多组辨认中，将多名犯罪嫌疑人分别放在每组的同一编号，而其他陪衬人员照片和位置均无变化，使被害人轻易辨认出多名犯罪嫌疑人，这种操作方式的辨认结果可想而知了。

（六）辨认时引诱、暗示

《规定》第249条规定：“辨认时不得给辨认人任何暗示”。辨认中侦查人员与辨认人的对话应仅限于辨认程序性的交谈，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以各种形式暗示辨认对象，辨认者本人只能依靠自己的判断来完成。如某区公安机关在侦查一起故意伤害案件中，辨认人在辨认前的多份讯问笔录中均表示对犯罪嫌疑人的长相没有看清，加上案件发生在夜晚，光线很差，其视力也比较差，表示根本认不出具体实施殴打行为的犯罪嫌疑人。但是在随后的辨认笔录中，该辨认人却清楚明确的在12张照片中指出该犯罪嫌疑人来，显然在辨认的过程中有引诱、暗示的成分，这份冲突的辨认笔录最后也被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二、对我国侦查辨认现状的原因分析

（一）立法的不完善

如前所述，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对辨认程序未作具体规定，而只在《规定》和《规则》中有所涉及。一是从法的效力层面来看，没有将侦查辨认纳入到我国刑事基本法律之中，部门规章的法律效力低于基本法律，在司法实践中，侦查人员对对辨认程序操作上显得轻率、随意性大。二是从两个部门的规定来看，虽然《规定》及《规则》对辨认均有规定，但存在不一致的地方，公安机关规定被辨认人数不得少于七人，照片不得少于十张，而检察机关规定被辨认人数不得少于五人，照片不得少于五张；公安机关规定辨认应当有见证人在场，检察机关规定辨认可以有见证人在场。同样的侦查辨认活动，不同的侦查机关通过自己的部门规章规定了截然不同的标准，不利于法制的统一和法律权威树立。三是规定的内容来看，不论是《规定》还是《规则》，对侦查辨认的规定都比较原则，而对操作的细节未作规定，指导性不强。

（二）司法投入不足与侦查设备相对落后

目前，我国的侦查机关在组织辨认时仍然使用最原始的手段，尤其是对人的辨认，没有专门的辨认场所和设施。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在组织证人、被害人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辨认时，往往只能利用现有的条件以避免辨认人与辨认对象直接见面，如令辨认对象在楼下站成一排，让辨认人在楼上进行辨认等等。这样的辨认往往因为距离和照明条件的限制而降低辨出率。还有的侦查人员干脆让辨认人直接面对辨认对象进行指认，在这种情况下，辨认人和嫌疑对象都可能因为过度的紧张而影响辨认结果的客观性。此外，对犯罪嫌疑人的照片档案的管理尚没有全面实行电脑化和网络化，照片档案的利用率不高，无法实现在不同的侦查机关之间的资源共享，因而也大大的限制了照片辨认应有的为侦查提供线索和方向的功能的发挥。

（三）缺乏严密有效的法律监督机制

从目前对侦查辨认活动的监督机制来看，有侦查机关内部纠错，有见证人在场见证的外部监督，以及检察机关的侦查活动监督。瞥开侦查机关内部纠错不谈，见证人在场见证在实践中还未达到百分百参与，即使在场见证了，这种外部的个人监督力量还是有限的，无法代替法律监督。而检察机关的侦查活动监督多半是已经到了批捕环节、环节，发现了辨认活动违法，提出纠正，也属于事后监督，效果不佳，即使是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到侦查活动中，也多数是引导侦查取证方向，极少会介入到具体的辨认程序中去，缺少同步监督。因此对辨认活动法律监督机制的缺乏也是影响其实施的原因之一。

三、完善我国侦查辨认程序的立法建议

（一）提升立法层次，统一辨认活动的标准，增加辨认的形式

基于上述原因，笔者认为我国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应当以基本法的形式对辨认规则作出详细的规定，提升其法律效力的等级，促使侦查人员在司法实践中对辨认活动子以足够的重视。其次，对辨认的审批程序，辨认前的询问，被辨认人的数量、照片的数量，陪衬人选择的标准，一组辨认还是分组辨认方式等还要规定统一具体的、操作性强的执行标准，以避免实践中的随意和混乱。第三要增加辨认的形式，目前的列队辨认和照片辨认形式单一，已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应当借鉴应借鉴英美国家做法，丰富辨认形式，增加规定录像辨认、语音辨认，以便于侦查部门根据需要选择适当辨认形式。

（二）应该规定辨认方式的顺序排位

从我国目前认可的列队辨认和照片辨认方式上看，照片辨认和列队辨认的证明力应该是有区别的，较之列队辨认，照片辨认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更有限，该辨认笔录的证明力更弱。所以，列队辨认和照片辨认不应当具有同等位阶，而应当有先后顺序之分。笔者认为，列队辨认应当排在法定辨认前面，在无法组织列队辨认的情形下才考虑使用照片辨认。

（三）加强检察机关对侦查辨认的法律监督

检察机关要加强侦查活动监督的力度，将监督的触角前移，充分发挥提前介入、引导侦查的职能，亲临辨认现场，作为特殊的见证人，变事后监督为同步监督，切实将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纳入检察机关的有效监督范围内。另外，从新《律师法》的修改来看，律师在刑事犯罪审前侦查阶段有会见权和调查取证权，若律师在履行职责中，发现侦查机关有违反侦查辨认规则情形的，可通过司法行政机关或直接向检察机关申请侦查活动监督，当然立法时应当赋予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无故不接受监督的司法处分权，以从根本上保证侦查监督的有效行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