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刑事辨认运用的低可信度成因及对策预防

摘要：辨认是侦查中的重要取证手段，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广泛运用，而我国《刑事诉讼法》却没有对辨认进行任何程序规定，其法定地位得不到保障，从而在适用过程中会出现错误，错误的出现导致了结论的不可靠，成了错案发生的一大原因，因此，分析查找原因并解决问题，是完善我国刑事辨认程序急迫需求的，也是判决公正的要求。

关键词：刑事辨认；错案；可信度

刑事辨认在侦查实务中广泛运用，侦查人员通常运用该措施查明案件的重要事实和实施犯罪的嫌疑人等，因其具有简便灵活、线索功能强的特点，深得侦查人员的"青睐"。但刑事辨认结论的可信度却不高，有学者研究统计过，因刑事辨认导致案件出错的比例，美国大概75%，中国大概33%，[1]但实践中并没有因为辨认的出错率高而致使运用度降低，相反却一直是侦查程序中非常重要的侦查手段之一，对此英美国家采取了极其严格的法律程序进行保障，而在我国，关于辨认的程序规定仅出现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诉讼规则》)和公安部出台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程序规定》)之中，立法简单粗陋，并且此次刑诉法修正案也丝毫没有提及，笔者认为这是立法者的疏忽，不得不觉得有些遗憾。

笔者拟在本文中对刑事辨认出错的原因进行简要分析，最后提出自己的立法建议。

一、刑事辨认在运用中易出错致使可信度低的成因分析

辨认本质是一种认识活动，是指辨认者依据其大脑中的印象判断是否感知过某一事物的一个过程，其主要依赖于辨认者的生理和心理素质，由于个体的差异和外在的干扰，极容易导致结论的出错。

1、辨认者本身因素及外在的客观情况对辨认结果存在影响

著名的沃・斯里特曾试验得出过结论：一个回忆能力最好的学生在重新回忆过去的整个事件的过程中有26%的重点细节发生了错误，其他学生在记忆他们看到的事件中发生80%的错误。[2]后来的研究表明这一研究结果对其他国家、其他人种的学生具有普遍性。在美国，"拯救无辜者计划组织"通过DNA洗去罪者的研究中发现，84%的错误定罪是因为受害人的辨认造成的。我国也有学者进行过调查，认为刑事错案的发生不仅因刑讯逼供，辨认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刑事辨认错误的发生便常有了。其理由有，首先，案发时的光线明暗、距离远近，辨认者的生理、年龄、认知能力等都有可能影响到辨认的进行。其次，人对于过去事物的记忆必然存在漏洞，在回忆的过程中填补漏洞自然可能会造成一定的错误。第三，如果辨认者是受害人，则常常会在辨认的过程中带有仇视的心理，而如果是目击证人，则又可能会受到先入为主的影响。由此可见，辨认者本身的生理环境、认知能力、心理素质以及外在的客观情况等都对辨认结果的正确与否有一定的影响，自然是造成辨认出错多的原因之一。

2、程序的规范及其重要

一项程序的运用效率与法律的规定是息息相关的。在美国，辨认被规定在《联邦证据规则》第九章"鉴定与辨认"之中，并且在判例中常常将辨认与搜查一样看待，认为辨认必须符合美国宪法第五、第十四修正案的要求。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将辨认规定在第七章"鉴定人、勘验"一章中，即第81条b规定："在为了实施刑事诉讼程序或者为了识别辨认目的有此必要的范围内，允许违背被指控人的意志，对他进行拍照、收集指印、身体测量和类似的措施。"而我国仅有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诉讼规则》和公安部的《程序规定》，而这两个文件中关于辨认的规定不仅极其的粗略，而且相互间还存在着矛盾。可见其立法层次低，不能作为法定的侦查措施，那么，在对其实施过中出现混乱并最后导致错案发生也不足为怪了。

二、即需完善的刑事辨认及其措施设想

从《诉讼规则》和《程序规定》中关于刑事辨认措施的法条规定来看，我国关于刑事辨认的法律规定仅包括辨认的目的、主体、对象、范围，和辨认的主持、审批、询问程序，并且条文规定的非常粗陋，而且两个文件中还存在着矛盾的地方，比如关于辨认对象数量的规定，《诉讼规则》规定受辨认人的人数不得少于5人，照片不得少于5张。而《程序规定》则规定受辨认人的人数不得少于7人，照片不得少于10张。以此来看，这样不完善的刑事辨认规则，必然会在运用中出现较多问题，致使错案发生。

因此，程序保障的立法完善具有急迫性和必要性，在此，笔者提出几点设想：

第一，关于辨认的方式。我国刑事辨认主要是照片辨认和真人辨认，规定了混杂辨认规则，并且真人辨认优先，可实践中情况却并非如此，出于多种情况的考虑，往往是照片辨认代替了真人辨认。 [3]对此，笔者认为，照片辨认不能真实反映被辨认对象的真实情况，刑诉法应该进行具体规定，强制要求以真人辨认为优先，只有在真人不存在或有确定的理由表明不能参与辨认以外，不得使用照片辨认。侦查机关可以建立辨认对象库，在社区鼓励广大公民积极配合，当需要进行辨认时，通过辨认者对辨认对象的描述，找到与辨认对象相似的公民进行辨认。

第二，关于辨认的组织者和主持者。在辨认过程中，由于知情的侦查人员知道犯罪嫌疑人或者涉案物品，常常会有意无意的暗示辨认人，这样会导致辨认的本质作用失效，因此，笔者认为，在刑事辨认时，应该由对本案不知情的侦查人员组织和主持，并且辨认人在辨认之前也不能知晓辨认对象，这是对双盲规则的遵循，我国刑诉法应该规定双盲规则。

第三，关于辨认前告知的规定。尽管《诉讼规则》第211条规定了:"应当告知辨认人有意做假辨认应负的法律责任"，但这对于保证辨认的有效性还是不够的，笔者认为不仅要告知做假辨认所负的法律责任，还应向其解释辨认的重要性和目的性，为防止侦查人员有意或无意的暗示，还应告知"在辨认对象中，犯罪嫌疑人或者涉案物品可能在辨认对象中，也可能不在辨认对象中"。这样可以避免辨认人先入为主思想的误导。实证研究表明，若在辨认前告知辨认人犯罪嫌疑人可能不在待指认的行列中，辨认人错误的比例为33%，若事先未作警告，辨认人出错的比例高达78%。[4]

第四，从维系控辩平衡和保护犯罪嫌疑人角度来看，犯罪嫌疑人作为辨认对象时，有权利获得律师在场的权利，并且可以自己选择列队辨认时的位置。辩护律师有权参与整个辨认的过程，如果存在暗示的情况，辩护律师可以当场提出并且要求重新辨认或者主张辨认无效，对于司法机关侵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而进行的辨认，有权获得司法救济。

第五，在庭审过程中，辩护方只需承担辨认存在暗示情况的责任，不需提出证据证明由此导致的辨认结论不可靠。而对于控诉方，一旦辩护方提出辨认存在暗示情况而主张辨认不可靠时，就应该提出证据证明该辨认结论是合法有效的。

第六，对于法官而言，当辩护方提出辨认存在不当暗示的情况而控诉机关不能证明辨认结论的合法性时，或者侦查机关存在侵犯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而进行了辨认的，法官都应该直接排除该辨认结论作为证据使用。

参考文献：

[1]李岩玲.浅谈刑事诉讼中的辨认程序[EB/OL]. www1.省略/Item/Show.asp?m=1&d=545,[2011-08-01].

[2]袁则.刑诉辨认的低可信度成因与预防[J].法制与社会,2009,(22).

[3]封涵书.侦查辨认客观性缺失问题研究[J].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8).

[4]王兆鹏.证人指正之瑕疵及防制[J].台大法学论丛,1991,(2).

作者简介：代娇娇（1987-），女，湖南慈利人，湘潭大学法学院2010级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