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的现代品格

戏曲的出路“变则通”，戏曲不再思变是不行的了，这已经成为共识，虽然认知的深浅并不一样。戏曲的现状是旧与新两种现象并存。老戏老演不行了，而有些新戏为什么也不行呢，原因可能很多，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题材新而情节老，思想老，演出老的所谓新戏，这是另一种新面孔的老戏，戏曲不改变这两种老旧现象，前途肯定堪忧。任何热心于守望传统、保护国粹的忠贞之士都改变不了它的命运。但是我并不绝望，因为，“戏曲改革”带来的祥云也在冉冉升起，而且日益舒展和厚积。戏曲必须与时俱进，是这一时期逐渐获得共识的指导思想。为了与“移步不换形”为指导思想下小打小闹的改革相区别，我曾称一些具有现代品格、戏曲观念新、戏曲文学新，从戏曲演出观念到呈现都新的戏曲为“新戏曲”。去年我在《当代戏剧》上写的一篇文章中评述的几出戏曲《土坑上的女人》（蒲剧）、《半江清澈半江红》（评剧）、《腊八姐》（五音戏）乃至《弦高献牛》（京剧），它们文学形象新，这些都是头几年出现的“新戏曲”。我这里要强调一句，这些戏，不仅“新”，而且演出都超百场，是获得社会、经济双效益的戏。我认为这些“新戏曲”的经验应该好好总结，可资鉴借。至于那些惟“新”是骛（其实是不是真的“新”还另当别论），但不受观众欢迎，没有演出市场的“新”，不足为训。令人欣喜的是我发现近两年来戏曲的新气象正在不断扩大与提升，有些戏曲的现代品格已经进入新的境界和新的层面，这种审美指向的转移，对于戏曲的发展或许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我想在这里介绍三出即将参加第八届中国戏剧节的剧目，我们在这三出戏的产生过程、戏曲观念、戏曲文学性的追求与把握以及演出形式的精心设计与力争到位的执著追求中，应当总结出一些有益的经验。

去年在广州看了一台山歌剧《等郎妹》，这是一出以广东梅州地区客家文化为背景的爱情悲剧。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天”字出头便是“夫”字，妇女以夫为天，从一而终，“夫”便是一切。以女子寻情郎、尊丈夫为悲剧题材的戏曲多到不可胜数，若以社会批判、道德批判甚至人性批判先入为主地去写这个戏，再加上地方音乐、民歌及一点地域、民俗风彩，也能弄出相当完整的戏，但不会有多少新意和独到的审美价值。《等》剧作者对客家文化、客家女子的美德有深厚的感情，而且对夫权独尊下的女性的地位与价值有很理性的批判意识，但在创作时他进入了科学的创作思维，他说“我们写《等郎妹》无心刻意要批判或颂扬什么，只是让剧中人物从我们的血液中自然地流淌出来，并让所有的人物在我们所熟知的客家人文环境中自由地滋长，尽情地倾诉。所以《等郎妹》的人物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好人和坏人之分”（林文祥：《山歌剧〈等郎妹〉创作浅悟》）。其实剧中从小侍候比她小6岁的小丈夫的童养媳润月从一开始就踏上了命运的艰难之路。可是作者跳出老戏高台教化和一直延续至今的社会批判意识统率全剧的创作模式，作者写出了在特定历史、地域、文化背景下这一个女子真实的生命形态和精神、情感世界。她像姐姐一样照顾还要尿床的未婚夫，他们年少不识愁，流露着两颗童心的真诚与真挚；及至年长，18岁的丈夫在结婚圆房之夜，还来不及成为真正的丈夫便被拉壮丁当了兵，戏中没有呼天抢地，我们看到的是两个相爱男女的两情相悦和被迫生离死别的无奈。她像所有寻得情郎或等待丈夫早日归来的女子那样无怨无悔，了无终期地苦守着、期盼着。这里，她所呈现出的单纯、善良、忠贞、坚忍等等所谓美德与命运的悲怆和与思想、人性的禁锢相随相生的无知无觉和愚昧是浑然一体的，要进行理性批判可以说许多，但都没有这个历史的、人文的、具体的，浑然天成、血肉丰满的这一个人物所表达的那么具体、丰富和深远。因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马克思的话，一切文学艺术包括戏剧，其根本任务是塑造人物形象。为了戏的观赏性，也是为了把人物刻画和把作者寄寓于人物的情感推向更高更深的层面，作者让故事转向传奇化。丈夫当兵之后，人性滋长丑鄙，他拈花惹草，他所强占的女子中，有一个是土匪的老婆。润月只听说丈夫已经在战争中被打死，在婆婆的劝说下，她与一个一直真心爱她的本村小伙子定了亲。土匪因为王思焕（润月的丈夫）占了他的老婆，要强占润月作为报复并找回做丈夫的尊严；而王思焕回到家里，发现妻子要与小伙子成婚，他要用最卑劣的手段在人格上侮辱这个一直苦苦等他而且始终在事实上没有成为他老婆的润月。这两个男人的心理都很浅直而丑鄙―――通过强占别人的老婆和报复自己的老婆来找回、维护自己作为丈夫的尊严。若进行文化批判，这两个男人的可鄙心理与行径，其劣根就在把女人当作男人的私物和附属的封建意识，这一点在作者的意识中很清晰，但是他的高明在于在戏里完全排除概念化的表述，他倾力于人物按照他们的本来面目自由生长和精心打造。正如曹禺先生所言“人物即思想”，剧作家是通过人物说话，他把要说的话都熔铸在人物塑造中，至于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文化的辨析，那是理论家的事情。《等郎妹》体现了一种符合艺术规律的科学的正常的创作思维，可是我从黄心武先生所写的文章中得知，在“不知道要说些什么”、“这样的作品有什么价值”、“我们向润月学习什么”等诘难之下，这个戏整整被压了三年，幸而一个机遇的来临，使它得以投排问世。显然种种诘难、问题都来自一种延贯已久的社会问题剧和宣教剧的思维方式，这是早就形成的一种理论、评判标准和某些方面的政策依据。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新戏曲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会碰到历史惯性的龟鹾团鲎玻而有时候强大的不见得一定在新鲜事物这一边。

《等郎妹》的演出也很优秀，导演是“抒情专家”王佳纳女士，她成功地调动各种手段，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敏锐和温馨使美的发现、美的伸展和美的呈现具有不同凡响的人性魅力和不可抗拒的艺术亲和力，加上音乐、唱腔、舞美、灯光的高水平发挥，使整台戏特色鲜明，绚丽多姿，在文学性和艺术呈现上均居当今戏曲现代戏的上乘，并把山歌剧这个比较单薄的剧种提升到具有戏曲音乐剧的现代美。此剧的成功，已经成为当地戏剧工作者和广大民众引为自豪的盛事，产生了“空前的轰动”效应。

我要说的另一出戏是安徽安庆市的黄梅戏《孔雀东南飞》。不朽古典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与焦仲卿婚姻悲剧源出于安庆，而今荒冢犹存，但是物质和非物质的史料遗存寥寥，要编戏，主要依仗还是这首长诗。我国古典叙事诗并不多，据叙事长诗编演的戏曲，我看过一些，有的基本采取“直译”办法诗改戏。看完戏，读诗时的煌煌乎高山流水之感荡然无存，只留下了个平平常常的故事，失望之余，方体会到改编经典难，把不朽长诗改成戏必须是诗的剧、剧的诗，另需一番功夫。编剧罗怀臻和王长安编制黄梅戏《孔雀东南飞》自有其独出心裁之处。我以为最出色的是凭藉长诗作通途，打开了诗中人物的心灵世界和情感天地，解析了1800年前人物的心灵密码，对人物的模塑既现代又古典，今古对位很准确。长诗《孔雀东南飞》是刘兰芝对自己不幸婚姻经历的回忆性叙述，如果把所叙之事情节化而成戏，很难要下一个“好”来。戏以情动人，作者展开合理而丰富的想象，把情感线设置在诗中并没有的这对青年恋人的情性相通，琴瑟和谐，如胶似漆，渴求生命以及婆婆的变态与专制和他们自身的依顺、软弱所酿成的悲剧。作者对婆婆的变态心理作了现代解析。原诗中婆婆出于一种嫉妒心理，生生拆开了这对青年的美满婚姻，作者对婆婆的心理机制作了弗洛依德的心理学观照，这并非是硬贴上去的现代性，而是对长诗陈诉的人物心理事实作现代科学的观照，而且把这种现象强化并推向极致，给人以震撼和文化的沉思。第三，作者巧妙地作了诗和剧的对应，这是很有创造性的戏剧思维。《孔雀东南飞》这首亘古传诵的长诗，本身具有永恒的美，让它有机地参与戏剧构成，会产生一种极有魅力的历史感和空灵美。它屡屡很熨贴地出现于剧情需要升华之处，并以歌队合唱的形式出现，为独特的演出样式提供了有机元素。我想强调的是这出戏经导演查明哲和诸多方面行家的合力创造，让我们看到在现代审美观念的统率下，各方面精心设置、制作到位后新戏曲所能产生的巨大而新颖的震撼力、感召力和观赏性。常说戏曲是“以歌舞演故事”，但过去是以程式化、类型化演故事，现代的戏曲美学不仅故事要求独特的文学性，而且要寻求最恰当、最和谐、最协调、最有力的独特演出样式。新戏曲要求的是一戏一格。《孔》剧的文化意蕴和诗意叙述，给导演查明哲以充分施展的精神和情感空间，他在戏曲演出中调动了迄今我所见过的最丰富的手段，戏里有歌队、舞队，还用了用人扮演的牛形（这是汉代“象人”的呈现方式），无论形体、舞美、灯光、服装、人物造型都有精于此道的专家精心设计、打造，作曲既有现代音乐创作的完整性和独创性，又顾及剧种音乐唱腔的固有特色，但其表现力和感染力远胜于原汁原味的剧种音乐。所有这一切，又都在意境的营造和氛围渲染上突出演员的精彩表演。当然，作为一出新创剧目，《孔》剧还不是完美到无懈可击，但就其大成，它使我们感到具有现代美的新戏曲具备了怎样的美姿美质。

另有一出使人难以忘怀的体现了地方歌舞剧种新走向的戏是由昆明市花灯剧团演出，由盛和煜编剧、卢昂导演的《小河淌水》。这出戏定位为花灯歌舞剧。“小河淌水”是已经成了世界名曲的云南民歌，它所表达的对恋人的思念和对爱情的期许，确如导演所言已经由个人情愫升华为人类的“普遍情感形式”，作者把这种永恒的美融合在一个独到、新颖、富有极大情感含量的马帮故事中，用歌和剧的对位，把民族文化、风情，把柔美和野性，抒情和传奇，把令人心醉的音乐歌唱和奔放的舞蹈，把边陲山寨的特异和森森林莽与空灵、意境之美，整合成优美动人的艺术整体，这是我看到过的相当成熟、相当到位的戏曲音乐剧。我国的戏曲，特别是从地方民族的歌舞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剧种，具备着音乐剧的所有元素，但两者品位、品味大不同。我们不必为赶时髦而攀附音乐剧，但是音乐剧的开放、流动、明丽、酣畅和生命的活力，它所具备的现代美为广大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所激赏，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基本上具备了音乐剧各种元素的地方戏曲具有现代的审美特色呢？其实许多地方戏曲工作者早就明里暗里在尝试这样做了，但做到位的极少。因为音乐剧与戏曲是两种不同品位的文本和演出。《小河淌水》的文本（诗化和戏剧化、写意和写实的结合）和演出（歌舞作为艺术语言和语法的现代化以及总体意境美的营造等等）在现代美的探求上确有很好的经验。

从上述三剧以及另外不少戏中，我欣喜地感受到戏曲与时俱进的步伐与身姿，这是戏曲工作者精神面貌的体现，我多么希望有机会让东西南北中在艰难中打造的戏曲新花欢聚一堂，大家同赏共识，共激共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