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面临双重危机

中国制造业面临双重危机，一是低端制造业回流到东南亚、南亚等经济区域，原有的产业链条被打断；二是智能时代某些可以主用机器的制造业回流到美国。

过去一个世纪，工业中心从发达的西方国家逐渐转移到东亚，上世纪70年代，制造业中心从日本转移到亚洲四小龙（香港、台湾、韩国和新加坡），上世纪90年代，制造业中心从亚洲四小龙转移到中国。由于最近几年中国的工资水平经历了快速增长，制造业的接力棒正在从中国转移到成本更低的“东盟七国”手里，即是泰国、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老挝、柬埔寨和缅甸。

美国最新一期《大西洋月刊》杂志，以美国制造业回流为主题，同时登载两篇以流向变化分析近期制造业趋势的文章。其主旨是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人力成本快速上升导致廉价优势的削弱，使低端制造业外流；另一方面，美国智能时代的再工业化，使这一波美国国内制造业复苏具有与以往不同的特征，并非经济周期的简单反映，这一变化值得国人密切关注。

在“内包繁荣（The Insourcing Boom）”一文中，Charles Fishman以GE在肯塔基的工业园区从五十年代以来的兴衰为例，描述了一幅美国制造业复苏的图景。

该工业园区建于1951年，到九十年代，这一园区使然成为GE的鸡肋，这是美国制造业夕阳西下的典型故事。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今年以来连续有新的生产线开张。究竟是哪些因素使得GE可以抗拒公认的廉价及高效的劳动力呢？这一案例提供的答案是，技术革新与能源消耗。这一案例的背后是几个大环境改变：

石油价格高涨使的运输成本成倍增长；美国天然气繁荣使美国工厂能源费用减低，这也是美国不会出现上世纪70年代滞胀的主要原因；中国劳动力价格上涨；美国工会近年的政策调整，及美国工人生产率的提高使得人工成本在产品中比重逐年下降。

制造业内包这一现在尚未大规模产生的现象，是否会在美国进一步扩展，还有待观察。无论如何，随着智能制造时代与新能源时代的到来，某些智能制造重新转移回美国是大势所趋。

可以肯定的是，创新需要宽松的环境和基本的制度保障。历史上许多国家多次失去利用创新机会，重要的原因是旧有的从业人员对岗位可能被新技术取代的天然恐惧。

而在另一篇题为“Mr.Chinacomes to America”的文中，著名资深评论James Fallows根据他多年在中国国内的走访经验，向公众指出，某些制造业从中国流向美国的可能模式。

在互联网的帮助下，产品从设计生产到销售服务的各个环节正在经历一场变革。其中的特征是从点子到产品越来越容易成现实，而每一产品升级淘汰周期却在缩短，以往的周期大概是几个月，而今可能是几个星期，在当地生产具有明显的去物流成本优势。

以旧金山为例，近年集中出现了一批新兴高科技和针对特殊品位喜好者的小型制造企，大都由几个刚出校门的年轻人创立，自己就地生产。目前已出现一个名为SFMade的联盟，加盟的四百多家企业雇有大约三千多工人。其中120多家是在过去三年内成立，而他们的雇员去年增长10.5%，今年是12.5%。这些企业并不都从事高科技行业，其中不乏专门设计制造跟当地历史文化有关的产品，也有可能面向中国观光客人的纪念品。这一模式的要点是极快的设计、面世、用户反馈过程。我们有理由憧憬这些小企业会产生下一代的苹果和谷歌。

新一代智能制造与快速反应技术，降低了产品设计、制造的门槛，对市场的快速有效反映成了抢占市场的制胜法宝。这在中国的快消品领域同样有所反应，只不过，市场对创业者远远称不上友善。

中国必须借全球产业转移契机，在中端制造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嵌入全球产业链中，这是未来中国制造的生路。

作者系财经作家，著有《拿什么拯救中国经济》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