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对国家现代化的意义

摘要：尽管现代化屡受非议，但是以城市化、新型工业化、市场化等为内容的现代化是中国必须实现的目标。现代化首先、或者伴随着的应该是人的现代化，现代人就是具有现代人格特质的人。用乡―城、传统―现代二分法分析可知，与乡村对应的传统人格和与城市对应的现代人格具有不同特征，同时中国还有大量带有传统人格特质的农村人需要形成现代人格。职业教育可以在中国使受教育者形成现代人格方面有所作为，正确定位职业教育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改革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改变对职业教育的功利观点等是发展或者改革职业教育以利于受教育者形成现代人格的途径。

关键词：职业教育；现代化；人格特质；形成

中图分类号：G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C-（2013）03-0003-07

不管是到2020年实现小康社会，还是到本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实都伴随着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小康社会首先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民族复兴也是在现代化基础上的复兴。现代化的含义不仅指人类社会由古代农业文明向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换，也包括社会的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而且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进程并考察了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问题后发现，一个国家可以从国外引进（或者移植）科学技术、工业管理方法及政府机构形式等作为现代化标志的东西，但“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1]这说明一个国家的国民心理和精神如果被锁定在传统意识之中，就会严重阻碍这个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也影响农村人融入城市。现代化意味着城镇化和工业化，而以城市人格为主的现代性人格无疑与整个社会的现代性是一致的，代表了一种新型的人格形态，是我国现代化进程所必需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近三分之二户籍人口（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说2010年中国城市化率已达到51.27%，是按照常住人口计算的，所谓常住人口是指住在一个地方半年以上的人口，这是一种伪城市化）尚在农村的国家来说，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农村居民的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农村居民只有摆脱传统农业、农村对个体思想、心理和行为的束缚，才有可能成为具有现代人格的人。

一、乡（传统）―城（现代）人格的比较

笔者以为，乡村与城市的区别其实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区别。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沃思便指出：“城市与乡村在当代文明中代表着相互对立的两极。二者之间，除了程度之外，还存在着性质差别。城市与乡村各有其特有的利益、兴趣，特有的社会组织和特有的人性。它们形成一个既相互对立、又互为补充的世界。”[2]对此，亨廷顿也指出：“城市的文化是开放的、现代的和世俗的，而乡村文化依然是封闭的、传统的、宗教的。城乡区别就是社会最现代部分和最传统部分的区别。”[3]城市和乡村的区别是全方位的，既体现在物质层面上，也表现在人的人格层面上。

人格主要是指一个人所具有的与他人相区别的独特而稳定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是一个人显著的性格、特征、态度或习惯的有机结合。关于人格的结构要素，有学者综合心理学、社会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将现实生活中的人格结构内涵按照从具体到抽象的顺序依次分解为人的日常行为方式、角色认知、个性气质、心理需求和价值取向五个层次。其中人的日常行为方式是人格外在显露的主要载体，在人格系统中具有基础地位和表层特征，而价值取向则是人格中的最高层次要素，是决定人的活动方向和所有角色的意识倾向，包括信念、信仰、成就欲望、世界观等。[4]下面我们就借鉴上述这五个层次，尝试分析城乡居民在上述五个方面的特点。

（一）行为方式相左

乡村传统农耕制度与城市现代工业制度是两种根本不同的生产体系，受这种生产体系的影响，乡下人与城里人在时间、空间观念及相应的行为方式上具有根本不同的特征。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就时间在乡村和在城市的不同价值，有过十分详细而精彩的描述。他指出：“家庭或个人传记作为时间的测量手段是很重要的，这也是农民经验的典型特征。农民倾向于在推定一个外部事件的时间时与他个人的生活事件或家庭的记忆相对比。这种倾向显然促进了时间的人格化，并促使人们通过实践经验来感知时间，而不是把时间想象成一种抽象的度量。”[5]这种在时间测量上抽象性的缺乏，导致农民没有精确的时间概念，而往往用模糊、感性的语言来表达时间长度，如我国农村中人们惯常使用的“一袋烟”、“一顿饭”、“一壶茶”、“半晌”等作为计时单位。另外，农村社会的缓慢节奏、农业生产的周期性特点及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导致农民往往“把时间看做在本质上是循环的。用形象的语言说，田野的永恒秩序是由事物的永恒轮回构成的”。[6]循环的时间观念使得乡下人的思想中难以生发出进步、发展的因子。与此相反，城市的现代工业制度却需要与农村截然不同的时间观念。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广泛的劳动分工和生产车间的流水线，使得生活计划必须与生产的进度、与不同劳动者的不同分工相吻合，这就要求人们必须有较强的时间计划性。与此相应，现代工业企业也会要求一个新来的员工将原先对季节循环式时间的把握，转变为对严格的、有规则的、精确的时间的恪守。另外，由于城市社会中市场经济取代了自然经济，它要求人们必须有较强的竞争意识和时效意识，因此，时间在城市社会中的价值被提高。单位时间成本、机会成本都具有了明确的指向性。城市人的时间观念增强，人们越来越注重对时间成本的计算，这样一来，城里人对时间价值的追求和利用与乡下人相比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生活节奏的加快与时间成本是成正比的，所以，城市人的生活节奏也比乡村人明显要快。

乡下人与城市人在空间流动性上也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在乡村，农民普遍表现出对土地的崇敬和依恋，赋予土地一种情感的和神秘的价值是全世界的农民所持有的态度。费孝通先生在其著名的《乡土中国》一书中，对传统中国的乡土本色做了细致、生动的分析，他指出，“土”是乡下人的命根子，“土地”是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的神。[7]无独有偶，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描述法国农民时，也说在农民的价值系统中“金钱不是一种可靠的价值，真正具有价值的只有土地”。他还说：“所有的农业文明都赋予土地一种崇高的价值，从不把土地视为一种类似物品的财产。无论土地作为上帝的恩赐还是作为群体的体现，它只有一个同等物：女人。”[8]正是由于赋予土地的这种神秘化、人格化色彩，形成了世世代代农民浓厚的“乡土情结”及“安土重迁”的保守观念和行为特征。并且由于土地的不可移动性，也造成了“人与人在空间的排列关系上的孤立和隔膜”，从而使乡土社会生活处于静止的状态，形成乡下人保守、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人格特质。与乡村社会封闭、僵化的社会结构相比，都市社会是一个开放的、富有弹性的系统结构。英国心理学家C・默色曾指出都市和农村的五个基本区别，即规模大、接触大量完全陌生的人们、自然结构的变化更加急剧、专门化功能增强、科技发展、交通运输速度加快。[9]这些重要的环境特征拓展了都市人的生存空间和交往空间，促进并实现了都市人的社会流动。因此，“城市社会结构的变迁，是一个历史过程，其存在方式就是流动。”[10]城市流动一方面表现为城市内的人流、物流、信息流，通过城市的规模集聚效应，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增量的扩大；另一方面还表现为社会分层结构之间的流动，这是城市这个社会有机体自身的优化机制，通过其自身的新陈代谢，优胜劣汰，社会的精英分子得以实现向上流动，从而保持社会有机体的活力，推动城市社会的进步、发展。所以，城市社会形成了积极开拓进取、勇于冒险的人格特质。

（二）角色认知各别

角色认知是指角色扮演者对社会地位、作用及行为规范的实际认识和对社会其他角色关系的认识。乡村社会中，“乡”与“土”构成了农业文明的底色，并由此繁衍、派生出了乡下人角色认知上的血缘和地缘本位。因为正是这种长期定居、依附可耕土地、缺乏流动和变迁的农耕经济，这种“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生活模式，才会维持了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社会，也才会组成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同一地区的邻里社会。[11]而在血缘和地缘两大关系中，血缘关系又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世代间人口的繁衍，像一个根上长出的树苗，在地域上靠近在一伙。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区位是社会化了的空间。”[12]由于受着亲族血缘关系和地域的限制，乡下人的社会交往范围主要局限在家庭、家族、同乡、邻里等初级群体的范围之内，乡村人际关系多是情感性的和同质性的。就像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在《民俗社会》中所描述的那样：“一个人学会的做事和思考的方式和另一个完全一样。换句话说，一个人所知道并相信的东西也就是一切人所知道和相信的东西。”[13]孟德拉斯也指出，农民社会“每个社区都是一个互识的群体，其中每个人都认识所有的人和他人的所有特点，社会关系是人格化的、非功能性的和分割成部分的”。[14]而城市社会则突破了家族和地域的限制，职业而不是血缘构成了城市人角色互动的纽带和社会地位的标志，社会分工和利益的交换构成了角色行为的本质和基础，城市人形成了以业缘关系为本位的角色认知。相对于乡土社会的“熟人社会”而言，城市社会是一个“生人社会”，城市中的人交往半径扩大，人际关系更多地扩大到众多的社会组织、团体中。但是，人际关系趋向于短暂性和表面性，角色认知具有较强的功能性和异质性。

（三）个性气质差异

“农民按其字面上的本义是地方之人，他们超越不了自己的土地的有限视野。”[15]因此，就形成了农民的保守主义和因循守旧、崇拜权威的心理倾向。孟德拉斯指出：“‘传统’的农民不会怀疑‘传统’，在他们看来，‘传统’是理所当然的，是生活和工作必须遵循的正常方式。”同时，他还援用其他学者的观点进一步阐述了农民反对变革、固守传统的求稳守旧心理，认为乡村大众没有发明和创新，只是被动地跟随着潮流，他们所利用的或他们所经历的一切重大变化都是来自外部，是城市强加给他们的。[16]传统农民的这种保守主义倾向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传统农业社会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的严格制约，靠天吃饭的现实造成了农业生产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因而农民往往“对变革充满怀疑，因为他们意识到那些所谓进步可能把他们带入比现在还糟糕的地步。对这些挣扎在生存边缘上的农民来讲，这是种无法承受的风险”。[17]而城市人作为现代人，在个性气质上却表现出开放、进取、革故鼎新等特质。一个社会，无论是领导服饰新潮流的现代时尚，还是开风气之先的新思潮的兴起，其发源地一般都在城市。这主要得益于城市的特殊环境，“城市创造着不同类型的人：这种新型的人，与其处于较狭窄环境中的同类相比较，更容易接受宇宙的现实，更容易超脱部落社会习俗的羁绊，而更能同化旧的价值观而创造新的价值观，更能做出新的决定，选择新的方向。”[18]而创新精神愈强的城市，其发展亦快。英格尔斯对现代人的界定标准中首要的一点就是乐意接受新经验并对革新和变革持开放态度。其他的现代人标准还有随时准备接受社会变迁，特别是社会组织上的变动，像社会阶层间和年龄代际间距离的减小；勇于表达意见，但也能尊重别人的看法；勤于找寻事实和信息来支持自己的意见；不会留恋过去，固守传统；注重效率；自己可以控制环境，而不受有权势的人任意支配；对自己的公私生活都有比较长期的计划；相信自己所置身的世界时刻信赖的，周遭的人物和制度都可以信任；注重工艺技能的价值，愿意以才能为分配报酬的准则；重视正式教育对读、写和计算等技能的训练，并渴望获得与这些训练有关的现代职业；认清并尊重他人的尊严，包括对弱者和下属以及妇女和儿童都能有更大的同情和尊重；了解生产过程，相信普遍性的工作原则。

（四）心理需要分殊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类的需要是分层次的，由低到高依次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农民需要层次低，表现出对物质利益和当前利益的偏好，“一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是传统农民幸福感的真实写照。它表现了农民一种狭隘的功利主义观。这种功利主义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过分注重眼前利益的急功近利，表现为对已有利益的不爱惜，生活上挥霍浪费。正如罗杰斯和伯德格在论述农民文化时指出的：“志向的低下和宿命论使得农民不能延迟满足，他们不能为了将来的成功而推迟眼前的享受。农民是典型的立即满足型而不是延迟满足型。他们不喜欢攒钱，而宁可把钱都花光。墨西哥的农民‘当他们有钱时，就想花掉，没钱时，就想去借。’”[19]另一方面是精打细算，省吃俭用，勤俭持家。这两种行为看似矛盾，实际上却是统一的。正如周晓虹指出的，农民选择立即满足还是延迟满足，取决于利益的现实与否，以及利益是不是我的。如果利益是现实的，并且是我的或可能成为我的，传统农民就会选择延迟满足的方式；如果利益是不现实的，这不现实的利益又不是我的或不可能是我的（或者现在是但很快会不是我的），他们就会选择立即满足的方式。[20]相对于乡下人，城市人的需要层次高，在心理需求上更注重精神的追求，注重自我价值的实现，他们的成就欲望更强烈。当农村人可能还在为生存问题奔波时，城市人已经向着更高的享受和发展追求迈进了。相对于农民把土地作为自己的创业天地，城市人的创业天地从一定意义上讲却是无限的，城市为人的才能的发挥创造了广阔的天地，同时也把城市人的需求层次提高了。

（五）价值取向不同

价值取向是哲学上的重要范畴，它指的是一定主体基于自己的价值观在面对或处理各种矛盾、冲突、关系时所持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价值倾向。价值取向的突出作用是决定、支配主体的价值选择，因而对主体自身、主体间关系、其他主体均有重大的影响。乡村社会人们的价值取向具有“群体取向”的特征，自我主体意识处于被抑制的状态。在乡村社会，这种自我意识的缺乏是与权威崇拜主义相辅相成的，个人依附于长辈、权威和群体而缺乏个性，注重群体利益而不关心个人的需求及其自身的价值实现。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乡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文化人类学家在分析乡村居民的世界观时便发现：“乡村的道德体系和价值体系，对世界与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的观点，清楚地显示出乡民生活中病态的一面。乡民被关在一个不利于自己的世界中，这个世界决定乡民要一辈子在都市的统治阶层下过着贫困的生活。他们的地位无论在哪一个方面都被压抑，对自己的看法也被破坏无余。”[21]在城市里，“事本”原则取代了“关系”原则，个人是基于其特定的作用和所能提供的服务被认识的。同时，都市社会的兴起，使得乡村社会的等级、权威式社会结构被平权、民主式的社会结构所取代，个人的地位突显出来，“个人主义”成为都市社会的价值取向。个人主义的基本观念包括人的尊严、自主、隐私、自我发展等。它突出强调了对个人内在价值的一种尊重，具有终极意义。因此，个人主义充分张扬了人的个性，极大地刺激和焕发了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上文从乡―城比较的视角，分五个方面分析了传统人格和现代人格的特质。需要强调的是传统―现代的人格二分法只是出于叙述的需要，实际上现代人格和传统人格在城市人和乡村人中都存在，只是程度不同罢了。

二、职业教育促进现代人格形成的可能性

人格既是遗传的产物，更是环境的产物，不同环境塑造了不同的人格。城市和乡村是两种不同的生存环境。农村经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城市经济是以工商业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农村社区的人口密度较低，城市则不同，城市本身是人口密集聚居的产物，它的非农性质的社会及经济活动需要规模大、密度高、异质性高的人口；农村的社会结构较为简单，家庭是基本的社会单位，城市社会结构十分复杂，正式组织成为社会的基本单位。正是在上述众多城乡不同的环境和社会因素的作用下，形成了特质迥异的两类空间地域型人格――乡村人格和城市人格。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城市为主的社会，所以城市人格就是现代人格。城乡之间的冲突很大程度上表征为城乡人格的冲突。在迅速城市化的当下，许多农村人到城里（或者工厂）生活、工作表现出的不适应，表面上看是工作条件、薪酬待遇的问题，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城乡人格的冲突。城市和工厂需要具有现代人格的市民和工人，而到这里工作的则是一些带有农村传统人格特质的求职者和从业者，环境和个体之间的纠结自是难以避免。

中国自洋务运动建立机器工业以来，一直在进行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过程，时下的中国也还只是完成了工业化进程的大部分，估计到本世纪中叶我国方可实现工业化，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总之，改革开放30年及今后三四十年，中国首先要实现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化。因此，在中国这样一个还没有完成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到现代的城市社会（工业社会）转变的国家，当务之急是使农村居民具备适应城市生活和工厂生产的现代人格。而塑造个人现代性的最主要因素是现代学校教育、现代工厂经历和接触大众传媒的程度。[22]根据这个观点、中国的国情以及不同类型教育的特点，笔者认为农村居民接受职业教育是形成现代人格特质以便融入城市社会的有效途径之一。《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是这样解释职业教育的，职业教育是为学生或在职人员学习、掌握某种生产或工作所需知识、技能等而实施的教育。在我国提供职业教育的是中等技术学校、中等师范学校、技工学校、职业中学、农业中学、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等。[23]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职业教育既是一种正规的、制度化的学校教育，在职业院校里学生们可以学习现代化社会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也可以养成现代化社会的人格；另外，这个概念还包含一层意思，即职业教育必须有企业参与，它才能使学习者掌握真正的生产和工作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从这个意义上说，职业教育也具有工厂的一些生产组织特点。一个从来没有看到过工厂的农村孩子，在自己的家乡上了小学、初中后，如果能够进入职业院校，他可以在学校的安排下接触工厂、认识工厂，同时有可能学到相关知识和行为规范，为以后进入城市和工厂打下基础。但是，遗憾的是，目前我国的职业教育尚存在认识不到位、体系不健全、质量很低下、企业不参与等问题，致使职业教育还不能很好地促进受教育者，特别是来自农村的学生（在全国职业学校中就读的学生有80%来自农村）形成现代人格。那么，职业教育怎样才能发挥助力农家子弟形成适应城市化、工业化的现代社会的人格呢？

（一）正确定位职业教育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

任何国家要实现以城市化和工业化为主要特点的现代化，都必须具备相应的人力资本，包括一定数量和质量的科学研究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技能人员。任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都依赖学校教育，教育系统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学校教育承担培养不同类型人力资本的格局。高等教育负责培养科学研究人员；高等教育中的部分院校负责培养工程技术人员；义务教育负责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高等教育中的部分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负责培养技能型人员。这最后一部分就是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的产生以及演进与工业化及其伴随的城市化密切相关，其产生是为了满足工业革命以来规模化工厂生产对大批量熟练工人的需要，其发展变化也是为了满足工业生产技术改进和生产组织方式变化对技术工人的需要。早期工业化生产中的技术含量不高，这时的职业教育主要培训熟练工人。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深化，各种新技术层出不穷并对工业生产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技术的产业化对工人提出了新的要求：“一个技术工人必须具备的条件，不仅是能够理解特定作业所需要的特定技能，而且是通过使用简单的工具能够处理各式各样材料的那种手、眼、心经过系统训练所学习的需要具有适应性的一般技能。”[24]也即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要把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结合起来，而这就需要职业学校。所以，将训练从工作过程中分离出来并纳入到学校教育系统当中变得十分必要，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也就应需而生并不断发展壮大。回头看，职业教育在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职业教育为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培养了大量必需的技术和技能人才。一个大国没有工业化、城市化也就没有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一定要以工业化（现在讲新型工业化）为基础，那就需要职业教育培养技术和技能人才，需要职业教育把农村孩子培养成具有现代人格特质的技术技能人才。

（二）彻底改变对职业教育的功利观点，职业教育要着眼于学生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从改革开放初期提出开办中等职业教育以满足社会主义建设多方面需要，一直到前几年的“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职业教育是平民教育”口号以及相关具体措施，背后都有一个功利性职业教育观。可以用“短、平、快”来表征这种职教观，“短”就是学习时间要缩短（包括在校学习时间以及在校内文化课的学习时间都要压缩），“平”就是学习内容要简单（文化课要求降低，专业课也仅是根据工作岗位的简单要求来安排），“快”就是要尽快把学生送出学校去。功利性职业教育观强调的是职业教育对于人的就业的工具，其价值被简化为就业指标。笔者个人认为，职业教育首先是一种“教育”，“教育”需要“慢工出细活”，立足当前，更照顾到长远，职业教育应以学生可持续发展为旨归。职业学校要加强非技能部分内容（通识）的教学，要尽量使专业层面的能力发展与社会层面的职业认同以及全面的人格养成密切联系起来。技能人才的培养不单要注重知识、技能、能力或经验等的培训开发，还要重视工作积极性和创新性、团队合作意识、企业忠诚度等人格特征的培养。这恰好契合了现代人力资源胜任特征或素质模型研究所揭示的规律：即只有具备了现代人格特征的技能人才，才是一个可以为企业做出贡献的真正的人才。

（三）在职业学校开展现代企业教育

在一个迅速现代化的社会中，必须要让农村人口从农村中加速转移出来，主要是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去，而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前提是城市化，所以一般说来，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也就等于城市化的发展。换言之，用城市化的途径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减少农村人口是一条实现全面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工业时代带给人们的，其可见的部分是生产的社会化，社会的组织化；其不可见的部分，则是工业文明对整个农耕社会那种分散无序、自给自足、封闭保守、自私自利、无分工合作等等小农意识的精神荡涤。经过产业化、社会化、组织化的陶冶，甚至“流水线”作业的异化过程，人们方能增强社会意识和组织观念。前文已经提到的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20世纪70年代对阿根廷6000名不同职业的被试者的实证研究就证实了这一点。他认为，个人的那些现代性的素质有可能通过参与像工厂这样的大规模现代的生产企业而取得，也许更重要的是，如果工厂要有效地经营，这些素质可能是工人和职员所具备的，如效能感、计划性、时间感、创新性、人才观。另外，工业企业对人的交往范围的扩大和契约观念、法律意识、竞争观念、开放意识等现代观念的形成都起着积极的作用。[25]为此，职业学校要统筹考虑与企业的合作，采取多种形式增强学生对企业的认识和了解，比如新生入学时开展一个星期的“厂训”，让学生对企业以及生产过程有个感性认识，以后根据所学内容不定期地、针对性地组织学生到工厂见习强化学生对企业以及未来从事的工作的认知，最后一个学期到工厂顶岗实习，实际体验工厂中工作岗位的规范，这样来自农村的、对工厂一无所知的学生在三年的时间里，对工厂就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从不识到相识、再到相知的深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人自会形成与企业有关的理念和行为方式。

（四）改革现有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建立需求导向型职业教育发展模式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职业教育的管理与安排表现出很强的供给主导的特征。这样，一方面技术工人的培养与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脱节，另一方面，职业教育的内容和规模均通过自上而下的指标层层分解。建立需求导向的发展模式是职业教育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向。需求导向型职业教育发展模式有两层含义：首先，从职业教育投入来看，相当大一部分教育投资方的方向需要根据市场需求来决定；其次，职业教育内容、规模的安排和结构的调整以劳动力市场信号为基础。也就是说，社会上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不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首先通过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信号反映出来，进而职业教育管理部门按照这种信号进行学科、专业和内容的调整，以适应市场的需要。这种对市场需求信号的生成机制、传导机制和调整机制就是需求导向型职业教育发展模式的主要内容。需求导向的职业教育是多元化的职业教育，需求多元化导致供给的多元化。职业教育产品可以划分为基础性和差异性产品两类，基础性的职业教育产品是那些关系受教育者生存和改变命运的职业教育形式，是一种“雪中送炭”式的职业教育，比如对农村地区职校生的免学费；差异性的职业教育产品是那些与个人的兴趣和发展有关的，是一种“锦上添花”式的职业教育。前者就要由政府承担主要责任，后者主要由个人和其他组织承担。从职业教育资源配置的角度看，职业教育供给多元化是提高办学效率、实现教育资源充分利用的必然选择。[26]按照经济学的观点，竞争比垄断更有效率，实行多元化办学，由于社会各方的介入，打破了政府垄断职业教育的局面，公办和民办职业教育并存，可以推动职业院校之间的竞争。各个微观办学主体不仅要注重硬件建设，更要注重内涵提升。以需求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参与职业教育，共担成本、共享利益。在办学管理上，政府从直接供给转向制定职业教育发展战略、提供政策服务和监督教育质量。对于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职业教育单位（比如民办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公办职业院校、中职校、高职院），政府通过建立相应的质量评估指标体系，对办学条件、教学过程和教学结果进行全面评估，对收费进行监督，保障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数量扩张和质量提高同步。

（五）增强对职业教育的认同感，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

职业教育认同一般是在长期的观察过程中，对该类教育的性质、内容、社会价值和对个人的意义等比较了解和熟悉的情况下形成的，或者是在感同身受的情况下形成的。职业教育认同有两个重要方面：一个是职业教育的外部认同，是指社会大众对职业教育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功能的理解；另一个是职业教育的内部认同，是指与职业教育直接相关的人员（教师、学生、校长等）对职业教育的认可程度，也就是职业教育给内部人员带来的物质和心理的满足程度。对于个体来说，良好的职业教育认同会带来高度的心理上的满足，比如说自尊、荣耀、充实、希望等美好的情感；对于社会来说，成员良好的职业教育认同是保持职业教育吸引力的重要因素。增强对职业教育认同的办法除了职业教育自身要提高办学质量（所谓“打铁还要自身硬”）以外，关键是外部要为职业教育毕业生提供改变命运的希望和机会，让他产生“只要努力一切皆有可能”的预期，使他们愿意学习、愿意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以及寻找一切机会去改善自己的处境。

归结起来说，中国目前正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前提，有大量带有传统人格特质的传统人不利于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为了促进国家现代化，就要对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教育进行改造，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使其能够为国家现代化进程培养现代人，促进亿万“乡村人”到“城市人”的转变。毕竟“处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成员，为符合其作为职业者和选民的角色，他们必须变成良好教育的、积极的、灵活的、有成就意识的人，从‘传统人’过渡到‘现代人’”。[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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