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传播与文学的影视改写

［摘 要］ 本文从传播学的角度解释当下文学的影视改写现象。文学与影视具有不同的传播角色、传播功能以及传播的筛选机制，本文着重从这三个层面分析打工题材的文学与影视之不同特点。打工电影承担了更多的娱乐功能、教育功能，因而主要表现为喜剧化、励志化倾向，这是对打工文学社会批判色彩、底层现实关怀的改写；同时，电影相对于文学具有更强的传播效力，有关电影的传播限制也会相应更多，这也要求影视必须改写。

［关键词］ 传播；打工电影 ；传播功能；筛选机制

从20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发展史来看，文学和影视起步的时间其实是差不多的，都是在20世纪初。但在20世纪前80年代，中国文学相对于影视处于一个明显的优势地位。这里面的原因有经济的、政治的及文化的各个方面的因素。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经济的逐渐腾飞，影视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尤其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影视在传播能力上逐渐超越文学，文学被边缘化了。反映在文学与影视二者关系上就是20世纪前80年代的影视作品主要得力于文学作品的改编，90年代以后，影视越来越脱离文学这根“拐杖”，并且以其强大的传播影响力使得文学就范，即文学创作出现了向影视靠拢，并服从影视语言需要的现象――文学沦为影视的脚本！这种现象在今天不仅没有丝毫的收敛，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文学与影视关系在近20年来的逆转引来不少学者的批评，有人甚至直接指出某些文学创作是“挂小说的羊头卖剧本的狗肉”［1］。影视对文学的冲击在所难免，究其原因，影视代表的是更具传播效力的媒介，它能以更轻松的方式让民众接受并认同，而文学在这一点上要远远落后于它。当然，这并不是说文学要终结了，而是说文学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分化。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文学要么适应当前大众传播的需要，或者向影视靠拢，或者借助更便捷的传播途径――网络，制造网络文学以求发展，再或者是向通俗的也是低端的消费群体靠近；要么是坚持其精英文化立场，成为艺术金字塔的塔尖部分，但自然传播范围将相当有限。

如果我们关注近年来的纯文学――通常是写给少数精英文化阶层阅读作品――的影视改编的话，就会发现一些有意思的问题。萨伊德•菲尔德认为，“进行改编意味着从一种媒介改变成另一种媒介。”［2］媒介的特质不同，其表现自然有所差异。以近年来的打工文学为例，同样题材的电影在主旨思想、审美趣味等方面都发生了出人意料的变化。打工文学属于底层文学的一部分，它关注在经济发展的大时代背景下处于贫困状态的弱势群体，生活的艰难，命运的悲苦是这类小说一贯的主题，鉴于此，作者们对这一群体的同情乃至悲悯的创作心态以及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是这类小说的精神特质。反观以打工为题材的电影，我们不难发现当前此类电影出现了一股喜剧化的创作倾向。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根据贾平凹长篇小说《高兴》改编的同名电影，这部电影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手法上都十分鲜明地体现了喜剧化的特点。首先，导演将这则农民进城故事处理成歌舞片的形式，在时尚、动感的说唱、歌舞表演中，充分展现轻松、欢快的氛围。形式与内容产生巨大的分离效果，这样的艺术处理方式令人错愕，这大概也是喜剧性得以产生的重大原因吧。其次，如果比照小说原著与改编电影，我们不难发现，电影剧情是做了重大修改的。电影开篇即加入的刘高兴自造飞机的情节，这是影片为了达到喜剧效果而加上的一个噱头，刘高兴的飞行试验自然令人捧腹。为了把死去的五富送回老家，自造飞机的情节设计很好地派上了用场。在滑稽可笑的一系列飞行动作安排之后，五富被颠簸得前仰后合，并将腹中秽物吐出，最后奇迹般地复活了，电影便在这种情节突转中达到了喜剧的高潮。当然，小说原作所具有的对社会现实的理性思考、对农民工命运的深切同情，也在这轻松一笑之后一切都化为乌有。

在电影《落叶归根》中，农民工老王死在城里，他的朋友老赵一定要将他背回家安葬。原本是个讲述农民工客死他乡的凄凉以及农民工之间纯朴情谊和信义的故事，但无疑，电影也将这个故事喜剧化了，尤其是著名小品演员赵本山的精湛表演，将电影的喜剧效果推到了极致。影片中的几个喜剧段落令人印象深刻。其一是汽车打劫一场戏，由相声演员郭德刚扮演的抢匪上车打劫，其诙谐幽默的效果不亚于《天下无贼》中同样的打劫戏。其二是腹中饥饿的老赵在半路上遇到办丧事的一户人家，老赵滥竽充数并饱食一顿，为棺木中的“死者”发现，原来“死者”害怕死后场面凄凉，所以提前办丧事给自己热闹热闹――一场闹剧！其三，是途中遇到一个拾破烂供孩子上大学的女人，二人在收容所共同表演“双簧”，内容是模仿收容所官员讲话，这就像一部影片中加入一段小品表演。其实整部影片都可以看作是由若干小品段落构成的，在影片获得一段段冷幽默的喜剧效果的同时，农民工题材本身的严肃性以及这则故事的悲剧性被极大地淡化了，打工死在城里的那个农民工不过是一个僵硬的戴着墨镜看不清面庞的道具。

2008年香港电影“喜剧之王”周星驰自导自演了一部作品――《长江七号》，竟然也将它的主人公设置为一对农民工父子。整个影片的剧情荒诞不经，一个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哪怕主观上多么想让自己的孩子念贵族学校，客观上也是无力办到的，而这样的农民工与贵族学校美丽、优雅的女教师的爱情对于农民工来说，连主观上幻想的可能性都不大，影片的末尾狄爸拿着一枝玫瑰花站到女教师面前就像电影中的外星人来到地球一样不可思议。因此可以说，影片只不过是一个完全脱离现实语境的童话。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打工题材的文学影视改写从悲剧到喜剧如此根本性的变化？这可以从文学与电影不同的传播功能的角度加以解释。打工文学面对的是较少人数的知识分子受众群体，它同知识分子的良知、社会责任感相印合；打工电影面对的则是社会大众，影视承担的更多的是娱乐功能，它要使受众在观赏的过程中开心快乐。在这样一个娱乐至上的消费文化时代，文学原有的娱乐功能更多地为影视所承载，文学由于其边缘化的地位、知识分子受众群体反倒强化了它的社会批判功能。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十七年”文学、“”文学，甚至80年代初期的文学都具有较强的教育功能，即通过这些文学作品的传播教育民众，强化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当前路向选择的正确性，等等，坚定民众的信念，以文学作品的艺术感染力教育民众认识到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应该批判的。随着影视的崛起，文学传播的教育功能为影视传播所取代。如果说打工小说讲述得更多的是打工者的苦难史、失败史，那么，打工电影更多的则是张扬打工者的奋斗史、成功史。虽然电影中也有农村来的务工者在城市遭遇的种种苦难，但这些不过是一个个成功故事的前奏，人物终究会苦尽甘来。电影《农民工》的主人公大成在进城的早期可以说吃尽了苦头，但他最后靠着自己的艰苦打拼终于成就了一番事业，成了百万富翁。成了大老板的大成始终不忘记一个农民的本分，不会见利忘义去赚昧心钱，同时还尽自己所能去捐资助学。整部影片在精神基调上是“催人奋进”的。《梦想就在身边》是一部典型的农民工题材的励志电影，讲述一个农民工在城市里艰苦奋斗、光荣地成为一名鸟巢建设者的故事。影片让我们相信，只要通过勤劳刻苦的工作就一定能获得成功，而此前你的付出可以成为日后幸福的回忆。这样，影视传播就成功地引导、教育大众，要走上一条正确的轨道，也要能清醒地认识暂时的困难。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许多打工电影在塑造农民工人物形象时大力凸显他们性格中光彩亮丽的一面，隐晦其人性中否定性的一面。《所有梦想都开花》突出林芳的善良、坚韧与爱心，“像弹簧，压力之后的释放/像流水，百折千回后的面前/是承受命运的挤压/我们仍然爱着/积蓄向上的力量/完成人生的每一次跳跃中。”正像电影中的这首诗一样，女主人公对于命运的坚强抗争与不断向上的顽强毅力给人以深刻印象。电影《一诺千金》《上车，走吧》等影片在描述农民工灰色的生存状态及艰难的奋斗经历的同时，也突出了他们身上所具有的美好品德。这样的底层描述无疑是具有很好的教育意义的。

作为大众传播的影视同业已边缘化的文学在传播限制方面具有不同的尺度。文学作品由于其传播范围有限，影响也相对有限，尤其是它已经很难传播到普罗大众，不是由于文学放弃了大众，而是大众有了新的替代而放弃了文学。在这样的情形下，文学作品传播的禁忌相对较少，作家们基本上还是能够比较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考，有些甚至比较尖锐的思想也照样能够得到发表、出版的机会。文学作品的此种待遇相当程度上得益于自身的传播劣势。对于管理部门来说，电影电视则是应该慎重对待的艺术，由于影视能轻而易举地进入千家万户，有关影视传播的禁忌也要更多一些。传播学上有个重要概念叫“守门人”［3］，意指把关的人，他决定哪些作品能够得到传播，哪些则要被拒之门外，这实际上是传播中的一种筛选机制。在实际操作中，影视作品的制作者不必等到审查之时就已经进行了严格的自我筛选。在这一过程中制作者就要决定哪些作品是可以进行改编的，哪些内容必须调整、修改甚至删除。由于影视作品不像文学创作基本属于个体行为，它需要多部门的配合，尤其是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因此，一般来说影视作品创作者在对待意识形态禁忌问题时会十分审慎，不会轻易冒险。在打工文学作品中，作家们热衷于表现农民工的仇恨――复仇――死亡，其基本叙事逻辑是农民工进城受到不公正待遇，处处遇挫，因而产生报复心理，最后往往以死亡作结。［4］《明惠的圣诞》《杀狗》《太平狗》《被雨淋湿的河》等作品都是如此，这些作品基本上不适合影视改编。比如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小说的主人公晓雷先是被骗到采石场，拿不到工钱，一怒之下杀了老板；后来晓雷到一煤场干下井挖煤的工作，发现这煤场是教育局长亲戚开的，而教师未发的工资都到了这个煤场，晓雷用一个本子记下了他的发现，最后他被人谋害死在井下。根据刘庆邦的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得不到公映的机会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影片讲述了两个农民工在暗无天日的煤井下谋杀冒牌亲戚，向矿主讹要赔偿款，展现了人性在利益驱动下的残忍与丑恶。小说《高兴》中的孟夷纯是个提供的“小姐”，她挣钱的目的是为了救弟弟，而要救弟弟就要不停地付给当地公安办案费用以助其抓到真凶。在电影中，孟夷纯只是按摩女，包养她的男人不见了，她为了读书而挣钱，结果弟弟把她的钱全部卷跑了。这样移花接木式的处理自然减轻了小说原有的深沉意味和可能触碰红线的危险。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待当下的文学与影视之关系应该说是个有意义的课题，因为很多问题都可以从中得到很好的解释。当然，除了本文所探讨的传播的娱乐功能、教育意义以及传播禁忌之外，还有许多层面值得进一步分析。

［参考文献］

［1］ 黄发有.挂小说的羊头卖剧本的狗肉［J］.文艺争鸣,2004(01).

［2］ 陈犀禾.电影改编理论问题［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161.

［3］ ［美］卢因(K.Lewin).群体生活的渠道［D］.北京：新起点广州分校，1947：18.

［4］ 孔小彬.失根的迷途――新世纪打工小说中农民工心态表述［J］.当代文坛,2011(02).

［作者简介］ 孔小彬（1978― ），男，江西九江人，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九江学院文化传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当代文学及影视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