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水利之父李仪祉

巨人山下的治水初梦

1910年前后，在德国柏林近郊最高的山麓巨人山下，几位利用假期结伴徒步来这里游玩参观的中国留学生，被云雾缭绕的山峰和附近一座又一座碧水青天的水库深深吸引，流连忘返。

在这些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中，就有一年多以前被陕西西潼铁路筹备处派遣到柏林工业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深造的李仪祉。是他约同学来这里的。

平常学习极其刻苦、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挤出来读书的李仪祉，从不会浪费一点时间在游山玩水上面，却怎么会约朋友来看巨人山呢？

原因是在这里有一座六百多马力的巨人山水力发电站和几座大型水库，这一水利工程在当时世界上也是屈指可数的，在德国是最大的了。学习土木工程专业的李仪祉从不放过对任何一座比国内先进的工程建筑的考察机会，又怎么会放过近在身边的巨人山水利工程呢？

他们在这里长久逗留，每天徒步六七十里山路，走遍整个库区，详细考察了水库的建筑和水力发电的各项工程设施。李仪祉还爬上最高峰雪冠顶，访问和考察了位于峰顶的气象站。

站在德国中部最高的峰顶时，他想起的是终南岱顶；站在宏伟壮观的水利工程前时，他反复想起的是自己年年遭旱灾的家乡渭北高原。

李仪祉1882年4月20日（清光绪八年农历正月初三）出生在陕西省蒲城县马湖乡富塬村，那是一个很穷又极缺水的村子，他从小所见的就是井枯窖干、地焦苗黄、爷爷和父母跟村里人年年都在祈雨，却很少见到雨的情景，那种渴而干坼的感觉和赤地尘烟的情景在他的生命里打下了太深的烙印。

离乡别家、四处求学近二十年的李仪祉，面对此情此景倍感思乡心切，自己的家乡有渭河、洛河、泾河……，自己的国家有长江与黄河……，有那么多的水，为什么不可以像德国一样好好利用，解救和造福愁苦不堪的百姓？

就是在这时，他萌生了水利兴国兴家的念头。

一次旱灾考察后的深思与宏愿

在他邻近回国前，对自己国家的前景和学以致用的美好愿望是：铁路四通八达，水利工程遍布全国。带着这样的梦想，他拒绝了柏林东方学院聘请他教授中土文学的优厚待遇，于1912年初回到国内，回到西安，又拒绝了民国政府让他作津浦铁路局局长的委任，相约了旧日同学朋友，在西安边家村创办了“私立三秦公学”，想用自己所学，从培育人才开始改变陕西几十年落后如昔的面貌。

就是这一年，陕西又一次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旱灾，他带着学生去重灾区察看旱情，面对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惨景，他尽其所有，不过才能救助一个村庄的灾民不致饿死。这时，一个多年来始终困扰他的问题，再次让他寝食难安：为什么水利资源丰富的关中平原却始终不能以水为利呢？为什么家乡的老百姓从他记事起就是在靠天吃饭，至今将近三十年过去，仍旧无力自救呢？此时此刻，他深悔自己当时在国外没有选修水利专业，无法解眼前的燃眉之急。

但是，正是这次旱情考察，让他许下宏愿：此生将治水利民，不再旁骛！

起落沉浮的治水之梦

机遇永远是预留给有准备者的。仅仅一年之隔，李仪祉的愿望就得以实现。

1913年，时任陕西省水利局局长的郭希仁要去欧洲考察水利，友人推荐李仪祉陪同。

考察结束时，郭对李说，“吾国西北多旱，饥馑频仍，子盍改习水利，继郑白之旧迹，以为民利。铁路工程似非所急务也。”郭支持李改学水利，对李来说正中下怀，“亦为然，遂习水利一门。”

这次考察后，李仪祉没有跟随郭局长回国，直接留在德国，进入丹泽工科大学攻读水利专业，并投在德国水利科学家恩格尔斯门下求学。

曾经是柏林大学土木工程系高材生的李仪祉，在丹泽工科大学两年学习结束时，又被学院授予“特许工程师”的荣誉称号。

1915年，33岁的李仪祉二次从德国学成回来。当时国内正是袁世凯妄图复辟帝制、疯狂镇压“二次革命”的时期，到处是阴天蔽日的白色恐怖气氛。

面对如此混乱的时局，再宏伟的抱负也难得实现。他又一次拒绝了全国水利局和陕西当局给他的陕西水利分局局长的任命。因为他知道，在军阀陆建章主政的陕西，“水利局长”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做不了任何与治水有关的事情。而对做官，父辈就淡薄，他更是如此。曾担任过陕西修史局总纂、易俗社社长的父亲李桐轩很早时给他和弟弟的训示就是：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伯父，也是他的启蒙老师、近代著名数学家李仲特，更是一个重学问不重官位的人。早在1908年京师大学堂毕业考试时，他就获得举人衔，按当时朝廷惯例，要任用为内阁中书，而他却放弃，听从了时任陕西省西潼铁路筹备处秘书的伯父的召唤，回陕赴德，继续求学。

正在他满腹韬略，无以施展时，当时南京政府主持水政的维新志士、著名实业家张謇正在集资创办“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听到这一消息和受到邀请的李仪祉如遇知音，“治理江河，兴修水利大业，首先要培养专门人才。现在有人集资兴学，利国利民，为后代造福，是天大的好事，何乐而不为？我李仪祉岂能袖手旁观。”

弃官从教的李仪祉从西安赶到南京，担任“河专”教务长，参与了学校的筹建工作，并担任数学、地质、力学等科主讲，兼教机械工程学、路工学、水工结构学等多门课程。

在“河专”的七年中，他除了课堂教学以外，还带学生考察了国内古今所有水利工程，搜集了大量一手资料。而当时，举国之内，也没有一处较近代一点的水利工程，一些著名的古代水利工程，也因年久失修和缺乏维护而失去作用。

为了对国内的水利事业尽快有所推动，他在很繁重的教学任务和因身兼教务长和中国科学社董事而繁忙的公务外，还一直在从事中国水利研究，论著颇丰。在他1922年离开“河专”前，相继出版了有影响的专著、论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水利》、《北五省旱灾之主因及其根本救治之法》、《修建计划之讨论》、《潮汐论》、《土积计算截法》、《实用水工学》、《固体物质在水中行动》、《黄运会诸问题》等。

激情与悲凉一起留在故土上

1922年夏，李仪祉再度被邀请回陕西，担任水利局局长，兼渭北水利工程局总工程师。

李仪祉这次肯回陕任职，应该说跟两个人有着很直接的关系，一个就是多年来一直将西北水利大业的希望寄托在李仪祉身上的前任局长郭希仁，他说，“他日郑国渠伟绩之再现，舍李君莫属也。”；另一个是他在陕西推行资产阶级教育的最高学府三原宏道学堂读书时的同窗好友、时任靖国军总司令的于佑任。这两个人对李仪祉可说是知之甚深，在他两度赴德求学时，都曾向他假以援手，对他十分地推重。

当时，经过连年兵火洗劫的渭北高原，又显大旱之兆，于佑任、郭希仁等有识之士和渭北各县人士磋商，动用赈灾余款，在三原县设立了渭北水利工程局，筹划开启引泾工程。

恢复“郑白”，引泾灌溉，正是李仪祉多年来的愿望，怎不欣然应邀回陕？

到任之后，未做片刻停留，李仪祉立即组织勘测队，开始对泾河流域进行详细的实地勘察与测量。从1922年到1924年，经过两年时间的勘测与调查，李仪祉对整个泾河流域的地貌、水情已了如指掌，拟定了切实可行的引泾计划、具体实施方案、和工程报告书。

在整个考察期间，还写了《引泾论》、《再论引泾》、《陕西水利工程之急需》、《陕西省民国二十年建设工业计划大纲》、《中华民国水利机关组织拟议》等大量文章。

引泾工程的前期工作一切就绪，却因为当局的不重视水利和资金的没有着落而迟迟不能动工。政府不投资，李仪祉眼看着旱象愈甚，心急如焚，自己借助各种力量，四处奔走，打算通过其他渠道向社会募集资金，然而，响应者总是寥寥无几，或者条件苛刻，不能实施。许多努力，尽付流水，一筹莫展的李仪祉不得不继续上书，要求当政者为民着想，支持引泾。

在此后的两年间，他反复考察黄河、渭河河道及其各支流水系，夜以继日地写了无数考察报告、工程计划、实施方案等等。然而，当政者既不关心民生，更不了解他的一片苦心，所有上书全都泥牛入海。

回陕四年，引泾工程依旧只是一纸蓝图，治水利民、造福百姓的宏图大略渐成泡影，李仪祉内心渐由悲愤而悲凉。

在此期间兼任陕西教育厅厅长的李仪祉又一次将注意力和希望转向教育，于1926年出任西北大学校长，主持校政。但是，对于引泾工程，他始终没有放弃。

1927年，在临潼华清池举行的西北建设问题讨论会上，他再次为引泾工程据理力争，终于迫使当局勉强同意每年拨5万元支付引泾开支。尽管这样的经费对于技术难度很大的引泾工程来说几乎是杯水车薪，但总算是勉强可以动工了，后续资金，或许会有办法。

李仪祉紧缩开支，所有工程人员每月仅能领到10元钱的基本生活费，即便如此，依旧捉襟见肘，刚刚动工不久，就因资金不能到位而待工不进，直至工程彻底搁浅。

李仪祉虽痛心且悲愤，却终究无能为力，留下一句“时不可为矣”，再次离开故土，接受了华北水利委员会的聘请，出任华北水利委员会委员长，致力于治黄导淮工程。

再次奔赴故土，因为那里正在经历灾难的洗劫

关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其实从1928年就开始了。）的关中大旱，在各种民国史志中都有记载，持续干旱使受灾面积覆盖全省八十多个县，整村整村的人饿死或者逃离，当地政府上报南京政府的死亡人数和逃散人数均为200万，还有800万勉力维持在生死线上等待救济的灾民……整个关中平原和渭北高原真正是赤地千里、哀鸿遍野。

灾难让人们想起被搁置了的泾惠渠，如果它在1924年如期动工，那么，四至五年后的这场大旱即便不能完全避免，一定不会如此悲惨。看到灾后情景的李仪祉再次喟然长叹：“移粟移民非救灾之道，亦非长治之策。郑白之沃，衣食之源也。”

此时，正由守城成功的杨虎城将军主持陕政，看着关中这块近代以来灾难深重的土地，同样痛心疾首，他再次将搁置了的陕西水利工程提到首要位置，力邀李仪祉回陕担任建设厅厅长。李仪祉本人十分高兴，但当时他不仅身兼多职，而且正负责设计杭州湾海塘工程，没法抽身。杨虎城一再向南京政府申请调李回陕，均被拒绝，他又面陈，蒋给杨的回答是“我让他搞钱塘江工程，一时离不开。”后来，在李仪祉和杨虎城的多方周旋和努力下，终于获准回陕。

李仪祉再次回陕到任后，像当初得到于佑任和郭希仁的支持一样，也得到了杨虎城将军的大力支持。陕西省政府在资金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仍是拨出四十万水利专款，再次启动引泾工程。这项搁浅了六年之久的水利工程，终于在1930年冬重新上马。

李仪祉为泾惠渠这座陕西境内自清以后第一座大型引水工程所选的线路，正是历史上著名的郑白渠遗址。

发掘和改造重建这一大型的水利工程，不仅技术难度大，而且所需人力、财力、物力都相当巨大，在工程进展到一半时，政府投资再次出现问题，为了不使工程再度半途而废，李仪祉又一次开始奔走于全国各地募集民间资金，来支撑工程进展，先后获得了华洋义赈会、檀香山华侨、以及于佑任、朱子桥等爱国志士和同学朋友的大力支持与援助，才使工程不受影响。

1932年6月21日，泾惠渠开闸放水，一期工程宣告竣工。这一天，对于陕西近代水利史来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喜庆日子，泾河两岸，聚集了灌区无数群众和陕西各方人士。许多人在这一天流了泪。

万事开头难。当灌区群众当年就受到渠水惠利时，各方人士和当地群众才真正认识到水利工程的重要，于1935年竣工的二期工程进展相对顺利了许多，但还是因为资金欠缺，没能按李先生设计的甲种方案――灌区覆盖泾阳、三原、高陵、礼泉、临潼、渭南、蒲城、大荔等九县，计划灌溉面积达四百三十万余亩――来实施，而是采用了资金投入和收益都相对有所减少的乙种方案。对此，他说，“不论甲种方案，还是乙种方案，总比不实现一个方案好。”

在泾惠渠一期工程竣工后，李仪祉就开始着手渭惠渠、洛惠渠及省内其他水利工程的设计与筹备工作，这时，关中八惠（另外五惠是：梅惠、黑惠、涝惠、沣惠、泔惠。）以及包括陕南、陕北的整体水利工程规划在他心中已经形成。

1933年，渭洛工程相继启动，其他水利工程也渐次启动，整个陕西境内开渠引水、兴修水利，蔚然成风。

渭惠渠在1935和1936两年施工最紧张的时期，都曾遭遇渭河暴涨，工程受到影响，拦河大坝一再被洪水冲毁。当时正抱病的李先生顾不得医生和家人的劝阻，让人搀扶着冒雨坚持在施工现场指挥修复大坝，并现场修改建坝方案。他的精神鼓舞和振奋着所有工程人员，大家齐心协力，日夜奋战，终于在洪水中将一座宏伟的拦河大坝竖立在滔滔渭水中，使渭惠渠一期工程于1936年夏如期竣工，二期工程于次年完成。

他给后世留下了建立“中国富强之基础”的夙愿

李先生在《我国的水利问题》一文中，为陕西、乃至西北描绘的水利蓝图是，“关中泾、渭、洛惠在渭河北岸，灌溉渭河在眉县到朝邑共十二县的地，约有二百万亩。北岸要继续发展的还有湃惠、耀惠及第二渭惠三个渠。若是成功了，又可增加灌溉一百万亩地。渭河南岸向来有秦岭山流下来的水十余道，灌溉面积有十数万亩地。若统统加以整理，也可以增加到一百余万亩。关中有了四五百万亩灌溉之田，再加以农事改良，便可以使民康物阜了。将来铁路通到汉中和成都之后，汉江流域，岷江流域和渭河流域联络一起，便可以使西北穷瘠之地，成为中国富强之基础。”

然而，李先生没能亲眼看到他所描绘的“中国富强之基础”的宏伟蓝图。1938年2月，才57岁的李仪祉早已积劳成疾，这时又突患胆囊炎，因身体过于虚弱，不能承受手术治疗，而病情迅速恶化。生命垂危之际，他仍惦记的是渭惠渠南土坝的修复工程，话都讲不出时，还用颤抖的手指，在来看他的同事手心上写了“大坝”两个字。

3月7日，在他弥留之际，他让侄子李赋都（早年和哥哥一起被叔父栽培并送往国外学习，后来继承叔父遗志也成为我国著名水利学家。）记录了他口授的临终遗言：“余深感水利事业，在中国之重要，幼年即攻求水利学识。自余民国四年由德国返国，迄今23年，在此期内，虽已竭尽余之所能，贡献国家，但距余素所期望者尚远。兹病逾二周，自度天不假我。并切望后起国人，对于江河治导，本余之素志，继续努力，以科学方法，逐步探讨。其他防灾，航运及水电等，尤应多予研究。次第实施。本省已成之灌溉事业，须妥为管理；其未竞及着手之水利工程，应竭尽人力财力，以求于短期内逐渐完成。”

李先生未竟的最大事业和心愿还有一桩，就是治黄导淮工程。历代治黄，多从下游着手，李先生曾花费大量心血，反复考察黄河流域，并在黄河及重要支流设立了水文站，随时对河水进行测量并存取资料，撰写了关于黄河治理的大量文章和报告，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和综合治理的办法，他力主治黄要从上、中游做起，只治下游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不解决上游的水土流失和中游的淤沙问题，黄河之患无法根治。并明确指出：“导渭即治河，渭治而河亦治，治黄应兼顾上下游也。”

如今，李先生离开我们已整整65年，他的遗愿是否得以实现？他的“素志”与品格是否被后人所继承？面对“8・31”渭水洪灾，我们难道不需要深深的反省和深思一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