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论文：论当今第一流大学的功能定位

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必须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就普及而言，我国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现在已有各类大学4000多所，与世界第一教育大国的美国不相上下，而在校大学生人数已达2700多万人，已经超过了美国，位居世界第一。我国已经提前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部分省市甚至跨入了高等教育普及化的阶段。但就提高而言，我们确实乏善可陈，既没有世界一流的教授、没有培养出一流的学生，也没有一流的研究成果，当然也就不会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在这方面，我们不仅不能与欧美国家的大学相比，而且也落后于日本、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和香港。因此，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已是摆在我国面前的一项紧迫的任务，这既是关系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大问题，更是跻身于世界先进科学技术之列的需要。

一

一流水平大学的任务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似乎是应该明确的，但实际上许多人并没有正确的理解，甚至在舆论宣传上还存在着误导。岁末有一篇“中国造富大学排行榜”的报道，曾经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报道称，北京大学因培养了35位亿万富翁而名列榜首，浙江大学以23位名列第二，清华大学以22位位居第三。有人评论说：“如果以制造富豪作为大学的目标，这是对教育功能的扭曲！”

一流大学的定位，首先是办学理念的定位。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理论（包括理念、观念）来源于实践，但它又反作用于实践。因此，理论是实践的旗帜，是实践的先导，没有一流大学的理念，就没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世界一流水平大学是客观存在的，是在历史发展中长期学术积累的结果，而不是靠领导人的号召和搞“短平快”而能奏效的。关于一流大学的理念，也不是中国首先提出的。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的比尔·雷丁斯认为：“纵观历史上对大学功能的理解，我们大致可以看出现代大学有三种理念：康德的理性概念，洪堡的文化概念，以及现代大学争创一流的技术—官僚体系观念。”[1]其实，现代大学演变的三个理念，与其现存的三种模式是对应的，即近代的英国纽曼模式、现代德国的洪堡模式和当代美国的克尔模式。

我国大学诞生的时间比欧洲大学晚了近9。在其发展过程中，我国大学的办学理念明显地受到国家政治制度和国际形势的影响，以至于造成了五方杂厝的局面。在早期，我国主要是受纽曼教育理念的影响，其核心是自由教育。在20世纪初，我国许多有影响的教育家，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他们的办学理念，如蔡元培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梅贻琦的“通才教育、教授治校”，张伯苓的“允公允能、教育救国”等。可惜的是，这些有特色的教育理念不仅没有传承下来，而且还贬斥蔡元培的理念只是“在当时旧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情况下，具有特别重要进步意义”[2]。这显然是唯意识形态论的观点，难道现今不需要发扬蔡元培先生的办学理念吗？因此，中国没有连续的高等教育史，往往是后人否定前人的。这与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等西方国家大学的传统不同，他们一个好的教育理念会世世代代传承下来，不会被后任者否定而中断。

新中国成立后，在革命的名义下，彻底否定了西方的大学理念，而代之以苏联的实用主义“专业化教育”的理念，致使专业划分越来越细，培养学生的知识面也越来越窄。改革开放以后，美国的高等教育对我国影响较大，以至于研究型大学和一流大学成了我国大学追求的目标。那么，人们应当反思：一流究竟意味着什么或不意味着什么。不可回避的是，它意味着实用主义将主导办学的方针，意味着政府对大学的干预越来越多，因为建一流大学要依靠政府大量的投资。与此同时，对建设一流大学的大肆渲染，也鼓噪起人们的浮躁心理，追求各种功利性的指标。正如雷丁斯所说：“追求一流标志着这样一个事实：不再有大学理念，或更确切地说，这个概念已失去了它所有的内容。”[3]

如果说大学是“以学术为志业”或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那就必须营造这样的环境，也就是“象牙之塔”的环境。提起象牙之塔，人们不免想起19世纪法国文艺批评家圣佩韦对浪漫主义诗人维尼的批判，指责他脱离现实生活从事文艺创作。于是，象牙之塔就成了贬义词。美国哈佛大学第25任校长博克于1984年出版了《走出象牙塔》的著作，主张美国大学应当逐步融入到社会中去。可是，令他想象不到的是，商业社会对大学的冲击，使得某些大学变成了“服务站”。于是，他又不得不警告“醉心于追逐利润”对教育体制本身的伤害，甚至称之为“聚敛财富和道德缺失的噩梦”。面对着这种局面，他不得不又写了一本新书《回归大学之道——重塑大学教育目标》。

人们认为17世纪是天才的世纪，但为什么天才的世纪不再有？为什么现在的学者只能求证那时候科学家提出的猜想，而却提不出新的猜想?原因是实用主义的影响，很少再有学者致力于研究高深学问的精神。所以，德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尖锐地批评道：“当大学决定了经常应该为国家、社会利益集团服务的方针的时候，马上就背叛了学术工作和科学的自身。大学如果确定了这样的目标，无疑等同于自杀。”[4]难道不是吗？中国现在大学不都是在自杀，特别是那些重点大学？为什么中国出不了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什么我国没有世界公认的科学学派？为什么没有国际公认的学术大师？为什么没有传世的经典名著？因为少有韦伯提倡的“以学术为志业”的学者，也没有王国维所说的做学问的“三个境界”。王国维说的第一境界就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这“高楼”就是象牙之塔。没有在这种“高楼”中“望断天涯路”的精神，怎么可能研究高深的学问呢？事实上，每一个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获得者，不都是在象牙之塔苦苦求索的结果吗？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高等研究所，云集了世界顶尖的科学家，被称为“做学问的天堂”。这个研究所离校园很远，犹如世外桃源，甚至他们的生活一切需要都由学校安排，为的是让那些精英们“闭关修养”。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在这里工作了17年，他深有感触地说：“研究所是最成功的象牙塔，这17年是我一生研究工作做得最好的时期。”在这个象牙塔中，他与李政道合作，了被称金科玉律的“宇称守恒定律”，提出了在弱相互作用下宇称不守恒，因而他们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

物理学奖；他与米尔斯合作，创立了“规范场理论”，这是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三种场理论中的一种。[5]同样的，曾经困扰了国际数学界358年的费马大定律，也是在这个象牙之塔中由安德鲁·怀尔斯破解的。为此，他花费了8年时间，足不出户，不，被称为普林斯顿大学的“隐身人”。虽然他已超过了菲尔兹奖设定的40岁以下的年龄，鉴于他突出的贡献，评选委员会还是于1998年向他授予菲尔兹特别奖。几乎毫不例外，每所世界一流大学或研究机构，都是一座象牙之塔，他们的那些重大成就都是在其中孕育出来的。例如，耶鲁大学被称为“神秘的学府”，哈佛大学是“人才的炼狱”，巴黎高等师范是“纯艺术的殿堂”，芝加哥大学是“苦修学术的孤岛”等。芝加哥大学被称为既有思想又有学派的大学，芝加哥大学学派独领。一个仅有120年历史的大学，已经出现53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其中经济学奖就占了总数61人中的24人。这些骄人的诺贝尔奖的记录，确实是令人羡慕的，是名副其实的世界一流大学。

学术孤岛是什么？其实就是象牙之塔的别名。那么，芝加哥大学是怎样营造这样的学术孤岛的呢？芝加哥大学不像其他的大学城，它附近没有热闹的商业街，没有游戏机、酒吧、电影院，甚至没有快餐店。总之，凡是可能引起喧闹嘈杂和黑人闹事的公共场所，学校都一律避免。因此，它被称作苦修的学术孤岛，这正体现了象牙塔的精神。

象牙塔在中国一直是受到批判的，现今的大学办学者们对象牙塔退避三舍，谁敢去冒天下之大不韪呢？我国要想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就必须打破这个。其实，无论是走出或走入象牙塔，都不能一刀切。中国太大了，社会的需要是多方面的，不需要所有大学都进入象牙塔，也不需要各大学或某些学科都走出象牙塔。在数千所大学中，有那么几所象牙之塔式的大学又有何妨呢？因此，我国应当有少数几所大学坚持“以学术为志业”的理念，营造研究高深学问的象牙塔环境，制定保护学术自由的政策。只有把理念、环境和政策落到实处，经过持久的努力，才会有我国为数不多的世界一流的大学！

二

世界一流大学应当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是专才或是通才？是仓促式的人才还是创造性的人才？这是必须明确的，应当准确地把握好功能定位。

目前，我看到了两种观点，一种是：某重点大学的一位副校长8月26日在成都召开的“大学校长国际论坛”上，呼吁今后大学应当提倡职业教育，培养更多的“蓝领”。还有一位大学的党委书记提出，一所高水平大学培养的人才既能进得厅堂，又要能够下到厨房。如果这些话指的是普通大学或者职业技术学院，那是情理之中的；如果指的是重点大学或知名大学，那就完全是误导。

另一种是：《光明日报》8月27日头版头条一篇重头报道，题目是《大师级人才如何培养——清华大学探索创新人才的启示》。[6]这又是一种误导。大学培养不出大师，清华大学的某些措施，也不是旨在培养大师，完全是记者恣意的拔高。不仅现在的大学，即使过去理性大学的时候，也不能直接从学校培养出大师来。大师的成长有着自身的规律，虽然与学校所受的教育有关，但主要的还是需要个人的天资，要树立“以学术为终身志业”的志向，进入到王国维所说的做学问的三个境界。只有达到“为伊消得人憔悴”和“众里寻他千百度”，你才可能发现，“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这就是大师的成长道路，任何走捷径或速成的办法，都是不可能造就学术大师的。

那么，一流大学究竟应当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呢？按照一流大学的功能定位，应该是培养少而精的理论型和研究型的杰出人才。这类人才没有不行，多了又没有必要，所以只能由少数的几所大学培养。研究型的大学是培养理论型和研究型人才的主要途径，但这类大学也不能多，多则必乱。解放前和解放后初期，所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大多都成为杰出的科学家，其原因就是坚持少而精。那时，一个系只有百十来个学生，每年只招收几个多则十来个学生，甚至数学和物理系的学生合班上课。这样的规模，有利于个别指导，有利于开展学术讨论，所以成才的比例很大。

从素质上来说，理论型和研究型的人才应当是富有创造性的人才。怎样才能培养这种人才呢？钱学森先生是最有资格来谈论这个问题的，他所走过的道路，就是一流大学培养人才的方向。我清楚地记得，总理于7月29日到总医院探望钱学森，征询钱先生对国家制定新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意见。可是，钱学森先生却说：“我要补充一个教育问题，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问题。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这条消息滞后了近一个月才刊发出来。从看到这条重要建言起，我就关注国家高层、教育当局和各大学的校长们对此作何反应。然而，令我失望的是，有关当局几乎没有一丝一毫的反应。时隔一年多，总理才于11月22日召开一个教育家的座谈会，与会人员似乎完全没有读懂钱学森先生建议的核心，即关于“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人才的模式”，而不是大师的培养问题。如果一般人提出这个问题，可能是因为人微言轻不予重视，而功勋卓著的学术泰斗提出建言也未引起重视，这就是不可理喻的了。钱学森先生的建议提出快五年了，直到他10月30日不幸逝世，也未能看到对他建言的回复和落实，实在是遗憾之至！

我之所以对钱学森先生的建议特别重视，因为我是研究创造教育的，他说出了我最想说的话。至于钱学森先生所说的“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人才的模式”，早在九年以前，我就发表了《关于大学创造教育模式的构建》一文[7]，提出了ssr模式，其中三个英文缩写字母分别代表自学或独立学习（study independently）、课堂讨论（seminar）和科学研究（research），以这个模式代替“三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以书本为中心）的模式。这个模式是从学习者出发设计的，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因而它是一种有利于创造性人才培养的模式，也应当是钱学森先生所希望看到的模式。这个模式是科学的，是有代表性的，也具有可操作性，完全可以普遍推广。可

惜的是，这个模式发表快十年了，同钱学森先生的建言一样，也没有任何大学给予积极的回应。当然，我并不认为我提出的是唯一可行的模式，但我并没有看到其他人提出比我更高明的模式。这充分说明，传统的僵化教育思想太顽固了，推行创造教育困难重重，以至于在传统教学模式的窠臼中而不能自拔。既然一流大学应当担负培养少而精的理论型和研究型人才的重任，那就应当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确保培养目标的顺利实现。这些措施包括：首先要确定学校的规模，以小为特，以质取胜，就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洛克菲勒大学和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那样，一流大学决不能追求“大而全”。其次，一定要减负，不仅不能扩招，而且还要逐步压缩学生在校的人数。大学招生是一道重要的关口，不仅仅只是按分数线录取，而是派有智慧的人，把那些适合培养成为理论和研究型的人挑选和录取进来。为此，必须改革招生制度，赋予重点大学独立自主的招生权。再次，一定要放弃培养专业人才的方针，而实施通识教育，在掌握基本知识的基础上，着重培养大学生们创造思维方法，培养他们反思、质疑、求异和批判的能力，因为这些素质是作为理论和研究型的人才所必须的。

三

一流大学的科学研究任务是什么？是“从边缘走向中心，成为社会经济的发动机”、“主动适应、主动服务”拟或是坚持基础科学研究？这是建设一流大学必须回答的问题。不摆正科学研究的方向，就不能顺利实施建设一流水平大学的战略目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制定r&d（researchanddevelopment）标准时，把科学研究分为三类：即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并且分别给它们作了明确的界定。世界各国都据此来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并用于统计研发（即研究与发展）的经费投入。然而，我国在划分科学研究分类时，却采用了开发研究以代替试验发展，也许这种表述更明确。

德国有两个最大的学会，一个是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下属70个研究所，是德国大学以外最大的研究机构，主要是从事基础研究；另一个是夫琅禾费协会，下属38个研究所，主要是从事应用研究。那么，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究竟有什么区别呢？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主席彼得·格鲁斯作了精辟的界定，他说:“夫琅禾费协会是在现存的知识平台上进行研究，而马克斯·普朗克学会是创造作为研究平台的知识。”[8]这个界定既简明又形象。它们实质性的区别就是，应用研究是回答这东西有什么用，它是在现有的知识基础上，去研究有实用价值的产品和技术，直接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服务；而基础研究是回答这是什么，这是为什么，研究的目的旨在解释自然现象发生的规律和物质运动的规律，诸如天体起源、生命起源等问题。基础研究虽然眼前或近期看不到什么用处，但一旦获得了突破，它将产生“哥白尼式”的连锁革命，如放射性铀的发现、计算机的发明、电子的发现、激光的发现、超导现象的发现、基因的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低温核聚变的发现、纳米技术的发现……它们都引起了科学技术和产业的革命。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当初那些漫长的基础研究，哪有今天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和物质文明？因此，一个国家必须重视基础科学研究。如果没有雄厚的基础理论储备，就不可能享有真正独立的科学技术，最终也不可能有独立的经济。

美国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囊括了世界70%以上的诺贝尔奖，发明专利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以上，显示了它是一个充满创造活力的国家。正如惠普公司创始人之一的比尔·休利特高瞻远瞩所指出的：“美国必须加强基础研究工作，这样才能赢得世界的竞争。美国人必须认识到，它们的生命血液是大学进行的基础研究工作。因此，企业应该支持大学的研究计划。”他的高论不仅说明基础研究的重要，而且还指出大学应当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基础研究任务。

既然科学研究是分类别的，那么从事科学研究的单位也应当是有分工的，这既是避免工作重复，又是考虑到国家长远的需要。一般说来，开发研究是立足当前，把已有的研究成果变成产业，使之产生经济效益，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国家的一切厂矿制造企业，都应该从事技术开发研究，以任务带动研究，以研究提高生产效率。国家各部门的研究院（所），应当担负起应用研究的任务，既要引进消化国外的先进技术，又要走自主创新的道路，逐步拥有自己的原创成果。应用研究是介于基础研究和开发研究的过渡阶段，既有应用理论又有重大技术研究，有着明确的应用目的，对于当前和未来的经济发展起着关键的作用。

基础理论研究是着眼于长远，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探索性的研究，旨在探索几十年或几百年后的事情，甚至没有明显的应用目的。例如，在1996年的硅谷风暴中成立的欧洲星辰实验室，被称为“思想培养器”，设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他的创办人是当时年仅43岁的沃尔特·德布鲁韦。目前，有来自多个国家的70多名科学家，他们旨在研究1甚至10以后的课题，如时间机器、会飞的机器人等。目前，世界各国有100多个加速器实验室，而美国劳伦斯实验室和欧洲核子研究组织是它们的楷模，他们以发现新物质、新材料、新能源、新理论为目的。这些研究机构从事的都是探索性质的研究，也许大多时间里没有成果，但一旦获得了突破，那就是惊人的发现。因此，基础研究是有风险的，力求成功但也允许失败，不少研究都是在经过许多失败后才获得成功的。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上，这类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纵观世界各国科学研究的情况，基础研究都有明确的分工，如美国的基础研究都是由研究型大学和部分国家实验室承担，俄罗斯是由科学院和国立大学承担，德国是由马克斯·普朗克学会下属的研究所和研究型大学承担，其他国家的情况大体类似。本来，我国在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时，也强调了中国科学院和重点大学应当肩负起基础研究的任务。但是，这些规划并没有认真落实，基础研究在这些单位所占的比例并不大，而且大多研究项目还是尾随在发达国家的后面，少有由我国科学家独辟蹊径的领先的研究项目。

我国基础研究落后的局面，是不应回避的事实。造成落后的原因既有思想认识问题，也有经费投入严重不足的掣肘。从思想认识上看，主要是思想不解放，左倾路线的余毒尚没有肃清，“理论研究危险”对不少人还有影响。于是，“大学科研要上主战场”，“大学要成为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要主动适应、主动服务”，“建立产学研联合体”，到处建立技术开发研究院，等等。以这些口号指导大学的科学研究，怎么可能创立新理论、新学派呢？很明显，这些口号都是实用主义的，是直接或变相产业化的表现。提出这些口号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某些重点大学的校长们。不管是否承认，他们实际上还是“以正确的政治方向”为标准，从而偏离了一流大学的研究方向。同时，科学研究的政策导向也不利于基础研究，如评职称、发奖金、评名师、评选科技成果奖、申报院士等，都要以论文的数量来衡量，多多益善。这不仅导致浮夸和学术造假，而且使得很多人不敢涉足那些难度大的基础研究。

中国要想真正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就必须尽快改变重点大学功能错位的状况。国家要加大对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保障从事基础研究的自由，瞄准基础研究的前沿领域，制定解除从事基础研究人员后顾之忧的政策。做到这一切，关键在于大学的校长。只有敢于坚持一流大学理念，按照一流大学的功能办学，坚决拒绝实用主义，引导师生以学术为终身志业，经过奋斗和长期的积累，才可能建成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