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道教音乐研究之定量分析(1957―2008)

1991年曹本冶、史新民发表的《道教科仪音乐研究现状与展望》一文，是当今学界较早对道教音乐相关研究状况做出总结评述的文章。随后，计有“Current Research ofTaoistRitual Music in Mainland China and HongKong”、《道教科仪音乐之现行研究》、《道教科仪音乐研究的回顾与存在的问题――兼谈仪式音乐的研究范围及方法》、《20世纪的道教音乐研究回眸》、《本世纪中国道教音乐研究综述》、《当代道教音乐研究回顾与展望》、《20世纪的道教音乐研究》、《道教音乐研究综述》等文章陆续发表。

毫无疑问，通过上述具有回顾展望意味的综述、概论，于基本、概观层面可以了解到当代道教音乐研究的大略状况、势态。然而，倘若在基本、概观层面之上量化现有的研究成果，以具体数据做参照，将当代道教音乐研究状况数字化，令“局外”的观察者(outsideobserver)和“局内”的研究者(inside re-searcher)，对道教音乐到底做了哪些具体研究，以及做了怎样的研究“心中有数”，必将对优化更为深广的后续研究发挥作用。这是本文意欲对当代道教音乐研究做定量分析的初衷和由原。

之所以采取定量分析的方法对当代道教音乐研究状况做评述，是因为当代道教音乐的研究成果丰硕、数量可观，在相当数量级上通过数据统计及统计结果分析可探索出数据的内在数量规律性，归纳总结出道教音乐研究中某些具有指导性、参考性的指标和因素，以达到对道教音乐之研究成果的客观认识，并对后续道教音乐研究做参考启示的作用。

严格意义上而言的当代道教音乐的学术理论性研究，以陈国符当年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化学系执教期间著成《道教斋醮仪源流考》一书，随后又从该书中取其中有关道教科仪音乐的部分做增补写成《道乐略稿》一文，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道藏源流考》为标志。

通过对此后超过半个世纪的这一时期发表、出版的道教音乐的论文和著作做统计、分析，文章围绕相关联着的道教音乐研究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进行讨论，即：当代道教音乐做了哪些研究?当代道教音乐做了怎样的研究?本文以回答此问题为前提，期望探究出如何继续研究道教音乐的问题。

一、相关概念的解释

及有关统计数据的说明

(一)相关概念的解释

1　当代

以“目前这个时代”来解释“当代”，实在是一个模糊含混的时间概念。本文以1957-2008年作为时限，对此间长达五十多年的当代道教音乐研究做定量分析，这是因为这时段的道教音乐研究，基本反映了当代道教音乐研究的总体面貌，具有实际而典型的意义，其概念明确、成果彰显、数量众多，具宏观把握上的代表性。

2　道教音乐

在本文的叙述中，“道教音乐”(简称“道乐”)归属宗教音乐范畴的概念，专指在道教斋醮科范仪式活动中使用的音乐。“道场音乐”、“道教科仪音乐”、“道教仪式音乐”等皆是这一概念和范畴的别称。又因道教与属于哲学思想范畴的“道家”有深切的关联，因此，少数着眼于道家哲学范畴内关于音乐探究的文论，亦属本文的分析内容。

3　研究

怎样的论述可以被称为道教音乐之“研究”?本文要对“研究”的标准和要求有一明确的规范。依照一般概念，如果按照“是一个主动和系统方式的过程，是为了发现、解释或校正事实、事件、行为，或理论，或把这样事实、法则或理论作出实际应用”来理解“研究”的话，那么，本文在“道教音乐研究”之相关数据的统计上，采取的是学术性钻研、探索、商讨、考证、评述等具有“研究”之本质特征的标准和要求。因此，一些道教音乐之常识性介绍、有关道教音乐活动的新闻报道、相关T作报告、总结之类的文章，以及手抄乐谱书本之类，均不列入研究的范畴。

(二)有关统计数据的说明

1　数据来源

相关数据来自于四个渠道：笔者收集整理记录；CNKI中国知网；《中国音乐年鉴》；《20世纪中国音乐史论研究文献综录：宗教音乐卷・道教音乐》。

笔者自1988年开始进入道教音乐领域做收集、整理及学习与研究，考察过湖北武当山，武汉长春观，江西龙虎山，江苏茅山，苏州玄妙观，上海白云观、城隍庙，北京白云观，西安八仙宫，陕西楼观台，陕北佳县白云山，四川青城山，成都青羊宫，沈阳太清宫，山东崂山太清宫以及台北指南宫、高雄文化院，香港蓬瀛仙馆、青松观、圆玄学院等主要的道堂、宫观。自1993-1997年于香港中文大学修读博士学位及其后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曾参与由曹本冶教授主持的“中国大陆、香港及台湾主要道教宫观传统仪式音乐的地域性及跨地域性比较研究”项目，亲身经历了当代道教音乐研究的主要过程，感性知晓其间研究状况的来龙去脉、起伏兴衰。另外，笔者自1993-2008年旅居海外期间，对海外该领域的研究状况又有所了解。因此，在相关资料的收录、整理上还是较为全面的。

以“道教音乐”为主题搜寻，CNKI中国知网辑录自1979-2008年关于道教音乐的各类文章或新闻报道共有588篇(条)，资料来源不仅涵盖各学科领域，而且还将刊登发表于报纸、杂志的相关文章不分巨细一并收录，堪称道教音乐资讯收录最为齐全的一个媒介。作为本文的信息参考依据，笔者从“知网”齐全的收录中也不难发现，少数学人学术行为的不端：或一稿多投，或改头换面将内容相同、相似的文章在不同刊物上做重复性的发表。这样，“知网”提供的信息非常便于笔者对研究情况的遴选，一定意义上也就避免了统计数据与实际研究之数量、质量不相符合的差误。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辑出版的《中国音乐年鉴》，自1987年首版以来，除1995、2000、2001年卷之外，其他每卷都设有“宗教音乐研究”板块，对该领域上一年度或发表或出版的论著做文献辑录及回顾性的综述，其中的道教音乐研究占有较大比重，甚至1997卷更辟有“1996年度道教音乐研究”的专栏，对其进行了特别评述。至本文撰写之时，“年鉴”出版至2005年卷，共辑录道教音乐研究论文约131篇、著作8部。惜早些年所录资料以音乐期刊发表者为众，而人文学科尤其是宗教类期刊发表的道乐研究论文略有缺漏。

《20世纪中国音乐史论研究文献综录：宗教音乐卷・道教音乐》辑录了1963-2000年以来发表在报刊上的有关道教音乐的各类文章409篇，清末至2000年出版的著作8l部。这一“综录”前面有对道教音乐的综述、概括，后面有道教音乐论文目录、论文提要、论文选登、著作目录、提要、作品选登等，颇具参考价值。然而，应对本文定义的“道教音乐”之范围，以及“研究”之标准和要求，该综录相当数量诸如《锡伯族萨满歌舞和巫术的表现形式》、《论原始巫及有关文艺》、《加强历史紧 迫感，努力做好宗教音乐挖掘研究工作》等文章，以及《寺院音乐》、《浙江民间吹打》、《道教文化与生活》、《中国民间信仰论集》等著作，显然不能列入研究范围，且综录中亦有一些错漏留待修订、完善。

本定量分析的基本数据，是综合了上述四个方面的资料信息，以前面解释和说明的相关概念和标准为规约做甄别、筛选和统计整理的。

2　统计方法

统计数据作为客观事物的一种数量表现，是事物必然性与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偶然性使得对同一事物的多次观察得到的统计数据有差异，而必然性则隐含在统计数据本身。遵照统计学上的这一原理，本定量分析的意图和追求，无论是通过数据统计的方法，尽可能去掉数据所呈现的偶然性，找出统计数据中所隐含的规律性。技术上，本文参考ISO(国际标准化组织)在数据统计上的某些规定，运用“数字数据统计”和“非数字数据统计”两种方式进行。数字数据由数字码组合成数据，用以表达定量描述的道教音乐研究状况的相关数据。非数字数据是用文字表达的数据，表达的是定性描述之道教音乐研究的质量数据，如信息、状况、评论、议题、设想等。

统计方法同样采用ISO9000所归纳的两种类型，即“统计型方法”(适用于数字数据的统计方法)和“情理型方法”(适用于非数字数据的统计方法，又称为非定量统计方法)。两类统计方法之不同特点如下表所示：

数据统计的具体做法是：采取逐年、逐篇计算的方式，将1979-2008年以来超过500篇的道教音乐论文、文章，以及1957-2008年超过80部的书籍做数字统计。然后根据本文所定义的概念，以具学术性之“研究”为标准，对统计到的文章、著作做鉴别、筛选，再将此结果作为研究数据而记录。

3　统计项目

统计项目包括：论著数量、论著类型、作者及数据、各类论文比例、走势等等。为了便于分析，笔者在对论文和著作做统计时，将论文和著作做了类型划分。

(1)论文分为五个类型

Ⅰ型：实地考察报告、研究。这一类型记录的是基于实地田野考察而完成的论文，依“报告”和“研究”之不同侧重，此类论文又有两种略不相同的细分：一是较为完整的某一仪式或某一宫观的个案考察报告；二是以实地考察为基础而进行的理论分析研究。例如《白云观道教法事科仪调查报告》、《“全真正韵”采录整理报告》、《道教仪式执行者的训练――香港全真派道馆的实例》之类。

Ⅱ型：地域性、专题性音乐形态研究。这一类型记录的是限于某一地域之道教音乐的研究，或是就道教音乐某一方面做专题性形态研究的论文。例如《苏州道教进表仪式音乐》、《南汇道坛音乐曲牌及其特点》、《晋北道教音乐字谱翻译的宫调问题》之类。

Ⅲ型：文史探索考究。这一类型记录的或是对道教音乐起始由来做历史追溯，或就道教音乐呈现的某些历史现象做考察探究的论文。例如《道乐渊源探析》、《试谈武当山道教音乐在历史演变中的三个时期》、《“玉音法事”谱面结构试析》等等。

Ⅳ型：概述、概论。这一类型记录的是对某宫观、某类型道教音乐做总体概括、综述、评论的概观性文章。例如《道教音乐研究综述》、《川西道教音乐概述》、《台湾的道教醮祭仪式与科仪》之类。

Ⅴ型：交缘比较研究。这一类型记录的是从相关交缘学科领域对道教音乐做审视研究，或将道教音乐与其他相关音乐文化现象做比较研究的论文。例如《佛、道音乐美学思想比较研究》、《浅谈江西赣南道教歌舞的审美意蕴与客家文化特征》、《道教音乐与传统医学》之类。

(2)著作分为三个类型

Ⅰ型：学术理论著作(含论文集)。例如《中国道教音乐史略》、《道乐论》、《第二届道教科仪音乐研讨会论文集》之类。

Ⅱ型：以乐谱为主要内容配有文字论述的乐谱专辑。例如《中国武当山道教音乐》、《玉溪道人传谱―全真正韵谱辑》之类。

Ⅲ型：设道教音乐分科的辞典或含有道教音乐之独立篇章的著作。例如《中华道教大辞典》、《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宗教学)》之类。

二、数据与分析

(一)论著数据

在国内五大宗教中，相比较于其他宗教，道教在社会影响力上略显势弱，但就国内在道教音乐专题性研究方面而言则成果彰显、论著数量可观，强盛于其他宗教于音乐领域的相关研究。根据田青的研究统计显示，至2002年佛教音乐研究的论文有262篇、著作22部；基督教音乐研究的论文有86篇、著作32部；而天主教音乐及伊斯兰教音乐的研究成果较少。

现将笔者整理的1957-2008年之道教音乐研究论著数据做统计列表如下：

从表2、3所列可见，1979-2008年道教音乐研究共发表学术性的论文290篇。其中音乐类专业期刊发表文章172篇，非音乐类的文史哲类其他学刊发表文章102篇，内地发表文章274篇，境外发表文章16篇。1957―2008年出版与道教音乐相关的著作57部，其中内地出版著作34部，境外出版著作23部。

(二)数据分析

1　论文部分的数据分析

表2数据显示，道教音乐研究论文的发表曾在几个时段出现过热潮：80年代中后期、90年代初中期、近期(2005年后)。笔者认为，几个引导性的因素促成了这几次热潮的形成：

(1)热潮形成的基础预备

1957―1960年间，国内一些学者在道、佛教音乐的采集及记谱整理上为后续开展的研究建立了预备基础和学术指引。其间，较重要的研究成果包括《宗教音乐・湖南音乐普查报告附录》，它部分地对湖南衡阳地区的道教音乐，包括“应教”和编者所称的“巫教”音乐做了乐谱记录和简要的文字解说。同期，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对苏州玄妙观的“全符”、“全表”、“火司朝”科仪进行了采录整理，并编撰了《苏州道教艺术集》一册，其中除了一篇文章对苏州道教音乐做简略概述外，还有以工尺谱记录的仪式音乐乐谱，并附有图片和对仪式中道士们行法动作的记录和描述。除上列两份资料外，其他同期对道教仪式音乐的研究还包括扬州市文联所编《扬州道教音乐介绍》，李石工等人记录翻译的《佳县白云山道教经韵八套及笙管曲二十七首》，杨荫浏与曹安和合编的《苏南吹打曲》等。

(2)热潮形成的时机和条件

60-70年代中期的“”期间，学术界对宗教音乐的研究陷入了停顿。“”后中断了二十多年的道教音乐研究在80年代开始复苏。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具有两个明显的倾向：一是继承前期对道教音乐的采集及记谱整理。学术界带着具有使命感的急迫心态，对因中隔时间长久、乏人传承已到了濒临消亡的道教音乐做了抢救性质的采录收集。二是对道教音乐的研究开始走出以采集、记谱为主的模式，逐步将道教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系统性的理论研究与分析。在此期间，首先恢复了中断多年的实地调查采录 工作。随之，不少地方开始陆续汇编由实地考察所得的道教音乐资料；尤其是规模浩大的全国性汇编工程《中国民族民间音乐集成》，其中之《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正式把道教和其他宗教音乐列入收集范围之内，在全国各地区收集和整理宗教音乐。继上海音乐学院的研究小组对上海及邻近地区的道教音乐以录像进行收集整理之后，武汉音乐学院的《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湖北卷》编辑部，对武当山道教音乐进行了实地考察，编辑人员以音响、乐谱、图片、文字和摄影、录像等形式对武当山道教音乐进行了记录与整理，并出版了《中国武当山道教音乐》一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的音乐学院和研究单位，也分别对北京白云观，川西青城山，沈阳太清宫、千山无量观，山东崂山以及苏州、无锡、常州等地的道教仪式音乐进行了采录、收集和记谱，并印行了部分的经韵曲谱。

1982年，任教于上海音乐学院的陈大灿在参与上海、茅山等江南地区的道教音乐考察工作时发出重视道教音乐的搜集和整理的呼吁，引起道内有识之士和学界部分学者的共鸣和关注。此间及前后，陈国符撰写的《明清道教音乐考稿》等几篇分量厚重的史证性研究论文的发表，以及李养正、卿希泰、王小盾等非音乐界学者开始参与到道教音乐的相关研究，令道教音乐的研究在学术视野、学科定位及学术规格上构筑起了较高平台的起点。

与此时期相若，港台地区的学者如香港的曹本冶，台湾的吕锤宽、李秀琴、许瑞坤等对香港和台湾地区的道教音乐，也分别进行了实地考察和学术理论研究。特别是1985年由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中国音乐资料馆、香港民族音乐学研究会举办的“国际道教科仪及音乐研讨会”，汇集了海内外国际学术界权威学者，专题性地对道教的科仪和音乐进行了探讨。其后，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又分别于1989、1991年举办了两次“道教科仪音乐研讨会”并出版了两册论文集，进一步推动了道教音乐的研究。

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互动并进，是几次研究热潮形成的又一重要条件。武汉音乐学院、香港中文大学、中央音乐学院等高校，不仅先后培养了一批以道教音乐作为研究方向的研究生，而且还成立了专事道教音乐研究的学术组织和机构，如武汉音乐学院的“道教音乐研究室”、香港中文大学“中国大陆、香港及台湾主要道教宫观传统仪式音乐的地域性及跨地域性比较研究”项目，上海音乐学院的“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等。至今，以道教音乐研究为专题而获得学位的博士、硕士有十多位，他们是不容忽视的一股较强的学术力量。

正是在上述预备基础、前提条件和适逢《中国民族民间音乐集成》这一国家重点文化工程的全面展开，以及部分高校培养专门人才、建立相关研究机构从事道教音乐专项研究之推动下，不被人们熟识的道教音乐这一“生僻”的研究领域，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步由学术冷门形成了研究热点。

2　著作部分的数据分析

表3数据显示，道教音乐著作尤其是学术理论性研究著作，于80年代末开始大量出版。此前，该项出版以田野搜集所得之乐谱资料为多，自80年代开始道教音乐学术理论性研究的著作陆续出版面世。其间，一些具代表性、标志性的成果，展示了道教音乐研究的阶段性特色和价值。例如，“”后第一本较全面对一个道教宫观之仪式音乐做完整记录、整理的《中国武当山道教音乐》；第一本于概观性角度对道教音乐做较全面系统论述、介绍的《道教音乐》；第一本系统梳理道教音乐起始由来及发展演变状况的《中国道教音乐史略》；第一部设道教音乐分科的大型道教辞典《中华道教大辞典》；第一本用英文出版的道教音乐著作Taoist Ritual Music ofthe Yu-lan Pen-hui(Feeding the Hungry Ghost Festival)in a Hong Kong Taoist Temple；以及《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系列丛书》出版的21本道教音乐专著等。

3　相关问题

(1)研究层面比例失衡

笔者对发表于各学术期刊杂志的道教音乐研究论过数量比例统计，其结果如下：在所有研究成果中，概述、概论类的论文最多，共97篇，占总数的33.4％；交缘比较研究类论文次之，共72篇，占总数24.8％；地域性或专题性研究类论文58篇，占总数20％；文史探索考究类论文50篇，占总数17.2％；田野实地考察类的论文最少，只有13篇，占总数的4.4％。

这一统计结果值得重视。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道教音乐涉及的是一个层面广泛、现象复杂、特性显著的宗教文化现象，道教音乐作为道教科范仪式的构成因素，直接贯穿体现于道教仪式的整个过程之中。因此，田野实地考察、掌握第一手资料是从事此项研究的基本前提和必须。虽然，一些不一定需要做田野实地考察的文史探索考究、交缘比较之类的研究，可以是文本、典籍之类的检索、推论、探究，但是缺乏实地考察资料的支撑、印证，某些从文本到文本的纸面研究，难免空洞甚至失实。一些改头换面、没有实地考察体验、文本互换、转抄的拼凑之作，更是于学科的健康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文本研究与实地考察比例失衡的研究状况，应该得以调整、改善。

另一个有关全国(限于内地)道教宫观数量及常用道教仪式的两个数据，更提示我们应对文本研究与实地考察比例失衡这一问题予以足够重视。内地到底有多少道教宫观?由于统计标准和条件不同难尽其详，就笔者从国家宗教局、中国道教协会以及各省市道教协会了解到的资料，以及从“香港道教文化中心”根据各地电话黄页信息加以综合、统计的结果表明，目前遍布全国各地的大小道教宫观约5000多处，加入各宫观常用之100多个道教仪式这一数据，相形之下我们目前在以田野考察为基础的实证性研究显得相当薄弱。

在有限的以田野考察为基础的道教音乐研究中，所涉及的地域范围也有一定的局限和失衡。以出版的著作为例，研究项目涉及到省市地域范围的计有：湖北(武当山)、四川(青城山、青羊宫)、浙江(杭州、温州)、云南(剑川)、北京(白云观)、江苏(苏州、茅山、无锡)、山东(崂山太清宫)、陕西(佳县白云山)、江西(龙虎山)、上海(白云观、城隍庙)以及台湾、香港等，而诸如东岳泰山、北岳恒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中岳嵩山、陕西楼观台、龙门洞、西安八仙宫、武汉长春观、兰州白云观、南昌万寿宫、广州三元宫、重庆老君洞、安徽齐云山等一些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名山古观至今仍未有研究涉足。

倘若采取：宫观一科仪(整套完整科仪；单个独立科仪)一个案分析研究的方法和模式来要求我们做道教音乐的实地考察和研究，那么现阶段我们于道教音乐之实证性研究上，也仅仅只是开了一个头。

(2)研究成果与研究者比例失衡

有多少人从事(过)道教音乐的研究?为此笔者进行了一些调查统计。

表4显示的数据可见，总共发表的290篇道教音乐论文，是由境内外、道内外131位作者完成的，人均发表2，2篇。另两个数据基本反映了当代道教音乐研究者的实际状况，即131位作者中5篇以上者有15位，156篇，占总数53，8％；10篇以上者有6位，111篇，占总数38，3％。

这一数据表明，大多数作者只是一时间偶尔做过少许道教音乐的相关研究，绝大多数成果基本集中于近十人持续性的惯常研究之中。与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相比，明显存在着研究人员与研究成果比例失衡的现象。这一失衡比例，直接导致和产生了相对少量的研究者与分布广大、数量众多的研究对象之间的更大失衡现象。

(3)如何评述当代道教音乐之研究

以往对道教音乐研究成果之内容、形式及意义的评述和总结，多集中在研究论著于研究面上的概括和表述，如音乐形态描述分析、民族民间音乐与道教音乐的关系比较，运用民族音乐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方法和角度做道教音乐探讨研究的方法归类等等。这种描述、分析、评述及归纳总结，对道教音乐历史性、阶段性研究做整体面貌上的概括是有着积极意义的。但是，单就道教音乐这一领域的研究而言，是否已经在上述诸如民族音乐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上有广泛、深入的涉猎和研究，倒是一个需要谨慎判断和深入认识的问题，关系这一问题的核心还在于我们在自我领域(道教音乐)里，于基础层面所做的调查、实践、研究是否足够让我们放眼于与道教音乐交缘的上述学科领域做深广研究。前文分析的几个数据或许能促使我们来反思几个问题：我们做了多少道教宫观的实地考察?掌握了多少第一手资料?有多少人在从事道教音乐研究?如此等等。

三、数据分析启示：道教音乐后续研究应重视的两个方面

前文对当代道教音乐研究所做的相关数据统计和定量分析，对后续道教音乐之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在笔者看来，如何持续性地将道教音乐研究进行下去，并在前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新的拓展，下面两方面值得重视。

(一)田野考察(fieldwork)

这是本文数据显现道教音乐研究中相对薄弱和缺乏的工作环节和成果内容。关于田野考察，中外不少从事道教文化研究的同行为此做出过艰辛的努力，施舟人(KristopherSchipper)、劳格文(John Lagerwey)等学者堪称表率。施舟人为了深入研究道教，早年在台湾学闽南话、拜师学道并做了七年道士，更是令人称奇、赞叹。田野考察不仅需要经过专业技术性的训练，还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实非轻易而举。劳格文曾说过，对于学者来说写文章、谈理论是人人都会做的事情，但是田野考察工作却不是人人都做得了的，它需要学者长时间为此而做出某些牺牲和奉献，需要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试想置妻儿于家中而不顾，长年累月在宫观考察、生活、工作，岂只是艰辛二字了得?

过往所进行的道教音乐田野考察工作，部分带有音乐工作者采风的色彩。所谓采风，本意为收集民间歌谣。当初进行道教音乐研究的学者，大多为专业音乐工作者，因此在田野考察过程中，学者们的耳目大都敏感、集中于道教仪式行为中与音乐相关的“声响”部分，研究的中心和焦点也在于观察这些“声响”与“音乐”相对应关系下的形态特征、组构方式、唱奏特点等方面，而这些“声响”(音乐)与道教仪式深层次的关联，却未在田野考察中做进一步追究。惯常的做法是，先将仪式的过程做录音、录像，继而做音乐记谱以及文字描述、分析等文案工作，即称之为“音、谱、图、文、像”的全方位收集整理。这一工作方式，对早前濒临绝迹的道教音乐做抢救性的收集、整理和保存而言，是行之有效而且意义重大的举措。然而，若欲对道教音乐做更深广的研究，在笔者看来除了“音、谱、图、文、像”的收集整理之外，还要对与道教仪式各层面相关联的现象做仔细观察、了解和分析。例如，最基础的层面我们应该了解：在所观察的道教仪式中，什么人做法事(仪式)?为谁做法事?参与法事的是什么人?不同的人员结构对法事(音乐)构成何种影响?什么地方举行仪式(道观内或道观外)?固定场合或临时性场合?公开性场所还是封闭性场所?什么时间举行仪式(既定周期重复性仪式，如季节、节日等；或特殊偶然性仪式)?仪式进行多长时间?仪式雇用者对场地、时间有何特别要求?等等。这些看似流于表面的一股性问题，往往反映出不易被考察者觉察的宗教、文化的深隐寓意。

由此看来，田野考察不仅是学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某种意义上而言，其本身就是颇具学术性的研究范本。

(二)局内人(insider)与局外人(out-sider)关系

这里所说的局内人就是道内人，局外人亦即道外人。表面看来，局内人、局外人只是身份上的辨识和鉴定，然而由研究的角度和学术立场上来看，由局内人、局外人所阐述或体现出来的局内观和局外观，却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十分严谨的学术问题。

在对既有道教音乐研究论著做分析时不难发现，部分学者在相关观点的叙述、概念的解释中，对所涉及的观点、概念是出自道内人的局内观，还是出自道外人的局外观缺乏清楚的说明、界定。常见的现象是，查阅到某些关于道教音乐的文献，或者观察到某些道教音乐行为时，作为局外人的学者往往是就自我的判断或理解替局内人做出解释，而解释的过程中却并未就文献出现的背景(context)或音乐活动中局内人的感受等方面做深入追究，令人困惑于这到底是局内人的局内观呢?还是局外人认为的局内观?更由于局外人大多为音乐工作者的身份，在道教音乐作为“音乐”这一专业进行研究时，局外人反而左右了局内人的观念，在道教“音乐”的解释上，局外人不仅于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局内人的代言者，而且局外人因专业技术之所长，还拥有了在“音乐”表述上的自主优先权。

“道教音乐”之名称由来，即是一例。道内人将道外人的在道教仪式中进行的“音乐”活动，称之为“念经”。而“念经”在道人们心目中是―个广泛而抽象的概念。广义上讲，只要是道士从口中唱出或念出的都可以称之为“念经”；狭义上讲，“念经”又依据唱、诵、念的不同形式，又称“赞”、‘颂”、“偈”、“韵”、“咒”等等。歌唱性较强的“念经”，道人们通常称之为“韵”、“韵子”、“韵腔”；唱诵这种“韵”或“腔”有称做“喊”或“喊韵”。依据不同的法事内容和对象，“韵”又分为两种不同的性质：一为“阴韵”，另一为“阳韵”。“阴韵”是用于“施食”、“济炼”、“荐亡”等阴事道场中的经韵；“阳韵”是用于对神仙礼赞或喜庆吉祥等道场中的经韵。

上述于表面来看，似乎只是局内人与局外人关于道教音乐的不同称谓。然而，深入一步地观察仪式中道教音乐的发生现象，我们 会发现道内人关于道教音乐的局内观和道外人关于道教音乐的局外观有着各自不同的本质内涵：

局外人所理解的道教音乐是音乐概念，称之为“音乐”即肯定了其被用于欣赏的基本属性，因此局外人理解的道教音乐是艺术，是宗教艺术。

局内人所理解的道教音乐是仪式行为，是念经拜忏的具体程序，因此道教音乐在道人看来可称之为艺术，但更是仪式行为本身。

于局外观来看，如果只是将道教仪式中出现的“音乐”现象，以“音乐”的基本要素作为标准而做“道教音乐”之称呼，道教音乐这一名称是成立的。但若冠以“音乐”之名，并用“音乐”的概念和定义来解释属于道内人在宗教活动中的这种仪式行为，于局内观而言“道教音乐”不仅“名”不符“实”，而且某些道教仪式行为可以说与“音乐”毫不相干。因为，局外观的“音乐”是可以被欣赏的一种艺术，而局内观的“仪式行为”体现的是宗教的神圣。

数据显示，道教音乐研究在某种程度上逐渐形成了一个研究热点，已成事实。面对这一热点的形成，需要研究者对今后道教音乐研究的发展方向做出冷静的思考。就当前的情形来看，笔者认为：基础性的实地考察工作是研究的基础和重点，同时也是前期研究中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只有这一基础工作做好、做细致，才能在道教音乐的实证性研究上有新的突破和更大的成就。当我们手捧前辈经历困苦实地采录、收集、整理的濒临绝迹或已经失传的珍贵资料时，又或者看到不少道观用我们所收集、整理的资料作为授受之本时，是我们背起行囊、肩负责任，走向更深广的田野的时候了。

作者附言：本文得到上海市教委“音乐学研究创新团队项目”资助，特此致谢!

作者单位：上海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

第三届中国音乐评论“学会奖”评选活动征文通知

为了繁荣音乐生活、促进音乐艺术事业健康发展，中国音乐评论学会将于2010年4月召开中国音乐评论学会第四届年会期间举办第三届中国音乐评论“学会奖”评选活动。

征稿范围：2008年以来在各类媒体发表(或撰写)的有关音乐创作、表演、研究、教育、社会音乐生活等领域的各类评论均可参加本次评奖活动(凡高校在读学生的书评作品请参与“人音社杯”高校学生音乐书评征文)。每位参评人提交文稿的数量不多于2篇。

参评范围：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以及海外华人中的专业或业余音乐评论从业者(除音乐评论学会聘请的评委会专家之外)均可以参加本次评选活动。

参评办法：2010年4月1日前将论文的WORD文稿发至中国音乐评论网()收稿信箱：.cn。参评人需在文稿前注明“参评论文”字样，在文稿后注明自己的姓名、地址、电话、电子信箱、工作单位或在读学校等个人信息。

评奖办法：组委会聘请海内外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根据参评论文的数量和质量评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若干。在中国音乐评论网公示一个月后，在《人民音乐》、《音乐研究》刊登获奖名单。

中国音乐评论学会

200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