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音乐拷问

时间:2022-10-25 02:22:45

当代音乐拷问

当代音乐因着前卫,因着古怪,人们就很难从几颗类似的破碎性音符上,让人去实现“联想之联想”的。因为音乐之抽象,相对美术的抽象,更会多一片“盲区”。

关于“当代音乐”,现时还很难在常人中讨论。在最近的“上海之春”评论特辑上有篇文字是针对来自荷兰的新音乐团专场音乐会说事的:荷兰新音乐团以专演当代音乐闻名,特别对推介中国当代作家走向世界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次他们共演出了7位作曲家的7部(首)作品。结果评论员任海杰先生在听后感中批评这场音乐会“除了个别作品或个别片断之外”,大部分“味同嚼蜡”,认为作品都“只注重音响的配器和技法的运用,缺乏音乐的可听性和审美感”,听到的是“音响”,而“不是音乐”。“现场演奏的效果似乎还不及文字表达”。编辑给这段文字起的标题也很有意思:当代音乐要“换耳朵听”吗?

“当代音乐要‘换耳朵听’吗?”这个标题起得太艺术了。是说到了听不懂音乐时的痛处――乐圣贝多芬有句传播了几个世纪的名言:要做一个能欣赏音乐的高尚者,就得“有一双音乐的耳朵”!现在问题的严重性在于:面对全新式的“当代音乐”,恐怕连贝多芬这样的古典音乐大师,也要“换耳朵”啦!

但麻烦在于,要想将上帝安装在我们脑袋上的耳朵置换掉,可不是闹着玩的,这绝不是一个“小手术”,不如开个肿瘤:一个朋友将胃切除四分之三,也不过用几个小时就完成了。说到换个“音乐耳朵”,就难多了!首先,“音乐耳朵”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这个“换耳”手术该怎么动?不要说音乐的门外汉,就算熟悉贝多芬、巴赫的,要想“改过自新”,另择“耳庭”,那又怎是轻易的事。

我是个着急想“换耳朵”的。前不久,因去沈阳音乐学院讲学,顺便向研究音乐史的权威朋友修海林、陈秉义、胡天虹等逐一请教,问“当代音乐倒底是什么东西,怎么解读清楚”?结果都哼哈一笑,摆弄谦虚说“不清楚”。还发问我“你怎么对它有兴趣”?

老实说,换不换耳朵是一回事;当代音乐值不值得我们“换耳朵”又是一回事。我就要运用语言学家郝铭鉴先生倡导的“咬文嚼字”之“嚼功”,数落数落“当代音乐”的不是――我原本想的是,只要将“当代艺术”之综合性概念拿来一说就可以。诸君可要注意了,一触摸“当代艺术”,会发现其概念一样是混沌不清。有说“当代艺术”、“当代音乐”都有个特征是“当下性”,但“当下性”、“当代”原本是个“时间概念”,现以此来特指一种“艺术”类别,岂不存有歧义?当然,如当代艺术名称只是与时间概念混用还不打紧,要紧的更在其实际中的“所指”方面的含糊不清。为了尽可能将“当代音乐”与“当代艺术”“咬嚼”得更明白些,笔者确实花了一番功夫,与诸多高人探讨过,有说这“当代”是对过往包括“现代主义”的“反叛”,是“创新”,是“反形式主义”,是较以往更“极端个性主义”,等等,似乎只要越“反叛得彻底”,越“极端个性化”,甚至越使常人不知所云,越算“名作”。在此种艺术观念下,那个叫杜尚的外国人,将一只“小便器”从商店里购得,转而摆上展览厅,因其“实用功能已消失”,变成了“当代艺术”的“杰作”,里程碑!

难怪有人总结说,当代艺术(当然包括“当代音乐”)是“天才与骗子(注意,并非疯子)同存!”而且,“骗子”更甚。这怎么了得!由此造成虽然当代艺术、当代音乐被闹得纷纷扬扬,听者观者依然如坠五里雾中。艺术品投资拍卖专家祝君波先生也明确指出了当代艺术品在收藏与拍卖时的软肋:标准难确定呀。

需要具体用一些“实物”考察。

当代美术在美术品上常有种感觉,或故作狂态,或搞怪,或阴阳怪气,你想,“小便器”都“变态”成“艺术”,还有什么不能做的。现在这里是谈音乐,这种艺术方面的事就不多讨论。说说“当代音乐”方面的事儿:

那个“4分33秒”一直被捧得很高,应该就是当代音乐的“小便器”。那个凯奇在舞台上不就是将钢琴盖打开,静静地坐在琴凳上,手没动过一个指头,脚也没踩过一个脚指头,真的就不知他做了什么;全场听众也没有听到一个琴键响过,就这么4分33秒过去了,居然就轰动了乐坛。

我现在想起来很惭愧,我在写《圣殿的巡礼》一书时,竟也是将这件“怪事”作为当代音乐的“奇葩”兴致勃勃推介的。但凭心而论,这能算音乐艺术吗?其一是,音乐是听觉艺术,全世界的先生们女士们,有谁听到了什么?没有,一个音也没听到。再者是,艺术可以没有使用功能,但应有让人反复欣赏的可能,这个4分33秒,能被反复“欣赏”吗?否定者说,如再这么摆弄一次,还会有谁会傻帽地坐到剧场里去等着凯奇出场――就是连凯奇再世也不会愿意再重复坐上一回的呀。我们得承认,4分33秒是有“叛逆”的一面,但它只能算是一种“宣言”,而决非是什么了不得的当代音乐的“杰作”!为什么至今没有人能看透这一点呢?难道真要让童话中看穿“皇帝新衣”的孩子再出来给世人补上一课?

确实,中国的当代音乐也经历一片混杂的场面。“骗子”的把戏不说了。“天才”的探索还是有的。早在1980年前后,赵晓生成为访美学者,接触了世界当代音乐。其创造性细胞一下子活跃起来,便搞出个具有中国元素的当代作曲新技法:太极作曲法;并且,他就这一作曲法写了一部钢琴曲,在1980年代上海的首届钢琴作品大赛中荣获唯一的一等奖。这是个很极端个性化的例子,现在也不见得有多少人追随。但因这一个性化的创造中,蕴含了一个民族几千年的文化积淀,还有着由此连结的“道”的哲学思路和对世界存在的奇妙联想,因此成为一种具有理性的自觉的当代音乐代表作。

说起中国当代音乐,谭盾应该也是个典型案例。正巧,前不久,上海收藏家刘益谦、王薇夫妇的“龙博物馆”西馆开馆,就请来谭盾演出他的当代音乐作品,现场感觉很像“庙会”,人潮涌动,谭盾边指挥着乐队,边指挥一些着装艳丽的女子,时而捧着布条、时而撑着雨伞出场走上一圈。音乐并不显摆,女子倒十分显眼。是的,本身是“听觉艺术”,而让视觉过分忙碌,这样的“创举”,不知其生命力究竟如何?它们能像贝多芬、巴赫那样流传下去吗?这是丢给所有当代音乐的一个问号。

一个时代总会产生相对应的新艺术,这毋庸置疑。当代艺术(音乐)的提出本是当代世界进入“文化多元”时代的一种必然。人类浮躁也好,急于创新也好,精神反叛也好,极端主义也好,都是时代到了这个节骨眼上的自然生存。信仰自由,也格外宽容,所谓更尊重个性,艺术上几乎谁想怎么着就怎么着。作为实验,作为探索,都可以,可以存在,可以传播,可以发表宣言。哪怕只有一个人喜爱――我称之“一个人信仰”,也都成为可能。但,要确立一个时代的艺术概念,则本不该太随意。

当代艺术(音乐)林林总总,个性泛滥;但不管向何处发展,发展成何种模样,都应该负起责任来,那就是,所创作的艺术作品,不论多么“反叛”,多么“标新立异”,多么“个性”,也应要努力做到让人拿用得起。不应非逼着受众们去“换耳朵”吧!

与其他的当代艺术(如美术、建筑等)比,当代音乐更要考虑周全:因视觉艺术再“搞怪”,再“当代”,总还有以特殊线条、形态、色块所堆叠起的“形”供人联想――最抽象的(后抽象主义)的视觉艺术都还是有若隐若现的某种“具象”的;建筑更是有着联觉的启示性,如“鸟巢”,如中国大剧院那个“巨蛋”,再前卫,再抽象主义,人们亦能从其“可卧、可游、可居”,获得熟悉的气息与交流机遇。而音乐不行。当代音乐因着前卫,因着古怪,人们就很难从几颗类似的破碎性音符上,让人去实现“联想之联想”的。因为音乐之抽象,相对美术的抽象,更会多一片“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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