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之我见

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上，中国文化和外来文化曾经有过多次大规模的接触和交融，如汉唐盛世时期印度佛教文化的输入、明清时期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欧洲耶稣会士的东来等。但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最引人注目和发人深省的还是以“西学东渐”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中西文化交流。同过去相比，近代中外文化的交流，无论在性质、规模、特点，还是在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上，都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一、两次鸦片战争时期

这一时期传播西学的主要力量首先来自清政府内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鸦片战争以后，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面对现实，迈开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他们在了解和传播西方文化上作了多方面的努力。他们遵循“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古训，努力搜求与探索世界地理和历史知识。从1840年到1861年，有20多部介绍外域地理的著作问世。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梁廷楠的《海国四说》，就是典型代表。他们本着“师以长技以制夷”的爱国思想，努力研究造船制炮等西方先进技术。先后出版有关西方武器制造以及攻防战术的专著20多部。此外，林则徐还主持选择了瑞士著名法学家滑达尔所著《国际法》的有关章节，取名《各国律例》，并运用于对外交涉。

与此同时，马礼逊等新教传教士出于传播西方基督教的需要，也做了一些传播西学的工作，在中国创办了英华书院、美华书院等最早的出版机构，编译并出版了大量非宗教性著作；他们还利用创办报刊、杂志等方式传播西方文化；通过在中国创办西式学堂、西医诊所以及新式印刷所等，将近代西方教育制度、西医以及先进的印刷术输入中国。

二、洋务运动时期

这一时期，传播西学的工作主要是洋务派主持进行的。在外来入侵和农民起义连绵不断、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的情况下，发动了以创办新式军用工业化新式民用工业为中心内容的洋务运动，主要通过办学堂、遣使、留学、译书等途径，将西学在更大范围内输入中国。

从1862年京师同文馆设立，到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先后创办了23所新式学堂，引进了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为中国造就了第一批近代翻译、外交、科学技术以及军事指挥等多方面的专门人才。从1866 年斌椿一行随赫德游历欧美起，清政府陆续派出使者出访或驻节西方。这些人在亲眼目睹西方社会的基础上，写下了一批数量可观的笔记、日记、函稿和著述，为中国人了解西方、走向世界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出国留学，最早出现于民间，大多由教会人士资助，1872年——1875年，清政府接受容闳建议，先后派遣120多幼童赴美留学。此后，又先后五次共派遣90人到西欧各国学习。这些留学生学成回国后，很快成为传播西方文化的生力军，詹天佑就是较突出的一位。译书也是这一时期输入西学的主要形式，清政府所办的学堂和制造局大多兼译西书，如江南制造局译书馆，翻译了不少西方科技书籍。

另外，外国传教士在传播西学方面也发挥了很大作用，他们承担了翻译和出版西学的主要技术工作。如英籍传教士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任职28年，先后参与译书120部，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贡献最大的翻译家之一。此外，外国传教士所创办的一些译书机构，也大多致力于西书中译的工作。

三、戊戍变法维新和辛亥革命时期

这一时期，中外文化的交流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广阔的范围展开。戊戍维新运动期间，资产阶级维新派为宣传变法维新主张、组织学会、创设报馆、开办学堂。1895年——1898年间，全国出现103个学会、64家报馆、185所学校。成立于1895年的强学会，便既是维新派的第一个政治组织，又是维新派第一个译书机构。孙廷翰编辑的《西学大成》、梁启超编译的《西政通考》以及求志斋等人所编辑的《西学时务总纂大成》等，便是很好的例证。

义和团运动后，中国出现留日风潮。1900年留日学生组织了译书汇编社，出版了第一份以介绍西学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为主的综合性刊物《译书汇编》。同期国内也出现了《新世界学报》、《大陆报》等新兴杂志，从事中外文化交流工作。1902年，清政府颁发《钦定学堂章程》，把外语、天文、舆地、兵法、格致、制造等西学门类列入教学内容。此后，新式学校大量涌现，且多选用留日学生编译的西学书籍为教材，西学作为近代教育的主要内容也进一步渗透到普遍的国民教育中。当然这一时期西学的传播已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资产阶级各政治派别开始突破“中体西用”的框框，将探索重点由兵工格致转向直接为维新和革命服务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议会制度、天赋人权、共和国方案等等，相继被搬入中国。

四、五四新文化时期及其以后

五四新文化运动把民主和科学作为旗帜。在民主问题上，陈独秀、钱玄同、鲁迅、吴虞等一批留学日本、对中国传统文化又有较多了解的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个性解放为思想武器，对以纲常名教和登记制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进行了无情的扫荡，一些从欧美学成归国的青年知识分子，如胡适等也参加了这场运动，他们怀抱科学救国的思想，积极组织学会，创办刊物，宣传科学的力量，传播西方最新科学知识，致力于发展近代科学事业。据统计，这一时期发表的介绍西方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知识的论著，约有六七百篇。杨铨、胡明福、胡适等发起创立的中国科学社最为著名，创办《科学》杂志，专门传播西方自然科学，为改变旧中国愚昧落后的状况作了巨大的努力。

以后，启蒙的文化运动借助于救亡反帝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运动的重心从对封建文化的批判转向对中国前途的探索。一时间，学会林立，社团风起，各式各样的西方思潮，纷纷涌向中国。从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民主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想，到实用主义、生命哲学、新康德主义等帝国主义时代的哲学流派，以及基尔特主义、无政府主义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想，都被贴上新文化、新思潮的标签。同时，“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被广泛采用，一批青年学子满怀希望和抱负远涉重洋，奔赴西欧，以勤工俭学为手段寻求救国真理。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大使杜威、罗素、独立舒等也被请到中国来传经送宝，这一切都没有改变中国的命运。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开始把目光转向社会主义的苏联，此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中国文化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纵观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不难看出：

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探索和研究，始终是围绕着救亡图存而进行的，充满着爱国精神。近代中外文化交流是在西方帝国主义入侵和中国人民反侵略的特殊背景下展开的。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人民的首要目标。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探索研究，也始终围绕着这个总目标进行，充满着炽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始终是以向西方学习为主题。在近代中外文化交流中，交织着侵略与反侵略、先进与落后的矛盾。为了实现救亡图存的总目标，中国人不得不向先进的西方寻求真理，抛弃泱泱大国的架子，迈开“以强敌为师”、向西方学习的步伐。

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经历了一个由器物到制度，由伦理、表层向核心不断深化的过程。从鸦片战争时期的坚船利炮，到洋务运动时期的工艺格致；从甲午战争后的法政哲学到五四时期的伦理意识，西方文化的输入一浪高过一浪，由浅入深，由低到高，并由此促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国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启蒙和建立，以及改良和革命运动的更替出现。

纵观以上近代文化中外交流的史实不难看出，任何个人、团体和组织，在强大的封建势力面前，都是无力和无法抗拒的，其结果都是以失败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