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灾害治理范文

重大灾害治理范文第1篇

可以通过一个实证模型来具体分析。如果以社会—国家的异质化或同质化程度(以人口多少、气候地理差异、资源集中程度等)为横轴变量，以灾害救援的国家化或社会化程度为纵轴变量，那么，关于国家起源及其规模的灾害政治学原理可图示如下(图1)。当社会—国家的异质化程度很小，即同质化程度很大且灾害救援更多依赖社会自救时，这样的社会其实就是古代的氏族部落或自给自足的小社群，此时国家尚未形成，或不需要国家等第三者介入灾害救援。当灾害的严重程度超过小社群能够自救的能力范围时，就产生了一种对较大地域范围内的公共力量的需求，这其实就是国家产生的原动力。经由国家这样一种公共力量的动员和强制，那些超过小社群自救能力范围内的灾害才能得以救援。随着灾害程度的增大和发生频次的增加，小国由于资源的局限和动员能力的有限已无力应对发生于本国范围内的重大灾害，于是，国家疆域将随之扩大和拓展。图1灾害救援与国家建构的一个历史互动模型从这个意义上讲，灾害救援能力增强的过程就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查尔斯•蒂利在其《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一书中提出，是强制(暴力)集中和资本(资源)集中共同导致了现代欧洲民族国家的产生，这是一个重要的命题。尽管本书中没有直接提到灾害救援的问题，但是，当国家的资本聚集能力和强制集中程度增强时，就意味着国家灾害救援能力的增强，这应该是查尔斯•蒂利《强制、资本与欧洲国家》一书的题中应有之义。事实上，查尔斯•蒂利的研究中也提到，在1490年，“欧洲的8000万人被分成200个国家、潜在的国家、小国家和类似国家的组织等诸如此类的政体。到1990年，另外5个世纪之后，欧洲人已经大大地延伸了巩固的工作。现在有6亿人生活在这个大陆的边界线内……整个欧洲已分成只有25到28个国家。”

在此基础上，查尔斯•蒂利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认为决定现代欧洲政治单位大小的不是别的，正是“彼此毁灭的武力平衡”，这种平衡使得欧洲既不可能再分裂为中世纪的众多城邦，但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统一的欧洲”。其实，这种平衡即政治单位的大小也意味着欧洲国家在应对重大灾害的社会自救和国家救援方面达到了某种优势均衡的临界值。当然，这是就目前所看到的欧洲国家规模的临界值，如果灾害发生的频次及其严重程度显著增大时(即考虑最坏的情况出现的可能性)，那么，欧洲国家走向“大国”或“真正统一的欧洲”的可能性就会随之增加。

重大灾害与社会自救

一般来讲，在任何灾害发生时，在现场的第一反应便是社会自救，也即社会互助。事实上，在人类历史的绝大多数时期，人类都是以小社群的形式生产和生活的，因此，社会自救或互助便是应对灾害的主要方式。在长期的应对灾害的过程中，人类社会，尤其是各种形式的小社群形成了具有适应性的内部结构和反应机制，这种适应性结构及其承载的知识资源甚至一直延续和传承到今天的人类社群之中。美国人类学家Torry认为，灾害虽然可能对社会结构造成破坏，不过，社会结构会自动平衡，这种平衡关系的恢复在土著族群地区特别明显，这就是著名的“社会自动平衡理论”。毋庸置疑，社会自救是人类应对自然灾害的主要方式，也是成本内部化即风险与收益相平衡的一种灾害应对措施。但是，一旦突发性的灾害严重到超越小社群所能自救的能力范围时，社群就会面临灭顶之灾，这时，人类群体的脆弱性就表现出来了。如果本来就脆弱的人类群体遭遇重大灾害时，就会出现雪上加霜的局面。社会自救只能应对常规性的、可预期的小灾。如果出现的是突发性的、重大的人类无法控制的灾害，那么，只凭小社群的自救都是无法胜任的———无论这样的小社群的组织和功能如何健全，传统经验如何完备。完全不依赖于外部援助的灾害自救其实是很少存在的。

国家源于救灾

面对重大灾害，小社群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勉强自救而冒种群毁灭的风险，要么引入外部救援力量而提高社群的幸存率。当然，任何外部救援力量的进入都不会慷慨无私，而是多少带有对被救援社群实施最终的政治控制的目的(当然现代国家所从事的灾害国际救援行动的政治考量的意图另当别论)。当外部救援力量的介入成为一种常规性需求时，就会最终导致更大的共同体即国家的形成。换言之，重大灾害社会无法自救，需要国家的帮助。从社会契约论的观点来看，国家救援本质上也是一种社会自救或社会互助，只不过表现为一个更大共同体范围内的互助或互惠保险而已，且有一个垄断了强制力的第三方权威即政府来组织实施。当传统的邻里互助、团结互济、亲情守望也无法避免灾害风险，同时对更大地域范围内的社群之间进行互助式救灾的组织成本过高时，对灾害的“国家保险”就出现了。这种对灾害的“国家保险”其实就是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一种契约式交易:普通百姓通过向国家纳税等方式“投保”，成为被保险人;而当自然灾害发生时，国家作为政治意义上的“承保人”，理应对他们所遭受的损害承担帮助、抚慰等责任。在中国古代的许多神话传统中，常常将天灾地变与英雄救世、救灾与地理秩序联系起来，这其实与国家源起于救灾的基本逻辑没有本质的区别。

因此，从源起上讲，国家实际上是对社会自身灾害自救能力不足或交易费用过高的一个替代。经验表明，强大的国家及其应对自然灾害能力的提高，是降低和减少自然灾害损失的关键因素。发生于大地域范围内的重大的、突发性的灾害需要高度集权的国家来应对。而政府要想动员庞大的人力和物资，则政府必须垄断国家强制手段。查尔斯•蒂利指出，国家集中和垄断强制手段的目的除了进行战争(攻击外部对手)、国家建设(攻击内部对手)外，还包括对本国人民提供保护(攻击国家服务对象的敌人)———“肥水不流外人田”，在一国范围内共享“国家保险”的收益。半个世纪前，德国思想家卡尔•魏特夫(KarlWittfogel)认为对水的控制和分配造就了中国专制和中央集权的政府以及泛滥的官僚体制。这种说法尽管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但是，从灾害政治学的视角来理解，是有一种道理的，灾害救援确实是促使大一统中国之国家形成的一个重要契机。瑞士Sigma巨灾专刊(1996年7月)评述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巨灾状况，其中的一个结论是:，目前缺乏的不是经济实力问题，而是如何让国家和政府在灾害救援方面发挥核心作用的问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国家主导、民间参与。事实上，作为一个政治力量或政党，谁能够在灾害救援方面发挥核心和主导作用，谁就有资格最终取得并主持国家政权。有研究证明，民国时期，有乡村农户无力抵御频发灾害的侵袭，旧政府(权)既不能有效救济，灾民也不能组织起来开展有效自救。而共产党新政权在乡村政治重建基础之上形成的政权下乡与党团下乡、工作队下乡、宣传下乡、群众有组织的政治参与以及党—国家对生产的干预与扶助，使政府对灾民不但能实施直接性的救济措施，而且能积极领导、动员灾民开展生产自救运动，并取得显著成效。当然，尽管这样的运动式救灾存在一些缺憾，但在提升共产党政权的政治合法性方面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部中国通史，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抗灾救灾的历史，也是中央集权的大国形成的历史。据历史记载，在大禹治理水患的时期，便初步完成了“体国经野”的王朝政治地理学的宏图，即所谓“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禹由此在一个杂乱无章、洪水泛滥的世界里，确立了一个文明的大秩序。

就在一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从“治水社会”到“水利社会”这样一种社会历史发展的中国经验或模式。对此，美国汉学家魏复古曾在其著作《东方专制主义》中指出，正是由于中国古代的水患频发，才导致了对于一个有能力充分调动各种资源、从而成功治理水患的强大集权政府的需求，东方式的专制主义正是在自然灾害的温床中产生的。新中国建立前夕，围绕自然灾害、百姓民生，国共两党在苏北展开了一系列的政治斗争，但由于双方出发点和政策执行的差异，加上解放区彻底，策略有效，共产党最终控制了这块战略要地。在天灾、斗争和民生三者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中赢得主动，使共产党积累了宝贵的执政经验，这也为共产党最终在全国取得执政地位奠定了重要的社会基础。对于发生于边境地区的灾害进行救援，实质上是争取国民的过程，任何对发生于边境地区的灾害的忽略，都会酿成边境地区最终游离出本国领土的严重政治后果②。

多难何以兴邦?

如果说国家源于灾害说明了国家产生的工具价值的话，那么，对灾害实施积极的救援则说明了国家存在的目的价值。《周礼•小宗伯》云:“天地之大灾，类社稷，则为位。”说明对灾害实施救援是国家的基本职能。国家对发生于其领域范围内的重大灾害能否实施有效的救援是国家兴盛或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的表征。如果常常能够实施有效的救援，并能够将危机转化为增强国家认同的契机，则是国家之幸，即所谓“多难兴邦”;否则，重大灾害会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国家政权的倾覆。

从理论上讲，“多难兴邦”可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作为灾害救援副产品的国家建构”，即通过实施灾害救援，间接地提高被救援地区居民的国家认同意识，将国家政权延伸并嵌入到控制薄弱的边疆地区。这种情形对于尚未完全完成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任务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重要。比如，中国政府对“5•12”汶川地震与“4•14”青海玉树地震做出的快速反应和采取的救援措施举世瞩目，诸多宝贵的经验值得总结，“作为灾害救援副产品的国家建构”便是一个重要的经验。其二，“基于灾害救援的国家建构”，即将灾害救援的过程也同时视为一个“国家重建”的契机，并有意识地引导灾后重建朝着有利于国家建构的方向发展，比如对社会结构和基层治理模式进行重构，建立军民融合、军地协同的灾害救援机制等。有美国人类学家就对1970年5月发生在秘鲁北部沿海地区的地震进行了长达13年的跟踪调查，回答了灾后重建是恢复原来的模式、还是设计一个“更好”的模式这一理论和实际问题。

灾害救援的“政治动员”模式是中国政体的相对比较优势。国家对共同体中不幸的个体承担帮助、抚慰责任，其实正是强化国民共同体意识，增强共同体凝聚力的重要一环。因此，从基于灾害救援的国家建构的艺术中，我们才能真正体晤到“多难兴邦”这句政治格言的深刻意涵。国家毁于重大灾害的事例在人类历史上也屡见不鲜。这种重大灾害，既有自然灾害，也有人为灾害。重大灾害已经成为现代国家的非传统安全领域之一。从作为一个理性的人的视角来讲，政府自我的救助目标永远高于救助灾民的目标，而灾荒的恶化也往往是政府的恶劣表现所致。但过去对这方面的研究远远不够，灾害危机在政治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也未引起相应的关注。如果政治腐败与救灾不力结合在一起，就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比如饥荒与叛乱。“在饥荒条件下，用暴力来对待同类竞争者往往会成为一种合理的策略。那些资源短缺和供应无法稳定的环境可能孕育着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冲突。对他人的拒绝被视为对自身的生存直接有益。”

“当人们最饥饿时，反叛并不发生，但是当人们看到官员们未能进行规定的控制，容忍牟取暴利、或者最糟糕地批准把当地宝贵的粮食运到其他地方去时，反叛就必然发生。”据历史记载，由于在灾害面前，东汉统治者采取消极的禳灾措施，如自责、大赦、改元、祈祷等等，缺少积极的抗御灾害的办法，人在自然面前显得无能为力，这就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使人们失去抗灾的信心和决心，不能形成一种集体的抗灾精神。这是最终导致汉室倾覆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是否采取科学的救灾措施和灾害应对策略，也与政府的政治合法性乃至存亡密切相关。类似历史教训也一再重演。西汉而来，“天人感应”的“灾异天谴论”成了应对灾害危机和影响唐代政治的理论根据，这严重影响着唐朝政府对于灾荒的处置措施，因此，灾害危机也同时对皇权形成巨大的冲击，灾害所引发的一系列内忧外患最终导致了唐王朝的灭亡。

灾害预警水平也在考验着一个政府的执政能力，人为因素的介入增加了灾害预警和救援的难度。2008年的中国南方“雪灾劫难”，确实具有突发的性质。在正常情况下，湖南郴州基本上都是广袤的亚热带森林，以及全年的气温大约都是18摄氏度左右。政府为所有紧急情况做好准备的难度是很大的。幸好政府处置有力，救援及时，才躲过了这场罕见的气候异常所导致的重大灾害。没有的繁文缛节，集权而高效的政府运作机制，是中国政府应对突发性的重大灾害的比较优势所在。

国家大小与灾害救援

并不是所有类型的国家都能将灾害转化为“兴邦”的契机，只有治理良好的大国才能有效防治重大灾害，大国也容易实现灾害救援的规模效益;小国只能应对小灾，不能应对大灾。一场大的灾害可能会使一个小国整体瘫痪，使国家失去救援能力，故大灾会毁灭一个小国。这在历史上，实例无数。近如眼前，比如海地，一场大地震突然降临，如果没有国际社会伸出援手，海地不可能继续在地球上存在下去。“海地地震发生已经进入第八天，目前海地救援进展缓慢，治安恶化，暴力抢劫事件不断升级，有关海地骚乱的报道频频出现。……目前海地在经受重大地震灾害袭击之后，国家政权几近崩溃。”

从历史上看，发生于1845年的爱尔兰马铃薯枯萎病所引发的(持续到1852年)，使爱尔兰人口锐减了将近四分之一，这尽管与爱尔兰农作物的单一种植结构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救灾不力，尤其是宗主国英国的“袖手旁观”所致。因此，小国也只有在小灾面前有动员及救援方面的相对比较优势。在大国，除非同时存在重大的政治隐患和危机，即便发生大的灾害也不会使整个国家瘫痪，不太可能毁于一场灾害。显然，大国在大灾面前，有集中资源及救援动员方面的相对比较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及其规模乃是灾害救援的意外后果(副产品)，国家大小常常取决于灾害的大小和发生的频次;如果重大灾害频繁发生，岛屿或半岛上的国家会趋向于统一，并极有可能通过向海外侵略扩张的方式来转嫁或抵消国内灾害风险应对能力(资源)的不足;大洲上的内陆国家会趋向于扩大版图———如果没有高山和峡谷等“天堑”阻隔的话。尽管是这一个“马后炮”式的判断，但却大体上符合国家演化的历史事实。

总之，国家规模的边界可能处于社会自救的“边际收益”与国家救援的“边际成本”这一交汇点上。这与科斯在其《社会成本问题》(1960年)一文中的洞识———被后人命名为“科斯定理”———有相通之处。科斯强调:采取何种方式组织产业，取决于在市场上开展交易的成本与能以最低成本执行任务的企业内组织相同的交易的成本之间的关系，正是由这两种成本之间的关系决定了企业的规模和大小。科斯的这句话可以转换为以下的表述:“采取何种方式来应对重大灾害，取决于在民间社会开展自救的协调成本与能以最低成本执行救灾任务的国家内组织相同灾害救助的组织成本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如果说社会互助是以自由契约的方式(互惠)来应对灾害的话，那么，国家实施的灾害救援则是以强制的方式在一国内配置和组织资源来应对灾害，只要后者的组织成本低于前者的协调成本，则国家救援就具有相对比较优势。

当然，同是大国，基于灾害救援的国家建设的效果也会不同，有时甚至具有重大差异。一般而言，处于非洲和美洲的大国与处于亚洲的大国，由于所处的经度和纬度不同，受自然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在面对重大灾害时，动员救援力量和集结救援物资方面的能力和机制也会不同。在非洲和美洲的大国里，南北幅度通常大于东西幅度，国土多呈现为“纵轴”走向;亚洲大国，东西幅度往往大于南北幅度，国土更多呈现“横轴”走向。事实上，中国便是一个典型的沿着“两河流域”的一个“横轴”走向的国度。根据环境地理学的一般原理，南北之间的差异主要由气候等环境因素造成，因此，南北之间的植物移植和动物驯养较难成功，所谓“桔生淮南则为桔，生于淮北则为枳”便是形象的说法。东西之间差异则主要取决于地形地貌等特征，除非有大峡谷、海峡和高山等“天堑”的存在，否则，东西之间的交往和交流会很容易，人类历史上的几大农业文明，比如爱琴文明、尼罗河流域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和中国黄河流域文明，几乎都分布在北回归线到北纬35度左右的狭长地带上，这显然与农作物易于交流和传播有关。因此，基于“横轴”走向的欧亚大陆便更容易形成大国(除中国和俄罗斯外，欧共体也更像是一个“大国”)，而基于“纵轴”走向的非洲和美洲则很难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持久的大国。在近现代，由于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中央政府能够借助于现代化的交通和通讯工具———飞机、火车、无线通讯等对发生在边远地区的灾害尤其是地震灾害进行有效的救援。尽管这些技术手段的改进及其应用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地理纬度这一因素的制约，但并没有完全消除。

因此，可以假设，基于同样程度和频次的灾害，非洲和美洲的大国与欧亚大国应对的机制和效果可能是不同的。在非洲和美洲的大国，发生重大的灾害时，中央政府动员救援力量和集结救援物资方面的费用会较高，当动员的交易费用即边际成本超过各地区自救的边际成本时，中央政府就会由于没有效率而失去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于是各种小型的国家或联邦成员国就会形成。这是由于南北之间相较于东西之间的较大差异所造成的。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到“南北战争”(美国)，但较少听到“东西战争”。当然，也有学者不同意地理因素在促成中国国家统一方面具有的根本性作用，认为是“儒学为提供了一个同质性的文化和认同感基础，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古代帝国控制能力有限这一局限。”

这个从精英文化认同的角度来强调国家统一的论断无疑是非常深刻的。但是，在同样存在有限的运输能力和交通手段这一古代帝国所共同需要面对的重大约束条件时，考察其相对差异却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欧洲、印度次大陆与中国相比，能够促成国家统一的地理条件总体上应该差不多，只是中国的地理条件相对更有利于国家统一，这也意味着中国可能更容易建立跨省(市)区的抢险救灾机制。这是儒学在促成国家统一方面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古代帝国控制能力有限这一局限”———之所以能够有效发挥的重要前提。否则，单纯地强调某种特定的精英文化认同在国家建构方面的“根本作用”是不严谨的，也是不明智的。

将国家救援视作为是对社会自身灾害自救能力不足或交易费用过高的一个替代，并不意味着国家可以包揽所有的灾害救助行为，而是要发挥社会自救和国家救援的各自优势(表1)。社会尤其是较好保留了传统文化的社会组织或社群对一些小的、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具有自救方面的知识积累和适应性的反应能力③;国家则对重大的、突发性的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具有救灾动员和组织方面的相对优势。当社会发育良好，并能够积极应对绝大多数小灾时，则国家可实现“惠而不费”的治理之效;当发育良好的社会在巨灾来临时，也能在国家救援的背景下实现最大限度的社会自救时，国家则可实现“惠而少费”的治理之效;当社会积弱而所有灾害均需国家救援时，国家最终将会由于不堪重负而崩溃。因此，一个明智的政府总是会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在灾害救援方面的作用。当然，在财政紧张时，国家常常鼓励社会和地方自救，比如，明代政府的灾害政策，在明初有一个明显转变的过程，即从官方一次性蠲赈与减免租赋，渐变为普遍的减赈及减赈后之地方救助。将灾害按其成因分为自然灾害(地震、火山、洪水、干旱、台风等)和人为灾害(工程和科技事故)的分类方法已经不能准确界定现代社会中的一些重大灾害的性质和特征了。

重大灾害治理范文第2篇

【关键词】煤矿瓦斯；灾害治理

1 引言

矿井瓦斯灾害、火灾、水灾、顶板事故、矿尘灾害是煤矿井下开采危害最为严重的五大灾害，其中瓦斯事故的危害尤为严重，影响非常之大。因此，如何防止瓦斯灾害事故是煤矿安全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扎实有效推进“通风可靠、抽采达标、监控有效、管理到位”的瓦斯综合治理工作体系建设，顺利开展煤矿瓦斯治理，深化煤矿瓦斯治理攻坚战，有效防范和遏制煤矿瓦斯重特大事故，全面提升煤矿瓦斯治理水平，结合笔者的实际工作经验，本文从瓦斯灾害治理的指导思想、瓦斯治理的基本要求等方面谈谈瓦斯治理的技术方案。

2 瓦斯治理的指导思想

要想从根本上治理好瓦斯事故，必须从思想上入手，思想决定观念，观念影响行动，行动形成习惯，习惯引发事故。因此，我们必须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煤矿安全规程》为标准，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安全生产方针，坚持“先抽后采、监测监控、以风定产”的瓦斯治理方针，增强“瓦斯事故是可以预防和避免”的意识，落实瓦斯防治管理制度和措施，做到思想上警钟长鸣、制度上严密有效、技术上支撑有力、监督上严格细致，通过开展瓦斯治理工作体系建设，提高煤矿瓦斯治理水平，实现煤矿安全生产健康发展。针对当前煤矿安全生产形势和瓦斯治理的现状，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领导、落实责任、增加投入，依靠科技、严格管理，强化平时的监督检查，推动煤矿瓦斯治理再上一个新台阶。

（1）转变观念，提高对瓦斯综合治理工作的再认识，从思想上变被动为主动，要治理好瓦斯，首先必须以思想教育为先导，切实提高对瓦斯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一是要坚决摆正煤矿安全生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正确认识煤炭工业发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和作用。二是要摆正安全生产与职工生命的关系。三是要以提高人的素质为突破口，强化企业主动安全管理。

（2）以投入为保障，提高瓦斯治理效果。一是瓦斯治理专项资金提取要全额按标准提取到位，提取的资金要切实用于改善通风系统和监测监控设备投入。二是要把资金用在刀刃上，更加突出矿井“一通三防”的治理整治，特别是抓紧，使矿井通风系统规范达标。

（3）以矿井技术改造为先导，探索瓦斯治理的手段和规律。在搞好矿井设备设施引进、吸收、消化的同时，要积极加强矿井瓦斯综合治理的技术攻关，促进瓦斯治理成果转换，特别是要认真总结瓦斯治理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加强矿井掘进、生产前后瓦斯应力分布规律、危险重点区域和矿井瓦斯监测的预警预报，分析其活动规律。

（4）加强全过程控制，提高矿井瓦斯综合治理水平。要以瓦斯抽采为根本抓手，从源头上降低瓦斯的危害。通风系统合理规范、稳步可靠是减少瓦斯积聚，消除瓦斯爆炸危险的最主要手段。要认真落实好工作面“三专两闭锁”管理制度，加强矿井现场管理的监督检查，加强机电设备的管理，杜绝失爆或不符合国家煤矿安全标准的机电产品下井。要以制度建设为保障，落实好现场安全管理责任。

3 瓦斯治理基本要求

通过开展煤矿瓦斯治理工作，进一步贯彻落实有关煤矿瓦斯治理工作的安排部署，查找瓦斯治理的薄弱环节，建立健全瓦斯治理管理制度，提升煤矿瓦斯治理水平。瓦斯治理的基本要求，具体的来说，主要有加强机构建设、保障机制、基础建设、突出重点、加强管理、合理部署采掘计划、通风可靠、监控有效等几个方面，下面对其分别进行阐述。

3.1 加强机构建设

（1）成立瓦斯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全面领导瓦斯治理工作，每月召开1次会议，及时研究解决瓦斯治理重大问题。

（2）树立煤矿企业安全诚信榜样，促进企业增强法律意识、安全意识，做到依法生产、安全生产。

（3）设置“一通三防”、地测、安全监控等技术管理机构，推广瓦斯治理成熟经验与先进技术。

（4）编制瓦斯治理规划和年度计划、生产计划、安全生产指标统一考核。

（5）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责任落实至各基层管理。

（6）建立健全煤矿重大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和报告、“一通三防”管理制度。

3.2 保障机制

建立煤矿瓦斯治理专项资金，按原煤实际产量从成本中提取，税前列支，全部用于瓦斯整治工作。

3.3 基础建设

（1）按照《煤矿瓦斯等级鉴定暂行办法》安监总煤装〔2011〕162号文的通知开展瓦斯等级鉴定工作，建立通风系统及瓦斯治理技术档案管理制度，实行统一管理。

（2）矿井具备完整的独立通风系统，实现机械通风；采区实现分区通风，按规定设置专用回风巷；杜绝无风、微风作业和不符合规定的串联通风作业。

（3）建立矿井正规采煤制度，实现矿井全部采用正规采煤。

（4）按要求及时报送瓦斯治理相关材料。

3.4 突出重点

（1）开展煤矿瓦斯专项整治各项活动，建立瓦斯治理工作体系，有效遏制重特大瓦斯事故。

（2）总结瓦斯治理成熟技术和经验并推广，依靠科技推进瓦斯治理体系建设。

3.5 加强管理

（1）建立健全以矿井主要负责人为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的瓦斯治理责任体系，以总工程师（技术负责人）为核心的瓦斯治理技术管理体系和安全生产责任制。

（2）建立健全瓦斯治理管理制度，健全瓦斯治理工作机构。

（3）煤矿每年编制通风、防治瓦斯、防治粉尘、防灭火安全措施计划，并贯彻执行。

（4）对检查出的重大瓦斯隐患，建立专项档案，落实分级监控责任，跟踪整改进度和质量。

3.6 合理部署采掘计划

（1）优化生产布局。充分考虑瓦斯治理的需要，优化巷道布置，简化生产系统，明确开采顺序，合理确定工作面参数，实现安全高效、合理集中生产。

（2）合理组织生产。按照《煤炭生产许可证》载明的能力编制生产计划和组织生产。

（3）坚持正规开采。采煤工作面必须保持至少2个安全出口，形成全负压通风系统。

3.7 通风可靠

（1）矿井有完整的独立通风系统。巷道贯通前，按《煤矿安全规程》（以下简称《规程》）规定，制定安全措施。

（2）矿井生产水平和采区实行分区通风。

（3）按规定设置和管理风门、风筒、密闭等通风设施及构筑物。

（4）矿井、采区通风能力满足生产要求。

（5）设置专用回风速符合《规程》规定设置专用回风巷。

3.8 监控有效

（1）按照《煤矿安全监控系统及检测仪器使用管理规范》（AQ1029-2007）的要求布置、安装煤矿安全监控系统。

（2）监控设备传感器的种类、数量、安装位置、信号电缆和电源电缆的敷设等符合规定。

（3）监测设备的报警点、断电点、断电范围、复电点和信号传输符合规定。

（4）下井人员按《规程》规定佩戴便携式瓦斯监测仪器。

（5）矿井安全监控系统设备性能完好，工作正常。

（6）煤矿与具有相应的煤矿安全监控系统技术服务机构签订服务协议。

4 结束语

瓦斯灾害是矿井五大灾害之一，由于它在矿井安全生产中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所以我们必须从思想上高度重视瓦斯灾害的治理，从制度上和行动上杜绝瓦斯灾害事故的发生。本文主要从加强机构建设、保障机制、基础建设、突出重点、加强管理、合理部署采掘计划、通风可靠、监控有效等几个方面对瓦斯治理的基本要求进行了简要的阐述。

作者简介：

重大灾害治理范文第3篇

一、目标任务

以“预防为主,科学治理,依法监管,强化责任”为总基调,以防灾减灾为中心,以保护森林资源和生态安全为己任,认真履职尽责,落实“谁经营,谁防治”的责任制度,实行政府间、系统内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控“双线”目标管理责任制,高效完成省下达给我县的2021年度“四率”目标任务:即林业有害生物成灾率、调查监测覆盖率、无公害防治率、林木种苗产地检疫率。

二、重点工作

1、加强美国白蛾疫情防控

继续开展2次成虫迷向型性信息素诱捕监测,实施定点、定人、定责布设监控点80处；严格检疫检查,严防带疫苗木用于造林、绿化,严禁从疫区调入带土坨苗木和柞木枝桠材。

2、打好松材线虫病疫情阻击战

联合住建、城管、交通、水利、邮政、铁路等相关部门开展联防联治,4月10日前完成松材线虫病重大疫情专项调查,筑起防控疫情铜墙铁壁。组织开展松材线虫病春秋2次普查监测任务,对松林实施调查、取样、检测。建立严格的松材线虫病责任追究制度,对调入调出的松木及其制品实施检疫监管和专项执法,确保疫情防线牢固。

3、强化森林鼠(兔)无公害防治

在鼠密度调查监测的基础上,开展森林和林木被害程度调查,结合防控因鼠而传染的疾病实施无公害防治,做到发生一亩防治一亩,高质量完成省下达给我县的防治任务,有效保护林区百姓生命财产安全和造林、绿化成果,确保灾情可防可控,杜绝毁林现象发生。

4、高效应急处置松毛虫特大灾情

继续推进松毛虫特大灾情应急处置工作,努力将红色预警应急处置转化为常规防治。加大赤眼蜂天敌防治所占比重,数量不少于上年度,药剂处置要倡导无公害防治,通过综合防控措施使灾情降到最低,达到有虫不成灾的目的。

三、工作举措

1、加强调查监测预警,做好预测预报工作

严格按调查监测种类制定调查技术方案,开展对主要林业有害生物种类的监测,提高调查覆盖率和测报准确程度;做好动态趋势预报,及时准确预警;严格疫情和突发灾情信息报告制度,确保信息准确性、时效性,为防治提供第一手材料。

2、强化无公害防治力度,做好防治减灾工作

认真分析研判,科学制定主要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方案,下达防治计划和任务,指导防治工作的开展;认真审核、审批防治任务设计书,倡导无公害防治,实行农药准入制度,在环境友好的前提下科学合理安全使用农药;对主要林业有害生物和突发灾害实施综合防控措施,加大防治作业质量和效果督查,力求效果高效,确保我县无大灾。

3、严格检疫检验监管,做好植物检疫工作

重点做好造林、绿化苗木产地检疫工作,从追溯源头开始治理,严厉打击假冒伪劣苗木行为,严防带疫带病苗木用于造林和绿化,严把森林植物及其产品产地检疫关、调运检疫关和复检验证关“三关”,严格实行检疫要求书制度;指导各基层单位、执法部门开展检疫执法工作,查处违反检疫法规案件。

四、工作保障

1、实施目标考核评价,严肃责任督办追责。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对重大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情况进行检查和考核评价,层层签订政府间、系统内重大林业有害生物目标管理责任书,考核评价结果并予以通报,并纳入各级党委政府领导班子考核内容;按上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及《松材线虫病生态灾害督办追责办法》,严格重大灾(疫)情报告制度、严格检查验收，严格兑现奖惩，厘清权责关系，严格督办追责。探索全面推行林长制后有害生物防治新思路、新办法,创新森防工作新模式、新机制。

2、加大防治资金投入,保障救灾物资储备充足。按照《省重大林业灾害应急资金和物资储备制度》储备足够的应急物资,将重大灾(疫)情防控所需应急资金纳入政府防灾减灾救灾资金管理体系,提高森林保险返还资金用于有害生物防治比重,本着救灾需要、到位及时的原则予以保障。

3、加大科技研发和推广,提升防控综合能力。加大产、学、研联合攻关,解决监测预警、检疫御灾、防治减灾、服务保障等体系建设方面的难点疑点,利用遥感卫星、无人机、分子检测、虫警系统等高科技仪器、设备、手段提升防控科技含量,助力我县林业有害生物防控综合实力整体提高。

重大灾害治理范文第4篇

一、始终坚持安全发展理念，切实增强主体责任意识

党中央、国务院颁布实施《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出台安全生产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将安全工作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各级组织要抓住这次安全生产月活动的契机，强化安全宣传教育，引导干部职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做到“三个坚守”：一是坚守安全责任红线不可逾越。牢固树立“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构建“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安全责任体系。各级组织和干部职工要从讲政治、顾大局的高度，正确处理安全发展与深化改革、转型升级的关系，坚定不移地把安全工作摆在“四个一切”重要位置，坚决消除松懈麻痹思想、骄傲自满心理和疲劳厌战情绪，坚决守住守好安全生产这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二是坚守安全法治底线不可触碰。随着全面依法治国落地实施，党和国家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安全生产监管执法体制改革，安全生产法治化进程明显加速。各级组织要坚持依法治企、依法治安的原则，宣传安全法治理念，传播安全法治文化，引导干部职工树立“违章作业就是违法，违章指挥就是犯罪，抓不好安全就要受到法律制裁”的意识，始终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心态敬畏安全、敬畏生命、敬畏职责。三是坚守安全周期长线不可动摇。今年以来，尽管集团公司安全形势保持总体稳定，但是随着安全周期不断延长，部分单位安全警觉意识下滑、工作境界标准不高、制度执行不严，现场安全管控不到位问题比较突出。各级组织和干部职工要充分认清做好安全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不因安全周期长而淡化安全，不因生产经营压力大而放松安全，不因改革发展任务重而忽视安全，进一步增强“安全事故不敢出、出不起、也不能出”意识，用非常之举、非常之策抓推进、抓落实，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平稳发展。

二、始终坚持筑牢安全根基，提升履行主体责任能力

坚持抓基层、强基础、练队伍、提素质，打牢安全基础，提升履责能力。一是全面深化煤矿安全体检工作。实施煤矿全面安全体检，是查找问题、诊断病灶、强基固本的重要举措。各级组织要把煤矿全面体检纳入今年重点工作，系统梳理总结前期自检及问题整改情况，摸清矿井安全底数，查找薄弱环节，及时制定整改措施，治理安全隐患，杜绝各类事故发生。要聚焦“查大系统、治大灾害、除大隐患、防大事故”，逐矿、分专业进行审查把关和重点督导，强化现场安全责任落实动态考评，明确分工，落实责任，完善档案，确保逐项完善、分类规范、整体达标。二是全方位推进安全技术评价。围绕安全重大风险防控，抓好重点产业单位安全管控和重大灾害防治。建立专家查隐患、部门抓督查、单位抓整改“三位一体”安全评价机制，从基础管理、系统优化、灾害防治、技术装备等方面开展全过程、全区域、全要素评价，形成“评价诊断、落实整改、考核奖惩、优化提升”的闭环管理，切实提高评价深度、保证评价质量。三是全过程构建安全双重预防机制。全面试行安全风险分级管控，逐级完善安全双重预防机制。突出重大灾害防治，对灾害威胁严重、重大危险源密集、系统运行不稳、发生严重责任事故的单位，一律提级管理、红色预警、重点监控。抓好矿处单位科室、区队(车间)、班组、岗位“四级”安全风险评估运行管理和检查考核，严格“三位一体”安全检查确认制度，确保安全风险全面辨识在现场、有效管控在现场。落实班组安全自主管理试点方案，做好试点运行和总结推广，探索建立“区队自主、班组自治、个人自律”安全工作机制。四是全员提升安全技能素质能力。深入推进全员素质提升工程,运用安全网校、送教上门、技术比武、岗位练兵等形式，打造个性化、订单式的“培训套餐”,强化专业素质提升培训计划落实，提高职工队伍整体素质。发挥安全技能培训中心的作用，转变培训形式，加大职工业务技能培训力度，切实增强学技能、精业务、会安全的主动性。深入推进安全文化建设，营造“关爱生命、关注安全”的浓厚氛围。

三、始终坚持严抓严管态势，强化安全主体责任落实

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关键要时刻保持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严抓严管的高压态势、严格问责的工作措施。一是突出“责权利”明确安全主体责任。完善三级安全管控体系，明确集团公司、专业公司、矿处单位安全职责定位。集团公司突出安全管理体系和制度建设、重大灾害治理、重大事故防范、安全考核奖惩；专业公司突出专业技术管理、重大工程设计、安全制度监督执行；矿处单位突出安全规程措施落实、安全双基建设和系统安全高效运行。要落实领导分工负责制、业务保安责任制和岗位安全责任制，做到“谁的问题谁负责、谁出问题谁担责”，确保安全主体责任有效落实。二是突出“大快严”严格安全监督检查。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安全生产隐患“大快严”集中行动的工作要求，制定落实工作方案，持续深化“大快严”集中行动。加强新颁《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及煤炭安全生产标准化等新标准宣贯学习，全面组织安全对标自查自纠和重点整治。坚持“严”字当头，严查各级领导干部思想作风转变、严查集团公司规章制度贯彻执行、严查系统装备设施配套完善、严查安全不放心人排查监控、严查安全问题整改落实和分析处理、严查安全不放心单位，切实解决安全难点和深层次问题。强化夏季“三防”和应急管理，推进河堤治理，确保矿区安全度汛。三是突出“七坚决”严肃安全追究问责。严格安全“一票否决”制度、挂红黄牌和问题剖析警示制度，切实把隐患当作事故来对待、把苗头当作事故来分析，重点做到“七坚决”：对各类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问题，坚决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从严分析；对现场隐患排查整改不到位的，坚决实施从严问责；对安全问题突出单位，坚决给予通报批评，单位主要领导公开作检查；对同类问题重复出现的单位，坚决按照事故追究处理；对安全管理最差单位，坚决对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警示、媒体曝光；对管理松懈、安全没有保证的单位，坚决对其班子采取组织措施；对作风不扎实、工作不尽责的领导干部，坚决停职处理。

重大灾害治理范文第5篇

__市应急救援体系的现状。

目前，国家各级灾害事故的防治管理部门很多，如火灾事故的防治归公安机关的消防机构管理，大气、水资源污染等环境灾害的治理归环境保护部门管理，生产事故的防治归安全生产监督局管理，水灾的防治归水利部门管理，气象监测预报归气象部门管理，地震灾害的防治归地震部门管理。

以上各类灾害事故防治管理部门，除了火灾防治管理部门拥有专门的灭火和抢险救援队伍外，其他部门均没有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只有一些分散的救援力量和长期闲置的设备。从我国灾害事故防治分部门管理的现状看，虽然各有关部门都按照各自的职责分工做了大量工作，但从实践来看仍存在诸多的问题。

1、管理上不统一：有的属地管理，有的垂直管理。遇到紧急情况，由于职能交叉，力量分散，难以迅速调集，可能失去最佳的抢险救灾时机。

2、接警出动不统一：有政府协调的、有公安协调的、有安监协调的、有地震协调的等等。

3、各种设备和人力资源重复投入并且大量闲置，对国家现有的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造成了程度不同的浪费。

国外应急救援体系建设的做法

乌海是世界多地震国家之一，但不是受灾最重的国家，通过不断总结抗震救灾的经验教训，日本建立了防御以地震为主的各种自然灾害的紧急救援与防灾体系。日本十分重视防灾训练。重点训练政府对防灾机构工作人员及各类救灾人员，包括自卫队和消防厅等的领导指挥能力。

新西兰、澳大利亚、新加坡在处理灾害时，各级政府的灾害协调小组（消防、警察、医疗救护、总理办公室、民防等部门负责人组成）到民防与应急管理部（委员会）联合办公。

欧洲一些国家的紧急救援管理，均设有国家紧急救援的职能部门，统一负责、综合管理国家紧急救援工作，救援队多数建在军队或消防队中。紧急救援实行专业组织和志愿者相结合。

纵观国外的应急救援体系，救援力量绝大多数把消防放在首位。

__市建立应急救援体系的思考

无论自然灾害、还是生产事故都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都会给公民的生命安全、财产安全及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建设带来严重影响。所以，建立科学、有效的应急救援体系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

建立科学规范，反应灵敏，以公安消防部队为主体的重大灾害应急救援队伍。

公安消防部队实行军事化管理，全天候执勤备战，出动迅速，器材装备基础好，指挥体系规范，指挥通讯先进，严格实行等级战备制度。各类抢险救援器材、车辆较多，破拆、侦检、防化、堵漏、生命探测等器材使用频率较高。政府既可节省一大笔开支，又可有效缩短应急响应时间，提高防灾救援能力。

目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遍依托公安消防部队建立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和地震救援队伍。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内政字[20__]177号）《关于印发自治区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第34、35、36条明确规定：自治区设立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指挥中心，下设的火灾及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指挥中心设在自治区公安厅消防总队，事故应急救援由各级消防部门承担。

20__年2月9日__自治区人民政府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通过了关于组建自治区地震紧急救援队的方案。明确组建以公安消防部门为主，地震、人防、卫生、民政等部门参加的自治区地震紧急救援总队，各盟市依托公安消防部队组建地震紧急救援分队。装备经费按照自治区和盟市4：6的比例配套投入。

建立全面系统，重点突出，以特殊行业和地域为主的重大灾害应急救援预案。

要建立本地区特殊行业、重点单位、部门、地域方面的应急预案。预案可依据突发事件的性质、严重程度、可控制性以及影响的范围等因素分为四级，ⅰ级（特别重大）、ⅱ级（重大）、ⅲ级（较大）、和ⅳ级（一般）。政府应每年组织一次综合、实战演习，以增强各有关方面组织指挥、协同配合、综合实战的能力。一旦发生事故，应根据事故类别启动预案，政府领导应及时参与事故的处置。

要推动并建立政府统一领导，公安消防部门和公安有关警种、驻军、武警、民兵、医疗卫生等部门以及市政工程、水、电、气、

环保、安监等公共事业单位共同参与的重大灾害应急救援体系，明确各方面或有关单位的职责、任务，切实形成社会联动机制。建立政府财政为主、行业支持、社会募捐的重大灾害应急救援保障体系。

重大灾害治理范文第6篇

一、促进执政理念的转变，增强“以人为本”理念

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点不仅仅是理论上的认知和宪法条文，而应成为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最高准则和行动指南，应得到政府和人民的广泛认同和坚决拥护，并在救灾行动中坚决贯彻落实。例如，在重大灾难后设置全国哀悼日，是政府坚持以人为本，充分尊重人民的利益和珍视每个个体生命的生动体现。“危机治理的人本理念，应当体现为以人的生存与发展、自由与权利需要为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的依据。即危机治理的全过程，都要体现出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和维护。这样一种治理理念要求我们克服那种片面的危机管理模式，使得危机治理既能够实现对事态的控制与问题的解决，也能够实现对人的价值的尊重与维护。”［3］在危机治理中，对人的价值的尊重与维护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个体生命财产安全不受侵犯，并且在危机治理中生命价值远远大于任何物质财富的价值。同样，个体对于他人的生命财产、国家的利益和公共利益也负有维护和不损害的责任。二是个体对所处危机情境有知情权，即个体有权知道可能招致的生命威胁和财产损失，政府应及时提供相应的已经获悉的信息。三是危机治理中的个体价值是通过个体的实际参与来实现的，这种行为不仅提供了社会治理得以维续的根本动力，也构成了危机治理的道德基础。四是政府在灾后重建中，要从个体现状出发，以每个人的实际情况，包括家庭破坏程度、伤残损害、精神伤害等情况采取具体的救助方案，充分体现危机治理的人性化理念。

二、强化政府危机管理机制，推进组织机制改革

我国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能力得到显著提升的同时，组织机制在应对灾害时的能力不对称等深层次问题暴露出来，这些问题需要我们积极的进行改革和完善。

1．积极推行危机治理的“大部制”改革。目前我国危机治理仍按照常规化模式管理，没有一个统一的救灾管理机制。例如，涉及防灾减灾工作的部门很多，农业灾害属农业部，森林防火属林业部，救灾救济属民政部，加上水利部、气象局、地震局等本来就和灾害联系紧密的部门，防灾减灾工作职能分散，缺乏联系，导致危机管理上相互交叉，科研和设施投入重复，在大灾大难面前如此众多的部门却难以形成有机整体。因此，在公共危机治理方面需要有现代的组织管理体系，积极进行防灾减灾工作的大部制构建。灾害本身有很多共性，都需有预警、抗灾、救灾、重建等等，只有涉及专业部分才不一样，将一些基本的测量和监控职能划给勘测局，将救灾联络和财政分拨划给民政部门，将火灾、洪灾、旱灾等各个类别的灾害救助统一集中到防灾减灾局等。这样的”救灾部”协调合作，统一行动，步调一致，才能有效避免九龙治水，互不相干的尴尬情况。

2．加强危机治理的基层组织建设。信息管理的金字塔结构并不像它看上去那么稳定，该结构的特点是，除了塔顶，每个局部都是被动的，而且离塔顶越远越被动，每当遇到干扰时，它首先要把信息层层向上传递，等待上级决策，之后决策和应对方案又层层向下传递，传递时间不仅曲折耗时，而且信息在每一层都可能被扭曲，而最大的问题是，一旦传递链条在某个环节被打断，系统将陷入紊乱甚至瘫痪。［4］这一洞见对于我们寻求稳定的社会基层组织结构，更好地抵御包括自然灾难在内的各种外部冲击，理应有所启发。而这样的结构，将使救灾局面或者陷于僵化和低效率，或者变得混乱而无组织。当人们由近而远逐级向外寻求依赖时，他们对于这些依赖对象的信赖度、亲切感和即时即地可获得性的信心，也在逐级递减。外部救援力量虽然强大，但毕竟遥远而宽泛，往往无法及时细致的到达每个需要它的角落。与外部救援不同的是，基层组织具有的灵活性、自觉性、主动性以及其熟悉情况、了解群众、组织细致等优势充分表现出来。同时基层干部一般是由群众直接选举出来的，他们能力强，责任感强，群众的信任感强，他们积极维持灾民秩序，做着大量复杂细致的工作，为外部救援提供了基础保障，从而使工作得以有效互动。然而，现代化的过程极大的强化了政府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政府权力过度扩张以至于压垮了基层组织的生存空间，原有的自下而上结构就会被自上而下严密控制的金字塔结构所取代。这种结构压制了个体活力，限制了人们在乡村和社区等局部进行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的机会和动力。因此在我国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和城市社区组织建设，使其不仅发挥平时的自治作用，同时发挥其在危机突发时基础性自救作用显得更为急需。政府应减少上级与基层自治组织之间的层级隔阂，放权于民，在基层建立相应的联络机制、救灾机构，培训救灾人员，构建公共危机治理的多层多元救助的网络机制。

三、建立政府与民间互动机制，积极培育公民社会现代国家社会治理的主体，包括政府、公民自治组织和部分私人部门以及直接参与公共生活的公民，他们在不同的社会公共事务治理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通过彼此间的分工与协作、沟通与配合，结成社会治理的立体交叉网络。［5］以民间组织为代表的公民社会在危机治理中，应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与其它治理主体合作互动。对于灾后重建，政府必然起主导作用，但因在救灾方面要求高度专业性、及时性和灵活性，这是政府难以完全应对的。因此，重建工作有必要发挥活跃的民间社会和民间组织的作用。在灾后重建准备工作中，民间组织可以被赋予重要的角色。一是政府资源不可能介入到所有的角落，只有动员全社会各种积极力量才能够更好更快地战胜灾难;二是灾后重建工作往往面临资金缺口过大问题，民间力量的介入可以有效补给政府资源的不足，并且民间组织具有点对点等微观层面的作用，可以与政府层面的宏观决策形成有机互补。因此，改革社会工作管理机制，让政府的归政府，让民间的归民间，使政府与民间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形成有机互补、良性互动的新局面。为了最大限度地防范和减少腐败，我们应该最大限度地开放和开创民间组织参与监督灾后重建过程的社会监督机制。首先，灾后安置和重建工作过程应该全面对外公开，中国红十字会、中国慈善总会等接收大量款项的政府性质的慈善机构以及各级政府，应该邀请国际上先进的慈善、公益组织和专业NGO，以及有公信力的审计机构，全程参与和监督，并接受媒体和公众监督，随时向社会公众公布安置和重建过程及资金来源和使用等情况。其次，各级政府应该鼓励和支持民间公益、慈善资金以及专业NGO直接投入灾区安置与重建工作。地方政府负责总体规划和部分政府项目，学校、医院等众多公益项目都应该向民间开放。应该改革以往民间捐赠学校、医院先把款项打入政府账户的做法，允许捐赠者自行监督施工，政府不负责款项监督，而只负责工程规划、设计和监理、验收，以有效避免实际工作中一些地方政府克扣、截留款项，工程偷工减料等问题的发生。对于政府直接投资的项目，则应该反过来邀请民间公益组织、慈善机构及其他有强烈公益心的热心人士全程参与监督和监理。但是，中国的民间组织，还远未发展成熟。由于目前法律身份上的问题，以及结社权的有限性问题，全国各地的义工组织或志愿者组织，基本都处于缺乏有效稳定联系渠道和沟通平台的状态。因此，需要政府的有利引导和支持。从制度上制定鼓励NGO发展的法律法规，逐渐摸索出政府与民间公益组织互为补充、互相监督、互相促进的良性互动机制。

四、完善地方治理民主机制，实现政府真正向群众负责

首先，从根本上说，要通过地方民主机制，让地方官员真正对当地老百姓负责。更具体地说，老百姓必须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政府预算过程，让预算真正成为“公共预算”，而不是政府自己控制的预算。其次，增强民众选举权。完善选举机制，保障民众选出为民负责的官员。政府官员当选、连任，就得做符合多数选民利益的事情，并行使自己的职权，保证整个政府围绕着老百姓的利益运转。再次，完善地方人大制度监督权。中国宪法规定了地方人大代表有监督预算的职权，但由于人大选举存在诸多问题，宪法规定在许多地方实践中未能得到落实，因而在救灾工作中，地方人大代表的监督作用还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因此，落实和完善宪法规定的人大选举制度，建立人大代表救灾监督机制能有效制约危机治理腐败和不作为现象的发生。

五、完善危机治理法律机制，推动依法行政进程

重大灾害治理范文第7篇

关键词：煤矿 瓦斯爆炸 防范 治理

瓦斯爆炸是非常危险的，并且事故责任重大，如果不能从根源上紧抓这个问题，可能会有更大的事故发生，会酿成大灾难。煤矿主管部门和相关部门人员要高度重视员工的生命财产安全，不能因为一时疏忽而带来非常大的灾害。瓦斯矿井要严格执行《小煤矿安全规程》的相关规定，并采取有效地措施，瓦斯爆炸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以下将从煤矿瓦斯爆炸产生的原因分析，进而针对原因提出从防止瓦斯积聚、防止瓦斯引燃点或防止瓦斯爆炸的范围扩大方面进行防范与治理[1]。

1煤矿瓦斯爆炸产生的原因分析

煤矿瓦斯爆炸，首先是瓦斯源，其是发生爆炸的根源之一，其次是火源，火源是瓦斯燃烧和爆炸的必要条件之一。没有火源，即使瓦斯浓度达到爆炸范围也不会发生爆炸。因此，在煤矿井下防止出现火源是十分重要的。因此煤矿瓦斯爆炸产生的原因主要由以下两个方面形成，也就是煤矿瓦斯爆炸产生的原因。

1.1瓦斯源

对于煤矿开采过程中，从矿井的井口到井下都会有可能引起瓦斯爆炸，因此对于瓦斯源主要来自于各种煤矿开采设备，和排放的尾巷。如果对这些地方不能及时地将瓦斯气体通过通风口排放出去，当积聚到一定的程度就会越有可能发生瓦斯爆炸，危险性也非常大。如何针对这些瓦斯源的地点，进行有效的处理措施，是煤矿企业需要严格抓的关键问题。

1.2瓦斯爆炸的引火源

瓦斯爆炸除了有瓦斯源外，还需要有引火源。对于煤矿开采过程的引火源，主要有各种电弧、电火花及压缩热等等，这些都会对甲烷的燃点有作用，如果到达一定的程度，只要遇到引火源就会引起瓦斯爆炸[2]。

瓦斯爆炸的发生会严重影响煤矿井下受到破坏，如果处理的不好，井下会发生火灾、透水和中毒等事故的发生，因此要注重井下生命财产的安全，要从根本上防治煤矿瓦斯爆炸。

2煤矿瓦斯爆炸的防范及其治理措施

对于煤矿开采而言，煤矿瓦斯爆炸需要进行有效地防范与治理措施如下：

2.1防止瓦斯积聚

瓦斯积聚主要是指瓦斯在局部的浓度超过2%，即体积方面超过0.5m3的这种情况。在这个体积内的浓度越高发生爆炸的可能性越大，因此，要防止瓦斯产生积聚现象，主要从几个方面进行防止，从生产技术管理上要避免出现盲巷，要加强矿井的通风管理系统，并要制定相应的井下的规章制度和奖罚制度，并能够安全地进行井下瓦斯积聚的控制。回采工作面回风道口的三角区附近如积聚瓦斯，可用席子设置风墙，引导风流，吹散局部积聚的瓦斯。

2.2防止瓦斯引燃点

为了杜绝火源，防止瓦斯爆炸事故，应采取以下措施：防止瓦斯引燃的措施是要防止引火源，从源头上控制火和热源，要杜绝一切能够引燃瓦斯爆炸的情况发生，在井下严禁携带烟草和火源，对矿灯要严格的保护，各种电源线要避免产生火花或电弧，在瓦斯浓度相对较高的地方更要进行防范，避免有在外的电源线头。要制定一系列关于引火源的防治的制度，并严格遵守，不得有半点容忍，以免酿成大灾害。如果井下发生瓦斯爆炸，必将会带来非常大的人员伤亡现象。要按规程规定检查密闭火墙，严防火墙漏风。并定期测定火区温度与瓦斯浓度，防止高温和瓦斯积聚。火区启封前一定要经过鉴定，确定火区已熄灭时才可启封。同时，也要有效地控制火源，还要控制各种容易产生电火花、电弧、压缩热等对甲烷燃点比较敏感的情形，并及时检查各种线头，以免发生短路现象而引起瓦斯爆炸[3]。

2.3防止瓦斯爆炸的范围扩大

如果瓦斯爆炸不可避免地发生，要尽最大可能把灾害减到最低的范围，将损失降到最低，首先要考虑到人员的生命安全，以免瓦斯爆炸发生透水、坍塌事件。要采用并联式的通风，而不是进行大串联通风[4]。电气设备的防爆和防火花性能要经常检查，不符合要求应及时更换和修理。井下禁止带电检修或迁移任何电气设备。

结论

总之，就当前煤矿瓦斯爆炸是矿难中出现最严重的，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煤矿管理者和相关部门要时刻以人为本，从瓦斯爆炸的根源出发进行防范及治理，将损失和灾害尽量减少到最小的情况，甚至零矿难。

参考文献：

[1]李树砖，田水承，郭彬彬. 基于ISM的煤矿瓦斯爆炸事故致因分析[J]. 矿业安全与环保. 2011（05）：115-116.

[2]李强. 煤矿瓦斯爆炸原因分析与防治对策[J]. 科学之友. 2012（04）：98-100.

[3]宋彩军，平韶波. 煤矿瓦斯爆炸的原因及防治措施[J]. 现代工业经济和信息化. 2012（12）：56-57.

重大灾害治理范文第8篇

[关键词]宋元明清时期；舟曲；自然灾害；预防措施

[中图分类号]K921/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22-0059-02

一、舟曲自然环境与灾害类型分析

舟曲县位于甘肃省东南部，自古以来就是“陇右西陲”，扼陕川之要冲，亦是华夏先祖之羌族繁衍生息之地。舟曲县域自然条件较差，受大陆气候影响明显，全县不同程度的气象灾害几乎年年发生。同时，由于境域地形复杂，各种地质灾害广泛分布，气候变化敏感，生态环境脆弱。滑坡、泥石流、地震是本地区三大主要地质灾害，严重影响着舟曲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宋元明清时期，舟曲地区自然灾害频发，现以《舟曲县志》、《中国灾害通史》相关记载为例，对这一时期的自然灾害情况进行初步统计（见表1）。①

由表1可知，宋元明清时期舟曲地区的灾害种类较多，发生频繁，呈现出明显的时段特点。由于宋元时期在舟曲的统治基础较为薄弱，因此灾祸造成的损失较为严重，几乎各种灾害都有；而明清时期政府虽然在此进行了有效统治，但自然条件发生异常，地震频发。

宋元时期，水旱灾害发生最为频繁。由于气候的变化，雨量趋多时易形成水灾，但雨量过少时，则容易形成旱灾。当时旱灾在诸灾患中最为严重，正是 “民之灾患大者有四，一曰疫，二曰旱，三曰水，四曰畜灾，岁必有其一，但或轻或重耳。四事之害，旱暵为甚” 。②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古代，旱灾的出现必然带来饥荒。

虫灾和地震也在宋代舟曲地区的灾害中占有很大比重，到了元代，地震灾害发生较为频繁，虫灾则较少。另外，宋代的疫灾也给社会带来很大危害。由于科学技术和医疗条件落后，许多流行性传染疾病难以得到有效控制和治疗，造成人口大量减少，劳动力锐减，农业经济衰退。

明清时期，舟曲地区的自然灾害多以地质灾害为主，主要是地震以及伴随其而来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明清两代，舟曲地区地震次数可谓空前，频繁的地震给当时的社会稳定和人民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光绪五年（1889）舟曲大地震，造成大量城墙民居建筑被破坏，山崩滑坡，地面开裂，人畜大量死亡。③

其次是旱灾、雹灾的发生频率较高。在较低的生产力水平下，旱灾很容易引起饥荒，饿殍遍野，引起社会动荡，甚至危及封建统治。雹灾损伤田禾，杀伤人畜，毁坏房屋城垣，还会在靠近河流的地带引发水灾。

灾害救助是灾后恢复经济、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举措，因此，历来受到封建统治者的重视。每当灾害发生后，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会采取一些措施挽救损失，对灾民进行救治，以达到快速恢复生产和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下表是对元代舟曲地区政府的救灾状况所作的不完全统计，可为明清时期政府在自然灾害发生后的主要应对措施提供对照。④

宋代董煟在《救荒活民书》中称：“救荒有赈济、赈粜、赈贷三者。”⑤两宋时期的劝分制度也是一种很典型、很常见的荒政处理手段。劝分就是国家在灾荒年间劝喻有力之家无偿赈济贫乏，或者使富户减价出粜所积米谷以惠贫者，也称为劝粜。⑥元朝在入主中原后，面对频繁严重的自然灾害，朝廷在获知灾情后皇帝派户部官员去调查核实灾情，复奏朝廷，然后对受灾区实施蠲贷相济的救荒政策，凡遭灾区经过地方官吏的检踏，证明情况属实，就会给予一定的减免。赈济是历代在灾害发生后采取的救荒措施之一，也是历朝政府采用最多的措施。

政府为缓解民困、尽快恢复生产，有效避免灾后民众与政府的对立，还实行了另一重要举措，就是蠲免。明朝政府对发生特大灾害的地区除提供赈灾粮食外，还提供埋葬死者的“埋葬银”。

明清时期，基本沿袭前代的救灾措施，在前代荒政的基础上制定了一整套相当完善的防灾、救灾体制。明代的报灾、检灾制度也相当细致。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八月下诏规定报灾之法：“凡水旱之处，不拘时限，可随时申报。”⑦孝宗弘治年间，始定时限为“夏灾不得过五月终，秋灾不得过九月终”。神宗万历时，又规定“近地以五月、七月为限，边地以七月、九月为限”。⑧洪武二十六年（1393），规定检灾之法：“凡各处田禾遇有水旱灾伤，所在官司踏勘明白，具实奏闻。仍申合干上司，转达户部，立案具奏。差官前往灾所覆踏是实，将被灾人户姓名田他（地）顷亩，该征税粮数目，造册缴报本部立案，开写灾伤缘由，具奏。”⑨此后，又多次作出补充规定。

在备荒赈灾活动中，政府始终扮演着主导角色，偶尔会允许和鼓励民间行为的参与。历代皆有一些富商大户在灾区进行自发的救济活动，或无偿提供粮食，或借贷贱粜，以救一时之急。如明代推行的立厂施粥，“明代每遇荒饥，例亦煮粥以赈民，尤以粥厂制度，推行最广”。由于历史和社会条件的限制，民间赈济以血缘和地缘因素为基础，赈济范围较小，但灵活、快速，对稳定统治秩序和加强宗法纽带作用有着积极的意义。

重大灾害治理范文第9篇

【关键词】 煤矿 安全生产 6S 解决方案

一、前言

我国是煤炭生产和消耗大国，建国以来煤炭在国家能源结构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煤矿行业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对煤炭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高，预计到2050年在一次能源结构中大约占50%左右。煤矿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如事故总数多、事故损失严重、职业病危害大及产业机构不合理等。

二、煤矿安全生产现状

目前，我国煤矿安全生产整体形势良好，安全生产事故总量和百万吨死亡率都在逐年下降，但事故总量仍然偏多，影响安全生产的事故隐患没有得到彻底治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煤矿井下安全生产过程中灾害严重，瓦斯事故多，危害严重。我国是世界上煤矿安全生产事故最频繁的国家，百万吨死亡率是美国煤矿事故的100多倍，是印度的8倍。安全生产基础设施薄弱，保证安全生产的资金投入不足，甚至不能保证井下安全生产的最基本条件。早期建设的矿井生产系统不能满足开采深度的增加和采掘范围的扩展的新要求，导致危机安全生产的隐患增多。安全生产意识淡薄，某些矿区领导对于安全生产仅停留在会议阶段，国家政策和规定不能有效执行，井下工人成分复杂，缺乏自我保护意识。职业病危害严重，煤矿安全生产过程的粉尘、有害气体、噪声和震动等都将对井下工作人员的身心健康带来严重的危害。开采主体多元化，尤其是乡镇私有矿井安全生产问题严重。

三、煤矿安全生产问题解决方案

结合我国煤矿安全生产实际情况，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增强煤矿行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意识，改善矿井落后的生产体系，从源头上避免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具体包含以下几方面：

3.1 强化煤矿安全生产基础工作

加强安全生产培训力度，完善煤矿从业人员考核体系，提高从业人员综合素质，增强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意识。大力治理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建立隐患排查和预防控制体系。推进煤矿井下机械化、智能化建设，并鼓励采取综采综掘技术。增强安全生产科技支撑建设，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广机制。组织定期体检和检测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加大粉尘、有毒气体的治理力度。加强政策法规和标准体系建设，监督法规的执行情况。建立有效的应急处置机制，完善应急预案，开展应急演练，完善抢险救援工作体系。

3.2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煤矿行业产业结构不合理是制约其健康发展的重要矛盾，也是影响煤矿安全生产现状的主要原因。国家有关部门应该合理提高煤矿准入条件，加速煤炭行业结构调整力度，依法淘汰一些基础条件差、产业布局不合理安全生产没有保证的小矿，坚决关闭一批资源枯竭、扭亏无望、产品质量低劣的矿井，提高煤炭行业的产业集中度，从源头上排除危机安全生产的事故隐患。

3.3 深化煤矿重大灾害治理

结合我国煤矿井下条件完善瓦斯防治能力的评估标准，增加必备的性能指标，强化评估结果的执行状况，同时加强瓦斯综合治理工作体系的建设。严禁非阻燃电缆和皮带入井，对于发生过冲击地压的矿井要降低开采强度。简化煤矿安全生产系统，优化生产结构布局，减少井下工作面和掘进头个数。

3.4 借鉴国外先进的检验经验

开展并维持“6S运动”，6S是指整理（SEIRI）、整顿（SEITON）、清扫（SEISO）、清洁（SEIKETSU）、素养（SHITSUKE）、安全（SECURITY），彻底暴露设备和从业人员身上的安全隐患，从根本上保证煤矿生产的的安全性。通过“TPM运动”，采取宣传教育、事前保障、培养人才、自主保障、品质保证和安全卫生等方式，达到提高人的素质和保证设备本质安全性能的效果。

四、结束语

总之，我国煤炭行业安全生产整体形势逐年好转，但事故总量和百万吨死亡率仍然偏高，煤炭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在生产过程中必须把人员安全放在首位，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排除威胁安全生产的事故隐患，提高从业人员综合素养，确保煤矿井下安全生产工作的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1]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国家煤矿安监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安全监管监察工作的通知.〔2012〕130号

[2] 林柏泉，常建华，翟成.我国煤矿安全现状及应当采取的对策分析[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6（5）：42―46

重大灾害治理范文第10篇

一、指导思想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关于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提高自然灾害防治能力为总体目标，到2022年，初步形成与全镇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防灾减灾救灾环节，不断提升社会公众防灾减灾知识普及率，进一步加强灾害防治能力建设。

二、自然灾害防治能力建设重点实施工程。

（一）实施灾害风险调查和重点隐患排查工程。全面开展灾害综合风险排查，彻底摸清全镇风险隐患底数。以地震、地质、水旱、气象、森林草原防灭火等为重点，开展灾害风险调查评估和重点区域灾害隐患排查，建立贯通全镇的灾害风险数据库。(牵头部门：镇安监站、镇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办公室、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镇河长制办公室。)

（二）实施重点生态功能区修复工程。结合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工作，继续实施森林资源培育、退牧还草工程，加强水、气环境和土壤综合治理，推进生态保护修复和水土流失治理。(牵头站所：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镇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办公室、)

（三）实施地震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工程。以农村民居、学校、医院、幼儿园，以及交通生命线、电力、通信、危化品厂库、重大工程等为重点，实施抗震加固工程。严格新建、改扩建住宅和公共设施等建筑抗震标准。加强一般地区未达到抗震设防标准的民居、公共设施的加固改造，实施农村民居加固示范工程建设。科学合理规划应急避难场所，加快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和规范应急避难场所的管理。(牵头站所：镇安监站、镇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办公室。)

（四）实施防汛抗旱水利提升工程。持续加强河道隐患治理，实施病险河堤除险加固工程，基本完成病险水河堤除险加固任务。全面治理挤占河道、排洪沟等空间的建筑物。因地制宜建设人畜饮水安全工程，提高使用水应急保障能力。(牵头站所：镇河长制办公室)

（五）实施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工程。着眼长远，立足实际，加快协调，统筹推进，培育组建各类应急救援队伍，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设备。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加强应急救援力量。因地制宜，提前规划，合理储备救灾应急物资，构建镇、村、组三级救灾物资储备网络。(牵头站所：镇安监站)

（六）实施自然灾害监测预警工程。对接气象部门，提升灾害综合风险评估和预报预警能力。健全灾害预警信息制度，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相结合，及时向社会灾害预警信息。(牵头站所：镇安监站、镇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办公室。)

（七)实施全民防灾减灾能力素质提升工程。整合各类资源，创新宣传教育方式，提升宣传教育效果。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以5.12、安全生产月、安全生产“五进”等活动契机，大力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增强全民防灾减灾知识。实施防灾减灾知识、安全常识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组织经常性地防灾避险应急演练，全面提升自救互救能力。（牵头站所：镇安监站)

三、强化自然灾害防治能力建设的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强化综合减灾、统筹抵御各种灾害。成立镇自然灾害防治能力建设领导小组，针对自然灾害防治重大问题和短板弱项，加强统筹协调，完善政策制度，编制应急预案，形成抓工作合力。各办（中心）、各单位要建立完善组织体系，细化任务分工，靠实防灾减灾救灾责任，落实重点任务，加大推进力度。

（二)科学谋划推进。坚持生态优先、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坚持改革创新，推进自然灾害防治体系与防治能力现代化。针对关键领域、重点地区和薄弱环节，确定一批重大工程项目，纳入全镇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向上级部门争取列入全镇重大工程项目，加快推进落实，切实发挥灾害防治各项工程的作用，努力提升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