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合同范文

重大合同范文第1篇

关键词：疾病 保险 合同 猫腻 诚信 规范

重大疾病保险，指被保险人在保险期内发生合同约定的疾病，并达到约定疾病状态，或实施了约定的手术时，由保险公司给付保险金的一种健康保险产品。数年前开始，这一险种被引入我国。目前，国内多家保险公司都已推出了名目繁多的重疾险。它的保费，一般在每年4000元左右。人们交这么一大笔钱，无疑是希望提前为自己增添一份保障，以便万一身患重大疾病时，能够为花费巨大的疾病治疗提供经济支持，能够获得“雪中送炭”般的理赔款。但一直以来，这一险种理赔尺度苛刻，理赔时产生了诸多纠纷，许多消费者因此纷纷质疑重疾险“保死不保病”、“保死不保活”，显示出这一险种所面临的诚信危机。

保险产品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权责条款专业性极强，价格构成复杂，重大疾病保险尤其如此。保险公司所提供的重疾险格式合同，文字表述上往往夹杂大量行业术语和法律、医学专业术语，晦涩难懂，一般人很难看懂，甚至很难有耐心看完，投保人难免被弄得晕头转向。在条文设计上，保险公司自己设计合同，大部分条款都属于投保人的义务，对保险公司自身的义务则尽可能避免。在内容规定上，这种格式合同一般都列出许多免责条款，把风险尽量推给投保人，甚至许多合同条款中藏匿诸多“猫腻”。一旦保险事故发生，保险公司便很容易找出拒绝理赔的理由，致使这种名义上的重大疾病险变成了实际上的“死亡险”。即除非投保人死亡，才可以按照相关条款理赔；否则，根据现行保单中的诸多免赔条款，保险公司几乎无需对患者进行赔偿。

纵观众多重大疾病保险合同条款，主要藏有以下一些“猫腻”：

“猫腻”一：赔偿标准大走样

保险公司推销保险品种时，总会卖力地宣讲那些对保户有利的条款，而很少甚至根本不提不利的内容。而每当有保户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便常常出现双方对一些保险条款理解的差异。

曾有一位重疾险保户，因脑干出血医治无效而去世。事后，家属从医生那里了解到，脑干出血属脑中风之一；而脑中风又正是死者所购保险合同中列出的12种重大疾病之一。按照一般理解，这位患者的病逝，便意味着保险公司应当按重大疾病给予赔偿，按照保险合同约定，赔付金额应为3万元。可当家属满怀希望前去理赔、领取保险金时，保险公司却只同意支付6000元的身故保险金。保险公司的理由是，合同条款中对脑中风有明确定义，指因脑血管的突发病变，导致脑血管出血、脑血栓形成和脑栓塞、脑梗塞致永久性神经机能障碍者。所谓永久性神经机能障碍，又是指事故发生6个月后，经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脑神经专科认定，仍遗留障碍者。这样一来，这位被保险人的情况，便明显不符合保险条款中脑中风的条件，因而也就不能按重大疾病3万元的标准赔付，而只能按身故给付保险金。

其实，我国《合同法》第四十一条早有明确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做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

“猫腻”二：手术规定不合实际

曾有一位保户，不惜以每年5000多元的金额，购买了一份重大疾病保险，保额为10万元。两年后，他不幸患上“急性坏死性胰腺炎”，在医院接受“插管引流”手术，共花去治疗费3万多元。事后，他了解到自己得的正是所购保险上约定的21种重大疾病之一，便向保险公司提出理赔申请。不料保险公司却拒绝赔付，理由是，被保险人此次出险，未做病灶切除或胰腺部分切除手术治疗，尚未达到保险条款中的给付条件，因而暂不予赔付。而据该保户的主治医生说，他们所采用的治疗方法，实际就是目前临床上对这种病的一种清除手术。而医生的这种说法，保险公司却并不认可，依然拒绝赔偿。随后，该保户只得就此向法院。经过近一年的诉讼，官司终于胜诉，该保户从保险公司获得10万元的重大疾病保险金。

虽然该保户的官司最终胜诉了，但据有关医生介绍，目前各保险公司重大疾病险条款中规定的一些治疗方式，很多是已经过时的。如某外资保险公司大病险的条款规定，“癌症:……任何组织涂片检查和穿刺活检结果不作为病理依据……”但据医生说，现在癌症的病理诊断，全都是依靠这两种方法检查。若排除这两种，就只能切样检查，而这样，现在发病率较高的肺癌、胃癌、食道癌以及中早期癌症等，全都无法检查到。

“猫腻”三：保险责任形同虚设

一些保险公司的保险条款中，在主要保险责任之外，往往还有额外责任，以此诱惑投保人，使其误以为额外责任越多，保险买得越值。虽然其中也确实不乏有价值的额外责任，如生命尊严提前给付、自动垫缴保费条款等，但据法律专业人士说，其中相当一部分额外责任，其实并无实际意义。比如“大病后豁免未交的各期保险费”这样的条款，实则当重大疾病理赔完成之后，合同责任即行终止，保险公司不再承担任何保障，投保人自然也不再负有交纳保险费的义务，因而也就根本不存在什么“豁免未交的”问题。还有保险公司，将“全残责任”也列入“全额给付保险金”范畴，对“全残”缺乏了解的保户，往往会觉得这条责任似乎很优惠。实则凡是在疾病保障种类超过17种的大病条款中，已将全残责任拆解为“失聪、失明、失语、瘫痪”等多条，此时再单独列出“全残”赔付，可谓多此一举，并无实际意义。

“猫腻”四：种类繁多落实难

为了争夺客户，在重大疾病险包括的种类上，一些保险公司往往大做文章，有10种、30种、40种，最多的竟宣称达500多种。在投保者看来，自然觉得保的疾病越多越好，实际却并非如此。

曾有一位保户，不幸身患右肾上透明细胞癌，所幸及时住院并进行了右肾切除手术。住院期间，该保户向保险公司索赔却遭到拒赔，理由是该病并不在保单的500多病种之列。而另一家保险公司仅列有10种病例的明细中，只用“癌症”一词，就将包括“右肾上透明细胞癌”在内的所有癌症，都纳入了保障范围。可见，并非保险条款上所列病种越多，就意味着保障范围一定很广。有些数字，可谓纯粹为了凑数而已。

“猫腻”五：内容条款自行改

不少健康险或大病险的格式条款中，均有对大病的范围或保险费率的调整规定。如某人寿公司在重大疾病保险条款中规定：“保险人进行保险金额、重大疾病和重大手术的定义及范围调整后，将按照新的保险金额、重大疾病和重大手术及范围承担保险责任。”还有公司的条款规定：“本公司保留提高或降低保险费率之权利”等。

重大疾病、重大手术范围以及保险费率等问题，本是这种保险合同的核心内容之一，事关保户的切身利益。而对这些进行调整，实际就是对合同内容做了实质性的修改变更。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在这些内容做出调整前，已签订且尚未履行完毕的保险合同，保险人在按新调整的规定进行变更时，应当事先征得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同意或协商一致，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有权针对调整后的范围或费率的条款，做出是否接受的选择。保险公司擅自更改条款而强迫投保人接受的，这显然应属于实际上的霸王条款。

“猫腻”六：看似便宜价更高

一些保险公司推出一种作为附加险投保的大病保险。这种附加险，保费往往相对便宜，但与它对应的主险责任，却往往可能是投保人不太需要的，而且它还有一套特殊的计算方法，因此，最后实际交费，往往比单独大病险做主险的费用还高。

又如，大病险分消费型和累积型两种。消费型，指如果一年内不出意外，钱就算白花了。累积型，是每年交一定金额，连续交多年，保障也连续。因为消费型比累积型保费便宜不少，很多人便诱惑投保人投消费型大病险。这种一年期的险种看似保费低廉，实则没有太多实质保障意义，比较起来，累积型重大疾病险反倒更合算。此外，很多保险公司推出的分红型重大疾病险，实际费用往往也比不分红的要高。

目前我国重大疾病险业务开展并不景气，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但保险公司自身诚信的缺失，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关键而重要的原因。要解决这种诚信问题，尽管牵涉面较广，但以下问题是必须考虑的：

第一，适时调整现行保险法。现行保险法，许多条款都是粗线条和原则性的，对一些具体险种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这便给保险公司在设计保险合同中滥用强势地位留下了很大操作空间。对此有律师建议，应当对现行保险法做出调整，对保险公司设定的某些加重投保人负担、减轻保险人义务的条款，作出严格的禁止或限制。从立法角度，充分体现对投保人利益的保护，而限制保险公司滥用垄断强势地位。

第二，强化保险公司诚信意识。设计合同时，语言表达应力求通俗简明。内容设置上，在考虑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应注意多从投保人利益角度考虑。宣传、推销以及签订合同过程中，应当对投保人实事求是地解释合同条款，如实指出利弊。不能尽拣好的、有利的说，不利不好的则避而不谈，或闪烁其词。只有这样，保险公司的形象、险种的信誉等才会真正建立起来，保险公司的“蛋糕”也才能不断做大做强。

第三，增强投保人自我保护意识等。投保人或受益人应当重视对自身权益的保护和义务的严格履行。签订合同时，应当仔细认真地阅读合同条款，弄清合同真正内容和含义。必要时，还可以要求保险人就有关合同条款的解释和承诺形成书面材料，并约定作为保险合同附件，使其具备法律约束力。否则，口说无凭，事后无法举证。当然，合同签订后，在理解和熟悉合同条款的基础上，投保人应当尽可能按照合同约定的有关条款，严格履行义务，而不能单方采取与合同约定不相符的做法，这一点同样十分重要。

据报道，2007年4月3日，中国保险业行业协会与中国医师协会联合宣布，从即日起，保险行业将开始使用统一的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及《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曾经遭到老百姓“保死不保活”非议的重大疾病保险，自此终于有了统一的定义和使用规范。《规范》对最常见的25种疾病的表述，进行了统一和规范，对重疾险的相关除外责任即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的项目，进行了明确规范，对重疾险产品涉及到的保险术语，制定了相关行业标准。《规范》还要求，今后凡以“重大疾病保险”命名的保险产品，其保障范围，必须包括这25种疾病中发生率最高的6种疾病。①

经过各方努力，但愿我们的重大疾病保险格式合同、以及其他保险合同乃至所有关涉老百姓生活消费领域的格式合同，都能逐步真正规范完善起来，真正做到让群众明明白白消费，从而有力地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注释：

①中国青年报，2007-04-04．

参考文献：

［1］黄金桥．试析“霸王”条款．现代经济探讨，2006，（7）．

［2］李弗不．合同用语歧义的产生与防范．阅读与写作，2006，（7）．

［3］康维波．浅析合同撰写中的“埋伏”．应用写作，2001，（4）．

［4］首个重大疾病保险操作规范启用．证券时报，2007-04-04．

重大合同范文第2篇

[关键词] 合同法 重大误解 撤销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54条规定:“下列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但至于何为“重大误解合同”,《合同法》并没有做出规定。何为“重大误解”及其如何认定问题,在我国合同法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还是一个尚未取得统一认识的问题。笔者试就此作如下探讨。

一、构成“重大误解”的条件

一般来讲,“重大误解”是指:当事人作出意思表示时,对涉及合同法律效果的重大事项存在着认识上的显著缺陷,其后果是使当事人受到较大损失,以致于根本上违背了最初的缔约目的。由此看来,认定是否构成“重大误解”,至少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条件:

(一)“重大误解”必须与合同的订立存在着因果关系

误解,必须是由此而导致了合同的订立,也就是说,没有这种误解,当事人将不订立合同或虽订立合同但合同条件将发生重大改变。与合同订立有因果关系的误解,才属于协议错误,构成“重大误解”。否则,不构成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

这里要强调的是,如果一方的误解是由另一方欺诈造成的,那么“误解”则不是合同订立的直接原因,引起合同订立的直接原因应是“欺诈”,对这类合同应按《合同法》54条第二款的规定,按“因欺诈而订立的合同”来处理,而不应包括在本文所述之“重大误解”之内。

(二)误解必须是合同当事人自己的误解

合同是由当事人双方合意构成,因此误解必须是当事人自己的误解。第三人的误解或错误(如误传)则不属于《合同法》54条规定的“重大误解”,而应直接依法主张合同不成立。也就是说,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有过失,才可构成合同上的误解。这种错误可以是单方误解,也可以是双方误解,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必须是双方误解才可导致撤销权的行使。

(三)误解必须是重大的

我国《合同法》规定,只有构成“重大误解”,才能使当事人具有变更和撤销合同的诉权。“重大误解”是对与合同履行后果有密切联系的合同基本条件的错误理解。误解是否“重大”,应当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其一,对什么产生误解,如对标的物本质或性质的误解可以构成“重大误解”,对合同无关紧要的细节的误解不构成“重大误解”。其二,误解是否造成对当事人的重大不利后果。如果当事人对合同某种要素产生错误认识,但并不因此而产生对当事人重大不利的履行后果,这种错误理解也构不成“重大误解”。

二、误解的内容

误解的内容,是指对什么产生误解。笔者认为,误解的内容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合同性质的认识错误

对合同性质的认识错误一般都可以构成《合同法》中所述的“重大误解”,如实为借贷合同,一方当事人却误以为是赠与合同;实为出租合同,一方当事人却认为是出卖合同等,都构成“重大误解”。

(二)对当事人特定身份的认识错误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把对主体身份认识错误列为“重大误解”的原因之一,如误把甲公司当成乙公司而与之订立的合同。从法理上分析,在以感情为基础的赠与、以信用为基础的委托等合同中,如果对当事人的身份发生了误解,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对要求特定履约能力的合同(如加工承揽合同、技术开发合同等),对当事人身份发生的认识错误也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

(三)对标的物性质、质量等方面的认识错误

1.对标的物性质的认识错误。当事人针对同一物订立合同,但对合同标的物的性质或品种的认识错误,可以构成“重大误解”。如将镀金的物品当成是纯金的,把钻石当成普通的石头,把原作当成赝品等等,对标的物性质、品种的误解,使合同目的落空,使一方当事人遭受重大损失,应属于“重大误解”。

2.对标的物质量的认识错误。一般说来,当事人对标的物的质量发生认识错误,是有可能构成重大误解的,如把处理品当成合格品,把二等品当成一等品等,这种误解易给当事人造成较大损失,应按“重大误解”处理,适用《合同法》第54条的规定。

3.对标的物价值的误解。对价值的误解通常与对标的物本质、性质、质量或数量的误解有不解之缘,也就是说,对价值的误解经常基于对标的物本质、性质、质量或数量的误解,没有这个前提,当事人只是单纯的对标的物价值的判断错误,是不能构成重大误解的。

4.对标的物数量的误解。数量,是指同一物的多少。一般而言,数量与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密切相关,对合同标的物数量发生认识错误,可以构成重大误解。但要结合合同目的来判断是否构成重大误解,如果标的物数量无关合同主旨,则属一般误解。

(四)对合同履行方式、履行地点、履行期限等内容的错误认识,符合前文所述条件,给当事人带来较大损失的,也应按“重大误解合同”处理。

三、“重大误解合同”的撤销权与撤销权的消灭及其法律后果

“重大误解”,是一种可原谅、可宽宥的错误,因此,《合同法》在第54条规定了当事人的撤销权;同时,为防止交易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合同法》在第55条又规定了撤销权的消灭。

(一)撤销权

前已述及,“重大误解合同”的当事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撤销或变更合同。但是当事人的这种权利,只是一种诉权,能否撤销或变更,要由法院或仲裁机关裁决。提讼或申请仲裁的一方,显然是承受合同不利后果的一方,应对自己的主张负举证责任。当然,法律要保持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均衡。依我国《合同法》第58条规定的精神,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依法撤销合同后,其法律后果是:该合同自签订之日起就不具效力,未履行的合同不再履行,已履行的合同应停止履行,已从合同对方取得的财产应返还对方,财产不存在或已由第三人善意取得的,应折价偿还。当事人都有过错的,要依过错的大小确定损失的承担,一方有过错的,赔偿他方的损失,使其财产处于合同订立前的状况(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8条)。

(二)撤销权的消灭

重大合同范文第3篇

关键词：缔约过失责任 重大误解 利益均衡

一、关于超市消费合同的性质界定，成立条件及缔约责任问题

（一）从合同的性质看超市消费合同

买卖合同具有双务有偿性，是指买受人要取得财产所有权，必须向出卖人支付预定的价款；还具有诺成性质，即当事人之间意思表示一致合同即可成立，并不以实物的交付为成立条件。超市消费服务关系体现买卖合同的性质。超市所销售的煎饺子具有保存期限短、不便直接选取等特点。对于这类商品出于卫生、保质的要求往往会安排专门的售货员为顾客提供现场制作、包装、计价等服务。这便意味着消费者在接受该商品后又后悔，将会造成超市的相关服务价值浪费，并引起该商品滞销带来的经济损失。

（二）从合同的成立要件看超市消费合同

合同的订立通常是通过要约、承诺的方式。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承诺是指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从本案看，当超市以明确的价格及质地向顾客发出购买煎饺子的要约，而顾客也做出接受的承诺并由售货员为其选定商品封装后，合同本已具备成立的条件。但由于顾客临时又决定放弃购买，这实际上相当于对承诺的撤回。承诺可以撤回，但承诺撤回的通知应当在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之前或者与承诺通知同时到达要约人。所以，消费者的这种撤回承诺的行为将导致合同最终无法成立，并会给要约方造成利益损失，即会产生一定的责任承担问题。

（三）从法理上分析对合同未成立承担赔偿责任

缔约过失责任是指当事人在订约过程中，因故意或过失违反先合同义务而给对方造成信赖利益的损失时，应向对方承担的过错责任。

构成要件有：（1）缔约人一方违反了先合同义务， 即合同生效前的缔约阶段发生的由缔约双方当事人承担的一种非给付内容的法定义务。包括说明、告知、互助、照顾、保密等。（2）缔约相对人须有损害事实存在。缔约过错行为指有一方当事人因过错造成缔结关系破坏，从而使另一方信赖利益受损。要求必须要有损失，才能谈损害赔偿的问题。损失包括：一种是一方不顾对方的诚信合作，做出过错行为，导致合同不成立或不符合法定要件而无效，这定会造成信赖方利益损失。损失范围包括缔约所支出的合理费用及利息、定金及利息等；另一种损失是一方当事人在缔约过程中未尽到照顾、保护、保密等义务而给对方造成的人身、财产损失。（3）行为人必须有过错。 违反先合同义务一方在主观上必须存在过错。此过错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只要在缔约阶段违反了附随义务，造成合同最终不能成立或被确认无效的结果，都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4）缔约过错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有因果关系。 缔约一方过错行为与对方所受到的损失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所以行为人只有对自己的过错行为所造成的损害结果承担民事责任，这也是因果关系的内涵。

因此，如果消费者已做出购买饺子的承诺却又改变主意放弃购买，确实给超市带来损失的话，超市有权要求其继续履行购买行为或赔偿损失。当然，超市也存在一项先合同义务，即应当设置明确的标志告知消费者某项商品选中后既不可返还的事项，否则消费者有权其不知悉该要求而拒绝承担赔偿责任。由此可见，缔约过失责任制度是把双刃剑，为促成缔约双方有序交易保驾护航。

二、消费者主张因重大误解的救济权

本案中，消费者可主张因对标的物实质内容的错误认识，产生重大误解而撤销该合同。消费者能否获得法律救济，要结合相关知识和具体情况进行分析。

（一）重大误解认定条件

1.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该错误涉及到合同性质、标的物价值、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报酬以及对方当事人身份等实质性内容，并造成重大不利后果。

2. 重大误解与合同目的实现具有因果关系。

3. 重大误解是合同当事人自己的错误认识。

4.重大误解的前提是双方当事人不愿承担对误解的风险。

基于上述条件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因为当事人知道真实情况后，就会主张意思表示不真实而不订立合同或改变订立合同的条件，否则会遭受较大经济损失。

（二）重大误解的责任承担问题

由于合同中存在着重大误解的情形，赋予当事人在一定情形下的变更或撤销权。对于重大误解的行为，除法院予以变更外，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被撤销的后果是未履行的，不得履行；正在履行的，应当立即停止履行；已经履行所涉及的财产依下列规则处理：第一、返还财产。第二、赔偿损失。第三、收归国家所有或返还集体、第三人。

（三）本案中如果消费者的错误源于自身知识、交易经验的缺乏对超市方的商品宣传广告的误读或对商品核心内容的错误认识，可以重大误解为由变更或撤销该合同。但如果超市提供质量有问题的商品，则应按照欺诈认定，赔偿消费者的经济损失。重大误解会直接影响当事人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造成经济利益显著不均衡。因此，应允许产生重大误解的一方纠正错误，以维护双方利益平衡。

三、结论

虽然仅就本案而言，区区饺子似乎微不足道，但从超市的实际利益考虑，如果所有消费者都不尽任何谨慎注意义务，随意放弃购买，确实会给超市增加一定的经营成本甚至造成经济损失。当然，消费者主张重大误解的救济权也应该得到保护，以维护双方利益平衡。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让买卖双方明确自身的法律权利和义务，这是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也是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必不可少的条件。

参考文献：

[1] 王择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2] 隋彭生.合同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重大合同范文第4篇

##省重大科技攻关计划项目（课题）合同书项目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课题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承担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主管部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项目（课题）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起止年限：_______年_____月至_______年_____月##省科学技术厅制合同说明1、根据《##省重大科技攻关计划管理办法》和《##省科技计划项目实施过程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省重大科技项目计划任务下达后，必须签订《##省重大科技攻关计划项目（课题）合同书》。2、“项目（课题）合同书”是项目（课题）经费拨付和检查、评估、总结、验收的依据。3、“项目（课题）合同书”的内容必须与《##省重大科技攻关计划项目建议书》衔接一致。4、“项目（课题）合同书”填写要求字迹清晰，内容简明扼要、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应量化。攻关目标和主要内容（要解决的主要技术难点和问题）：预期主要成果形式1.论文论著2.研究（咨询）报告3.新产品（或农业新品种）4.新装置5.新材料6.新工艺（或新方法、新模式）7.计算机软件9.其它试验基地（个）中试线（条）生产线（种）示范点（个）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包括经济、社会、环境的预期效益）：项目实施的分阶段目标和年度进展计划：项目经费预算表经费投入经费支出科目计划申报数（万元）科目金额（万元）其中：省拨款国家拨款基建费(含维修改造)省拨款仪器设备购置费部门匹配材料、燃动费地方匹配加工费银行贷款试验费单位自筹管理费社会资助劳务费其它引进软、硬件费调研费税费其它合计合计省批准经费数（万元）：合计年年年项目（课题）主要完成人员名单姓名性别出生年月工作单位职务（职称）学历从事专业主要分工合同条款签约各方均应按照《##省重大科技攻关计划管理办法》和《##省科技计划项目实施过程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并均负有相应的法律责任。1、乙方必须按计划任务的各项目标执行，并分年度提交上年年度计划执行情况及经费决算的正式报告，提出当年年度计划。2、合同执行过程中，乙方如需修改合同某项条款，应根据《##省重大科技攻关计划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向甲方提出变更内容及理由的申请报告，经甲方审定后实施。未经批准前双方须按原合同条款履行，否则后果由自行修改条款的一方负责。3、乙方因主观原因（如：与可行性研究内容有出入、挪用经费、技术措施或某些条件不落实）致使计划无法执行而要求解除合同，应视不同情况，部分、全部或加倍退还所拨经费；如乙方没有提出解除合同的要求，甲方可根据调查情况有权提出合同中止。4、乙方的合同经费按省科技三项费用管理办法执行。5、丙方负责协助甲方进行项目的组织实施工作，并负责检查项目进展，监督经费的使用情况，保证匹配资金的落实等。凡不符合规定的开支，丙方负责提出调整意见并报甲方审批后执行。同时根据项目进展情况，丙方可向甲方提出项目延续或中止建议。6、甲方负责按年度拨款，及项目的组织、协调、检查、总结、评价等。7、本合同正式文本一式五份，甲方三份、乙方一份 、丙方一份。8、科技成果及其知识产权的归属和管理按照科技部《关于加强与科技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规定执行。9、对于项目的科技保密，鉴约各方均应按照《科学技术保密规定》执行。10、本合同其它协议条款如下：（1）（2）签约各方乙方：（项目承担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单位负责人：_______________乙方签章项目负责人：_______________年月日丙方：（行业主管部门或市科技管理部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丙方签章单位负责人：_______________年月日甲方：##省科学技术厅归口管理专业处发展计划处负责人：_________负责人：________年月日年月日

重大合同范文第5篇

今日投资个股安全诊断星级：

事件：

公司重大合同公告，公告称公司获得青岛伊科思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10万吨／年异戊橡胶联合装置一期3万吨／年项目的设计、设备制造、设备材料采购、安装及服务合同，合同金额为26,110万元，合同执行期限从09年5月11日至10年4月30日。

点评：

公司跨行业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

尽管公司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在其他行业的开拓，并成立了专门的团队从事跨行业发展，但与此次高达2.61亿元金额相比，此前在食品、油墨等领域获得的项目金额较小，还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跨行业发展。公司此次与青岛伊科思签订的化工新材料项目，不仅实现了在非轮胎领域的突破，而且金额大，占到了公司08年收入的28.61％，将提升公司未来的收入规模。按照项目进度，我们保守估计09年可确认70％的收入，即为1.83亿元，占到公司09年收入计划的15.9％。

采用总包形式，利于项目的延续性

此次公司所获得的新材料项目订单仅仅是一期工程，如果项目进展与市场开拓顺利，还将会有持续的订单。并且，公司采取“交钥匙”工程的形式，除土建施工外，项目的设计、设备制造、设备材料采购、安装等均由公司全部承包。总包形式有利于公司熟悉新行业，使得其核心技术能够更好地应用于所开拓的新领域。并且，作为总包方，对公司技术、研发与生产能力的要求高，也利于保持较高的利润。项目竣工日期为2010年4月30日，公司有望在2009年将全部设备及主要材料运达项目现场，即根据合同可获得60％的项目款，约15，666万元；加上跨期订单金额较大，预计有112，963万元以上，其中跨期到2009年需要执行的订单金额约56，411万元，以及考虑未来市场需求的进展，公司2009年及未来2―3年业绩有望稳定增长。我们预计此项目的毛利率将不会低于公司08年39.3％的综合毛利率。

此次跨行业订单具备良好的示范性

要实现跨行业，除了在组织上(公司有专门从事跨行业发展的团队)与软硬件(公司在软件控制方面具备优势，收购压力容器厂以及再融资项目实施后，硬件加工能办也有大幅提升)方面具备实力，获得规模大、持续性强的项目才是跨行业实现突破的重要体现。而此次公司获得的新材料行业订单，不仅金额大，而且在一期工程之后还有后续项目，具备良好的示范性。

项目产品具备广阔的市场空间

公司此次与青岛伊科思签订的新材料项目中，异戊橡胶是天然橡胶的替代产品，项目达产后，将填补国内无异戊橡胶生产的空白。考虑到08年大量轮胎制造企业经营困难的重要原因即在于天然橡胶价格的巨幅波动，能够部分替代天然橡胶，且成本较低的异戊橡胶无疑具备广阔的市场前景。当然，在项目执行与产品市场开拓过程中，还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09年业绩快速增长已无悬念

公司09年业绩实现快速增长已无悬念，主要基于两点：

其一，公司09年一季度签单情况仍然较好，而从近两年签单情况来，看，07和08年总签单量达25.44亿元，而07和08年收入共14.15亿元，这也意味着至少还有11.29亿元订单尚未执行，加上07年收入一部分来自06年订单，截至08年底，尚未形成收入订单超过11.29亿元，再加上09年签单数量，我们估计目前订单数量已超过15亿，这足以支撑公司09年业绩仍能保持快速增长。

其二，从近期下游轮胎企业状况来看，目前轮胎企业开工率已大幅提升，大型轮胎厂开工率已达90％以上，而从近几个月汽车销量数据看，需求已出现回暖迹象，从而进一步加快了轮胎企业扩产和生产线改造的进度，而这对青岛软控而言无疑是一针强心剂，并消除了市场对其下游需求的担忧。而从长远来看，中国汽车需求总体上还处于成长期，全球轮胎制造业正逐步向中国转移，这将有利于拉动轮胎装备的投资需求，故我们对青岛软控的长期前景持较为乐观的态度。

维持“买入”评级

总体上，此次化工行业合同签订的意义在于公司经营多年的跨行业发展终于取得突破，不同于以往金额较小、且较为分散的跨行业项目，公司此次获得的合同不仅金额大，而且具有持续发展的可能性。由于前期的盈利预测中，已包含了公司在09年跨行业实现突破的预测，因此暂不调整。预计公司09、10年全面摊薄EPS分别为0.93、1.30元，维持其“买入”评级。

风险因素

重大合同范文第6篇

第一条　签约各方：

_________（以下简称甲方）

_________（创新项目实施单位，以下简称乙方）

第二条　甲、乙双方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_________省重大科技创新项目及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为顺利完成乙方承担的《_________省_________年重大科技创新项目计划》专项资金无偿拨款项目_________（以下简称本项目），特订立本合同。

第三条　本项目执行期自_________年_________月至_________年_________月。

本项目完成时的总体目标及经济、技术、质量指标是：

1．总体目标：

在本项目执行期内，项目新增投资_________元。

本项目完成时，年生产能力达到：_________；承担单位资产规模达到_________元；新增就业人数_________人；通过甲方的项目验收。

2．经济指标：

在本项目执行期内，实现累计销售收入_________元，累计净利润_________元，累计交税_________元，累计创汇_________美元。

3．技术指标：

项目产品主要性能指标达到：_________。

4．质量标准：

实施单位通过的质量认证体_________。

项目产品执行的质量标准_________。

项目通过的国家相关行业许可证_________。

第四条　本项目实施的阶段目标是：

1．_________年_________月至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

2．_________年_________月至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

3．_________年_________月至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

第五条　为支持本项目，在本项目执行期内，甲方计划无偿资助乙方_________元，乙方计划新增投资_________元。甲方拨款计划及乙方配套资金到位进度：

甲方：

1．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元

2．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元

3．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元

乙方：

1．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元

2．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元

3．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元

第六条　甲方通过年度项目计划，分三次向乙方安排拨付资金，首次拨付总金额的_________％，在签定合同后进行；第二次拨付总金额的_________％，在项目实施满一年（从合同签定之日计算）时，由实施单位提出书面申请、报告项目进展情况，并经省创新办公室核实后进行；第三次拨付总金额的_________％，在项目实施结束，通过省创新办公室组织的验收后进行。

第七条　甲方资助资金主要用于与本项目直接相关的：

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乙方应对上述资金及乙方为本项目自筹的资金实行单独核算、专款专用。

第八条　乙方应如实、按时按照规定格式，向甲方报送半年、年度《_________省重大科技创新项目专项资金项目实施情况调查表》，并接受甲方的监督、检查。

第九条　在本合同生效后5年内，甲方有权因非商业目的（如：在政府性会议、报告、文件、统计资料等）使用乙方单位、项目信息。

第十条　签约双方应严格遵守本合同的各项条款。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如发现乙方违反本合同及有关规定，甲方有权撤销或中止合同。撤销或中止合同后，乙方应进行项目清算，并将甲方支持剩余经费如数退还给甲方。同时，甲方在今后三年内不再受理乙方的项目申请。如乙方不能按时、按量落实配套资金，甲方有权停止对乙方后续资金的拨付。

第十一条　根据项目具体情况，经双方协商订立的附加条款将作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第十二条　双方如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_________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第十三条　本合同一式_________份，签约方各执壹份，省、市财政部门各壹份，每份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_________ 乙方（盖章）：_________

负责人（签字）：_________　 负责人（签字）：_________

联系人：_________　 帐户名称：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 开户行：_________

通信地址：_________ 帐号：_________

邮编：_________ 联系人：_________

电话：_________

通信地址：_________

邮编：_________

重大合同范文第7篇

2006年7月1日黄某与某商业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双方又分别于2008年7月1日和2012年7月1日签订两份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合同期限最终截止日为2016年6月30日。2013年6月7日双方劳动关系解除。

2013年5月7日，某商业公司向黄某发出《调岗通知书》，内容为该公司根据经营情况进行业务调整，依据《劳动合同》及《就业规则》的规定，将黄某的工作所属部门由公司技术部调整为销售本部-天津分公司，岗位由认证调整为销售，职位由经理（等级4c）调整为主管（等级2a），月基本工资由10500元调整为6800元，另付3700元/月作为工作地点变化的生活补贴，此补贴支付期限为一年，工作地点自2013年7月1日起调整至天津，并要求黄某即日起至2013年6月30日止接受销售本部-天津分公司进行的新工作岗位的岗前培训，公司将负担去天津的交通费用及自2013年7月1日至7月15日的房租费用，此期间以便黄某在当地自行解决住宿，若黄某因个人原因无法于2013年7月1日赴新工作地点需向公司书面申请并说明原因，公司会对具体赴任时间予以适当考虑。2013年5月10日至2013年6月4日期间，某商业公司继续向黄某发出《调岗通知书》共计5次，内容均为要求黄某依据2013年5月7日发出的《调岗通知书》的安排，前往销售本部报到并接受相关岗位培训等。由于黄某不同意某商业公司的调整安排，未按《调岗通知书》执行，因此某商业公司于2013年5月17日发出《书面警告》、2013年5月24日发出《停职处分》，并于2013年6月6日发出《惩戒解雇通知书》，内容为黄某一再拒绝服从公司的调岗安排并无视公司的处分、警告，给业务执行造成严重影响，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公司《就业规则》、《劳动合同书》的规定，给予黄某惩戒解雇处罚，并要求黄某在接到该通知的一个小时内，归还公司所有物品、资料，收拾带走个人物品，离开公司，公司将于2013年6月7日起依法与黄某解除劳动关系。黄某主张某商业公司单方面调整工作岗位并未与其协商达成一致意见，且公司安排的岗位和待遇低于原来的标准，该单方调整属于违法行为，而由于其拒绝公司的安排将其辞退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行为，公司与其解除劳动关系依据的《劳动合同书》及《就业规则》中“公司根据工作需要，随时变更员工的工作，员工必须服从”“员工的录用、职务、岗位变动以及其他人事安排，均由公司决定”等有关条款也违反法律规定的协商一致的要求，属于无效条款。某商业公司主张《就业规则》依据民主程序制定、修改，其内容不存在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的情形，并已通过邮件形式向全体员工公示，是合法有效的规章制度，无论是调岗内容、待遇以及通知程序均合情合理，而黄某拒绝此次调岗，并未提出任何合理理由，已经严重侵犯了公司行使企业自主管理的权利，也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公司对其双方就劳动关系解除合法与否发生争议诉讼。

[审理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应当有合法依据。某商业公司如在客观上确需变更与黄某劳动合同中约定的工作部门、工作位、工作地点、工资标准、职位等级等涉及黄某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应与黄某平等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后方可变更原劳动合同约定的相关内容。但从某商业公司向黄某发送的6次《调岗通知书》的内容看，此次调整系某商业公司的单方安排，未体现与黄某协商的意图，且某商业公司未举证证明双方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曾进行过诚信、充分而有效的协商，在双方未经平等协商，未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就直接作出《书面警告》《停职处分》等处罚，并以黄某拒绝调岗、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作出《惩戒解雇通知书》，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属违法，以上处分应予撤销，某商业公司应支付黄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

[评析意见：]

一、何种情况构成“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属于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已经形成的劳动合同应当全面、合法地履行；变更劳动合同应当依法进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实践中，由于宏观经济形势影响、经营状况变化、原材料涨价与人工成本提高，以及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转移等各种原因，用人单位需要单方变更劳动合同内容的情况时有发生，由此往往引发劳动争议。那么以上情况是否属于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呢？

《劳动法》实施至今，仅有原劳动部办公厅《关于〈劳动法〉若干条文的说明》（以下简称《说明》）第二十六条第三款对“客观情况”作出了说明：本条中的“客观情况”指：发生不可抗力或出现致使劳动合同全部或部分条款无法履行的其他情况，如企业迁移、被兼并、企业资产转移等，并且排除本法第二十六条所列的客观情况。此外没有其他相关法律或文件对“客观情况”作出准确界定。有观点认为，“客观情况”只能是《说明》中列举的“企业迁移、被兼并、企业资产转移”等对于用人单位而言极其重大的情形，不宜作扩大解释。对此，笔者认为，若客观事实的发生同时影响到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并直接导致劳动合同无法履行，而此情形在双方签订劳动合同时并不能被预见，应当认定为符合该法条中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说明》中列举的“企业迁移、被兼并、企业资产转移”等情形仅是对“发生不可抗力或出现致使劳动合同全部或部分条款无法履行的其他情况”这一解释的说明性举例，不应据此产生排他性的理解。

此外，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需指向“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那么如何认定劳动合同无法履行，以及何种情况可以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对劳动者来说，劳动合同必备条款的变化往往涉及其切身利益，如劳动者的工作地点不仅是工作所在地，而且是工作与生活的中心，工作地点一旦调整，不仅是个人交通出行发生了变化，也带来交通成本和时间的增加，而且将带来其他的诸多影响，比如，子女就学、家属就业等。因此，应当全面进行分析，稳妥地进行处理。实践中，应当审查双方当初达成劳动合同合意的依据，订立合同的背景、依据是否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而导致原劳动合同已经无法履行。

二、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用人单位可否单方变更劳动合同内容？

对此存在不同观点。有的观点认为用人单位有权单方调整劳动者的工作岗位，主要是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下列三种情形发生时，单位有权单方变更劳动合同，如劳动者不同意变更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1）劳动者患病或者因公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的；（2）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的；（3）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有的观点认为用人单位无权单方调整劳动者工作岗位，主要是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规定，在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时，用人单位应和劳动者协商一致，才能变更。

上述不同观点，涉及《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与第四十条规定的关系。笔者认为：《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是关于劳动合同变更的一般性规定，而《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是在特殊的前提条件下变更劳动合同的特殊规定。因此，不能根据第三十五条规定，而否定第四十条的规定效力。此外，《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不能根据该条规定，“推定”变更劳动合同必须得双方协商一致，而否定用人单位可以单方变更合同的特殊情形。第四十条（1）（2）项属于用人单位可以单方变更和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且无需与劳动者协商一致，但第（3）项即“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仍需要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这一程序，协商达不成一致意见时用人单位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而不能直接变更劳动合同内容或直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关系的存续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劳动合同履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能因为劳动合同的某一方面无法得到履行，就全盘否定劳动合同、否定劳动关系，双方当事人还应当积极协商，通过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新的协议，从而尽可能使劳动关系继续存续。因此，用人单位有向劳动者提出协商的当然义务。

三、变更劳动合同内容是否合法合理如何审查？用人单位规章制度规定员工的人事安排均由公司决定且员工必须服从，是否违法？

用人单位有向劳动者提出协商的当然义务，而且用人单位应当履行诚实信用的协商义务，即变更劳动合同的内容应当具有合理性，不得随意变更，比如，不得大幅度降低劳动报酬，不得大幅度降低劳动者的岗位层级等。本案中，某商业公司调整黄某岗位的理由是依据经营情况进行业务调整，即使该理由构成客^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该公司将黄某的工作岗位由技术岗调整至销售岗，工作内容由技术认证调整为销售，工作地点由北京变更至乌鲁木齐，以及其他劳动合同内容的变更均是涉及黄某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某商业公司仍有与黄某进行协商的义务，但从某商业公司向黄某发送的6次《调岗通知书》的内容看，发出调岗通知书的当日即要求黄某接受新工作岗位的培训，未给黄某合理的考虑时间，均未体现该公司的协商意图；要求黄某自行解决在天津的住宿，势必影响黄某的实际收入水平；可见该公司调整黄某的工作内容、工作地点不具有合理性，亦未体现与黄某进行诚信、平等协商的意图。另外，该公司据以解除劳动关系的规章制度规定员工的人事安排均由公司决定，员工必须服从，排除了劳动者协商、申辩的权利，有违平等协商的法律原则，显然违反法律规定，属于无效条款。在双方未经平等协商，未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某商业公司直接作出《书面警告》《停职处分》等处罚，并以黄某拒绝调岗、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由作出《惩戒解雇通知书》，不符合法律规定，应属违法，以上处分应予撤销，某商业公司应支付黄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赔偿金。

综上所述，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原则。劳动合同的履行与变更同样适用上述原则。对用人单位来说，单方变更劳动合同内容无论是因为客观的原因还是主观的原因，无论是否影响劳动合同履行均应当提前告知劳动者，对劳动者进行合理的解释说明，必要时还应当提供一定的便利，以降低变更劳动合同内容对劳动者带来的影响。对于劳动者来说，应当认识到企业经营发生变化具有客观必然性，合理的变化应当是被允许的。即便是客观情况发生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还是应当进行诚实信用的协商，尽可能使得劳动关系能够得到继续存续。毕竟一个稳定持续的劳动关系，对双方都是有利的。此外，由于现实社会是复杂的，对出现的各种情况也是不可预见且无法穷举的，劳动争议处理机构在处理此类争议时，应当综合考量合法性与合理性，依据相关证据进行裁决或是判定，平衡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的权利义务，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

重大合同范文第8篇

【摘 要】近年来，人们对于特价机票不能退改签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关于这方面的案件也时有发生，而案件的焦点往往集中在航空公司在机票买卖合同中设立的“特价机票不得退改签”这一格式条款的效力以及消费者是否享有变更、撤销合同的权利等问题。消费者和律师大多认为航空公司的规定违反了《合同法》第40条的规定；而实践中发生纠纷时法院一般不认定航空公司的规定无效。

【关键词】特价机票；格式条款；合同变更权；合同撤销权

一、“格式条款”能否对抗权利人可撤销或变更合同的权利

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消费者在购买时会遇到“不得退货”的情形，比如在运输合同中，承运人在客票中事先写明“不得退票、转签或者变更乘坐班次”；有的店铺中会出现：“商品售出，概不退换”等等情形。在订立合同的时候，消费者往往并不会特别注意这些条款，但是，在事后发生需要退票或退货的情况时，他们又会对这些条款的有效性产生质疑，进而诉诸法院。

（一）《合同法》40条中规定的“主要权利”如何理解

《合同法》第40条规定的“排除对方主要权利”中的“主要权利”，目前有如下几种看法：有一种观点认为“主要权利”是指法律上规定的权利。例如法律规定格式条款的制订者不得以格式条款等方式排除或限制消费者的权利。此外，也不得免除宪法赋予公民享有的姓名、名誉等人格权利。但是王利明教授认为这种理解是不妥当的，他提出违反法律规定的权利，是违反强行法的规定，应当适用《合同法》第52条的导致合同情形的规定。例如，格式条款规定“发生纠纷不得”，属于违反强行法规定的条款。另一种观点认为，“主要权利”在法律中并没有确切的阐释，那么法院可以在自由裁量权的范围内，根据公平原则来判决。王利明教授认为该观点没有提出标准，将“主要权利”的理解放之实践由法官根据具体案件进行判断，这只会加大审判不公平的风险，同样不可取。还有一种观点提到“主要权利”来自于合同性质的本身。王利明教授赞成此种观点。合同性质千差万别，合同的“主要权利”理应不尽相同。在认定“主要权利”时不能只看合同的内容，而应该结合合同本身的性质来考察。

笔者认为，《合同法》40条中所规定的“主要权利”既包含了法律规定的权利，也包含了根据合同性质与内容能够确定的当事人的权利，理由如下：

《合同法》规定了五种导致合同无效的法定情形，其中一项规定违反”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关于这里的“强制性规定”，王轶教授将其缩小解释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之相对的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提及法院对待“违反强制性规定”时要分别区分“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将导致合同当然无效，而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的根据具体情形进行处理。也就是说，违反法律规定的权利并不一定都会导致合同无效。如果当事人只是违反了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话，合同仍然可能是有效的。

而且，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格式条款的效力问题，而不是合同的效力问题，因为，一个条款无效和整个合同无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按照王利明教授的理解，违反了法律规定的权利就等于违反了强行法的规定，应当适用52条，那么，结果就是包含了该免除对方法定权利格式条款的合同无效，而不仅仅是格式条款无效了。而40条规定的只是格式条款无效问题，并没有涉及合同的效力问题。因此，笔者认为40条中的“主要权利”应当只是指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中赋予当事人的权利。

（二）格式条款能否对抗当事人变更、撤销合同的权利

根据《合同法》相关规定，因为重大误解等事由违背了真实意思的情况订立的合同，受害方被赋予了变更、撤销合同的权利。此项权利乃法律明确规定的权利。即合同没有约定相关撤销合同情形条款，当事人也依然依据法律在相同情形下享有权利。那么我们就能得出，当事人能否行使此项变更、撤销合同的权利在于当事人的在订立合同时是否满足法律规定的重大误解等事由及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的情况。我国《合同法》第40条明确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52条和第53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

《合同法》关于格式条款的规定赋予了合同当事人法定的变更撤销合同的权利，那么当事人在民事法律行为或者民事合同关系中与其实际利益相关的重要民事权利被合同格式条款排除的，合同的格式条款当然无效。所以，格式条款当然不能对抗当事人依法享有的变更、撤销合同的权利。

（三）特价机票买卖合同中格式条款排除的权利的内涵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知道，如果航空公司在格式条款中排除了当事人因重大误解、显示公平等合同法上规定的法定合同撤销、变更的权利的话，那么显然该格式条款是无效的；如果航空公司禁止特价机票退改签的格式条款并没有排除当事人因为重大误解等法定事由而享有的变更或撤销合同的权利，那么，当事人当然可以享有上述权利。实践中航空公司并没有对特价机票禁止退改签的原因进行说明，但是，无论其格式条款所排除的权利是否包含当事人因重大误解等原因而享有的变更、撤销合同的权利，当事人都可以在符合《合同法》所规定的情况下行使该权利。

二、合同变更、撤销权的限制

假设航空公司所排除的权利中并不包含当事人依据合同法54条而享有的变更、撤销合同的权利，那么当事人是否在所有的情况下都可以行使该权利呢？答案应当是否定的，具体分析如下：

（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

我国《合同法》第54条赋予了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对标的物等重要事项产生重大误解的误解方以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权利，但是，如果表意人因自己的重大过失而产生了重大误解，那么表意人是否还享有变更或撤销合同的权利？又如果表意人因一般过失而产生了重大误解，其是否还享有变更或撤销合同的权利？

我国《合同法》没有在法条中明确写明误解方在存在过失的情况下是否享有变更或撤销合同的权利，那我们只能从学理的角度对该问题进行思考了。在参考了国外的立法例以后，笔者认为，误解人因为自己的一般过失而发生重大误解的，那么其仍应享有变更或撤销合同的权利，但是，如果误解人是因为自己的重大过失而发生误解的，那么其就丧失其变更或撤销合同的权利。因为，首先，如果不管误解人是否有过失都赋予其变更或撤销合同的权利，这对合同相对方是十分不公平的，也不利于保护无过错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及交易的安全。其次，如果立法以无过失为当事人享有变更或撤销合同权利的要件的话，那么其结果就是几乎没有人能够行使其因重大误解而享有的变更或撤销权，因为在现实生活中，重大误解大多都是因当事人有一定的过失造成的，若以过失为前提限制其变更、撤销权，那么法律几乎没有办法起到保护重大误解方利益的作用。所以，因自己的一般过失而对合同内容产生重大误解的合同当事人仍有权享有变更、撤销合同的权利，以此避免其因重大误解而遭受巨大损失；而因自己的重大过失而对合同内容产生重大误解的合同当事人则无权变更、撤销合同，这种做法似乎更加公平和合理。

（二）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

依据我国《合同法》第54条规定，订立合同时显失公平的，产生合同撤销权。然而，是否在订立合同时只要其内容是显失公平，至于其原因可在所不问，都会产生合同撤销权呢？《合同法》第54条对此未作限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相关规定，要认定一个合同是否显失公平似乎并不能只看内容，还要看合同一方是否利用了自己的优势或者对方没有经验进而导致的合同结果是显失公平的。

满足显失公平的条件是一方当事人必须利用了自己的优势，或者利用了对方没有相关的经验。简单来说“优势”是一种状态，是一种优越的地位；“对方没有经验”应泛指对方缺乏一般的生活经验或业务经验。“利用”通常是指行为人着眼于自己优势地位或对方当事人没有经验同对方发生法律行为，而无需论证行为人是否意识到自己在“利用”自己的优势或他人之没有经验。“利用”在程度上不同于“滥用”。滥用是指行为人有意识地、过度地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或者他人的没有经验，为自己牟取不正当的利益。滥用优势一般是行为人故意实施的侵害对方利益的行为，通常是法律所禁止的，因而是无效的。而利用优势则并非行为人故意所为，因而是合法的。

那么，消费者能不能以显失公平为由来主张变更、撤销合同的权利呢？从直观上来看，航空公司似乎是具有优势的一方，因为机票的数量和价格完全由他们控制，机票作为一种格式合同，完全由航空公司制定，消费者明显处于弱势的地位。但是，这种不公平是否达到了“明显”的程度似乎很难判断。如果按照善良风俗来判断的话，在航空公司和消费者之间所订立的买卖特价机票合同似乎并没有达到显示公平的程度，因为，特价机票是航空公司推出的优惠手段，以此来吸引消费者，所以，其在合同中设置“禁止退改签”的格式条款似乎并没有达到高利贷或暴力行为的那种不公平程度。因此，消费者似乎也很难以显失公平为由主张变更或撤销合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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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利明.对格式条款规定的评析[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

[3] 王轶.合同效力认定的若干问题[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0年10月第18卷第5期.

[4] 陈陆一.谈第52条第5项中强制性规定的称谓与适用[J].法制与经济，2012年 10月.

[5] 余延满.合同撤销权的限制与排除问题研究[J].法学评论，2000年第6期.

[6] 叶名怡.重大过失理论的构建[J].法学研究，2009年第6期.

[7] 邵建东.论可撤销之法律行为——中德民法比较研究[J].法律科学，1994年第5期.

重大合同范文第9篇

不应排除原告购票行为的撤销权

张　驰

本案讨论的标本意义在于，购票者在购买打折机票后，在出票方无损失的前提下能否退票?

原告富某某在网络上购票时将1月17日票误定为2月17日票，为此，其欲行使《民法通则》59条规定的撤销权，撤销因重大误解而实施的行为，被告认为网络购票协议有效，如有错误应由原告承担责任，由此引发争议。

虽然在我国民法理论上存在因表意人有过失而丧失(排除)撤销权的观点。但因重大误解而为的行为，效力上属可撤销的行为。我国规定导致撤销权丧失的原因是撤销权人在法定的一年期间内未行使撤销权。在本案中的原告显然未逾期行使撤销权。故本人认为原则上不应排除原告的撤销权。具体理由是：

第一，是否限制表意人撤销权是利益衡量的结果，而不是法律逻辑的必然结果，即这涉及表意人利益和交易安全的平衡。各国或有关地区的做法也不完全相同。就我国目前的具体规定而言，在现有法律规定中未见限制规定。而通常对一项权利的排除应以明文规定为必要，‘在无规定时应认为表意人有撤销权。

第二，表意人的利益与交易安全和秩序应予兼顾，但该“度”的把握应慎重。

事实上，在不规定因过失丧失表意人撤销权的国家，并不是说对交易安全和秩序不关注，各国在规定时通常都采用缔约过失责任来保护相对人的利益。即：一方面赋予表意人撤销权，使之可撤销因错误而为的意思表示；另一方面也强调因表意人撤销意思表示而使相对人信赖利益受损的，表意人应给予赔偿。我国也有相应规定。何况，意思与表示原意不一致，表意人通常都是有过失的，而这种过失又是不以相对人知悉为前提，换言之，赋予表意人撤销权是不受相对人知晓与否的影响，重要的是，是否存在表意人意思与表示不一致的情形，是否存在须维护的交易秩序。如加以过严的限制，该条款规定的意义不大。

基于此，本人认为，本案原告应可撤销其因重大误解而为的行为。该行为被撤销后，即发生自始无效的法律效力，这意味与该合同相关的条款均不得适用，只能根据我国《合同法》第58条规定，要求当事人返还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不能返还的或者返还无必要的给予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赔偿对方因此所受损失。本案中因该票已出让，故票款应返还给原告，至于出票等产生的相关费用等损失应由过错方原告承担。

另值得注意的是，倘若对我国关于重大误解现行规定作解释，坚持认为原告行为不属于重大误解，本案也不应得出如此结果。这是因为，一般退票无论是否收取手续费，均属于法律或约定外的单方解除权。既然不是法定或约定的单方解除权，当事人依其行业惯例以格式条款强调说明不给予额外的单方解除权并无不妥。但问题是，当原告不能退票时，其仍然属于该票的权利人。既然如此，被告就不能任意处分其权利，一旦处分就构成侵权性的不当得利，也就是说，原告可请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如此就能兼顾双方利益，不会出现一方独吞两次利益的局面。

顾客预订折扣机票的法律问题

徐澜波

航空客运合同通常采用的是票证形式，所以预订的航空机票日期发生认识错误和事实上的错误，往往被认为非重大认识错误。因为《民法通则》、《合同法》上的“重大误解”是指行为人、当事人对行为内容、合同内容有重大误解。　然而，客票是证明旅客运输合同有效成立的书面凭证，客票上所载明的时间、班次是合同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与客运合同标的――运送旅客行为密切相关的，与合同标的物履行期限等相类似的合同内容。目前按照已有共识的我国民法学说，这种情形一般是符合立法和司法解释对“重大误解”之内涵界定的，所以，可以列入“重大误解”之内。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规定，因重大误解订立合同的当事人一方享有变更、撤销合同的权利是法定的；《合同法》第40条明确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同时，《民法通则》和《合同法》还规定当事人在具体的民事关系或合同关系中的重要的权利，理所当然地不受对方当事人的限制。

这就是说，在客运合同中，旅客一方即使因自身原因无法按客票上记载的时间乘坐运输服务的，也享有法定的变更或解除该运输合同(客票)的权利，如其对合同主要内容有重大误解，请求变更或解除该客运合同的权利就更应得到尊重。当然，旅客前者享有的解除或变更合同的权利附有一定的相应义务，如承运人有权收取相应的退票费、必须在合理的时限内提出解除或变更合同的请求等。

特价的民航机票不得“签转退”并未与《合同法》相抵触，也未违反公平交易原则，但需要补充的是，该合同并不能对“重大误解”而产生的合同撤销权或变更权有所限制或例外。

首先，特价民航机票不得“签转退”是有民航方面的行政规章作依据的。这种行政规章的规定与《合同法》第295条的规定是不抵触的。《合同法》规定的旅客法定变更或解除权是在正常的客运合同关系中享有的，在特价机票(合同)关系中，考虑到平衡旅客与承运人双方利益的需要，对旅客的法定变更或解除权作出限制或例外，具有合理性。同时，这种限制和例外与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2条规定的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瑕疵商品或服务事先告知消费者的，不属于违反经营者质量法定义务，性质是类似的。

其次，尽管各航空公司会在售票处或在机票上用告示、格式条款的形式，对特价民航机票不得“签转退”的这一限制加以规定，由于其内容是有法律依据的，因此，这种告示或格式条款并不属于排除对方当事人主要权利的情形。

再次，特价机票不得“签转退”是对《合同法》规定的旅客的法定变更或解除权的限制或例外。这种对合同的变更或解除权的主要特点，在于旅客自己的主客观原因而不能按照客票记载的时间乘坐运输服务；而旅客由于“重大误解”享有的变更或撤销合同的主要特点，在于其对合同主要内容等方面的重大错误认识。

如果旅客在购买特价机票时对特价机票的性质、地点、期限等方面有重大误解的，其享有的变更或撤销该合同(机票)的权利并不因特价机票不得“签转退”而丧失；特价机票不得“签转退”并不能对“重大误解”而产生的合同撤销权或变更权有所限制或例外。

折扣票拒退纠纷之我见

时下，不少航空运输企业为招揽乘客推销打折机票。企业在销售折扣机票时往往声明不得退票、转签和变更。航空运输企业如果与旅客自由协商否定折扣票退票权无

可厚非，但是以提供格式条款的方式不允许旅客享有这一权利，对此发生的效力无疑让人质疑。

网上购买机票的行为属于通过网络缔约的行为。该合同的缔约方往往将预先拟定、为多数人准备、能重复使用的合同条款上传于网站的某个页面，对于合同的内容，相对人只有“同意”和“拒绝”两种选择，没有协商的余地。依据我国《合同法》规定，网上购票当属于格式合同方式购票。

合同对缔约人如同法律。合同一经订立便具有拘束力，任何一方都不得任意变更合同、解除合同。

但是，以信任关系为基础的合同(如委托合同、承揽合同)，合同的一方(如委托方、定作方)享有任意解除合同的权利。该合同的解除权直接来自法律的规定，谓“法定解除权”。同理，旅客运输合同中的旅客，也享有无理由而解除合同、变更合同的权利。只要解除或变更合同的请求在一定的时间内提出，该合同因解除或变更通知到达而被解除或被变更。

我国《合同法》第295条规定：“旅客因自己的原因不能按照客票记载的时间乘坐的，应当在约定的时间内办理退票或者变更手续。逾期办理的，承运人可以不退票款，并不再承担运输义务。”我国《民用航空旅客、行李国际运输规则》也赋予了旅客退票权、变更航程和更改客票的权利。

合同格式条款对于交易迅捷、提高效率、促进交易具有积极意义。然而，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往往具有交易强势地位，而相对方则为弱势群体，为防止合同霸王条款的出现，法律对格式合同的提供方做了必要的限制。限制之一，即格式条款提供方不得排除合同相对方主要权利。我国《合同法》第40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折扣机票不得退票、不得转签和变更的实质，是排除旅客享有的单方解除或变更合同的权利。该排除作为合同相对方的权利的格式条款无效。

必须意识，折扣票退票将给航空公司或出票人带来一定的损失，但这不是拒绝退票的理由。法律赋予合同当事人任意解除合同的权利是由于该合同的性质所致。此类合同都是建立在一定信任基础之上。以委托合同、承揽合同为例，该合同的标的与合同当事人的品质、技能、文化修养有着密切联系，基于对合同当事人的信赖，双方建立了合同关系。一旦这种信赖关系被打破，合同便丧失了基础。于是法律允许合同当事人任意解除合同。

同理，法律赋予了客运合同中的旅客任意解约权。当然，客运合同中旅客任意解约权的另一个立法理由是，旅客运输合同属于公共交通运输合同，作为该合同的一方当事人的旅客，具有广泛性、众多性特点。如果不允许旅客退票或转签，旅客都将在交通运输工具起飞、起锚、发车前临时购票，届时承运人将无以应对可能出现的难以控制的局面，这不利于公共交通事业的发展。总之，客运退票与转签权是法律赋予旅客固有的权利，该权利不应被格式条款所排除。如果航空公司因折扣票之退票或转签而蒙受损失，退票人应当赔偿损失，但是法律赋予旅客的权利不容否定。

本案旅客在网上购买机票时关于日期输入错误的行为属于“表示行为上的错误”，依据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规定，是关于合同履行期的错误表示，属于对合同内容的误解。此项误解对于购票者而言属于重大误解，因为按照错误的日期乘机将使购票人造成重大损失。据此，购票人可以依据重大误解而撤销合同。

重大合同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比较 错误 对表意人的救济 PICC

中图分类号：D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8-079-02

一、错误的含义

1.PICC的“错误”概念。PICC第3.4条就错误的概念作了如下界定：“错误是合同订立时所作的关于既存的事实或法律的不正确的假定。”从该定义中归纳PICC下错误的特征是：当事人的误解需发生在合同订立之时，并且该错误是由于已经存在的法律事实引起的一种假定。相比较于大陆法系（例如，法国法认为“错误仅在涉及契约标的物的本质时才是构成无效的原因”）和英美法系（例如，美国法强调这种错误必须事关合同能否订立，应对合同所涉及的交易是有重大的影响，且认为错误的一方未承担该错误后果），我们可以看出PICC对于这种错误概念的界定有较大的内涵和外延，说明现在有关“错误”概念的界定是在逐渐扩大的。

2.中国合同法的“错误”概念。“错误”一词在我国《民法通则》与《合同法》中并未明确提及，而将这一概念定义为“重大误解”。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意见》第71条规定，所谓重大误解，是指“行为人因行为的性质、对方行为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的情形。

3.二者的区别。那么，究竟我国民事立法中的“重大误解”与PICC中的“错误”关系如何呢？所谓错误，是指表意人因误认或不知，致其表示与意思不一致①。而所谓误解，不仅指相对人在领会意思时发生了错误，而同表意人的本意发生了违背，也指表意人可能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发生了表意同本意不同的表达。所以笔者认为，错误和误解只是发生错误所涉及的主体不同，而无论是“严重”的错误，还是“重大”误解，强调的都是行为人遭受到了较大损失，所以其内容和结果则较为相同。因此笔者认为尽管从字面上看，“重大误解”是“误解”的特殊情形之一，但是如果考虑到立法宗旨，再分析相关具体的条文规范后我们不难发现，我国的“重大误解”与PICC中界定的“错误”的表征和实质是基本相同的。

二、错误规则的适用

1.PICC。上文也提到，PICC第3.2.1条将错误定义为在合同订立时，就已存在的事实或者法律所做的不正确的假设。可见PICC中错误既包括对事实认定的错误，也包括对法律理解的错误。所谓事实认定的错误，即与具体订立事项相关的合同事实有认知和表达上的错误，而法律理解的错误，即关于该事项在适用法律上存在的理解与适用上的错误。另外，根据PICC第3.5条之规定，一方当事人要想因错误而宣告合同无效需要至少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之一：一是错误重大，如果是其他通情达理的人已知事实真相，在相同情况下不会像当事人一样订立有错误条款的合同，并且另一方当事人也犯此错误或故意使错误方一直处于错误状态中。二是错误重大，如果是其他通情达理的人已知事实真相，在相同情况下不会像当事人一样订立有错误条款的合同，并且在宣告合同无效时另方当事人未依信赖而行事。另外，依据3.2.11条则要求以通知对方当事人的方式行使宣告无效权。

2.中国合同法。重大误解而订立的合同一般具有以下特征：（1）误解之所以重大，主要是指对事关合同涉及的主要条款和内容的误解，且此误解影响到了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这就需要考虑当事人的状况、活动性质、交易习惯等方面的因素②。（2）误解通常来说并不是由于双方当事人共同铸就，而是单方当事人因为没有具备相应的经验和认知造成的，因而背离了自己真实的意思表示。（3）该重大误解应同合同的订立或条件的确定互为因果。正是基于这种误解，当事人才同意订立合同或肯定合同条件。若无该因果关系，则不会订立合同或确定要件，则其便不属于重大误解。

3.二者之间的比较。

（1）撤销权的行使程序上：PICC采取的是赋予错误方撤销权和并要求双方当事人履行互相通知的义务。而中国合同法中有关重大误解撤销合同“必须经当事人申请法院或仲裁机构批准方能撤销”。

（2）撤销权行使的主体：依PICC第3.2.2条规定，PICC中错误方可依法宣告合同无效。而实际操作中合同无效的宣告可由双方当事人同时行使，因为PICC承认共同责任原则。而中国合同法则认为，申请撤销合同的一方为误解人，但享有实际变更撤销权是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

（3）构成要件上：PICC认为，误解方的另一方当事人也犯此错误或故意使错误方一直处于错误状态中的行为也是构成错误进而使合同无效的要件之一;而我国合同法更倾向于由于表意人主观原因而导致对客观事实的认识错误，该原因包括主观上的疏忽，或者是认识能力的局限。而PICC则认为，导致错误的原因不限于上述表意人的主观原因，还包括了由于相对方的“知道或理应知道该错误，但却有悖于公平交易的合理商业标准”等使表意人对合同的相关内容发生认知错误。这样实际上将我国合同法中的欺诈等都看成是错误的原因。在这一点上PICC同中国合同法是存在差异的。

（4）错误的类型上：PICC中错误囊括了事实错误与法律错误两大类型，而我国合同法只将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标的物品质量、数量等”（《民通意见》71条）的错误认识归为重大误解的内容，均属于事实错误一类，而法律错误不属于该范围内。因而可以看出我国对于错误的类型界定上是不完整的，这样在处理现实问题时，有可能无法找到适用法律。

三、错误合同的效力和救济

1.PICC。关于错误合同的效力，PICC3.5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可因错误而宣告合同无效。除了前文提到的适用错误规则可以宣告合同无效的两项条件外，该法还规定了一方当事人不能宣告合同无效的两种情况，一是只有此错误是由当事人重大疏忽所犯;二是因此发生错误的事实可能引起的风险已经被预料到或者该风险由错误方承担。这是基于保护过错方当事人权益和交易公平的考量。其中很有价值的一点是提出了“当表意人一方对该交易承担了某种风险，那么他就不能以错误为由撤销合同， 以逃避自己应承担的交易风险”的思想，即如果一个人公开表意承担了某一风险，那其无论如何也必须继续承担。同时风险承担也可以从合同的性质、商人的角度或案件的当时情况等方面来确定③。

2.中国合同法。在我国，因重大误解订立的合同显失公平、欺诈、胁迫、乘人之危和效力未定的合同一道构成可撤销合同。同时合同法明确规定，因重大误解构成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变更或撤销合同。这一法条体现了重大误解所构成的可撤销合同的两大特点，第一，其效力为可撤销;第二，有撤销权的机关实际上是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可撤销合同与无效合同最大的区别即在于可撤销合同的效力在撤销前有效，且过撤销期（我国规定除斥期间为一年）后，一方当事人撤销权消灭，可撤销的合同就是有效的合同。由此看出我国合同法更注重保护错误相对方当事人的利益，尽可能促成合同发生效力。

3.总结。从效力的角度看来，我们了解到，处理合同错误的方法无非两种，宣告合同无效或允许被撤销、变更。在这一点上，PICC采取的是宣告合同无效的处理方法，而我国合同法则赋予错误方申请法院或仲裁机构撤销或变更合同的做法。PICC宣告合同无效的做法从根本上否定了合同的效力，即合同自始无效，当事人不必实际履行合同，不承担不履行合同的违约责任，这种做法实际上会极大地牺牲对方的利益，使整个交易都处于不安全中。而我国合同法赋予错误方申请撤销或者变更的做法，实际上认为合同自成立来是有效的，虽然经法院或仲裁机构撤销后效力为无效，但基于双方当事人利益以及促成交易的考量而变更为正确的合同，却可以在较大程度上保护错误相对方的权益，维护交易公平。而在错误合同的救济方面，两法均规定错误方需对相对方作出补偿，但对于我国合同法的借鉴是，在救济层面不仅应当考虑另一方当事人的权益，也要同时兼顾交易的安全与效率，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保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等因素。

四、对完善我国错误制度的建议

1.综上来看，在进一步明确错误的内容和范围的基础上，建议我国采用“错误”代替《合同法》所确定的“重大误解”。笔者认为，不仅仅是对事实内容产生的理解或是表达错误，合同双方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从事的与合同有相关关系的事物而引发错误，均应包括在错误的范围之内。另外，因为法律错误也受当事人的认知程度的影响，是由当事人自身原因造成，因而也应在此范围之内，受此规范调整。

2.在撤销权的行使程序上，PICC采取的是赋予错误方撤销权并要求双方当事人履行互相通知的义务，而我国合同法中有关重大误解撤销合同必须经当事人申请法院或仲裁机构批准方能撤销。这种方式，实际上无形当中加重了公权力对私权利的干预，既违反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和表达自由，耗费当事人时间精力，又浪费司法资源。因此本着促进合同达成，保证当事人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应将撤销权赋予双方当事人。因为合同的订立与履行是发生在私人主体之间的行为，当错误发生时，行为人自行解决是正当而便捷的，从而体现最大程度上的自由。PICC就采取了这种意思自治的途径，值得我国借鉴。

3.撤销权的主观条件上，PICC中3.2.2条规定，能够影响合同有效性的前提是双方必须对相关事实产生内容一致的错误，且这种错误采用一般过失作为双方的主观评价标准。而我国《民法通则》第59条仅将重大误解的民事行为规定为可撤销民事行为，对于行使该撤销权，没有规定错误方的过失是由于何种原因造成的。所以对于我国合同法的借鉴是，如果错误方是故意过失，则应剥夺其撤销权，这样避免造成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利益和破坏市场交易秩序等情况的发生，防止被某些人为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的目的而利用。

注释：

①曲珍英.合同撤销权问题研究.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05.3

②李振军.以诉讼实务视角探析买卖合同撤销权.商，2013（8）：8

③张炳生.合同错误的比较法研究.中国法学，2005（10）：9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 山东青岛 266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