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管理范文
时间：2023-03-05 07:18:22
制度管理范文第1篇
董明珠写过两本书，《棋行天下》和《行棋无悔》，热爱下棋的她没有时间下棋，就把商场当成了棋盘。董明珠虽然是棋局上至关重要的一枚棋子，但她更关心的是建立对弈的规则和策略。她最大的理想是，如果有一天，格力的棋局失去了董明珠，依然可以保持不败。
事实上，董明珠带领格力电器一路狂飙突进的故事，也是她在格力不断建立和完善管理制度的历史。董明珠说：“很多人觉得女性管理者更人性化；我说没有人性化的管理，管理只有一种，就是制度，不分男女。管理是企业的根基。”
加入格力二十多年以来，董明珠不断彰显着自己的实力，但也在逐渐完成从“自我”到“无我”的转变。她说：“我现在是最没有权力的人，所有的权力全部下放。我唯一的权力就是带一个放大镜每天找问题。”
从1994年开始，董明珠就在不断的“找问题”。格力电器早年是一家国有控股企业，关系网和利益链盘根错节，管理制度不到位，体制弊端日渐显现，随时都可能让众人数年打拼出来的大好局面付诸东流。1994年，朱江洪把董明珠调回珠海，本来打算让她就任经营部部长，自己一心一意负责开发新产品，经营的事情交给董明珠来做。但这项任命受到了公司高层的阻挠，大家论资排辈，觉得董明珠不过是个业绩不错的业务员，怎么能担当如此大任？
于是，董明珠从副部长干起。抓考勤、抓纪律，跟不按制度办事的高层叫板，这些事董明珠都干过。“多管闲事”惹人嫌，不久便有人想联合起来轰她下台。但朱江洪给了董明珠支持。
2001年，董明珠升任格力电器总裁。上任的第一把火便是，迅速撤换了一批中高层干部。那段时间，各级部门接连不断地收到对朱江洪和董明珠的“举报”，表情凛然的调查组也不断在格力进进出出。但最后，朱江洪和董明珠没被查出问题，一批“举报人”却因贪污被送进了监狱。
除了在内部推行人事改革，为格力的发展扫清障碍，董明珠对下还设立了严格的流程管理制度，严防员工。早年，格力的业务员每人负责一片区域，收入和支出都归业务员管，缺少监督机制，直接导致坏账率居高不下。董明珠调整后，收支两条线，业务员只负责发货和管理市场，经济账务方面则由“中央集权”。
“该堵的漏洞一定堵住，该节流的地方一律节流。”一张产品宣传单页，标价要0.88元，董明珠要求多找几家供应商，公开招标，既要保证纸张的质量，也要把价格降到最低。“别小看一张宣传单页，格力电器一年的印数在100万张以上，粗略计算，每年就省下了好几十万元。”
“有人说大领导管大事，我认为大领导也要管小事。”这是董明珠和别人想法不一样的地方，“一个企业没有小事故，怎么可能会出问题？当小事变成大事，企业也就差不多走到头了。”所以，董明珠会把管理细化到“一张纸，一滴水”。在格力，办公室打印用纸要把双面都充分利用，“如果行政人员不利用纸张反面，被我抓到最大的惩罚可能是开除。”
为什么要建立制度，董明珠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她认为，制度不好，坏人就会得利，好人就受伤害，这是不利于企业进步的。一次，董明珠和一位美国人去澳大利亚出差，下飞机后，租了一辆车。办完事开车返回机场的路上，美国同伴说后面有警察跟着。停车，警察说“你超速了”，说完开了一个罚单，但并没有当场收取罚款。后来美国人把罚单弄丢了，很着急，一直说怎么办怎么办。董明珠支招：“丢了正好有理由不交罚款了，反正我们要走了，他也不会追着你要。”结果美国人连说不行不行，回到美国后又打电话到澳大利亚查询汇款账号，最终把75美元的罚款补上以后才放了心。“如果不交罚款，下次澳大利亚可能会拒绝他入境”，董明珠用这句话来总结制度对于管理的重要性。
执行制度意味着斗争。
“和谐是斗争出来的”，这是董明珠的口头禅，“和谐不是和气，不是对违反规矩的事情视而不见。”眼里揉不得沙子的董明珠通过一系列内部改革措施，把格力电器送到了发展的快车道。2001年格力电器的销售额是70亿，2002年100亿，2003年138亿，2004年182亿，2005年230亿，此后更是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奔向了1000亿。
董明珠不需要为自己辩护，业绩便是她最能言善辩的拥趸。
但斗争不意味着对员工苛刻。有人说董明珠走过的路寸草不生，而格力人说董姐走过的路都是金银珠宝；有人说董明珠行事犀利不近人情，格力人说董姐心怀大爱。
“创新不只是技术的变化，更多的是企业文化的变化。”董明珠理解的创新，“是发动所有人，使普通员工都能体现出创新能力。”格力电器现在有8万多名员工。在董明珠的主张下，员工宿舍全部进行了改造。过去是6个人一间宿舍。现在一人一居，20平米。
“80后已经有了家庭，90后也快到结婚的年龄了，我们造了一大批45平米的房子供他们住。有了房子，员工不用想社会有多不公平，不用费尽心思想着怎么捞钱，安安稳稳工作，有什么不好？”董明珠说，“我们做企业，做空调，就是为了让人们生活得更好，那为什么不先让你的员工的生活变好？”
制度管理范文第2篇
一、考勤制度
（一）市行政服务中心实行“早九晚五”作息制度。除国家法定节日外，窗口工作人员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早上9点上班，下午5点下班，并实行坐班制。
（二）窗口工作人员应按时上、下班，不得无故迟到、早退、旷工或中途擅离工作岗位。
（三）窗口工作人员上下班实行刷卡考勤，即每天早晨上班时和下午下班时须刷卡考勤。全体人员凭本人考勤卡刷卡，不得委托他人或代他人刷卡。
（四）窗口工作人员离开窗口工作岗位，均应按“请假制度”规定的程序履行请销假手续。
二、请假制度
（一）窗口工作人员因故离开窗口工作岗位的，均应履行请假手续，假期届满应及时销假。特殊情况需续假的，应及时办理续假手续。
（二）中心实行“AB岗工作制”，凡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由所在单位安排B岗到窗口临时替岗，确保窗口工作正常开展：
1、首席代表或窗口负责人请假一天以上（含一天）的；
2、窗口工作人员请假三天以上（含三天）的；
3、只有一名工作人员的部门窗口其窗口工作人员请假半天以上（含半天）的。
B岗人员应由所在单位在每年窗口工作人员调整时，将B岗人员名单同时报市行政服务中心督办科备案。B岗人员应熟悉审批业务和服务规范，遵守市行政服务中心的各项管理制度并按要求参加中心组织的业务培训活动。B岗人员在中心的工作情况将纳入窗口月度及年度考核。
（三）请假程序
1、窗口首席代表或窗口负责人离开窗口工作岗位半天以上（含半天）的，应报中心督办科批准；
2、窗口工作人员请假，应经窗口首席代表（负责人）同意后，根据请假时间，一天以内的报窗口联络员批准；三天以内的报督办科科长批准；三天以上的报中心领导批准。中心管理人员请销假办法另行规定。
3、半天以上请假均应提前在请假日的前一个工作日履行请假手续，使用中心统一的《外出请假申请单》。因急病、急事等特殊情况不能提前履行请假手续的应电话请假，并在上班后立即补办请假手续。请假人员返回中心后，应立即向窗口联络员办理销假手续。
4、因工作需要，窗口工作人员需回后方单位参加行政执法检查、审批业务培训和相关会议的，由后方单位分管窗口工作的领导提前向中心督办科通报情况，征得督办科同意后，由督办科通知窗口工作人员办理离岗手续。
5、各类请假在履行请假手续后，应及时到总服务台登记。总值班根据工作需要对请假外出进行调控。
（四）病、事假
1、窗口工作人员因病休假的，应提供市级公立医院出具的《病假证明》。因特殊原因当日无法提供《病假证明》的，应在销假时提供；未能提供《病假证明》的，不能按病假对待。
2、病、事假期满因故需延长假期的，应及时补办手续，并妥善安排好岗位工作。
（五）公休假
按规定可享受公休假的窗口工作人员，应由所在单位在不影响窗口正常工作的前提下统筹安排休假。
三、离岗制度
1、中心工作人员半小时以内短时离岗，应将工作牌设置为“请您稍候片刻”。
2、中心工作人员请假离开中心，应将工作牌调整为“离岗告示”，明确离岗时间、离岗事由、返回时间、联系电话、顶岗人员等事项。
四、午餐制度
1、工作人员原则上中午不得回家就餐。因特殊情况中午不能在中心就餐的人员，必须按照规定落实好顶岗人员，在不影响窗口办件并履行请假手续后，于当日9：10前在总值班处登记，11：30后刷卡离开中心，14：00前刷卡到岗。
2、中午12：30—14：00为午餐时间。午餐期间，工作人员要保证通讯畅通，随时听从总值班的调度，按总值班的要求及时到岗。
3、中午13：50中心播放音乐提醒工作人员做好上岗准备工作，14：00必须在岗履职。
五、会议制度
1、全体工作人员应准时参加中心会议及各种学习，会议开始前和结束后实行刷卡考勤。
2、会议开始前，窗口有服务对象办事的，工作人员应向总值班口头请假，事项办理完毕后，应及时刷卡参加会议。
3、在会议开始前，全体工作人员应将手机设为静音，会议期间不得在会场内拨打或接听电话。
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按旷工处理
（一）未履行请假手续不上班；
（二）请假未获批准不上班；
（三）无正当理由超假不归；
（四）以欺骗手段请事假或病假不上班；
（五）委托他人或代他人刷卡。
（六）当月迟到或早退2次以上的计旷工半天；
制度管理范文第3篇
关键词：累积投票制度；中小股东利益；新公司法
1累积投票制度的概述
累积投票制度，是指股东在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其所持的每一股份都拥有与股东大会拟选举的董事或者监事数量相等的投票权，股东既可以把全部投票权集中选举一人，亦可分散选举数人，最后按得票多少决定当选董事或监事。
这一制度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来起源于英国，从公司法的角度来看起源于美国，并在上个世纪中后期的美国得到了重大发展。19世纪60年代，美国伊利诺伊州报界披露了本州某些铁路经营者欺诈小股东的行为，该州遂于1870年在州宪法第3章第11条规定，任何股东在法人公司选举董事或经理人的任何场合，均得亲自或通过人行使累积投票权，而且此类董事或经理不得以任何其他方式选举。随后，该州公司法第28条也规定了累积投票制度。之后，美国各州纷纷步其后尘，或在宪法中，或在公司法中，或兼在宪法和公司法中规定股东累积投票制度。但在立法态度和立法技术上.各州做法有所差异:以加利福尼亚和伊利诺伊州为代表的立法例推行强制型累积投票制，而其他一些州推行许可型累积投票制。后来随着现代公司的蓬勃发展，特拉华州为了吸引大公司来该州设立以获取税收和促进本州经济发展，便废除原有立法，取消累积投票制，其他各州也纷纷效仿特拉华州，取消了该制度。
日本于1950年修改其《商法典》时，仿照美国立法例，通过第167号法追加了第256条之三，规定了股东的累积投票权。根据该条，即使公司章程中规定董事选举不采用累积投票制，但若持股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1/4以上的股东提出请求，公司必须采用累积投票制。但日本在1974年通过第21号法对该条进行了修改。根据修改后的该条第1项，公司可在章程中排除累积投票制之适用。
世界各国和地区关于累积投票制度的立法例有所差异。一种为强制性累积投票制度;另一种为许可性累积投票制度。许可型累积投票制又可分为两种，一是选出式，除非公司基本章程或附属章程排除了累积投票制，就应实行累积投票；二是选入式，除非公司基本章程规定了累积投票，则不实行累积投票。
2我国现行累积投票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末期，监管部门多方征集意见，将累积投票制度作为改进股东大会选举制度的一个最佳方案终被写进证监会出台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2002年)中。《治理准则》在第二十一条规定：“在董事的选举过程中，应充分反映中小股东的意见。股东大会在董事选举中应积极推行累积投票制度。控股股东控股比例在30%以上的上市公司，应当采用累积投票制。采用累积投票制度的上市公司应在公司章程里规定该制度的实施细则。”这是在我国法规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累积投票制的要求从治理准则。对该制度的表述来看，该准则总体上采取的是许可主义的政策思路，只是对部分控股股东持股超过30%的上市公司采取了强制主义的硬性规定。自《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在股份公司股权治理机制中引入累积投票制后，除由上海证券交易所于2005年起草了一份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建议稿，供相关上市公司在修订《公司章程》时参考，再无有关累积投票制的实施细则或操作指引。由于该份建议稿不具有强制效力，实践中，上市公司对该制度的理解和运用并不统一。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人数有限，而每个小股东所持有的股份相对大股东所持有的股份来说差距非常之大。因此，要想使累积投票制度发挥作用，需要广大股东之间的协调一致，适当集中选举，才能使自己中意的候选人当选。如果小股东们不能采取大致一致立场的话，则采用累积投票制度就会产生很大的不确定性，甚至会导致僵局。而且，小股东虽然队伍庞大，但是相对分散，对自身利润的关注比对上市公司的管理权和控制权的行使更大，且自身时间、空间的限制而不能够出席股东大会。这样，导致代表中小股东利益的董事的选票潜在地流失，使得代表中小股东利益董事的被选中几率降低．
根据《公司法》第117条的规定，董事会作出决议，应有二分之一以上的董事出席，并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与股东会表决制不同的是，董事会是以董事人数确定表决票数，实行一人一票表决权制，即每一名董事拥有一票表决权。这就意味着在董事所代表的股东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拥有相对多数的代表自己利益的董事是在董事会决议中获胜的关键。从累积投票制度两个方面的内容即股东投票数与持股数成正比，同时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看，在小股东投票数按照持股数扩张的同时，大股东所持有的投票数亦同比扩张，这就决定了在累积投票制度，少数大股东仍将凭借其持股数量的优势控制董事会席位的大部分，并以此为基础在董事会决议时通过对其有利的决议。
3积极完善累积投票制度
正如我国著名学者梅慎实所言：“累计投票制在维护小股东利益防止大股东全面操纵董事会，降低集中决策风险、矫正自接选举的弊端、选贤兴能、实现对董事会内部的制衡功能以及''''公司民主''''的目的起了积极作用。”
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累积投票制度旨在董（监）事会中达到权力平衡，以弥补资本多数决原则的缺陷，真正能从该制度中获益的往往是持股仅次于大股东的股东们。然而，我国上市公司中一股独大的情况相当普遍，从我国上市公司截至目前的实践表明，持股仅次于大股东的股东地位在该制度实施前后似乎没有实质性变化，他们仍习惯于在事前与大股东就董事会席位的分配问题通过协商和妥协达成一致。对于持股量很少且高度分散的普通流通股股东而言，虽人数众多，但累积投票制较少有实际意义，它更多是的体现了监管层的一种姿态。
要想切实的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仅仅有累积投票制度是远远不够的，在不断完善累积投票制度的同时，参照其他各国公司立法及实践，在当前我国保护小股东利益及公司利益体制中，除累积投票制度之外更需要设立或完善的制度如:完善股东人会出席制度、表决制度，增加对人股东表决权的限制措施，严格公司信急披露制度，强化人股东、董事对公司、小股东的信义义务，增设董事解任之诉、股东代表诉讼、股东人会效力诉讼，赋予小股东股东大会自行召集权、提案权及特定情形下的股份收买请求权等，这些在外国被证明是成功有效的制度，我们当取其精华，以确保中小股东的利益，保障我国的市场经济向更为有序有效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宗正．从强行性规范到任意性规范——关于累积投票的公司法规范［J］．宁夏社会科学，2002，（2）．
［2］李慧玲．累积投票制度探析［J］．湖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3）．
［3］刘辅华．如何完善股东表决权制度［J］．上市公司．2000，（6）．
制度管理范文第4篇
【关键词】制度变迁/政府主导/渐进
所谓制度，如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思所表述的，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注：［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225～226页。）。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注：苗壮：《制度变迁中的改革战略选择问题》，《经济研究》1992年第10期。）。而所谓制度变迁方式则是指“制度创新主体为实现一定的目标所采取的制度变迁形式、速度、突破口、时间路径等的总和”（注：杨瑞龙：《论我国制度变迁方式与制度选择目标的冲突及其协调》，《经济研究》1994年第5期。）。本文所讨论的中国制度变迁指的是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变迁过程。
一、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大致上可以分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两种方式。诱致性变迁是“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而强制性变迁则“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84页。）。一个社会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变迁方式受制于有着特定偏好和利益的制度创新主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代表国家的政府，是“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因而，“处于界定和行使产权的地位”，（注：［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21页。）维护基本的经济结构，并通过提供其他的一系列规则来减少统活国家的交易费用。特别是在中国的集权式政治结构中，政府（本文在运用这一概念时，广义的和狭义的混合使用，但更多的时候是指广义的政府——国家）拥有绝对的政治力量对比优势，而且还拥有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力，能通过行政、经济和法律等手段在不同程度上约束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的行为。因而，中国的改革方向、速度、形式、广度、深度和时间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政府的偏好及其效用最大化。此外，中国在破除计划体制的同时，市场体制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计划和市场都不完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障资源配置的效率，需要政府以制度创新衔接不完全的计划和不完全的市场。因此，中国的市场化制度变迁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主要表现在：
第一，由政府设置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向和准则。中国的制度变迁有一个大的前提，那就是无论怎样变迁，都不能背离一个基本路线，这就是由中共十三大所界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坚持改革开放。这一基本路线的核心同时也是最具操作性的实质内容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进改革开放。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任何制度创新主体所追求的目标都是自身效用或利益的最大化。而核心领导者在制度创新决策时首要的目标就是维护和加强其政治权威，使自己获得最大限度的社会支持，并使公开地和潜在地反对自己的政治力量降到最小，以维持其统治地位的合法性。所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一切制度变迁都是在上述基本路线的范畴内进行的，一切违反和损害基本路线的行为都受到禁止。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偏好于采取“试错式”的渐进改革方式，其目的就是要使制度变迁的方向、速度、形式、广度和深度控制在预期有利于巩固和增强共产党政治权威的限度之内。
第二，政府以制度供给者的身份，通过法律、法规、政策等手段实施制度供给。如根据既定目标和约束条件，规划体制改革，包括确定改革的方向、原则、形式、步骤和突破口等；根据改革的总体方案，调整所有权关系，开放市场，调整产业政策，制定新的规则或条件，建立一套新的行为约束机制；建立惩罚条令和程序，约束社会的各行为主体在政府设定的制度规则范围内活动，否则，要受到一定的违规处罚；统一思想观念，即建立一套可为大多数人接受的意识形态，以减少新规则实施中可能出现的阻力，降低交易费用。
第三，政府设置制度进入壁垒，限制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活动。诱致性的制度安排是微观主体在感知到获利机会的情况下，通过个人之间的合作，形成自愿性契约而完成的。任何人可以通过比较一项新制度安排的成本—收益率，自主行使进入或退出权。但是，在我国，制度创新方案是根据政府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来评估和选择的，即使微观主体感知到获利机会，如果没有政府的许可或授权，也不能自主“进入”可能导致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创新，也难以“退出”由政府作出的制度安排（注：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兼论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和行政命令等手段，限制微观主体的制度进入权，如限制市场准入权和政治体系进入权等，使制度创新活动被控制在政府所允许的范围内，避免偏离政府设定的制度变迁轨迹的情况的出现。
第四，政府有选择地放松制度准入条件，促进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并提高其规范化和制度化水平。我们说中国的制度变迁是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并不否认中国同时也存在一定的由微观主体自愿的合作性制度安排。但是，这种自愿的安排，是在制度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对制度创新的需求方实行一定的进入许可的条件下发生的。“取消一种带限制性的政府政策的效应，相当于扩大制度选择集合”（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86页。）。哪些制度创新被许可，哪些制度创新不予许可，均由政府根据自己的效用和偏好来决定，所以，微观主体的自愿安排始终控制在政府手中。“不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必须通过政府的强制实施，诱致性制度变迁也必须通过政府放松约束才能够实现”（注：苗壮：《制度变迁中的改革战略选择问题》，《经济研究》1992年第10期。）。而且，自发性的制度安排一般规范化水平和制度化水平较低，需要政府的介入，加以完善（注：郭小聪：《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理论：作用与地位》，《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1期。）。中国的土地承包制度创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自发创造的、不规范的制度安排，后来由于地方政府的作用，才使其逐渐规范起来。但它仍是“一种尚未完全成熟和定型的制度和组织体系，其本身还存在着一种重大的制度和组织缺陷，隐含着一些重大而长期的基本矛盾”（注：发展研究所综合课题组著：《改革面临制度创新》，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85页。）。最终由中央政府借助社会科学界的力量推动土地制度创新的发展，提出了“永佃制”，其制度化水平远远高于土地承包制，为土地使用权和经营主体提供了长期化和稳固化的制度基础和法律形式（注：发展研究所综合课题组著：《改革面临制度创新》，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91页。）。
通过上述4个方面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市场化进程虽然也发生过一些曲折和困难，但基本上沿着中央政府的预期稳定前进。从到目前为止的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来看，这一条道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究其原因，首先是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发生了积极作用：
第一，政府对制度变迁路线的确定，使制度的演进可以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下进行，避免出现大的波动。政府通过法律和其他文件的形式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并通过各种努力调整和改变中国传统集权体制下被人们奉为圭臬的旧的理论范式，建立新的理论结构，赋予基本路线新的内容，然后借助各种媒介进行广泛的宣传和灌输，“以使反对两个基本点的力量降到最小，使由此引起的理论摩擦和政治摩擦降到最小，进而使组织摩擦或整个社会的摩擦降到最小。”（注：胡汝银：《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载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4页。）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如果没有一个人们广泛认同的信仰和理念，要维系它的统一、稳定以及政府的权威，是难以想象的。因为，意识形态是一种人力资本，“它帮助个人对他和其他人在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行制度结构中的作用作出道德评判”，“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81、379页。）。意识形态通过价值观、态度、观念等，影响人们对制度安排的判断、理解和支持。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基本路线作不同的理解和判断，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它符合中国目前的社会现实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意识形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公开的或默认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才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和安全，避免出现类似于东欧国家那样的社会动荡，为其他制度安排提供了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
第二，解决制度短缺，快速提供变迁过程中所需要的制度安排。制度供给是国家的基本功能之一，统治者要制定一套规则来减少统治国家的交易费用，如统一度量衡、维持社会稳定、安全的一系列规则以及一套旨在促进生产和贸易的产权和一套执行合约的执行程序。在个人之间自愿合作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中，一项正式的制度安排将无法解决外部性和“搭便车”的问题。所谓外部性，实质上是私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之间的差额问题。它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正外部性，即私人收益率低于社会收益率，有一部分好处被别人拿走了；另一种情况是负外部性，即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有一部分成本转嫁给了社会或别人。外部性产生的原因是制度安排并不能获得专利。而所谓“搭便车”则是指某些人或某些团体在不付出任何代价（成本）的情况下从别人或社会获得好处（利益）的行为。产权界定不清、外部性、公共品等的存在是“搭便车”产生的根源。由于存在外部性和“搭便车”的问题，人们可以简单地模仿由别人创造的合约方式或制度安排，而无需付费。这样，制度创新就缺少激励作用。因为，“创新者的报酬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报酬。这个问题暗含的意思是，正式制度安排创新的密度和频率，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最佳量”（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91页。），出现制度不均衡和制度短缺。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以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安排代替个人自愿合作性安排，实施制度供给，实现制度均衡。由于政府拥有强制力，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一项制度安排，减少了个人之间漫长的组织和谈判时间，并凭借其强制力以及通过税收等手段克服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的外部性和“搭便车”的现象，保证制度供给的顺利进行。
第三，降低制度安排的成本。在个人之间自愿合作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中，一项正式的制度安排需要制度创新者花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组织和谈判，以便得到这群人的一致性意见，从而需要花费较多的制度创新成本。而“国家具有使其内部结构有序化的相应规则，并具有实施规则……的强制力”（注：［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106页。），使“政府有能力以低于私人组织的成本……进行某些活动”（注：R·H·科斯：《社会成本问题》，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22页。）。而且，政府的制度安排还具有“很大的规模经济”（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94页。），使其可以比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以低得多的费用实施制度安排。
尽管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存在着上述种种优点，但是由于“统治者的偏好和有界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97页。），它也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点：(1)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很难适用于所有地方和所有领域。政府（中央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不以一致性为原则，而是通过国家的强制力自上而下地予以落实。但是，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各地区之间的资源禀赋不同，社会环境和发展机遇也不一样，如果整齐划一地推行中央的制度安排，就有可能违背一些地方的利益，这些地方就可能不按这些制度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使这些制度很难有效率。这是产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原因之一。(2)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方式容易抑制个人自愿合作的制度变迁的产生。制度安排有两种：一种是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是公共选择的结果；另一种是第二级制度安排，具有个人契约的性质。一般而言，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主要是创设、修改和完善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因为这种安排需要大量的费用和多个主体的“一致同意”，要借助于政府的力量。而第二级的契约制度安排，则具有经济性、自发性和自愿性的特点，涉及的主体少，所需费用低于基础性制度安排，因此，它应是个人之间的事。但是，目前我国政府的一些活动已渗透到了契约性制度安排方面，出现制度供给过度的现象，如政企不分、政府过多干预市场等。其后果必然是不利于契约性制度变迁的培育和生成，阻碍市场化的发展和完善。(3)政府在制度变迁中拥有过大的权力，会导致制度寻租现象的产生。如一些人抓住指挥部门经济的行政权力不放，力图维持“垄断租金”；一些人利用价格双轨制及审批特权牟取私利；一些人利用手中的部门管理权力实行各种摊派；等等。论中国制度变迁的方式
二、渐进式的制度变迁
在由计划到市场的制度变迁过程中，目前世界上主要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激进式的，如俄国和其他东欧国家；另一种是渐进式的，如中国。一个国家究竟选择哪一种方式，取决于改革的约束条件，因为它“界定了改革战略的选择空间”，“有关制度主体就只能从被限定了的选择空间出发，来确定改革战略”（注：苗壮：《制度变迁中的改革战略选择问题》，《经济研究》1992年第10期。）。这些约束条件主要包括改革的初始条件和改革成本。关于中国改革的初始条件，按照林毅夫等人的分析，主要是：经济结构严重扭曲和管理体制缺乏效率，而不是经济崩溃和政治危机，这就要求要进行坚决的改革，通过改革来改进经济结构和提高效率并使其成果迅速转化为收益，但并不需要采取俄国和其他东欧国家那样对旧体制一下子推倒重来的创世纪式的变革；改革前经济中存在着一定范围的市场作用，价格扭曲程度相对较低，相对小的价差使我们得以承受双轨制，并利用之实现价格体系的根本转变；旧体制下的分权传统和改革之初的财政包干，有利于实行分权化改革，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注：林毅夫、蔡fǎng＠①、李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式道路》，载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0～202页。）中国经济上的二元性，如乡村－城市二元性、组织上的二元性、地域上的二元性等，使中国不可能通过激进的改革一下子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注：华民著：《转型经济中的政府》，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8页。）。关于改革成本，樊纲把它分为两种：一种是“实施成本”，即搜寻、学习新制度安排、为改变制度而重新签约的成本；一种是“摩擦成本”，是因利益冲突而导致的损失。他提出，实施成本是改革激进程度的减函数，而摩擦成本则是改革激进程度的增函数。改革进程开始得越早，越是在旧体制下经济还没有彻底恶化的时候就开始改革进程，一个社会就越可能走上“渐进改革”道路。越是顽固地企图保留住已经被事实证明是无效率或不再是有效率的旧体制，把改革的事业一拖再拖，越容易走上“激进”的道路。（注：樊纲：《两种改革成本与两种改革方式》，《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中国的改革属于前一种情况，而俄国和其他东欧国家则属于后一种情况。正是这样的初始条件和改革成本的制约，使中国选择了一条渐进式的制度变迁道路。其主要特征表现在3个方面：
第一，从增量改革逐渐向存量改革过渡。所谓增量改革，是指“不从对资产存量的再配置入手，而着眼于在资产增量的配置上引入越来越多的市场机制”（注：林毅夫、蔡fǎng＠①、李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式道路》，载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3页。），即从原有体制外探索引入市场机制解决资源的新路子。如国有企业或农民在完成了他们对政府承担的义务以后的产量增量部分，可以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进行安排，包括在定价、销售方式和收益分配方面的安排；允许在国有经济之旁发展非国有经济；允许一些新产品的自由定价；允许在计划分配体制之旁发展出自由市场；等等。增量改革在不触动原有体制的情况下尝试新的发展模式，一方面避免了因旧制度的惯性对新制度安排的排斥，另一方面由于在体制外不存在由既定制度规定的利益格局，一般没有改革的受损者，不会遭到反对（注：盛洪：《关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过渡过程的研究》，《经济研究》1996年第1期。）。更重要的是，随着增量改革的推进，市场力量日益增强，与体制增量相联系的利益主体的政治经济实力不断壮大，逐渐形成对体制存量的压力和吸引力。这些力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对体制存量进行改革，从而实现由增量改革向存量改革的过渡。从90年代以来我国的改革进程中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改革的这一逻辑进程，如从价格双轨制到绝大部分商品价格由市场调节，资源由计划配置到基本由市场配置，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改革，等等，都是对存量体制的根本改革，中国的制度变迁从传统体制逐渐向其内核推进。
第二，从局部改革逐渐到整体性推进。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性，使改革领导者对制度变迁的完整过程和结果缺乏准确的洞察力，只能利用有限的信息作出判断，摸索前进，“摸着石头过河”。在变革之初，往往会选择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地区来试验新制度安排，以尽快获得比较利益，并积累经验，使人们掌握有关新制度安排的知识，然后才予以推广。在我国，政府首先选择东南沿海地区作为战略重点，因为这些地区的地理位置优越、有较好的基础设施，人力资源也较有优势，商品经济历来比较发达，并且这些地区拥有大量的海外华侨，可以发挥血缘关系的优势，吸引海外投资。因此，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中央政府除了直接投资外，对外商给予优惠政策，还给予这些地方的政府更多的自，允许他们大胆地进行试验，从而为这些地区的市场化创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试验成功的基础上，中央政府逐渐放开对其他地区的制度准入限制，全方位推进制度变迁。所以，我国的制度变迁呈现出由局部向整体的梯度推进格局，它大体上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1983年，宣布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试办经济特区，先由深圳、珠海试点。第二阶段是1983～1988年，扩大汕头、厦门为特区范围，开放北起大连，南到北海的14个沿海城市。1985年又开放长江、珠江和闽南三个三角洲地区。1987年成立海南省，作为特区省。第三阶段是1988年至今，以明确东西部均衡发展为主要特征。1989年邓小平指出了东西结合的问题，1992年南巡时反复强调上海和沿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1995年，中央指出要把战略重点转移到内地包括西部地区。特别是从1997年开始，随着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我国经济出现的不景气，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问题。至此，中央的区域政策逐步统一，缩小了地方政府制度内寻租的空间，实现地方之间协调和一致，使中国的市场化制度变迁进入整体性推进的阶段。
第三，先易后难的变迁进程。主要表现在：（注：华民著：《转型经济中的政府》，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8～31页。）(1)先农村后城市的改革顺序。中国农村是计划经济最薄弱的地方，国家虽然控制着土地的所有权，但无法控制其实际的使用权，国家的计划控制更多地停留在宏观层面；与城市相比，农民在计划体制下得到的利益要少得多，因而农民更欢迎市场新体制；更重要的是，农村的承包制改革几乎全部农村人口都受益，是一种“帕累托改进”，而越是接近“帕累托改进”的体制改革，所引起的利益摩擦和社会震动越小，也就越容易进行（注：樊纲：《论改革过程》，载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页。）。而城市的改革则会触及到许多在传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改革的难度也就更大。(2)先放权让利后产权改革。在计划体制下，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只有作为生产单位的工厂。而从工厂制度到现代企业制度的变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因为市场环境的培育和企业家阶层的形成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必须先进行放权让利的改革，然后再进行企业产权改革。通过放权让利的改革，为企业产权改革创造了“辅导期”，或为企业进入市场创造了一个“适应期”，政府一方面可以有相当一段时间为企业创造外部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企业在政府的辅导下可以适当调整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建立新的经营模式，并逐渐使企业领导人完成从“国家干部”到企业家的角色转变，以便顺利地进行产权改革，使企业走上市场。(3)先微观经济改革后宏观经济改革。一个完整的、有机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改革的最终结果，在改革的过程中，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制度要素不仅可以、而且必须是逐步甚至逐个引入的。这是因于微观经济的个别性与宏观经济的相对全面性，把微观经济改革置于优先的位置，更容易发生引致效应大于破坏效应的结果，从而减少制度变迁的社会代价，并通过知识的逐步积累而不断选择更有利的变革方案，以连续的制度响应而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在20年的改革历程中，中国首先进行农村改革，然后依次是价格改革、城市工业企业改革以及相关的法律制度建设，这些都属于微观性质的改革。到90年代，才把建设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改革的最终目标，明确地把宏观经济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并日益通过财政、金融、货币和对外贸易等手段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实现了调控手段重点由微观到宏观的转变。
改革开放的20多年来，中国保持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顺利实现了前两步战略目标，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中国的成功奇迹归根到底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实行了渐进式的改革战略，这种战略有着激进改革无可比拟的优越性：(1)减少制度变迁风险，使制度变迁平稳有序地推进。虽然世界上存在着比较成功的市场经济模式，以致一些西方学者非常推崇事先设计一个完美的变革蓝图，采用激进的改革方法在极短时间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俄国和其他东欧国家的“休克疗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是，事实证明，这样的道路并不成功。这是因为，转型的国家虽然可以通过书本或其他传输渠道获得有关市场经济的知识，但并不能获得那些难以言传的、只能靠直接实践活动才能获得的知识。更何况，任何一种市场经济的模式都是在一个相对特定的条件下形成的，它不可能完全照搬到别国那里去。这种信息的不完全性决定了决策者几乎不可能事先设计出一个完美无缺的市场化方案，而一次性地迅速实现市场制度变迁。如果一开始就大规模地整体地对旧体制进行根本改造，其可行性和适应性都存在着很大的风险。此外，激进的改革会使新的制度安排与旧的制度结构产生不相适应而不能发挥作用。而中国渐进式的变迁，是先在局部地区和部门、原有体制旁边进行试验，在取得成效后，对其他领域产生了“教育和示范效应”与正的“收入效应”，（注：苗壮：《制度变迁中的改革战略选择问题》，《经济研究》1992年第10期。）才一步步把制度变迁引向深入。而且，新制度安排的时机、步骤、利弊和进程都在政府的把握范围内，保持了制度变迁的相对稳定和有效衔接，实现制度变迁的有序推进。(2)减少制度变迁的成本。激进式的制度变迁由于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触及到传统的制度内核，因而会损害到较多的既得利益者，使社会的利益格局急剧分化，导致利益的不平衡，引发一系列新的矛盾；由于没有较好的变革积累，新制度的收益又存在一定的时滞，难以对失益者进行适当的补偿，因而会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增加制度变迁的成本。而渐进式的变迁则不同，它以局部的、试验性的方式进行改革，可以把试错的成本分散化，避免过大的失误。另外，渐进式变迁能够及时提供在哪些领域进行改革具有最大收益的信号，使制度产生自我强化的效果，沿着可以取得成效的方向推进，减少了制度变迁过程的实施成本。最后，渐进式的变迁有较好的试验积累，并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可以对制度推广所造成的失益者进行适当的补偿，从而减轻他们对变革的抵制，减少制度摩擦成本。
制度管理范文第5篇
第一条为加强全市旅游业管理，依法保护、合理开发、科学利用旅游资源，维护旅游市场秩序，保障旅游经营者和旅游者的合法权益，促进我市旅游业健康、持续发展，根据国务院《旅行社管理条例》、《导游人员管理条例》及《**省旅游条例》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旅游规划、开发、经营、管理、服务以及进行旅游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本办法所称旅游业，是指利用旅游资源和设施，从事旅游招徕、接待，为旅游者提供交通、游览、住宿、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综合性产业。
旅游资源是指可以为发展旅游业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历史人文资源和其他社会资源。
旅游经营者是指从事旅游业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第四条发展旅游业，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全民参与、行业自律、人才支撑的原则，实行多种经济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调动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等各方面的积极性，吸收国内外资金，大力发展旅游产业，确保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实现旅游业健康发展。
第五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旅游工作的领导，建立健
全旅游工作协调机制，定期研究旅游业发展的重要事项，协调处理跨行业、跨部门的旅游总体规划、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旅游产品宣传和推介、旅游客源开拓等重大问题。
第六条旅游业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旅游业监督管理。
发展改革、规划、城乡建设、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公安、外事、交通、财政、物价、商业、林业、文化、卫生、环保、宗教事物等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积极协助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做好旅游业管理工作。
第七条市、县级人民政府要根据发展需要将旅游业纳入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制定优惠政策，加大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努力改善旅游环境，积极扶持旅游业健康发展。
第八条对发展旅游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市、县级人民政府应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旅游资源管理
第九条市旅游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编制本市城市规划区及市政府规定的区域内的旅游发展规划，规划经征求省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意见后，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实施。其它行政区域内的旅游发展规划，由其所在地县（市）区旅游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编制，规划经征求市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意见后，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可根据实际需要对旅游业发展规划进行调整，调整方案须报同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涉及旅游产业地位、发展方向、发展目标和产品格局的重大变化，应当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条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旅游资源普查，建立旅游资源档案，指导旅游资源保护和开发建设，监督旅游规划的实施。
第十一条旅游区（点）应设置中英文对照的说明牌和指示牌，应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十二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和浪费旅游资源，严禁在旅游景区内非法采石、开矿、挖沙、建坟、伐木、烧荒、捕猎和其它经营活动。
第十三条需收取门票的旅游区（点）及旅游项目，必须由物价部门核定门票价格并予以公布后，方可接待旅游者。
第十四条鼓励境外、域外投资者投资开发旅游资源，兴建旅游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
第三章旅游经营管理
第十五条旅游经营者应当依法取得营业执照。申请设立旅
行社，须按照国务院《旅行社管理条例》及国家旅游局《旅行社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规定程序办理。
第十六条旅游经营者应依法经营，不得损害旅游者的合法权益。旅游经营者应制作和保存完整的经营档案，按照规定向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报送统计报表和提供有关信息资料，不得伪造统计报表和提供虚假数据。
第十七条旅游经营者要公开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明码标价，不得擅自提高物价主管部门制定的收费标准，不得单方改变双方约定的收费标准，不得欺诈、勒索旅游者，不得强迫旅游者接受收费服务项目。
第十八条旅行社须按照《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核定的业务范围开展经营活动，不得涂改、伪造、出让或转让《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第十九条旅行社与旅游者应当签订旅游合同，并按合同约定提供服务。旅行社因不可抗力原因而减少服务项目的，应酌情减免相应的费用，因旅行社过失不能履约并造成旅游者损失的，应予以赔偿。
第二十条旅行社应聘用具有导游资格的人员上岗服务，未取得导游资格证书的人员不准担任导游员。
第四章旅游者的权利义务
第二十一条旅游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
人不得侵犯。
第二十二条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享有下列权利：
（一）要求旅游经营者全面、真实地提供有关服务内容、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
（二）自主选择旅游经营者、服务方式和旅游商品，拒绝旅游经营者的强制销售行为；
（三）按合同约定获得质量与价格相符的服务，不接受合同以外的有偿服务；
（四）人身、财物安全得到保障；
（五）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受到尊重；
（六）法律、法规、规章等有关规定及旅游合同约定的其它权利。
第二十三条旅游者应履行下列义务：
（一）自觉保护旅游资源、环境，爱护旅游设施；
（二）自觉遵守旅游安全、卫生规定；
（三）尊重旅游地区的民族风俗习惯和；
（四）损坏旅游设施、设备，按价赔偿；
（五）自觉遵守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和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
（六）法律、法规、规章等有关规定及旅游合同中约定的义务。
第二十四条旅游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可直接向旅游经营者提出赔偿要求，也可向侵害其合法权益的经营者所在地旅游
行政主管部门投诉，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讼。
第五章旅游监督
第二十五条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对旅游业的监督检查。执法人员在执行公务时不得少于2人，应当出示执法证件，做到文明执法、秉公执法，并为旅游经营者保守商业秘密。
第二十六条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应建立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组织、协调、指导本行业的企（事）业单位开展职业教育、培训工作，培养旅游专业人才，提高旅游从业人员的素质。
第二十七条旅游经营者在旅游者的人身、财物受到损害时，应及时组织救护和查找，并在2小时内报告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禁止瞒报和漏报。
第二十八条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旅游者投诉的受理工作，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予以处理，并建档立案。
第二十九条旅游行政主管部门接到投诉后，对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在接到投诉之日起5日内做出答复；对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在接到投诉之日起3日内，书面告知投诉者不予受理的理由。
第三十条旅游从业人员在工作过程中不得擅自改变服务收费标准，不得索要小费、回扣；不得随意更改规定的或与旅游者约定的服务项目及计划安排。
第三十一条旅游饭店管理，积极推行星级评定制度，申请
评定星级饭店的，按相关规定办理。未被评定为星级的饭店，不得使用星级名义、称谓和标志对外宣传和招揽游客。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违反本办法应予处罚的行为，按照国务院《旅行社管理条例》、《导游人员管理条例》及《**省旅游条例》和国家旅游局《旅行社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规定的罚则执行。
第三十三条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四条违反本办法规定，妨碍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旅游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分。
第七章附则
第三十六条本办法未尽事宜按法律、法规及规章等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七条本办法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市旅游局负责解释。
制度管理范文第6篇
第一条为了加强燃气管理，保障社会公共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燃气用户和燃气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促进燃气事业发展，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从事燃气的规划设计、经营、使用，燃气设施的建设、管护，燃气器具的销售、安装、维修以及相关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本条例所称燃气，是指供给生活、生产使用的天然气、液化石油气、人工煤气等气体燃料的总称，但不包括沼气、秸秆气。
第四条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燃气管理工作。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和改革、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公安消防、质量技术监督、环境保护、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燃气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五条燃气事业的发展应当遵循统一规划、配套建设、合理利用能源、建设与管理并重的原则。
燃气的经营和使用应当做到保障供应、安全规范、节能高效。
第六条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燃气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多渠道保障燃气供应，建立燃气供需调控机制，鼓励和支持燃气科学技术研究，逐步普及燃气使用。
第二章规划与建设
第七条设区的市、旗县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规划等部门，根据城乡总体规划，编制本地区燃气专项规划。经上一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技术论证并提出意见后，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设区的市、旗县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城乡统筹、合理布局的原则，按照燃气专项规划的要求，对燃气供应站点进行统一规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八条城市建设应当按照城市燃气专项规划，配套建设相应的燃气设施或者预留燃气设施配套建设的用地和空间。预留的用地和空间，未经法定程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或者改变用途。
城市新区开发和旧城改造，新建、改建、扩建道路、桥梁等市政工程和居民住宅时，按照城市燃气专项规划需要配套建设管道燃气设施的，管道燃气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
第九条新建、改建、扩建燃气工程项目应当符合燃气专项规划，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投资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准。
燃气工程项目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和安全评价，配套建设相应的安全设施。安全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规划部门在核发燃气工程规划许可证前，应当征求同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正当理由不得阻挠经依法批准的燃气工程项目的施工。
第十条从事燃气工程勘察、设计、施工和监理活动的单位，应当具有相应的资质，并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标准。
第十一条具备管道燃气供气条件的高层民用建筑，应当采用管道燃气供气。无管道燃气的地区，新建的高层民用建筑，应当安装集中的管道供气装置。
第十二条燃气工程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依法组织竣工验收。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
建设单位应当在燃气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15日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当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以及有关部门备案。
建设单位应当在燃气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3个月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城建档案管理机构移交完整的工程项目档案。
第三章经营管理
第十三条从事管道燃气经营的企业，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条件，经所在地盟行政公署、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通过招标投标等方式决定，取得管道燃气经营许可证。
从事瓶装燃气经营和燃气供应经营的企业，应当具备国家规定的条件，经所在地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取得燃气经营许可证。
第十四条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在燃气经营许可证确定的经营内容、区域、期限内从事燃气经营活动。
管道燃气特许经营期限最长不得超过30年。
第十五条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建立质量检验制度，保证销售的燃气的热值、组份、嗅味、压力等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燃气气瓶的充装量应当与标称重量及国家规定的充差范围相符。燃气供应站点应当为用户提供复核充装量的称重器具。
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对燃气的质量进行检查，并向社会公布检查结果。
第十六条燃气经营企业运输装有燃气的气瓶，应当使用符合安全运输要求的车辆。
第十七条燃气经营企业应当保障燃气正常供应，不得擅自停止供气、更换气种。确需停止供气、更换气种的，应当报原发证机关批准，并对燃气用户燃气供应事宜作出妥善安排。
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停业或者歇业的，应当提前90日向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停业、歇业。
燃气经营企业无法保障正常供应燃气，严重影响用户利益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采取必要措施，保障燃气安全供应。
第十八条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因施工、检修等原因停止供气或降压供气影响用户正常使用燃气的，应当提前3日予以公告。因不可抗力或者燃气设备抢修等紧急情况，确需停止供气或者降压的，应当及时告知燃气用户，并按规定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引起停止供气的原因消除后，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尽快恢复供气。恢复供气之前应当及时通知用户，但不得在22时至次日6时之间向居民用户恢复供气。
第十九条燃气价格及服务收费依据、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的制定，应当遵守价格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在经营场所公示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按照规定标准收取费用，并向燃气用户出具票据。燃气经营企业不得有未受用户委托自行提供服务的收费行为。
制定和调整燃气价格及服务收费标准应当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进行听证。
第二十条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加强对从业人员的管理。从事安全管理、燃气燃烧器具安装维修、瓶装燃气配送和抢险抢修的人员，应当具有相应的专业知识。
国家对从事燃气行业特定岗位有职业资格要求的，有关从业人员应当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
第四章使用管理
第二十一条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履行普遍服务的义务。对申请使用管道燃气并符合使用条件的用户，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应当与其签订供用气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不得拒绝供气。
第二十二条燃气经营企业不得限定或者变相限定用户购买本企业或者其指定的燃气器具和相关产品，不得限定或者变相限定用户委托本企业或者其指定的安装单位安装燃气器具。
第二十三条管道燃气用户需增设、迁移、改装、拆除户内管道燃气设施的，应当经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同意，由具备相应资质的企业具体实施。
因工程施工确需改动燃气设施的，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条件，经工程所在地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并会同燃气经营企业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
第二十四条管道燃气的用气量，应当以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检定合格的燃气计量装置的记录为准。
用户对燃气计量装置准确度有异议的，可以向供气的管道燃气经营企业申请测试，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在接到申请之日起3日或者与用户约定的时间内，申请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测试。
燃气计量装置的误差在法定范围内的，测试费用由用户支付；误差超过法定范围的，测试费用由管道燃气经营企业支付，并由管道燃气经营企业免费更换合格的燃气计量装置。
用户对测试结果有异议的，可以向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投诉。
使用超过法定误差范围的燃气计量装置的用户，其在申请之日前2个月的燃气费按照测试误差调整后的标准收取。
第二十五条燃气用户应当依据燃气计量装置的计量数据按规定期限缴纳燃气使用费，不得拖欠或者拒缴。
第二十六条燃气用户有权就燃气经营的收费和服务向燃气经营企业查询，可以向有关部门或者组织投诉，有关部门或者组织应当自接到投诉之日起15日内予以答复。对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燃气服务费，燃气用户有权拒付。
第二十七条管道燃气用户需要更名、过户、销户的，应当向燃气经营企业办理变更或者销户手续，结清燃气费。
第二十八条燃气器具应当附有产品合格证和安全使用说明书，并经法定检验机构对其气源适配性进行检测，检测结果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定期向社会公布。
第二十九条燃气器具安装、维修企业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从事安装、维修活动的作业人员进行岗位培训。
燃气用户应当委托具有资质的安装维修单位安装维修燃气器具。
第三十条燃气器具安装、维修企业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国家有关标准安装、维修燃气器具，所使用的材料和配件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二)不得擅自移动燃气计量表和公用燃气设施；
(三)向用户提供安装、维修凭证；(四)设定不低于1年的安装保修期。
第五章安全管理
第三十一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按照城镇燃气设计规范划定燃气设施的安全保护范围，并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在燃气设施安全保护范围内，不得从事下列活动：
(一)建造建筑物或者构筑物；
(二)开挖沟渠、挖坑取土或者种植深根植物；
(三)进行打桩或者顶进作业；
(四)动用明火作业；
(五)存放易燃易爆物品或者排放、倾倒腐蚀性物品；
(六)从事爆破作业；
(七)其他可能损坏燃气设施或者危害燃气设施安全的行为。
确需在燃气设施安全保护范围内实施前款第二、三、四项作业的，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应当与燃气经营企业协商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并在专业技术人员的监督下施工。
第三十二条城市规划部门在审核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申请时，应当告知建设单位项目施工涉及的燃气安全保护范围。
第三十三条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在燃气的调压站、气化站、汽车加气站、液化石油气瓶库、充装站、换瓶站、储存站等重要燃气设施建筑物上设置醒目、统一的安全识别标志，并采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移动、覆盖、拆除或者损坏燃气设施的安全识别标志。
第三十四条燃气经营企业从事气瓶充装活动的，应当依法取得气瓶充装许可证。
燃气经营企业在气瓶充装过程中，应当遵守下列安全规定：
(一)使用的气瓶应当按照国家标准和规定进行检验，不得给过期未检验的气瓶、不合格气瓶和报废气瓶充装燃气；
(二)气瓶的灌装量和残液量应当符合国家规定，并按规定抽取残液；
(三)对出站气瓶进行复检，合格后粘贴符合安全技术规范及国家标准规定的警示标签和充装标签。没有警示标签和充装标签的，不得出站；
(四)禁止违反安全标准超量充装瓶装燃气；(五)禁止从液化石油气槽车直接向气瓶充装液化石油气或者用气瓶相互倒灌燃气。
第三十五条燃气用户应当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气瓶及经检测适合当地燃气使用要求的燃气器具。燃气用户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加热、摔、砸燃气气瓶或者使用时倒卧燃气气瓶；
(二)转灌瓶装燃气和倾倒残液；
(三)自行涂改气瓶检验标记，拆修瓶阀、附件；
(四)使用超期限未检验、检验不合格或者报废气瓶；
(五)在不具备安全使用条件的场所使用燃气；
(六)在设有燃气管道设施的房间内放置炉火或者存放易燃易爆物品；
(七)在燃气输配管网上直接安装燃气器具或者采用其他方式盗用燃气，擅自变更燃气用途；
(八)将燃气管道作为负重支架或者电器设备的接地导体；
(九)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三十六条燃气经营企业选用的燃气贮罐、气瓶和调压器应当符合规定的标准，并按照压力容器管理的有关规定定期检修和更新。
第三十七条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建设、公安消防、质量技术监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交通、环境保护、卫生等有关部门建立燃气安全预警联动机制。
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的燃气事故应急预案，并负责应急预案的组织实施工作。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根据当地燃气事故应急预案的要求，制定本单位燃气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第三十八条燃气经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应当对企业生产安全全面负责。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建立燃气安全管理责任制，健全安全管理网络。燃气经营企业应当建立燃气设施巡查制度，对燃气设施进行日常巡查，对用户安全用气进行检查，并建立完整的检查档案，发现事故隐患，应当及时消除。
第三十九条燃气经营企业应当成立事故抢险抢修队伍，配备专业技术人员、防护用品、消防器材、车辆、通讯设备等。
燃气经营企业应当设置抢险抢修电话，向社会公布，并设专岗全天二十四小时值班。
第四十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燃气事故隐患时，应当立即向燃气经营企业或者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公安消防机构报告。
燃气经营企业或者有关部门接到事故隐患报告后，应当立即处理，不得推诿。
第四十一条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加强对燃气经营企业的监督检查，发现安全隐患应当及时予以处置。
发生燃气事故时，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燃气经营企业应当根据燃气事故应急预案，采取相应安全应急措施，立即组织抢修。
抢修燃气设施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积极配合，不得进行阻挠或者干扰。
燃气事故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按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调查处理。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违反本条例第八条规定，擅自改变预留的燃气设施建设用地用途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四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第十条规定，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因施工不当造成建筑物损坏的，由施工单位予以修复；给燃气用户造成损失的，依法予以赔偿。
第四十四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未取得管道燃气经营许可证或者燃气经营许可证擅自从事燃气经营活动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对燃气经营企业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燃气供应站点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五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三十七条第三款、第三十八条规定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第四十六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燃气经营企业擅自停止供气、更换气种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给燃气用户造成损失的，依法予以赔偿。
第四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管道燃气经营企业拒绝向符合条件的用户供气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八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擅自改动燃气设施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情节严重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九条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规定，燃气器具安装、维修企业未按有关标准安装、维修燃气器具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条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在燃气设施安全保护范围内存放易燃易爆物品或者排放、倾倒腐蚀性物品，从事爆破作业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擅自建造建筑物、构筑物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依法申请人民法院执行。
第五十一条燃气用户有本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五、六、七、八项行为之一的，由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对个人用户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用户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二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违反法定职权或者法定程序进行审批的；（二）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企业颁发燃气经营许可证的；（三）对违反燃气质量、安全、价格等规定的行为不依法查处的；（四）发生重大燃气事故后不及时组织抢修、不及时调查处理的；（五）利用职权谋取非法利益的；（六）不依法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其他行为。
第七章附则
第五十三条本条例中下列用语的含义是：(一)燃气供应站点，是指为用户供气的瓶组气化站、瓶装供应站(瓶装燃气换气点)、燃气汽车加气站等；
(二)燃气设施，是指专用于燃气生产、储存、输配、供应的各种设施及其附属设备，包括气源厂、门站、气化站、混气站、储配站、调压站、计量站、供应站、加气站、各种燃气管网及其附属设施的总称，以及用户户内燃气计量装置、金属管道和阀门等设施；
(三)燃气器具，是指使用、充装燃气的炉具、取暖器、热水器、沸水器、冷暖机、烘烤器、燃气气瓶、调压器等产品。
第五十四条自建燃气设施供本单位使用的，参照本条例的规定执行。
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企业在城市规划区以外的集输管线、长输管线、直供工业用户的专用管线的建设、管理和使用不适用本条例。
制度管理范文第7篇
内容摘要：本文重点在于厘清制度、制度权威与制度化管理的内涵和三者之间的关系。制度权威在组织管理中具有的特定功能和意义，是制度化管理得以施行的基础。
关键词：制度 制度权威 制度化管理
制度、制度权威的界定
各个领域的学者对“制度”概念的界定不尽相同。强调制度管理特征的经济学家认为，制度是规则体系或管理体系。传统制度学派代表人康芒斯认为制度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新制度学派的道格拉斯・诺斯认为，“制度由一系列规则形式的和规章形式的行为约束组成；而且，制度最终是由一系列道德的、伦理的和行为的规范组成的，这些规范限定了人的行动界限，并且制约着具体制定和实施各种规则、规章的方式”（North，1984）；“制度是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严格的说，是人类设计的制约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用经济学的术语说，制度定义和限制了个人的决策集合”（North，1990）；同时，诺斯也看到了社会中存在种种正式及非正式的规章结构，认为“制度是人为设计出来构建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互动关系的约束，由非正式的约束（奖惩、禁忌、习俗、传统及行为准则）和正式的规则（宪法、法律、产权）组成”（North，1991）。早期的社会学家，从库利、韦伯到塞尔兹尼克和帕森斯，认为制度主要是规范性结构，它为社会生活行为提供了道德框架。马克斯・韦伯解释说：“一个规范团体行为的制度，应该叫做行政管理制度。一个规范其他社会行为并保障给行为者提供通过这种规范所开创的机会的制度，应该叫做调节制度。”美国社会学、政治学家亨廷顿也认为，“制度是指稳定的、受到尊重的和周期性发生的行为模式”。在我国学术界，有人赞成“制度是社会规则”的规定，而且主张“制度仅指正式规则”。
制度概念在组织分析中最具影响力的运用来自梅耶和罗文（Meyer&Rowan，1977）。他们认为，现代组织的许多主张、政策、纲领及程序是通过舆论、重要成员的观点、由教育体系合法化的知识、社会声望、法律、法庭上使用的过失和谨慎的定义等来实施的。日本学者青木昌彦从博弈论的角度对制度进行定义，认为“制度作为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其实质是对博弈均衡的概要表征（信息浓缩），它作为许多可能的表征形式之一，起着协调参与人信念的作用”。斯科特（Scott，1995）力求涵盖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都强调的三种要素，从而对制度提出了他的理解和定义：制度是由社会行为提供稳定性和有意义的、认知的、规范的和管理的结构与行为组成的。
以上制度的概念是各领域学者从自身研究角度出发做出的界定，对于制度在组织中作用程度的探讨还很少。本文中的“制度”是一个相对狭义的概念，是指约束和调整组织中各种行为和关系的规范体系。
制度权威是要以科学确定的制度规范为组织协作行为的基本约束机制，主要依靠外在于个人的、科学合理的理性权威实行管理。制度权威的问题是人与制度关系的问题，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制度是制度权威的基本问题。制度权威实质上是人们对制度的服从关系，这种服从关系表明了制度发挥作用或者制度有效性的程度。本文认为，制度权威是指组织中的制度能够对人的行为起到约束和调整作用，是组织中的“命令――服从”关系。
在巴纳德看来，权威是正式组织中信息交流（命令）的一种性质，通过它的被接受，组织的贡献者或成员支配自己所贡献的行为，即支配或决定什么是要对组织做的事情，什么是不对组织做的事情。巴纳德指出，权威的源泉在于接受权威的一方而不是发出权威的一方。换言之，只有那些被下属认可了的、接受了的指挥、命令才具有权威的性质，强调来自组织或上级的指示命令与下属的选择相一致的侧面。韦伯把权威定义为在一个可能标明的人的群体里，让具体的（或一切的）命令得到服从的机会。
制度权威是制度的权威作用，这个概念是建立在韦伯提出的权威体系基础之上的。韦伯认为，任何组织都必须以某种形式的权威作为基础，没有某种形式的权威，任何组织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在韦伯那里，权力不是一种单向作用的力，而是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是由具有主观意义取向的社会行动建构起来的。为了把统治与暴力控制区分开来，韦伯又把正当化的统治称为“命令控制”或权威，并从理论分析的角度为这种统治形式确立了两个基本特征：其一是自愿服从，其二是存在一套支持统治正当性的“信仰体系”，即说明为什么某人或某些人应该服从某种统治的理论体系或意识形态。
制度与制度权威的关系
（一）制度的建立影响制度权威
制度权威是人们对制度的服从关系，所以制度权威的确立必然以制度的建立为前提。制度权威状况是由制度产生和适用的条件、制度的主体和客体以及制度自身的状况所决定的。制度权威的可能性存在于人们对一定的制度规范服从并遵循的基础之上，是要以科学确定的制度规范作为组织协作行为的基本约束机制，主要依靠外在于个人的、科学合理的理性权威实行管理。制度权威的确立依赖一定的基础和条件。一种制度权威的建立和巩固绝非是一个纯自然的过程，它需要制度自身的合理性、必要的外在强制和激励以及思想文化等因素的保障。制度本身与现实状况是否吻合、与组织文化是否协调，都影响着制度权威的确立。制度的合理性越强，则制度权威不管是通过外力还是由内在的认可、赞同、追随等来确立都会更加容易。所以，制度自身的状况会影响到制度权威的确立，制度自身的合理性为制度权威的确立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制度权威体现的命令―服从关系在组织中是一个循环连续的作用过程，制度的完备性和合理性会影响到相关过程中制度的权威状况。相互抵制的制度或不完备的制度都会对相关制度的权威确立起到削弱的消极作用。制度本身建立得越完备，则反制度因素的影响越小，制度权威的确立就越容易，权威也更容易巩固。
因此，科学的制度和制度规范是制度权威确立的基础，必须先有制度和制度规范，制度权威才有确立的机会。也只有制度本身的合理性、完备性达到一定程度，制度权威才有确立的可能。
（二）制度建立和制度权威的确立并不一致
制度文本在组织中只是一种形式或一纸文件，制度的建立只能说明有了制度这种形式上的约束或者产生了一些文件，而这些文件和这种形式上的约束并不会去约束组织中的个人，组织管理中真正起作用的是制度权威。只有制度权威确立了，制度才能发挥作用。制度权威的重点在于制度要具有权威，能发挥其作用，成为组织协作行为中的约束机制和手段。制度产生或建立之后，能否发挥作用，在多长时间内发挥作用，即制度权威何时得以确立，这跟制度所约束的对象的态度有关，也跟制度产生的原因和背景有关。
在组织管理实践中，管理制度的建立一般都是为了实现一定的组织功能。制度设计、属于制度建立涵盖的内容，但是制度在建立之后能否起到规范组织成员的作用以及这种作用的程度都源于制度权威的确立。制度权威的确立状况和制度本身以及管理工作都有关联。就制度而言，从适用范围角度看，制度要与一定的客观条件相适应；从制度的客体角度看，制度要与行为主体――人的状况相一致；从自身的逻辑性看，制度所包含的各种规范性要素要严密、一致。制度自身的合理性、完备性越高，则建立之后越容易确立其权威；反之，建立的制度不合理成分越多，则越难确立制度权威。另外，即使制度本身合理性、完备性都相对较高，但制度的管理工作没有到位，如推广不力，员工不理解或没注意制度，或者管理者带头违反制度等等，都会对制度权威的确立产生破坏性影响。所以，制度建立并不意味着制度权威就能相应地确立，两者并不是一致的。
制度权威与制度化管理的关系
（一）制度化管理的内涵
以制度规范为基本手段协调企业协作行为的管理方式，就是制度化管理。制度化管理的实质在于以理性的、科学确定的制度规范为组织协作行为的基本约束机制，主要依靠外在于个人的、科学合理的理性权威实行管理。
在企业组织经营管理过程中，由于管理所依托的基本手段不同，存在着不同类型的管理方式。市场经济发展早期，企业组织管理中多依靠个人的权威，以传统的权威和“神授”的权威为基本的控制手段。伴随着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企业组织、行政组织和各种大型组织逐渐把管理过程中依赖的基本权威由个人转向理性的管理制度和规范。
制度权威来自于组织结构中对管理者地位和权力的正式规定。这种形式下，管理者拥有组织授予的奖惩权，可以视被管理者工作的不同情况，决定给予奖励或惩罚。它建立在强制力的基础上，是法的权威，不是个人的权威。而非正式权威来自于个人所具有的特殊品质，具有这种品质的某个人可以将众人吸引到自己身边，服从其管理和领导。非正式权威是建立在对个人的忠诚关系上，是对个人负责。
（二）制度权威在组织管理中的功能
一是组织制度权威维护着特定组织的内在结构，从而维持组织的本质和功能。组织的内在结构和框架总是要表现为一定的制度规范形式，在这一意义上，组织制度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各种制度规范的集合。一定的社会组织从其内在结构的意义上说，就是该组织各种职位的设定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人事分配的方式和原则，也包括一系列标准和形式的设定和职员实践方式以及决策方式、制度规范方式的设定。
二是组织制度权威规范着组织成员的行为，具有维持组织稳定性和统一性的功能。组织成员是若干具有独立性、自身利益追求和个性追求的现实的人，能够把他们组织起来并形成一种组织统一性的不是成员自身的差异性，而是在个体之外的统一规则约束机制的存在。组织制度权威对于组织成员行为的规范性以及维护组织稳定性和统一性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组织制度权威规定了组织利益的统一性，规范着组织成员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方式，从利益统一性的方面维护着组织的稳定性和统一性。其次，组织制度权威强化了组织成员观念意识的统一性，培养了组织成员的组织秩序意识。
三是组织制度权威是组织生存的基础。制度构成了一个组织的内在框架，制度权威通过规范组织成员的行为保证了组织存在的秩序性和稳定性，它使分散的、独立的、现实的个人结合在一起，并且具有了共同的利益追求、文化环境、价值取向和意识主题。同样，原有组织的消亡和新组织的出现也是缘于组织制度权威的变化。当原有的组织制度权威消亡的时候，这一组织也就不复存在或者名存实亡了；当一种新的制度权威成为一定数量的人们相互联系的纽带的时候，一个新的组织也就随之形成了。组织发展的历史实际上是一个制度权威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
综上所述，以制度权威为主的制度化管理对于组织管理意义重大，它能够降低管理成本、消除管理中的一些不确定性、合理配置资源、提高管理效率、实现组织目标和个体目标。除了一般的效率、目标和成就之外，制度化管理是组织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之一，它还能实现组织发展与个体发展的均衡，避免组织中以人的权威为中心而对个人的过度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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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管理范文第8篇
关键词：高校管理制度化；源起；悖论；文化管理
高校管理制度化是高校组织和个人行为与组织规范相符合的程度和过程，依靠的是外在的规章制度和在此基础上建构起来的理性权威[1]。但管理制度化不是万能的，其标准化、官僚化等弊端显而易见。而高校管理制度化何以产生，其弊端及其源起的深层次原因何在，如何更有效进行克服，这些都需进一步厘清和探讨。在时代大背景下，传统的学生管理理念、管理模式和管理体制的弊端日益凸显，亟待改革和创新。文化管理作为一种新的管理理论和管理的最高境界，注重文化在管理中的作用，并将文化贯穿于管理的全过程。把文化管理理论运用于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推进高校学生管理制度创新，充分发挥制度管理与文化管理的效能，对于做好新时期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高校管理制度化的源起：委托—关系的内生及企业科学管理的借鉴
（一）基于委托—关系而产生的管理制度是前提委托—关系广泛存在，而公立高校作为社会组织，与经济领域中的公司一样，同样存在委托—关系[2]。拿中国公立高校来说，其内部委托—关系表现为：执政党、政府———高校（高校负责人）———高校内部组织（教职工）；高校负责人既是人同时又是第二层委托人[3]。委托人为了使人替委托人的目标和利益着想呢，制定规则就成为高校管理的最重要的办法。制度是为了利益和管理而的并且很有用，依章办事就成为必然的选择，管理的制度化就自然形成了。
（二）追求效率的理性主义及社会转型制度化趋势成为制度化管理的推动力这首先是受科学理性、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思潮的影响。管理学因其数字化、标准化、专业化的特性正与高校管理追求政绩和效率一拍即合。高校的制度之所以越来越呈现出与其他组织相似的特征性，就在于它们逐渐放弃了自己的精神品格、价值追求和组织特性的认同，而倾向于以对效率的追求催发人的务实精神、竞争意识和时间经济等现代观念的形成，使高校越来越难以坚守其独立的立场、自由的思想和批判的精神，加剧了大学传统精神与现代观念间疏离、断裂乃至对峙。然后是社会转型的制度化趋向推动了高校管理的制度化[4]。国家就要通过建立新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文件规定等，将过去尚未规范的新事务、新情况和新问题规范起来，统一纳入到有章可循的制度轨道上来。在这种社会制度化的洪流下，高校管理的制度化也就应运而生。
（三）行之有效的高校现有的管理制度是管理制度化的重要依据[5]一是最高层次高等教育法律，它属于最高级别的刚性规章，它是国家管制高校的最权威的规章，高校必须严格遵守。二是中间层次的高等教育政策法规。其是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出台的在一定时期内生效的有关高等教育政策法规，对高校具有普遍约束作用，具有较强的宏观性和针对性。三是高校内部管理的学校章程和内部管理制度。其是高校内部管理的重要依据。
二高校管理制度化的悖论：手段成为目的
（一）管理手段的标准数字化，忽视高校的人文性管理制度化催生管理标准化。标准化的制度规则，能够精确地测定相关人的绩效表现，能准确地界定责任和后果，而降低了制度实施的成本，提高了制度的效率[6]。但是随着教育环境的变迁，标准化的管理所具有的教条、机械、僵化和冷漠，必然导致人性的忽视，标准化管理势必遭到越来越多“人性化”的质疑、批判和抨击。而且在实际中，量化的、指标化的要求日益将人们都推到形式主义的“数字游戏”当中。同时，在高校的教学活动中，我们更多看到要求的是课堂的程序化、规范化，而忽略教育中文化的价值和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尊重，忽略学生内部学习机制[7]，忽视教育是一种具有独特的价值观念、文化目标、精神追求、独特原则和活动规律的专门性事业。
（二）工作机制的行政官僚化，忽视高校的学术性[8]管理制度化引致管理成文化，而管理成文化恰是官僚科层制最大的特征。管理制度化推动官僚体制（行政管理者）倾向于建立无休止的制度规则和内部章程，以实现“手段—目标”的技术理性，实现等级控制和权力协调。其显著特征就是照章办事、服从执行、官样文章和繁文缛节。
（三）管理方式的制度崇拜，忽视制度的异化一是在管理过程中，管理者对自身常常会形成相当程度的自恋性，对自己掌控的权力产生错误的认识，导致“权力的自负”。由于管理者过分相信和依恋所掌握规则，过分迷信其制度的权威和效力，因此，就会形成规则依赖症，动辄就制定政策，导致制度的肆意泛滥。制度增多了，但制度之间的冲突和规则之间的相容性问题也增多了；制度增多了，但制度的漏洞也更多了；制度漏洞更多，需要新的制度进行修护；新的制度增长了，但管理的制度成本也增加了[9]。二是制度增加，制度在依靠程序、标准或规范通往效率目标的同时，也使人类逐渐丧失自我而沦为制度的奴隶，为制度所束缚，被“制度化”和“物化”。
三高校管理制度化的消弥：构建文化管理范式
（一）文化管理的效能及其重要意义
（1）文化管理运用于创新高校学生管理制度势在必行。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学生管理模式主要采用制度管理，即以各种规章制度对学生的行为进行约束，着重强调的是管理制度的作用。不可否认，完善的管理制度有利于对学生的行为进行规范，为学生管理工作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但是，传统的制度管理模式下的高校学生管理具有如下弊端[10]:一是侧重对学生的外在行为的约束、控制和激励，缺乏对学生内在的思想、意识、动机的约束、控制和激励，是治标管理。二是侧重抑制人性恶的一面，是刚性管理和硬管理，带有强制性，是他律管理。三是硬性规定学生“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是被动管理，学生是被动服从等等。所谓文化管理是指在组织管理的过程中，通过形成以共同价值观为核心的组织文化，使组织成员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实现有效管理的一种管理理念。其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在一个组织内，如何形成一定的组织文化从而实现对组织的有效管理[11-12]。文化的核心是健康积极价值观，坚持依靠人、成就人的原则，发挥人的能动作用，达到最佳的管理效果。
（2）加强文化管理对于改进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重要作用。将文化管理运用于高校的学生管理工作中，就是通过长期的培育，使学生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将学校的各项管理制度内化于学生的实际行动，从而实现有效的学生管理。首先，文化管理有利于完善学生管理制度。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文化管理从塑造学生的共同价值观入手，使学生从内心深处认可学校的规章制度，从而自觉规范自己的行为，使自己的行为与学校的规定相符合，推动学生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因此，它是对学生管理制度的一种完善，其次，文化管理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现代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全面提高学生素质，使学生得到全面发展[13]。文化管理强调学生自主管理，学生既是被管理者，又是管理者，改变了传统学生管理体制下学生处于被动地位的状况，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促进全面发展[14]。
（二）文化管理形式的构建途径
（1）理念层面：突显高校组织的文化特性。第一，高校是探求高深知识的乐土。高等学校是以知识为操作材料，以学科为基本构架的教育组织，只能由学者根据自己的旨趣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去探索和邂逅新真理。在这里，无制度成为了最好的规定。第二，高校乃“群英荟萃地”。一是高校为学者密集的场域，是高智商、高水平的知识分子富集之地。知识分子劳动有别于其他劳动的特征。知识分子的劳动特征是科学探索与知识创新的“非线性”、非均衡性；遵循人才培养的诸多特性：群体培养与个性培养的结合、可计量与不可计量的交叉、连续性与阶段性的有、人才培养周期较长而效应滞后等。制度的灵活和人性化、管理的人文性是充分发挥学者能动性的重要条件。[15]第三，高校乃从事教育的殿堂。有效的和成功的教育必须因材施教和尊重人性，必须注重激发师生的兴趣和创造性。从教育过程看，高校教师的劳动并不是简单的知识转换，也不靠整齐划一的教育模式所能承载，而是更多技能和技巧、能力以及道德品质的转化和发展，从这个意义讲教育者是创造者，教师的工作难以用固定的劳动规则进行有效监控。第四，高校是“学术共同体”[16]。学术属性是高等学校区别企业和政府等其他组织的重要内容。高等学校的学术属性秉承了学术自由的大学传统，反映着大学的基本社会价值。
（2）操作层面：构建文化管理范式。第一，高举人性、人本、人权的价值取向。要强调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基本观念体系对人的行为改变与影响；要坚持把人作为组织管理和一切工作的中心，把高校管理中被降低了重要性的人类行为要素，如人的尊严、权利、价值、归属感、利他、服务等处于核心的地位。第二，塑造开放、自由、包容的管理文化。高校管理应致力于营造开放、自由、宽松的环境，以保障高校的文化传承、文化创造活动，应避免外在的强制和控制。追求实现学校组织的价值观的过程就意味着肯定，尊重个体价值意味着个人的成功，也包容个人的标新立异。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注重学生人文关怀人是管理的起点，也是管理的归宿，以人为本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客观需要[17]。第三，构建参与、协商、共享的管理机制。在高校管理中，管理者不能将被管理者当成执行制度的工具，而是要确立被管理者的主体地位，坚持人格平等、互相尊重，通过平等对话、交往沟通达到管理目标。第四，完善学术、教学、行政的运作方式。高校组织必须是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的并行[18]。目的均是为高校发展以及培养人才服务。真正重要的是要确立学术本位的理念，杜绝行政思维对学术事务的不当干预，保证学术权力的正常运行，既不能学术事务行政化，也不能行政事务学术化。对于高校中的非学术性部门建议主要用科层组织的管理模式，而对于学术部门，则应当主要用社团组织的管理模式，多发展专业性的非正式组织。同时培育自主文化意识，实现学生自我管理学生管理工作应当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之主动参与到学生管理工作中来。培育自主的学生文化，让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显得尤为重要。
四结语
总而言之，要按照现代管理的基本原理和高等教育的客观规律，将刚性的制度管理与柔性的文化管理相结合，并使之在同一管理平台上实现互补和互动，从而淋漓尽致地发挥学生管理的最大效能即在不断完善刚性的制度管理的同时，切实加强柔性的文化管理，不仅用规章制度去约束和规范学生的行为，更加注重以高尚的校园文化去感召学生，使遵守规章制度成为学生的理念和行为，达到由他律到自律，使学生在心情舒畅、民主自由、尊重个性的校园文化氛围中轻松愉快地学习和成长，这才是高校学生管理的高境界。
作者:徐小柏 单位: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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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杨怡人,隋红升.高校应注重人文教育和人性化管理[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07,23（4）:61-63.
制度管理范文第9篇
制度管人让我收获了“第一桶金”
1999年我走上了学校管理岗位。和新上任的许多校长一样，我当时并没有管理经验，只是仿效以前校长的做法在学校里忙忙碌碌。如果说有什么办学思路，现在回想起来有两点是比较明确的：一是认为学校必须有序，要规范。学生要有学生的规范，教师要有教师的规范。二是认识到校长要帮助教师提高水平，要提高教学水平，也要提高教科研的水平。至于在校园物质建设方面，我没有像其他校长那样花大量精力，我觉得这是政府的事，校长不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校舍建设上，不应该拘泥于对“财、物”的管理，而要把精力集中在对“人”的管理上。
抱着这样的管理思路，我竭尽全力，做得非常认真。首先是制定制度，然后按制度执行。那时学校还远没达到现在的民主程度，校长对学校规章制度的制定具有非常大的权力，学校制度的出台只需在行政会上讨论通过就行。那时，我相信“人管人累死人，制度管人管好人”，全面践行“制度管人”的理念：发现有的教师备课不认真，就在制度上增加对备课的考核分；学校教科研成果不多，就加重了对论文的考核；对学生管理强调“静”字，只要有学生在教学区大声喊叫，就扣班级的分数……我在这所学校当了四年校长后，学校的规章制度已经由原来的几页纸变成薄薄的一本了。
“制度管人”的理念让我收获了管理的“第一桶金”。因为有制度这根管理的“大棒”，学校规范建设取得实效。没有教师迟到早退，没有教师敢坐着讲课，也没有人中途离岗……学生在教学区相对较安静，“跑、跳、叫”现象暂时得到遏止。教师教育教学成绩也取得较大的进步，学校获得了好几个省级荣誉。2001年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召开，要在全国选择素质教育开展得较好的100所学校进行宣传，我们学校榜上有名。
制度管理并没有像预想中那样，促进学校的持续发展
随着管理的深入，我开始感受到制度管理的“痛”，管理过程也变得战战兢兢。
第一，严格的制度管理给教师带来了无尽的压力。制度越多，教师要遵循的规范就越多，自由空间受限制；执行越严，教师被扣分的机会越大，等到期末考核分出来时，很多教师都只能站在低分位置上，个体的尊严受损。面对一个处处受“监控”的环境，教师的教学热情在减退，厌倦情绪在增加。
第二，干群关系紧张。每项内容的检查任务都分派给各个行政人员，我自己也经常巡视检查。有时，我还亲自站在校门口检查教师到校时间，即便是相差几分钟也毫不留情地扣分；有时到教师办公室走走，发现有老师不在，就要调查是否中途离岗……行政与教师的关系就像“猫鼠关系”，那些经常被扣分的教师对行政人员甚至从反感发展到憎恨。原来没当校长前与教师之间的那种纯朴关系消失殆尽，教师和我有了隔阂，我自己也感觉似乎走到了教师的对立面。
第三，制度管理并没有促进学校的持续发展。在严格的制度管理下，教师都以制度为“目标”，越来越中规中矩。没有人违反制度，但也没有人超越制度，教育的创新氛围出不来。我的管理似乎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产生不了新动力，也没有了新思路。
我努力地寻找突破口。一个偶然的机会，领导让我到教科室管理全市教科研工作，打开我眼界的机会来了。从小学跑到中学，从城镇学校看到农村学校，在观察他人的学校管理时，我不停地思考：教育工作与其他工作的区别在哪里？我心中理想的学校到底是什么样的？站在教师的角度想，管理应该是怎样的？校长的角色究竟是什么？如果再让我去当校长，我该怎么管理？
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的。在我思考了一年后，领导让我到一所新办学校――晨曦小学就任校长。在这所学校里，我用全新的理念颠覆原有的管理方式，实现着自己的管理梦想。
找到影响教师内心的东西，管理就是另外的样子
回想整个制度管理实践，我反思：为什么要有那么多制度？这些制度是为谁定的？回到原点思考，我才发现，大多数制度的制定都是为了避免很少有机会出现的问题；大多数制度都是为那么几位不太遵守纪律的教师而定的，为了几位教师我们付出了大量的管理成本，合理吗？有必要吗？
自己从教几十年，并没有让别人管过，也不需要别人管。再看看周围所有的好教师不都是这样吗？那些优秀教师，即使没有领导，他们的工作也相当出色，即便换个单位，他们也同样优秀。是什么在起作用？显然不是管理，而是他们内心具有的某些东西。如果我们能找到这个要素，找到影响教师内心的东西，那么管理就是另外的样子。那时的管理不再是“别人管我”，而是“自我管理”，是自己管理自己。
规范人们行为的内心因素是什么？在原来的制度管理中，我们利用人心中的“恐惧心理”，用教师对被扣分的“恐惧心理”来实施管理。教师又为什么那么在乎“扣分”呢？这不就是“面子”问题吗？教师是个最讲面子、也最需要面子的职业，如果我们能帮教师“管”好面子，那么也就可以管好教师的行为。在我的思维中跳出了“名誉”这个词。
喜欢拥有良好的名誉，是人人都有的心理。莎士比亚曾说：不管饕餮的时间怎样吞噬着一切，我们要在这一息尚存的时候，努力博取我们的声名，使时间的镰刀不能伤害我们；我们的生命可以终了，我们的名誉却要永垂千古。可见在莎士比亚的内心中，名誉是自己行为必须遵循的原则，是自己精神世界的守护神。美国教育家杜威说：人类本质里深远的驱动力是希望具有重要性，渴望被人肯定。“希望具有重要性，渴望被人肯定”不也是名誉心理吗？如果我们在管理中高举“名誉”大旗，会不会唤醒教师为了维护名誉而进行自我管理、自我上进的欲望呢？
“名誉管理”的想法就像一缕曙光，照亮了我的管理天空，引领我进入管理的新空间。
制度管理范文第10篇
顺势而为：
“三项要求”催生“制度清零”
如何保证葛洲坝集团股份公司《指导意见》在电力公司真正落地，如何保证公司的管理体系适应公司快速发展的需要，如何在新形势下通过管理提升促进公司快速地成长？是2014年摆在电力公司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电力公司董事长龚祖春在年初的公司职代会上对制度清零工作提出：“要针对当前管理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按照一切管理工作从零开始的思路，根据‘于法周延、于事简便’的要求重建本部门、本专业制度体系。”
首先，国内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要求进行“制度清零”。当前，随着经济结构、发展方式的转变，国内经济步入换档减速期，建筑业发展整体趋缓，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效益空间进一步被压缩。电力公司只有应形势变化，主动通过制度变革，从管理上堵漏洞、要效益，才能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立稳脚跟，客观上要求我们进行“制度清零”。
其次，葛洲坝集团股份公司《指导意见》真正落地要求我们公司必须进行“制度清零”。葛洲坝集团股份公司《指导意见》是指导我们生产经营的宏观战略，要保证《指导意见》的战略在电力公司真正落到实处，接到地气，需要一种承上启下的媒介，在《指导意见》的总框架下，结合公司管理实际，通过“制度清零”，形成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能够保证葛洲坝集团股份公司《指导意见》在电力公司真正落地。
第三，电力公司自身快速发展及管理现状要求进行制度清零。电力公司原有管理模式已不能满足生产经营的需要。2010年至2014年，四年时间，电力公司中标签约金额由原来的20多亿元到目前的50多亿元，营业收入和利润同样翻了2倍，公司发展迅猛。而与此同时，职工普遍年轻，管理经验不足，人才短板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公司的快速发展。因此，必须通过“制度清零”，形成强总部、强管理、强控制的管理氛围，逐步带动和提高基层管理人员的管理能力。
构筑蓝图：
“双层总分”打造基本框架
“制度清零”对于电力公司来说，既是提升公司整体管理水平的客观要求，同时也存在着很多困难和问题。新的制度体系，必须满足葛洲坝集团股份公司《指导意见》的精神，又符合电力公司经营管理的实际，经过公司群策群力，认真分析，确立了以“双层总分”模式打造制度基本框架的总体思路，引领公司“制度清零”工作。
首先，在总部设计层面，以集团股份公司指导意见为总框架，打造电力公司制度分框架。按照集团股份公司《指导意见》确定的治理结构，即“三驾马车”（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的基本职权、“五类会议议事机制”的要求，设置电力公司制度总的基本框架。以总部组织架构为基础设置业务管理系统，形成分业务系统进行制度设计，即按照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下设资金管理系统、项目管理系统、集采管理系统、市场开发系统等10大分系统，进行各业务管理，形成总部设计层面的总分模式。
其次，在业务系统层面，以每个业务系统基本管理为总框架，在业务系统内部设计具体的规定和办法。在业务管理系统制度流程方面，电力公司每个系统的制度都是以基本制度和具体细分的规定和办法的“总―分”方式进行构建，明晰管理流程。以资金管理系统为例，公司制定资金基本管理制度，对公司资金管理的原则、目标、资金管理中心的职责等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和严格的界定;在基本制度明确的总原则指导下，对综合类、资金归集类、资金审核类、资金监控类等类别共28项具体规定和办法，进行分类管理。公司其他系统的制度基本框架以资金管理中心制度建设为标杆，进行制度蓝图“绘制”，促进制度清零及重建工作迅速展开，形成了内部业务系统内部的总分模式。
流程再造：
“四导向四统一”构筑制度体系
电力公司制度清零、管理重构工作，得到公司领导的极大支持和重视。公司董事长提出了“制度清零”的思想，亲自制定了制度清零的路线图和计划表。公司其他主要领导对各业务工作从基本管理制度到具体制度都提出了工作思路，公司董事长更是全程参与每一项制度的每一次审核、讨论。为构筑科学的制度体系，打造流畅的流程管理，我们坚持做到以“四个导向”为基础，以“四个统一”为方法构筑制度体系。
首先，我们坚持以“四个导向”作为构筑制度流程体系基础。一是以总部管控为导向，实现强总部、强管理、强控制。即坚持“一切权力归总部”的管理思想，打造具备较高素质的管理队伍、具备人财物集中统一管理职能、具备较强的资源协调配置能力、具备较强的工作指导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管理体系，最终实现控制项目资金运行、控制项目合同签订、控制项目队伍选择;二是以系统思维为导向。注重从顶层设计制度架构，从公司战略需要和现实需求出发，通过重组业务管理系统，明确部门管理职责，开展管理设计，形成总体制度架构。注重做到“于事简便，于法周延”即注意同一制度体系内以及不同制度体系间各种制度的相互联系，既要避免“制度打架”，造成制度执行的相互矛盾;又要避免“孤立无援”，造成配套制度不够，无法落实的现象。三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结合公司管理实际，出台的所有制度都是为出现的各种问题而精心制定。四是以信息化要求为导向。要求流程必须单向流转，避免出现倒循环或死循环，在流程设计上，不出现同一个节点多个人负责的现象，从而使各项流程符合信息化的要求。
其次，我们坚持以“四个统一”为方法搭建制度流程体系内容。一是统一格式，就是为便于学习和操作、理解，在制度重构时要求各系统部门的制度统一条目及写作格式;二是统一语境，就是在制度编写时，确保对同一事物的描述用完全相同的词语，避免生造词语、规范用词;三是统一表格，就是统一报送信息表格。例如在电力公司的资金管理及集中采购系统中，统一报送报表格式极大地便利了资料报审。四是统一流程，就是使不同业务制度体系中的流程不出现歧义和相互交叉影响，让同一个部门、同一个专责岗位负责同一类事项的全面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