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建设论文范文
时间：2023-02-23 02:16:24
制度建设论文范文第1篇
（一）制度与制度建设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的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1】，现代制度更多是指博弈规则，是国家对资源的权威分配。
制度建设是政府为了保证社会各阶层合法、合理、有序的工作而设计的一整套程序性、规范性规则，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国家的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离不开制度建设，社会的各种利益和谐调整也离不开制度建设，制度是国家、社会发展的稳定器和串珠线，没有制度，国家和社会将会是一堆没有线的珍珠，无法正常运作。
（二）公民社会定义
公民社会(Civilsociety)，又称市民社会，对公民社会的定义众多，伦敦政治经济学院(TheLondonSchoolofEconomics)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给出工作性定义：“公民社会是指围绕共同利益、目标和价值的，非强制的行动团体。理论上，其制度机构与政府，家庭和市场不同，但实际上，政府、公民社会、家庭和市场之间的界限是复杂、模糊，并且可商榷的。公民社会一般包括不同的场所、人物和组织机构，以及多种程度的正规性、自治性和权力结构。公民社会通常运作于慈善机构、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妇女组织、宗教团体、专业协会、工会、自助组织、社会运动团体、商业协会、联盟等之中。”【2】
本文认为公民社会是介于国家和家庭之间的一个社会领域，这一领域由相对于国家的组织所组成，这些组织在同国家的关系上享有自并由社会成员自愿结合而形成，以保护或增进他们所关心的利益或价值。非政府组织或非盈利性组织是典型的公民社会。
（三）公民社会的兴起
民间组织的发展既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也需要一定的政治环境，没有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很难想象民间组织的存在与发展。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政治体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其中的许多变革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公民社会的发展。第一，政府日益重视法制和法治，公民的结社自由开始具有实质性意义。第二，政府大幅度放权。第三，政府开始转变职能。这三方面改革所带来的经济和政治环境的变化，使得80年代后中国的民间社会开始快速增长，出现了增长高峰。到1989年，全国性社团聚增至1600个，地方性社团达到20多万个。到1997年，全国县级以上的社团组织即达到18万多个，其中省级社团组织21404个，全国性社团组织1848个。县以下的各类民间组织至今没有正式的统计数字，但保守的估计至少在300万个以上（俞可平，2000）。除了社团组织外，改革开放后，中国还发展起了另一类比较特殊的CSOS即所谓的民办非企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民间的服务性事业单位，它们不享有国家的经费资助，通过向社会提供有偿维持运转，但按照规定这些组织不得把盈利作为其主要目的。据初步统计，到1998年这类组织达到了70多万个。【3】
公民社会的兴起使得政府设计制度时必须考虑公民社会的力量，因为民主国家里的制度是国家与社会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所以制度设计必须遵循一些合法原则。
三、制度建设原则
人是天生的社会性动物，人本性是社会性，人们不能脱离社会关系而隔离生活，但是人们又不能直接决定自己的生活。所以把权力转让给政府是必需的，即使政府有时会侵犯人们利益，人们也不可能轻易政府。因为政府这一届或整个政府机器，由于人们不仅追求政治自由还要追求生活幸福，政治生活并非是每一个人的主要事情，故不可能由人们直接行使权力治理国家。所以还得建立政府，由它行使权力，因此人们必需在现实政府主导下生活，政府“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4】。
制度建设过程应然是政府与人们的博弈过程，制度的不断变化与发展是政府与人们博弈力量的此消彼长。但实然的制度建设是政府主导的，是政府自认为符合人们利益而设计的制度，这是因为公民社会还不够成熟和强大，达不到与政府博弈的实力，所以政府就包揽了制度社会的一切工作。等公民社会兴起和强大时，制度建设就会在政府与公民社会博弈过程中变化和发展，制度就会朝向公正发展，因为“制度公正是社会公正的反映，又是社会公正的保障”【5】。
（一）政府主导制度建设原则
在现有的社会状况下，政府力量过于强大，所以制度建设要求政府遵循一些原则，使制度设计合法与合理。
1、宪法建立在人们心中原则。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每个人有权利也有义务了解和熟悉宪法，如果人们不了解宪法，宪法就是一张纸而已。现实中，放眼望去，了解宪法的人、看过宪法的人没有多少人。中学、大学都没开宪法学，这也不利于宪法在人们心中传播，真正的宪法是建立在人们心中的，而不是一张。人们心中有宪法才是制度公正与民主发展的最重要基石。
2、遵从法的精神原则。法的精神是孟德斯鸠提出的，论述法的制定要遵从一定的原则。“法的精神的基本含义就是一个国家的法律和该国的政体、自然环境、土地气候、人民的生活方式、宗教、贸易、风俗习惯有关系，法律和法律之间也有关系，所以这些关系综合起来，就构成法的精神。简而言之，法的精神就存在于法律和各种事物可能有的种种关系之中”【6】。要以法的精神为指向，充分尊重本国公民的风俗、习惯、地理环境等。
3、以理性为依据。政府主导的制度建设必须从理性出发，“争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7】，引导人们走向快乐，减少人们痛苦，政府缺乏理性以及政府贪图小利、与民争利是现代人们痛苦的根源。
4、法制建设与法治建设相结合原则。法制和法治两个概念极其相近，从两者都要求政府必须以法律为依据行使权力，两者的本质是相同的。“但法制偏向于静态的规定，要求制度的改进与完善；法治偏向于动态的发展，是政府在法的原则指导下进行制度设计”【8】。由于人类各方面快速发展，产生了新思想、新文化、新技术、新财富等，法律的制定倾向于滞后，政府必须运用法的原则进行制度设计，引导人们走向幸福。“法律有限，人事无穷”【9】，正体现了现代政府权力与职能扩大的主要原因。
（二）政府与公民社会互动建设制度的原则
制度设计不可能永远由政府主导，当公民社会兴起和强大时，制度建设就要求政府与公民社会共同参与，它是一力量的博弈过程中。
1、民主原则。每个人参与政府的制度建设是不可能的，无论是有政治爱好还是利益诉求。当公民社会兴起时，政府制度建设就不能再单独行使，必须逐步扩大制度建设民主成分。政府的权力是人们赋予，“民主政府的本质，在于多数对政府的通知是绝对的，因为在民主制度下，谁也对抗不了多数”【10】，人民有权参与政府制度建设，虽然每个人不可能都参与，但公民社会有条件参与，公民社会有组织性、一定的政治性及利益相关性，政府在制度建设过程中应考虑公民社会的存在，允许公民社会民主参与，使制度建设民主化，提高制度的合理与合法性。
2、平等原则。在政府与公民社会共同进行制度建设过程中，政府与公民社会应处于平等地位。本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政府应该把决策权逐步让渡出来，由政府与公民社会共同决策制度的建设。
3、增量与最大原则。在制度建设过程中，往往涉及利益的分配，以及资源的使用，在这个过程，不仅要考虑社会效益还要考虑全民个人利益。以往制度建设是政府主导的，所以也容易造成部门立法，部门利益最大化问题。但在公民社会参与政府的制度建设，应本着增进全体公民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结合社会效益与个体利益，在保证个体利益增进至少也不损失的前提下，保证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建设才是合理的。
4、制衡原则。在制度建设过程中，许多制度设计是由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设计的，出于公务员“公共选择理性人的存在”【11】，制度设计难免带有强烈的部门色彩。所以在政府与公民社会在决策制度设计时，由政府草拟制度设计，然后由公民社会力量决策通过。公民社会出于本组织经济人与理性人出发会制衡政府部门立法，使制度建设趋向制衡，政府在制度建设过程中，更多会主动向公民社会协商、妥协，从而最大限度增进公民个体利益。
四、制度建设管理的技术操作问题
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制度建设必须遵循一些普世原则以及人文环境、地理环境等因素，勾画了一些原则性问题，下面将讨论些实际操作性问题，以便于政府再去制度建设过程中合理与合法。
1、制度建设必须充分考虑当地人文环境、地理环境及风俗、习惯、传统等，不能做同一规划。例如在前几年制定了一项规定，人死后要火葬，不火葬要罚款等这项制度，且不论制度是否完善，从法理上，法的精神上看，都是不合理的。中国有几千年的入土为安传统，尤其在农村，不可能通过一项制度就可以把传统、风俗、习惯给于改变。从现实执行情况来看，效果很差，政府有利用职权之便侵犯人民利益之嫌。这可以看出制度遵从法的精神的重要性。
这项制度可以这样设计：考虑到城市人们文化素质较高，而且传统意识较为薄弱，只要制度完善就可以广为推行。在农村，考虑到风俗、习惯、传统等因素，可以鼓励农民火葬，但不强制，以自愿为主，可以辅以金钱等物质利益为诱导。精神诱导作用较弱，而且用的不好容易引起村民反感与抵制，比如政府为了推行这项制度，常常会宣扬一些例子，这样会适得其反，让这个村民背上一种负罪感，久而久之使村民都反感政府的行为残忍不道德。用制度慢慢改变人们的落后习俗，而不是强制和剧烈变革，而是渐进式的变革。
2、制度的力量有时没有传统的力量强大，必须用理性眼光看待公民社会的自治。例如前几年政府处于更好地保护森林资源目的，就将一大批森林加以公共管理，这样就把以前属于农村村民自治的森林也变为公共管理了，结果是森林资源减少得更快，反而没有收回管理权之前的效果好。森林减少的原因是村民去偷林，由于管理员人员有限，不可能管理得了一个面子广大的森林，而且当地村民也熟悉环境，这样偷林现象就很严重；再加上森林管理员工资较低，他们也希望获得一些“外快”，这样就产生了一些灰色腐败现象。村民其实也是一个理性人，他们当然会计算所得所失，下面是一组博弈对比分析：
从上面对比可以看出村民在自治情况下偷林成本是相当大的，所以在有些村落森林资源保护较好的应继续让其自治，政府只是原则上作指导，向其提供资金与人员支援即可，切不可忽视公民社会自治力量。
3、资源集中时应有所分配。制度建设过程主要是资源的集中与分配，为了经济发展集中是在所难免，发展经济的成果必须公平分配给全体人民。在资源集中过程中必须保证每个公民的福利至少是不损失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资源集中带来的社会利益增大时必须增进人民的利益。例如高校教育发展，政府把大量资源集中发展名牌高校，从提高本国教育、科研水平的目的是可以理解的，但必须保证其他高校所获的资金至少不低于往年的情况下才可以。当重点建设高校的资源集中所取得的社会收益时，必须把收益的一部分用于其他高校的发展，这样才能保障制度公平的合法性。
【摘要】制度是一种程序性、合法性规范，现代制度更多是指博弈规则。制度的合理与国家政治民主的发展也引起了公民社会的兴起。制度建设有政府单边主导制度建设原则：宪法建立在人们心中原则、遵从法的精神原则、以理性为依据、法制建设与法治建设相结合原则，也有当公民社会力量强大时政府与公民社会主导制度建设原则：民主原则、平等原则、增量与最大原则、制衡原则。制度设计管理应遵循尊重传统习俗与增进人民福利的一些技术性问题。
【关键词】制度建设公民社会制度建设原则制度建设技术性管理
参考文献：
【1】[美]诺斯著：《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页。
【2】资料来源百度百科，/view/660324.htm。
【3】资料来源，/docs/983284067901。
【4】《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页。
【5】宋增伟主编：《制度公正与人的全面发展》，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页。
【6】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77页。
【7】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80页。
【8】张国庆主编，《公共行政学》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17页。
【9】张国庆主编，《公共行政学》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83页。
【10】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82页。
【11】张国庆主编，《公共行政学》第三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72页。
制度建设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主流宪法学非主流宪法学宪法问题学科建设学术竞争
在中国宪法学界，越来越多的中青年学人关注并致力于宪法学分支学科的建设，这种倡导并实践的意义自不待言。[i]本文从学科制度的角度来分析中国宪法学分支学科建设的难度和可能性。
大致而言，宪法学的分支学科包括宪法解释学、比较宪法学、宪法史学、宪法哲学、宪法政治学、宪法经济学、宪法与文学、宪法社会学、宪法人类学等等。但是，每一个宪法分支学科制度的建立和发展都需要有专业的学术精英进而相应的知识积累以及物质基础建设。
一、分支学科制度建设中的主流宪法学
每一个宪法分支学科的发展都需要有专业的学术精英来带动整个分支学科的发展，而外在的表现就是有相应的知识积累以及各自相对独特的研究方法或研究对象。
就近五年中国的宪法研究情况来看，宪法研究基本上集中在对宪法理论体系的研究（宪法哲学）、对宪法文本的研究（宪法解释学），以及从国家建设角度对宪法政治的研究（宪法政治学）。这三种研究构成了目前宪法研究的主流。大致讲来，其共同特征是关于宪法的规范性研究，关注的是“宪法是什么”的问题。
宪法理论体系研究关注方法论、基本范畴以及宪法理论体系的解释力。[ii]构建宪法理论体系被认为是宪法学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而宪法文本研究的问题则集中在宪法文本的制定（修改）权力、宪法文本的内容、“宪法修改”的活动、[iii]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的冲突、[iv]宪法文本的解释、[v]宪法的实施或适用（宪法监督、宪法诉讼）。[vi]
对于一个学科建构而言，规范宪法研究是有意义的，它有助于宪法学的独立和自治，形成宪法学专业的体系和术语。但是注重规范分析和体系化分析的宪法研究同样存在弊端，它可能带来的是宪法学共同体更排他的话语，宪法学知识的更自给自足，法学内部引证网络的更加增强，和宪法学对外部学科知识影响（或者“帝国主义”）的更成功的驱逐。宪法学研究发展与封闭同时进行。[vii]也正是由于从体系出发，或者更注重对语词和概念的诠释，宪法学研究的范围受到很大的约束，在很多研究领域，宪法学者往往并没有发言权。比如，司法改革这个本属宪法领域的问题，却一直由法理学者主导研究的方向；[viii]而关于私有财产的入宪问题的讨论最早或者说最有影响的，不是宪法学者，甚至不是法学者，而是经济学者。而另一方面，目前宪法学研究的人员力量与其他法学学科相比又比较落后，远不如法学理论、民法学，甚至不如最为相近的行政法学研究力量。[ix]
有关宪法政治的研究不仅包括宪法学专业学者，还包括一些政治学者以及一部分公共知识分子。宪法政治研究，即是运用政治学的概念、思想来建构主义，也带有很强的规范色彩。更多的包含了宪法的政治权力构成以及宪法的政治制度理念，并反映在动态的政治运作过程。务实的宪法政治研究将违宪审查制度作为制约权力的重要手段。在2003年孙志刚事件后违宪审查制度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但更多的宪法政治研究侧重于价值判断，比较理想化。强调宪法研究与政治理论（法律理论）研究的结合，研究宪法与法治、民主、自由、平等的关系。[x]进而，主张在中国宪法改革的过程中贯彻这些政治理念。[xi]在宪法的实施或适用中，宪法诉讼、或者宪法监督、或者宪法司法化都需要理论的支持。但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讲，宪法政治研究虽然是将政治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法律理论）结合在一起，但是却忽视了中国的政治制度的实际情况，与实际情况相脱离。在我看来，宪法政治研究必须要回到宪法文本的研究上来才会有意义，否则，不免会带上理想主义的色彩。
二、分支学科制度建设中的非主流宪法学
相对于以上三个研究方向的主流宪法学之外，目前还存在着非主流的宪法学研究，比如宪法经济学和宪法社会学。这些分支学科的研究更多的带有社会科学的跨学科色彩。相对来说，研究群体很少，亦缺乏知识积累，因此学科发展比较弱。
宪法经济学研究的是，“不同宪法规则体系对经济的影响是什么？在个人只掌握有限知识的情况下，哪些宪法规则在协调个人的活动上对个人是有益的？特别是，哪些宪法条件最有助于确保竞争和创新？第一个问题属于实证经济学的范畴（实证宪法经济学）；而其余问题则属于规范宪法经济学的范畴。总的来讲，聚焦于宪法经济学已经使人们的注意力从在既定规则之内作选择转向了在不同规则之间作选择。”[xii]目前，经济学界有一股力量是研究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而中国法学界极少有人研究。
宪法社会学更关注如杉原泰雄所提倡的“作为生活问题的宪法问题”。中国宪法学界目前更重视研究“作为规则问题的宪法问题”，而“作为规则问题的宪法问题”研究是以解释论为中心的规范的宪法研究。杉原泰雄认为，过去日本的宪法学是以解释论为中心、与国民生活脱节的宪法学，它对探讨“生活中的宪法问题”是极为消极的。正是因为这种宪法解释论没有把国民“放在心上”，与国民的实际生活脱节，自始自终只是从法学技术上对宪法问题进行解释，所以时至今日，宪法学仍没有能像政治学和经济学那样，在国民的心中得到一种亲切感。[xiii]这个基本判断是适用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如同冯象所云“它没宪法”。[xiv]
从方法论上来看，“作为规则问题的宪法问题”是理论的宪法问题，归属于规范的宪法研究（宪法解释学）的内容。而“作为生活问题的宪法问题”是经验的宪法问题，归属于宪法社会学研究的内容。从这一立场出发，那么“一个国家也许没有系统阐述的独立的宪法理论，但它一定存在着宪法的问题；没有成文的宪法，也会有的实践，有制度意义的宪法，或实在的宪法。因此可能进行社会科学的实证性研究”，这种研究更强调历时性，真正关心一个具体国家发展的问题、实践和话语以及制约因素。[xv]
宪法社会学研究提倡实证的、经验的分析，关注社会问题。尽管不是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是宪法问题，但是社会问题在一定条件下构成宪法问题。
宪法问题也并不必然与宪法文本相联系，并不以宪法条文规定与否作为判断是否是宪法问题的标准。也因此，需要从社会生活的实际出发，去发现宪法问题。比如，基本权利研究中涉及“乙肝歧视”、“身高歧视”、“高考移民”、“迁徙自由”等这些与公民息息相关的实际问题，尽管宪法上没有具体规定，甚至可以归入部门法问题，但仍然可以上升为宪法问题。
这是因为，所谓从社会生活实际出发来判断是否是宪法问题，是要看这个问题的现实影响力，这个问题是否在当下的这个社会中具有可争论的、重大的意义。社会问题在一个国家或地区构成宪法问题，但在另一个国家或地区却未必。比如，堕胎问题在美国就是一个宪法问题，而在中国就不是。因为堕胎在美国涉及价值观念特别是宗教观念，而在中国则成为计划生育，减少人口的一个普遍做法，为大众所认可，不存在争议的问题；族群对立问题在中国大陆不够成一个宪法问题，而在台湾地区目前已经是一个宪法问题。在当代中国，受教育权以及涉及各地高考分数线差异过大、高考移民、“齐玉苓案”等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受教育权与生存权密切相关，受教育程度越高，就业机会越高，相反，受教育程度越低，则失业机会越大，更容易陷入贫困而依赖最低生活保障制度。[xvi]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受教育权是一个宪法问题。
影响力的判断标准，只是宪法问题的构成的一个事实要件，构成宪法问题还有法律要件。而宪法问题并不在于它是否能够通过部门法来解决。宪法问题也可以是部门法的问题，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一种筛选机制将部门法问题选择成为宪法问题。我觉得这样一种分析对于目前宪法的私法适用问题（处理宪法与民法的关系）来说，是另外一种解读，[xvii]就目前来看，由于受到公私法划分的影响，因此，法学界包括法律界主张法律问题首先通过部门法解决，部门法解决不了才会成为宪法问题。在我看来，这样人为划分公私法来决定宪法适用可能是有问题的，重要的是，从问题出发，而不是从理论框架出发来选择问题，因此，从法律制度而言，是否构成一个宪法问题取决于具体国家的法律筛选机制。不是首先进行部门法归属判断，而进入由法律组织机构（立法机关或司法机关）判断程序。比如，在美国，能够进入最高法院的case都能够成为宪法问题。而美国所谓宪法性问题如涉及经济规制、税收、刑事被告人权利保护、财产权等都是通过最高法院作出判例才发挥作用的。我认为，中国司法制度（最高法院）如何与宪法发挥作用、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如何与宪法发挥作用，进而作出宪法性问题的判断值得进一步研究。
三、宪法学分支学科制度建设的物质基础
总的来看，目前已经出现了有关宪法问题研究的知识分野（比如规范分析抑或实证分析），并有了比较多的知识积累，但是并不意味着宪法学分支学科的当然建立。宪法学分支学科必须加强学科制度，通过学科制度建设将这些不同取向的宪法学研究成果和人员组织化。
学科制度是支撑学科研究的物质基础。它至少包括四类范畴：职业化和专业化的研究者及他们赖以栖身的研究机构和学术交流网络；规范的学科培养计划；学术成果的公开流通和社会评价；稳定的基金资助来源。[xviii]从中国宪法学的发展来看：从事中国宪法的研究者越来越多，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等都有专门的宪法研究机构，有专业的中国宪法学会；能够培养宪法学的硕士和博士生，象中国人民大学还招收宪法学的博士后研究人员；也出现了专业刊物《论丛》等以及各种评奖活动来评价学术成果；有诸如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以及海外基金会资助研究等等。中国宪法学的学科制度的逐步完善，为进一步建设宪法学分支学科制度提供了可能性。
除去一部分传统分支学科如宪法解释学、比较宪法学等，其他分支学科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来的是一种交叉学科特征。因此，宪法学分支学科制度建设除了要依靠宪法学的学科制度之外，还要看相应的其他学科制度的建立完善情况。宪法政治学、宪法社会学、宪法经济学、宪法人类学分支学科制度也要依靠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的学科制度建设（当然本学科的知识积累也很重要）。但是，重要的是各学科之间沟通与融合。以宪法社会学分支学科为例，该分支学科的发展必须要依靠宪法学和社会学双方的共同力量才有可能发展强大。
但是宪法学分支学科制度建设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
最根本的是，分支学科制度体现出来的学科互涉（interdisciplinary），包括其主张、活动和结构，它是对正统的挑战，是变革的力量。[xix]比如，以实证和经验分析为特征的宪法社会学就是对以规范分析为特征的正宗宪法学的挑战。而这种挑战的背后反映出来的是“知识－权力关系”。由于规范宪法研究占据宪法学学科的主导，面对宪法学主流学科制度的霸权，专业的宪法分支学科学者往往处于边缘地位。因为目前宪法学科培养出来的学者，已经成为学界的中坚力量，并在各自的研究机构形成学术梯队群。这些学者与所培养的学生之间更多的是一种“忠诚”关系，而不是学术上的相互竞争和批评关系。在这种“忠诚”关系的主导下，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老师与学生合署名以及尊师“祝寿”的现象。有研究表明，学术声望制度越完善的地方，给老师的“祝寿”活动要相对少的多。[xx]因为，通过“祝寿”等活动，可以变相提高与老师有关的一批人的声望，而这种声望恰恰不是通过其学术水平来提升的。在现有宪法学学科制度已经促成了一个独立强大的“利益共同体”的情况下，与主流宪法研究差异显著的分支学科研究，往往会被视为“学术越轨”和“学术异端”。具体而言，在课题资助、博士点评定、文章刊登等具体的学术生产环节，由于评审人往往仍是主流宪法专业训练的人士，相应的，从事与主流宪法研究对立明显的分支学科学者往往处于劣势。长此以往，分支学科的研究必然会被边缘化。
具体而言，还有以下问题：
第一，宪法学分支学科没有制度上的合法性。由于在教育部的专业名录中，宪法学卡连二级学科都不是，而是与行政法合称“宪法与行政法”作为二级学科。而作为宪法学的分支学科多数也没有列出来。由于专业名录涉及人才培养和资金投入，因此，宪法学分支学科建设先天不足。
第二，跨学科的法学分支学科要比跨学科的宪法学分支学科，更有建设的可能性。相比较而言，法律社会学要比宪法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更为可能。因为，法学和社会学都是一级学科，都形成了各自的学科制度，知识体系和人才，而宪法学只能算上二级学科，在很多方面都不能与法学相比，因此，建设法律社会学的学科更具有可行性，而且重要的是，如果法律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完善将会对宪法社会学的学科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持。实际上，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宪法社会学更有理由纳入到法律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制度中，成为法律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分支方向，而没有建立宪法社会学分支学科的必要。宪法人类学也是如此，它与法律人类学有更多的同质性，整体的（holistic）观念、比较分析和田野民族志调查，因此，应该成为法律人类学学科的一个方向，似无独立的必要。[xxi]
第三，一个学科成熟的标志就是有自己的“专业同人刊物”，或称“旗舰刊物”（flagshipjournal）。它反映本学科重要的研究进展和前沿热点，预示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旗舰刊物和一流学者之间呈现相互优化的态势。一流学者借助旗舰刊物积累其符号资本，扩大学术影响，而旗舰刊物则因吸引和发表更多一流学者的成果来提升刊物的声望。[xxii]实际上，象宪法学这样的大学科还没有自己的旗舰刊物，更不能奢望宪法学分支学科有自己的旗舰刊物。即使有，刊物能否保持连续性也值得怀疑。而跨学科的法学分支学科如法律社会学亦没有自己的旗舰刊物。实际上，如果象法律社会学、法律人类学有了专业同人刊物，积极刊登宪法社会学和宪法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将会极大的促进该分支学科的发展。
第四，建设宪法学分支学科制度的重要一环是学科评价机制。就学术成果来看，匿名评审绝大多数都没有实行，关系稿、人情稿、编辑一人决定稿等现象非常普遍。而不论是职称评定、研究课题、重点学科、博士点等评选，多是由外行人评议乃至行政权力插手。这就不可避免的出现发表出来的宪法文章的质量难以迅速提升，宪法学教授越来越多，而学术水平却未见提升。当然，这些现象并非个案，而是与历史原因和学术管理体制有关。如果仅就宪法学分支学科评价机制建设而言，在现有制度空间内，应当让与分支学科相关的外学科人士参与到学术成果的评价过程当中。更进一步，法学院特别是象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些国内一流的法学院，应当培养更多的学术人才，而师资的来源不应当仅限于法学背景，包括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人类学专业的研究人员均可引进到法学院来。
总的来看，宪法学分支学科建设特别是具有跨学科色彩的分支学科建设，并不是为了争取什么资源，重要的在于两点：
第一，建设宪法学分支学科特别是跨学科色彩的分支学科的目的，不是画地为牢，各自独立，而恰恰是要通过知识整合去解决存在的社会问题，特别是与宪法相关的社会问题。
第二，建设宪法学分支学科特别是跨学科色彩的分支学科的目的，是改善现有的宪法学研究状况，开展学术竞争、学术批评，建立学术传统。如同苏力对以跨学科为特征的社科法学的评价，“社科法学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促使整个中国法学研究的转向”，“把社科法学视为传统法学的天敌不合适，重要的是如何运用现有的法律知识加上可能获得的社会科学知识来共同推进，把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向前推进”。[xxiii]建设宪法学分支学科特别是跨学科的分支学科的意义也正在于此。
参考文献：
[i]如，2005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专门召开了“中国宪法学分支学科建设研讨会”。
[ii]如，童之伟：《法权与》，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赵世义：《从科学分析到人文综合——中国宪法学通向成熟之路》，《法律科学》1999年第4期；叶必丰：《论依法治国与宪法学的新体系》，《法学评论》2000年第6期；秦前红：《评法权宪法论之法理基础》，《法学研究》2002年第1期。
[iii]以1999、2004年宪法修改为例，在此前后主要法学核心期刊纷纷推出“宪法修改笔谈”，比如，《法学研究》1999年第2期的“宪法修改问题笔谈”；《法商研究》1999年第3期的“宪法修改与宪法在下世纪初的发展”；《政治与法律》2003年第3期的“修订现行宪法完善制度”；《法学》2004年第4期的“世纪之初中国宪法的修改和发展”；《法商研究》2004年第3期的“社会转型与宪法修改”。
[iv]韩大元：《论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的冲突》，《中国法学》2000年第5期。
[v]如，胡锦光、王丛虎：《论我国宪法解释的实践》，《法商研究》2000年第2期；郑贤君：《我国宪法解释技术的发展》，《中国法学》2000年第4期；韩大元、张翔：《试论宪法解释的界限》，《法学评论》2001年第1期；周伟：《宪法解释案例实证问题研究》，《中国法学》2002年第2期；苗连营：《中国宪法解释体制反思》，《中国法学》2002年第6期。
[vi]如，童之伟：《宪法司法适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法学》2001年第11期。
[vii]对整个法学学科研究封闭的批评，参见成凡《从竞争看引证——对当代中国法学论文引证外部学科知识的调查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viii]如，贺卫方：《司法制度的理念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苏力：《道路通向城市——转型中国的法治》，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二编，“司法制度”。
[ix]一个佐证就是，1998－2002年中国大陆法学著述他引前50位学者中，只有一位纯粹的宪法学者（童之伟），然而这位学者在那几年写的更多的是法理学的论文；与此相比，民商法者12人、法学理论（包括法律史）15人、行政法4人（罗豪才、应松年、姜明安、王名扬），参见苏力：《从法学著述引证看中国法学》，《中国法学》2003年第2期；另外，从五年的法学论文产出数量来看，纯粹的宪法学者也几乎没有，姑且可以算作是宪法学者的有童之伟、郭道晖、周永坤、杨海坤、蔡定剑（他们兼跨了宪法、行政法或法理学），参见苏力：《法学论文的产出》，《也许正在发生——转型中国的法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二章。
[x]如，程燎原：《关于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现代法学》1999年第4期；杨君佐：《共和与民主》，《法律科学》2000年第2期；杜承铭：《论的人性基础》，《法学》2000年第4期；王人博：《的中国语境》，《法学研究》2001年第2期等。
[xi]夏勇：《中国宪法改革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xii]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第407页。
[xiii]参见杉原泰雄《宪法的历史－比较宪法学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xiv]冯象：《政法笔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它没宪法”。
[xv]苏力：《中央与地方的分权——重读〈论十大关系〉第五节》，《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
[xvi]温辉：《“高考移民”现象的宪法解读》，《论丛》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xvii]更多的宪法的私法适用的分析，参见张翔：《基本权利在私法上效力的展开——以当代中国为背景》，《中外法学》，2003年第5期；张千帆：《论宪法效力的界定及其对私法的影响》，《比较法研究》2004年第2期。
[xviii]方文：《社会心理学的演化：一种学科制度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xix]朱丽？汤普森？克莱恩：《跨越边界－知识学科学科互涉》，姜智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9页。
[xx]参见周雪光：《组织社会学二十讲》，清华大学出版社。
[xxi]高丙中、章邵增：《以法律多元为基础的民族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xxii]方文：《社会心理学的演化：一种学科制度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制度建设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经济社会中出现的失信行为和信用危机，已经严重地危害了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必须加快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建设，奠定社会诚信制度的基础；加快法制建设步伐，为社会诚信制度建设提供法律支持；大力弘扬诚信精神，扎实推进社会诚信制度建设。
诚实信用是社会主义公民道德的核心内容之一。进入新世纪，党和国家把“明礼诚信”写入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我国民商法也把诚实信用确定为基本原则之一。但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些公民和经济组织的“利”和“义”的天平却慢慢发生了失衡，各经济主体受到了利益价值的挑战，信用危机已经在社会上时时出现。失信行为已经危害到国家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诚信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需要全社会认真对待的重大社会问题了。
一、当前我国社会诚信缺失的危害及成因
当前，我国的社会诚信状况不容乐观，有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甚至认为，我们的经济社会生活中正在发生着诚信危机。信用环境恶化已经对经济社会生活产生诸多严重危害。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分析我国总需求不足、市场疲软的原因时指出，总需求的不足祸在信用短缺。我国一些经济组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拖欠贷款、税款，违约和制售假冒伪劣产品，以及披露虚假信息、质量欺诈等不诚信行为，增大了国民经济运行的摩擦力!直接增加了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成本，揭制了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快速发展。信用是企业最宝贵的无形资产和产品附加值。我国当前经济发展总需求不足，企业国际竞争力不强，其根本祸根就在信用短缺。概括地讲，信用环境恶化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危害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市场缺乏信用将严重影响社会的投资和消费。二是破坏企业的正常经营，加大企业运管成本，削弱企业竞争力。三是影响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使宏观调控政策难以发挥作用。四是信用恶化还直接破坏社会法制基础，经济主体以种种不正当的手段竞争，各类经济主体难以形成以契约为基础的法律框架。五是信用危机造成社会风气败坏，道德水平下降，制约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当前社会转型期诚信缺失产生的原因：一是传统诚信观念没有及时更新，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要求。我国儒家传统的诚信不是作为人们的权利、义务来确定的，而是为人们修身养性所追求的目标。它的诚信行为规范是特殊主义的，不是普遍主义的。它认为道德的诚信应该是出自内心的、自愿的、不计利害的，是一种很高的道德境界，只有经过自身长期修养才能达到的圣人境界。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诚信是面对全体公民、组织的基本道德要求，是一切经济主体必须遵循的起码的道德义务。二是同我国政治、经济体制转型有关。在以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整个社会被组织成一个全国大一统的企业，社会各部门、各单位、各利益主体不是以经济利益、以诚信为纽带联系起来的，而是以一系列行政命令、指令性计划联系起来的。在当前政治、经济体制转型期，传统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仍然发挥着影响，抗拒着市场经济的冲击。特别是在追求各自经济利益时，开始显得张慌失措，无所适从，导致欺诈、赖账等失信行为发生。三是没有健全的法律制度、诚信制度体系对诚信缺失者予以严惩，使失信者无所畏惧，结果造成信义贬值，诚信受到嘲弄，这是当前诚信缺失极为重要的原因。失信者支付极小的成本，却能够获得极大的收益，加之法律制度不健全，就给心存诡异者留下可乘之机，他们钻法律的空子，大肆利用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交易优势，聚敛不义之财。四是司法制度不完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更使不法之徒有恃无恐，变本加利破坏诚信。诚信体系缺乏司法保护，失信者不能及时得到严厉制裁，守信者不能得到有效保护，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产生。五是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冲击及宣传和思想教育工作滞后，造成人们思想混乱。加之经济结构调整，出现大量下岗职工及弱势群体，社会分配差距不断拉大，贫富悬殊等社会现象发生，都引发拜金主义滋生，道德观、价值观混淆，使社会信用环境整体恶化。
二、加强社会诚信制度体系建设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
（一）建立完善的社会诚信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和良性运作的一块基石
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又是诚信经济，完善的市场经济必然有发达的诚信制度体系相伴随。因此，发达完善的诚信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基础制度之一。市场经济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之上发达的商品交换经济，诚信是构成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要素，一切经济活动的开展都离不开诚信。不仅要有完备的信用形式、发达的信用工具，而且需要构建健全的社会诚信制度。市场经济对诚信的需求源于信息的不对称，信息不对称是市场经济固有的特征，往往会导致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可以说，一个规范有序的市场，诚信是市场主体的准入证和通行证。因此，诚信是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诚信制度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健康发展和运行的基石。
（二）建立完善的社会诚信制度是经济主体追求长远利益的迫切要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经济主体都会自觉遵从经济学的理性法则，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利益最大化不会在一次交易中完成，只能在长期不断的交易中逐步积累和实现。如果经济主体通过不诚信的方式谋取不正当的利益，那它必定是短命的，不可能维持长期的欺诈和投机取巧行为，因此它也不可能不断发展壮大，取得最大的经济利益。这就是当今许多跨国大公司、知名企业格外重视信誉的原因。一句话，企业要健康发展，并不断取得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就必须树立诚信形象，维护其信誉。当然维护信誉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不过这种成本付出是值得的。因为诚信形象不但是无形资产，也是有形资产，它能给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如名牌产品销量大、价格高等。也就是说，企业维护信誉也是一种投资，同样可以从中取得净收益，这种净收益是企业维护信誉付出的成本与所获收益之差。其成本是企业为维护信誉而放弃的机会成本，诸如信守承诺而蒙受的经济损失，为保持良好的财务比率而放弃的投资机会等。
（三）建立完善的社会诚信制度体系是提高经济效益，节约社会成本的必然选择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经济道德、市场理论要求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必须有完善的诚信制度体系，要求人们具备契约意识和严格遵守契约的约束。诚信、契约精神是社会经济运行的剂，它能保证各项经济活动顺畅进行，节约社会成本，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从而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益。无视契约精神，信用短缺，缺乏诚信使我们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造成许多无谓的损失，使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无端增加，导致经济运行不畅，加大经济运行的内耗和磨擦力，甚至导致社会经济秩序混乱。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根本目标是加快经济发展，提高经济效益。但我们在市场化的改革中，如果不解决诚信缺失问题，就会抵消体制创新所产生的效率和效益。
（四）加入WTO要求我国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诚信制度体系
当前我国的各类经济主体，公民、企业、银行、中介组织、政府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诚信缺失。如公民的纳税意识、知识产权意识相当薄弱；企业不信守合同，拖欠债款和赖账；银行呆帐率过高；政府官员以权代法，地方保护；就连本应最具信用形象的社会中介组织，同样也存在信用危机问题。我国加入WTO后，首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建立和完善社会诚信制度体系，维护好国内市场秩序。这不但有利于国内企业的健康发展，阔步迈向国际市场，而且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国内投资环境，扩大对外开放，招商引资，吸引跨国公司投资。诚信是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认可的道德规范，历来是做人和发展事业的根本，是社会得以形成凝聚力，社会竞争力得以提高的根基，没有高度完善的社会诚信制度体系，我国将难以参与国际竞争。同时，诚实守信也是文明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中国现代化进程需要重建社会诚信制度体系，降低效用风险的危害。因此，在WTO环境下，建立和完善社会诚信制度体系，已刻不容缓，已成为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稳定，走向世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
三、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诚信制度的思考
诚信是社会道德的基本要求，是现代社会成员必须恪守的基本准则之一。它不仅体现了社会成员互相交往中的自我约束，同时也是保证市场经济下契约和文明规则实现的前提。构建与世贸组织规则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的诚信制度体系，是摆在我国面前的重要任务。
（一）加快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建设，奠定社会诚信制度的基础
目前我国尚处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市场发育状况和社会信用环境还很不理想。因此，还不能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来推动社会诚信制度体系建立，需要政府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予以推进。加快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建设是推动全社会建立诚信制度体系的基础。加快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建设应抓好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尽快完善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建设的相关法律法规。二是进一步加大国家信用政策法规贯彻执行力度和执法力度。三是积极建立公民、组织信用征集、评价、管理体系以及相应的数据库，为实现信用科学管理奠定基础。四是推动社会信用服务中介机构发展。五是积极推动经济组织进一步加强信用管理。
（二）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求，把公民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为加强社会诚信制度体系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诚信，不但包含伦理道德因素、经济因素，更离不开社会法律制度，它们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加强公民诚信道德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既要靠教育，更要靠法治。
因此，要建立和完善社会诚信制度体系，一要把社会法制建设与公民道德建设结合起来。在公民中树立遵纪守法的观念，树立把个人合法权益与承担社会责任相结合、相统一的观念。二要努力为公民道德建设提供法律支持。在抓好法制宣传教育的同时，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各种违信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经济秩序、公共秩序、生活秩序。三要重视培养公民的契约精神。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以契约精神为核心的契约文明是构建现代法治与现代德治的思想基础之一，契约精神是文明公民应该具备的一种素质，它是平等观念、自主意识、合作精神、诚信能力的有机结合。四要恪守司法职业道德，为公民道德建设作出表率。国家的司法队伍、公务员队伍以及其它公职人员队伍，代表着国家形象、社会形象，必须在廉洁从政、执政为民、公正司法、加强自身修养、严格自律、忠于职守等方面作出榜样，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形象，促进全体公民的道德建设和社会诚信制度建设。
（三）在全社会大力弘扬诚信，扎实推进社会诚信制度体系建设
中华民族有深厚的道德底蕴和文化、文明底蕴，我们要充分挖掘和发挥坚持操守、讲究诚信的优秀的传统道德资源，结合现代法治精神，积极构建现代诚信制度体系。具体应在以下几方面下功夫：一是务虚与务实相结合。建设社会诚信制度体系，宣传教育固然重要，但不能仅仅停留在舆论防恶上，还必须出实招，必须坚持用法治的、行政的、经济的等多种手段，激励和表彰讲诚信的人和事，谴责和严惩不讲道德和不守诚信的人和事。二是把外在制裁和内在制裁结合起来，积极构建道德制裁力和约束力。外在制裁发挥社会规范和限制作用，内在制裁发挥自我约束作用。三是不断提高政府的社会诚信度。政府的诚信主要表现为政策的相对稳定性，依法行政，打破地方保护，维护统一的市场秩序，维护公平、公开、公正的交易秩序和原则。
（四）加快产权制度改革，明确产权归属
制度建设论文范文第4篇
企业制度包括方方面面，比如会计制度、薪酬制度、福利制度、年金制度、行政管理制度等。由于人员构成、生产周期、产品特性等诸多因素，建筑设计企业管理有着不同于其他行业的一些特性，对应的企业制度无论从宏观、中观还是微观三个层面都有不少特殊的地方。
2研究现状
建筑设计企业的人员构成向来以工程师为主。我们以“建筑设计”和“行政管理、企业制度”在知网（）作为关键字出现的频率来查看相关的研究情况。作为对比组1（图1企业制度），我们采用“建筑设计、企业制度”为关键字在知网进行搜索，找到5篇通过企业制度建设以促进建筑设计企业发展的论文。作为对比组2（图1制度管理），我们也尝试以“建筑设计”+“制度建设”与“制度管理”、“管理制度”进行检索。其中“制度建设”未发现结果，而在排除干扰项后发现“管理制度”的2条检索结果在“制度管理”的2条检索结果相同。从检索结果看，赵新华论文主题是“走出传统经验管理的束缚,进入科学管理的领域,建立崭新的管理机制,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1]”；吕建平认为“经营管理没有固定的模式，要遵循市场的变化规律调整自己的经营思路和方式[2]”；赵俊生发表的2篇论文都认为“产权明晰、职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3-4]”是经营机制的关键，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问题；张大鲁认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最终目的是发展。必须要解放生产力,创造更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运作机制[5]”;周蓉认为“建立一个结构合理、制度严密的企业内部管理体系以及建立一个符合勘查设计行业特点的薪酬激励制度[6]”至关重要；戴莎认为“管理制度要符合具体项目运作规律和的客观行为规律，将行为管理引入管理制度可以大大加强公司和项目管理[7]”。
3分析
在很多的影视作品中，我们常会看到精兵强将出现在岌岌可危的项目上，大刀阔斧改变管理模式，为企业力挽狂澜，一个明星建筑设计师搞定一切难题。但实际生活中，建筑设计企业里更多的是普通人，遇到明星建筑设计师的概率是很低的，所以说建筑设计企业的运营还是依赖于企业制度的。退一步讲，哪天撞了大运，真的企业拥有了明星建筑设计师，那就可以抛开制度了吗？答案依然是否定的，由于信息不对称，我们选择队伍带头人（管理者）的时候，不可能了解其所有信息（包括品德、才干等）；我们也不能保证一个品质优秀的人才在坐上管理岗位之后不会腐化变质。心理学上有个现象叫“破窗效应”，任何坏事，如果在开始时没有阻拦掉，形成风气，改也改不掉，恰如“千里长堤溃于蚁穴”，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企业制度这件事情是纵观全局的问题，即便是建筑设计企业这样高学历人群密集的企业，大家没有一套约束的行事准则也是不行的。假定发生了有个冒头的人剽窃了同事的建筑方案这种卑劣的事情，却没受到惩处，恐怕就会诱发集体的破罐子破摔，抄袭行为变成集体风靡。心理学上另一个与管理相关问题叫“责任分散效应”，这种现象不能仅仅说是人心冷漠，或道德日益沦丧的表现，同样的人在不同场合的行为是有差别的，当一个人被指定独自做图纸校对、审核或者填报建筑备案资料时，他通常会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并把事情尽力做好。而当一群人被指定去画建筑节点，但没进行细分的时候，很可能截止时间到了，图纸影子都没有，因为很可能会发生一种“我不去画图，等别人先画”的心理，造成“集体袖手旁观”的局面。还有个心理学问题叫“帕金森定律”，这很好地解释了行政后勤队伍愈发臃肿的原因。一个不称职的建筑设计管理者，常有三种选择，一是离职让贤；二是找贤才来协助自己工作；三是任用两个比自己差的人当助手。第一条路因为会丧失权利，一般不会有人选；第二条路有可能会培养职业竞争对手，所以一般也不会有人选。于是，这位管理者走上了第三条路，录用了两个平庸的助手来帮忙，自己则发号施令。两个助手又依葫芦画瓢，再为自己找两个更加无能的助手帮忙。如此这般，组织架构臃肿就出现了。有玩笑说做建筑方案一人，听取报告有十人，举行庆功宴时有百人，就是对这种臃肿组织的嘲讽。卢现详已经在他的著作《西方新制度经济学》里从多个角度证明了“制度的完善不仅有利于经济活动的有效运作，也有利于人品的提高”。他同时认为当下制度中，最缺乏的是激励与约束功能[8]。这种观点同样适用于建筑设计企业制度建设。约束特权意识、不学规范、擅自改图、越级管理等有危害的行为，激励方案原创、审慎制图等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的好行为，是建筑设计企业制度建设的出发点。特权意识是必须约束和压制的，一个再好的企业制度也经不起一而再再而三的特权践踏。企业内部争破头去钻制度漏洞的时候，市场竞争力还能有多少？要发挥企业制度优点，首先就要从人人遵守制度出发，对管理者而言，制度要约束别人，但更要约束自己。如果做管理就是冲着特权去的，那上位管理之日，就是企业破败之始了。
4总结
建筑设计企业的稳定运行一方面定然需要与其勘察设计特质匹配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虽然我们不能回避明文规定之外的各种“潜规则”，但我们还是希望尽量让道德成为“潜规则”，而不是让特权“潜规则”干扰正常工作。企业制度需要管理人员心无旁骛去维护，事事出于公心，才能坦荡做人，谨慎用权，才能光明正大做事，企业才会有健康良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赵新华.实现管理现代化完善企业制度是建筑设计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J].建筑设计管理,2005(4):12-13.
【2】吕建平.现代企业制度的探索与实践———论中小型建筑设计单位改制后的管理模式走向[J].建筑设计管理,2003(6):7-10.
【3】赵俊生.关于中小型建筑设计单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意见[J].建筑设计管理,1997(5):9-12.
【4】赵俊生.关于建筑设计单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问题[J].建筑设计管理,1995(6):9-12.
【5】张大鲁.关于国有建筑设计单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几点思考[J].建筑设计管理,1998(2):15-18.
【6】周蓉.关于中小型建筑设计企业完善管理制度之探讨[J].中国科技信息,2009(10):220-221.
【7】戴莎.将行为管理引入建筑设计人员管理制度的相关思考[J].四川建筑,2013,33(2):234-235.
【8】卢现详.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
制度建设论文范文第5篇
以改革为动力，推进保险公司内部各项管理制度的创新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认识到保险公司的竞争优势主要取决于公司的人才技术优势和组织管理优势，而不只是传统的资源优势和资金优势。保险资源配置和经营管理能力的差异性以及保险公司利用这些资源的独特方式，形成了公司各自的竞争优势和比较优势。建立内控制度和管理制度的目的是提高保险公司的自我约束意识，防范和及时发现经营风险，建立公司内部相互制衡机制，确保正确反映公司的经营效益，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健全有效的内控制度可以监督和弥补公司管理中可能存在的缺陷，使公司在市场环境变化和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的情况下，实现公司的市场经营目标。
保险公司的内控管理制度建设应注重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可以参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模式进行公司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比如公司价值链管理、组织结构管理、业务绩效管理、客户关系管理、公司价值管理、销售渠道管理、服务质量管理、公司品质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激励约束机制管理等。
2003年车险管理制度改革是保险业的一次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和实践创新，对国内保险业改革的深化、保险公司经营增长方式的转变、保险业务结构的调整以及促进保险业快速健康稳定发展将产生重大影响。保险公司应及时研究车险管理制度改革对公司的经营管理体制所带来的影响，最大限度地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通过改革创新推动公司按照市场经济规则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按照公司内控管理制度的要求，保险公司总分支公司之间应该建立严格的管控机制和费率反馈机制，总公司对分支公司的经营活动必须做到心中有数，及时指导，监控到位；应建立严格的核保和核赔分离制度，必要的审核制度和检查制度；对分支公司擅自越权和违法违规行为以及违反公司内控管理制度的行为，必须认真进行监督和检查，加大处罚力度，还应及时修改和完善内控管理制度。
以监管为核心，监控和指导公司内控管理制度建设
加强保险公司内控管理制度建设的目的是在新的市场和法律环境下，将以往保险监管部门的部分监管责任转变为保险公司的管理责任。保险监管部门的监管责任是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保证投资人的正当投资回报权益不受侵害，监督保险公司合法合规经营并具备足够的偿付能力。以往这种监管职能是通过对保险公司现场和非现场的例行检查来实现的，但由于保险公司管理体制和业务经营复杂程度的提高，保险监管部门例行检查和抽查的真实性、准确性、即时性和有效性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增大了保险有效监管的难度。在国际化竞争日益激烈的大背景下，保险监管部门必须认真研究如何充分发挥保险公司的内控管理制度的积极作用，将保险公司的内控管理制度建设作为强化监管的重要内容，加强事后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保险公司则应该认真检讨和审视公司内控管理制度执行的现状，增强对公司内部机构、业务、财务、投资等方面的风险管理，完善和弥补内控管理制度方面的缺陷和不足。
国际上一般将内部控制按职能划分为内部会计控制和内部管理控制两类。前者包括涉及直接与财产保护和财务记录可靠性有关的所有方法和程序，包括分支机构授权和批准制度、责任分离制度以及对财产的实物控制和内部审计等。后者包括与管理层业务授权相关的组织机构的计划、决策程序、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手段、信息交流、监督管理以及各种内部规章制度的执行状况等。
保险公司总公司必须全面掌握分支公司的有关情况，如分支公司经营范围和经营规模是否相适应，内控管理制度建设是否完备和完善，权利与责任的平衡是否对称，重要职能和关键岗位的设立是否相互制约，独立的内部稽核和公正的外部审计是否健全等。所有这些内容要求保险公司必须建立科学完善的内控管理体系，提高操作效率，确保现有规章制度的执行，同时，保险监管部门必须对保险公司内部控制管理制度的建设和执行情况进行认真检查和监督指导。
以竞争为手段，建立内外资保险公司竞争合作机制
保险公司应该具备全球化的战略眼光和合作意识，提高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和质量，积极主动地参与业内的竞争与合作。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最低成本、最佳产品、最优服务、最大份额、最高利润，是内外资保险公司共同追求的目标。保险公司共同开发和利用保险资源、保险科技、保险信息，以及保险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加强合作，是国际化经营的必然要求和发展趋势。从管理的层面上看，外资保险公司在内控管理制度建设方面的先进经验值得国内保险公司学习和借鉴。首先，内外资保险公司应该加强对国际通行的内控管理制度的信息沟通和交流，增强公司管理者对加强内控管理的意识；其次，应注重公司内控管理水平和质量的提高，以适应竞争与合作的要求；第三，应加强对业务无序竞争的管控，在管理创新、服务创新、机制创新等方面开展竞争活动；最后，共同营造一种合作创新、共同发展的协作精神和协作方式。
以管理为目标，提高公司经营管理的整体水平
保险公司的组织结构是保证公司各部门和总分支公司各司其职、有序结合、分工明确和有效运作的组织保障。合理的组织管理结构可以把分散的力量聚集成为强大的集体力量；可以使保险公司每个员工的工作职权在组织管理结构中以一定形式固定下来，保证保险公司经营活动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有利于明确经营者的责任和权利，避免相互推诿，克服，提高工作效率；可以确保公司领导制度的实现。
围绕风险控制和增进效益两个目标，保险公司应该加强内控管理水平，增强竞争能力，在日益开放的经营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一是应建立高效的风险管理机制，并以此为核心，严格控制经营风险，保证其业务收益的稳定，满足被保险人日益增长的保险需求；二是运用高新技术手段和先进方法对风险变动趋势进行科学的预测，有效进行公司经营风险的控制和管理；三是完善保险风险内部控制机制，对经营风险实行严格的监控，建立科学的风险监测反馈系统，提高公司经营效益；四是完善公司内控管理制度，用制度管人、管机构、管业务、管经营，并接受保险监管部门的指导和检查。
以服务为理念，提升产品创新、服务创新的科技含量
产品创新能力反映了公司管理和竞争水平。保险产品的系列结构、规格品种，特别是产品更新换代的频度，与保险公司产品管理能力的高低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因此，根据竞争的客观需要，保险公司都把优化产品结构、增加和更新产品作为提高其管理水平和国际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国内保险市场中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保险产品结构雷同、业务单一、创新不足、粗放经营等问题。
随着新《保险法》的实施，保险监管部门放松了对保险条款费率的管制，保险公司有了更大的条款费率制定权。因此，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险公司应该跳出传统的业务框架，认真分析市场需求，建立推进产品更新换代的产品管理制度，加速开发公司自身的产品系列，提高公司产品的国际化、多样化、专业化水平，努力开拓各种市场空间。培养适应产品创新的人才队伍，造就一支掌握现代产品风险管理技能和方法的高素质管理队伍，这是完善保险公司管理水平和内控机制的前提。
科技创新引导保险公司的服务创新。保险公司应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快电子化和网络化建设的步伐，促进办公自动化，丰富和拓展电子商务和网络保险以及由此延伸的服务手段和领域，提高保险公司的业务处理能力和运作效率，以高效、快捷、优质的服务，积极参与保险业的国际和国内竞争。
加强人管理制度可以促进服务质量提升。新《保险法》修改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加重了保险公司对保险中介入和中介业务管理的法律责任和管理责任。保险公司应根据中介业务发展的实际，制定相应的保险中介业务管理办法，加强和完善对保险中介业务的管理。
目前，保险公司间竞争的重点不再是产品的价格竞争，而是服务质量和方式的竞争。只有通过高质、高效、高附加值的服务竞争，才能将各种保险产品更快更好地送达顾客，才有利于扩大和稳定客户关系，占有更高的市场份额。
提高保险服务质量的关键是靠保险公司服务意识的增强，靠保险公司服务的创新。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保险业的体制、机构、业务、管理、人事分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归根结底都将落在服务的创新上，因此，提高保险服务与促进保险发展是相辅相成的，是保险公司在今后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能否立于不败之地的客观要求。保险公司要高度重视售前服务、售中服务、售后服务的各个环节，遵循公司的工作流程和管理制度，不能因人而异，降低服务水平和质量。以效益为中心，用内控制度管控公司所有经营行为
保险公司的经营目标是实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这就需要保险公司对其分支公司的管理层进行监督，保证分支公司的管理层能够按照公司的既定目标履行职责，有序、有效地开展业务，确保公司的经营目标得以实现。以实现股东价值的最大化为基础的管理是一个综合的管理工具，它可以推动创造价值的观念深入到公司一线员工中去，用效益的观点，通过内控管理制度和经营目标的实施，监督和控制公司管理层的经营行为。内控管理制度是保险公司经营效益实现的保证，而分支公司的管理层既是相关制度的制定者，又是执行者，他们的经营行为直接影响内控管理制度的执行绩效。
目前，在保险市场中时有发生的分支机构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反映出其上级公司仍然存在以保费论英雄、以规模为发展目标的经营指导思想，有些内控制度对部分分支机构管理者的经营行为缺乏必要的约束和监督，不能保证会计和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内部稽核和外部审计制度形同虚设，削弱了内部控制制度的监督效力，同时增加了保险公司经营风险和保险监管的成本。
制度建设论文范文第6篇
独立董事制度最早起源于美国。1940年，美国颁布的《投资公司法》中，就有“至少需要40％的董事由独立人士担任”的规定。1956年，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规定公开上市公司至少必须选任两位外部董事；1977年，纽约证券交易所再次要求美国的每家上市公司“在不迟于1978年6月30以前设立并维持一个全部由独立董事组成审计委员会(AuchitCommittee)；这些独立董事不得与管理层有任何会影响他们作为委员会成员独立判断的关系”。其后美国股票交易所(ASE)亦做了类似的决定。至此，独立董事作为美国上市公司董事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便成为一种正式制度被确定下来。
英国伦敦几家著名的从事审计和管理规范的研究机构建立了由艾德里安·凯得伯瑞(CADBURY)爵士为主席的委员会。凯得伯瑞委员会除明确指出董事长和总经理应由二人分任外，特别要求董事会至少要有3名非执行董事，其中的两名必须是独立的。该委员会于1992年提出了关于上市公司的《最佳经营准则》(TheCodeofBestPractice)，建议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构成如下：“董事会中应有足够多的有能力的非执行董事，以保证他们的意见能在董事会的决策中受到充分的重视。”凯得伯瑞准则被伦敦证券交易所吸收到上市规则中，并且融合进了实际的市场操作。可以说，伦敦证券交易所用间接方式要求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中包括独立董事。
我国是在1999年首先从境外上市的公司开始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的。1999年3月，国家经贸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促进境外上市公司规范动作和深化改革的意见》，要求境外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2000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加强管理的基本规范(试行)》，提出“董事会中可以设立非公司股东且不在公司内部任职的独立董事”；2001年8月，中国证监会了《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标志着独立董事制度步入实施阶段；2002年，中国证监会正式了《上市公司治理准则》，进一步推动了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二、独立董事制度对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现状产生的作用
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企业存在着一系列复杂的委托——关系，其中股东——经营者和中小股东——大股东的关系最重要，矛盾最突出。建立在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基础上的现代企业理论，对委托人和人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内部人控制作了具体研究。用此理论来分析我国上市公司的制度变革，就会发现其内部人控制的问题非常严重：决策失误，经营管理失控，缺乏有效监督。具体表现为来自大股东利用对公司的控制地位谋取不正当的利益；董事会不可能有效监督和约束经理人；经理人通过董事会来操纵股东大会；监事会的法定职能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导致监事会监督职能极度弱化，甚至一些监事会形同虚设。这个势必使健康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制衡机制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显然，增强董事会独立性，公司的成本就会降低，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提高。否则，公司可能被某一或某些利益集团所操纵，从而损害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因此，保证董事会的独立和公正，增强董事会的透明度，完善董事会的职权与结构，已成为企业所关注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独立董事制度正是适应这一要求而产生的。
独立董事亦称外部董事或非执行董事，是指代表公司全体股东和公司整体利益、具有完全独立意志的董事会成员。独立董事与公司没有利益联系，都是具有特殊专长的战略经营管理专家，可以独立、公正、客观、科学地作出有关决策判断。其独立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独立于大股东；二是独立于经营者；三是独立于公司的利益相关者。独立董事的这种特殊地位和独立性，能对内部董事起着监督和制衡作用，并对于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监督和约束公司的决策者和经营者，制约大股东的操纵行为，最大限度地保护中小股东乃至整个公司利益起着关键作用。
三、我国引入独立董事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独立性问题
确保独立董事的独立性，是实施独立董事制度的关键，也是独立董事制度的生命力之所在。否则，独立董事制度只是流于形式。但从目前上市公司实施的情况来看，其独立性远没有形成。
1.公司所有制性质。由于我国多数上市公司是由国家或国有企业法人控股，经营者在政府部门授权下享有经营决策权，有的甚至作为国有股东代表，集经营权与所有权于一身。而行使监督权的国有控股公司经营者或政府官员既不分享经营成果，也不承担对投票后果的责任，难免与企业经营者合谋。在此情况下，独立董事的提议和决策难以贯彻下去，当然也就不能发挥其作用。
2.独立董事的任免。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目前主要由政府主管部门、董事会或董事长聘任。于是，尽管聘任的独立董事具备相应的资格和条件，但由于其任免权仍掌握在政府主管部门领导或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手中，便失去了其独立性。在独立董事的聘任中，人情董事、名人董事的现象非常严重，使得独立董事的独立性、知情权和工作时间都得不到保证。
3.独立董事的权力。赋予独立董事独立的权责有利于提高其独立性。为此，《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上市公司除赋予独立董事具有一般董事的职权外，还应赋予独立董事特别职权和独立意见发表权。为强化独立董事的责任意识，应明确独立董事行使特别职权和发表独立意见既是权利，也是义务，独立董事“必须”行使特别职权和发表独立意见。否则便是未能认真履行独立董事职责。
4.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例。独立董事的存在最终是为了保证董事会的独立性、董事会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但我国目前上市公司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所占的比例仍较小。全国已有1000多家上市公司，而独立董事仅300多人，这不利于独立董事发挥应有的作用。
5.独立董事的激励。独立董事也存在激励问题。否则，独立董事可能与经营者或大股东合谋，可能缺乏开展工作的积极性等。目前，我国独立董事的激励机制设计不合理，这也是独立董事未能发挥作用的一个原因。
(二)法律依据问题
从世界范围来看，独立董事制度主要盛行于公司权力属于一元模式、不设监事会的国家，如美国和英国。它们由于受信托法律制度的深远影响，形成了严格的董事责任，加上发达证券市场外部监督，客观上不需要在股东会下设立与董事会平行的监事会。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董事会任命主要经营者，公司内部没有一个常设的监督机构，由此演变出外部董事对内部董事的监督。
我国与日本相仿，同属二元权力模式，讲求权力制衡和结构对称，三权分立，各司其职，公司机构中已经存在专事监督职能的监事会，如引入独立董事，容易导致功能上的重叠。日本曾在1950年修改商法，监事会只保留会计事务的监督，将业务监督权赋予了董事会。但结果并不成功，1974年日本再修改商法，恢复了监事会的业务监督权。因此，我国必须将独立董事的监督职能合理配置到现行的治理框架内，既发挥独立董事的监督效用，又避免与监事会的功能冲突。
(三)中国公司的现实问题
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由于存在管理经营绩效评估机构和相当完善的经理人市场，独立董事多由具备专业管理能力和经验的人员担任。在我国，职业经理层和人市场尚未形成，独立董事资质评定机构缺乏，担任独立董事的人员多为经济学或法学学者，往往缺少企业经营管理经验，对公司经营业务的敏感度也不够，未必能很好地履行职责。另外，中国向来强调个体服从整体，缺少个性张扬的传统，独立董事一旦进入董事会，极易与内部人员同化，丧失独立性。
日裔美国学者福山把美国、日本、德国归类为高信任度国家，中国则被归类为低信任度国家。事实上，西方各国通过长期的努力，业已形成完整而规范的信用体系。个人信誉度因而成为独立董事发挥作用的主要动力来源，其良好的表现将极大地提升他们的声誉，而一旦声誉受损，将直接影响其未来发展。在我国，传统的信用关系依赖道德约束而非法律约束。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新的公共信用还没有形成，导致了严重的信用危机。然而，在公共领域以契约为基础建立诚信关系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独立董事功效的发挥也会受其阻碍。
四、完善独立董事制度的几点建议
(一)明确独立董事的职责和角色定位。
根据我国《公司法》对监事会的组成和职权的规定，首先要避免监事会与独立董事之间权力和职责的重叠和冲突。独立董事职责的设定和角色定位，应考虑在监事会行使监督职能之外的未监督到的地方、独立董事“独立性”所承担的特殊职能和独立董事自身所具有的专长。据此，我国独立董事的职责应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制衡角色，独立董事的首要职责是对控股股东滥用控股权进行制衡，协助董事会维护所有股东利益，尤其是维护公众股东的权益。第二，战略角色，独立董事凭借其特有的专长和技能，为公司长远发展战略提出意见和建议。第三，裁判角色，通过主要由独立董事组成的审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报酬委员会等机构，来履行提出经理人员候选人、评价董事会和经理人员的业绩、提出董事和经理人员的报酬方案及对公司关联交易发表意见等职责。第四，监督角色，独立董事在监督经营者方面也要发挥重要作用，如可以通过独立聘请外部审计机构或咨询机构、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向董事会提议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检讨董事会和执行董事的表现，督促其恪尽职守等。
(二)建立独立董事行业自律体系。
1、成立独立董事协会。成立独立董事协会，保障独立董事合法权益，并通过制定内部惩戒措施，规范独立董事执业行为。如制订具体执业准则，明确独立董事执业责任，组织业务培训提高独立董事执业水平，促进职业经理层的建立。另外，由协会对独立董事的资质和经营绩效定期进行评估，提供权威的可行性论证，增强独立董事的行业自律性。
2、建立独立董事事务所。建立独立董事事务所，独立董事以加入事务所的方式执业，把独立董事的自然人责任转化为法人责任。这样，可以由事务所直接出面对独立董事的行为加以约束，承担相应的损失赔偿责任。独立董事事务所还可以防止独立董事同时在处于竞争关系或有利益冲突的公司之间任职，客观上起到自律的作用。另外，使独立董事职业化，限制独立董事同时任职公司的数量，确保其对公司经营业务和信息的必要了解。
(三)建立和健全独立董事的生成和退出机制
首先对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从法律上予以确认。其次，对已有的和潜在的独立董事人选进行专业培训和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素质和执业水平，由政府制定独立董事的行为操作规范并发放资格证书。再次，成立全国性或区域性独立董事协会，人员由各行业的专家组成。这些人员进入董事会可以直接由协会推荐，证监会考核认定，上市公司董事提名委员会审核提名，将候选人的资历、背景与公司有无关系等情况予以公布，最后进入股东大会表决程序。为了避免大股东操纵，第一大股东在表决时应予回避。转
一个有效的独立董事退出机制应包括以下几点：一是用法规的形式规定独立董事的任职期限。目前我国已有这方面的规定，独立董事在同一公司任期不得超过两届(即6年)，届满自然退出。二是市场选择。随着独立董事资源稀缺状况的改变，当供求矛盾缓解后，由市场机制来选择独立董事。三是依靠独立董事协会作为民间自律组织。对那些无法履行独立董事职责者，劝其退出；对那些败德的独立董事，应予以惩罚。
(四)建立健全独立董事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1.声誉激励。对独立董事的资质进行考核和认定，发放资格证书，把这一职业看作是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高尚职业；对成绩突出、素质高、职业道德良好的独立董事，可以通过独立董事协会确认为终身独立董事，使他们珍惜自己的声誉和地位；发挥优秀独立董事在独立董事协会中的作用。对被授予终身独立董事者，在独立董事协会中，他们对独立董事的资格认定和推荐具有决定权；奖励有突出贡献的独立董事。
2.报酬激励。目前，我国的独立董事的报酬一般是由津贴和车马费构成，上市公司给独立董事开展工作提供费用的情况并不多，导致独立董事因经费不足而无法有效开展工作。对于股东来说，为了使独立董事的工作独立而负责，应当付给他们较高的报酬，给予独立董事开展工作必要的费用，其数额出股东大会决定。而且，出于独立董事需要具备一定的学识、能力和经验等，为了吸引优秀人才进入上市公司董事会中担任独立董事，支付一定的报酬亦是必要的。事实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公司法均规定了董事有权获取报酬。
3.对独立董事的约束机制。没有尽职尽责、缺乏努力的独立董事，不能获得相应的奖金和津贴及其他回报。同时，对独立董事的败德行为应在经济上予以制裁并让其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独立董事协会、证券交易所和中介机构组织对独立董事的操守行为也应提出相应的要求，通过制定一些自律性准则，增加行业自律性和指导性。在未来的独立董事制度框架中，独立董事的生成和约束都应市场化运作，通过潜在的独立董事对在岗的独立董事形成竞争性约束。特别是通过独立董事的退出机制淘汰那些不称职的独立董事。
(五)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机制
1.完善相关的外部监督机制。有人认为，美国公司经营管理层得到了有效的监督，其主要原因在于其完善而发达的外部监督机制，如强制的信息公共制度、股东衍生诉讼、股东证券诉讼、证券交易所的自律规则、公司并购、机构投资者以及对股东诉讼极为有利的风险诉讼机制等等。独立董事的存在只是一个方面，而以上这些在我国都极为欠缺，必须尽快建立。
2.建立有效的信用评估体系。有效的评估体系有助于信用意识的培养。一方面，上市公司能够随时了解专业人员的信用状况(资产和负债)和信用记录，拥有不良信用记录的人任职的机会将大大减少，同时为寻找适合自身的独立董事提供了有效渠道，防范了风险；更重要的是，独立董事在公司中的所作所为将被准确地记人信用档案，不守信的独立董事一旦发生非法获益或严重失职行为，将给自己留下不良信用的烙印，一直伴随其以后的执业经历并直接影响其未来发展。在为了获益所支付的成本远远大于非法收益的情况下，独立董事将能更好地履行职责。
3.增强独立董事的市场透明度。对于规模庞大的上市公司而言，大部分股东了解公司的状况主要是通过公开披露的信息，其中当然也应包括独立董事的信息。股东有权利也有必要知道独立董事的状况，以便了解其利益与自身利益是否冲突，另外，这些信息也将帮助上市公司的股东判断独立董事是否能够独立有效地对公司的运作进行监控。就信息所涉及的内容而言，可以参考美国的做法，主要就以下事项进行披露：一是有关独立董事的基本信息，二是独立董事是否持有公司股份，三是未来可能引起利益冲突的信息。
独立董事制度能否在中国上市公司真正发挥作用，还有赖于其他相关制度的完善程度，如监事会制度，证监会监督机制，投资者的参与等等，但只要科学合理地引入独立董事制度，无疑对完善公司监督机制，客观上促进我国公司治理结构朝着良性的轨道发展具有真正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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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建设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原创性论文社会制度创新创新逻辑分析社会发展的逻辑规律
一、封建社会制度创立过程的逻辑分析
中国的奴隶社会历经夏、商、周三个朝代，长达两千多年。奴隶社会实行分封制，整个国家的治理是靠家族的亲情来维系。各诸侯国拥有土地和军队，并行使民事管理权，在政治和经济上有很大的独立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家族的血缘关系越来越疏远，统治阶级内部的凝聚力越来越小。尤其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使诸侯国的实力越来越强大，他们不再甘愿听命于中央的左右，不再甘愿向中央纳贡，于是各自为政、各行其是，最终摆脱了中央的领导，在全国形成了弱干强支的诸侯割据局面，这就是长达五百多年的春秋战国时期。在这个时期，各诸侯国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连年战争，相互兼并，最后由诸侯国秦王嬴政灭掉其他六个诸侯国，从而统一了全中国。
秦王嬴政认真分析了周王朝灭亡的原因，为了避免国家再度出现诸侯割据的分裂局面，确保国家的统一,便从强干弱支入手,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权力，依靠功臣治国和依法治国的方略。在政治制度上，实行君主专制。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制，在全国设立了36个郡，郡下面设立县、乡、里；在经济制度上，废除了土地国有制（井田制），实行了土地私有制（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经营）；在军事制度上，军队的指挥权归中央，皇帝是军队的最高统帅。这种社会制度使地方政权不再拥有土地和军队，而只有社会管理权。这样地方政权就只是一个民事管理机构，而不再是一个经济实体和军事组织。把土地分给百姓经营，军队则由国家统一指挥。这就大大削弱了地方的权力，而中央的权力相应得到了加强，致使地方政权无力与中央抗衡。秦王嬴政所创建的这种社会制度就是封建制度，他就是历史上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皇帝，被后人称为秦始皇。秦始皇所建立的这种封建制度在中国持续了两千多年。
创新逻辑分析：
相反推理：
已知：分封制（弱干强支）地方割据
联想：分封制～郡县制（相反关系）
推论：郡县制（强干弱支）国家统一
实践：郡县制（强干弱支）国家统一
（中国：秦始皇）
二、资本主义制度创立过程的逻辑分析
欧洲封建社会末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解体，加剧了资产阶级同封建特权的矛盾，资产阶级随着自己的经济、政治力量的不断壮大，它们不再甘心将自己获得的财富拱手献给封建贵族。荷兰在16世纪末、英国在17世纪中叶、法国在18世纪末、德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在19世纪中叶，先后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了封建贵族的独裁统治。
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它们从政治制度上，废除了一人专制的封建君主制，建立了集体决策的共和制，这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决策机制。资产阶级所创立的这种社会制度为商品经济的大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
1911年，以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了辛亥革命，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的社会制度，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共和政体的社会制度——中华民国。
创新逻辑分析：
相反推理：
已知：君主制独裁统治
联想：君主制～共和制（相反关系）
推论：共和制民主机制
实践：共和制民主机制
（荷兰、英国）（中国：孙中山）
三、社会主义制度创立过程的逻辑分析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必然导致垄断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最腐朽的阶段。垄断资本家在这个失去竞争对手的阶段，为了获取最大利润，将变本加厉地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使工人阶级陷入极其窘迫的境地，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工人阶级被迫起来反抗，用革命武装资产阶级政权。
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废除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将企业的所有权收归国有，那么所建立的这种经济制度就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种制度铲除了新的资产阶级产生的根源。这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共同管理国家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民安居乐业，过着幸福安康的生活。这就是列宁1917年首先创建的社会主义社会。
1949年10月1日，中国人民在的领导下，经过28年（1921～1949）的浴血奋战，了三座大山，从而在中国建立了一个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开创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纪元。
创新逻辑分析：
1.相反推理：
已知：企业生产资料私有制剥削
联想：私有制～公有制（相反关系）
推论：企业生产资料公有制平等
实践：企业生产资料公有制平等
（马克思·列宁·）
2.相反推理：
已知：资产阶级人民受压迫
联想：资产阶级～人民民主（相反关系）
推论：人民民主人民当家作主
实践：人民民主人民当家作主
（马克思·列宁·）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过程的逻辑分析
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证明，单一公有制的经济制度虽然消灭了剥削和压迫，但由于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所以难以激发劳动者的工作热情，从而直接影响了生产效率的提高，致使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
1978年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根据人民的意愿，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决定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决心在中国实行经济改革，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经济的道路。既然单一所有制在中国难以迅速改变中国的贫困面貌，那么是否建立一个混合所有制的经济制度可以较快地改善人民的生活呢？
在探索建立混合所有制的经济制度的改革过程中，中央首先从扩大企业的自入手，采取了三步走的战略：
第一步：对企业（农业）实行了承包制，把经营权交给了企业（农民），实现了大锅饭向小锅饭的转变。1980年首先在农村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村获得了连年大丰收，一举解决了中国人民几千年来没有解决的温饱问题。随后，承包制在城乡企业中全面展开，经济效益有了明显的提高。
第二步：对价格体制进行了改革，把产品的交易权交给了企业，实现了计划经济（计划价格）向市场经济（自由价格）的转变。这就使企业能够按照经济规律组织生产，避免了长官意志给企业生产带来的盲目性。
第三步：对企业实行了股份制改造，把所有权部分交给了企业，实现了单一所有制向混合所有制的转变。1998年中央撤销了政府中所有的工业管理部门，从此政府不再管理企业，使企业真正成为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的经济实体。
以上经济体制改革的三步战略措施的实施，使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步一个台阶。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的生活大幅度提高。今天，中国人民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正在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踏步地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进。
创新逻辑分析：
相反推理：
已知：单一所有制的经济制度致富慢
联想：单一所有制～混合所有制（相反关系）
推论：混合所有制的经济制度致富快
实践：混合所有制的经济制度致富快
（中国：邓小平··）
参考文献：
1.赵云田、史明迅、王明录：《中国历代开国与亡国皇帝》，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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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江天骥主编：《西方逻辑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中国逻辑学会编：《辩证逻辑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制度建设论文范文第8篇
中共中央最近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体现了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反映了我们党和各派、无党派人士的共同意愿，是继1989年文件以后，有一个指导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多党合作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意见》的颁布实施，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步骤。制度建设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
理论分析：
1．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政党制度，也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与人代会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一道，构成了我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构架。
2．《意见》的颁布实施，说明了制度完善是政治文明的保障，制度建设是多党合作的关键，它将大大推进我国多党合作的制度化、规范化。
3．中共中央颁发《意见》说明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多党派参政；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它反映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体现了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实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4．《意见》体现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实行这种政党制度，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贯彻“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可以促进重大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还可以为人民群众行使管理国家的民利多开辟一些渠道，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
5．《意见》反映了我们党和各派、无党派人士的共同愿望，充分发挥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派参政议政作用，有利于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
试题导航：简述《意见》颁布实施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制度建设论文范文第9篇
内部控制是一种自我规范的行为，为实现既定经营目标，对内部各职能部门及工作人员从事的业务活动进行自我规范、约束、评价和控制的一系列制度、程序和方法，是对风险进行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监督及纠正的动态过程和机制。为实现经营目标和防范风险，应建立良好的内控环境，即管理层高度重视内控建设，并努力创造符合实际与时俱进的内控氛围，不失时机地建立有利于控制风险的机制和组织架构，设置约束操作风险和经营风险的指标体系。近几年随着商业寿险公司经营模式的确立，内部控制建设明显加强，对防范经营风险、预防案件发生、依法合规经营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在具体实践中，由于一些商业寿险公司未能将内控制度建设作为经营管理的基础性工作和重要手段加以重视，导致内部控制制度中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使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受到制约。
一、目前内控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
（一）内控环境不理想
主要表现为：一是对内部控制建设的认识模糊，事前防范意识不强。一些管理者把内部控制建设理解为各种规章制度的制定和汇总，认为做了整章建制工作就等于建立了内控机制，而没有把内部控制建设作为内部管理的基础性工作加以重视，把管理与内部控制建设混淆，有的甚至把内部控制建设与发展和效益对立起来。
二是职责不清。对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约束，事中控制不力，使内部控制流于形式。从目前情况看，尽管许多商业寿险公司制定的规章制度和办法不少，但仍存在职责不清，特别是有些商业公司的各层次管理人员仍存在游离于内部控制之外的现象，形成较大的风险隐患。由于机制的原因，目前很少有人对权力范围内的业务行为造成的风险承担责任。事实证明，一些商业寿险公司目前存在的一些重大违规违纪甚至违法行为，多数是因为缺乏对领导的监督制约措施，以及管理人员违规越权造成的。
三是事后监督形式单一，无权威性，缺乏必要的连带责任追究制度。目前，一些商业寿险公司的监督检查主要是依靠自查和各类工作的常规检查；检查方法仍基本停留在传统的印章、单证、会计凭证和账簿的检查上，未能做到适时地根据综合业务处理及其延伸的推广应用而相应改进检查方法；在检查方式上，现场检查与非现场检查也相互脱节；加之长期的自查，碍于情面和“家丑不可外扬”思想的束缚，监督没有权威性，致使许多风险控制点成为“盲区”，得不到及时的发现和纠正。即便是上级公司的检查，由于没有严格的违规处罚措施以及连带责任追究制度，因此最基本的通报也是“隔靴搔痒”，不能切准要害；查出的问题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检查流于形式，起不到监督和威慑的作用，留下风险隐患。
四是内控优先的原则说起来重要，忙起来次要。风险评估体系不够完善。传统业务没有制订计量识别的标准；再控制机制薄弱，新型业务开办的同时没有及时建立起风险控制制度，内部制约出现断层，往往是等到出现了问题才去寻求控制措施，已得不偿失。
（二）制度落实打折扣
内控制度在执行和落实过程中大打折扣的现象依然存在，具体表现为：一是重制度、轻落实，造成有章不循，违章操作。常言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有了规矩，不去落实，即使内控制度制定得再严密，那也只能是纸上谈兵，制度本身的约束力和威慑力都会大打折扣。从近年来陆续查处的保险违规违法案件中反映出，不少“出事”公司，不是没有制定详细具体的规章制度，而是没有去认真执行和落实，让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捅了漏子。究其原因，主要是来自上传下达中各级管理者对制度理解的扭曲和打折扣，以及执行者的责任心、自觉性和落实力度不够。
二是重效益、轻制度，无意之中造成内控“盲区”。实现利润的最大化是商业寿险公司的根本目标，也是其追求的最终结果；但利润的最大化离不开内部控制作保证，二者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一些矛盾，如人力资源和岗位的合理配置，业务环节的流程和人力组合，操作环节和事后监督检查的科技投入等等，但由于强调高效益、减员增效紧缩人员，以及相互制约手段的滞后等因素，必然产生在内控制度落实上的实际困难，从而为有效防范差错事故等管理风险留下了隐患。
三是重开拓、轻管理。开拓与管理，从理论上各级领导都认识到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坚持内控优先。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是开拓在先，内控列后。例如：为了抢占保险市场，新兴业务先办起来再说，管理制度不能及时配套跟上，制度滞后造成管理上的真空。
（三）对员工的内控制度教育相对薄弱
近年来，虽然采取各种措施不断强化、完善内控管理，但同时，差错事故、违规违纪案件仍然频频发生。反思深究，内控环境不理想、制度落实不力是其主要原因；而另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对员工思想政治工作、职业道德、法律法规等方面的教育培训相对薄弱，使相当一部分员工对内控制度的遵守和执行表现出“无所谓”的思想。此外，公司综合处理业务系统和其他新系统投入使用以及陆续升级，规章制度未能及时随之更新，仍沿袭过时的内控制度。并且各种新问题、新情况的接踵而至，业务辅导和业务培训脱节，业务文件、制度及办法传递相对迟缓，使部分营业网点的管理和经办人员产生抱怨情绪和逆反心理，表现出工作不扎实、不细致，从而影响了工作质量，影响了内控效率，导致客户投诉现象时有发生。还有些公司片面追求经营业绩，只注重在发展业务上下功夫，而忽视对制度执行的监督检查，有麻痹、依赖思想，内控意识较淡化，将内控职责转嫁给上级，在“出现问题一解决问题一再出现问题—再解决问题”循环过程中被动管理，使挪用资金、账外设账、贪污、出纳长短款、账务处理差错、结算事故，甚至违规办理业务、截留保险费等违规违章违法现象屡有发生。
二、加强内控制度建设的对策
（一）充分认识内部控制的重要性
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是促使企业实现稳健经营、防范经营风险的必要条件，加强和健全企业的内控机制，已成为寿险行业的共识。目前，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的商业寿险公司都已建立了比较科学规范的内控体系，国际保险机构的内部控制工作已成为加强内部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得到迅速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今天，商业寿险公司终将成为法律上真正意义的独立法人，业务上的自主经营，资金需求过程中的自求平衡，经营管理中的自担风险，经营成果上的自负盈亏等企业特征将在公司经营过程中充分体现。市场经济条件下，客观经济规律所引发的竞争、风险、盈利——三大企业特征将驱使商业寿险公司在内部管理、防范经营风险、提高自我保护、自我约束和竞争能力上下功夫。因此，作为经营管理中重要手段的内部控制，将显得越来越重要。
（二）明确内部控制与经营管理的关系
经营管理涵盖了比内部控制更为广泛的内容，是经营活动的全部。内部控制贯穿于商业寿险公司整个业务、资金流动的全过程，又与经营管理融为一体，是经营管理活动的一种极其重要的手段或方式。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主要区别有两个方面：一是内部控制是组织决策层对管理对象通过各种方法、手段，为达到其管理目标，实现其预期效果的制度或过程，是相对独立的。二是内部控制提供合理的保证，为管理目标的实现“保驾护航”，应与时俱进，有前瞻性。目的是防止经营活动中“亡羊补牢”，并不存在于管理活动的各个部分，许多管理方面的具体决策和一般性活动都无法取代内部控制，为此，应加强内部控制建设和管理。不仅把内部控制作为一种自律行为始终规范业务行为，更重要的是要充分利用这种科学机制，发挥整体功能，在业务运作过程中环环相扣，不断体现监督制约的动态控制，始终强调“程序至上、内控优先”的内控工作原则，并把内部控制作为经营管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常抓不懈，落到实处，防范经营风险，保障寿险公司业务安全稳健运行，从而为确保业务持续、健康以及实现自身的良性发展提供根本保证。
（三）内控工作要与时俱进
内部控制是实现规范化管理、防范经营风险，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经营过程中实现自我约束、自我调节和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它既是日常经营管理活动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内容，也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内部和外部的环境是在不断变化的，各项业务也在不断地创新和发展，因此，内部控制体系也需要不断优化、逐渐适应的过程。随着新业务的不断推出，现有的内控机制会被突破，过去行之有效的方法，现在不一定适用。所以，内控机制既要有宏观上的战略体系，又要有微观上的不断修正，以形成完善——提高——再完善——再提高的良性循环过程。目前更应充分重视在深化体制改革、加快业务发展的同时，主动规避由于改革和发展不能一蹴而就而可能形成的内部控制滞后的风险，及其对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坚持业务开拓、内控先行的原则。凡是各专业部门新开办的新兴业务操作规程、制度和办法均要通过内部控制部门审查会签后方可印发执行，以确保新业务安全、有序、稳步发展。特别是综合业务系统的应用与电子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业务管理部门要及时加强对内控管理环节的摸索和探讨，从制度上保证消除隐患死角和风险盲区，确保业务和制度的更新同步进行。
（四）强化对权力的约束
在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重要性日益突出的形势下，商业寿险公司内部组织结构的控制建设，不仅要体现精简高效的要求，关键是要把决策、执行、监督三权相互制衡的原则落到实处。在内部控制组织结构的设置上，应有效发挥法人治理结构逐步完善过程中新的组织体制对经营管理成效以及对各级管理人员行为进行高效监督的作用，形成集中管理、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互相制衡的组织结构和权力结构，为不断提高经营效益和防范风险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五）以人为本，全面提高全员的综合素质
商业寿险公司是对人的能力依赖性极强的行业，它的发展壮大主要依赖于有较高寿险业务素质的全体员工。因此，在内部控制的诸多因素中，人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一个公司经营管理水平的高低，正是其全员综合素质的反映。因此，全面提高全员的综合素质乃是当务之急。通过科学缜密的管理，为内部控制管理人才的健康成长和忠诚服务创造良好的条件，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和防范化解风险的牢固基础。加强各级班子、职能部门、党团组织、职代会及群众性的民主监督作用应形成制度。建立和完善激励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团队的工作热情和创造性干劲是不可松懈的内功。所以，内部控制建设必须以人为本，把提高全员的综合素质作为一项长期的任务来抓。
（六）建立健全内部监督体系
1.真正实现内部控制系统运转有效，必须建立健全内部监督体系。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内外同行业的先进经验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和优化依法合法稳健经营的运行秩序，建立和强化统一的内部控制监管模式，不断完善内部控制权威体系，对各级经营实行垂直领导，统一管理，在职权范围内对其业务进行连续的、系统的全面监管。
2.加大现场和非现场监督力度，提高防范和抗拒风险的能力。商业寿险公司应当对各项业务制定全面、系统、成文的政策、制度和程序，并在全公司范围内保持统一的业务标准和操作要求，避免因管理层的变更而影响其连续性和稳定性，在接受监管部门全方位保险监管的同时，内部控制制度的制定必须以各项法律法规为依据，依照有效性、审慎性、全面性、及时性和独立性等原则，将所借鉴的国内外先进经验细化为符合现代商业寿险经营管理系统化、规范化和国际化要求的有自己公司特色的规章制度，形成内在的横向和纵向的相互制约的内部控制架构，确保对社会大众负责，资产得到充分保护，各项业务得到良性发展，真正达到内控制约监督有效的目的。
制度建设论文范文第10篇
（一）缺乏学校层面上的统筹规划
当前大学内部的规章制度在制定方面缺乏必要的统筹规划，该制定什么，不该制定什么；先制定什么，后制定什么，没有统一的安排。导致大学内部的规章缺乏体系性，显得零散杂乱，也容易出现规章之间管理范围的交叉、重叠；也容易出现无人管理、无规矩可循的“制度盲区”，“管理盲区”等问题。
（二）规章制定人员缺乏相关专业知识
多数学校内部的规章制度都是由各个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负责草拟。虽然草拟人员在其所从事的工作领域中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但是，草拟规章制度同样需要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巧，如果不了解其中的规范，制定的规章很可能起不到预期的管理效果，甚至还可能出现制定的规章在程序上或内容上存在违法情形，最终导致规章无效或存在较大法律风险等情况。
（三）规章制度制定过程论证不充分
当前很多部门的规章制度，受到部门领导主观影响比较大，受领导换届、轮岗影响大，不同领导对同一项工作有不同的理解，也就出台不同的的规章制度。同时，规章制度的制定缺乏广泛的论证，往往只在部门内部达成一致意见，对外征求意见流于形式，多数情况下得不到有针对性、负责任的修改意见。这使规章制度在制定之初就存在缺陷，从而导致规章制度自身的稳定性大大降低，严重影响了规章制度各项规范功能的实施效果。
（四）规章制度的内容结构不完整
当前学校职能部门为了开展某项工作往往通过制定某项规章制度予以开展，但是多数规章制度中缺乏相关罚则的规定，即如果相关人员没有按照规章制度执行，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会受到什么处罚，这些内容规章制度本身没有涉及。这使得很多规章制度缺乏基本的强制力，对规范相关教职员工的行为上起不到实质性的管理作用。
二、完善大学内部规章制度建设的对策
根据当前大学在规章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建议通过将规章制度管理部门与制定部门相分离，在各职能部门设立规章制度建设专员，制定完善的规章制度建设规程等方式来完善。
（一）将规章制度建设的统筹管理工作划归综合性部门
大学内部的规章制度需要有一个综合性的部门来负责统筹管理。一是有利于在内部职责划分上，避免各项规章制度的制定在权力边界上出现重叠、交叉。如果一项事务涉及多个职能部门共同管理，那么这类规章制度就由一个部门作为牵头部门，会同其他部门联合制定相关规章制度，避免同一事项有多个文件管理，给实际工作带来不便；二是有利于规范性文件的统一管理，对于学校规章制度的“废、改、立”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便于学校站在全局的、整体的高度去管理，去统筹规划；三是规章制度有一个统一的机构，有助于被管理者更加全面系统地了解学校内部所有规章制度，既便于规章制度的宣传推广，又便于被管理者的遵照执行。
（二）各部门应确定专人负责本单位规章制度建设
大学内部是一个非常庞大复杂的系统，涉及的管理内容、专业知识非常多，要想通过设立一个部门来专门负责校内各类规章制度的拟定工作有很大的难度。因此，目前最有效的方式是将各部门业务知识熟练，工作经验丰富，熟悉本领域工作的教职工确定为本部门规章制度建设专员。由他们负责本部门的制度建设工作。学校负责定期组织各部门的规章制度建设专员开展相关业务培训，以不断提高相关人员规章制度建设的专业能力。
（三）学校层面对规章制度建设程序制定统一规范
规范规章制度管理，学校层面应专门出台一份关于规章制度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在程序上，对学校规章制度的立项、起草、审查、决定与公布、适用与解释等各个环节进行规范管理；在内容上，拟出台的规章制度要得到充分的论证，规章制度的草拟部门要对拟出台的规章制度有详细地论证说明，对于新立的规章制度，要说明新规章制度制定的意义和作用；对于修改的要说明具体修改了那些地方，为什么需要修改，修改后有什么样的预期效果；对于废止的要说明为什么要废止，是因为与上位法相冲突还是不符合当前工作需要等，并广泛有效地征求相关学生、教职员工群体的意见，必要时应聘请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咨询，确保相关规章制度在必要性、可行性、合理性和合法性等方面符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