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伦理论文范文
制度伦理论文篇1
陪审制度在我国自解放区就有人民陪审制度。解放后，国家就人民陪审制度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1951年颁布的《人民法院暂行组织条例》中明确规定实行人民陪审制，同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明确规定了适用人民陪审的案件范围，即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但是简单的民事案件、轻微的刑事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除外。1954年我国第一部《宪法》把人民陪审制度制定为宪法原则。（第七十五条：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实行人民陪审制度。）1956年7月10日的《关于人民陪审员名额、任期、产生办法的指示》。1978年《宪法》在第四十一条同样对陪审制度作出规定：人民法院审判，依照法律的规定实行群众代表陪审的制度。对重大反革命案和刑事案件，要发动群众讨论和提出处理意见。1979年《人民法院组织法》重申了1951年《人民法院组织法》有关陪审制度的规定。19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凡是由合议庭审理的一审案件都必须有人民陪审员参加。由于这一规定僵化缺乏灵活性，导致陪审制度在司法实践中流于形式。于是1982年《宪法》便不再把人民陪审制度制定为宪法基本原则。同样在1983年修正的《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将原来的内容改为“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也不再把人民陪审制度规定为审判原则。198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1991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和1996年颁布的《刑事诉讼法》都没有规定第一审案件必须实行陪审制度，从而人民陪审制度成了一项法院根据具体情况灵活适用的一项审判组织形式。2004年8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定于2005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决定规定人民法院审判下列第一审案件，由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合议庭进行，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除外：（一）社会影响较大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二）刑事案件被告人、民事案件原告或者被告、行政案件原告申请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案件。赋予了当事人要求陪审员参加审判的选择权，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于2004年12月也通过了一个《关于人民陪审员选任、培训、考核工作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这个意见与人大的决定内容是一致的，那么，以上两个文件是否体现了作为政治文明标志的陪审制度的所应当体现的基本政治伦理呢？我在此作一个简要的分析。
一、陪审制度与民主
托克维尔曾经对美国的陪审制度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这种制度教导所有人尊重判决的事实，养成权利观念。它教导人们要做事公道，每个人在陪审邻人的时候，总会想到也会轮到邻人陪审自己。它教导每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每个人都可能决定别人的命运，而别人也可能决定自己的命运。“这是男子汉大丈夫的气魄，没有这种气魄，任何政治道德都无从谈起。”“陪审制度以迫使人们去做与己无关的其他事情的办法去克服个人的自私自利，而这种自私自利则是社会的积垢。”“经常同上层阶级最有教养和最有知识的人士接触，学习运用法律的技术，并依靠律师的帮助、法官的指点、甚至两造的责问，而使自己精通了法律。我认为，美国人的政治常识和实践知识，主要是在长期运用民事陪审制度当中获得的。”（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316-317页。）陪审制度作为民主的产物，首先是为了反抗政府的暴政，在美国的宪法中明确规定“陪审团有权防止被告免受政府的压迫”（UnitedStatesvDatcher，830F.Supp.411（M.D.Tenn.1993））因而强调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陪审员，除非他因为年龄、精神状态不能对事物有辨别和认识能力，或者有犯罪记录等特殊情况，否则社区的所有的人都应当有其代表。陪审团是社区的缩影和镜子，它应当包括不同年龄（成年人）、性别、职业、文化程度、种族的人。“你代表社区，可以根据你的感觉确定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即使政府已经证明了事实的存在。”“任何人有权从他的同伴的激情和智慧中获益”（Statev.Ragland，SuprenmeCourtofNewjesey，1986.105N.J189，519A.2d1361）陪审员不是精英的代表，而是民意的代表，它反映立法所不能及时反应和不可能反映的社区道德观念。否则就不要陪审了，而直接由通过严格选拔产生的专业法官进行审理了。
我国最高法院也说“我国宪法赋予公民依法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司法事务是国家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人民群众参与司法活动最直接、最重要的形式，是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我国社会主义司法民主的重要体现，也是实践”三个代表“要思想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求的重要方面”。（《最高院答问《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http：///chinese/law/649985.htm转最高人民法院网站2004年09月01日）。
但是我们看到《决定》和《实施意见》一方面规定“确定人民陪审员人选，应当注意吸收社会各阶层人员，以体现人民陪审员来源的广泛性。”但是又人为的排除了一些特定阶层的人作为陪审员。根据《决定》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对于执行该规定确有困难的地方，以及年龄较大、群众威望较高的公民，担任人民陪审员的文化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在农村和城市，最广大的工人和农民并没有人作他们的代表。应当说广大农民基本上没有人达到大专，工人只有极少数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我们现在的规定，实际上与陪审制度的本意相去甚远，变成了精英群体的审判。也就是说，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群体并没有人在审判中代表。这样的陪审制度不仅达不到规定陪审制度的初衷，而且与专业法官要求代表全体人民的要求相反，变成了社会少数阶层的审判。
最高人民法院的《实施意见》第六条、第七条还说，符合担任人民陪审员条件的公民，可以由其所在单位、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基层组织在征得本人同意后，以书面形式向当地基层人民法院推荐，也可以由本人向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基层人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对于被推荐和本人申请担任人民陪审员的公民，由基层人民法院依照《决定》第四条、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进行审查，初步确定人民陪审员人选后，将人选名单及相关材料送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征求意见。必要时，由基层人民法院会同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到公民所在单位、户籍所在地或者经常居住地的基层组织进行调查。这种规定往往会使陪审员的选任在排除了没有学历的人以外，又排除了政治上和道德上与主流意识不相符合的人，是一次特殊的“政审”。这种作法与陪审制民主的本意已经是背道而驰了。
从要经过事实上的政审和“年龄较大、群众威望”的规定来看，现在的做法不仅不能体现民主，而且有可能为借助审判的政治压迫和不民主的审判提供表面上的群众基础。
另外，陪审制度也是防止司法腐败的一种方式，控辩或原被告双方都难以在此作弊。一个地方的法官、行政官员、有权势者毕竟是少数，目标集中，容易成为贿赂或拉拢的对象。特别是社会上有权势的人，或者是因为家庭的联姻和亲戚关系，或者是因为平时交往和互相利用的机会更多些，不可避免地会有形无形地相互护卫。但随机抽签所依据的公民名单则是成千上万，这样分散的目标的确不好贿赂。要事先贿赂，就要贿赂整个地区的公民，完全不可能。在挑选陪审员时，与当事人有利害关系的都要回避，而成为陪审员以后便几乎与世隔绝。如果有人想对陪审员施加影响，或者进行威胁（这种情况不是不可能发生），那的确很难，因为许多判决都要求全体一致，要想同时贿赂12个人或绝大多数人谈何容易。只要其中有一个人将真相捅出来，行贿或施压者就要受到法律的严惩。有时候，普通公民还会有一种逆反心态，你越是用权势来压我，我越是不买帐。所以，陪审团这种制度设计使得司法作弊很难奏效。但是，实施意见第八条规定：“基层人民法院根据审查结果及本院人民陪审员的名额确定人民陪审员人选，并由院长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这一规定事实上又使陪审员变成了另一个形式的固定的审判员，同样是当地的名人，是社会注意的对象，容易成为腐败的主体，难以体现其防止腐败的作用。
可见新陪审制度没有能够摆脱威权政治和形式主义的影响，难以体现民主政治和平民司法的理念。一不小心，会使我国法官素质在不断提高、遂渐走向正轨的法官职业化趋势变成了既不能体现司法民主，又不能体现法官职业化的不伦不类的审判制度。正确的做法是，只要有选举权和没有犯罪记录，都有成为陪审员的权利。而且应当在基数广泛的不同社会结构的人群里随机抽取陪审员名单。
二、陪审制度与公正
陪审的公正性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非职业法官对生活中自己身边发生的案件具有事实经验，比整天呆在法院的人更容易根据法庭展示的证据推断出案件事实，而不是为了说服当事人而形成所谓司法权威，如果说是为了这个目的，只能是不合理的裁判具有表面上的更加公正，反而使不公正的裁判具有了合法的外衣。二是陪审员的数量要比较大，在美国，陪审团的数理为6—12人。少于6人被认为是违背了宪法第6修正案的。多数人的裁判综合了大多数人的感觉和经验，不容易出错。但是在这两个问题上新的陪审制度都没有能够体现。《实施规定》要求“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案件，注重从社会道德标准等方面对案件进行分析、判断，与法官形成思维互补，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正确适用法律，确保裁判公正。同时，通过人民陪审员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法制宣传教育，有利于进一步加强诉讼调解，说服当事人息诉服判，及时化解纠纷，提高司法工作效率。”这一规定没有能够体现陪审制在审判中的公正意义。
首先是陪审员在合议庭中的数量没有法律限制，在审判中，由于陪审员的数量较少，事实上最终可以由专业法官控制局面。陪审员还是可能是陪衬。
二是我们现在的陪审制度是建立在现行的合议庭人数较少，并进行简单多数裁决的基础之上。当一个案件的合议庭是3、5、7人时，只要过半数就可以进行裁判。意味着一个案件只要有三分子二、五分子三、七分子四的人同意就可以作出裁判。那么假设投反对票的人是百分之百的否定案件事实的成立，则意味着在只有67%、60%或者57%的可能性的情况下就可以作出有罪甚至于处以死刑的判决，这连我们刑事诉讼法中要求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也达不到，也达不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事实是，当陪审员的人数不影响法定多数的数量时，专业审判员可以对少数陪审员的意见置之不理。因此，应当对刑事审判引入美国的一致裁决制度。
第三，陪审员要公正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陪审员不能参与适用法律而只能进行事实裁判。实施意见第十条至十二条规定，陪审员任命以后、依法参加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前必须经过培训。基层人民法院根据本院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制定人民陪审员的培训计划，征求同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机关意见后，由人民法院法官培训机构具体承办。对人民陪审员进行培训，应当符合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的实际需要。培训内容包括法律基础知识、审判工作基本规则、审判职业道德和审判纪律等。陪审制度的本意是让“外行人”参加审判，以避免专业法官因为长期的专业习惯形成的成见，如果这种培训必要的话，那么还不如直接由法官进行审判，何况复杂的法律知识和审判规则（诉讼程序），连法律院校毕业的学生都要经过长期的实习和锻炼才能掌握，这种培训又有什么意义。
所以，公正的陪审制审判应当由数量较多的审判人员（包括未经培训的陪审员）对案件进行裁判，而且只能进行事实问题的裁判。
三、陪审制度与自由
托克维尔在肯定陪审制度的民主作用的同时，并不想夸大陪审制度的影响，因为这种影响和作用并没有遏止“多数人的暴政”。（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董果所作的序言，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页。）陪审容易导致民意审判和多数人的暴政，这一直是各国和我国学者反对陪审团制度的理由。我国新陪审制度没有限制陪审员在合议庭中的数量。也就是说，可能出现我上面提到的陪审员在合议庭中中的比例较少相反的情况，在3个、5个、7个审判人员中，极端的情况是陪审员中了2人、4人、6人，这时，专业审判员的作用就变得可有可无了。有人曾经举例说，在陪审制情况下，四川泸州的包二奶案中，审判的结果一定是通过审判剥夺二奶所生的子女的继承权，而这与我国的法律规定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权利相同的规定是不一致的。（因为“其实，这份遗产不是给我的，是给孩子的。如果老黄当时把财产送给孩子，也许不会是今天这样。”《二奶持遗嘱要分遗产引用道德断案的界限在哪里？》，《中国青年报》2002年1月18日）
对这个问题，历史上陪审制度的设计者不是没有考虑。能保障自由的陪审制度除了通过对抗制审判使当事人双方的意见都能够被听取这一无论在有无陪审员的情况下，都能充分展现各种人的主张和看法的方法保障个人自由之外，另外，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考虑防止这一情况发生。
一是陪审团不能进行事实裁判，不能就法律上合法与否以及如何适用刑罚作出裁判，这是专业法官的事情。但这一点在参审制的情况下无法做到。因为陪审员与专业法官具有同等的权力。这是参审制固有的缺陷。
二是所谓一致裁判，一致裁判能够防止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在多数票表决制的情况下，会出现两种不合理的情况，一方面真理可能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多数人的意见可能恰恰是错误的决定。另一方面是多数票表决制意味着一部分人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了自己并不愿意接受的决定。而一致裁决能够克服这两方面的缺陷。也许有人会说，在审判中事实上很难达成一致裁决，因为只要有一定的人数就会有不同的意见，一致裁决岂不是使案件无法解决？但在美国要求一致裁决的情况下，达不成一致裁决而形成所谓悬案（hangingcase）而要求重新组成陪审团的只是占了所有案件的2%左右。那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在于人都是理性的，当一致裁决成为对审判人员的一种要求时，在评议的时候，陪审员会将彼此的意见进行妥协与折衷，各自放弃一部分己见，而形成一个中间的结果。如起诉的是重罪，而当有一个人坚持认为重罪不能成立时，为了判此人有罪，所有的人可能能够接受一个较轻的罪，而这个坚持的人未必认为有轻罪，但是因为那么多人坚持，他有可能在无罪的意见上发生动摇，于是大家在彼此的说服与妥协中形成一个中间决定。当然，也不排除无法彼此说服而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这时就只能通过重新组成审判组织进行审判。这一做法事实上能够防止所谓二奶案中可能出现的多数人暴政的情况，因为我们知道，即使是在这一案件中，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持剥夺继承权的看法的，一人的坚持能够改变案件的命运。另外，在案件评议过程中，持少数意见者如果站在二奶的立场进行说服，大多数人可能改变原来的看法。
第三是确实出现了大家一致作出违背法律的裁决怎么办？这就是所谓陪审团废法（nullification）。这一做法在美国是被默许的，尽管美国国会在2002年否决了一个直接授权被告争议立法缺陷的宪法修正案建议（JoshuaDressler，Caseandmaterialsoncriminallaw，ThirdEdition，Thomsonwest，2003，p19），它是指所有陪审员都认为案件事实是成立的，但基于不同意法律的规定，一致认为这是恶法，而故意作出事实不成立的裁判。对于这种情况，尽管因为被认为违背了法制的统一而在美国的有些州规定为不合法。印第安那州和马里兰州的法律就规定，法官在陪审员进密室进行评议时会告诉他们“女士们，先生们，你们是本案陪审团，现在我花几分钟告诉你们的义务和责任，你们的责任是根据证据证据决定事实，你们是事实的法官，你们将听审证据，得出事实结论，作出裁决，适用我交给你们的法律，无论你是否同意这些法律。”但是问题是，不同意法律而作出事实不成立的陪审员们不会说他们是因为不同意法律而作出这一裁决的，只能是彼此心照不宣，但是制度给了他们这种权力，谁也无法追究其责任或者认为他们程序违法、超出了自己的权力而不接受这一决定。但我对这一情况是持赞成意见的，陪审员“也许想念被告人不应当是犯罪，也许认为警方虐待了被告人而判其无罪，也许苦于基于对被告人的同情”（JoshuaDressler，Caseandmaterialsoncriminallaw，ThirdEdition，Thomsonwest，2003，p19）它的价值在于通过这一做法能够避免政府借助恶法镇压人民，以克服立法的缺陷。“因为国会将是制定压迫人民立法的永远实体”（UnitedStatesvDatcher，830F.Supp.411（M.D.Tenn.1993））
因此，我认为应当改变现在我国简单多数进行裁决的做法，在立法中引入一致裁决制度以保障少数人的自由。
四、陪审制度与人道
所谓人道，也就是人之道，是人所当行之道，是人的一切规范总和。（王海明：《公正、平等、人道：社会治理的道德原则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123页。）人道主义是视人本身为最高价值的思想体系，主张将一切人都当作人来善待。把人当人看、使人成为人即善待人的价值、实现人的价值是政治人道的原则。政治生活中除了正义和公平，强调权利和责任，还需要宽容和良心——政治中的“善”即人道，不人道、非人道则是无视人本身为最高价值而虐待人的行为，是残忍待人的行为，是把人不当人看的行为。就拿对待俘虏来说，如果首先把俘虏当作人来善待，其次当作俘虏对待，从而供其衣食、不予虐待，便叫做人道；反之，若将俘虏只当作俘虏不当作人，从而残忍地加以虐待，便叫做不人道、非人道，那么，如何实现政治人道呢？“给人自由”和“消除异化”是实行人道的两大原则。（王海明：《公正、平等、人道：社会治理的道德原则体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页）简单地说，人道是人作为人因为宽容与良心产生的对待人的态度和方式。
陪审制度的人道价值主要体现在死刑的适用上。从死刑存废之争看，正反两方的观点都从死刑作为刑罚的一种的基本价值即是否具有效益、正义与人道这三方面来论证。
死刑的效益即其有用性产生于死刑的功能之上，死刑作为刑罚的一种方法，其功能也表现在一般预防功能与特殊预防功能。一般预防是指通过对犯罪人使用一定的刑罚，对社会上的其他人产生的阻止其犯罪的作用。而一般预又可具体分化为对被害人的功能和对社会的功能。具体而言，对被害人产生的是一种安抚功能，即满足被害人要求惩罚犯罪的强烈愿望，抚慰其受到的精神创伤，并使其尽快从犯罪所造成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对于死刑的安抚功能，我们无须做太多的论证，让杀人者偿命比什么都可以更好的安抚受害者家属的心灵创伤，很多人一辈子为了使犯罪者受到应当有的惩罚而四处奔波，如果沉冤未雪，被害人或者其家属不仅心灵难以安宁，生理上也会因此而短命，我想这一点任何人都能体会。对社会的功能即一种社会预防，也就是说以刑罚的严厉后果警告社会上的其他人，告诫他们不要去犯同样的罪，否则将受到刑罚的惩罚，从而产生防卫社会的功效。防卫社会，需要的是一种威慑效果。死刑的威慑效果是十分明显的，“杀头不要紧”这只是一部人为了特殊的理想而可以做到的，对大多数人而言，死刑的社会预防功能也是显而易见的。特殊预防功能，亦称个别预防，是指通过对犯罪人适用一定刑罚，使其永远或一段时间内丧失再犯能力。当人的生命被剥夺后，自然也不可能再去犯罪了。死刑的利益就是作为收益的死刑所实际保护的权益扣除作为成本的死刑所实际剥夺的权益后的剩余值。死刑适用于哪些罪才算是相当的，这也许在具体罪名上有争论，但一个人的生命与另类一个人的生命等值，因而“杀人偿命”始终是符合罪刑相当原则的。
刑罚的正义性是死刑对于犯罪是否具有该当性，从历史角度看，死刑存在的正当性很少受到质疑，哪怕是死刑废除论学者，也很少在论述其废除观点时对死刑存在的正当性进行发难，因此，死刑的正当性几乎成为一个不容置疑的命题了。死刑是最原始的刑罚方法，是基于原始的“以命偿命”式的同态复仇的思想下产生的，其本身就是原始社会公正要求的产物。犯罪被认为是一种恶因，而死刑作为恶果表现形式之一，从而产生一种派生与被派生的关系，是一种先验的、天然的正当。因此死刑存在的正当性是应当得到承认的。
认为“死刑不人道”者认为，正是由于生命作为人存在的唯一标准，以剥夺人生命的死刑必定不能达到刑罚的人道性要求，从而得出死刑不人道的结论。其理由便是死刑剥夺了人最基本的权益——生命。刑罚人道性的本质内涵也要求，即使刑罚剥夺人的重要权益，但是同时也要把被剥夺权益人当人看。死刑在剥夺生命的同时意味着不再把人当人看待，而当成物。（胡云腾《存与废——死刑基本理论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92页）即使在我国首倡全面废除死刑的邱兴隆教授在论证死刑不人道时其唯一的理由是“只要承认罪犯是人，罪犯便拥有国家和法律都不得剥夺的生命权，因此应当全面废止死刑。”（《司法部建议增加设立长期刑以减少死刑适用》网易新闻中心，）“由生命的价值的至高无上性中必然地得出了应该对人的生命予以普遍而绝对的尊重的结论，对生命的认识是判断死刑是否符合人道性要求的决定因素。”（邱兴隆：《从信仰到人权——死刑废止论的起源》，引自中国死刑观察）我也相信，随着国际人权观念的普及和民权运动的发展，人道性越来越为人们所认可，社会的等价观念也随着这种人道性的增强而在刑罚的公正性价值有所改变。可以设想，在人道性越来越重视的背后，死刑的公正性基础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死刑在将来的某天由于失去了人道价值而逐渐走向被所有的国家废除。死刑是一种具有效益性、公正性但不人道的刑罚。
但是问题是当这两类矛盾的价值发生冲突的时候，哪一种应当优先考虑呢？这就无法说明和论证。特别是公正和人道都来自于人们内心的一种感受，而感受的强烈程度是永远无法用逻辑和理性来衡量的。举例来说，一个人故意杀害了他人，被害人和社会民众有些认为不处死刑不能满足其要求正义的感觉，所以不值得同情；而在同样情况下，另一个案件中，被害人和社会民众却认为处死刑太残忍、不人道，因没关系不要求对被告人处以死刑。人道和正义感是天生的本能的一种感受，英国刑法教授、《英格兰刑法史》的作者史蒂芬认为正义感就象人为什么会有性欲一样不需要论证，但是人的人道之心及其程度也象性欲一样不需要论证，它们的大小是不能通过理性比较得出结论的（这一点我曾在邱兴隆教授演讲时曾与他当面作过探讨，但谁也说服不了谁）。也就是说，因为发“杀人偿命”这一正义标准而保留死刑还是要因为人道标准而废除死刑，这是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所以在国家还没有废除死刑时，不能说这个国家的死刑不正当，而对某一犯罪人是否应当适用死刑，也即是以宽容为怀还是要“杀人偿命”（或者其他情况下处以死刑），也只能通过民意对具体案件进行判断。这也是为什么文明程度相差不大的国家，对死刑的态度相去甚远的原因，欧洲国家都废除了死刑，而文明程度并不低于欧洲国家的美国则保留了死刑。这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民族心理对于正义感与人道发生冲突时的取舍不同。
在美国的陪审制度中，虽然一般情况下陪审团只进行事实裁决，但是对于只否可以处死刑的问题上，必须由陪审团进行一致裁决。死刑被认为是“社会对被告人野蛮地侵害人类的报复”。（Harrisv.Alabama，513U.S.504，518（1995）（Stevens，J.，Dissenting））2002年以前，有两个州即阿拉巴马州和佛罗里达州，对死刑案件的判决适用的是所谓的“凌驾陪审团”（JURYOVERRIDE）的制度，即最终对被告处以终身监禁或死刑是由法官决定而不是陪审团。在定罪后，陪审团只有建议判处终身监禁或死刑的权力，而法官有最终的权力去凌驾于陪审团建议之上。2002年6月，美国最高法院在瑞恩诉亚利桑那州案中裁定：一个审判法官不能妨害第六修正案赋予被告人的接受陪审团审理的权利而单独决定关于判处死刑的加重或减轻事实的取舍。最高法院还裁定，陪审团必须做出加重被告人判决所需的事实裁决。在法官能单独做出判决的亚利桑那州，瑞恩规则推翻了州死刑判决法律。（536U.S.584，607（2002）。）至此，美国所有的州都将具体案件中被告人是否应当处以死刑的问题交给民众去判断，这个判断的过程实际是就是民众在正义感和同情心（人道）之间作出平衡。我想如果有陪审团，我们就不会作出三位仅仅只有一次贩毒的花季少女（在18-20岁之间）在同一案件中都处以死刑这样明显残忍的判决了。（《三位花季少女因贩毒而被判死刑》，）
温家宝总理说，“出于我们的国情，我们不能够取消死刑，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国家也还都有死刑制度。但是，我们将用制度来保证死刑判决的慎重和公正。”（《温家宝：中国不能够取消死刑》，http：///chinese/zhuanti/2005lh/810588.htm，新华网2005年3月14日）我认为，对于死刑案件，应当一律由只有陪审员参加的陪审团作出一致裁决才可以决定适用死刑。这也可以作为我国在没有废除死刑的情况下，实现温家宝总理所说的保证死刑判决的慎重和公正的一种重要的方法。
制度伦理论文篇2
科研素质是理工科类学生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科研素质从组成要素来看,主要包括科研意识、科研态度、科研知识和科研能力4个方面。科研意识是科研素养的基础,有了科研意识,端正了科研态度,丰富了科研知识,再加上动手能力的训练,才能提高学生科研能力。具备了上述条件才能够真正地开展科研实践活动,进而帮助学生们将课堂知识、书本知识转化为实际应用能力。科研素养的培养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需要贯穿于整个本科阶段教学中：（1）在课程教学中，为学生提供独立思考的空间，鼓励学生阅读课本之外的课程的相关知识，并根据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去关注一些热点的学术问题,以小组讨论的形式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这对于培养其科研素质是大有好处的；（2）进行“课程论文”训练，根据课程性质，以小论文、读书报告等形式代替传统的作业，为学生最终撰写毕业论文提供“练笔”的机会；（3）科研实验研究是学生毕业论文中最重要的环节,是课程实验的综合运用，因此，应重视日常实验教学，鼓励学生自主完成实验,独立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4）进行科研实践活动，鼓励学生利用工作单位的科研条件，积极参与科研项目或课题，了解科研基本方法及流程。通过这些措施，激发学生科研兴趣,培养科研意识，使学生逐渐认识到科研对护理专业发展和自身发展的重要性。
2重视相关课程教学
目前开放教育护理学专业本科教学计划中设计了护理科研方法、文献检索、护理伦理学这三门课程，它们与毕业论文写作直接相关。护理科研方法主要介绍护理研究的基本步骤和方法，包括科研选题、科研设计、资料的收集方法、资料的整理与分析、护理论文的撰写等内容。文献检索课程主要介绍医学文献检索基础、图书馆信息资料利用、电子图书、电子期刊以及文摘数据库检索、引文数据库检索、全文数据库检索、特种文献检索、因特网医学信息资源检索以及医学文献的综合利用。护理伦理学课程主要介绍护理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及护理实践中有关伦理学的问题。护理科研方法是毕业论文写作的指南，文献检索是毕业论文写作的工具，护理伦理学是毕业论文写作的伦理规范，这些课程虽然各有侧重，但都是从撰写科研论文的理论知识上进行教学,为撰写论文打好基础。但这些课程往往被学生看做是可学可不学的“选修课”，直到写作论文时才发现这些课程的重要性。这些课程的学习，除了提高学生的认识以外，更重要的是对课程教学方法进行改进。例如，对于护理科研方法课程采用参与式教学，让学生跟随教师教学进度,同步进行训练，指导学生如何选题、科研设计、资料收集、统计分析、撰写论文。学生在课程结束时,每人完成1份开题报告及相关课题综述,既作为该课程的考核依据,同时也是毕业论文工作的开始。文献检索课程采用理论教学和上机操作并重的教学方式，提高了学生的操作能力。护理伦理学主要采用案例式教学法，让学生通过具体案例学习科研中涉及的各种伦理问题。
3提高毕业论文写作的规范性
毕业论文写作的规范性与论文的质量密切相关，护理论文有其固有的格式,写作应符合其规范。学生往往由于对这些要求缺乏了解造成所写论文的结构和格式不符合要求，给自己和指导教师都带来很大的困扰。因此，提高论文写作的规范性显得尤为重要。护理论文主要有科研论文、文献综述、个案报告、经验总结等形式，在学生论文写作时，为学生提供不同类型护理论文的范文，这些范文可以是护理类期刊上的高质量论文，也可以是往届学生的优秀论文。制定统一论文写作的格式和毕业论文答辩的要求和评分标准,刊印成册,发给毕业年级学生，在手册中尤其要对论文写作格式的细节问题做出详细要求，如图表排列、格式、字体字号、参考文献格式等，使学生在撰写论文时遵循统一的格式和要求，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让他们了解毕业论文答辩的要求和评分标准,使学生处于主动的地位,把毕业论文写好。此外，由于学生大多是初次写作论文，往往语言不得体,叙述不简洁,词不达意,对医学术语表达不规范，因此还需注意语言的简洁、规范。
4发挥指导教师的作用
毕业论文的撰写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完成的过程。学生通过教师的指导和启发，认真阅读文献，精心选题，广泛收集资料并反复修改初稿，完成定稿到答辩。在论文指导过程中，指导教师不仅教给学生论文写作的方法，更重要的是教给学生严谨、科学的学术态度,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毕业论文完成的质量与指导教师密切相关，必须充分发挥指导教师在论文指导中的作用，具体的措施是：
（1）建立指导教师遴选制度和激励机制。
根据陈玉平等的调查显示，学生希望论文指导教师科研能力突出、教学经验丰富、理论水平高,同时要有责任心,关心学生的毕业论文工作并乐于帮助，并且能有充裕的时间指导学生的论文写作。根据这些要求，建立指导教师的遴选制度，对教师的职称、科研能力、指导论文的效果等方面做出详细要求，同时引入竞争机制，竞争指导，激发教师的工作热情。另外，启动激励机制，对于论文指导效果较好的教师，给予格外的物质及精神奖励。
（2）指导教师采用多样化的指导方式。
指导教师在指导学生论文过程中，主要的方式有面对面指导和非面对面指导。在学生开始论文写作之前面对面的集中指导非常重要，它可以帮助学生明确论文撰写的基本格式，科学地进行科研设计和规范地书写毕业论文。除此之外，在学生写作论文过程中，指导教师还应根据学生的情况，安排1~3次的面对面指导。开放教育学生基本都是在职人员，工作生活比较忙碌，大多数人很难经常与指导教师见面进行讨论，那么选择一些非面对面的指导方式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常见的方式有电话、QQ、电子邮件等。随着开放教育的深入发展，我们还将建立基于网络的毕业论文交流指导平台，教师和学生将通过这种专业化的平台完成论文指导和交流。
（3）做好教师指导论文的过程监控工作。
论文指导过程一般都要几个月以上，对这一过程的监督往往是管理的“盲点”，因此，除了要求指导教师做好指导记录之外，管理部门可以通过举行开题报告会，听取学生开题报告从而了解教师指导情况，也可以召开指导教师交流会，由指导教师汇报指导情况，还可以召开学生座谈会，由学生反馈指导教师的指导情况。通过这些方式，及时了解情况，对未对学生进行认真指导的教师进行撤换。
（4）加强指导教师的培训。
指导教师虽然都具备一定的教学和科研能力，但仍然需要不定期对教师进行统计学、英语、文献检索、论文写作和教育学等方面的培训，不断提高教师的指导水平。
5加强毕业论文交流和总结
毕业论文答辩结束后，毕业论文一般都会作为教学资料“束之高阁”，学生很快也会将它“抛之脑后”。其实，毕业论文完成之后的交流和总结对做好以后的工作至关重要。毕业论文交流的方式主要有：选择质量较高的论文由指导教师推荐在杂志上发表，这既可以提升学校的专业品牌也能让研究成果服务于社会；每年由指导教师推荐选择数篇优秀学生毕业论文的集结成册，便于以后的学生学习和参考；定期举行优秀毕业论文评奖活动,对毕业论文的作者及其指导教师颁发荣誉证书并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激励学生和指导教师的积极性,更加完善和提高了毕业论文的书写质量。另外，做好毕业论文的总结工作也很重要，对于指导教师，召开总结会，分析论文指导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探讨解决方法，提出下次应对的措施。对于学生，通过座谈会或调查问卷的形式，了解学生对毕业论文写作的认知和态度，包括是否有必要写毕业论文、写作态度是否认真、指导教师是否尽责以及学生在撰写毕业论文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建议的解决办法等。通过这些方式，再次和学生进行互动交流，可以真实而充分地反映撰写毕业论文在学生中起到的效果，也可以从交流中发现存在的问题，通过积极地探索研究，找到相应的解决办法，为今后学生毕业论文写作的顺利进行做更为完善和充分的准备。毕业论文的质量是检验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针对开放教育护理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指导中的问题，探索各种改进措施，对提高开放教育教学质量和学生水平，提升广播电视大学知名度，具有积极的意义。
制度伦理论文篇3
[关键词] 高考制度；高考制度伦理；文献述评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004X(2012)04-004-04
高考改革是教育改革中一个带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是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瓶颈。由于高考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利益，涉及学生、家长、教师以及中小学和高等学校等各个方面，并具有维护社会公平和稳定社会秩序的功能，因而，高考一度成为我国社会高度关注的热点问题。高考制度不但随着新问题的不断出现以及公民理性自觉程度的提高而遭遇到比以往更加复杂难解的高考公正问题，而且在更加注重人的自由与解放、张扬人的主体性的当今时代，也面临着异化学校教育目的、压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严厉责问。因而，高考制度伦理研究对于教育改革的顺利推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就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而我国目前对高考制度伦理的研究还不集中、不系统，因此，非常有必要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归纳、引导更加深入的研究，以为高考制度的向“善”建制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
一、概念界定
按照新制度主义的观点，制度既指正式规则也指非正式规则。制度伦理这一复合概念中的制度必然指的是狭义制度，因为广义的制度和伦理的组合会造成逻辑上的混乱。由于狭义的制度概念排斥了以作为非正式规则的高考制度为高考制度伦理研究的对象，因而本文中的高考制度主要指的是正式的高考规则。
目前，学术界讨论高考制度相关问题时对高考制度的概念使用较为混乱，这是高考制度的“所指”（语言哲学家索绪尔认为，任何语言符号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的，“能指”指语言的声音形象，“所指”指语言所反映的事物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引起的。比如人们通常将“高考制度”等同于“全国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这是由于我国建国后长期实行统一招生考试制度而导致的惯性思维的缘故。事实上，“高考制度”应是高等学校入学制度的简称，统一高考制度只是高考制度的一种。出于概念延展性以及适于进行中外比较的考虑，也是为了顾及高考制度的日常习惯用法，本文将高考制度界定为以统考制度为主体的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包括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高等学校招生录取制度等。
二、文献综述
迄今为止，直接以高考制度伦理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论文或专著非常少见，即使是相关研究也为数不多，但在这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中并不乏有独到的见解，这对该项研究来说是非常宝贵的资源。鉴于科举制度伦理与高考制度伦理的极大的关联性，科举制度评价直接影响到大学招生考试制度的建制及其评价。因此，可以从科举制度伦理及相关研究和高考制度伦理及相关研究两个方面展开综述。
（一）科举制度伦理及相关研究
目前所能搜集到的直接以科举制度伦理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论文有两篇，一篇是《科举制度的伦理审视》，一篇是《制度公正与社会公正――科举考试的伦理学分析》。前者指出[1]，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具有把儒家伦理道德制度化并使教育服务于政治的特质，科举制度包含着大量的伦理道德问题，不仅在考试的内容上以儒家经义为核心和主旨，而且在考试的组织和形式上也深受儒家伦理道德的熏陶和影响；科举制度及其所带来的伦理道德效应，如同一块镜子的两面，不仅有善的一面，而且也有恶的一面。后者从程序、内容、规则和个人等方面对科举考试的制度公正和社会公正进行了分析和探讨[2]，认为科举制度公正与社会公正并不是正相关。两篇论文的侧重点不同，但都对科举制度的伦理属性和伦理功能进行了初步探讨，为我们进一步拓宽思路提供了参考。
科举制度伦理的相关研究大体有两类，一类是对科举制度的评价，国外很多学者（汉学界、政治学界）对科举制度给予了高度的赞赏和评价，如认为科举制是“中国对世界最重要的贡献”、“中国文明的最好方面”、“最珍贵礼物”、“遥远榜样”等，代表人物如Morison(1853)、Meadows(1847)、W.A.P.Martin(1896,1901)、Wells Williams(1878）、Kracke(1964)、Bodde(1972)、Twichett(1974)、H.G.Creel(1964)。[3]科举制度受到西方学者的青睐和重视主要是因为西方文官考试制度是受了科举制度很大的启发，美籍华人学者邓嗣禹也举出大量资料说明英、法、美等国建立文官考试制度曾受中国科举的影响。自科举废除后，科举制度在我国大陆地区的评价经历了一个从非理性的贬斥到理性看待的过程。科举制度废除后尤其到建国初期，科举制度是同丑恶制度划等号的（也有少数人对科举制度做过肯定评价，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近年来，人们对科举制度的评价开始趋于理性和客观。
另一类是科举与阶层流动的关系研究。代表人物如美国汉学家费正清、何炳棣、克拉克、张仲礼、顾立雅、贾志扬和中国学者费孝通、潘光旦等。此类研究对科举制度伦理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对科举与阶层流动关系层面的考察，探讨科举制度的社会功能，揭示出科举制度对社会公平正义所发挥的作用。
（二）高考制度伦理及相关研究
目前国外还未见有专门研究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伦理的公开或专著出现。国内的相关研究可以粗略分为三类。一类是关于考试伦理的研究，一类是关于高考制度伦理公正的研究，一类是对高考制度的评价。
考试伦理与考试制度伦理是要区分开的两个概念，从屈指可数的考试伦理研究文献中可以看出，考试伦理确切地说指的是考试活动的伦理，是“向所有与考试有关的人员提出道德要求”[4]。有学者将此定义进一步展开，认为考试伦理是“贯穿于考试活动中的道德意识、道德良心、道德准则和道德行为活动的总和。其主体主要有命题者、保密者、监考者、巡视者、阅卷者、登分者、成绩公布者、考生等所有与考试相关的人”[5]。据此认为考试伦理实际上是由公正和诚信共同维护的道德体系，换句话说，所有与考试相关的人都应遵循公正与诚信的道德要求。由此可以看出，考试伦理探讨的是个体（主要是考生和考试管理者）伦理问题，而考试制度伦理探讨的是制度伦理问题。事实上，与个体道德相比，制度的道德性具有更广泛、更客观、更现实等特点。反过来说，“人若发现某种制度或规范执行是不公正的，它偏向某一群体、组织或个人时，一般的做法不是去改变这种制度执行的不公，使其成为一种公正的制度，而是去改变自身，去努力改变自身的身份，去进入某一群体，去分享这种利益”[6]。因而，解决考试伦理问题的根本在于有效的、好的考试制度，因为如果考试制度低效或无效，考试舞弊的人就会越来越多，考试守纪的人会越来越少。可见，考试伦理的研究对廓清研究问题很有帮助，也会进一步增强我们对高考制度伦理研究意义的认同。
对于高考制度公正伦理的研究方面，虽然目前尚缺乏对高考制度伦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但对于高考制度伦理某一方面的研究和对高考制度中某一具体制度的伦理性考察还是很有价值的，其中对高考制度公正性的研究较为突出，这类研究或者阐明高考制度设计为什么要遵循公正原则，或者指出高考制度存在着哪些方面的不公正，或者提出高考制度如何能够公正。如戴家干认为[7]，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是公平公正原则的重要制度设计和社会实践，而高考的改革实际上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对公平公正理念的诠释和践行，这既由高考的社会属性所决定，也是正确认识和评价高考改革的视角。苏尚锋依照教育公平理论发展从形式公平到实质公平的价值参照，对高考制度的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问题进行分析，认为高考制度形式公正的背后可能隐含着实质不公。[8]李立峰以复合正义论作为理论分析工具分析了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地域失衡的问题，认为考试公平与地域公平的矛盾反映了两种公正观（个体公正和集体公正）的矛盾，从而以复合正义论的观点避免了任何一方对另一方的不公正指斥。在此基础上，以立足现实（区域公平）、追求理想（考试公平）的方式协调了二者的矛盾。[9]也有一些对高考制度的公正与效率之关系进行的研究，如刘海峰认为[10]，高考改革的发展趋势是从效率优先走向公平优先，继而走向公平与效率的兼顾与平衡。裴云认为[11]，任何一种人才选拔制度，只要其核心价值――公平和效率原则得以保证，那么，它始终具有生命力。
此外，还有部分学者的研究论及了高考制度的人道性，如臧铁军认为[12]，考试改革必须遵循人道的原则，高考要高扬人性，把学生切实作为一个精神的生命体，考试应该担起培养人的精神力量的责任。
就高考制度评价而言，高考自建制始就一直在人们的拷问与评价中不断改进，人们从各个角度和方面对高考做出各自不同的评价。对高考制度进行评价的文献具有广泛性和片面性的特点，一方面大量的存在于各门各类的书刊中，另一方面又呈现出对高考制度评价简单化、情绪化的特点，各种评说之间缺乏理性对话的基础。在对高考的各种评价中，有些是出于认识的错误而影响了对高考制度做出正确的评价，还有一些是出于不同的价值标准而武断地对高考制度做出道德评价，这种不同评价之间的争论往往变成了争吵，正如麦金太尔指出的，“这些争论的各方谁也说服不了谁，没有任何可以使对方信服的理由，因为争论的各方都站在与对方无法沟通的理论立场上。某人之所以采取这种立场，并不是因为有某种令人信服的理由，而仅仅是某种非理性的决定所使然。因此，这种相互都据有对方无法接受的论点的辩论，结果变成了仅仅是断言和反断言的争吵”[13]。对高考制度的断言与反断言的争吵式的评价通常在包括网络在内的新媒体中有所反映。
三、研究前景
从以上对现有相关研究的归纳整理中可以发现，其一，对高考制度公正的探讨呈现出多学科多角度分析的态势。其中多数学者认为高考有利于社会正义目标的实现，高考的筛选功能对教育分流、社会分层和人才的流动意义重大。这说明高考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其所具有的强大社会调节功能是绝对不容忽视的。如有学者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认为是公平将考试（科举和高考）与社会紧密地联系起来。社会选择了考试或者考试能长期存在的历史原因就在于考试追求公平。还通过考察中国考试历史变革的公平动机，分析了公平对考试发展的影响，认为考试制度的改革若改掉公平，就等于革自己的命。[14]有学者从政策分析的视角对转型期我国高考公平的现状、问题和成因进行了分析，认为，高考政策是影响高考公平的决定性因素，并提出了促进高考公平的政策建议。[15]有学者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性之间的关系，分析中国高等教育地区公平问题和由于经济差异引起的公平问题，揭示造成中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公平的经济原因。[16]有学者从法学的角度提出高等学校招生考试法的建设对高考公平、公正发挥着重要保障作用。[17]这些都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高考制度公正的至关重要性。所不同的是，伦理学视角探讨的高考制度公正问题主要是本体论问题。而其它视角的探讨主要是目的论和方法论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伦理学视角的高考制度公正研究更具根本性。
其二，已有的高考制度伦理研究多集中在对公正伦理的考察上，然而，制度公正的探讨是否能够涵盖高考制度伦理的全部？正如弗兰克纳所言，“公正的领域是道德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高考制度不能仅以公正为由确立自己的合法地位，丧失公正性的高考制度必然根基不牢，但仅仅强调公正性或者过度强调公正性都是不可取的。可以说，高考改革中的各种矛盾中，最难以调和的矛盾归根到底是不可通约的不同伦理价值标准的矛盾，当今高考制度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高考制度伦理危机。讨论高考制度伦理的主要价值取向，并对高考制度“善”“恶”作出合理的分析与评价应是高考制度伦理研究要进一步拓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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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Review of Ethics Studies on Gaokao System
XU Ping
（Department of Pulic Management, Shantou University, Shantou, Guangdong 515063，China)
Abstract: Gaokao system, as the national matriculation system in China,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admission work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owever, the ethics study on Gaokao is insufficient, hence the current literature review of the relevant researches. The review conducted here briefly introduces, discusses and summarizes the researches in the past time, and predicts the future trend.
制度伦理论文篇4
（一）关于制度德育的内涵
“制度德育”的概念是杜时忠于2002年在《制度德性与制度德育》一文中正式提出的，他基于对学校德育问题的思考，认为“制度德性比个人德性更具普遍性，制度德性是个体德性的基础和前提”［1］，“德育制度建设比榜样示范更重要”［2］，因此，主张通过道德的制度来培养道德的个人。后有学者直接将“通过道德的制度来培育道德的个人”作为“制度德育”的定义，并认为制度德育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制度德育是重视参与性的德育；第二，制度德育是重视制度正义的德育；第三，制度德育是以制度正义为前提条件的；第四，制度德育是重视正当程序的德育；第五，制度德育是凸显德育批判功能的德育。［3］有学者还将制度德育的涵义概括为“制度是德育的资源；德育是制度性的育人活动，以制度规约德育的实施；制度具有道德教化价值，以制度德性养成个人德性”［4］。还有的学者运用属加种差定义法为制度德育下定义。他认为制度德育的邻近属概念为“德育”，即一种培养德性的活动；种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制度规约下进行德育，二是制度德性转化为个人德性的过程。因此，“制度德育”是运用制度以及在制度所规约的环境中进行的德性培养的活动。［5］
（二）制度德育的理论基础
任何一个学术概念的出现总是以相关的理论作为基础的。同样，制度德育作为德育理论研究的新范畴，其形成也应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归纳其得以成立的理论基础主要有制度伦理学、马克思主义人学、德育社会学和人的德性形成规律。制度伦理学认为，制度因内蕴一定时代的伦理道德精神，渗透着道德价值的善恶判断，对人们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取向有着重要的价值导向作用。而学校制度作为具体的制度，同样内含着一定时代的教育伦理精神而具有道德教化价值。［4］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是关于人的存在和发展的学说，它认为“人的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根本目的”。而制度是人的本质的凝结，与人的发展具有密切的关联性，能否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制度合理与否的最高标准［6］。“制度是人的价值存在”，“德育制度是为了实现德育目标———发展人的德性服务的”，“促进人的德性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德育制度的根本价值”［17］。从德育社会学的角度看，德育总是在一定制度所规约的环境下进行的，一定的学校制度规范、引导着德育，德育是一种制度性的学校教育活动。［4］从人的德性形成理论的视角看，制度是个体道德品质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人的德性形成规律，即他律－自律－自觉的发展过程。”［8］因此，德育应以此为依据，以他律作为德育的逻辑起点，他律性阶段的德育应体现强制性和引导性。
（三）制度的德育价值研究
已有研究中，学者们认为制度的德育资源主要包括价值资源和经济资源。一方面，制度是德育的环境支持，社会制度、学校制度和学校德育制度都是德育的价值资源。其一，社会制度的伦理精神影响着德育的环境；其二，学校制度为学校德育提供道德风尚的支持；其三，学校德育制度为德育的开展构建和谐的教育性交往环境［9］。另一方面，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制度对于降低德育的“交易费用”、规限德育的公益性以及支持德育变革具有重要价值意义。合理的制度对于德育是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源，能支持学校德育的变革与发展［10］。杜时忠教授则从学校制度的角度具体地阐述“制度是教育资源”［11］。首先，学校制度为学生提出了明确的行为规范要求，成为学生道德知识的重要来源。其次，学校制度为学生规定了特定的价值导向，隐性影响学生的道德养成。再次，学校制度为学生建构合理、有序的学校环境，保护学生的健康成长。
（四）制度德育的实现方式研究
制度德育何以实现，制度何以育德，这是制度德育理论的探讨的重点之一。有些学者借鉴玛丽•道格拉斯关于制度思维的观点来探讨制度是如何作用于德育的。他们认为制度有自己的思维方式，而且这种思维可以进入人的思维，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代替人的思维。制度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影响人的行为：一种是直接的方式，即通过调节人的行为来影响人的观念，即把社会核心价值观以强制性的条例、规定、规则的形式确定下来，以此来规范和指引人的行为；另一种是间接的方式，即通过制度中蕴含的伦理精神和价值意义来影响人的观念，引导人将这些伦理精神和价值意义内化，进而对自己的行为加以自律。这两种方式相辅相成、互相协调，共同引导着人的行为朝积极方向发展。［12］杜时忠则从制度德育这一理论如何真正实现的宏观角度来谈的，他认为制度育德的实现有三步曲：首先，在观念上，要认识到制度的育人作用，承认正制度的育德功能；第二步，实现学校教育制度改造，即对现行学校制度进行批判性审视，建构公平正义、民主平等、自由发展的学校教育制度；第三步，把有形的具体的学校制度化为学校生活方式，通过学校制度生活来培养学生品德。［11］
（五）制度德育的机制研究
制度德育的机制问题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目前就只有两篇硕士论文对其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即武汉理工大学卢楠楠的《制度德育》和上海师范大学尹黎的《制度德育的机制研究》。卢楠楠认为“制度德育机制是指制度德育运行过程中各构成要素由于某种机理形成的因果联系和运转方式。它要研究制度德育运行过程中的各个侧面和层次的整体性的功能及其规律，包括其运行所依据的原理和原则，运行过程的状况即运行中各个部分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和制度德育系统之外的其他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等等。”［8］同时指出目标性、规律性、整合性和能动性是制度德育机制的主要特征。而尹黎认为制度德育机制的结构包括预期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认同机制四个方面，通过深化制度德育的理念、优化制度的道德建设、发挥制度教化的功效、加强制度执行的监督检查、重视制度环境的建设等可以优化我国制度德育机制。［5］
二、制度德育的实践研究
已有的实践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学校制度、学校德育制度的德性方面的考察。1．对学校德育制度的现状调查。如刘超良的《学校德育制度现状的调查分析》［13］和蔡佳辰的《我国学校德育制度问题反思与探讨》［14］都是从制度的制定、执行和实效等方面剖析了目前我国学校德育制度存在的问题，并进行成因分析，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2．对学校制度的德性考察。刘任丰的硕士论文《学校制度的道德审视及其改造》与博士论文《学校制度的个案研究》都是基于对学校制度的实地考察来寻求学校制度的德性变革。其硕士论文是通过深入某中学，对其学校制度进行了道德审视，分析了学校制度在其制定、执行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而分析了学校制度缺陷对德育的负面影响，据此为学校制度德性的改造提出合理化建议。［15］其博士论文则进一步采用质的研究方法，深入到一所民办中学进行实地考察，从制度的角度来思考学校德育问题，揭示学校制度的状况，分析学校制度的过程、机制及其对学校德育的影响，为人们反思当前学校制度存在的问题和改造学校制度以便更好地发挥其德育功能提供有价值的启示。［16］此外，还有学者通过深入实体学校进行调研，观察实际的学校制度生活，发现当前的学校制度生活存在主体的单极化、空间的边界扩展、目的的工具化以及调控因素的疲软等异化问题，然后寻找其背后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学校制度生活的重建策略。［17］
三、对已有研究的述评及展望
从上述已有的研究成果可看，制度德育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研究数量总体不多、注重理论的探索以及实践研究不足。
（一）制度德育研究总体不足
制度德育研究从提出到今天已有十多年，然而从发表的文献篇数上看，相对过少，一共55篇。但值得一提的是，制度德育的研究从提出至今从未间断过，且近年的数量有明显增加趋势（如下图所示）。可见，制度德育研究已逐渐引起关注，“逐步得到了教育理论界同仁的认同与共鸣”［18］。
（二）注重理论探索
从上述制度德育的研究成果来看，已有的研究明显注重理论构建，着重对制度与德育的关系、制度德育的内涵、制度的德育价值以及制度德育何以实现等问题的分析，集中于对制度德育的必要性、可成立性以及可行性的探讨。但这些问题也只是从道德哲学和制度伦理学的角度作了初步的探讨，缺乏系统的社会历史考察。此外，制度于学校德育的作用，已有的研究主要以学校德育制度为研究视角，对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以及学校内其他各种制度形式对学校德育的作用涉及不多，且个体道德形成的社会机制和心理机制及其受制度影响及影响程度的研究尚未起步，亟待加强。
（三）实践研究严重不足
制度德育理论研究的另一不足之处便是理论与实践结合得不够紧密，实证研究严重不足，理论缺乏实践的检验与支撑。正如杜时忠在在制度德育研究的十年之际所说：制度德育论发展到今天，“一个重要的不足便是缺乏教育事实和行动的支撑”［18］。制度在真实的学校生活中是如何形成及运行的？又是如何具体地影响学生道德发展的？实际效果如何？制度的德育作用是否已引起相关主体的注意而逐渐起着纠正、改善传统制度化管理和规训化教育的作用？抑或是仅仅停留于专家的理论呼唤而没发挥实际效果？这些关乎学校日常生活实际与德育实践的问题仍需深入研究。此外，有限的制度德育的实证研究中，其考察的范围又主要集中于对学校制度、学校德育制度的德性方面的审视，缺少学校其他制度的视野。在实证研究中，对参与主体的制度意识、态度以及开发等情况的考察，也是制度德育实证研究有待深入。因为制度毕竟是由人制定的，也是由人执行的，没有道德的德育主体，没有德育主体对制度德育价值的积极而主动地挖掘与开发，再完美的制度也难以实现“以道德的制度培养道德的人”的制度德育理想。
制度伦理论文篇5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要求，也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它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全面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本文就国内部分学者关于改革开放相关理论研究进行综述。
关键词：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思想道德建设民主法制建设社会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13亿中国人民大踏步赶上了时代潮流，稳定走上了奔向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蓬勃生机，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的中华民族以前所未有的雄姿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1部分学者相关观点论述
徐耀耀提出以“四个继续”的特殊形式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一是继续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讲话精神；二是继续做好有关部门的参谋部和智囊团；三是继续牢记中央对人文工作者的期望和勉励；四是继续牢记革命导师对学者、人文工作者的勉励。祝黄河指出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要求，也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改革开放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强大动力。王员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总结了其基本经验；邱新有介绍了说服性传播与研究在中国的现状，反思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变换研究视角、创新研究方法、扩大研究内容的一些设想；刘俊就如何在改革开放形势下，深化高教改革，探索独立学院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万振凡探讨了从城乡分隔发展向以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转变之路；詹冬华就文学经典所面临的解构危机，提出了文学经典怎样重构经典身份的观点；邱显平分析了当前社会冲突现象的特点，探讨了如何创新社会主义和谐动力论的问题。
2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吴仁平、肖接增提交了论文《科学发展观视野中的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文章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研究我国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崭新的视野。在实施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战略时，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把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与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正确处理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过程中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与平衡发展的关系。王玲玲对真理标准的讨论进行了学术回顾，分析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真理标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江晓萍、王水兴认为，科学发展观是党在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过程中形成的新的执政理念，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邓文平提交了论文《科学发展观的人本精神》，指出科学发展观的人本精神是思想解放结出的硕果，是对传统发展观物本主义的否定，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深刻而全面的阐明发展必须依靠人民、满足人民、成果共享、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等思想，揭示了发展是“为了什么”这一根本问题。
李建斌的《矛盾论：和谐社会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一文分三大板块，即先秦时代的和谐哲学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启示、毛泽东的矛盾论思想及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改革开放30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探讨，并进一步指出，加强党的领导和以人为本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法论。刘仁营在《再论走出生产力拜物教》中论述了高扬科学发展观，跨越资本经济的“卡夫丁峡谷”命题。同时指出，我国具备了马克思所说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基本条件。
3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
郑晓江在《重构中国生死观教育的核心价值—以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为背景》中指出，有必要重构中国以“死是生活的中止，生命可以永存”及“由死观生”为核心价值的生死观教育。汪荣有、黄志兴提交了《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新途径》论文，文章认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认真研究新情况，积极探索新的有效途径，必须在应然与实然的辩证统一中确立价值导向，在多样与主导的相互激荡中增进价值认同，在继承与创新的反复碰撞中调适价值冲突，在自发与自觉的有效整合中实现价值追求。
曾建平、代峰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道德建设的重要启示》中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这是新时期最深刻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重要启示。吴瑾菁提交了《从“革命道德”到“和谐伦理”—和谐社会的伦理诉求》一文，文章指出，和谐伦理是在和谐哲学思维方法论的指导下关于社会交往和关系的协调理论及其规则体系。它是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人际伦理准则，是为协调非对抗性的社会伦理关系，寻求伦理关系双方的共处和协作的伦理。中国社会从革命转向建设，就需要从革命道德转向和谐伦理。
曹开华提交了《建国以来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目标和任务的变革与发展》，文章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在高校培养目标日益明确的前提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的目标也在不断形成、完善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政治课教育教学目标的确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目标的曲折发展；“文化大革命”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目标的全盘否定；改革开放以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目标的新发展。以培养“四有”新人为总体目标，在此基础上既规定了基础性目标，又提出了先进性目标，使教育目标具有了层次性。
4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
周利生在论文《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民主的探索和实践》中认为，党内民主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政治原则。改革开放以来，党内民主建设日益深入，主要表现在党员主体地位的有力保障、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的日益完善、党内选举制度的有序改革、党内监督机制的有效健全等方面。吴永明以我国2002-2004年受处理的137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投资者法律保护与财务舞弊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与上市公司财务舞弊负相关。此结论的政策意义主要在于：在我国，完善法律制度、从严执法力度是加强投资者保护从而抑制公司财务舞弊行为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沈桥林所撰论文《邓小平对马克思恩格斯法制思想的丰富和发展》认为，邓小平同志在应用马克思主义法制理论解决中国实践问题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法制思想，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事业，为社会主义法治打下了坚实基础。郭凌、刘素峰对我国改革开放30年党内民主建设的成就进行了总结，并结合历史经验与现实提出了五点启示，即：充分认识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是搞好党内民主建设的关键；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形成党内民主机制，是党内民主建设顺利进行的保证；坚持群众路线，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基本途径和方法；创新是推动党内民主建设的动力；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是党内民主建设的基础和重要切入点。
蒋九愚、易燕明提交了论文《论新时期解放思想对党的内在要求》，该文认为，改革勇气、开放意识、创新精神、民主作风与和谐理念是新时期解放思想党建的内在要求。改革就要自觉地把它作为开创党的新局面的行动指南，改革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开放最能集中体现这个时代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建设的趋势和特征，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创新是党的事业进步的不竭动力。党的各项工作，既要重视创新民主形式和制度，更要重视提升民主的质量和效能，增强民主制度的生机和活力。构建党内和谐与社会和谐，社会和谐要由党内和谐作保证，以党内和谐为基本条件。
汪琳在文章《从身份到契约的成长—改革开放三十年与民法的发展及完善》中指出，契约化的成长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民法成长最显著的特征及规律，民法的发达彰显了改革开放三十年契约精神在我国的迅速发展。臧荣华、吴小平认为，民主法治既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又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注重民主法治建设。建立健全民主法制须确立人民利益至上，崇尚法治精神。方旺春认为，行政公正是实现法治社会的重要途径，而法治社会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和谐社会。对于如何构建行政公正？他进一步强调需要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构建完善的行政公正平台；二是构建完善的行政监督体系；三是构建完善的行政救济体系。
5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
冯小林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建设模式的探索和社会学研究的兴盛》中，回顾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认为这一历程是不断探寻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的过程，也是我国社会学研究从恢复到重建和发展兴盛的过程。在今天，随着中国社会对自己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的反思而进行转变和调整，中国社会学研究也应该本着“文化自觉”和“与时俱进”的态度，自觉进行自我调整和转向，探索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研究路径和建构具有中国主体特色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与知识体系。吴雪平在《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可持续性分析》一文中总结了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取得的成就，即：基本建立了与市场经济相配套并适应人口老龄化形势的养老保险制度。但是制度建设的任务远没有完成，改革面临的新问题仍不断呈现。如：制度变迁显现的隐性债务危机、个人账户的空账运行、养老金水平偏低、养老保险基金增值难以保证以及政府管理不善和制度漏洞等问题都是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面对新的社会经济制度情境，建立“多支柱”的养老保障体系不但是政府的选择，而且也是个人必然和必要的选择。曾勇认为，邓小平对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做出了许多拓展，最突出的有三方面：重视人的现代化素质建设、突出个人物质价值的合理性、从社会发展的视角关注人的发展。
6结论
多维视角阐释主题的优势，多角度、多领域、全方位分析研讨为舒展主题空域提供了可能，加深了对问题的研究和把握。同时也引发了整合研讨的难度，多学科、多视角的研讨应该在什么样的话语体系，或者说什么的公共话语平台上研讨需要明确。或许，随着跨学科的互动与交流日益频繁和深入，“各学科各唱各的调”这一局面终将得到消除。
制度伦理论文篇6
“导师组2+2模式”是笔者在“导师制”的基础上根据地方高师院校的教育教学特点而创建的一种新的教育教学管理机制。其内涵是：4个导师为一组，对师范生进行本科四年的分阶段全面跟踪指导。“2+2模式”是指大学四年分成2个阶段，每个阶段配备2个导师。大一大二为一个阶段，大一上学期配备入门型导师，大一下学期和大二配备学习型导师。大三大四为一个阶段，大三配备教学型导师，大四配备科研型导师[2]。为了使“导师制”尽可能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必须有此模式实行的保障机制：1.学校要有制度保障，把学生的毕业论文成绩、就业率、考研率等做为教师评奖、评优、评职等的重要指标，从而激励所有的教育教学工作者。2.尊重学生的权利，提高学生对本科生导师制的积极参与意识。3.学校要设立大学生科研专项基金，为学生的学习发展提供一个努力的方向。4.整合教育教学科研的师资队伍，量化导师特点，对应认定相应导师资格。这种教育教学模式的实施既符合教育的基本规律，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多样性，又充分实践了“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更主要的是激发了教师的教学的积极性，全面启动学生学习与研究的思想与智慧。
二、设置传统文化课程，强化学生的伦理人格
做事先做人。这句话，对于一个真正懂教育的人而言，是朴实而深刻的。那么对于当下地方高师院校的学生而言，应如何解决因时代众多的原因促成的人格问题呢？教育学上有一句话：教什么永远比怎么教重要。论文的写作过程是一个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过程，而构成这种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基础素养是由两方面人格构成的，一是伦理人格，就是从伦理学上讲一个完整人的人格的表现；另一个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学术人格，即由专业积累加之于哲学教育之后而生成的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专业基础能力。二者的关系是伦理人格完善的程度决定着学术观点的典型性与深刻性。没有完善的伦理人格必然会导致毕业论文观点的偏颇与狭窄，这一点对地方高师院校的大学生而言，表现是非常突出的。高师院校的本科生毕业将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因此其必须要在伦理人格与学术人格上平衡发展。“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没有相对完善的伦理人格，很难能准确地把握学生的心理，也很难把握课程内容与学生素养转化的机制问题。这样在教育教学理论与实践上就很难有所突破与创新。地方高师院校与部属高师院校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上也是有差别的。由于管理者与教师们的教育教学理念的滞后与保守，地方高师院校传统文化的传承根本就没有形成科学的保障体系，因此必须要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上有所突破，开设传统文化课程，以完善本科生的精神世界，从而为本科生写好毕业论文的学术人格创造基础条件。根据多年的研究与实践，以《易经》、《论语》与《道德经》为课程内容进行学生儒道人格的构建，是非常有生命力的。《易经》是群经之始，其中满含着儒家思想与道家智慧，是典型的生活经验的提练与升华。只要将其还原于生活，再用生活实践其思想逻辑，那么其蕴含的智慧价值自然会被大学生所接受而渐渐显现。哲学是大智慧，是高度概括与凝聚而成的，有利于对课程逻辑认知和教育教学策略的权衡与使用。《论语》是东方的《圣经》。如果在东方找到一本能与西方的《圣经》相媲美的书，那就只能是《论语》了。只有如此关注人的精神品格教育的圣贤之精神，重新融入我们的心灵世界，才能完善我们大学生的伦理人格。《论语》在北大清华等高校都成为了热门的通识课，在浙江成为了中学教育的必选课，而在一般的地方高师院校中还没有成为课程设置体系中的课程内容，这同样也是个问题。入世的思想一定要有，出世的思想也决不能无啊！儒家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己任，不可谓重乎？死而后矣，不可谓远乎”。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只有儒家思想太累了。屈原没有道家的“道法自然”和举重若轻的“无为而无不为”之思想，所以最后选择了汩罗江。陶渊明、李白、苏东坡等因为有了道家思想的智慧而成就了生命的另一种精彩。没有道家的“自然、真实与自由”，其人生自然会变得枯燥与乏味。用逻辑推想一下，把《论语》、《道德经》设置为全校的通识课，把《易经》设为相关专业的选修课，选择专门从事典籍研究或者对典籍研究有兴趣有建树的老师进行教学，每周两学时，长此以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学生的伦理人格的构建自然地融会在一起，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地提升学生的精神世界亦是必然。这是一个很多价值观念都被任意解构的时代。经过时间与实践的验证，我们都清楚的认识到，类似的解构大都是粗糙与荒谬的。正是因为那种浅薄的解构太多，根本无法完成新的建构，才令当下的大学生面对现实时显得茫然而不知所措。传统文化课程能解决大学生的自卑、急躁、悲观、孤僻、多疑、抑郁、狭隘、冷漠、被动、虚荣、焦虑、自我中心、敌对、冲动、脆弱等人格问题的趋势变得越来越明朗。“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仁者无忧，智者无惑，勇者无惧”，“道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以中国传统文化课程完善当下地方高师学生的伦理人格既能高效率地解决地方高师院校学生的人格问题，又符合我们民族文明传承与发展的规律。
三、调整课堂教学策略，以便生成学生的学术人格
怎么教会影响学生的问题意识和解决问题能力形成与发展的速度与进度呢？优秀的教学过程就是一个整合学生所积累的思想与智慧的过程，更是优化学生的思维与思想，强化形成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学术人格特征的一个过程。如果课堂教学过程只一味地灌输势必会抑制学生批判思维的形成与发展。若能以“自主、合作、探究”的教育教学策略为指导，解决好什么内容要讲，什么内容不用讲而让学生自己学，什么内容要进行合作学习，什么内容要进行探索与研究，什么问题不仅要懂而且还要能讲明白等相关的问题，那么无疑会确定学生的主体地位，解放学生天然的敏感，从而为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学术人格的成长提供有利的保障。而这方面的能力的挖掘与成长恰恰是学生发现论文选题，完成毕业论文写作所必备的人格素养。高师院校的学生将来从事的工作是以教育教学为主的，其绝不是简单的知识或思想的接受者。他们要成为创造性的教育教学问题的解决者。他们是要全方位地开启学生心智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所以说，理论素养、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生成必须要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获得充分呈现。什么样的教育成就什么样的学生。教学过程只有量化到这种程度，才利于达到理想的教育教学目的，利于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学术人格的生成与成长。
四、弱化毕业论文的理论性，强化论文的综合性与实践性
我国逐渐发展研究生教育，本科教育所承载的专业内涵水平降低了，对大学生的教育更多的是一种通识教育。于是，对于本科毕业论文，我们也应作出相应调整。毕业论文不能“一刀切”，不是每个学生都擅长理论研究。尤其是地方高师院校的毕业论文教育，必须与本专业的培养目标结合在一起，做到务实，合理，自然而然。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俞振伟副教授曾言：“比如文科专业，很难让一个本科生提出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学术观点，但却可以做一项非常有意义的调查报告，或者对一个学术流派进行一次梳理，重要的是做论文的这个过程对大学生来说非常有意义。”［3］很显然这一观点对于地方高师院校的大学生毕业论文的写作，是非常具有建构意义的。首先，大学生们完全可以以某中学某一学科教育教学的现状，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与实际参与观察，来完成一个这一学科教育教学现状的调查报告。其收获是建立在某一学科教育教学实际的基础上的，不仅使学生能真实全面地了解这一学科教育教学现实，把握这一学科教育教学存在的问题，还能运用所学相关理论进行建设性的透视与思考，利于理论与实践的充分结合，达到学校教育与基础教育教学实践相统一的教学效果。其次，大学生还可以专门研究某一个学科的教育教学流派或某一个优秀的教育教学工作者。对于语文学科而言，可以研究于漪、赵谦翔、魏书生或程翔等等，都会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某一学科的教育与教学绝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也不仅仅是科学问题，更多的是一个人的综合素养的结晶。这对现在的高师院校大学生而言，其具有启示与引导价值，是简单的说教所无法相比的。第三，大学生还可以专门完成教学方法的综述，或者教育策略的综述，课程目标综述，教学过程综述等等，使其在某一学科的教育教学的过程中能非常清醒自如地应对相关的问题，进而能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论文写作的教育教学目标。最后，我们也尊重少数具有创新能力的学生，可以在自己所学学科范围内因自己的爱好特长来进行除上述内容以外的论文选题与论证，延伸自己的研究方向为考研提供更有价值的研究领域。地方高师院校毕业论文是大学本科教育期间最后一个重要的综合性实践教学环节，在相当程度上综合反映了学校的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培养质量［4］。相对于教育过程的其他诸环节，毕业论文的突出特点就是它的综合性、实践性和创造性。要提高毕业论文质量，必须以新的教育教学理念为指导，重视学生整体素养的培养与提高，不要仅从论文本身着手，更应当从本科教育教学的课程构建与教育教学策略等方面入手，以解决学生写不出好论文的根本问题为先决条件，同时把整个本科教育教学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建立起能够从整体上完善和提高本科生综合素质的教育教学新模式。
制度伦理论文篇7
1医学伦理学教学现状
1.1我们不能不清醒地认识到,与世界上很多国家相比较,我们的医学伦理教育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到实践都存在着许多问题与不足。目前,在美国、法国、英国、日本等国家已经进行了多年系统稳定的医学伦理学教学。在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各年级医学生中均开设医学伦理学课程,并进行跨学科教学。教学基本上围绕当前医学领域的重点热点伦理问题进行,如医学实践中知情同意、人体实验、脑死亡、稀有资源分配等。哈佛大学医学院对医学伦理学采取以问题为基础进行跨学科的教学方法,组织学生对医学伦理问题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进行研究和探讨,并邀请不同学科的专家参加,例如邀请临床医学专家、基础医学专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行为科学家等[1]。
我国则多以开设医学伦理学课堂教学为主,进行其他教学模式的学校还很少,教学模式还有待完善。仅在少数医学院校的医学伦理学教学中,采取了对重点热点问题进行讨论,课题调研的形式。比如哈尔滨医科大学,其在上世纪末已经开始采取这种课题调研讨论的教学形式,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效果[2]。但是目前国内对这些模式还缺乏系统的研究,也没有很好的推广。
1.2对医学伦理学重要性的认识不足。
医学伦理学在医学教育中的地位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才导致目前我国医学院校医学伦理学课时严重偏少的现状。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大部分医学院校在第五学期开设医学伦理学或在政治课中开设医德课,总课时约为30学时,不及美国、日本等国家同类课程学时总数的1/5。在如此有限的时间内,不大可能指望学生对医德范畴、医德规范等有较为系统的了解,更谈不上为他们提供将理论付诸实践的机会了。
2002年2月,国际医学教育学会公布了本科医学教育全球最低基本要求,包括医学教育的7个基本方面: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医学科学基础知识,临床技能,沟通技能,群体健康和卫生系统,信息管理,批判性思维和研究。[3]这一标准阐述了医学院校毕业生必须具备的一系列基础核心能力,从中可以看到,医学伦理学和医德教育在医学生综合素质中占有重要地位。
1.3授课形式单调是我国医学伦理学教学中亟待改革的又一弊端。
目前医学伦理学教学中通行的是单纯由教师讲授的方法。限于学时,教师较少考虑,也无从考虑实际效果。这种“布道式”的教学方式,很难引起学生对医学伦理学的兴趣,更不用说掌握指导他们终身职业生涯的伦理准则与规范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医学院该门课程的教学形式显得生动活泼。其中最常见的是各种形式的讨论和以病例为基础的教学模式。日本的医学伦理学课程则主要由相关临床教研室的教授主讲及让学生参加病区实习的形式来予以实施,注重培养学生判断医疗实践中发生伦理问题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加拿大的医学伦理学课程大多采用案例教学法和以问题为基础的教学方法。
1.4如何让医学伦理学的教学内容更系统、更稳定、更具时代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医学伦理教育的教学内容也同样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众所周知,任何一种道德理论或伦理学说,都是有其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背景。随着经济改革在我国城乡相继取得巨大成功,人们开始对医疗卫生保健行业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新的医学模式要求医务人员不仅应具备精湛的医术,而且要求他们能自觉尊重生命价值,在努力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的同时,还要深谙伦理学、心理学等人文科学知识。所以原有的教学内容自然跟不上时代的需要,而即使是已经更新的教材内容,也会因为目前新的伦理学问题的层出不穷而同样有了时代的局限性。传统的医学伦理学考核形式,主要以考场笔试(闭卷或开卷)以及论文撰写常见。前者强调的是书本理论知识的检测,特别是闭卷形式。开卷形式虽然有一定的开放,但总之都是以理论知识考核为主,与传统课堂授课形式相适合。这种考核方式容易流于形式,不能真正考查到学生学习医学伦理学课程后的思想观念以及伦理决策能力上的变化,也不能真正鼓励学生学习医学伦理学的主动性。后者虽强调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有助于学生自我能力的培养,相比较应该是一种进步。但是仍然还有不足之处:没有贴近临床和实践,学生的任务仅仅是在完成论文,所以相关材料可以不必从实践中获得,减少了伦理学的实践机会;论文撰写相对简单,教师的指导成分相对较少,实用性不足。因为以上这些因素,所以目前的医学伦理学考核方式难以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和迫切感,那么进行医学伦理学考核制度的改革就更加势在必行。
2医学伦理学教学的对策
2.1加强国际合作,提高中国医学伦理学的教学水平。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医学伦理学的发展和医学科学的发展密不可分,一种新的医学科技的发展,必然引起相应的伦理学的方法论等多种角度,深入研究高等学校教学方法,使我们的教学在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启迪学生创造性思维以及培养学生表达思想、交流观点的能力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4]。此外,对学生的成绩考核,要考虑改变以理论考试为主的形式,积极尝试多种考核方式,使考试内容注重运用所学的基本理论分析一些具体问题。
2.2创新教学内容。
自1982年以来,我国高等和中等医学院校和医疗部门陆续开设了医学伦理学课程,从事医学伦理学教育和研究工作,先后编写了许多版本的医学伦理学教材。这些教材的出现,对于医学伦理学的教学研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21世纪是生命与健康科学发展的世纪,因此医学伦理学内容体系“应以义务论为主线,将价值论、公益论贯穿其中,既反映传统医德精华,又突出生命与健康主要内容,并包括哲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美学等相关学科进行理论与实践的论证。既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又能帮助医学生和医务工作者解决在学习和医疗实践中的各种伦理问题。其具体内容应突出科学性、系统性、规范性和实践性的统一”。[5]
2.3改革教学方式。
教师讲授不应该是医学伦理课唯一的教学方式。我们应该借鉴国外一些比较好的教学方法,依据我国的国情和目前医德医风的现状,摸索出有自己特色的教学模式。在方法上,我们应改单调乏味的说教为多种形式并举。可以尝试用师生对话、小组讨论、专题讨论的形式。在医学伦理学教学过程中,“应特别重视选择与应用正反典型事例进行伦理分析,这对于帮助医学生和医务工作者加深对医疗实践中所遇到的伦理纷争的理解,提高医学行为分析判断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实践证明,这种教学方法效果好,深受大家欢迎”。[6]同时还“应重视对启发式、讲授法、多媒体教学法、考评法等方法的应用,不断提高医学伦理学教育教学质量”。
2.4加强师资培养,提高教学水平。
为解决师资队伍发展滞后的现状,首先,应尽快成立医学伦理学教研室,建立一支结构合理的、专兼结合的教学队伍。其办法:一是建立专门教学研究机构,配备专门从事医学伦理学教育的人员,尤其重视选拔有培养前途的硕士生、博士生。二是以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教育委员会名义举办全国性医学伦理学师资培训班和专题研讨班,2004年8月在广州举办的全国医学伦理学教育培训班,受到有关部门和与会者的好评。同时,各省市医学伦理学会也应定期召开医学伦理学教育会,不断培养医学伦理学队伍,还应选派有培养前途的年轻教师出国作访问学者进修学习,从而达到提高医学伦理学师资队伍素质的目的。超级秘书网
2.5完善并规范人文教育体制。目前我国医学伦理学教育体制不够完善,同时还尚无相应的规范。
全国仅有医学伦理学会及教育等专业委员会,而各省市没有相应的专门机构,也缺乏统一和明确的要求。虽然国家教育部、卫生部在课程建设上把医学伦理学列入教育计划,但全国医药院校缺乏统一的安排。有的院校成立了医学伦理学教研室,但大多数院校是在社科部或德育教研室中成立一个小组,教材不够统一,教育与研究相脱节等。我们认为,必须制定统一的计划和提出明确的要求,“把医学伦理学作为整个医学教育的重要内容,纳入教育卫生主管部门的议事日程,列入教育计划,作为必修课程开设,作为精品课程和重点学科来建设”。[7]同时要大力开展医学伦理学的教育研究,定期召开地区和全国性医学伦理学教育研究会,总结交流经验,表彰先进,依靠全体医学伦理学教育工作者和理论界、医学界的同仁,共同为建设符合国情的医学伦理学理论及教育体系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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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传俊、李本富.医学伦理学案例教学的实践与评价.医学教育[J]1995,(2)9~11
5张金忠.关于医学伦理学教学方法、效果的讨论.中国医学伦理学[J]1999,(3)27~28
6翁宗奕.医学院校必须把医学伦理学列为“两课”教学的重点来建设.中国医学伦理学[J]1999,(5)20~21
制度伦理论文篇8
一、同行评议原则
这是针对学术期刊的审稿程序。从审稿程序看，我国出版制度明文规定了三审制，其中，对学术期刊至关重要的是要遵循同行评议原则。同行评议制度源于英国，现在已广泛应用于、学位论文、课题的立项结项、学术奖励等，成为学术评价的基本方式。同行评议是学术期刊遴选论文、保证并提高学术质量的重要途径，国际上通常将是否同行评议作为学术期刊水平高低的一个标准，尽管同行评议制存在着少数学者滥用权威，存在裙带关系、专业嫉妒、个人偏见和利益冲突等破坏性影响，但它仍然不失为最有效的质量控制手段，人们把同行评审看成研究成果的质量声明。［8］在我国的科技期刊中，同行评议原则基本上得到了落实;在人文社科期刊中，遵循同行评议原则的情况不尽如人意。遵循同行评议原则依靠审稿专家，但并不意味着由审稿专家主导审稿，外审专家只能提供参考意见，不能取舍稿件。这是因为，编辑审稿与专家审稿是一种主从关系:编辑审稿具有主体性，编辑是职业审稿人角色，是专家审稿人的选择者，是稿件刊用与否的决定者;专家审稿只具有从属性，审稿专家是编外审稿人角色，被动地接受所审稿件，主要对稿件内容作学术评价，没有稿件刊用权，只有有限的稿件否决权。［9］编辑审稿和专家审稿的不同职业角色、作用和任务决定了编辑必须主导审稿的全过程。主导审稿是编辑的职责，编辑应提高专业学识水平，消除过分依赖专家的心理，发挥主体作用，主导稿件评审的全过程，否则，把稿件刊用的决定权完全托付给外审专家，自己反倒成了边缘人，忘记了编辑在审稿中的主体地位，放弃了一名编辑应该承担的义务，有违编辑的职责，无益于学术期刊的审稿工作。［10］基于编辑主导的同行评议制度，才能双剑合壁，最大程度地发挥审稿的作用，只有这样，编辑才能把握审稿工作的主动权。
二、公正性原则
这是针对审稿者的道德态度。前文提到的质量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兼容并包原则和客观性原则，都是事关审稿评价的公正问题，这几个原则名称虽然不同，但体现的都是审稿者的道德态度，因而，本文在审稿者的道德态度这一视角下，将其统称为公正性原则。因为要评价公正就必须做到质量面前人人平等，拒绝偏见，兼容并包，尽最大努力客观地评价稿件。公正意味着客观理性。审稿者要秉持理性的态度，一切从文稿的内容出发，不先入为主，排除各种非理性因素的影响，拒绝主观偏见等不公正行为，避免根据自己的好恶偏执来筛选和判定文稿，力求客观公正、审慎负责地评价稿件。公正意味着人人平等。在稿件评审时，不因国籍、民族、信仰、性别、年龄以及所属机构而歧视作者，认文不认人，对作者一视同仁，不故意抬高或压低特定的作者。邹韬奋曾经说:“我对于选择文稿，不管是老前辈还是幼后辈，不管是名人来的或是无名英雄来的，只要是好的我都竭诚欢迎，不好的也不顾一切地不用。”［11］唯质是从，人人平等，审稿人要坚持审稿的独立性，不因领导、权威和亲友的干涉而降低学术标准。公正意味着兼容并包。西方哲言有云: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表意见的权利。学术期刊要有兼容并包的气度，有门派之别，无门户之见，对不合己意的标新立异之说不轻易否定，不搞学术垄断，提倡学术民主，百家争鸣，只要言之有据，能够自圆其说，就应该给予肯定，以活跃学术气氛，鼓励学术创新。当然，兼容并包只能是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并不包括导向有问题的稿件，也不包括哗众取宠的标新立异。
三、导向性原则
这是针对稿件内容———政治导向和学术伦理导向问题。用政治性或思想性来概括这一原则，似乎不大准确，因为无法涵盖学术伦理导向。政治导向是否正确是审稿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学术研究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宣传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反对各种伪科学。审稿时要注意国家领土和主权问题、民族尊严问题、涉外问题、历史与宗教问题、涉及国家和军队的机密以及引用和报道秘密资料和科研成果问题、地图边界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照片和讲话引用问题、其他政治问题，等等。在学术伦理方面，应审查研究者是否遵守了学术道德，是否存在抄袭剽窃、伪造窜改数据资料、重复发表等学术不端行为，对不端行为要勇于揭露。此外，要注意稿件中有无违反法律、侵犯他人权利、有无违反实验伦理的问题。遵循导向性原则要消除两个认识误区。(1)漠视科技期刊的政治导向，以为科技期刊探讨科学问题，没有政治导向问题。科学研究，看似无国界，同样存在政治导向问题，上述的各类问题都有可能出现在科技稿件中。科技期刊的编辑也要讲政治，提高政治敏感性和辨别力，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严守出版法规和纪律，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12］(2)导向正确与言论自由的认识误区。有人以为强调政治导向有违言论自由，这其实是一种误解。言论自由有其限度，违反法律规定，就会损害国家和公众的利益。在处理政治和学术的关系时，涉及政治问题的，不以学术研究为由，违反国家法律规定和有关政策;当然，也不能以政治正确为由，压制学术自由，学术上的不同观点，只能通过学术争鸣取得共识。
四、学术性原则
这是针对稿件内容———学术质量问题只要是学术期刊，就须遵循学术性原则。当然，因稿源状况的不同，不同的期刊有不同的质量标准。可以从创新性、科学性、实用性(价值性)三个方面来衡量论文的学术质量，因为这三者代表了研究成果评价的三个维度。［13－15］创新性是论文评价的核心指标。创新性从层次上可分为原创、再创、补创，大多数论文属于再创和补创的范围。［16］创新的分量有轻有重、有大有小，未必一定是石破天惊的宏论。开拓新的领域、提出新的理论、推出新的方法，固然是创新;以新视角、新方法论证老问题，完善、验证和补充原有的知识或技术，运用理论工具解释新的现实问题，参与学术争鸣，提出不同意见，等等，都可以说是创新。科学性是论文评价的基础指标。学术研究有其研究规范，这就是研究过程与研究方法的科学完备性，包括研究资料的详实性与准确性、研究方法的规范性、研究逻辑的自洽性、实验的再现性、论证的充分性、结构的严谨性、表述的精炼性、术语的规范性等等。学术论文必须反映出这种研究规范，才具备科学性。实用性(价值性)是评价稿件的重要参考因素。实用性是多方面的，可以是新观念、新思想，也可以是新做法、新技术。理论性论文要看是否揭示了相关领域的发展规律，对学科的发展是否有推动作用;应用性论文要看对生产、教科研及其它社会实践活动是否有实用价值或指导意义，能否转化为生产力，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五、可读性原则
这是针对稿件的表达形式。文字是思想内容的载体，是提高内容质量的重要因素，可读性好的文章能使读者揣摩到用语的音声感、畅达感和节奏感，领悟到内容的形象感、情味感和美丑感，期刊语言应没有八股腔调，少用抽象的空洞概念，准确生动，有亲和力。［17］论文的格式规范严谨，这是科学美、逻辑美的内在要求，但也束缚了可读性。同时，学术期刊往往容易忽视可读性。这两个因素导致论文的可读性比较差，影响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和选择，阻碍了学术信息的传播，损害了论文价值的发挥。审稿者须知，文章表达先有形，读者心上才留痕。可以说，可读性关系到读者的阅读意愿、学术期刊的传播效果和竞争力，应该成为审稿的一项基本原则。国际权威期刊非常重视可读性，《自然》要求论文的语言清楚、简练，以便让其他领域的读者和母语为非英语的读者能够读懂，专业术语解释应简明，不要用说教方式。［18］我国期刊应该借鉴《自然》的经验，改变可读性差的面貌，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趣，提高传播效率。学术期刊要想取得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必须在表达形式上尊重读者的阅读心理和审美习惯，使得学术期刊好看、耐看。对可读性较差的稿件，编辑要提出修改意见，请作者改进，同时进行适当的编辑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