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伦理论文范文
时间：2023-09-20 09:28:22
制度伦理论文篇1
【论文关键词】国家助学货款制度伦理性伦理功能
我国从200()年9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国家助学贷款制度，这是目前资助经济困难大学生最有力的保障。如何进一步完善这一制度，使其更合理地发挥作用?由于制度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在根本上均涉及伦理问题，回答这一问题就要对国家助学贷款制度进行伦理分析。对一项制度进行伦理分析，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第一，该项制度蕴涵和体现的伦理思想是什么，是否合理;第二，它能够起到怎样的伦理规范作用，有效性如何。简言之，即分别分析制度的伦理性和伦理功能。针对国家助学贷款制度，伦理分析需要回答的是:为什么要建立国家助学贷款制度?这一制度对个人和社会而言有何价值?如何改进这项制度?
一、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的伦理性
单纯地看，制度中不存在伦理活动。但若是追问一项制度得以确立的依据，则可以发现，其中必然蕴涵着某些价值观与伦理规则。从根本上说，制度与伦理所调节和整合的对象都是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原始经济和自然经济条件下，伦理道德发挥了调节作用。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效率的追求使某些经济行为超出了道德规范的范围，必须借助规则化、强制化的制度进行调节。而制度要合理而有效地整合各种行为，其本身就必须是合理的，即能够公平而有效地分配资源。这正是广义的制度的伦理性问题。制度调整利益关系时所带有的伦理特性或伦理特征，则构成狭义上的制度伦理性。因此，分析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的伦理性，分别表现为以实现社会公正为目的的合理性和以救助形式出现的伦理关怀特性。
1.社会公正的伦理追求
为什么要建立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对经济困难学生实行国家助学贷款是否合理?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对该项制度合理性的评判。实行国家助学贷款的意义与作用很多，而从伦理性角度衡量，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的价值集中体现为有利于实现社会公正。
公正与正义、公平、公道是同一个概念。对这一概念的界定，尽管众说纷纭，但人们普遍认可社会公正的根本问题是社会对每个人权利与义务的分配。其原则是等利或等害交换。包括以下五条分原则:(1)品德原则:按照品德分配权利;(2)才能原则:按照才能分配权利;(3)需要原则:按照需要分配权利;(4)平等原则:分配给每个人同等的权利;(5)贡献原则:按照贡献分配权利。
就高校而言，能够为社会民众提供的权利是受教育权和在教育过程中享受教育资源的权利。但由于高等教育资源不足，必须采用某种标准来确定谁有资格享受这种权利。长期以来，我国大学在招生中实行的是才能原则，即以高考成绩作为能否进人大学的标准。尽管高考分数并不能完全代表一个人的才能，但由于品德的难以确切考察，紧缺的教育资源无力满足庞大的教育需求，贡献原则对基本上还未有什么社会贡献的学生的不适用性，才能原则遂成为相对公正的原则而为绝大部分人所接受。
高等院校扩大招生后，从教育资源分配的广泛性看，比起只有少数人能享受这一资源更多地体现了社会公正。同时，由于教育为人提供公平竞争、向上流动的机会，能帮助弱势群体摆脱原来出身的那个群体的局限，显著地改善人的生存状态，因而更多的高等教育机会意味着能帮助更多的弱势群体，减少社会性的不公平。但是，由于高等教育收费制度在我国迅速确立并开始实施，结果，一部分根据才能原则获得大学人学资格的学生却因经济困难被挡在了大学校门之外。这一问题若不加以解决，弱势群体便不可能通过大学教育改善生存状态，大学教育实现社会公正的功能也不复存在。国家助学贷款制度以经济困难的高校在校生为资助对象，为他们通过大学教育改善生存状态提供保障，有利于社会公正的实现，因此是合理和有价值的。
2.救助的伦理关怀特性
国家助学贷款的设立、内容，以及具体操作，都带有明显的伦理关怀特性。
首先，国家助学贷款的设立，大幅度扩大了资助困难大学生的覆盖面，使更多的困难大学生获得了更多的资助。20世纪90年代，我国进人高等教育快速发展时期，高校收费改革势在必行。与此同时，采取切实措施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保证他们不因贫困而失学，也成为改革的重要目标。为此，教育部、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和各地政府结合实际情况，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高等教育助学体系。但是，随着高校在校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家庭困难学生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再加上上学所需费用上升等因素，单靠“奖、助、补、减”办法，已无法完全解决贫困学生的问题。国家助学贷款作为由中央和省级政府共同推动的一种信用助学贷款，由国家指定的商业银行负责发放，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所有普通高等学校均能申办，极大地提高了资助困难大学生的力度，扩大了资助面。
其次，为最大幅度地资助贫困大学生，国家助学贷款执行优惠政策。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无需担保，二是由中央或省级财政贴息一半，个人承担的利息数额很低。这些规定，对于因家贫而无力办理保证担保、抵押担保、质押担保等贷款方式的大学生来说，无疑是非常有力的援助。
再次，在操作层面上，国家助学贷款制度表现出基于关怀取向的灵活性。一是被纳人“绿色通道”制度。即对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允许先办理人学手续，然后再根据核实后的情况，申请办理国家助学贷款。这有力地保障了一部分经济困难大学生在学费不足的情况下也能顺利人学。二是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的实行。作为国家助学贷款的补充，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是各省在大学生户口所在地办理的一种贷款业务。与在高校内办理国家助学贷款相比，实际上扩大了申请范围，具有更大的便利性。
二、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的伦理功能
制度以一定的伦理精神为指导，是一定伦理
观念的实体化和具体化。但反过来看，制度在对利益关系进行规则化、强制化调节的同时也实现着某种伦理要求，具有明显的伦理功能。首先，制度以明确的方式把某种伦理要求直接表达出来，将发源于个体的善导向社会共同体一致同意并遵循的规范。例如，“诚信”是个体的一种品格，它一旦成为制度所标示的规则，便不仅是参与该项制度活动的个体应该遵守的，而且也是社会群体应该遵循的规范。其次，制度以强制的方式对不符合伦理的行为进行惩治，从而达到扬善的目的。例如，当制度对不诚信的行为进行惩治时，就是对诚信的褒扬，能够起到规范社会成员行为的实效。最后，制度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减少了道德实践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保证了道德行为的养成，使制度所标示的伦理规则最终完成向群体善的转变。这些功能在国家助学贷款制度中，可以分别从个人和社会道德建设两个方面来考察。
1.对借款大学生个人的伦理要求和行为约束
(1)自立自强。国家助学贷款的根本性质是“助援”，而不是福利。它对经济困难学生执行优惠政策，帮助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大学学业，但并不免除他们的偿还义务。这既对学生提出了自立自强的要求，也是从制度上敦促他们做到自立自强。
(2)负责。国家助学贷款制度一方面为经济困难大学生提供了顺利求学的保障，另一方面也对他们应尽的责任提出了要求。对于不负责任的大学生，国家助学贷款的贷款银行将停止发放贷款并清偿贷款本息。
(3)诚信。国家助学贷款是大学生凭自己的信用申请贷款，毕业就业后逐步归还贷款的制度。其基础是大学生的个人信用，因此对大学生的诚信，特别是信守还贷条款有明确的要求。不守信约的借款学生，将不仅不能继续享受贷款，还将承担违约责任，甚至法律责任。
2.对社会道德建设的推进
国家助学贷款制度传递社会公正、自立自强、负责、诚信等价值观，并以强制性形式保证符合这些伦理规范的行为获得积极有利的结果，从而达到调节利益、规范行为的目的，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的实施有助于探索建立国家信用体系。从我国目前的状况看，发展市场经济，迫切需要建立各类信用记录和信用档案，建立失信制约机制，用法律来规范信用关系。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当务之急，就是建立健全社会信用制度和全社会统一的信用体系。国家助学贷款工作，以大学生群体为建立个人信用体系的对象，对于探索国家的信用体系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的完善
1.伦理性的完善
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在伦理性方面的不足，首先表现为贷款银行对办理国家助学贷款业务积极性不高，一部分就业前景不够理想的贫困学生甚至难以申领到国家助学贷款。这就严重影响了这一制度在救助和追求社会公正方面的意义，其根源在于政府救质与商业银行营利性质的冲突。当前，承办国家助学贷款业务的是各商业银行。商业银行自负盈亏的企业性质，决定了它们必然要追求经济效益。国家助学贷款笔数多，贷款额少，银行管理每笔贷款的手续却一个都不能少，这必然增加了运营成本，银行不愿意办理自然也在情理之中。而且，银行在审批贷款申请时，考虑到申请人就业前景不明，未来还贷能力不明朗而不予办理，也是无可厚非。然而，政府建立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的宗旨是保证贫困大学生受教育的权利，以体现社会公正，提高国民素质，具有公益目的。政府只给政策和银行单独承担风险的运行方式，自然无法使救助惠及所有贫困学子。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政府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如:设立政府专项教育贷款基金，用于补贴商业银行，提高商业银行的贷款积极性。同时，尽可能增加教育投人，从根本上解决教育经费的短缺。
其次，一些来自贫困家庭的大学生由于考虑到毕业后的收人有可能偏低，而不敢申请国家助学贷款。针对这一问题，建议制订减免偿还贷款的政策。例如，对学业特别优秀者;为社会做出卓越贡献者;毕业后去老、少、边、穷地区工作者;遭遇天灾人祸者;终身患严重疾病或残疾者等，可以酌减部分或全部偿还额。这不仅有利于照顾到更多需要帮助的学生，对于更好地发挥他们的社会作用也十分有效。
2.伦理功能的完善
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实行伊始，曾发生有些大学生不能按时还贷，一些毕业生离校之后甚至踪迹全无的情况。这几年，生源地国家助学贷款的开展，较有力地发挥了制度的伦理约束功能。这一贷款由于是在大学生户口所在地办理，对银行来说更容易掌握借款学生家庭经济收人和子女的毕业去向，有利于对贷款使用的监督，从而较好地起到防范和控制贷款风险的作用。对借款大学生和家庭来说，由于监督有力而更加遵守条约，履行自身的职责。
制度伦理论文篇2
[关键词]制度伦理；制度中心论；伦理中心论；制度伦理论
Abstract：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boosted the development of systemic ethics，for the ethical appeal of system interacts with the systemic construction of ethics，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system and the moral reconstruction. Systemic ethics construction not only fits and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but has also become the key and a breakthrough to moral construction. It can only be realized through multiple ways. On the other hand，systemic ethics must be constructed with inpidual morality as system ethics construction focuses on its ulterior normalization.
Key words：systemic ethics；system centrism；ethics centrism；theory of systemic ethics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当前我国既处于“黄金发展期”，也到了“矛盾凸显期”。伴随着社会的转型，两大问题日益突现：如何完善制度?如何重建道德?要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使其在有序的状态下不断得到疏通、调整和解决，根本上必须着眼于制度建设。制度伦理正因兼有制度与道德的双重功能而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伦理学界重点讨论的话题之一。
一、制度伦理的内涵
当前学界对制度伦理内涵的界定仍未达成一致，总的来说，有3种不同理解，分别是“伦理中心论”、“制度中心论”和“制度伦理论”。
在持“伦理中心论”的学者看来，制度伦理就是制度蕴涵的伦理价值、道德原则，也可以称为“制度中的伦理”；或者指制度的合道德性，也就是对制度的伦理评价，即“制度的伦理”。此类看法是从制度的设立要依据特定的伦理原则、道德要求和人们对制度的正当、合理与否的伦理评价两个方面来考察制度伦理的内容的。它以道德为参照系，强调制度的建设问题。“从概念上分析，制度伦理不外乎两种：制度的伦理对制度的正当、合理与否的伦理评价和制度中的伦理制度本身内蕴着一定的伦理追求、道德原则和价值判断。”[1]虽然学者们对具体的概念表述有所不同，如“制度伦理”、“制度德性”、“制度的道德”、“制度性伦理道德”、“体制伦理”、“体制的道德性”等等，但其实质都是以伦理为中心的制度伦理。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万俊人先生的观点，他认为“所谓制度伦理，主要是指以社会基本制度、结构和秩序的伦理维度为中心主题的社会性伦理文化、伦理规范和公民道德体系，如制度正义、社会公平、社会信用体系、公民道德自律等等”[2]。除此以外，持“伦理中心论”的学者在剖析制度时从伦理的视角来考察制度伦理时认为：“制度伦理包括制度设计伦理与制度运行伦理。制度设计伦理就是人们在设计和建立制度时对伦理的考虑，它既指制度建立的伦理观基础，又指制度是否具有道德合理性”[3]；“制度伦理是对社会性正式组织为主体的规范体系和运行机制的内在联系的伦理思考和要求。它既包括对制度主体的伦理要求，也包括对规范体系和运行机制的伦理安排，既包括对制度本身的道德要求，也包括对制度运行中一系列环节的道德评判和价值判断”[4]。“伦理中心说”的制度伦理认识到并主要强调伦理在制度中的积极意义。
在 “制度中心论” 的学者那里，他们主张制度伦理就是一种制度化的道德规范和原则，亦即伦理道德的制度化。有的学者认为可以把制度伦理称之为伦理制度，并把它作为与经济制度、政治法律制度相并列的独立的制度体系。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以制度为参照系，强调当前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建设途径问题。“制度伦理就是指：作为与政治法律制度相并存的、且借助于这些制度力量所形成的‘道德法庭’，即针对全社会个体与群体行为所采取的道德约束、监督及激励机制”[5]；“就是着重从制度方面来解决市场经济中的伦理问题，具体表现为制定、完善并执行各种符合伦理要求问题研究的规则”[6]；“道德需要制度的伦理关怀。通过制度的合理安排使各种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得到正当解决，这是社会道德建设的基础”[7]。
第三种观点实际上是前两种看法的综合，可以称为“制度伦理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制度伦理是存在于社会基本结构与基本制度中的伦理要求和实现伦理道德的一系列制度化安排的辩证统一。换而言之，制度伦理既包含制度的合乎伦理道德性，又包含人们把一定社会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提升、规定为制度；它凝结了制度评价和道德实现两个问题，体现了两者的辩证关系。在他们看来，前两种观点即“制度中心观”和“伦理中心观”各自都有片面性，两者的结合可谓之为“制度伦理观”或曰“两者统一论”。有代表性的观点如龚天平先生所提出的：“制度伦理是人们从制度系统中汲取的道德观念和伦理意识与人们把一定社会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提升、规定为制度，即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两个方面双向互动的有机统一。”[8]
虽然学者们对制度伦理内涵的具体理解各不相同，但这种争议恰恰促进了人们对这一概念的研究和理解。综合上述3种观点，我们可以得到关于制度伦理的共识：一是就“制度伦理”的本质意义说，可以概括其二重性内容：一方面对制度的道德评价与约束，即关于任何一个制度本身是否合乎公正、正义的伦理原则问题；另一方面是关于道德规范本身的制度化建设与操作问题，也就是如何将抽象、神圣和不确定的道德情感、理想和现存的各种具体社会制度相结合，使其“物化”成为普遍的、强制的、约束人们行为的现实制度力量。二是就“制度伦理”的特征来说，主要可以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个人美德伦理与规范伦理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角度来加以把握，相比较前者，制度伦理具有普适性、外在强制性和客观性等特征。
二、制度伦理研究的现实意义
不论在西方还是在我国，制度伦理研究都越来越成为热点，其背后则是整个社会制度化强化的发展趋势。如开篇所述，对于正处于转型期的我国，制度伦理或许正能适应当前的需要，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和伦理支撑。
首先，制度伦理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当前，我国正在全力以赴地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基本伦理问题是市场经济的基本价值指向和基本判断问题，即市场经济是中性的，还是利己的?由于市场的价值设计是“经济人”，因而市场经济应当承认利己性。既然市场经济是利己的，那么对市场经济的利己性就要予以尊重。如果利己性要得到尊重，那么能否任其发展?市场经济运行几百年的实践表明，“经济人”是有理性的，但只是有限的理性。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人们对自我利益的始终关心，对货币的直接追求，容易形成个人中心主义和拜金主义，而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残酷性又极易使人们不择手段，忽视伦理道德。同时，由于种种原因，遵守道德在一定情况下往往是直接利益的损失，从而更容易诱使背离道德原则情况的发生。“经济人”在其经济活动中，既可能是在主观追求私利的同时，客观上损害了他人的利益，又会纯粹以损人利己的手段来谋利，甚至在冠冕堂皇的幌子下干有损他人、有损社会的勾当。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活动本身就是一种趋利活动，追逐利润是经济活动的本质属性，所以在现实中“经济人”的理性更多地表现为一旦某种经济行为导致效益递减，“经济人”就会自动终止这种行为，而转向能带来更大效益的行为。所以，“经济人”的道德理性只有在特定的制度安排下才有其现实可能性，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必须是在完善的正式制度(法律、法规和政策)和非正式制度(文化传统、道德观念、价值取向、伦理规范、风俗习惯、意识形态)之上才有可能。由此可见，市场经济必须是一种制度经济，制度的背后，则是需要何种制度支撑，制度伦理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支撑。
其次，制度伦理是解决当前价值支撑缺位的需要。众所周知，我国传统伦理文化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对人性的过高设计，要求人人都做君子、圣人。不做君子，就是小人。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人人可以为尧舜”，荀子则认为“涂之人可以为禹”，毛泽东也曾坚信：“六亿神州尽舜尧”。诸多思想家都从人性善的立场上努力阐述每个人成为圣人的可能性，并希望现实中每个人都做到这一点。这种高估人性的道德理想主义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计划经济相结合，更获得了极大的宣扬。因为计划体制的思想特点就是通过道德激励，提升人的思想境界，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是从几十年的道德实践中，我们看到，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并不能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这是因为：第一，人性本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综合，从自然属性上来说，趋利避害，自我保全乃是应有之意；从人的本质来说“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9]，在劳动尚且只是个人谋生手段的现阶段，让每个人做圣人是不现实的，反而会导致“双重人格”；第二，高调伦理讲多了，在现实中反倒会忽视一些基本的道德规范建设，使道德建设无从着落。虽然目前对道德现状存在着“滑坡”与“爬坡”的争论，但不管是“滑坡论”还是“爬坡论”，其背后的原因是相同的：一方面，传统伦理文化不能有效因应社会现实；另一方面，与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伦理道德尚未引起市场主体的完全认同和社会的完全确认。这种原因致使社会生活作为存在的意义、生活规范的道德价值及其规范要求或者缺位、或者缺失有效性，不能对社会生活发挥正常的调节作用。而制度伦理从承认人性的弱点出发，它要求从制度上来防范人性的弱点，通过制度规范来建构和保障道德，因而能有效地为现代社会提供价值支撑。
最后，制度伦理可以有效应对制度设计的挑战。当前，制度设计面临着重大挑战：一方面，我国当前政治体制大大滞后于经济发展，制度的设计如何因应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其必要条件就是必须进行伦理的考量；另一方面，政治领域中权力腐败现象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实践证明，教育引导不是万能的，靠法律约束也是不够的。现实迫使我们从更本源的问题上来思考问题，这就是制度和体制问题”[10]。邓小平也曾从制度建设的高度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1]“制度是影响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生存的重要资源，是支配现代社会的根本而又优先的力量。”[12]但不论是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还是就我国现状来说，制度化并不一定就能达到理想的效果，有些制度能引导社会向善，有些制度可能是无济于事，有些制度甚至是胁迫人们从恶。制度的双刃剑作用表明，制度在设置、安排以及运行过程中必须进行伦理考量，而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要建立在伦理的基础之上，从而使制度具有道德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些正是制度伦理研究的任务。
三、制度伦理建设的途径
综合前面关于制度伦理内涵和现实必要性的探讨来看，制度伦理研究的主要问题有：第一，制度安排、制度设计如何体现其道德性、合理性?第二，道德伦理要求如何规范化、制度化?第三，制度及其运行对人们的价值选择和价值取向有什么影响?由这些问题出发，制度伦理建设应该遵循如下路径。
首先，关于制度伦理建设路径的选择，主要有两种：一是从制度本身入手。“制度设计体现一种价值选择和价值取向，反映一种分工和理性，一种制度安排给人以一种价值导向”，“必须进行合理的制度设计。第一，制度设计时，要考虑怎样处理伦理与政治、经济等社会其他方面的关系；第二，制度安排时，以什么伦理价值观作为参照系；第三，制度设计时，有一个是社会本位，还是个体本位问题。如果是个体本位，还有一个是强者本位，还是弱者本位的问题”[10]。具体来说，第一，一个社会的任何制度选择与安排都应该体现正义的伦理道德价值(关于“正义”本身的伦理道德内涵，不是此处讨论的范围)。如果说个人负有支持制度的义务，那么制度首先应是正义、公平、公正的。如果制度的结构不合理，甚至不道德，个人的道德行为就不可能起到多大的社会作用，而只能作为独善其身的手段，甚或造成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的境况。美国学者萨拜因认为“当人们处于从恶能得到好处的制度下，要劝人从善是徒劳的”[13]。人是在制度中生活的，大量事实说明，社会道德要求为社会成员普遍认可，并转化为多数人的行为规范，首先取决于制度标志着什么样的价值导向，并在多大程度上贯彻了基本道德原则。所以制度本身的道德合理性问题，是制度伦理建设和道德建设的根本问题之一。
其次是伦理的法律化、制度化建设，即把社会基本道德上升为法律、制度，同时在贯彻其基本制度的过程中宣传渗透其道德观和价值观。从国家的角度来看，这是管理社会、提高社会成员道德水准的一种必要而有效的手段。把相对抽象的伦理要求、道德命令具体化为群体成员所必须遵循的一系列可操作的道德规范和制度而形成的伦理制度，有助于监督人们遵循由伦理制度化所滋生的道德行为准则和规范。例如前面提过的“道德立法”，就是要求以社会的名义把道德的基本要求从法律、制度角度予以确认。这对切实保证道德在现实生活中的贯彻执行有重要作用。这也或许可以说明我国所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契合。
最后，在制度伦理建设的具体手段上，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做起：第一，从职业道德入手。目前我国的道德建设包括家庭美德、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相比较而言，职业道德建设更具有外显性和操作性，我们要根据基本道德原则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来制定和完善各行各业的职业道德准则与规范并强化落实和实践，从而提高各行各业的职业道德水平，进而影响和带动整个社会风气的好转。第二，从法制建设入手。在“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大环境里，加强道德立法，改变传统文化中对法律本质的工具化解释，建立新的法律观念，使广大社会成员能自觉地将法当作最基本的道德准则来看待。第三，多管齐下，强化监督管理。比如社会呼声很高的“诚信制度”的建设，就是主要从经济约束的角度强化道德责任；另外，新闻媒体作为当代的“第四种权力”，有着不可推卸的“铁肩担道义”的道德责任，可以通过其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为制度伦理建设提供外在的监督监控；此外，还可以建立权威的评价机构，而不只是停留在泛泛的群众监督的水平上。
四、制度伦理的限度
从制度伦理含义的解释我们可以知道，不管是从制度的角度来谈伦理，还是从伦理的角度讨论制度，亦或是持综合论，他们的最终目的都决不是取消道德的作用，而是使道德更好地发挥作用。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制度伦理有着自身的限度。
第一，就道德建设而言，我们应该克服两种片面性：一是片面迷信道德教育，二是走向反面，片面依赖规范约束。事实上，就道德建设来说，道德教育和制度建设缺一不可，也就是德性伦理和制度伦理不能片面强调一方，忽视另一方。从现实中我们看到，道德建设如果单纯注重说教而缺乏制度的伦理性和制度化的道德措施，实际上很难有成效，既不能在社会上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也很难使基本制度所规定的伦理原则转化为现实社会的道德行为；但另一方面，决不可忽视个人内在自觉性即德性伦理的重要作用。制度缺陷固然是造成我国现实生活中出现道德水准下降状况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某些人不具备与制度要求相适应的精神品质，不理解制度所展示的伦理意义和精神价值，从而不能把外在的规范约束内化为人的某种需要，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在一个社会中，良好的精神面貌(这是社会成员德性伦理水平的集中体现)是制度能健康运作并有效发挥作用的粘合剂。德性伦理强调个体的内在性和自律性，缺少了德性伦理，制度伦理在执行和运作时便不能得到有效贯彻。
第二，从制度本身来说，制度是由人来制定的，也是靠人来实施，并且是为人服务的。在这里，人的主体性不仅不能被消解，反而应是更加地突显。所以制度伦理不能代替伦理，我们不能把所有的伦理都制度化。“人的道德生活是一个具有不同层次的综合性系统，这一系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基本层次：终极信仰层次、社会交往层次和个人心性修养层次，具体到伦理学的理论结构来说，应该是‘信仰伦理’、‘规范伦理’和‘美德伦理’。制度伦理是以社会规范伦理为基本理论维度的，它虽然必须结合信仰伦理和美德伦理来发挥作用，因为信仰伦理对于社会规范伦理具有某种导向作用，同时规范伦理也只有为道德个体所普遍接受才具有真实的社会意义，但是我们却不能把信仰伦理和美德伦理都制度化。在这一点上明确了道德和制度的根本性区别。”[14]
第三，自律是道德的基础，更是道德的根本特征，所以道德作用的发挥绝不只是停留在对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和外在约束上。传统的道德教育以及道德修养其重点在于培养人们的道德自觉，提高道德自律意识，但制度伦理立足于否定性的人性把握方式，依靠外在他律起作用。我们不能因制度伦理的出现而否认自律这一伦理学的基本特征，我们必须认识到制度伦理只是我们在当今社会条件下进行伦理建设的一种特殊形式，而不是道德建设的最高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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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伦理论文篇3
一中国学术期刊发展及其伦理性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必须“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粮”;“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构建有利于文化繁荣发展的体制机制”。显然，这些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实现2020年奋斗目标而提出的一系列重大举措，是对推进文化改革发展作出的新部署。可以认为，党中央对文化事业发展的部署和要求既明确了发展方向，又找到了文化发展的基本路径。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国学术期刊的发展是文化事业发展的一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显性地表征着文化发展的高度和强度，学术期刊的大发展大繁荣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学术期刊向好的善的方向发展，则文化向好的善的方向发展，并真正成为人民的精神家园。好的善的是伦理的和道德的，也是数千年来人们苦苦追求的价值目标。显然，中国学术期刊的发展既需要良性的社会伦理环境，也需要良性的发展和伦理性的发展。只有当中国学术期刊不仅在数量上成为世界大国，而且其学术水平也成为世界强国，不仅在政治经济和教育上推动发展和进步，而且在社会生活中成为社会道德追求的标杆，即中国学术期刊既追寻自身发展的规律性，又在学术界、期刊界树立良好的伦理形象，其时作为中国文化力量最核心部分的中国学术期刊才能真正成为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中国学术期刊自身也才能真正获得大发展大繁荣。目前中国各类学术期刊数量众多，其中各类纸质期刊(连续出版物)万余种，以发表学术论文为主要内容的学术期刊也有5000余种。在学术期刊中，根据分类标准的差异，既包含专业性学术期刊和综合性学术期刊(主要为学报)，又包括科技类学术期刊和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等多种类型。就各类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而言，可谓量大面广，质量不断提升。据统计，2013年中国共计发表国际科技论文近20万篇(不含港澳地区)，中国作者在国内2000种科技期刊上共近70万篇。中国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雄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科技期刊与人文社科期刊编辑出版的规范化程度提高，期刊学术质量明显提升。显然，中国学术期刊已经实现翻天覆地的发展是不争的事实，也是中国文化发展乃至中国社会发展的缩影。从学术论文创造者即作者的角度看，发表学术论文已经成为各高校师生、各科研院所研究人员及其他人员天经地义的学术责任，国内国外概莫能外。对于学术论文的意义，美国科学杂志(Science)前主编D．Kennedy博士曾经有过精彩的说明:我们所有的思考、分析、实验和数据收集工作，在撰写论文之前，就什么也不算;在学术领域，我们的成果是以写出的东西来体现的，出版物就像硬通货，是学术成果的基本表现形式①。国际著名生态学家RicgardKarban在他的著作《如何做生态学》中认为“学术论文是学术界的硬通货”②。可见，学术论文不仅是作者学术思想的显性标志，也是学术期刊发展的基本材料，学术期刊的伦理发展与学术论文的道德追求高度契合。近年来，学术期刊的快速发展既推动了学术的繁荣和发展，也发展了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既传承了优秀的文化本源，又创造了丰富的知识基元。但是，发展并不一定意味着进步，只有当好的善的因素高度集合才可能产生良性的发展，即学术期刊的发展必须是伦理性的发展。近年来，在学术界和期刊界屡禁不止的学术不端、学术抄袭等现象即是非伦理性、非道德性的社会现象之一，深究其原因，也绝非只是作者的道德问题。此外，各类期刊评价体系形成的核心期刊与非核心期刊的分水岭式的差别，以及评价标准上的不完备造成了不同期刊发展机会的不对等。从期刊评价的角度看，期刊论文被引用、第三方评价等维度构成了期刊评价的主要指标体系，采用的指标主要有基金论文比、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Web下载率、二次文献收录、被国外主要数据库收录(科技期刊)等③，指标不可谓不全面，也很具有代表性，但是各个指标数据的产生其实具有更多的复杂性，比如地域性差异，北京、上海期刊众多，其中期刊论文被引用的可能性相较于西部落后地区期刊论文自然会更大，又比如期刊单位地位的差异也形成了机会不均等，985高校期刊论文被引用的可能性相较于普通高校期刊论文也会更大，因此各期刊产生的数据自然不完全反映学术期刊本身的质量与水平。可以认为，目前学术期刊的发展仍然存在诸多困扰因素，其中伦理性问题应视为主要因素之一。
二中国学术期刊发展的伦理边界
学术期刊发展具有深刻的伦理性，中国学术期刊需要良性的伦理性发展。从伦理学的视角看，符合中国文化发展要求、能够引导社会不断进步、传承文化、培养人才的学术期刊是符合道德追求的优秀学术期刊，也是良性的伦理性的学术期刊。从这个角度分析，对真善美的追求就是对中国学术期刊的道德追求，也是中国学术期刊发展的伦理底线和边界。1．制度性伦理制度性伦理也称主流制度伦理，是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教育制度等所形成的伦理环境，也是国家或社会推崇的主流道德性伦理追求。从学术期刊的视角出发，制度性伦理主要体现于文化性制度伦理，党和国家关于文化和期刊发展的各项方针政策以及新闻文化出版的各项规定、规范都是学术期刊发展的制度空间，只有当这样的制度空间有利于引导和规范期刊的良性发展，才是伦理性和符合社会道德追求的制度空间。《关于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的出台在国内学术界、期刊界引发了轩然大波，赵大良等期刊界众多专家引用大量文献和事实对《办法》提出了质疑，笔者也认为，改革必须遵循和服从发展的方向，《办法》的搁浅也用事实证明它并不能为学术期刊的发展提供良性的制度性伦理空间，甚至可能导致学术期刊逐渐走向死亡，因此不利于学术期刊发展的制度并不是伦理性的制度保障。中国学术期刊的发展需要自由良性的制度空间保障，没有制度空间，学术期刊将不断萎缩。在制度空间中，期刊可以向善发展，也可以向恶发展，这与制度伦理的引导机制相关。从这种意义上说，学术期刊发展离不开一定的良性的制度保障及制度伦理引导。制度经济学奠基人康芒斯认为，制度是集体的行动控制个人的行为。这种从新制度经济学上对制度内涵的理解意义深刻，凡是制度都具有某种“集体”意志，不管这种“集体”是国家、集团还是规模更小的社会组织，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制度都无不如此。从这个角度出发，文化制度是在集体意志下形成的文化生产、选择、传播的规范体系，这种规范体系试图为社会发展提供一些理性的航道，无论是威权社会中的文化统治还是民主社会的文化“契约形式”或文化“契约关系”，都离不开“集体意志”对“个人意志”的导向意图。这样，善的制度可能在一定意义上推至“集体意志”善化的层次。若非集体意志在文化的价值选择上具有良善愿望，就不可能产生制度性伦理的善。显然，文化作为人的“类本质”的一种阐明，它内含着对文化制度的伦理要求———文化制度应该而且可能从善而建构。只有当对于学术期刊发展的善成为制度构建的向度时，中国学术期刊才不至于背向人而“发展”，学术期刊的生产者们才能在学术期刊的发展中成为目的性而非工具性的人。可以认为，“集体意志”的制度伦理是文化发展的动力本源，也是中国学术期刊发展的伦理边界，只有边界明晰的善的“制度”才有利于中国学术期刊的大发展大繁荣。2．价值性伦理价值随着人类的进化而进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价值的终极本源只能是运动着的物质世界和劳动着的人类社会。价值包涵人的意识与生命的双重发展，也包涵人与外在自然的统一发展。价值既有其客观的存在形式，又有其主观的反映形式。中国学术期刊作为中国文化体系的一部分，其根本的价值在于以固化的形式继承、创造和发展文化。学术思想是文化的一种存在状态，无论是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其学术思想无不以文化元素的形式存在和发展，而学术论文是学术思想的物质表现，学术期刊则是学术论文或学术思想的物质载体。因此学术期刊的发展繁荣又“类本质”于学术思想的价值目的性。可见，学术期刊的办刊宗旨、发展方针以及办刊理念就是其价值的哲学表达形式。中国学术期刊生存与发展于具有灿烂文明的国度，继承传统文化的本源性、繁荣学术思想的未来性以及培养学术人才的前瞻性应成为其根本的价值判断，也是吸引、选择和引导作者与学术方向的重要路径。这样的路径和价值选择必须具备伦理性的诉求，也即学术期刊的办刊宗旨、发展方针和办刊理念必须符合发展与进步这一伦理标准，这是学术期刊发展又一伦理边界。著名思想家梁漱溟先生虽然明确反对全盘西化，但他明确提倡文化发展的包容性与开放性:中国文化要“成为一种世界文化。如果不能成为世界文化则根本不能存在，若似可以存在，当然不能仅只使用于中国文化，而须成为世界文化”。①文化的发展必须面向世界，作为文化一部分的学术期刊也同样如此。中国学术期刊数量众多，影响发展的因素也同样众多，因此不同类型或者同一类型期刊的发展模式各异，但不论何种发展模式或路径都必须是对外开放的，开放性是任何系统生存与发展的伦理尺度，也是系统价值生成的前提条件。在一定程度上说，开放的系统才是进步的系统，开放的系统才是伦理的善的系统。因此，中国学术期刊无论是在观念上(办刊宗旨、发展方针以及办刊理念)，还是在办刊过程中，都必须具有开放性的思维。
三学术期刊伦理性发展的路径选择
1．构建和完善具有伦理精神的制度环境从伦理学和学术期刊发展的角度看，善的学术期刊发展制度应该为学术期刊发展提供自由的环境。《论语•子路》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显然，保持多样性十分重要，取消了多样性，就失去了学术期刊发展的制度空间，也就失去了制度性的伦理要求。《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学术方针，是学术期刊及学术思想多样性的制度保证，也是拓展学术期刊发展空间和实现文化强国、学术强国梦想的重要路径。其次，伦理性的学术期刊发展制度应该为不同类别学术期刊提供公平的交流和竞争环境。如前所述，由于受到政策性和制度性缺陷的影响，不同类别、不同地域、不同学术期刊单位地位的差异导致了各学术期刊竞争环境的不对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非核心学术期刊或者非主流学术期刊的积极性，因此继续加强学术期刊和学术论文评价体系的建设已经刻不容缓。此外，从学术期刊发展角度看，应逐渐消除论文级别和作者等级的观念，真正实现以学术思想作为论文选择的唯一标准，这既是对所有作者的敬畏，也是实现平等竞争和公平交流的前提，无疑将有利于学术期刊的长远发展。2．建立开放性的学术期刊发展观念开放性是系统发展的规律和特征，也是系统发展的路径。中国学术期刊发展系统也必须是开放性的伦理系统，开放性既意味着包容所有的作者和学术思想，又意味着维护平等、公正的学术竞争环境。首先，正确对待作者和各类学术思想。学术期刊的作者主要来自于各高等学校师生和各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其身份虽同属学术研究系列，但地位、职称和学术影响各异。此外，就学术思想而言，既有实证研究的内容，也有各种思辨性的内容，更有对规律性研究的基础研究内容，各期刊根据自身的办刊宗旨和方向自然有所取舍，但在同一学科和栏目内容范围之下应逐渐形成开放性的伦理标准，大人物形成的论文未必就一定孕育着大思想，小人物撰写的论文未必就不是有价值的高水平成果，因此，以学术思想为唯一标准评价学术论文应是伦理性的价值追求。其次，学术期刊应实现信息开放，畅通编辑与作者之间的信息渠道。信息的开放性是21世纪的重要时代特征，学术期刊概莫能外。事实上，编辑作者之间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信息不正确或者能力不对等的情况，这无疑是信息交流渠道不畅的客观表现。因此，各学术期刊应部分开放期刊发展的重要信息，包括期刊的基本方针、办刊宗旨、办刊方向、栏目设置、论文要求以及期刊规划等基本信息，这既是对学术界的尊重和交流，也是学术期刊发展得到更广泛支持与帮助的重要窗口。可以认为，信息畅通是现代社会开放性与社会文明的标志，也是学术期刊发展的伦理性路径。
制度伦理论文篇4
关键词：伦理经营 核心竞争力 人性理论 帕雷托最优
问题和背景
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传统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增加其经营成本，这些成本必须或是以高价转嫁给消费者，或是通过较低的边际利润由股东承担，企业是单纯的经济组织。70年代前后，理论界对此问题的争议仍然存在，出现了以M·弗里德曼为代表的利润学派，主张利润先于伦理，以P·弗兰奇为代表的伦理学派主张伦理先于利润，而以S·塞迪为代表的调和派则主张企业的权利范畴和义务范畴中同时包含利润目标和伦理目标。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学者认为企业的责任应该包括经济责任、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现在，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经济的发展，企业与社会的联系日益紧密。社会为企业的运作确立一定的游戏规划，公司经营者不再是只对股东负责，还要顾及其各种行为的社会影响，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此外，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以及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人们对生活的期望值也不断提高，消费由产品消费为主转为服务消费为主，社会进入一个追求生活质量的时代。相应地，公众对企业就会提出更高的期望。反伦理经营的企业遭到了公众的极力反对和谴责，公众通过一定的方式回击企业，对企业的发展乃至生存造成威胁，从而迫使企业逐渐形成伦理经营的观念，即企业在实现其谋求赢利的组织目标的同时，必须遵守法律，符合道德规范，不应以法律和伦理道德为代价去牟取利润，现代企业应履行社会义务，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妥善协调内部成员之间以及本企业和利益相关者，包括合作企业?消费者?社区和公众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实现赢利性和道德性的统一。
由此可见，企业伦理经营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过程，许多研究者从实证的角度阐明了企业反伦理经营行为对企业和社会的危害，反证企业必须合伦理经营。但是在我国目前的实践中却仍然大量存在着不正当竞争?垄断价格、不讲信誉、虚假广告、假冒伪劣、行贿受贿、欺诈交易?偷盗商业秘密?非法政治捐款、污染环境等企业反伦理经营行为。企业远远没有树立伦理经营的理念，因此，有关企业伦理经营的理论解释问题的研究关系到企业伦理研究和对企业提出伦理经营要求的合法性，是减少乃至杜绝企业反伦理经营行为的重要课题，此问题如不解决，从微观上讲，不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从宏观上讲，不能确保社会经济秩序的规范，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康运行以及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
企业伦理经营的理论解释
核心竞争力理论的解释
核心竞争力（core competence）是1990年由美国学者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和哈默(G.Hamel)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的《公司的核心能力》论文中提出的，他们认为核心能力是组织中的积累性学说，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派的学识，核心能力是企业长期积累且独自拥有的、其他竞争对手难以模仿或学习的能力，是一种难以编码的隐含类知识（tacit knowledge），能为企业创造长期性的市场价值和竞争主动权。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要素，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取决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不断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本质是一种超越竞争对手的能力，它必须在产品市场上有竞争优势和价值，他人难以复制和效仿，是企业自身具备和独有的，不能轻易为其他的能力所取代的能力。美国著名企业文化专家沙因在《企业文化生存指南》一书中指出：大量案例证明，在企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企业文化再造是推动企业前进的源动力，企业文化是核心竞争力。1992年，哈佛商学院的约翰·P·科特教授和同事詹姆斯·L·核斯克特教授合著的《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一书，总结了他们从1987年到1991年对美国22个行业72家公司的调查研究成果，证明企业文化对企业的长期经营业绩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并预言在近10年内，企业文化将成为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因素。IBM咨询公司也曾在1993年到1995年对《财富》500家大型企业的37家进行了认真调查，结果显示，企业文化直接影响着企业的运作和成功。企业管理理论发展到现在，也特别重视企业文化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学者们研究时发现众多成功企业都拥有一种隐藏在表面下的无形的东西，它使得全体员工团结一致，可以规范每个成员的行为，使人的潜能得以充分的挖掘，使企业充满活力和凝聚力并长久不衰，经济学家们把它称作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具有独特性，是企业在长期经营过程中逐步积累、提炼出来的，任何企业无法模仿，它可使企业对市场变化做出快速反应，及时调整自己适应新的环境，从而进行创新和发展。因此，企业文化符合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本特征，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动力。
企业伦理（Business Ethics or Management Ethics）发端于美国，到70年展成一门新的独立的学科，并在西方发达国家得到了飞速发展。企业伦理是关于企业及其成员行为的规范以及关于怎样正确处理企业及其成员与利益相关者（包括企业主、员工、顾客、供应商、竞争者、政府、社区等）关系的规范。企业伦理与企业文化关系密切，企业文化包含的内容要比企业伦理广泛丰富得多，它不仅包括精神的东西，如企业哲学、企业精神、企业价值观等，还包括物质的东西，如企业行为规范等。但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价值观，它是企业员工所拥有的共同信念和判断是非的标准以及调节行为及企业内外关系的规范，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价值观实际上也就是企业的伦理价值取向，企业价值观的核心是企业伦理观，它决定企业文化的道德倾向，决定了管理人员决策的伦理性，决定了企业处理与内外各种利益相关者关系时的价值取向。因此，企业伦理是企业文化的核心。由此看来，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最终取决于企业是否有伦理观，如果企业讲伦理、讲道德，就会赢得利益相关者的信任、支持和参与，与他们建立起牢固的关系。因此，企业伦理有助于企业享有良好的商誉，提高其社会地位，有助于企业取得和维持杰出的组织业绩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企业伦理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不竭之源。
人性理论的解释
人性是在现实生活和活动中所特有的人的本质规定性，人性理论则指在科学理论中关于对人的本质特征和共有的行为模式的设定。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理论认为“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体现的是人类利己主义的本质。泰罗（（Frederick Winslon Taylor）、法约尔（Jenry Fayol）和韦伯（Max Weber）等古典管理学家的理论是以“经济人”（Economic Man）的人性假设为基础，管理学家麦格雷戈（Douglas Mcgregor）最早将“经济人”的思想概括在X理论之中。该理论把人看作是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的手段，针对天性好逸恶劳、缺乏进取心、不愿承担责任的工人，管理者应进行严密控制和监督，通过满足人的经济方面的需要来激发员工的积极性，提高生产率。这种管理模式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是物质利益关系，忽视了人的主动性和创新性。“社会人”（Social Man）概念是由美国管理学家梅约（Elton Mayo）通过“霍桑试验”首先提出的，他发现工作条件和报酬并不是影响劳动生产率的首要原因，人们有获得友情、安全感、归属感和尊重感等社会心理方面的需求。管理者必须注意从社会心理方面提高人的满足度，从而提高士气和劳动生产率。社会人的实质是试图在管理中建立一种比较和谐的人伦关系，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提出了民主、平等等问题，具有较大的伦理意义。“自我实现人”(Self-Actualizing)最初是由美国著名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来的，麦格雷戈基于马斯洛的理论，针对X理论对人性的设定，提出了Y理论。该理论认为人性本善，管理者应给被管理者更多的自由，鼓励他们发挥创造性，通过工作本身的挑战性引起满足来激励员工。Y理论力图建立一种能使人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的人伦关系，这种人伦关系又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充分信任的基础上。“复杂人”（Complex man）是薛恩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人是一个复杂的存在，其需要是多层次并相互交错的，每个人的需要随着其发展与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日美籍学者威廉大内（W.G.Duchi）在其代表作《Z理论》中，提出了与复杂人相对应的权变管理模式，管理者应权宜应变，针对不同的具体情况、不同的管理对象采取不同的措施，该理论体现的是对组织中人伦关系的高度重视及其强烈的伦理学色彩。
从以上人性理论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人性假设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重视人性，这其实就是一种伦理观，企业行为的目标是一个多向交叉的组合系统，满足人（包括内部人和外部人）的需要（包括物质需要和经济利益以及精神需要和道德利益）是企业行为的意义和目标。为此，企业必须以人为本，充分认识到人类的一切活动归根到底是为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人不只是手段而且也是目的，最重要的是尊重人的尊严、权利、价值和愿望。这就要求企业经营时必须遵循公平、诚信、互惠互利的伦理原则，正确处理与内部人员和外部人员之间的关系，创造人道化的、充满人性关怀的和谐工作环境，使自己成为一个高质量的道德共同体，让员工在约束得力、激励高效的环境中为与企业一致的奋斗目标而努力。
制度经济学的解释
新制度经济学在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三个基本假设-理性行为、完全信息和最大化假设修正的基础上，确定了有界理性、信息不完全、一定条件下的最大化的假设。“有界理性”是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西蒙提出的，该假设认为人受自身理性能力的限制。新制度经济学家秉承了西蒙的“有限理性”学说，如威廉姆森就认为人的行为特征存在着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的倾向。市场上的产品或服务具有价格分散性和质量差异性的特点，居民和厂商在寻找方面存在着搜寻成本，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资金约束下，有限理性的居民和厂商所掌握的信息必然不完全，交易双方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正如冯·诺伊曼和奥斯卡·摩根斯坦的博弈论，以及信息经济学家施蒂格列兹和莫里斯、格雷斯曼的分析所认为的那样，人类行为中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由于人总是要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同时由于认知能力有限，只要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和利益的不一致，交易过程就有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和市场上“逆向选择”的可能，企业失信和欺诈等反伦理行为就具备了存在的空间。
199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美国经济学家诺思（Douglas C. North）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或者更正式地，是定义人类交往的人为的约束。”在诺思看来，制度的主要功能就在于通过内部和外部两种强制力来约束人的行为，“如果没有约束，我们便置身于霍布斯丛林而不可能有文明”以此防止交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减少交易后果的不确定性，帮助交易主体形成稳定的预期，从而减少交易费用。
制度既包括法律、政府法令、公司章程、商业合同等正式制度，也包括习俗、传统、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是那些对人的行为的不成文限制，是与法律等正式制度相对的概念。法律、合同等正式制度不可能穷尽人的行为，因此无法对人的任何可能的行为进行有效的规定，即使是在最发达的西方国家，正式的、法律化的制度也只是限制人们选择的一小部分规则。此外，正式制度的充分制定和执行是要花费成本的，当成本大于收益时，就会出现制度结构不完全和无效率。如阿尔钦(Armen A. Alchian)和德姆塞茨(H. Demsetz)的合约理论提出，为了保证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实现，人们选择了契约来界定契约双方的责任与权利，但是，受企业内外部市场中不确定性以及信息不对称的制约，在签订各种契约的过程中往往暗含许多缺陷，履约过程同样也是不断变化的，会给已定的契约造成更多的不完善，使通过契约所确定的责任和权利的边界变得模糊，造成“契约”失灵。任何有限理性、具有机会主义本质的一方都有可能采取“搭便车”来缩小自己的责任而扩大自己的权利，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使对方的利益流失。因此，仅仅通过契约等正式制度来界定权利和责任是远远不够的，伦理道德等非正式制度有助于弥补规章制度的不足，克服其局限性，强化正式制度的执行。诺斯说：“一个社会的健全的伦理道德准则是使社会稳定、经济制度富有活力的粘合剂。”他认为意识形态是人们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它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对企业来说，仅仅凭借内部的各种正式制度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样要通过伦理和道德的非正式制度力量，诉诸人的义务感和良心，对人员的行为施加强有力的约束和调节，克服“搭便车”问题以使企业得到稳定，使企业与内外公众、企业与社会、企业与生态环境之间建立一种主动的互动责任关系。
帕雷托最优状态规律的解释
制度伦理论文篇5
关键词：方法，制度伦理评价，实际案例
制度评价伦理是制度伦理学的一个新兴概念，在中国制度伦理学界很少有人研究，制度伦理的研究主要的方向是制度设计伦理和制度运行伦理。制度评价伦理是对现存的社会规范和运行规则的一种再评价，因此在整个制度伦理体系中处于末位状态，但同时它又起着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因此，制度评价伦理就有其存在的理论空间和其深厚的学理研究意义。
一、制度评价伦理的涵义
1.制度伦理的概念
制度伦理（system ethic）包括了广义和狭义两方面的含义。广义的制度伦理是指对社会规范和运行规则的伦理反思和要求，以及伦理的制度化、规则化的思考与建构。狭义的制度伦理是指对社会性组织为主体的规范体系和运行机制的内在联系的伦理思考和要求。它既包括对制度主体的伦理要求，也包括对制度规范体系和运行机制的伦理安排；既包括对制度本身的道德要求，也包括对制度运行中一系列环节的道德评价和价值判断。制度评价伦理属于制度伦理的一部分，它的理论建构源于制度伦理学中涉及道德评判方面的规范水准以及信度和效用双重体现两个方面。
2. 制度评价伦理的认识
制度评价伦理所面临最大的疑问就是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因为如果现存制度经过伦理学"处理"过之后，也就是说已经经由前面的伦理设计和伦理运行，那么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以及对前面的两步该如何认识。我们认为制度评价伦理的最大价值和意义就在于其预测功能。一个良好的制度必定不是由孤立的一部分或者几部分组成，它一定是一个系统的和动态的过程。阶段性的制度一定会被后来的制度所代替，因此制度在经历设计、运行之后就应当进行统计和审核以便下次的改进。现存的制度伦理设计和制度伦理运行主要体现在理论研究和经验总结，缺乏必要的实践结论。制度评价伦理则在理论层面上予以解释为制度的下一步设计进行理论探究。
制度评价伦理的理论支点也是我们必须要深入考察的。伦理学的三大基本理论是目的论、道义论和美德论，核心思想建构又可划归为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最根本的国家思想就是政府充当"守夜人"，政府应当承担最小的责任以保证大多数人的自由，而其理论根基就是"我们是我们自己的主人"，我们拥有支配自己的权利。如果制度评价伦理依循自由主义路线，那么直接的结果就是多元性评价，最终依靠市场自由调控来解决纷争，这种理论转向就是"自然法"的视角，天然的自然界本身有其固定的规律。如果让自由主义理论来指导制度实践，本身就是会对制度进行批判，因为制度的实行就是对于人类行为活动的限制，而其制定的主体是人，人来约束人就是对人的主体意志性的摧残。因此，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此论是依据制度，那么自由主义的一整套思想不应在制度伦理中涉及。
二、制度评价伦理的方法
1. 道德理性的认识
人类情感中的感性和理性始终是一对共生范畴，尽管古往今来很多哲学家对其进行批判，但大多结论主要表现在语言的使用规范上，而无法对其存在性本身进行驳斥。在制度评价伦理研究中，运用"道德理性"这个词汇至关重要，因为只有树立了思想的理论根基，人们才能更多的对其结果产生信任，亦即实现它的"信度"。
曼昆在其《经济学原理》中对于道德理性进行两方面的诠释，一种是将理性视为"选择的内部一致性"，另一种则是功利主义常持的"自利最大化"观点。尽管功利主义在其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了全方面的诘难，被无数思想家予以批判，但其理论根源依然被无数学者所赞同，这就是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尽管很多人对它本身也产生了批判，但在有限的自然资源条件下，依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模型来分析，人们在无法实现基本的生活物质满足条件下谈及其它需求都是奢侈或是"不现实"。实现个体的自利最大化是对社会全体总利的破坏，经典的"囚徒困境"予以理论支持，尽管很多学者对囚徒困境进行理论解答，但最终依然无法回避"帕累托最优"的实现。因此在这里我们必须理论肯定道德评价伦理必须摒弃极端的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选择的内部一致性就是标准的一致性，标准的一致性就是指道德评价伦理能否把实际选择的集合解释为根据某种二元关系最大化的结果。"在某些形式中，只需要一个有限的二元性，而在其他的形式中则要求选择函数完全可以用一个二元关系来表示"。工具理性之所以被很多人所提倡就是在于人们在知识论的背景下构建出了一个理论模型，在理论模型中各个模块被安排在固定的位置上最终得出了理论预期结果。这种方式尽管有其优越性但却也在今天被无数学者批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对于GDP这样的经济数据的认识。不可否认的是数据本身并没有错，只是在其效度和信度方面有偏差，因此道德理性的支点如果建立在工具理性上，无疑是最为可信的。
2. 构建制度评价伦理的环节
制度评价伦理归根结底是一种价值判断，因此在"信度"和"效度"两方面表现的尤为重要。"信度"在前面的论述中已着重阐述，在"效度"方面需要兼顾三方面的具体内容所构成的基本条件，这就是福利主义、总和排序和结果主义。福利主义观点认为事物状态的好坏程度仅仅是与这一状态有关的效用的函数；总和排序观点认为对有关任何一种状态的效用评价只能通过观察这一状态所包含的效用总和来计算；结果主义观点认为要求每一个选择，包括行为、制度、动机和规则等，最终由结果的好坏来决定。通过这三方面的阐述，我们可以从里面认识到在制度评价伦理过程中必须要把制度的整体放进一个可信效用函数中，这个函数的运算必须要通过效用总和进行计算，其最终的统计结果应当能够用好坏来进行总结概括。
在进行制度评价函数的设计中应注重效用和利益的关系，也就是说效用是否可以等于利益。在国内外惯用的数量经济分析中，将效用等于利益的直接结果就是可以将成本纳入预算，最终在分析制度评价中考虑到了成本收益。在这里我们可以这样思考，当利益等于效用时，我们在运用利益的概念时不一定采用某种纯量的形式，可以是一种向量或者N维向量，还可包括构成上的多元性和解释上的多元性。在总效用评价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分别将各个分效用之和运用科学理论进行加减，让其得出的具体数据和最终的预测结论进行比对，根据最终的结论来判断制度的优劣。
在制度评价伦理的方法设计中需要考虑帕累托准则、阿罗独立条件以及无约束域这三个重要的限制因素，只有最大程度的兼顾三者最终设计出来的方法才能可信和具有参考价值。帕累托准则告诉我们，"在不减少其他人的效用就无法增加任何一个人的效用"。也就是说一个制度被制定出来只有在损害了某些人或集体利益的同时才能增加其他利益集体或利益个人的效用。制度的优劣评价不能简单的考虑制定出来那些人或集体收益，作为整体总和考虑 必须要加入受害那部分的成本考虑，只有这样制度评价才能被认可。阿罗独立条件即是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定理告诉我们"由于把个人偏好综合成满足一致性和完备性的社会偏好，因而要消除个人之间的效用比较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社会的总效用之和不是将个体效用进行简单的加减，因为个体效用在实现的过程中必须要进行比对，最终实际效用是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损耗的，这个损耗可正可负，不是纯量而是具有某种方向的向量。在高级微观经济学中对于消费者的消费偏好比较的方法就是这种理论的实际证明。经济学界普遍采用序数效用论的思想将其效用值不是计算而是按一定顺序进行排序，最常见的是将两种消费选择进行相减得出了"0、+、-"三种可能结论而在需求供给的实际中得以现实的预测。无约束域之所以成为重要的限制因素就在于制度的制定是以解决某些现实的问题而非理论探索，因此对于现实问题的必定要"针锋相对"，制度的出台如果在约束范围内出现了空白即产生了"无约束域"，那么对于制度本身就是最大的失败，这样的制度不仅无法达到优化社会运行的效果反而会出现增大社会总体的运营成本，因此在制度评价伦理中必须予以剔除。这样的空白有可能会造成一种假象即无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社会短期会呈现无明显缺失的社会表征，导致的直接结果就会是在制度评价伦理中结论和实际错位。
3. 制度评价伦理的实际案例
中国人民大学土地管理系的韩娟等三位学者在《住房政策供给结构实证分析--基于社会总效用函数》论文中就构建了社会总效用最优的理论模型。在该论文中，社会总体效用函数极值为maxu（s，p）edtdt ，其中u（s， p）为社会总体效用函数，s为住房存量，p为市场价格，r为折现因子，约束方程为ds / dt=f（p， i） -%]s，流量方程为p=%O（i），i为政府对于住房市场政策的限制力度，%]为折旧率，社会总体效用函数选用类似于诺德豪斯选举函数u（s，p）=s-p2。通过一系列的转化求解得出了最终求解即最优调控路径。根据北京市各种具体数据就得出了北京市住房价格调节的最优政策路径。将现行的政策数据进行比对就可对住房政策进行评价，对进一步的制度改进提供借鉴和预测。
通过以上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制度评价伦理的方法必须依托于一套缜密的数学运算体系，这对于制度评价伦理的设计者有很高的要求，在具体求解过程中每一个环节的计算精准度都很重要，而只有经过详细的论证过后其结果才能真实的反应制度的优劣，从而才能从伦理学的角度给予某个制度准确而清晰的界定。
三、制度评价伦理方法的思考与认识
制度评价伦理的主体是决定制度评价伦理方法可行的唯一决策者。制度评价伦理之所以可行就在于它的主体不是我们个人，如果个人对于制度进行评价就无法使用"伦理"，而且其方法会变得多元，最终结果无法统一而且所产生的实际意义对于制度本身的影响并不十分明显。因此制度评价伦理的主体必定是一个群体，它可能是某些权威机构也可能是政府机关，但群体性决策的突出问题就是标准，这个标准的实践就是方法。
运用函数的方法对于制度进行评价，其产生的最大问题就是普遍意义的心理学解释。首先，制度颁布的最终目的和意义就是改变人的生活，使其更加合理。既然涉及到了伦理就必须要有人参与，而情感就是其中最重要的调整因素。要实现公正的伦理尺度就必须要排除直接个体情感。只有排除了这个复杂情感，评价的结果才能普遍接受。其次，我们会发现人性化的制度最终铺展到人群中，人们对于制度本身的看法会随着个体情感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对于抽象的数据逻辑实证我们如何接受是每个学者需要思考的问题。一个制度在伦理评价中只要函数方法选用合适，每一步都确切无疑，我们就应当对其结果信服，这是不仅是对知识的尊重同时也是对人类思维理性的尊重。最后，很多人会对函数本身产生怀疑，函数的创造就是为了解决人类复杂而不可知的问题，面对众多不可知的因素我们只有将其分门别类的进行归纳，用一个特定的逻辑线条将其整合，这本身就无可厚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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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伦理论文篇6
[关键词]政府信息；组织伦理；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1 ― 0044 ― 02
政府信息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随着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政府信息的相关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从行政伦理视角尤其是组织伦理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还为数不多。本文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浏览和回顾，试图从组织伦理的视角来探讨政府信息的完善。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一）政府信息
政府信息是社会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行政管理活动中行政人员间、行政人员与公众间传递的情报、数据、消息、符号等的总称。〔1〕从不同的角度，学者们对政府信息有不同的理解。从形式上看，侯伟认为，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其职能时，通过法定的形式和程序，主动向社会公众政府信息的行政行为。〔2〕从内容上看，郭闻捷认为，政府信息中要确保政府信息具有解释性、真实性和权威性。要建立开放性的多元话语体系。〔3〕从作用上看，王宏伟提出，政府信息是保障社会公众知情权的体现，有助于消除谣言，塑造责任政府。〔4〕可见，政府信息是政府组织按照法定的形式和程序主动向社会公众公开政府信息的行政行为。
（二）行政组织伦理
罗伯特・登哈特在《公共服务伦理》中提出，政府的伦理建设就是进行组织改革，从伦理角度看，它既包括塑造一种组织良心，也包括给违反组织制度的有道德的人提供保护。〔5〕张国庆在《公共行政学》（2006）中提到，行政组织层面的伦理主要指跟行政组织的程序和制度相关的伦理道德，行政组织伦理主要由制度激励、民主责任、程序公正和组织信任构成。〔6〕高力在《公共伦理学》（2006）中指出，行政组织伦理是协调行政组织及其成员与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系统。〔7〕综合来看，行政组织伦理是从政府组织层面出发，在行政活动中，政府组织所应遵循的伦理道德标准。
二、政府信息的组织伦理问题的研究现状
组织伦理的构建能有效的促进政府信息的完善，它可通过法规、制度等外部控制来制约，也可从内部规范着组织及其成员的行为。下面分别从理论基础、问题表现、产生原因以及对策等不同角度对我国政府信息的组织伦理问题的研究现状进行总结和分析。
（一）关于政府信息的组织伦理问题的理论基础研究
政府信息的组织伦理问题的理论基础，是在结合了政府作为公众委托的权力主体在实现其固有职责时，自身所应坚持的伦理道德而形成的。综合来看，政府信息的组织伦理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可归纳为以下三方面：1.公民知情权理论。公民知情权理论认为知情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政府信息制度是实现公民知情权的制度保障之一；2.人民理论。政府信息体现了人民的主体地位，有利于保障公众参政议政，人民有权利获悉政府信息，政府有义务公开政府信息；3.公共行政价值论。公共行政价值论反映的是行政价值主体和行政价值客体间需要与满足属性统一的范畴。政府组织应满足人民获取政府信息的需求，使政府信息更加体现公共利益价值取向。
（二）关于政府信息的组织伦理问题的表现研究
组织伦理的缺失很可能造成信息中政府违背职责，出现失范行为。侯登华认为，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本身仍存在着法律阶位低、信息公开不明确、法制系统不健全以及追责体系不完备等方面的问题。〔8〕杨凤英认为，一些政府部门存在着信息流于形式的现象，信息阻塞、渠道险隘，满足不了公众对信息获取的需求。〔9〕曹劲松认为，少数部门和公务员只顾自身利益，故意阻碍信息，突出问题集中表现为：信息隐匿、信息失真、信息堵塞等。〔10〕
政府信息中的组织伦理问题的表现主要有：信息价值不高、信息迟缓和信息内容失实。
（三）关于政府信息的组织伦理问题的原因研究
从以往实证与理论分析中关于政府信息的组织伦理问题的原因研究来看，其原因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外部原因，如谢平、黄仕红认为政府信息伦理法制化水平低、监督乏力，是政府信息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11，12〕二是内部原因，如周媛淑等认为，组织文化的影响、组织制度设计不合理、信息的操作梗阻，是引起政府信息出现问题的重要原因。〔13〕
政府信息的组织伦理问题的原因可归纳为：“官僚制”的政府思维；制度法规的缺失；组织文化的影响；行政伦理监督乏力这几个方面。
（四）关于政府信息的组织伦理问题的对策研究
通过对政府信息的组织伦理问题的原因综述，结合对相关对策的文献回顾。政府信息的组织伦理问题的对策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以组织文化加强行政组织伦理构建。
建立良好的行政组织伦理，通过优良的组织文化，能有效的保证行政组织正确的履行职责和义务，引导其做出负责任的道德行为。陈丽香认为，良好的组织文化能促进组织及成员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取向，协调好公共利益与部门和个人利益间的关系。〔14〕王雪强认为，良好的组织文化为政府组织及其成员提供了行为指导，规范了行政管理活动中的行为，它具有凝聚、督导和制约功能。〔15〕
2.以制度建设规范政府信息行为。
完善的政府信息制度能有效的防止信息中的违规行为，促进信息的迅速、公开和透明。刘恒利认为，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建设是系统的整体，需要通过相关配套的法律制度和程序来共同完善。〔16〕方维慰认为，应构建以适度的强制性公开为主、自愿性公开为辅的行为机制。同时配备独立的监督与考评机制。〔17〕赵天琪、王广东认为，各级政府部门应根据自身情况加强信息公开的工作机构和制度建设。由专门的组织、人员来进行信息，拓宽信息公开渠道。〔18〕
3.以组织伦理立法强化信息的外部控制。
政府信息的完善有赖于建立健全信息的相关法律法规，使组织应有的伦理价值通过立法的形式形成具体的法规条例来约束政府和行政人员的行为。严荣认为，要制定一部全国统一性的政府信息公开法规，辅以相关法律法规协调配套。〔19〕贾德荣认为，要制定统一的信息公开法，明确信息公开的范围、方式、程序等。形成完善的责任追究机制，引入法律救济机制。〔20〕
4.以完善监督体系防止权力滥用。
相关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使得政府在信息公开中拥有相对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这可能会导致政府滥用自身权力使得政府信息公开出现失范行为。应而完善信息的监督体系能有效的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做出违背其职责的行为。刘恒利认为，应建立一套具备合理性、科学性、法制化的政府信息公开监督体系及责任追究机制，加强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与管理。〔21〕赵天琪、王广东认为，要建立健全公民参与的监督机制，要设立专门的公民参与平台，保证公民的监督权利，形成完善的信息公开监督体系。〔22〕
三、现有研究成果评述与展望
近些年来，关于政府信息的相关研究取得了较快发展，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在研究的视角、内容、方法等方面亦有所不足。从研究成果上看，对政府信息的描述性、制度性研究较多，解释性研究以及专门从行政组织伦理视角研究较少；从研究内容上看，对政府信息中组织伦理困境的产生原因研究较少，提出的一些对策也未起到预想效果；从研究方法上看，政府信息的研究多为定性研究，定量研究较少。因而，对政府信息的组织伦理问题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需要加强行政组织伦理、政府信息的基础理论研究来夯实研究基础；通过行政组织伦理视角，结合典型案例，加强政府信息的定量研究。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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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侯伟.建立和完善政府信息制度全面推进政府职能转变〔J〕.工会论坛，2011，（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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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宏伟.突发事件的信息与媒体应对〔J〕.中国减灾，2008，（08）：16-18.
〔5〕张东健.公共组织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6〕张国庆.公共行政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7〕高力.公共伦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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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杨凤英.大力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实施〔J〕.理论探索，2010，（01）：111.
〔10〕曹劲松.社会公共信息传播及其道德要求〔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2005，（05）：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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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黄仕红.政府信息公开：价值、困境及路径选择〔J〕.学习与实践，2011，（0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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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伦理论文篇7
论文关键词：课堂管理伦理；研究综述；未来展望
自从有了学校教育，每个人与课堂关系就很密切，而每个课堂是由若干教师和几十名具备不同家庭背景、不同心理特征、不同地域文化特色的学生组成的有机体。作为一个统一的集体来说，它肩负着实现课堂管理目标的重任，这就需要教师通过不同的课堂管理方式，引导、整合众多学生的行为，使其符合课堂目标的要求。教师的课堂管理行为仅仅是管理技术或是管理艺术，本身就是一种教育行为，包含着伦理价值；课堂不仅具有工具性的价值，更具有道德伦理教育的价值，其间时刻发生着具有伦理道德的对话和冲突情境。正是在充满伦理性意义的教育教学中，教师“育人”价值更加得以凸显，教师的道德导向作用更加得以发挥。因此教师的课堂管理就必须具有伦理意义。
一、课堂伦理管理的背景
对于教师课堂伦理管理的历史考究，可以追溯到我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他的伦理管理思想主要有：
1.课堂学生的组成上
针对当时“学在官府”的癖习，他奉行“有教无类”的原则，并大胆实践之。孔子的课堂上学生组成是五花八门，不分贵贱和国籍、年龄的限制。他的学生中有贵族子弟，也有平民。而且对于以前名声不好的人，他也可以吸收。
2.教师的德育观
孔子一生传道、授业、解惑，被国人尊称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作为我国最早专心致力于教师职业的代表人物，师德精神依旧具有现实性的意义。他的师德的第一个要求是乐道敬业、热爱学生。他形象地把乐道敬业说称之为要“磨而不磷，涅而不缁”，“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对待学生真诚无私，孔子把“仁者爱人”的精神倾注在学生身上，他说：“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悔乎。”在传授知识上“吾无所隐尔，吾不行不与二三子者”。师德的第二个要求是终身学习、诲人不倦。孔子认为，作为一个教师，必须具备“学而不厌”的精神，在他五十岁的时候仍然在学习《易》；同时认为教师“诲人不倦”是仁的表现。师德的第三个要求是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孔子强调教师以身作则，身正才能正人，他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够正其身，如正人何？”孔子一生不仅以其深刻的思想和渊博的知识获得学生的敬佩，而且以其以身作则的人格赢得了学生的信任和尊重。此外，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开始反思教育被日益赋予的工具理性和教育主体论、学生能动论的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教师管理理念，课堂管理开始进入伦理管理时代。
二、课堂伦理管理的意义
对于课堂管理伦理研究的重要性，学者们阐述了各自的看法，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课堂管理的复杂性
课堂是教师和学生面对面互动的过程，在课堂中可能发生诸多教师想象不到的突发事件，需要教师着手进行解决，远非人们想的那样简单，而是充满挑战，这就是课堂管理的复杂性。课堂是培养、教育学生的主要场所，在整个课堂空间都具有教育的意义和价值。教师课堂管理的根本目的是确保学生身心健全发展，学生正确价值观的树立。而教育的根本属性决定了课堂管理不可能只是刚性的、效率最大化的，课堂管理应该是道德的、伦理的、充满人文精神的，“教育本身的特殊性决定了教育管理不可能蜕变为纯粹的专业技术化和职能化的管理”。引介到课堂管理过程中，课堂管理不可能仅仅运用各种管理技术或艺术的活动，课堂管理必须具有教育意义，富含伦理价值。
2.伦理对课堂管理活动具有促进作用
课堂管理不仅仅是遵守成人而形成的游戏规则，道德伦理在某种程度上对处理某些课堂管理事件更有效，更合乎动态变化课堂的需求。伦理管理可以进行全域性覆盖，它的力量可以伸张到课堂管理的心理、行为的各个方面，促使单纯的技术管理充满伦理性、教育性。道德管理将谋求教师和学生的心理契合点，维护管理的公正性和合理性，从而教师乐教，学生乐学，提升管理的价值性和可行性；伦理道德可以帮助解决课堂管理实践中的道德两难和道德困境。总之，课堂管理伦理将顺应现代公共管理理念的变化，变管制规训为主转向服务课堂主体为主，凸显教育的价值性和生动性，师生在新的管理理念下获得教育的重生。
3.我国课堂管理伦理缺位现状
审思我国课堂管理现状，教师和学生均没有体会到本应属于充满生命意义的课堂的幸福感，人性内心深处的伦理性诉求处于一种极度缺乏的状态。教师在课堂空间内人性关怀的缺位，有时导致学生选择极度对抗的方式，结果师生均处于痛苦和困惑的状态。在现实的课堂生态中，快慢分班导致的信心压抑，教育贿赂导致的人性扭曲，分数至上导致的竞争压力等促使课堂生态日益恶劣。总体上，我国课堂管理伦理出现的缺位，体现在对公正的侵害、对尊严的践踏、对生命意义的漠视上等。
4.课堂伦理管理重新配置教育资源
长期以来，教育领域盛行的工具理性、主体异化现象被人们逐渐反思。课堂应该是充满生命意义、追求内心幸福的场所，伦理管理将指明课堂发展的方向，促使教师课堂管理同时追求效率和人性关怀；伦理管理将提升师生的幸福指数，因为马斯洛的人性需求学说指出，物质层面的追求是最基本的诉求，而内心幸福感是人性发挥潜能获得自我认同的完美体验，这种自我认同的价值感从深层次上体现出人生目的和价值的追问。教师在课堂管理中对伦理的追寻将使教师和学生获得终极的幸福关怀，具有“内圣而外王”的社会与主体双重价值。
三、课堂伦理管理的内容
对于课堂管理伦理的内容，有的学者从宏观维度研究了伦理管理内容，还有学者从微观的维度研究了具体的伦理内容，但是不论是从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我国对课堂管理论研究还远不成熟，目前依旧处于片段化、零碎化的阶段。下面将简要总结目前国内研究现状： 转贴于
1.课堂制度管理伦理
华东师范大学郅庭瑾老师借用法律和道德的相互关系认为，制度伦理应包括：制度伦理化和伦理制度化。制度伦理化指向制度的设置合乎道德性、伦理性；伦理制度化是将人们普遍认可的伦理价值经过一定的程序加以制度化，形成制度规范。如同《道德的课堂：基于管理的视角》一文中，郅老师指出课堂管理的规章制度的应合乎道德性，包含两个方面：课堂管理的规章制度本身应合乎德性，规章制度的合理性“不仅表现它运作的有效性上，而且表现在它的性质的先进性上”。规章制度本身所体现的伦理精神和伦理价值是衡量规章制度性质的重要因素。也就是说，规章制度要真正保持先进性，必须要做到其中所蕴涵的道德的先进性。如尼布尔在《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一文中指出，社会道德失范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制度本身的正当性有问题，导致人们的认知模式出现偏差，因为“制度为个人行为提供了一种激励系统，同时它还为个人提供了与环境有关的信息和认知模式，个人按照制度指引的方向和确定的范围出选择”。所以，对现有的课堂制度进行案列剖析可以发现管理制度本身的是否合乎正当性，将对未来课堂管理的效度和价值引导具有深刻的意义。
2.课堂管理理念的伦理
在我国，关于教育管理理念和学校管理理念伦理的研究文献发表得比较多，这些大都集中在宏观层面，而课堂伦理主要是发生在教师和学生之间，并且常常发生在交往密切的课堂，所以，需要研究教师在课堂管理中伦理理念和行为，伦理精神和道德的渗透也主要是发生在课堂这一微观层面。
在郅庭瑾老师所写的《教育管理伦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一书中，她认为教育管理理论首要构成要素是管理思想和理念，而正确的教育管理思想和理念的确立是在一定的社会道德理念的大环境中完成的，其本身不可能独立存在，往往受到其所处更大道德生态的影响。深度反思目前社会道德生态，打破教育道德生态孤岛的惯性思维，运用系统和联系的观点来看待问题，对于构建健康公正的课堂管理伦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一点上，也有学者从教师自身应该具有的内在教育伦理角度指出：教师应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教师课堂管理伦理诉求的基点；和而不同的学生管理，教师课堂管理伦理诉求的关键；情理相融的课程管理，教师课堂管理伦理诉求的核心；宽严有度的精神环境管理，教师课堂管理伦理诉求的保障。
以上提供了一条提高课堂管理伦理的思路，对于形成课堂伦理管理有重要的意义。课堂管理伦理标准的提高，不仅仅要求道德个体，更需要道德社会的系统重建，为道德个体的价值认知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当然课堂管理者道德水平需要通过系统的道德建设和培养，形成育人者高尚的道德情操，并鼓励育人者充分发挥道德主体性，自觉地辨别真善美丑，通过教育系统的道德坚持去达到社会道德结构化的改善，教育主体性的最终目的才能实现。
3.课堂管理方式的伦理
如果说前面论述是内隐性的，内隐在教师内心里秉持的一种理念的话，课堂管理方式的论往往就表现为外在的、教师直接作用于学生的一种伦理。
在课堂管理方式的伦理方面，一些学者提出一些原则，如“热情、公平、因材施教”“制度化与人性化相结合”“刚性与柔性相结合”“宽严有度”“引导启发”。也有学者就伦理道德和课堂管理方式的关系做了探讨，并且解释了当前教师课堂管理忽视伦理道德的表现，对课堂管理伦理的建设提出了一些建议，包括加强教育管理伦理学科建设、构建教育管理伦理法律框架、健全教育管理者的责任机制、制定教育管理者的行为伦理准则、提高社会公众的参与和监督。此外，还有些学者指出，构建道德的课堂，除了课堂管理理念合乎道德、规章制度合乎道德等因素，还要求教师将道德意识融入常规课堂管理过程，经常用道德的视角审视自己的行为是否侵犯了学生的自主权，是否合乎道德。从中可以判断：教师在课堂管理中，需要尊重学生自主性，让课堂变成学生充分发挥自我价值、积极性的场所；让日益僵化的课堂变成学生重要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中有意义的动态课堂。
4.课堂课程内容的伦理
在《道德的课堂：问题与思考》一文中，郅庭瑾老师提出一个案例：关于愚公移山的寓言故事，要求学生在知识传授、技能培养的过程中受到道德方面的影响和教育，结果在沪港两地学生反应是大相径庭。郅老师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被泛化的文以载道，能带来的只能是道德的沦丧和虚无。“在很多时候，文以载道一旦失去了学生的配合与支持，所谓的道不过是教师的自以为是和一厢情愿。”在这样的课程内容渗透道德价值理念仅仅是教师的一厢情愿。在以后的课程内容中，改变一厢情愿的想法，和学生互动、争取学生的支持和配合，将间接生活经验和学生的直接生活经验相结合。
还有学者认为，课堂管理的核心环节是课程实施，教师应以“庖丁解牛”的方式，深度挖掘课程的伦理价值。教师在课程实施的过程中，以教材为基准点，按照学科演进逻辑和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通过阅读、情境描述、学生角色扮演等方式，将静态的文字和动态的生活体验结合起来，使之变成沟通校内外的伦理渗透的桥梁。华东师范大学的胡东芳老师还提出运用“金庸效应”，其核心思想就是借鉴金庸小说中的很多能深深拴住人的眼球的写法。另外在传授课程内容上，教师可以采取“三化”的方式来启发引导学生，即：学科性知识生活化、高深知识浅显化、枯燥知识幽默风趣化等策略。
总结前面学者的建议可以看到，在教师课堂课程伦理管理中应拉近学生的生活与课程内容的距离，将学生的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相结合，使学生在自我体验中，感受课程的伦理价值。让学生陶醉与教学中并积极参与课堂教学，这或许就是胡东芳老师倡导的“金庸效应”的魅力所在，也是道德课堂的真谛所在。
四、教师课堂管理伦理研究的未来展望
对于如何提升课堂管理伦理，郅庭瑾老师认为：课堂管理伦理的实现，一方面首先需要教师本身打破教师中心的传统思维，转变管理方式，具体方式包括，建立教师课堂管理的管理准则、引进家长会的监督机制、实施教育失当责任制度，必要时可以采用法律强制手段。另两位学者从教师内在伦理精神的角度指出，当代教师应追求的课堂管理的伦理诉求包括：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管理、和而不同的学生管理、情理相容的课程管理、以及宽严有度的精神环境管理。此外郅庭瑾《道德的课堂：基于管理的视角》一文中指出：课堂管理的规章制度的应合乎道德性，用伦理精神和道德关怀制定制度、生成制度，促使制度本身也成为道德课堂构建的一项重要资源；课堂管理规章制度的执行应合乎道德，在合乎道德的规章制度执行中，应蕴涵着合理、平等、自主的精神，不在把关注的“视点”放在对人的控制与“规训”上，而是在平等自主的基础上，作为促进人发展的重要环节。
制度伦理论文篇8
儒家科技伦理思想及其现代借鉴
孟子的平等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论儒家仁爱思想中的伦理情怀
浅议耻感自我教育的目标指向
基于公共性的廉政伦理探究
论“敬畏生命”的生态启沃
先秦儒家生态伦理观的现代启示
科学技术的生态伦理关怀意蕴
制度建设与道德建设何者为重
文化传播体现核心价值观的必要性
西方道德与幸福一致观念的伦理学分析
前期维特根斯坦伦理价值思想初探
道家思想对构建现代生态伦理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与基督宗教对话之探析
当代社会发展中的生态困境及制度对策
社会转型中的道德自我困境及其公民伦理构思
老子的伦理思想是自然主义伦理学吗
大学生电影节与三维结构的大学生中国梦
素食主义:一种保护生态环境的饮食伦理
用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美丽中国的实现
现代化视野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多维审视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生态道德重塑问题
生态伦理与政府生态治理变革
论区域生态文明共享的生态正义问题
生态文明视野下的现代生态村居建设
伦理视阈下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哈贝马斯社会整合理论批判与反思
论“天人合一”传统理念及当代应用
儒家自然道德思想与当代生态文明发展
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生态伦理意蕴
马克思主义生态伦理思想及其当代意蕴
当代美国公共行政美德伦理的复兴与实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欲望形而上学的超越
康德自由伦理观与马克思自由伦理观比较
协商民主论要——鉴于政治合法性的逻辑思辩
社会正义的边界审视:来自女权主义的批判与反思
传统诚信观念的现代重构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
先秦时期天人关系说中的生态伦理意蕴及当代价值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哲学思考
开放与超越:论胡塞尔“生活世界”的开放性意义
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及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从“权利”到“责任”——生态伦理建构核心转换研究
哲学走向荒野——论自然价值与生态伦理的关系
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发展的生态愿景——超越发展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矛盾求解
现代政治的人性预设——以苏格兰启蒙政治思想为中心的探讨
转型期中国人的精神困惑初探——兼谈中国精神的培育和弘扬
论人格修养与职业道德——浅谈临床医师职业道德培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