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范文

制度创新范文第1篇

1.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

宁夏应全部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划分，按自治区行政区划和在居住地登记户口的原则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从而实现宁夏城乡公民身份在法律意义上的平等。让所有公民在同一制度平台上仅凭个体能力（资金、技术、知识等）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初步打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基础，方便宁夏农民择业和转移。我们的调查说明，少数人对取消城乡二元户口性质划分可能会影响社会稳定的担心没有根据：中国西部地区的广西、重庆、四川、陕西和云南，在革除二元户口性质划分后并没有引起经济、政治、社会的动荡；截至2007年，在发达和较发达的东中部地区已经施行和宣布施行城乡户口登记管理一体化的10个省市，也没有出现政治、经济和社会不安定问题。

2.取消农村城镇人口准入指标和准入门槛

农村城镇（含县城、县级市和建制镇）的户口要全部放开，既要取消传统户籍管理沿用的城镇准入指标，又要取消第一轮户籍改革时为大中小城镇设定的准入门槛，让市场或价格直接调节农民的流向、流量、定居和择业。这一制度创新可以降低政府对人口迁移的管理成本，提高农民转移效率；更为重要的是，只有依靠这样的户籍制度创新才能充分实现城乡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全面放开农村城镇户口、废除进城门槛，不会使农民不顾一切涌进城镇和导致太大的农业人口流动风险。因为，农民在向心仪的农村城镇转移之前都会搜集相关信息、进行最起码的成本收益分析。即便是部分农民考虑不周流入了城镇，假如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和栖身之处，不论这个城镇如何美好，他们中大部分都会自动返回近在咫尺的家乡农村。有人认为，城镇不设置门槛会使农民过量流入，以至于在城镇边缘和城中村形成类似于拉美国家大城市的贫民窟。我们在对宁夏境内各县市的调查中，也发现部分城镇存在类似贫民窟（比如，银川市红花渠两岸的城中村、固原市原州区清河路至东红村两侧的平房区，以及部分县市城区的城乡结合部等）。但我们认为，对这一现象也要进行理性分析与思考：试想，既然农民宁愿生活在城镇“贫民窟”而不愿回到农村，这岂不是清楚地表明，他们在城市“贫民窟”的生活质量要高于农村吗？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违背农民意愿、不许他们在这里居住和生活呢？现行准入门槛阻止农业人口自由进入农村城镇参与城市劳动力市场竞争，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公平原则和增进福利原则。如果说，城镇政府没有为这些新的城镇建设者兴建福利房的经济实力，但总是有承认和保障农民工在城镇自由居住的能力。

其实，包括“贫民窟”现象在内的“城市病”在更多层面上是一个技术上的问题、城市管理上的问题和城市本身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问题，而非农民流动本身必然产生的问题。发达国家依靠经济发展和科学的城市管理已基本上治理好了“城市病”，同样，中国的城市政府也有能力解决“城市病”问题，城镇政府不能总是以“城市病”的存在为理由限制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至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城市病”问题，关键原因在于这些国家的城市政府管理不力，或者说严重以及城市管理效率低下等方面，而不在于放松对农业人口进城的限制。

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创新

单一的户籍制度创新无法完全消除施行农民转移与住房置换战略的障碍，还必须与相关农村土地制度的实质性创新相结合。2001年户籍改革允许农民“带土”进入县级以下城镇，但仍然禁止农民处置其承包的土地。农民不能把土地使用权转化为货币资本，因而不能彻底“离土离乡”、融入城镇，只能选择城乡两栖、亦工亦农的“农民工”生存方式。这种农业人口的虚假转移现象，阻碍宁夏农村城镇化进程，妨害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有效转移，不利于农业规模化经营，推迟农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所以，要实现农民战略转移，除继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外，还必须推动农村土地制度的实质性改革。

我们的思路是，以坚持农村土地公有制和农村双层经营制度不变为前提，重新设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让农村集体象征性拥有农村土地最终所有权，让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长期不变并向永久化过渡，或试行农村土地永佃制，并在《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修改时承认这些创新；允许土地承包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物化其中的土地使用权，允许土地使用权流转、出租、入股、转让、抵押和继承，真正实现土地使用权的货币化、资本化和上市交易。这种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特点是，农民流转出去的只是承包权中的土地使用权，土地承包权仍旧在承包者手中。一旦流转合同到期，土地使用权又重新回到承包者手中。

这样的农村土地制度创新设计可以：（1）避免土地私有化或国有化引起的利益再划分导致的制度变迁成本，可以抑制土地大量兼并，防止发生农民失业；（2）让农民成为真正的自主经营者；（3）可以增加农民收入；（4）促进农村土地规模经营；（5）为农民提供一个最现实的保险和融资渠道，使农民能够在短时间内筹措到向非农产业和农村城镇转移的资本。

三、农村宅基地上市交易

人类的首创性首推交易的发明，农民住房当交易而不进行交易就是浪费，是潜在交易各方的损失：农村房主得不到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的初始资本；买房人无法以公开合法方式买到自己需要的住房；政府不能从民房交易中获取税收，因而不能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开辟持续稳定的财源。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的实施、城乡一体化户籍管理制度的建立和城市的内在驱动力向农村的延伸，农村房产市场将不可能继续封闭。否则，它将会继续在地下以扭曲的形式运行。

农村改革开放后宁夏农民收入不断增长，进一步刺激农民原本高昂的建房热情，30年来农村住房已经过四五次更新。但与此同时，大量农民陆续迁入城镇定居，在宁夏广大农村留下许多闲置空房。据我们的调查，目前宁夏农村住房空闲率在20%～30％。由于现行法律、政策仍然限制农民住房的自由转让，农村不存在合法、公开的房地产市场。所以，这些闲置空房无法在城乡流转和循环利用，其中大部分只能任凭自然损毁，造成宁夏农村财富的巨大浪费。

我们对宁夏农村房产流转问题的研究发现，农村大量住房闲置浪费的根本原因是：现行土地制度对农村宅基地使用权转让的严格限制。所以，解决农民住房置换和闲置问题的唯一途径是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可行的思路是，把农村宅基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逐步开放农村

二、三级房地产市场。这种改革思路既有理论基础也有现实根据。众所周知，城市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但城镇居民可以通过缴纳土地出让金的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从而让自己的房屋所有权拥有完整的法律地位和市场价值。农民住房宅基地属于农村集体所有，同是公有制，为什么不能像城镇那样采用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办法，让农民在缴纳土地出让金后拥有合法、完整的房屋产权，然后上市流转自己的房产？在农民住房流转这个重大问题上不能把农村和城镇区别对待，否则，将损害农民利益，阻碍农村发展，拖延宁夏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有学者认为，在出售自己的住房后农民会流离失所，影响社会安定。其实，这是一个没有根据的推测。因为，农民如果没有其他固定住所也不会轻易卖掉自己的唯一住房；另外，政府还可以法律和政策形式禁止农民转让其唯一的住房。此外，现在城镇不是也存在不少无房户或住房困难户吗？可是，国家并没有因此禁止市民出售住房；在宁夏所有城镇，有谁见到大量市民因卖掉住房而夜宿街头的现象？在农村，虽然法律、政策不允许农民住房随意公开转让，但仍有农民因故自行出售自己的住房。而且我们在宁夏广大农村的调研中，没有发现因卖掉房屋而无家可归的农民。所以，政府应该努力解决农村社会保障和农村城镇住房保障问题，而不能本末倒置，一味限制农村住房的流转。

也许还有人担心，允许农民住房自由转让不利于农村耕地的保护。其实不然，中国早就建立了一系列保护农村基本农田的政策法规，只要严格秉公执法，不会出现大量侵占农村耕地的现象。事实上，农村征地和农户拆迁的低成本，才是促使农村耕地大量变为建设用地的潜在经济动力。

参考文献：

[1]吴清萍.中国农村金融制度与结构的创新研究[C].新农村建设与和谐社会论文集,2006:209-213.

[2]牛洁.构建新型征地制度的思考[J].宁夏农林科技,2007,（2）:80-82.

[3]苗清.关于农村宅基地集约利用的思考[J].国土资源通讯,2006,（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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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河北省县域村庄空间布局规划编制要点实施细则[Z].河北省建设厅,2006,10.

[6]国务院14个部门调研户籍制度,改革时机基本成熟[EB/OL].,2007-01-31.

[7]尊重农民意愿：规范土地流转——当前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综述[EB/OL].,2001-07-27.

摘要：农民就近转移与住房置换战略的协调实施，将会有效减少农业人口、促进农村城镇化和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但施行这一战略，要求解决主要农村制度的创新和如何实施创新问题。而能否成功实施此战略的关键，就在于对诸如户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管理和宅基地制度等主要农村制度的创新和创建。

制度创新范文第2篇

免征农业税凸显新问题

土地纠纷增多。农业税取消后，一些地方农民出现“要地热”，由此引发不少土地纠纷。土地纠纷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在落实承包责任制之后，出生的人口按“等轮子”的办法没有得到承包地的；二是结婚迁入的人员没有得到承包地的；三是结婚迁出之后，由于对方落实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早而没有得到承包地的；四是以前由于全家外出没有人耕种土地，又无法联系上导致土地撂荒，结果被别的农户承包的；五是农户之间相互换地耕种，没有形成书面合同，一方以土地使用证或经营权证落实给自己为依据要求换回来的；六是以前觉得种地没什么收益，自愿交出土地而没有形成书面依据，现在又要求继续承包地的。

乡村债务化解的难度加大。前几年不少地方大建经济开发区，这些由政府主导的基建工程，不仅造成了资源浪费，而且欠下了不少债务，再加上一些历史遗留问题，基层政府负债现象十分突出。农业税取消后，乡村可用财力下降，偿还能力受到很大限制，偿债压力非常大。目前在中西部地区，平均每个乡的债务是500万元，典型的乡超过1000万元。

农村公共产品提供能力下降。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也是公共产品，然而，多年来由于我国实行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在公共产品的供应上实行两套政策：城市居民所享受的基础教育、基础设施、医疗卫生等公共产品由财政预算安排，而农村公共产品的短缺则要靠农民自己解决，比如通过“三提五统”等政策来解决――国家授权乡镇政府对本行政辖区内的计划生育、义务教育、优抚、民兵训练等五项公共事业所需费用在全乡镇统筹解决，国家仅给予适当的补助。农村税费改革后，许多乡镇财政收入急剧减少，虽然有国家财政转移支付，但并不能弥补乡镇财政缺口。

后农业税时代凸显的上述问题提醒我们，要解决好制约“三农”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仍需做出更多的制度创新。

后农业税时代农村发展的对策

完善土地承包管理，依法进行农村土地征收。在后农业税时代，特别是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将更加频繁，各级政府要加强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管理，进一步规范农民经营承包地的行为，提高土地利用率；在条件成熟时加速土地流转，促进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推进农业产业结构的适时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进程。。

完善农村财务管理体制，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要解决地方财政危机，除了中央和省级政府转移支付外，另一方面是重新分配税源，为乡镇财政提供较为稳定的收入来源。也只有财权与事权相对平衡才能使基层政权正常运转，才能避免“三乱”等伤农问题的出现。

制度创新范文第3篇

评论

从广义上讲,“中国模式”是指中国现代性社会构建的目标和路径,即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现代文明秩序。

本文论述集中在经济领域,讨论重点不是经济结构而是经济制度,即市场机制中政府的职能。

一,“中国奇迹”是否展现了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持续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在相当程度上也改变了全球的经济版图。

如何运用经济学的方法解读这一现象已成为全球经济学家关注的一个课题。

经济学家的观点大体上可以分成两派,一派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表明中国已建立了一个区别于欧美“盎格鲁-撒克逊”的新模式,其主要特征是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可以充分调动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高效决策。

另一派认为,所谓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是“发展主义政府”主导经济的产物,而这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东亚模式”具有共同特征。但经济学的研究和实践证明,这种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而且,会造成资源浪费、结构失衡、公共产品缺失、社会不公和腐败贪污等问题。

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政治、社会、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亚洲金融危机后,大多数东亚国家已摆脱了这种模式,实现了从威权到民主的转型。

此次金融风暴中使欧美经济体系弊端的显现,而中国应对危机的成功表现使得“中国模式论”占了上风。

二,所谓“中国模式”是改革中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一种制度创新。

“模式”(经济发展模式)不仅表现为一种差异性,还表现为它的可示范作用和普遍意义。

中国经济发展之路的差异性主要表现为转轨过程中渐进式的路径选择和旧体制的影响,即政府对市场管制和行政干预。

我不赞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自由放任观点和制度,但中国当下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和干预已经超越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形成了政府对市场的某种程度的替代。

在转轨初期,作为一种过渡的制度安排,它具有合理性。但将之固化、强化,并作为经济发展的模式,则会束缚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扭曲资源配置,这有悖于市场化改革的目标。

特别值得警惕的是,政府职能的固化和强化不仅受到观念上的影响,而且成为权力和资本相结合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的驱动。

因此,“中国模式”的差异性更多地表现为转轨中的路径选择,而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一种目标模式。

当下中国经济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政府职能转变,而不是通过理论包装使其得到某种正当性。

对“经济发展模式”的价值判定,即优与劣、好与坏不是经济增长的速度,而是经济增长的效率和质量、财富分配的公平与公正、对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选择权利的保护。

只有具备了这些特征,这种模式或制度才能充满活力、才可持续、才具有竞争性、才能真正反映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而“中国模式论”的论据和中国的现实尚不能充分证明这一点。

中国30年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一部分是旧体制带来的,一部分是现有模式产生的,所以这些问题在现有模式下难以得到解决。

那么中国30年的经济增长是否能够简单地归结为所谓东亚的“发展主义政府”模式呢?我以为也不尽然。

首先,从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职能和角色来看,中国政府已经远远超过了“东亚模式”。“东亚模式”或“发展主义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主要表现为产业政策、税收政策和汇率、利率的管制,中国政府除了上述方面,还直接控制经济资源,如土地、矿产等,参与市场竞争(国企),并通过行政审批干预经济活动。

这种体制既有“东亚模式”的影响,也有从计划向市场转轨过程中带来的特征,更值得关注的是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中利益集团的行为驱动。

与“东亚模式”相比较,这种体制具有更为复杂的意识形态-政治权力-利益结构,因而从威权走向民主的转型更具挑战性。

其次,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基本动因主要不是来自政府在市场活动中的特殊角色,而是政府放权、市场发展的结果。

这一过程可以看做是制度的变迁,即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大大降低了制度运行的成本-交易费用,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中,释放出了人力资源的生产力和创造性。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加入了WTO,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使中国进入了全球的产业链,由此大大扩展了生产边界(潜在生产能力)。

概括地讲,内外制度的改革,是中国过去30年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基础因素。与“东亚模式”相比较,中国的制度改革可以释放出更大的“帕累托改进”空间。

基于上述分析,我不赞同时下的所谓“中国模式论”,并对其表现出的民族主义和排斥欧美文明的情绪保持警惕和担忧。

我认为,当下要关注的不是标榜政府主导经济的“中国模式”,而是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转换政府职能,即从一个政府主导的经济转变为市场主导的经济,而政府的职能应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中心。

中国经济的发展呼唤新的改革议程,在新一轮经济改革中应以政府职能转换为中心,重点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国家资本社会化、土地收益分配公正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