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创新范文

制度创新范文第1篇

中央《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的颁布，标志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进入了全面规划、整体推进的新阶段。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方针、原则、目标、要求都已十分明确，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把原则性要求转化为可操作的具体制度。

近几年，我省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在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进行了探索，归结起来主要做了这样几件事：在全省普遍推行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各项制度；完善了党委任用干部的决策制度；下放了干部管理权；建立了省管后备干部人才库；加大了干部交流力度；建立健全了省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体系。通过这几年的实践，我们感到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更多的是制度建设层面的问题，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实践和完善的过程。

一、推进制度创新，着力在解决选人用人的重点难点问题上取得突破

制度创新的要义，在于坚持扩大民主的方向，体现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真正落实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

这几年，我们出台的一系列改革举措，推行的各项制度，说到底都是针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和重点部位进行制度创新的成果。具体说主要有这样几种类型，一是围绕在提名考察环节广泛吸收群众参与，严格执行民主推荐、民主测评、差额考察和考察预告等制度。我们对未经民主推荐或民主推荐票数较低的人选，坚持做到组织部门不考察，党委不研究。二是围绕落实群众监督权，在改进干部考核工作的同时，实行了任前公示、任职试用期、离任审计和诫勉谈话等制度。三是围绕引入竞争机制，推行了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制度。四是围绕扩大决策环节的民主程度，严格执行常委会和全委会票决制，并严格规范了决策规则。书记办公会酝酿干部时，如有一位书记有不同意见，暂缓提交常委会讨论。常委会讨论干部时，如有一位常委有不同意见，暂缓进入表决程序；表决时，在意见栏中有反映问题的，表决暂缓生效，待问题查清后再提交常委会复议。这些制度建设都涉及干部选拔任用的一些主要环节，改革的力度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使干部工作在程序上越来越严密，对选好人用好人发挥了保证作用。

实践告诉我们，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要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推进干部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首要的是要针对干部工作中的难点问题，坚持不懈地进行制度创新。从我省的实际情况看，干部任用各个环节单项制度的创新已经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今后的重点任务是进一步充实和完善这些制度。现在的薄弱环节，一个是干部的提名环节仍然缺乏规范的制度约束，用人失察后缺乏有效的责任追究制度。另一个是干部的“出口”不畅通，能上不能下的问题还比较突出。近年，我们结合省管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对个别不称职的厅级干部进行了免职处理，对“一般”的班子进行了调整，这是我们在解决干部“下”的问题上的有益尝试。但实事求是地讲，解决“下”的问题，难度很大，除了正常退休外，干部队伍还没有形成有效的退出机制。现在看来，在严格实行辞职、辞退等制度的同时，随着公务员法的全面实施，在理顺职务与职级关系的基础上，应尽快建立任命制干部的任期制度，以进一步畅通干部“下”的渠道。

二、综合各项制度优势，形成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制度体系

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重要的是要建立起两个机制，一个是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一个是科学的教育管理机制。围绕健全这两个机制，我们在实践中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建立省管后备干部人才库，是我们在建立健全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上的大胆尝试。我们在后备干部选拔上的最大特点，就是把知识测试、民主测评、单位推荐、面试、组织考察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了环环相扣、层层把关的后备干部产生机制。具体做法是，对在任职年限和任职年龄上具备省管后备干部选拔条件的所有处级干部，先通过考试淘汰三分之一，对考试入围的通过民主测评淘汰三分之一，对民主测评入围的又通过单位推荐和面试淘汰三分之一，最后剩下的通过组织考察再淘汰三分之一。这样，通过层层筛选，全省确定了1000多名省管后备干部。我们按照后备干部动态管理和备用结合的原则，决定过两三年调整补充一次，以保证后备干部队伍的正常更新；推荐提名和提拔使用50岁以下的副厅级领导干部，除特殊岗位外，主要从后备干部人才库中产生。从实践的结果看，这种选拔机制的优点比较明显，主要是在贯彻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党组织考察决定干部任免权的同时，创新了选拔方式。一是引入了竞争机制，拓宽了选人用人的视野；二是扩大了群众参与的范围，整个选拔过程完全公开，实行“阳光操作”；三是规范了干部的提名，有利于从源头上防止和克服干部提名中的随意性。

在建立科学的干部管理监督机制上，也形成了一些比较有效的办法。我们在大规模轮训干部、努力提高干部素质的同时，重点在干部的管理监督上下功夫。其一，为了做到管人与治事相统一，把原来由省委组织部管理的县（市、区）四大班子正职下放到市州直接管理；把原来由省委各部委管理的省直委办厅局正处级干部，除个别职位外，一律下放到委办厅局党组（党委）管理，全省共下放县处级职位17**个。其二，建立健全体现科学发展观和正确政绩观要求的干部实绩考核评价体系，坚持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进行年度考核，把考核结果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其三，充分发挥巡视组的监督作用，注重巡视结果的运用。凡是巡视中发现不适合岗位要求和不称职的干部，都及时予以调整。其四，对群众反映领导干部的来信来访，凡是反映者真名实姓、有一定依据的，都责成省纪委和省委组织部联合对被反映者进行谈话，凡本人对其问题能够说清楚的，及时予以诫勉；凡说不清楚且有明显疑点的，由有关部门立案查处。通过这几个方面的措施，将监督的关口大大前移，明显增强了监督的实效，对保证干部健康成长发挥了积极作用。

通过上述实践，我们感到，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既要重点突破，更要注重整体推进。特别是对相关的各项制度，要按其功能进行科学的整合和综合，形成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制度体系。这是因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干部的选、用、管、育等诸多环节和方面，各个环节的各项制度能不能衔接配套起来，发挥整体效应和功能，是能否形成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和管理监督机制的前提。在实践中，一项单项制度的实施，往往在解决已有问题的同时又引发出一些新的问题。只有把各项制度有机地结合起来，取长补短，才能发挥各项制度的综合优势。

三、围绕制度落实，着重在完善上下功夫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一个不断探索实践、发展完善的过程。落实和完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制度不进一步完善，就很难落实下去。现在，多数制度执行得比较好，但有的还不够落实；总体上成效明显，但有的不尽如人意。这就说明，完善现有的制度任务还很艰巨。从我省的情况看，以下几项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一是要进一步完善民主推荐和民主测评制度。民主推荐和民主测评，是坚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的重要途径，也是落实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的重要环节，必须毫不动摇地予以坚持。但也应当看到，在执行中出现了拉选票、投人情票的现象，甚至出现了一些不干工作、不得罪人的干部却得票很高，而一些坚持原则、埋头工作的干部却得票较少的现象。出现这些问题，原因是复杂的，既有社会不良风气和一些单位风气不正的影响，也有各种不健康的心理因素作用。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具体操作中对“群众”这一概念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缺乏正确的认识和把握。所谓绝对性，就是群众公认，任何时候都是识人选人的根本办法，这个原则是不能变的。所谓相对性，就是指民主推荐和民主测评总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的，总有其局限性。不同职位和岗位的领导干部有其特定的工作范围和管理对象，应当依据工作的性质和群众知情的不同，合理确定群众参与范围。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在实践中，对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及其领导成员的测评，注重把同级班子和下级领导班子主要领导干部以及部门负责人作为参与范围的重点，同时也吸收部分同级党代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县以下还尽量想办法吸收普通群众参与。对部门领导班子成员的测评，不仅认真听取管理对象的意见，还注意听取一定范围内服务对象的意见。这个问题，还需要在实践中作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总的考虑是，应根据不同岗位的性质和特点，分别制定详细的民主测评办法。

二是要切实改进干部考察工作。干部考察的真实性，是培养选拔干部的前提条件；考察工作虽然是一项非常具体的工作，但关系选人用人的全局。识人历来不易。这几年，我们把平时的考核和年度考核结果同选拔使用时的重点考察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推行一系列考察环节的改革制度，使干部考察工作有了很大改进。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从我省的情况看，干部考察失真的问题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特别是延伸考察方法单一、质量不高的问题还比较突出。重点考察结果同平时考核结果的衔接还不够紧密；一般只注重在本单位内部进行谈话考察，缺乏同干部业务工作有联系的其他部门的沟通和访问；特别是因缺乏体现不同岗位、不同层次要求的各具特点的考察标准，对被考察干部的认定上也不是很全面很准确；受考察者自身的局限，对来自各方面的意见缺乏具体分析和科学综合，考察结果存在着雷同现象。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尤其要在如何用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看待干部多下一番功夫。应当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岗位的工作性质，制定具体考察标准。同时，应当进一步探索如何把平时考察和集中考察有机结合的问题。特别要注意把干部历年的年度考核情况作为任职考察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求历史地、全面地了解干部。

制度创新范文第2篇

关键词:制度;制度伦理;制度创新

一、制度与制度伦理

要理解制度伦理,首先就要了解制度的含义。对制度,定义不一。道格拉斯・C・诺斯说:“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罗尔斯把制度理解为“一种公开的规范体系,这一体系确定职务和地位以及它们的权利、义务、权力、豁免等等。这些规范指定某些类型行为能允许,另一些则为被禁止的,并在违反出现时,给出某些惩罚和保护措施。”马克思的见解比较深刻,他认为制度是“具有规定和管理一切特殊物的、带有普遍意义的特殊物”。因为制度对个体行为起着普遍性的约束作用,个体行为普遍受其制约基于对制度的这种理解,可以说“执政制度就是执政党为了实现一定价值目标而设计的,需要执政主体遵守的规范规则。”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制度就是人为制定的在一定社会中起普遍约束作用的控制个体行为以确保他们权利、义务等内容的规范体系。

对制度伦理的理解也众说纷纭,较为为大家认可的说法认为制度伦理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制度伦理化与伦理制度化。制度伦理化是指政治、行政、企业、学校等机构所规定的制度本身所蕴含的伦理追求及道德价值理想,也就是制度本身的合乎伦理性、合乎道德性。作为社会基本结构中的政治制度,其内容更具有伦理价值与道德精神的追求。制度伦理化是制度文化在当代所追求的目标,是制度价值的体现。伦理制度化是指人们特定社会下的伦理原则和道德准则提升规定为制度,以强调伦理的制度化、规范化,体现伦理的法律化。

依照传统伦理学的观念,制度是不应被包含在伦理之中的。伦理与制度都是一种规范体系,但伦理规范是依靠内心信念和社会舆论来发挥其功能的,因而具有非强制约性,而制度是由国家或政府制定出来用以约束和调整人们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的准则、规则,具有强制性;伦理所整合的对象远较制度整合更为广泛,触犯法律的行为一定是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而道德所谴责的对象不一定就是法律所惩罚的对象;制度惩罚一般都是物质形态的,而道德惩罚则主要表现为良心责备和舆论谴责。因此,不可把二者等同起来。制度伦理概念的存在完全是由制度与伦理在基本职能上的一致性这一点决定的。

从对制度及制度伦理的诸多含义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制度就是某种准则、规则体系,而制度伦理本质上也是一种规范体系。只是制度上的准则和规则是明确规定了的,而制度伦理规范则是以风俗、习惯、良心、舆论的形式存在的。既然都是一种规范体系,那么它们在基本功能上就是一致的,即都是通过约束人们的行为调节各种利益矛盾来实现效率和公平的。

二、制度伦理功能与制度创新

(一)制度伦理的功能

将制度伦理分为制度伦理化与伦理制度化的观点,决定了制度伦理的功能同时也包括两个维度――制度伦理化层面的功能与伦理制度化层面的制度伦理的功能。

1、制度伦理化层面的制度伦理的功能。(1)制度伦理的评价功能。制度伦理的评价功能表现为制度伦理为制度发展与完善提供了伦理的价值尺度。要谋求制度的公正与合理,就必须具有制度合理性的伦理评价体系。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主体性意识的加强,人的主体因素和“应该如何”的价值意识也越来越多地对社会关系发生作用和影响,正像黑格尔所说的,伦理“这个实体是在自我中解体了的存在,所以它不是死的本质,而是现实的和活的本质。”正是这种价值尺度,可以使人们对制度本身做出道德与否、好坏与否、合理与否的评价,从而促使制度不断发展与完善。(2)制度伦理的调节功能。制度伦理作为人类的自我发展与社会秩序的和谐之间的一种平衡机制,既是人类自我实现的方式,也是社会矛盾的调解方式和调节社会关系的手段,是人类对自我的内在管理。制度伦理对社会关系体系具有调节功能,其目的在于创造和维护社会秩序的和谐。制度伦理的调节功能是通过调整制度伦理关系,使各项制度及其运行处于和谐发展的秩序中。(3)制度伦理的整合功能。制度伦理的整合功能体现在行政管理中的行政道德化建设中。行政道德化是指行政管理中,其法律制度、权力体制、组织结构、公共政策及典章制度等具有道德的合理性。这种道德的合理性能够协调行政组织、机构之间良好的合作关系和改善行政管理的服务供给,使整个行政体系进入良好的运行状态。

2、伦理制度化层面的制度伦理的功能。(1)制度伦理的规范功能。制度伦理的规范功能来源于制度化规范与非制度化的伦理规范的有机结合。制度化规范的强制性与规范性源于道德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性是一种内在的管理与规范,其力量在于得到人们内心的普遍认可。制度伦理作为制度化的伦理规范必然具有对特定主体和对象的规范与制约的功能:包括两个方面:对制度主体的规范功能和对制度本身的规范功能。(2)制度伦理的道德义务履行落实功能。道德责任是公民和市场主体必备的素质。如何改变社会上存在的不承担道德责任,不履行道德义务的现象,制度伦理建设是有效的途径。因为它把道德责任和道德义务通过制度和制度体系体现了出来将提倡和反对、引导与约束相结合,进而促进扶正祛邪、扬善惩恶社会风气的形成、巩固和发展,最终对诚信的优良社会氛围的形成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3)制度伦理的行政制度伦理先行功能。制度伦理内在要求必须把行政伦理道德建设放在首位。一是因为掌握公共权力的各级领导干部和领导集体的政务类和业务类公务员的内心信念如何、道德价值观念的取向如何,对制度的建立和创新合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对制度和制度体系的正确运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二是各级领导干部的伦理道德建设也必须实现制度与伦理相结合的建设模式,对于一般公民是道德范畴要求,对于领导干部就不仅是道德范畴而且应当是制度范畴的要求。

(二)制度伦理与制度创新

从对制度伦理功能的论述可以看出,制度伦理与制度创新有着天然的联系。制度伦理的评价、调节及整合功能都从微观层面给制度创新提供了可能及具体实现途径,而制度伦理的规范、道德义务落实及道德建设功能则是制度创新实体化结果。首先,制度伦理的评价调节及整合功能在一个微观层面,为制度创新做出前期准备工作;其次,制度伦理的规范、道德义务落实及道德建设功能将制度创新从可能变成了现实。制度伦理与制度创新的联系具体有两点。

1、制度伦理乃是制度创新的主观条件之一。人们从制度伦理的角度对某一制度作出“不好”(“不应该”、“不正当”)的道德评价,进而形成一定的舆论压力,是诱发制度创新的群众基础。为此首先要强调的是意识形态的3个方面,首先,它是一种节省的方法,个人用它来与外界协调,并靠它提供一种“世界观”,使决策过程简化;其次,意识形态与个人所理解的关于制度公平或正义的伦理道德判断不可分割地交织着;再次,当个人的经验与他们的意识形态不一致时,他们会改变自己的思想观念。因此,“道德伦理行为准则,是构成制度约束的一个重要部分,是个人在与环境斗争时发展的现实(意识形态)结构派生出来的。”耐人寻味的是,与我国哲学界一些人大书特书“淡化意识形态”相反,新制度学派却极为重视意识形态在制度创新中的作用,把它看作减少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

2、制度创新最重要的就是制度立法。制度伦理功能最终极的标志就是伦理立法。伦理立法是以立法、制度的方式确立对机构组织以及工作人员的伦理要求,并以此机构组织行为。有观点认为,伦理和立法是互不相容的,把伦理和立法连接在一起是不正确的。其实伦理与法律虽然有着严格的区别,但是二者又具有同质性,都是关于权利和义务的规范,在内容上也是相互渗透和相互贯通的。伦理是立法的依据,立法则是一定伦理精神的体现。在现代社会,二者的功能和目标也趋于一致,都是为了维护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实现人的自由和权利。因此,博登海默曾指出“那些被视为社会交往的基本必要的道德正义原则……都是将道德观念转化为法律规定的例子”,可见伦理立法与制度立法一脉相承。

三、结束语

制度伦理是管理制度体系的重要内容,当代中国的制度创新是权利与义务、秩序与效率、公平与速度的结构性调整时期的制度创新,基于善的道德、基于道德的制度伦理在制度创新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华民族的复兴,有赖于全社会各行各业各界的制度创新,制度伦理的研究应当充当理论先行者,为制度创新做出应尽的理论支持。

参考文献:

1、(美)道格拉斯・C・诺斯.论制度[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1(6).

2、(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翻译室.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论政治与政治制度(上)[M].群众出版社,1983.

4、王爱党,谢峻峰.论执政的制度伦理[J].求索,2007(8).

5、何颖.论制度伦理的功能与局限[J].中国行政管理,2007(6).

6、晏辉.制度伦理及其实现方式[J].齐鲁学刊,2003(4).

7、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M].商务印书馆,1979.

8、张健,景金生.制度伦理研究是道德建设创新的重要内容[J].兰州大学学报,2003(3).

9、(美)道格拉斯・C・诺斯著;厉以平译.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M].商务印书馆,1992.

10、方军.制度伦理与制度创新[J].中国社会科学,1997(3).

11、(美)博登海默著;邓正来,姬敬武译.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华夏出版社,1987.

*本文得到贵州省凯里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重点学科课题组支持。

制度创新范文第3篇

关键词：和谐社会，传统文化，制度创新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更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特征。社会和谐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最根本的保证”(1)。但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浅层次上看，表现为“生产力发展水平、教育科技文化水平还不高”，而从深层次看，由邓小平于改革初期“明确提出”的“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仍然没有完成，与此相配套的“在制度上”所需要的“一系列切实的改革”，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尚未完全“做”到(2)，由此而引发的种种新的社会矛盾，正在将我国现行制度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问题明显地突现出来，把深化改革，实现制度创新的任务现实地摆在了我们面前。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基因，在封建专制制度之下不能导向社会的和谐

从文化的发源上讲，中华文化中的“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的思想都是从远古‘中和’思想发展而来的”。(3)从中国文化的主流来看，儒、道两家都在不同层次，不同意义上以“和谐”为其共同的精神追求。道家主张“自然无为”，认为人应当顺从自然规律，抑制主观意志，以此构想了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社会蓝图(4)；认为统治者应当顺从民意，并提出了建立“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争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和谐关系的途径(5)。儒家更是追求“和谐”的典范。不但设计了以“和谐”为理想追求的“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而且提出用以实现上述和谐社会的手段是礼制，就是以形上与形下、天道与人道、道德与法律相统一的原则，规定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社会成员各安其位、“和而不同”的和谐关系模式。“礼”被认为是“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礼的文化品格就在于这种整体的、自然的和谐精神”(6)。可以说，“礼”是“中国传统社会里最好的最有生命力的规范体系”，它既是先哲们用以实现他们理想中的和谐社会的途径，也是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者对人民实行统治并保持社会稳定和所谓和谐的工具，而且“礼”的观念至今都深深地根植于中国大地，根植于大部分中国人的思想深处。

诚然，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上，也不乏所谓“文景之治”、“开元盛世”以及“康乾盛世”等等这样一些相对稳定与发展的短暂时期，但总体上说，正如著名学者吴思所言，“在实际生活中，在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的基本关系方面，现实关系总是顽强地偏离儒家的理想和规定，偏离所谓的天道和王道，呈现出日渐堕落的总体趋势，并形成人们意料之中又摆脱不掉的王朝循环。使王朝更替成为帝国专制制度对过度失衡的社会的一种自我校正机制。”(7)究其原因，由于中国以礼教所支撑的政治模式，因“对德性教化的过分倚重而对以法为形式的社会制度建设顾此失彼的忽视，由于这种对法制形式的建设的忽视，致使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生活一方面对君主绝对权力缺乏有力的制衡机制；另一方面，对于人民民主参政又没有坚强的制度保证，而使其所坚持的政治生活的真正的互主体的道德性质最终往往形同虚设和流于空洞。”(8)在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之下，由礼制所要求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真正“互主体的道德性质最终往往形同虚设”，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因子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的必然命运。中国传统的和谐之道所缺乏的正是民主法治制度和观念，中国传统的人道精神和大同精神只有配合以法治精神，才能更好地增进人类和谐。

二、西方社会依靠相对完善的法治制度，使其文化中的对抗因素纳入一定的范围之内，有效地化解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形成了起码的人文秩序

西方社会自文艺复兴以来，由于创造了比较完善的民主法制制度，不但较为有效地解决了发展中产生的一些社会问题，形成了起码的人文秩序，而且以此对世界政治文明发展做出了贡献。无论西方文化中有无和谐的观念，可以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与法治制度十分有效地发挥了维持社会和谐有序的功能。从西方民族国家近现代以来依靠制度创新而崛起的个例来说，“必须承认，美国的成长史是近代以来人类社会最了不起的发展之一。”“美国对人类进步所作的真正贡献，不在于它在技术、经济或文化方面的成就，而在于发展了这样的思想：法律是制约权力的手段。”“美国宪法作为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应该被看作是美国贡献给现代世界政治的最大制度创新，今天世界上的200余个国家，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效仿美国制定了成文宪法就是一个明证。”(9)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依靠民主与法治制度创新而崛起的美国社会的和谐程度问题。如果我们按照总书记的讲话精神，将“民主与法治”视为社会和谐的首要特征，那么，尽管美国的民主与法治，本质上只是服务于美国社会有产者的制度，不像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与法治那样是为大多数人所享有的最广泛的人民民主制度服务，因而是有缺陷的。但是，就这种有缺陷的制度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手段而言，却似乎又比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所宣称的最广泛的人民民主制度，在维持社会的协调、稳定、有序、和谐方面，发挥了更为确实的功能。其主要原因可归结为两种不同质的民主制度分处于各自不同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治制度，虽然在本质上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民主与法治制度，但由于这种制度尚处于其实现过程中的初始阶段，因而其出发点与实际功效之间难免会有较大的距离；而美国的民主法治制度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和完善之后，已经进入成熟稳定阶段，其功效与人们的期望往往比较接近，因而更易于体现出这种制度的社会治理功能。从这一意义上讲，总书记在讲话中将民主与法治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目标，就不仅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更具有现实的针对性。这也正是资本主义的民主与法治对于我们在制度层面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具有的借鉴意义。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把具有判断能力的人们的去向选择作为判断社会是否和谐的标准，那么，美国在吸引和利用人才方面所拥有的独一无二的优势，使“源源不断的高素质的外来移民”涌向美国社会，这使得美国人能够肆无忌惮地放言：“在人才日益国际化的今天，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全世界人才的自然流向是美国。因为人才流动不可能强迫。”(10)这表明美国以法治为特征的民主制度不仅协调了国内社会矛盾，稳定了国内人心，而且还有效地调动了世界各地人才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当然，上述两个角度对于说明美国社会的和谐程度问题，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是远远不够的，但这样的角度或许可以为我们借鉴资本主义制度来构建社会主义社会和谐提供一定的线索。

三、封建专制主义残余的影响仍然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障碍，深化体制改革、实现制度创新是唯一出路。

脱胎于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传统的中国社会，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

发展水平、教育科技文化水平还不高，因而，极大地发展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仍然是促进社会和谐与发展的主要任务。这一基本国情，从社会制度的角度看：一方面，意味着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传统之间的天然联系一时难以割断，同时意味着这一制度与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直不断学习借鉴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包括其社会制度)有着某种联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肃清”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中“封建专制传统”“残余影响”的任务，以及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制度中的“进步因素”以使“我们的制度一天天完善起来”，“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的任务(11)，被既合乎逻辑发展又顺乎历史要求地提上了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重要议事日程。这一“任务”的提出，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开创了新的制度路径。邓小平指出：“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12)如果我们追问今天社会上所发出的种种不和谐声音产生的源头，无论这种声音是从人与自然之间和人与人之间，还是从人自身精神和肉体之间的磨擦中发出，无不可以追溯至“社会腐败”，而中国的“社会腐败”其根本原因就是由“封建专制主义”所引发的“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这些弊端是我们迈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大的绊脚石”。因此，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角度看，首要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就是要彻底肃清“现行制度中”的“专制主义”“弊端”，离开这一点来构建和谐社会，只能是舍本逐末，于事无补，而且会因为有意无意地掩盖了封建专制主义的存在，而延误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好时机。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所提出的“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现在并没有完成，这意味着我们吸收资本主义制度中的“进步因素”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任务也没有完成。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中真正的进步因素就是在法治保障之下的民主，而民主与法治正是集权与专制的天敌，此二者是一对辩证统一的范畴，此消彼涨，有你无我。事实上，正是因为我们国家现行制度中的民主化程度不高，才导致了专制主义继续存在，才使得“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现实社会最强烈的声音。而根本的出路只有一条：继续坚定地推进制度和体制层次的改革，确实实现制度创新。正如一位学者所言，“我认为我们如不从制度的高度去反思，学不到足够的东西，不是勇敢地去深化制度改革，扩大开放，正确地“与国际接轨”，老老实实学习别国成功的经验，我国的建设成功率不会很高。”(13)我认为这句话用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适合。至于制度创新的具体要求，国内有关中国哲学创新的以下卓识高见可提供有益的启示：“取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之优点与西方主客关系思维方式相结合，是未来中国哲学创新的必由之路。”(14)这就是要求“从文明的根基上做起”，“意味着文明根基上的再造或创造”(15)，“就是要创造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16)。这里“创造”或“再造”的根本依据在于，首先从思想上“主张中西文化各有不同的特点而可以相调合”(17)，从思想上解决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更重要的是真正将中国文化传统的特点与西方文化传统的特点在哲学层次上“调合”起来。这些见解启发我们，通过制度创新的途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定要继续弘扬中华文化中的和谐精神，用西方政治文明中的法治民主观念弥补自身观念的不足。只有这样，才能克服西方政治治理中的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和对抗主义的倾向，同时更重要的是“除却”由封建专制主义所导致的“中国传统社会积贫、积弱、积乱的病根”(18)。也就是说，要充分吸取我们自己制度发展中曾经的教训和世界政治文明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中成功的经验，将此二者揉合起来，从中华文明的根基上创生出一种既适合于中国国情、又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的新的制度形式。只要抓住这两点，在我国真正的制度创新就一定会实现，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就一定会完成。

注释：

〔1〕.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5-06-27.

〔2〕〔11〕〔1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35，337，333.

〔3〕李翔德.美在和谐〔N〕.光明日报，2005-04-26.

〔4〕〔5〕老子〔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121，103.

〔6〕〔17〕夏勇.人权与人类和谐〔M〕.新华文摘，2005，(17).

〔7〕吴思.血酬定律〔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305.

〔8〕张再林.中西哲学的奇异与会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49.

〔9〕〔10〕任东来.美国的立国之本和强国之道〔J〕.博览群书，2005，(4).

〔13〕袁伟时.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启示〔J〕.炎黄春秋，2005，(9).

〔14〕张世英.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349.

〔15〕吴晓明.文明的冲突与现代性批判——一个哲学上的考察〔J〕.哲学研究，2005，(4).

〔16〕高清海.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2).

制度创新范文第4篇

[关键词]国债；国债管理制度；国债发行；国债流通

目前，加快推进中国国债管理制度创新的步伐，需要建立一个开放、低成本、高效率、高流动性的国债市场，加强国债风险管理并增强国债的偿还能力，推动中国国债市场化改革向纵深方向发展。

一、国债发行制度创新

（一）推进国债利率市场化

国债利率市场化可以降低政府的酬资成本，减轻政府的债务负担，适度扩大国债规模，确保国债顺利发行。随着国债一、二级市场不断完善，国债期限品种结构日趋多元化，国债的流通转让更为方便，变现能力强，对市场利率的敏感性增大，使得国债利率有条件成为市场的基准利率。国债一级市场招标结果显示的收益率，反映了整个货币利率市场的变动趋势，并对其他货币资产的价格产生指导作用。近年来，短期国债品种发行增多，同时短期国债在一级市场上拍卖招标发行，为货币市场利率变动提供了参考指标，也将有利于利率市场化的推行。因此，应根据市场资金量的变化创造条件，将国债利率作为市场的基准利率，逐步实现国债利率市场化。

（二）实现国债品种多样化

1创造合理安排国债品种结构的体制条件。目前国债品种比较单一，期限偏长，品种之间缺乏梯次，难以满足市场成员不同层面的交易需要，特别是缺少便于金融调控的短期债券。因此，可逐步按照国际惯例，由全国人大负责审批预算赤字或国债余额，而不再审批年度发行规模，赋予财政部更多的发债主动权。财政部可根据资金需求，实行中长期并存的国债期限结构，做到年内均衡滚动发行，这样困扰国债市场发展的品种单一的问题有望得到解决。

2丰富国债品种结构。提高国债市场的流动性，加快推进中国国债市场发展的步伐。增大专项国债发行的比重。这样能取得刺激经济、减少财政债务负担、提高投资的资本化程度，增加国有资产比重和控制力，优化经济结构等多重功效。现有许多财政性投资对象，如公路、铁路、机场等均可考虑和试行这种酬资形式。可适度发行凭证式国债，满足个人投资者对国债的需求。

（三）促进国债期限分布平缓化

结合中国国债期限结构的实际情况和中国经济现状，可增发一些期限超5年的国债或可尝试发行10年以上的长期国债。加大短期国债发行的比例，活跃国债流通市场，增加国债的流动性，拓展国债的金融工具功能，降低国债的发行成本。

（四）推进发行方式竞争化

1加快推进国债发行市场化的进程。推行国债以拍卖方式发行。提高国债发行的透明度，创新竞争性发行机制，逐步实现国债发行的高效率和低成本。

2改变国债发行的不确定性。建立国债的滚动发行机制，丰富国债市场的交易品种，满足财政的短期资金融资需求。

3建立有效的国债发行信息披露制度，做到国债发行总额和大致品种结构的滚动公告。即：在本次国债发行的同时，对下一次国债发行大致情况，通过多种新闻渠道进行公布，使投资者有充分准备。

（五）推动国债发行市场投资主体的机构化

1根据机构投资者的布局和现状，建立一个相对稳定的承销团制度。加强对承销机制的监管，建立相对稳定的国债发行机制。

2调整国债所有权结构。允许商业银行以资产负债比例管理为原则持有国债，按照国家宏观调控的统一部署和国债市场的发展程度，有步骤、有选择地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参加国债承销团，推动国债市场逐步与国际惯例接轨。

二、国债流通制度创新

（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国债流通市场的流动性

1加快发展具有“做市”功能的国债自营商，培育为投资者服务的经纪商。“做市商制度”是指券商持有某些证券的存货，并以此承诺维持该证券买卖的交易制度，这种制度有利于保持市场足够的稳定性和流动性，并能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对投资者有较强的吸引力。应根据中国国情，逐步建立“做市商制度”，提高市场的流动性，进一步促进国债现货交易，提高市场效率。

2打通银行间债券市场与交易所国债市场，逐步建设统一的国债市场。国债市场应是有两元结构的统一市场：第一元是银行间的国债子市场，第二元是交易所的国债子市场。实现两个市场逻辑上的统一，形成合理的市场价格体系，恰当发挥两个市场各自的优势，减少因体制原因造成的投机现象。

3逐步引入衍生品种。衍生品种的多少既是市场繁荣的标志，又是促进市场发展的重要催化剂。目前中国国债市场除了现货交易外，衍生品种只有“封闭式回购”。可以在严格的风险管理和统一托管系统的前提下，依次逐步引入“开放式回购”、远期、掉期以及期权等衍生品种，在条件成熟的时期恢复国债期货交易。

（二）推进流通市场中介机构化，提高国债市场运行效率

1扩大金融机构在国债市场上的中间业务份额，取消对商业银行购买国债的某些限制，允许商业银行大规模进入国债市场。积极发展以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交易结算人或经纪人的中间业务。

2培育投资基金、退休养老基金、国债投资基金的机构投资者。在条件成熟时，设立中外合作投资基金，吸引外国投资者，促进国债市场的扩大和深化国债市场的改革。

3允许国外投资者持有一定比例的国债，扩大国债的循环范围，大幅度扩大国债市场的发行空间。

（三）发展场外交易市场，活跃国债现货交易

发展场外交易市场能有效弥补单一结构的不足，为个人参与国债二级市场的买卖提供便利的场所和途径，最大限度地满足投资国债的需求。正确对待场外市场，使各种投资者各种规模的国债交易都有机会完成，为投资者提供高效、便捷、安全的交易环境，扩大债券登记体系的覆盖面，完善债券市场结构。加强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中介服务水平，扩大市场参与者。

（四）推行法制和信息化建设，规范和发展国债流通市场

1加强国债流通市场法制化建设。在充分吸取国际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比较严格、健全的市场法制规范体系，发挥好交易场所、托管结算机构的一线监督和信息报告职能，逐步形成高效、灵敏的监督体系。

2加快国债流通市场信息化建设的步伐。建设高效的国债信息系统及报价系统，促进国债市场监督管理手段的现代化。

（五）试行开办美元国债市场，促进国债流通市场对外开放

现行中国国债市场交易仅以人民币计价进行交易，这与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不相称。可在人民币自由兑换前，利用现有债券市场的基础设施，面向国内现有债券市场参与者和境外投资人发行以美元计价的政府债券，以及建设所有人投资人之间进行债券交易的市场，促进国债流通对外开放。

三、国债偿还制度创新

（一）建立和完善国债偿还制度，降低国债偿还风险

在国债的偿还上不能单纯采用以新换旧的方法。偿债基金具有偿付、减债、调节、增值和担保的优势，它的成功运作有利于制约国债规模的迅速扩大，避免达到过高水平。应逐步建立以基金的提取、存储、管理和运用等为手段，通过对已有债务的合理调整，从达到确立债务信誉和加强财政后备为目的的偿债基金。在偿债基金运作过程中，要确保偿债基金的规范运行，防止出现对偿债基金的挪用与滥用，要以严格的基金管理制度作保证。

（二）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保持适度的偿债规模

偿债规模及其增长速度与中央财政收支状况有一定的关系。加强偿债风险的综合管理，消除隐性赤字和结构性赤字的压力。坚持财政周期性平衡与结构性平衡并举的方针，强化债务余额管理，调整财政支出范围，提高财政支出效益，使财政支出的压力得以减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财政收支矛盾，从而缓解国债发行压力，降低国债风险。

（三）提高财政的集中度，消除偿债风险增大的隐患

通过国家财力集中程度的国际比较，可以看到中国目前的情况远远低于西方工业化国家。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债务是建立在雄厚的财政经济基础之上的，整个国家对债务的承受力较强。因此，要通过提高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中央财政集中度，增强中央财政的实力，相应减少财政对国债的依赖程度。从结构上解决或缓和财政债务重负和国民经济应债能力强的矛盾，控制国债规模，增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

（四）加强国债资金使用管理，实现“以债养债”

一是调整国债投资的使用方向；二是完善国债资金的使用方式；三是严格国债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国债发行的投资取向及投资结构要严格界定，合理配比，做到资金落到实处；四是国债投资应带动民间和社会投资；五是完善财政投融资制度，建立完备的投融资制度，对财政资金进行全面的管理与控制，使财政投融资这一特殊的财政分配运行方式能为经济发展、财政状况的改善发挥积极的作用。

（五）建立政府债务预警指标体系，实现国债动态化监测

一是建立、健全政府债务的风险监测预警体系，以免举债失当影响国债功能的充分发挥；二是适当调整财政预算体系；三是实行国债动态化管理；四是研究国债利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关系，防止债务危机和财政风险的发生。

[参考文献]

[1]袁东国债、金融创新与利率市场化[M]北京：学林出版社，2002

制度创新范文第5篇

评论

从广义上讲,“中国模式”是指中国现代性社会构建的目标和路径,即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现代文明秩序。

本文论述集中在经济领域,讨论重点不是经济结构而是经济制度,即市场机制中政府的职能。

一,“中国奇迹”是否展现了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持续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在相当程度上也改变了全球的经济版图。

如何运用经济学的方法解读这一现象已成为全球经济学家关注的一个课题。

经济学家的观点大体上可以分成两派,一派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表明中国已建立了一个区别于欧美“盎格鲁-撒克逊”的新模式,其主要特征是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可以充分调动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高效决策。

另一派认为,所谓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是“发展主义政府”主导经济的产物,而这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的“东亚模式”具有共同特征。但经济学的研究和实践证明,这种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而且,会造成资源浪费、结构失衡、公共产品缺失、社会不公和腐败贪污等问题。

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中国政治、社会、经济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亚洲金融危机后,大多数东亚国家已摆脱了这种模式,实现了从威权到民主的转型。

此次金融风暴中使欧美经济体系弊端的显现,而中国应对危机的成功表现使得“中国模式论”占了上风。

二,所谓“中国模式”是改革中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一种制度创新。

“模式”(经济发展模式)不仅表现为一种差异性,还表现为它的可示范作用和普遍意义。

中国经济发展之路的差异性主要表现为转轨过程中渐进式的路径选择和旧体制的影响,即政府对市场管制和行政干预。

我不赞同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自由放任观点和制度,但中国当下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和干预已经超越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形成了政府对市场的某种程度的替代。

在转轨初期,作为一种过渡的制度安排,它具有合理性。但将之固化、强化,并作为经济发展的模式,则会束缚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扭曲资源配置,这有悖于市场化改革的目标。

特别值得警惕的是,政府职能的固化和强化不仅受到观念上的影响,而且成为权力和资本相结合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团的驱动。

因此,“中国模式”的差异性更多地表现为转轨中的路径选择,而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一种目标模式。

当下中国经济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政府职能转变,而不是通过理论包装使其得到某种正当性。

对“经济发展模式”的价值判定,即优与劣、好与坏不是经济增长的速度,而是经济增长的效率和质量、财富分配的公平与公正、对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选择权利的保护。

只有具备了这些特征,这种模式或制度才能充满活力、才可持续、才具有竞争性、才能真正反映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而“中国模式论”的论据和中国的现实尚不能充分证明这一点。

中国30年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经济、社会问题,一部分是旧体制带来的,一部分是现有模式产生的,所以这些问题在现有模式下难以得到解决。

那么中国30年的经济增长是否能够简单地归结为所谓东亚的“发展主义政府”模式呢?我以为也不尽然。

首先,从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职能和角色来看,中国政府已经远远超过了“东亚模式”。“东亚模式”或“发展主义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主要表现为产业政策、税收政策和汇率、利率的管制,中国政府除了上述方面,还直接控制经济资源,如土地、矿产等,参与市场竞争(国企),并通过行政审批干预经济活动。

这种体制既有“东亚模式”的影响,也有从计划向市场转轨过程中带来的特征,更值得关注的是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中利益集团的行为驱动。

与“东亚模式”相比较,这种体制具有更为复杂的意识形态-政治权力-利益结构,因而从威权走向民主的转型更具挑战性。

其次,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基本动因主要不是来自政府在市场活动中的特殊角色,而是政府放权、市场发展的结果。

这一过程可以看做是制度的变迁,即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轨大大降低了制度运行的成本-交易费用,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中,释放出了人力资源的生产力和创造性。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加入了WTO,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使中国进入了全球的产业链,由此大大扩展了生产边界(潜在生产能力)。

概括地讲,内外制度的改革,是中国过去30年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基础因素。与“东亚模式”相比较,中国的制度改革可以释放出更大的“帕累托改进”空间。

基于上述分析,我不赞同时下的所谓“中国模式论”,并对其表现出的民族主义和排斥欧美文明的情绪保持警惕和担忧。

我认为,当下要关注的不是标榜政府主导经济的“中国模式”,而是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转换政府职能,即从一个政府主导的经济转变为市场主导的经济,而政府的职能应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变为以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中心。

中国经济的发展呼唤新的改革议程,在新一轮经济改革中应以政府职能转换为中心,重点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国家资本社会化、土地收益分配公正化等。

制度创新范文第6篇

关键词：昆明市 制度创新 新路

中图分类号：F29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7-0154-01

昆明市把制度创新当做政治责任、时代使命、自觉行动，产生了一系列制度创新成果：2008年创新制度1 414项；2009年创新制度2 407项； 2010年创新制度2 323项，初步形成了昆明特色的制度体系，闯出了一条昆明特色的制度创新之路。

1.坚定正确的方向。是什么让昆明的制度创新始终保持了坚定正确的方向？那就是加强对制度创新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市纪委有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昆明市经济社会制度创新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全市的经济社会制度创新工作。

2.强劲持久的动力。是什么让昆明的制度创新始终保持了强劲持久的动力？那就是市级领导机关率先推进，市级领导带头推进，各级各部门全面推进。一级带一级，层层有考核，个个有责任，层层抓落实。由市级领导点题，提出年度制度创新方向；由人大代表征题，列入年度制度创新计划；由政协委员询题，选入年度制度创新内容；由信息网络议题，充实年度制度创新领域。

3.独具特色的路径。是什么让昆明的制度创新始终保持了独具特色的路径？那就是“政策法规具体化、本地工作规范化、外地经验本地化、治理措施特色化” 总要求下的昆明特色制度创新路径选择。2008―2010年产生的6 144项制度创新成果，彰显了制度创新的昆明思想、昆明思维、昆明思路，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时代气息。

4.如火如荼的热情。是什么让昆明的制度创新始终保持如火如荼的热情？那就是建立健全激励机制，表彰先进、鞭策后进、赏罚分明。为了使昆明的制度创新之路走得又好又快，昆明市用制度之力推动制度创新实践。出台《昆明市改革创新促进办法》，健全了昆明市制度创新工作机制，确保制度创新工作有章可循。设立“制度创新成果奖”，对制度创新成果进行表彰奖励，2008―2010年，分别有59项、73项、63项经济社会制度创新成果获奖。

5.生生不息的源泉。是什么让昆明的制度创新始终保持生生不息的源泉？那就是现代新昆明建设丰富多彩的火热实践及其成功经验。

为了使昆明的制度创新之船航行得又稳又远，市委九届四次全会以来，解放思想的号角始终在昆明上空高扬，通过持续地解放思想，昆明首先对自己的发展观念展开了“凤凰涅”式的革命，排山倒海式地强势发动改革、强力推进改革、强行入轨改革，在统一思想中加快改革，在加快改革中统一思想，各项改革事业迅速得到“全面推进、重点突破”，现代新昆明建设取得长足进展、阶段性成就。昆明因此也积累了丰富深厚的改革创新经验，这些成功经验为昆明的制度创新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源头活水，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制度创新之源。

6.和谐良好的环境。是什么让昆明的制度创新始终保持和谐良好的环境？那就是积极营造“尊重首创精神、宽容创新失误、允许创新曲折、善待创新失败、激发创新热情”的改革创新浓厚氛围。

坚持一个常识：制度创新的主体是人，既然是人，在认识和实践上肯定有局限。制度创新是一项常创常新的事业，从来就没有尽善尽美的制度。“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只会扼杀制度创新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确立一个原则：只要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有利于昆明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符合昆明广大市民根本利益，什么方法管用就用什么方法。

提倡一种精神：凡是政策法规没有明令禁止的都可以大胆试行，凡是外地成功的做法都可以大胆引用，凡是不利于科学发展的条条框框都允许突破。

倡导一种价值：不以一时的成败论英雄，成功者应得到表彰；探索者应得到鼓励；开拓者应得到尊重；失误者应得到包容。要让制度创新成为昆明的时代最强音，要让一切制度创新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涌流。

制度创新范文第7篇

20世纪初，奥裔美籍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阿罗斯·熊彼特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首次提出了“创新理论”。他认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函数，即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他把这种组合归结为五种情况：引进新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的质量；引进一种新技术或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原材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应来源；实行新的企业组织形式。他提出，创新是一个经济概念而非技术概念。创新可以模仿和推广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从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出发，来理解金融创新和金融制度创新的含义：“金融创新是指那些便利获得信息、交易和支付方式的技术进步，以及新的金融工具、金融服务、金融组织和更发达更完善的金融市场的出现。”

不同的金融制度提供了不同的降低交易成本、处理信息不对称以及风险管理的功能，从而决定了金融发展的空间。适应经济增长要求的金融制度能够较好地实现储蓄动员和投资转化，从而决定了良好的金融发展态势。落后的金融制度必将导致金融发展的停滞或畸形状态，使经济增长受到来自金融因素的制约。如果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观察，从金融抑制走向金融深化，无疑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改革就是一个制度的设计和运行的过程，转型国家的金融发展问题，事实上就是金融制度的设计和运行问题。

金融制度与其他范围宽泛的制度体系一样，金融制度体现为一系列的经济、法律、政治乃至道德、习俗的约束。所有合法的金融活动都是在一定的金融制度框架下展开的。也可以说，一个金融体系的本质与特征完全取决于其制度架构。金融制度存在的目的就是对社会金融活动进行规范、支配和约束，以减少金融行为中的不可预见性与投机欺诈，协调和保障金融行为当事人的利益，金融交易过程，从而降低金融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提高金融效率，协调金融发展与经济社会进步的进程。显然，金融制度作为所有合法金融活动得以进行的前提，具有十分复杂和广泛的内涵。如果我们结合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从金融制度上来考察创新，则金融制度创新可被定义为：引入新的金融制度因素或对原金融制度进行重构。这包括：(1)金融组织变革或引进；(2)新金融商品被引入；(3)拓展新市场或增加原金融商品的销量或市场结构的变化；(4)金融管理的组织形式创新；(5)金融文化领域的创新。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发现金融制度创新的范畴是比较广泛的。

二、制度学派的金融创新理论

制度学派对金融创新的研究较多，以戴维斯、诺斯、沃利斯等为代表。这种金融创新理论认为，作为制度创新的一部分，金融创新是一种与经济制度互为影响、互为因果的制度变革。基于这种观点，金融体系的任何因制度改革的变动都可视为金融创新。因此，政府行为的变化会引起金融制度的变迁，如政府要求金融稳定和防止收入分配不均等而采取的金融改革，虽然是以建立新的规章制度为明显特征，但这种制度变化本身并非“金融压制”，而是含有创新的成分。

1．制度学派关于金融制度创新的步骤安排的观点。戴维斯和诺斯指出：制度创新是指能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即潜在利益的现成制度的变革。他们认为，制度创新存在一个时滞效应，需要由那些可以预见潜在利益，并首先发起制度创新者组成的“第一行动集团”以及那些可以帮助“第一行动集团”获得利益的单位和个人组成的“第二行动集团”共同完成。在此基础上，他们又把“第一行动集团”具体划分为个人、团体和政府三个层次，由此建立了三级水平的制度创新模式。并在分析研究后得出政府的制度创新较优的结论。制度创新理论的提出为金融制度的创新提供了基础。金融制度的创新是金融在制度层面上的创新，金融制度的创新也遵循制度创新的五个步骤，即：第一步，形成“第一行动集团”；第二步，由“第一行动集团”提出金融制度创新的方案；第三步，由“第一行动集团”根据最大利益原则对方案进行比较选择；第四步，形成“第二行动集团”；第五步，“第一行动集团”和“第二行动集团”共同努力，实现金融制度的创新。金融制度创新可以在宏观与微观两个层次上层开，即在金融监管当局和金融企业两个层次上展开。因此，金融制度创新也就相应地分为由金融监管当局和金融业担任“第一行动集团”的制度创新。在大多数情况下，由微观组织担任“第一行动集团”是合理的，但在以下情况下，由金融监管当局(政府)担任创新主体的选择更可行：(1)金融市场尚未得到充分发展；(2)存在私人微观金融组织进入的障碍；(3)潜在收益不能量化带微观主体，即外部性强；(4)制度创新涉及到强制性分得收入再分配；(5)制度创新的预付成本过大。

2．金融制度创新面临的风险。金融制度创新必须克服对已经形成的金融发展路径的依赖性，这需要产生巨大的沉没成本。一般来说，已有的金融制度形成、运行的时间相对较短，在金融制度变更中形成的沉没成本相对较低，金融制度创新的综合成本就会小一些，其实施难度也不会太大。反之，金融制度创新的综合成本就会很高，难度也会相对更大。另外，大规模的金融制度创新还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制度创新风险问题，新的金融制度可能不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替代原有的金融制度成熟、有效地运行，这样，在制度转换过程中总是会或多或少地产生某种制度真空，如果这种制度真空不能迅速地填补，金融混乱必然会产生并形成巨大的转换性损失。金融制度创新的成本和风险越大，创新主体对其所持的态度就越谨慎、保守。

三、我国金融制度创新的内容

1．通过制度创新解决中长期贷款占比居高不下和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自2004年底以来银根的紧缩，贷款增幅有明显的下滑，但是中长期贷款却依然保持十分稳定的上升，压缩的贷款大多是短期贷款，使得部分企业的流动资金显著短缺，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有所加剧。这种状况表明中国的商业银行还缺乏有效的风险控制、特别是风险定价的能力。

2．从融资结构人手解决目前严重依赖银行贷款的融资格局。过渡依赖银行贷款导致中国的M2／CDP持续上升，提高了金融结构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因为长期融资不发达，使得银行体系不仅承担了通常意义上的商业银行承担的短期融资的功能，还不得不承担长期融资的功能，在有的领域实际上类似股本融资功能，例如在转轨时期银行对于一些无资本金企业的贷款，以及期望银行对本来希望进行股本融资的中小企业进行债务融资。无论是压缩中长期贷款，还是发展中小企业融资，可能更多地需要从银行系统之外找解决的办法，特别是要发展中介融资市场、股权融资市场。如果这些市场不发达，大量的银行贷款新增的部分用在长期性的基础设施建设，可能使中长期贷款压缩的余地十分有限。

3．从资产负债管理的角度人手解决中长期贷款居高不下导致的资产负债错配问题。为提高资产的流动性，可以采用资产的证券化、允许商业银行进行主动的负债(例如允许商业银行根据资产运用的期限发行大额长期存单等主动的负债工具)，使得商业银行可以自主管理资产负债的匹配，降低资产负债错配带来的风险。另外应提高金融决策效率，无论是宏观决策还是微观决策，都是建立在大量金融信息的采集与分析基础之上的。

制度创新范文第8篇

道格拉斯·C·诺斯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或在形式上是人为设计的构造人类行为互动的约束”、“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个人行为”（注：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25-226.）。T·W舒尔兹说，“我将一种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注：R·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253）。笔者以为制度概念涵义非常广泛，它既包括规则和秩序，也包括组织本身；既有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方面的制度，也有道德、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制度的根本作用在于通过对个人与组织行为的激励与约束，防止个人与组织在选择行为中的损人利己的倾向，从而形成一定的社会秩序。制度的有效性在于是否能够有效的激励与约束个人与组织的行为。在经济发展、国家兴衰方面，制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制度一旦形成，即具有稳定性。社会易变而制度不易变，于是形成变革社会与稳定的制度之间矛盾。因此，当社会要变革、要发展，必须先对已有的制度进行改革，即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可分为诱致性制度创新与强制性制度创新。“诱致性制度创新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一个人或一群人（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注：R·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378；384）。诱致性制度创新具有自发性、局部性、不规范性，制度化水平不高。强制性制度创新的主体是政府，而不是个人或团体，政府进行制度创新不是简单地由获利机会促使的，这类制度创新通过政府的强制力短期内快速完成，可以降低创新的成本，具有强制性、规范性，制度化水平高。制度创新的主体有三种：个人、团体与政府。从此角度分析制度创新有三种：个人推动的制度创新；团体推动的制度创新；政府推动的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可以在上述三级水平上进行。本文正是从政府的角度来对制度创新作一探讨的。

二、政府主导型制度创新的优势与不足

1.政府主导型制度创新的优势

政府主导型制度创新即政府凭借特有的权威性，通过实施主动进取的公共政策，推动实现特定制度发展性更新的行为过程。在这种形式的制度创新中，由于新制度本身就是国家（政府）以“命令和法律”形式引入实现的，因此政府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政府在制度创新中主要是：（1）通过改变产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来促进制度创新。政府可以有意识地采取某些措施，通过积累某种产品或要素，改变相对价值，引发制度创新。（2）通过引进或集中开发新技术、推动制度创新。政府可以将国内有限的人力、物力资源集中起来更快地开发或引进某些新技术，以便激发制度创新。（3）通过修改宪法来促进制度创新。（4）通过扩大市场规模，引起制度创新。政府可以消除区域间的人为的壁垒，使分割的国内市场得以统一，市场规模得以扩大。（5）改变宪法和现存制度安排，使其朝着有效率的制度方向创新。（6）通过加快知识存量的积累，提高制度的供给能力。社会科学知识的进步将直接促进制度创新的供给。而政府可以通过法令、政策等形式，给社会科学研究创造宽松的环境；加大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投入；扩大对外交流学习，促进理论研究的深入开展和知识存量的积累。（7）政府利用其强制性和组织的规模经济优势，直接进行制度创新。政府则可以发挥强制性和规模经济的优势，降低或弥补制度供给中的各项费用，使制度创新成为可能，或者使制度创新的收益极大化。

从政府功能的角度来说，由于国家具有暴力上的比较优势（注：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21页），它能够维护基本的经济社会结构，促进社会经济的增长，因而代表国家的政府也就成了当然的制度创新的生产者和供给者。同时政府主导的制度创新是成本最低的创新形式。在中国，政府不仅在政治力量的对比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而且它还拥有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力，它能通过行政、经济、法律手段在不同程度上约束整个社会行为主体和行为。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物品，而政府生产公共物品比私人生产公共物品更有效，在制度这个公共物品上更是如此。并且，由于诱致性制度变迁会碰到外部效果和“搭便车”问题，因此使制度创新的密度和频率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最佳量，即制度供给不足，因此可能会持续地出现制度不均衡。在这种情况下，强制性制度变迁就会代替诱致性制度变迁。政府可以凭借其强制力、意识形态等优势减少或遏制“搭便车”现象，从而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一般在下列四种情况下，由政府来组织制度创新被认为是最适宜的：1、政府机构发展得比较稳定，但整个市场则处于低水平。2、当潜在利益的获得受到私人财产权力的阻碍时，个人和其间的自愿合作团体的制度创新可能无济于事。3、实行制度创新后的收益被那些没有参与创新的人所享有，那么个人是不愿承担这笔费用的，因而制度创新由个人和个人自愿合作团体就是不可能的。4、当制度创新不能兼顾所有人利益时，或一部分人获益而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挫时，制度创新就只有靠政府了（注：张宇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90—191页）。因此，政府在制度创新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2、政府主导型制度创新的不足

（1）政府制度创新的制约条件

任何一项制度创新和选择都不是随意决定的，必须有现实的客观基础和条件，它是客观必然性与主观选择相结合的产物。下面是影响和制约制度创新的主要因素：

宪法秩序的影响。宪法秩序通过对基本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规定框定了制度创新的总方向，宪法秩序下的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直接影响制度创新的成本和动力。它有可能促进创新，有可能阻碍创新。

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是影响制度创新另一个主要的制度环境，是制度创新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前提。社会文化基础上形成的风俗习惯、观念意识与制度创新的反差越大，创新的阻力就越大。制度离不开文化，最早的制度形式是人类的文化习俗和传统习惯，某种制度本质上是某种文化模式化的结果，制度变迁常常从文化结构的变化开始。文化结构模式是行为模式的潜在形式，它决定了行为模式的基本走向。

每一项制度创新都要花费一定成本，制度创新受实施和预期成本的影响，一些好的制度创新因预期成本太高而无法推行。政府在制度创新时会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不仅要考虑经济层面的成本与效益，而且要考虑政治层面的成本与收益。如果制度创新会降低统治者可获得的效用或威胁到政权的稳定时，政府会维持那种无效益的制度不均衡。

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有效，除了看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是否完善外，还要看这个国家的制度实施机制是否健全，离开实施机制任何制度尤其是正式制度就形同虚设。检验制度实施机制是否有效或是否具备强制性，主要看违约成本的高低，强有力的实施机制将使违约者的成本极高。如果实施机制不力，一项制度创新就难以顺利推进。

制度也是一个知识载体，现有知识积累是影响制度创新的重要因素。社会科学和有关专业知识的进步会降低制度发展的成本，改进人的有限理性和提高认知制度的能力。整个制度创新的过程常常是一个边干边学的过程，了解人类学习的过程有利于提示制度变迁的轨迹。制度变迁取决于现存的知识存量，人们的知识存量增加了，制度变迁相对会提前，反之就会延迟。

（2）政府主导型制度创新的不足之处

在政府主导模式下，宏观制度创新的主体——国家机关——的职能与权力集中于政府；立法机构将相关法律（主要是经济法律）的立法权转于政府。政府还取得了准司法的执法权，集决策、立法、执法于一身。此为政府主导之主要表现。政府主导使政府摆脱了既定法律制度束缚，减少了决策、立法的环节，有利于改革急需的新制度的出台；而且，政府有一定的执法权，加速了制度的推行与实施。但从另一个方面看，政府主导地位引起不良的连锁反应，扭曲了整个系统的合理运作和制度创新过程：

首先，政府立法权的集中导致立法单一，层次不明，结构混乱。因为政府的行政属性决定了其行为的“短期性”，即力求短期政绩的出现，法规多集中于刺激性、鼓励性的规定；或为维护市场的暂时太平景象，出台强有力的市场管理措施，直接干预市场主体的行为，立法结构的失衡，不利于市场的健全发展；

其次，政府对于市场仍要执行其固有的管理职能。在政府主导模式中，这一管理职能得以强化，管理范围从市场主体准入的批准、市场风险的预防、市场风险的遏制到事后补救，政府的管理行为无处不在。政府不仅是市场的管理者，还是市场的保护者。管理不仅未趋向宏观、间接、外部管理的目标，还朝相反方向运作，从而扭曲了市场运行机制；

第三，缺少对政府行为的制约导致政府职权滥用，大量“寻租行为”与“黑幕交易”产生，一方面造成市场主体间竞争的不公平，扭曲市场竞争；另一方面，官商结合进一步阻碍政府对市场之职能的合理化转变；

第四，在政府主导模式中，法律是政府推行其政策的工具。一方面，政策的多变导致法律的多变；另一方面，立法形式很乱，法规与决定、指令区分不清，不仅折损法律的权威性，导致市场短期行为增多；而且法律透明度差，与法治经济之宗旨不符；

第五，政府对于市场的介入应随着市场的发展由多变少，由强减弱，即在推动市场发展同时，逐步指导和协助市场建立起自律制度，以形成自我约束的市场机制。但在政府主导模式中，政府干预呈增多增强趋势，政府权威凌驾于法律权威，市场行为决定于政府行为，市场越来越难以脱离政府独立运行。宏观制度创新未带动微观制度创新，制度创新过程的扭曲导致创新结果的偏颇。

三、政府主导型制度创新不足的弥补

由于存在政府主导型制度创新的不足，在改革过程中，要努力预防及消除如前所述政府的消极作用。政府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政府又是万万不能的。既然人们不能没有政府，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就在于政府在制度中进行恰当的定位，构建多元主体的制度创新结构并注意制度规划和方式的选择。

1.构建多元主体的制度创新结构

在政府主导的制度创新过程中，创新主体是单一的，其它创新主体只是被动地接受政府创新活动的结果，未能形成与政府之间产生互动的多层次创新结构，不利于发挥制度创新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因此，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必须建立多元主体的制度创新结构：一方面，宏观制度创新主体除政府外，还包括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这些主体之间应明确立法职权，各司其职，有助于互相制约、作用的多层次法律系统的形成；另一方面，宏观制度和微观制度的创新主体之间形成协调与合作机制，保障制度创新的合理速度。在这一结构中，政府只是创新主体之一，受其它国家机构的制约。政府的作用在社会改革的初期最为重要，是启动制度创新的重要建议者、决策者与立法者。因此适当扩大政府的职权使其易于突破既定制度的束缚，加速新制度的出台；组织人力尽快完成新制度或发明的设计或选择。但随着变革的进行，政府在制度创新过程中受其它创新主体及其创新制度制约，作用也发生变化，从而与其它创新主体配合，完成创新过程，达到创新目标。

构建多元主体制度创新结构的关键是合理地，适度地制约政府权力。这一制约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政府立法权限的限制。此为达到制约效果的前提；第二，行政机构服从司法机构的裁决。此为达到制约效果的保障；第三，确认和切实维护公民及法人等组织的司法权力，以权利对抗权力。此为达到制约效果的基础；第四，改革政府机构，更新政府行政观念。此为政府机构对立法、司法等机构及社会民众之要求的回应，也是政府行为的自律。

2.为保证政府制度创新顺利进行和整体效能，还应在制度规划和方式选择上注意以下几点：

正式制度创新与非正式制度创新并重。政府制度创新不只是针对正式制度而言，正式制度只有在与非正式制度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正式制度的完善受非正式制度的制约，当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存在矛盾冲突或不相容时，正式制度难以实施，很多正式制度“移植”失败就是这个原因。政府制度创新如果获得了非正式制度的支持，可以大大减少其创新成本和实施成本，可以很容易地获得其自身的权威性和新制度的合法性。

中央制度创新与地方制度创新并行。中央和地方各自有制度创新的职责和优势，相对而言，中央是制度创新的主要承担者，但也不能忽视地方在制度创新中的作用。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机构的一部分，同样具有推动制度创新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地方政府作为一级行政单元，具有推动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和权力，相对于其他微观主体有更强的行动和制度创新的能力。当然，由于地方政府有不同层次，它们在制度创新中具有不同作用。同时地方政府在制度创新中会出现地方保护主义倾向，中央政府要正确引导和规范。

核心制度创新与配套制度创新相结合。制度创新不是孤立的，一项制度安排的效率不是独立于其他制度安排之外运作的结果，而是制度结构整合的结果。每项制度安排都必定联结着其他制度安排，共同融合在制度结构之中，其效率还取决于其他制度安排实现它们的完善程度。在制度创新中，必须集中精力抓住核心制度创新这个关键，当核心制度确定后，制度创新的侧重点应是配套制度。

制度创新范文第9篇

曾几何时,一提到上海,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很自然地想到与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由上海生产的各种生活用品及其内蕴的品质保证,以及上海服务全国的胸襟与略带骄傲的城市气质。那时的上海是“全国的上海”,或者是“全国人都向往的大城市”。

几十年过去,“全国的上海”变成了“大上海”,“全国人都向往的大城市”变成了上海人自我期许意味浓厚的“国际化的上海”。无论是“大上海”,还是“国际化的上海”,其背后所蕴含的旨趣是上海背过身去,把眼光投向了国外,在向纽约、伦敦、东京等国际化大都市看齐。

尽管最近几年来上海重提要致力于服务长三角地区、服务于长江流域地区、服务于全国的口号,但与实际上的期待还有很大距离。上海仍然想在既有制度框架下早于国内其他地区对一些制度的修修补补式创新,痴迷于缩躲在“螺蛳壳”里做“自己的道场”,在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与服务创新等方面缺乏引领全国的“大动作”,在独领时代的“元制度创新”――元制度是指具有根本意义的并具有决定作用的初始核心制度――方面更没有属于自己的“独门武器”。在坊间舆论中,上海被视为 “强势且保守的政府”或者“政府干预过多、政府控制社会过严”的代名词。

观察上海“元制度创新”严重落后的最佳案例,莫过于自2005年开始推行的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2005年6月21日,国务院批准了浦东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的方案。按照当初的设想,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必须在着力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着力转变经济运行方式、深化金融、科技和涉外经济体制改革,着力改变城乡二元经济与社会结构、深化城乡二元制度改革三大方面有根本性的突破,而且浦东新区的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不同于过去一些地区搞改革试点主要是从中央有关部门争取更多的政策优惠与资金投入,而是获得了一种先行先试权和综合性制度创新权。

然而,一晃多年过去,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在“元制度创新”方面乏善可陈,主要着力点基本上仍然停留在寻求中央有关部门的政策支持,并没有将制度创新的重点放在体制内部的制度创新之上,即体制与机制的重构与再造,也没有试图通过体制外的制度创新历程,大力培育社会组织等自主力量的成长,并通过建构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来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合力”。毫无疑问,如果这种状况长此以往并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最终恐怕成效不大。

在上海经济发展方式面临深刻转型、社会发展面临全面进步的重要历史关头,尤其是政府能力、政府资源均呈现相对有限的状况下,转移政府部分职能而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拓展社会组织成长的制度空间,放松政府规制,运用合同承包、特许经营、凭单、补贴以及政府购买服务等新型形式,大力培育社会组织,推动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管理与监督活动,建构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市场组织与公民对公共事务合作治理的伙伴关系,是在“元制度创新”方面促进上海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与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途径。

在我国,社会组织发育与成长遭遇到的最大“元制度创新”瓶颈在于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如果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要想进行登记,势比登天还难;二是即使找到了业务主管单位,成立了社会团体或者民办非企业单位,但如果脱离了政府组织的支持,要想生存下来,同样势比登天还难。譬如,即使在大力强调政社合作、“管、办、评”联动的浦东新区,2007年上半年政府用于政府购买服务的支出为2184万元。 若以此推算,2007年全年浦东新区政府用于政府购买服务的支出费用大致在5000万元,这一数字相比于100多亿的政府财政支出,实属微不足道。也正是这样,在当代中国,各类社会组织的发育与成长至今还是一个“伪问题”。如果离开了社会组织的良性发展与大力支撑,将很难培育出强大的服务经济与城市经济。

有鉴于此,获得了先行先试权和综合性制度创新权的浦东综改,就应在战略上重视社会组织培育与成长中的“元制度创新”问题。首先要致力于探索无业务主管单位的社会团体与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辖、监督管理等新型模式的“元制度创新”问题,包括对跨行政区域的社会团体的登记管理、住所在外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监督管理进行有效探索;

其次,以推进政社合作为切入点,以公共服务项目为纽带,以契约管理为核心,建构民众需求导向、非政府组织申请提供、第三方独立评估、政府部门核准与拨款式新型政府购买服务机制。

制度创新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制度创新；特色品牌；特色发展

作为刚刚迈入高等职业教育行列的我们来说，全方位的提高认识，转变观念，树立新的办学理念并指导行动，实施特色发展战略，走特色办学之路，才能在竞争激烈的高等职业教育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学校的特色发展不能仅停留于理论层面，必须通过制度创新获得有效支撑和保障，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1 学校制度现状制约着特色发展

作为实施高等职业教育的组织机构，学校有着不同于普通高校和普通中专学校的目标定位和特色追求，这种定位和追求是由学校在经济社会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的。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有的高职院并没有为达成自己的目标做好制度准备而匆忙上马，他们大多沿袭着既有高校的制度安排，结果不但失去了办学特色，而且培养高技能应用型人才的任务也不能很好的完成。当前存在的一方面社会急需各类高技能应用型人才，另一方面高职院校的毕业生很多又找不到工作的现象就说明了这一点。从表面上看，这是高职院校的目标错位所致，实际上与深层次的制度根源有很大关系。

2 制度创新是高职院校特色发展的关键

一个学校的办学特色是以其凝练的办学理念为基础而形成的、被社会公认的办学特征，是在其办学风格和理念上区别于其他学校的标志性特征，也是其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管理水平的反映，也是其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资源。独特的办学理念是学校办学特色的基础和源头，引导着学校的特色发展。学校办学特色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其实就是追求理想、践行理念的过程。然而，独特的办学理念只能作为一种精神标志，表征着学校的理想意愿、目标追求和社会责任，他不等于办学实践，不能直接地、自然地变成学校的特色发展，特色发展必须有富有特色的制度安排作为保障。

从中职迈向高职，制度安排问题要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离开了相应的制度安排，学校的办学理念只是一种愿望和可能，他虽然可以影响个人的行为，但不能形成统一的集体意志和全校师生的共同认识与共同追求，不能变成学校经久不息的特色发展实践。

事实上，特色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办学理念通过制度转化为办学实践，办学实践遵循制度呈现办学理念的双向互动、共同提升的过程。因此，要实现学校的特色发展，必须在学校办学理念的指导下，做出与学校组织目标相吻合的制度安排，使得这种办学理念具体化、操作化，成为学校办学实践中的价值规范。因此，用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来保证学校办学理念的实现，是学校特色发展的基本问题。

由中职迈向高职，学校的组织目标实现过程中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这些新问题仅凭现有的制度资源及其组合是难以解决的，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我们所说的制度创新，就是为了解决升高职后学校追求自身目标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一种更有效的制度替代原有制度的过程。它包含对原有制度的改进和超越，以及对新制度的创建和完善。

制度创新是一项长期、复杂而艰巨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关键是要选择好切入点。由于制度与特色的关系蕴含在人的活动中，而特色发展不仅仅是个体力量的展示，更是整体力量的展示，因此学校制度创新应围绕自身目标的达成，从分析学校人的活动入手，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激励所有的人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从这一点上来说，激励机制是一种动力机制，它是学校特色发展整体意义上的创新条件和活动源泉。

因此，通过制度创新，才能使得学校真正形成一种全新的激励机制，把全校所有教职员工的注意力引导关注社会需求、关注市场信息、关注专业建设、关注人才培养、关注教学质量上来，靠质量、靠声誉来发展学校的特色。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制度创新是学校特色发展的关键。

3 制度创新的有效途径选择

制度一方面是实现自由、张扬个性的工具和途径，另一方面又是独立于人意志的非人格化机制，是任何个人难以支配和控制的前提性结构。学校的制度创新，就是打破原有的制度安排，构建一种富有特色的制度结构。这种制度结构本质上是学校适应外部环境与符合自身逻辑的辩证统一。为此，学校从中职迈向高职的过程中，必须进行以下创新。

第一，构建学校运作的社会参与制度。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体系中与社会经济和职业世界联系最紧密的部分，随着企业在经济体制中的主体地位和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主体地位的确立，高等职业教育办学主体多元化局面随之形成。这就决定了学校的各项工作（如专业设置、课程开发等）必须转变为多元主体需求联动模式。为了使得各办学主体和利益相关者都能自由地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除了重大教育问题实施决策听证和咨询制度外，还应在学校管理中建立行政听证制度，确保用人单位、学生家长和学校教师有机会参与学校的治理。

第二，创新师资建设和管理制度。教师是教育之本，没有富有特色的教师队伍，学校的组织目标就无法实现。当前学校教师队伍的根本问题是二元结构现象：理论和实践教学队伍的分离。重理论、轻实践，重学术、轻技术，重学历、轻能力的现象在一部分教师中普遍存在。尽管学校也强调从企业聘请兼职教师，也强调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但由于制度的不完善，这些工作往往流于形式。因此，学校必须从师资引进、师资培训到教师晋级职称评审等进行系统的制度创新，使双师型队伍建设真正落在实处，改变二元结构现象。这是学校建设高职院实现自身目标的根本保证。

第三，构建可选择的学习制度。赋予学生以更广泛的学习选择权，是学校的应尽义务和服务职责。因此，学校应努力改变大一统的管理模式和标准件式的培养方式。在专业管理制度构建方面，应考虑给予学生至少一次更换专业的机会，允许他们转专业或跨专业学习，为他们成为复合型高技能人才创造条件；在课程管理制度方面，应建立可选择的必修课与选修课均衡的课程体系，为学生提供套餐式课程内容；在教学管理制度方面，应建立弹性的学习制度、学分制和学分转换制，使学生能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学习内容和学习时段；另外，还应建立和完善学习咨询制度和就业指导制度，对学生的选择进行帮组、指导和信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