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理论论文范文

政治经济学理论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资本论》；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苏联政治经济学；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7）02-0023-06

如何看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二者是统一的，还是分立的？这是任何一个研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学者都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纵观政治经济学说史及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史，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两条迥然相异的思维路线。一条路线以马克思为突出代表，认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统一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内在精神。另一条路线以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与前苏联政治经济学为代表，认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分立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外在于政治济学的另一个学科或领域，它在政治经济学之外形成，然后被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深入探讨这两条思维路线的经验教训，是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一个必要内容。

一、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相统一

马克思的《资本论》理论体系的系统性和辩证性，甚至让其理论对手都不得不折服。其原因就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根据刘永佶教授的研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系统的实证抽象法。系统的实证抽象法的主要环节有：一是从实际经济矛盾出发，充分占有材料；二是实证与抽象的内在统一；三是以概念运动为核心；四是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统一；五是专题研究与系统研究的统一；六是以概念从抽象到具体转化为主干的论述体系；七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①

系统的实证抽象法的核心是概念运动，而《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正是对概念运动各环节的全部成果的系统总结。《资本论》一、二、三卷的理论体系可以总结为以下的概念运动链条：商品――价值―货币―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工资―资本积累―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总产品的两大部类―利润―平均利润―生产价格―商业利润―利息―地租。这个概念运动链条，就是《资本论》理论体系的主干，也可以称之为概念体系。它是以剩余价值为核心概念的，其核心突出，主线清晰，环环相扣，层层推进。这个概念体系不是马克思灵感爆发的一时之作，而是他呕心沥血四十年才得以铸造成功的。纵观马克思四十年的研究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所呈现的只是概念运动全过程的最后环节，即多个概念的转化环节，而概念运动的全过程实则包括概念的规定、展开和改造以及多个概念的转化环节。以上概念运动链条上的每一个概念的规定、展开和改造以及概念间的相互转化都体现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以概念运动作为系统的实证抽象法的主干，马克思的这一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有两个理论来源：一是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二是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其中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对概念运动的强调是最突出的。马克思本人曾这样概括黑格尔的概念运动的思辨辩证法：“正如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群一样，从群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又产生整个体系。”②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以概念运动为主干的辩证法，但对其以意识为人的本质所导致的错误予以批判，在强调劳动为人的本质核心的基础上，通过对经济矛盾的实证抽象，形成了系统的实证抽象法，并与理论体系统一于规定经济矛盾的概念运动中。概念运动既是《资本论》方法论的核心，也是《资本论》理论体系的主干。方法构建体系，体系发挥方法，二者高度统一。

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分立在理论体系之外的数学技术或科学哲学方法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具有两种含义。一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即指现代西方主流的经济学家们在经济学研究中所运用的方法论，具体而言就是数学技术。第二种含义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独立出现的一个叫做“经济学方法论”的新学科，这个新学科的具体内容是用科学哲学的方法来评判西方主流经济学。欧美学者对于上述两种含义的方法论按首字母的大小写来加以区别。第一种含义的方法论首字母小写――methodology，第二种含义的方法论首字母大写――Methodology。不论是数学技术，还是科学哲学方法，都不是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内生的，而是分立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之外的。

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把数学技术作为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一种局部思维形式或技巧的做法很早就出现了，但将数学技术上升为主导整个学科理论研究的方法论的做法则是从边际学派的杰文斯、瓦尔拉斯等人开始的。这一企图随后受到了新古典学派的马歇尔的强力抵制。马歇尔主张经济学家应该将数学作为一种速记工具以启发和记录灵感，在正式出版物中则应该把数学全部放在脚注或附录中，甚至最好全部烧掉。

关键性的转折发生在1947年萨缪尔森出版的《经济分析基础》。萨缪尔森在此书的扉页上引用了一位美国数学物理学家的“数学是一种语言”的名言。在书中，萨缪尔森明确表达了他对马歇尔传统的不满：“就如许多时髦经济理论所表现的那种特征，对本质上很简单的数学概念作费力的文字说明，这不仅从科学进步的立场上看毫无裨益，而且所涉及的也只是一种特别无聊的智力体操。”③继而他将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理论、消费理论和福利理论全部翻译成数学上的多元微积分求极值法，并尝试将动态均衡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翻译成数学上的微分方程和差分方程。坚持以文字语言为主要叙述方式的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理论阵地，就这样被萨缪尔森用数学形式主义攻占了，从此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正式将数学技术作为整个学科的方法论。这一事件可以称之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革命”。

自1947年以来，数学形式主义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愈演愈烈。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主流经济学的本科及研究生的教学，不仅纯数学技术类的课程以及与数学技术高度相关的理论课程的课时比重越来越大，而且主流经济学教材也依照所使用数学技术的复杂程度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层次，似乎数学技术越复杂经济学就越高级。二是美国主流经济学的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的数学形式主义倾向也越来越严重，连篇累牍的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论文占领了大部分版面。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将数学技术作为本学科的方法论，造成了理论体系与方法论的分立。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以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为典型代表，但这个理论体系并不是萨缪尔森本人的创造，而是他把马歇尔、张伯伦、希克斯等人的理论作为微观经济学，把凯恩斯的理论作为宏观经济学拼凑在一起的产物。后来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经济学界的争论，萨缪尔森还把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些理论拼凑进他的《经济学》教科书。以《经济学》教科书的第19版为典型代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由以下的一系列主干概念搭建起来的：稀缺、效率、需求、供给、价格、均衡、效用、成本、收益、利润、竞争、垄断、劳动与工资、土地与地租、资本与利息、国民收入、消费、投资、总需求、总供给、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国际贸易、汇率、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经济周期等。可以看出，这些主干概念没有一个是笛Ц拍睿它们都是由在萨缪尔森之前的经济学家们通过使用非数学的定性研究方法才得以规定的。由此可见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与作为其方法论的数学技术之间的明显分立。这种分立表现为，数学技术都是数学家们在思考数学问题时创造出来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所能做的只是学习掌握并运用这些外在于经济学的数学技术。

这种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分立给西方主流经济学自身理论的发展制造了严重的障碍。自从数学技术被人为地提升为经济学方法论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便放弃了在经济学研究实践中内生发展经济学方法论的抱负，转而满足于从数学中寻找各种既有的技术，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某些既有概念进行演绎性的数学演算。这种做法可以对一些既有的经济学概念之间的数量关系进行分析，不能说毫无可取之处。但其最致命的缺陷是很难规定新的经济学概念，尤其是主干性的经济学概念。这是因为，数学技术与数学概念是统一的，用数学技术演算既有的经济学概念，可以实现既有经济学概念的数学化，也可以发现既有经济学概念在外延上的不完善性从而对之进行改造，甚至还可以用“既有经济学概念+数学概念”的方式规定出新的辅的经济学概念，比如说XX率、XX曲线、XX指数、XX乘数、XX函数、XX方程式、平均XX、边际XX、总XX等，但却很难规定出新的主干性的经济学概念。④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虽然在每一次更新版本时都会收入一些新的经济学概念，但这些新概念要么是用“既有经济学概念+数学概念”的方式规定出的新的辅经济学概念，要么就是由具体经济学科（如财政学、金融学、国际经济学、公共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提供的新的辅经济学概念，整个理论体系中的主干性概念并没有发生变动。总之，数学技术上升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后，并没有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贡献出一个新的主干性经济学概念，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长期僵化。

创建以使用科学哲学的方法评判西方主流经济学为具体内容的“经济学方法论”新学科的是马克・布劳格，创建的标志是1980年发表的《经济学方法论》一书。⑤参与这个新学科建设的欧美学者除马克・布劳格（证伪主义）外，还有考德威尔（多元主义）、麦克洛斯基（经济学的修辞学）、豪斯曼（新穆勒主义）、罗森伯格（大众心理学批判）、劳森（批判实在论）、汉兹（新经济学方法论）、博兰德（批判理性主义）等人。1994年他们还创建了《经济学方法论杂志》，作为这个学科论文出版的主要阵地。参与这个新学科创建工作的学者们大部分是从事科学哲学研究的哲学家，也有少量的经济思想史研究专家。总结归纳他们发表的著作和论文，可以看出绝大部分是在批评主流经济学家们使用的方法论仍停留在科学哲学的实证主义阶段，因而是不够科学或者不够先进的，因此需要根据他们的科学哲学方法――五花八门的后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方法――加以改造。

这个所谓的“经济学方法论”新学科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分立是明显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基本拒绝与他们认真对话。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深知只有把时间花在钻研高深数学技术上才方便快速发表经济学论文，才能使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和科学哲学家们讨论经济学中的实证主义问题则纯属浪费时间。萨缪尔森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这帮科学哲学家的鄙夷之情：“有科研能力的人，从事科学研究；没有科研能力的人，就闲聊科学方法论。”⑥

应该承认，这些科学哲学家所做的工作并不完全是无用功，他们中的有些人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方法论的批判是相当深刻和精到的，足以给我们以重大启发。但是，由于他们将“经济学方法论”视为是外在于经济学的另一学科，所以只能从外部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批评意见。这些科学哲学家们依据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可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让人眼花缭乱的批评意见，但终究没有一人能建立起替代性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这种在理论体系的外部进行批评的局限性正如黑格尔所言：“真的驳斥必须在对手强有力的范围内，和他角力较量；在他以外的地方去攻击他，在他不在的地方去主张权利，对于事情是没有进益的。”⑦

三、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分立在理论体系之外的“唯物辩证法”

与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把数学技术提高到经济学方法论的方向相反，前苏联政治经济学家们则把哲学方法论――“唯物辩证法”直接作为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由此形成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其理论体系的另一种类型的分立。

前苏联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以前苏联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和列昂节夫等人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典范代表。该教科书是在斯大林的倡导和关注下，以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指导，形成的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表述。该书第三版（1958年）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和认真学习。

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第三版分为上下册。上册在简单叙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后，重点放在论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上，从内容上看是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缩编。下册则是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经济的论证，但编者没有区分清楚“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一般，将其对“苏联模式”的论证混淆为对社会主义一般的论证。

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理论体系是由以下的一系列主干概念搭建起来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然后教科书再结合前苏联当时的各项经济政策，分别叙述各部门经济，主要包括国营企业、集体农庄、商业、财政、金融、国民收入和对外经济交往。

这样的一个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五大经济规律”为主干的理论体系，具有浓重的先验性和强制性。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工作者们似乎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都是未卜先知的天才预言家。他们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经济产生和成熟之前就准确地预言了其中的各种主要经济规律。这样留给政治经济学工作者的任务就很简单了：只需要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中找出几条提炼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内容，然后以此为据，去注释苏联政府当前推行的各项经济政策，去向民众宣传这些经济政策是合理的、科学的就足够了。

纵观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史，虽然随着政治经学工作者们的世代更迭，政治经济学界又陆续推出了新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但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前苏联解体，这个理论体系的主干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随时代所变动的只是教科书所要注释的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20世纪60年代查果洛夫主编的教科书是用既有的理论体系注释赫鲁晓夫的“用20年时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政策。20世纪70年代鲁缅采夫主编的教科书是用既有的理论体系注释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政策。20世纪80年代梅德韦杰夫和阿巴尔金主编的教科书是用既有的理论体系注释戈尔巴乔夫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经济政策。

至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工作者们认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研究社会的经济制度。”⑧唯物辩证法是哲学方法论，前苏联政治经济学家将哲学方法论直接视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由此就造成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明显分立。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者们并不从事哲学研究，而科研院所的学科建制依照列宁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划分，严格地将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分开，方法论就成为了哲学的专属物。政治经济学工作者只能从哲学教科书中直接拿来哲学层次的“唯物辩证法”，再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去。

比较早地发现这种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分立现象并提出批评意见的是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副岛种典。他在1961年由日本青木书店出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批判》一书中尖锐地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不是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来分析资本主义的结果，而是由于二十五年以上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仅是列宁指出的研究大量的实际材料，还包括对前人经济学说的细密的研究）方才可能。”⑨副岛种典据此判断出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存在严重的方法论上的错误。这是他的历史功绩。

由于将唯物辩证法直接视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工作者们主动放弃了对方法论的深入探讨，而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交给了哲学工作者们。而前苏联的哲学工作者中的绝大多数又固守着由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中对“唯物辩证法”的那几条干巴巴的规定，不去讨论具体学科的具体问题，因而不能丰富和发展辩证法，反而将“唯物辩证法”变成了一个专门用来批斗学术异端的紧箍咒，动辄以他人违反“唯物辩证法”为借口粗涉具体学科的方法论探索。在意识形态的高压电网面前，前苏联众多学术工作者们宁犯思想错误，不犯组织错误。唯上唯书的学风笼罩着哲学界和政治经济学界。

总之，由于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理论体系分立，前苏联经济学界既没能发展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也没能变革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既有理论体系。教条主义的阴影笼罩着整个政治经济学界。这种状况或许对贯彻前苏联领导人的意志是合适的，但却不能切实揭示和解决经济矛盾。这种比美国主流经济学还要庸俗和僵化的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最终在与美国主流经济学的全面较量中败下阵来，其留给中国政治经济学界的教训是极其惨痛和深刻的。

四、以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统一为原则探索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由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前苏联政治经济学将方法论外在于政治经济学，不仅方法论的研究不能深入、系统，更制约着理论体系的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必须克服这个缺陷，以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统一的思路展开对经济矛盾的系统抽象。

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学界在方法论上的苏联化、美国化的倾向依然存在。表面上看，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已然退出历史舞台，固守前苏联教科书“原理”的人在中国已经不多了。但实际上，目前很多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根据撰写论文并提出政策建议的人，其方法还是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教条主义方法，只不过其所依据的“原理”从前苏联教科书上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普遍真理”变成了美国教科书上的“市场经济的普世价值”而已。另外还有一批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学者，则把美国主流经济学的数学技术作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引入国内，并以此作为“学科规范”来改造国内的经济学期刊和经济学教育，结果在国内形成了一种竞相以使用和要求别人使用高深数学技术为能事的风气。有某大学学报的编辑将这些方法论上固守苏联化、美国化思维的经济学论文称为“八股倾向”，这种批判是入木三分的。⑩

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内在精神，中国经济学界如果不在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上克服苏联化、美国化的误区，那么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建立永远只是空话。作为有学术理想追求的中国经济学人，研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和发展中国政治经济学。探索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应该继承马克思的思维路线，坚持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相统一。统一的关键，还是在概念运动。中国政治经济学必须有自己的概念体系，探讨建立这一概念体系就是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任务。

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是对他的那个时代的欧洲（尤其是英国）经济矛盾的概念规定。我们应继承其中的辩证精神和原则，但不能将他的体系视为绝对真理和亘古不变的教条。当前中国的现实经济矛盾和《资本论》相比，既有国度性的差异，又有时代性的差异。机械地照搬照抄《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是不能对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作出恰当的理论规定的。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统一是原则，中国政治经济学工作者要依循这个原则，从探讨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以及相应的概念规定、展开、改造和转化入手，探索与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内在统一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依循马克思开创的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统一原则，刘永佶教授于2015年12月出版了《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一书，该书的主要内容有：第一，清除了原来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克服了源自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关于上帝或物质为世界本原、本体的论证）传统；第二，明确了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因此其方法论也具有国度性；第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而非另一学科或领域，不是可用可不用，可用此也可用彼的外在工具；第四，中国政治经济学由主体、主义、主题、主张为基本构建；第五，系统规定经济矛盾八个层次；第六，明确“实证是对现象本质联系的抽象”，形成“实证抽象”的概念；第七，初步规定中国经济矛盾概念体系；第八，依据对中国经济矛盾的规定探讨其解决途径。这部著作全面贯彻了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统一原则，集中探讨了如何以概念运动规定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对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创新发展做了扎实的探索。

注释：

①刘永佶：《〈资本论〉逻辑论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2-143页。

③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分析基础（增补版）》，何耀等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④凯恩斯提出的“总需求”和“总供给”概念似乎是个例外。但仔研究就会发现，“总需求”和“总供给”概念并不是凯恩斯通过数学技术演算而规定出来的。从数学技术上说，将单个商品的个人需求曲线、企业供给曲线分别加总，只能分别得到行业需求曲线、行业供给曲线，而不可能得到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这也是一些西方学者一直抨击凯恩斯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的原因之一。但能规定出“总需求”和“总供给”这两个概念，恰恰体现了凯恩斯的思维层次和思维能力远高于他的同行。

⑤桂起权：《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之走向》，载于《经济评论》，2002年第2期。赵华，李建珊：《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哲学化》，载于《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8年第5期。

⑥D・韦德・汉兹：《开放的经济学方法论》，段文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⑦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44页。

⑧前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册），北京编译社译，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页。

⑨副岛种典：《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批判》，孙尚清译，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3页。

政治经济学理论论文范文第2篇

1．教师教学中的困惑

在经济学界，存在着把政治经济学束之高阁或被当作传统经济学而抛弃的倾向；非理论经济学的经济管理类专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中，不考政治经济学内容；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发表渠道狭窄，经济刊物刊登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论文越来越少，一些经济理论刊物不承认政治经济学是学术，基本不刊登与政治经济学相关的研究文章。与政治经济学相关的研究成果，在一些经济学评奖活动中得不到承认，甚至被排斥在外。教师是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人，教师的个人发展与学科的发展前途密不可分。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边缘化，使政治经济学教学科研队伍发生动摇，从事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人员不断减少。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很少有以政治经济学作为研究方向的，而一些有影响力的政治经济学专家则年事渐高，中青年学者队伍阵容单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后继乏人。近年来，报考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考生，远远少于报考西方经济学、金融学等专业的考生，相应招生人数较少。在经济和管理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完全以西方经济学理论为主，对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少考或不考。这影响和减少了政治经济学教师的深造机会，加剧了政治经济学的师资力量薄弱状况。

2．学生学习中的疑惑

现在的大学生缴费上学，他们对自己的就业和前途非常关注，对就业有直接帮助的课程趋之若鹜，而对理论色彩强的课程兴趣不大。我们不能因此批评学生急功近利或短期行为，因为他们是理性的行为主体，他们的基本要求是合理的。在学习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时，学生会考虑政治经济学的作用，经常向教师询问学习这门课的将来用途。教师的回答一般有三条：理解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培养经济思维能力和理论研究能力，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有的学生认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对自己将来就业工作并无多少影响；有的学生认为，经济思维能力和理论研究能力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培养，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想考研或从事研究工作；有的学生认为，自己对社会主义信念很坚定，其他政治课也在强化自己的社会主义信念。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大背景下学习剩余价值理论，分析剥削问题，分析阶级斗争，有些学生觉得难以理解。有些学生提出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要解决剥削问题就要实行公有制，而我国为什么却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私有制条件下的剩余价值剥削问题，但大学生毕业后大部分要到私营企业去求职去就业，有些学生提出疑问：“学习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意义何在？难道要我们将来去企业跟老板搞阶级斗争吗？”这些疑惑无疑影响了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兴趣与积极性。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困境的成因

政治经济学教学困境的形成原因具有多面性和复杂性，既是社会经济环境变迁的结果，也是政治经济学自身创新不足的体现。

1．我国社会经济环境发生巨大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方面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另一方面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我国经济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化，党和国家的执政方略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实现了由阶级斗争为纲向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在历史巨变中，政治经济学也在努力适应新的发展变化，并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但政治经济学对现实的解释和指导整体上存在不足，对许多现实的突出问题缺乏政治经济学视阈的分析与研究。大学生的成长发展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的大学生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他们生活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他们讲授市场经济必要性内容明显有些过时。根据现有的利益格局、多种分配方式和就业形式，雇佣劳动力现象非常普遍，学生大多不认为私营经济中存在剥削。有些学生家长本身就是私营企业主，雇佣工人，开厂设店。教师讲剩余价值，他们肯定有些想不通，甚至有抵触和厌学情绪。大学与中学的教学内容有重复，也使得部分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学习不够重视。

2．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不足

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学困境的重要原因是，政治经济学课程的理论创新不足，把政治经济学原理当作教条来传授。我国社会转型期存在不少突出的特殊问题，贫富差距拉大问题、弱势群体问题、农民工问题、劳资关系问题的研究。对这类问题和社会矛盾的研究，应该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强项，但实际上囿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顾虑，很少用政治经济学理论来分析探讨这些问题。这导致政治经济学对社会主义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不足，无法满足社会发展和实践的需要。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也在修订，教学内容也在更新。但每次修订和更新似乎不是由于理论的发展，而是为了加入新的政府政策。这一方面表明，政治经济学教学对改革开放新形势的适应，另一方面也使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政策注释者的特点，不利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真正发展。政治经济学创新不足还表现在政治色彩过强。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主体应该是经济学家，只有大批经济学家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创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才真正有希望，才能有动力和持续性。我们现在讲授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内容主要由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完成，而我们讲到对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都是国家领导人的贡献，而没有讲到经济学家的探索与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每当中央就某个重大经济问题做出新的决定或决策，理论界就有人会说又取得了新的重大突破。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被认为是理论上的重大创新和发展。这种创新和发展实际是通过政治决策来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学术研究方面的新突破。从学术研究方面看，早在20世纪60－70年代，东欧一些经济学家就提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可以结合，其认识深度和广度达到相当高的程度。这种做法，一方面使得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教学带有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削弱了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管理专业基础理论科的地位，另一方面实际上抹杀了很多杰出经济学家的贡献，不利于调动更多的经济学工作者投入更多的研究精力与智慧，影响了政治经济学的持续发展能力。

3．政治经济学的直接应用性不强

与政治经济学边缘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经济学从边缘化状态起步，其影响力日益增强。对于这一现象，恐怕不能简单归因于外部的影响。事实上，在财经类专业中，政治经济学与各门财经类课程的联系日益弱化。目前，政治经济学只是经济学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而不再是工商管理类各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即使在经济类专业教学中，除经济学专业外，财政学、金融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等专业与政治经济学的内在联系也不断减弱，无法为这些经济类专业提供理论支持与发展力量。在经济学类专业的各门专业核心课程中，政治经济学显然是相对独立的，同西方经济学、国际经济学、金融学、计量经济学、财政学、统计学、会计学等课程缺乏内在联系，在基本范畴、理论前提、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与分歧。同西方经济学相比，政治经济学的现实应用能力有待加强。经济学是经世致用的学问，其生命力在于应用，经济理论必须密切联系实际，为经济实践服务。政治经济学理论色彩浓厚，逻辑性强，但其实际应用能力却长期得不到加强，理论运用的实践性和务实性不足。以对服务问题的理论研究为例，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服务行业不创造价值。但在现代社会，服务行业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解决社会就业问题、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受政治经济学理论对服务业忽视的影响，我国对服务业的发展长期重视不够。我国现在大力提倡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协调发展，但我们的理论依据和行动指导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两大部类原理，而是依据产业经济学的三次产业结构理论。其原因就在于社会资本再生产的两大部类原理没有包括服务业，而且模型的假设条件非常严格。再以国民核算体系为例来看，我国很长一段时期曾经使用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来核算和统计国民经济，该理论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该核算制度的缺陷日益显露，因为该核算制度对非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情况存在遗漏，不能反映第三产业发展状况，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所以，我国最后逐渐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替代了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而该核算体系是建立在以西方经济学的“要素价值论”基础之上的，而这一理论长期受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批驳。“要素价值论”等内容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是批判的内容，但在西方经济学中却是基本原理，出现了“政经批判，西经肯定，现实应用”的尴尬局面。

三、优化政治经济学教学的路径

政治经济学课程具有特殊性，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是经济学基础理论课。与此相对应，政治经济学教学承担两重任务：一是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二是培养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帮助学生打下坚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做到两重任务兼顾，并根据财经类院校的特点，强化理论教学。要在明确政治经济学课程性质定位的基础上，通过加强理论创新、提高教师素质、增强教学实效性等途径，才能有效化解政治经济学面临的教学困境，使政治经济学摆脱日益边缘化境况。

1．坚持政治经济学主流地位

世界主流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是非主流经济学；社会主义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是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西方经济学则是非主流经济学。这一认识是基于世界经济理论的发展状况和我国基本国情作出的历史性判断。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在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的主流地位不能削弱和淡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政治经济学可以而且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大有作为。为了保持政治经济学主流地位，必须拓宽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要把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方面都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来讲，政治经济学是一种“批判的和革命的理论”，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则可以成为一种“建设的和发展的理论”。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科学分析和揭示了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与原理，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理论起点和科学方法，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的改革开放提出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这对善于制度分析和历史分析的政治经济学形成了挑战，也为其发展理论、保持主流地位提供了历史机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资本日益集中化，第三世界绝对贫困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拉大。政治经济学为分析和解决这些突出问题提供了独特的思路和方法，有助于我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趋利避害。

2．不断进行理论创新

政治经济学要保持主流地位，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政策保护方面，因为保护性措施虽然能在短时间内起作用，但会损害政治经济学的长期生存和发展能力。政治经济学教学要摆脱边缘化地位，增强现实应用能力，离不开创新。创新应该是政治经济学生存和发展之道。政治经济学创新包括基本理论、理论体系、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方面内容。政治经济学理论和体系创新非常重要，比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的创新更紧迫、更基础、更困难。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不能以追求理论上的完美和自圆其说为目标，其理论和内容创新要同现实问题联系，要以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为导向，要能够为经济管理专业提供理论支持和智力支撑。首先，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要提倡百家争鸣。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主体应该是经济学家和经济理论工作者，而不能完全依靠党和国家领导人。政治经济学只有在充分讨论和争论中，吸取百家之长，才能不断发展。其次，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要有相对稳定的体系，不能变成社会主义政策注释学。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政治经济学应该把政治经济学理论作为行动的指南，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促进发展先进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富民强的发展目标。再次，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研究要创新。在社会主义正处于发展建设的现阶段，政治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不能一般地研究其走向灭亡的必然性，而要关注如何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经济如何与资本主义竞争和合作。第四，在理论创新时要正确处理好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离不开对西方经济学的吸收与借鉴，西方经济学中描述客观经济现象的基本范畴和理论可以有选择地引入政治经济学，以充实政治经济学，但不能削弱政治经济学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最后，政治经济学创新与发展是一项系统的工程，基本路径主要分为有机统一的三个层面，即内容创新、数理分析创新与实证研究创新。

3．稳定教师队伍

教师是政治经济学教学的主体，教师队伍状况影响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质量与效果。为了形成和保持一支稳定和高素质的政治经济学教学队伍，必须通盘考虑政治经济学师资力量培养的方案，不断完善政治经济学人才培训体系。人才培养是政治经济学队伍建设的基础工作，要做好培养方向的目标定位、师资培训基地的选择、培训人员的确立、培训体系的构建等相关工作，为开创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科研新局面提供条件。政治经济学人才培训机制和体系的建立，能够促进人才流动和学术交流，为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政治经济学教师要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素质。对于新知识，尤其是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师要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去对待去学习，掌握西方经济学原理。通过学习，可以更新观念，开阔视野，拓宽专业知识面，深化对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的认识，提高经济理论水平，逐步实现对经济理论和思想的融会贯通。政治经济学教师要有浓厚的科研兴趣，不断拓宽研究领域，提高研究水平，并能够把科研成果有效转化为教学资源，对学生进行深入浅出和生动活泼的讲解，以研究促教学，以研究促进自身的发展。

4．提高教学的实效性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实践和应用，以经世济民为主旨的经济学更应该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己任。政治经济学教学不仅要对学生考研有用，而且要对学生提高经济理论素养和成长成才有益。教师要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发挥积极引导作用，使学生通过学习政治经济学，一方面掌握基本原理，增强理论思维能力，另一方面深刻认识人类社会发展和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增强社会适应能力。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力求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学科，对社会不公平问题持批评态度。我国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努力实现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没有经济矛盾了，没有利益冲突了。事实上，在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存在着贫富差距拉大、劳资矛盾尖锐等利益冲突。而构建和谐社会，就要采取有效措施来化解这些冲突与矛盾。教师要通过深入分析，使学生充分认识到，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以分析利益冲突的政治经济学可以大有作为。当然，政治经济学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利益矛盾与冲突，主要目的是解决这些发展难题。教师还要注重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现实案例教学，引导学生关注和思考社会现实问题；通过组织学生讨论和辩论，增强师生互动，增强学生的参与意识和综合能力；通过教学形式和内容改革，强化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政治经济学理论论文范文第3篇

（一）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尚不完善。

第一，部分理论和社会现实不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批判揭露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过渡性，同时颂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由于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和科技革命的巨大推动，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出现衰退，反而出现了长期的稳定和繁荣，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理论和现实的反差不仅让学生难以信服，甚至还会使部分教师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产生怀疑；第二，缺乏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缺乏对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重大经济问题，比如经济增长问题、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国际贸易的平衡问题等，政治经济学都难以给出具体的指导性意见。2、体系不够完善。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其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唯一的研究对象可以使得其理论体系简单而完整。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开始把经济运行作为研究对象并引入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当中，其研究对象也从一元变为了二元。二元的研究对象需要有两条线索贯穿整个研究体系，两条线索之间的主从关系、结构安排难以处理，使得整个研究体系的逻辑线索变得不再清晰。在教学过程中就出现了冲突的现象，相同的范畴、内容和理论在此处肯定，彼处却又否定———诸如“利润”、“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部分是进行批判，到社会主义部分又进行肯定———降低了政治经济学在学生心目中的信服力。3、研究方法落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侧重于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长于逻辑推理，但缺乏实证研究，较少注意前提假定是否符合实际，也少注意结论是否能够通过经验检验，这使得政治经济学的许多理论成为“空中楼阁”，削弱了政治经济学的现实说服力。

（二）教学环节中存在的问题。

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属于学科层面，它的不完善对本门课程教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具体的教学实践环节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可以从教材、教师和学生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理论发展的不完善意味着市面上没有出现令人满意的教材，没有令人满意的教材则使得教师在教学中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教师的教学效果不好，则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这几个方面互为依托，互相影响，每个方面出现问题都会使得其他方面产生新的问题。

1、教材方面。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高校对《政治经济学》教材的革新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从内容的编排方式来划分，可以把这些《政治经济学》教材分作两类：第一种是延续传统的“一导两块”编排方式，即导论、资本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以谷书堂（1992）、吴树青（1993）、魏埙（2002）、蒋学模（2005）、程恩富（2007）、张彤玉（2009）、柳欣（2009）等为代表；第二种是突破传统的编排方式，把马克思资本论的基本原理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糅合在一起，以张维达（2000）、逄锦聚（2009）、程恩富（2011）等为代表。两种编排方式各有所长：第一种编排方式能够较为完整地表述马克思列宁的基本理论，但是缺乏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分析，缺乏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分析和指导，并且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内容的叙述逻辑常常不一致，在理论体系上不够一体化；第二种编排方式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理论体系较为完整，能够较好地融合现代经济理论的最新成果，但是这种编排方式也有缺陷，主要问题就是内容庞杂，并且会使学生分不清哪些是原汁原味的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这两类教材除了上述差异外，还存在一些共同问题：第一，社会主义部分内容不稳定，经常随着中央的文件精神变化而变化，近乎沦落为“政策解释学”，缺乏学科独立性。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会认为这个不是科学，从而失去学习兴趣。第二，批判性强，客观性不足。资本主义部分内容过多的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端及矛盾；社会主义部分则主要是歌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将两种制度进行对比分析，从而阐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与落后，社会主义制度的无限光明。这种写法缺乏客观公正的分析。第三，知识陈旧。各种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基本内容都来自《资本论》，所以内容上大同小异，难脱窠臼，缺乏突破性的理论创新。《资本论》是十九世纪的理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用《资本论》已经很难解释现在的很多复杂的经济现象，比如通货膨胀与就业之间的短期替代效应，国际汇率的复杂决定过程，消费者的行为模式，等等。

2、教师方面。

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理论经济学领域地位下降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在2006年高校政治理论课课程改革后，政治经济学并入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程中，导致系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学生大幅减少。受此影响，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课时数量不断受到压缩，部分高校管理类专业甚至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课程，部分高校硕士和博士入学考试中不再要求考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发表渠道越来越窄，经济类刊物收录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愈来愈少，在某些经济学评奖活动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甚至会被排斥在外。在政治经济学课程及学术边缘化的影响下，教师队伍日渐萎缩，梯队培养后继乏人，使得政治经济学的师资力量不断削弱。同时，由于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非常强的课程，客观上要求讲授教师必须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和高超的授课技巧，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让他们主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然而，在我们的教师队伍中，普遍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第一，责任心不强。不少教师以完成课时量为教学目标，认为自己只要完成教学课时数和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就算完成教学任务，不过问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第二，理论功底不扎实。部分教师对理论知识的掌握仅局限于教材，既不去钻研马克思、列宁的原著，也不去梳理近几十年来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演变，理论素养低下，课程讲授只会照本宣科，不能予人启迪，难免枯燥乏味；第三，教学方式落后。不少教师在教授政治经济学时，不思提高教学技能，增加教学手段，只会采取传统的“满堂灌”的方式来教授学生，单向灌输，缺乏互动，无法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加上考核方式单一，造成学生出现“厌学”情绪。

3、学生方面。

大学生来高校学习深造的主要目的是就业，所以他们在课程的选择上非常功利，对就业和前途有帮助的课程就认真听讲，而理论色彩浓厚的课程则不感兴趣。他们在学习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时，也会提出相应的问题：“这门课程对我有什么帮助？”教师的标准答案不外乎三条：第一，有助于理解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二，有助于培养经济思维能力和理论研究能力；第三，有助于增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教师所站的立场和学生不一样，不容易体会学生的强烈需求。在就业的压力面前，学生会觉得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如一门实用性的技术，经济思维能力的培养不如其他经济类课程，社会主义信念的增强解决不了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问题。怀有这类想法的学生占有大多数，他们对本门课程的学习缺乏动力，修学分成为他们前来听课学习的唯一目的。除了功利性因素之外，由于课程本身的因素，大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还会遇到以下困难：第一，认识问题。部分学生，尤其是理科学生，将政治经济学简单理解为带有政治色彩的经济学，以死记硬背的方式进行学习，没有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科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存在认识上的误区；第二，政治经济学本身比较抽象，相对难以理解，同时由于学生们在思维方式上难以一下子转换过来，不会用形而上的唯物辩证法来分析问题，因而难以理解和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第三，在整个经济学类的各门核心课程中，政治经济学与其他课程之间的内在逻辑和联系非常弱，在基本范畴、理论前提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与其他课程都有很大差别。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难以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其他课程的知识融合起来，使得政治经济学作为基础理论的地位流于形式，未能在培养学生经济学理论素养方面达到应有的效果。

二、提升教学质量的一些建议

（一）不断发展完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滞后于时展是其理论不够完善的根本所在，政治经济学只有在理论体系上不断发展创新，才能适应时展的要求。在大力发展完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摒弃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其他经典作家对我国的错误影响，还原马克思《资本论》最真实的本源；其次，要克服教条主义倾向，以中国经济运行实践为基本出发点，以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为导向，为经济学科其他理论提供理论支点和智力支撑；第三，要大胆借鉴其他学科和经济理论已有的学术成果，在不削弱政治经济学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不断充实和完善政治经济学；第四，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和探索，不能只简单讨论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及其灭亡的必然性，更要关注如何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科学规律，及社会主义经济如何与资本主义开展竞争和合作。

（二）不断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教师是教学过程的主体，教师队伍的素质对整个教学过程的影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支稳定和高素质的政治经济学教学队伍是保障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的重要基础，而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必将极大地提升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质量。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首先，要加强政治经济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加大优秀人才的引进力度，建立科学有效的考核评价机制，提高激励水平，引进竞争机制，增加师资队伍的活力和凝聚力；其次，要为教师搭建好学习交流的平台，鼓励政治经济学教师参加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加强和兄弟院校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交流与学习，为本校政治经济学教师提供更多的进修学习机会；第三，要切实提高教师队伍的理论素养和科研能力，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研究和专业领域研究，并把科研成果积极有效地转化为教学资源，以科研带动教学，提升教学的水平和层次；第四，要为教师队伍提供更多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科学，要求教师要理论联系实际，能够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解释中国经济的现状和问题。

（三）改革创新传统教学方式，不断提升教学效果。改

变传统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技能，是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最为直接有效的途径之一。学生是教学过程的客体，而改革创新教学方式的核心就在于提高客体———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由于缺乏互动，传统的单向传输的教学方式会使学生逐渐产生厌学的心理，而创新教学方式的关键就在于要增加互动，增加学生接受知识的途径。第一种适合于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方式是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首创于美国哈佛大学，是一种教师结合教学内容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现实案例来解释抽象理论的教学方式，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在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引入案例教学法，可以把抽象的概念和原理融入生动有趣的案例之中，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还能增加学生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第二种教学方式是研讨式教学。研讨式教学的互动性更强，要求学生对教师布置的问题进行积极思考并写出讨论稿，通过教师的审核后，在讨论中阐述自己的观点，即要做到讨论前有准备、讨论中有争论、讨论后有总结。这种方式能够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也使得教师对学生能够有更为深入的了解。需要注意的是研讨式教学对教师的课堂组织能力要求非常高，既要使学生有话可说，有话敢说，引发争论，又要保证学生发言围绕主题开展，一旦发现不当言论要及时进行引导和纠正。

（四）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政治经济学》。

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政治经济学是激发学生内在学习动力的另一个途径。学生由于对政治经济学认识不足，才会对其存在偏见和误解，因而失去学习的兴趣。首先，政治经济学不是带有政治色彩的经济学，而是和西方经济学一样都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政治经济学非马克思首创，而是他在批判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基础经济理论科学；其次，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基本经济规律和理论并没有过时，对于中国经济现实问题仍有重要指导意义，比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原理，两大部类协调发展理论，货币流通理论，等等；第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具有不同的研究视角和阶级立场，因而在同一问题上可能会存在不同的表述，在学习时要避免受到西方经济学的干扰和混淆。

政治经济学理论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前无古人的波澜壮阔的社会经济实践，于是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就成为经济学界关心的重要课题。通过梳理中国经济学在内容、体系、方法论上的研究成果，明确中国经济学的目标，分析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主要困境，并结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耦合研究成果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探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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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斯蒂格利茨.经济发展需要对经济规律深刻理解［R］.“中国经济学教育回顾与展望”系列研讨会，2006.

政治经济学理论论文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前无古人的波澜壮阔的社会经济实践，于是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就成为经济学界关心的重要课题。通过梳理中国经济学在内容、体系、方法论上的研究成果，明确中国经济学的目标，分析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主要困境，并结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耦合研究成果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探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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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凌云.中国经济学研究与教学存在的基本问题与解决思路［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6，（4）:6-7.

［3］严飞.《西方经济学》教学方式改革与实践探讨［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181.

［4］斯蒂格利茨.经济发展需要对经济规律深刻理解［R］.“中国经济学教育回顾与展望”系列研讨会，2006.

政治经济学理论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苏格兰启蒙运动；古典政治经济学；财富；自由；美德

中图分类号：F09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7-0046-05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正全面、加速推进，形成了有关转型的诸多共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不断推进的同时，建立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与社会、私利与公益、自由与秩序、财富与道德等成为经济学界热议的问题。事实上，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及其在经济学理论体系建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欧洲一些国家的经济与社会转型中便有体现，其取得的重大突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卫·休谟、亚当·斯密、詹姆斯·斯图亚特、亚当·弗格森等苏格兰启蒙学者的思想启蒙，尤其是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塑，被《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编撰者们视为“最重要的贡献”与“最不朽的遗产”。因此，重温苏格兰启蒙时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建及特质，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现代经济学形成与发展的认识，而且能够为在深刻领悟当前我国转型时期经济、政治、社会、伦理问题的复杂性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参考。

一、苏格兰启蒙运动推动政治经济学摆脱了“政治计算”

卢梭在对“政治经济学”一词进行词源学考察时指出，“经济学（Economy）这个名词起源于希腊文oikos（家）和nomos（法），本来的意思是贤明合法地管理家政，为全家谋幸福。后来这个词义扩大到大家庭——国家——的治理上。为了区分这一名词的两种意义，就把前者叫做特殊的经济学或家庭经济学，把后者一般称为一般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历史地看，从家庭经济学向政治经济学的转型过程，也是伦理学、政治学与经济学不断融合与分离的过程。正如皮埃尔-罗桑瓦隆所言，“经济的诞生体现为一种分化与混合的双重运动。”

经济学的源头可追溯至古希腊时代，历史学家色诺芬就曾提出重视农业和分工的思想。柏拉图进一步指出，分工、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必须依托于货币，但货币只是交换的媒介和价值尺度，而不应作为贮藏的手段。柏拉图对商业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柏拉图认为商业具有一定的作用，应当允许其存在；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商业是不道德的，应当加以限制，尤其应当禁止雅典公民从事商业。亚里士多德对一些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财富二分的思想，即以有限性或无限性为标准，把财富区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有用物（即使用价值）的总体财富，它是有限的；另一种是作为货币积累的财富，它是无限的。与此相对应，亚里士多德认为存在两种科学，即经济学和货殖术。经济学研究如何取得对于生活必需、对于家庭或国家有用的东西；货殖术研究如何取得货币形态的财富，即用货币来赚取更多的货币。然而，与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也贬低货殖术，认为追求货币财富是违反自然的，是可恨的。可见，古希腊时期的经济学只是家庭经济学或家政管理。

近代经济学的产生是从否认亚里士多德的经济学与货殖术的区分开始的。1615年，法国重商主义者孟奇里梯安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首次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概念，经济与政治从此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经济学家们逐渐认识到，以获取物品为目的的经济学对于家庭和国家来说都是有益的，经济的政治性、公共性开始为人们所认同。然而，正如皮埃尔·罗桑瓦隆所洞察的，政治与经济的过度结合使诸如威廉·配第等后继者们“都是从权力的观点来思考经济”，“实际上从未真正关心过经济理论本身。他们未曾寻求对整个经济过程做一个总体的解释。……他们的大部分著作只是人口统计和农业统计汇编”，只是“政治计算”，而非“财富的科学”。因此，在皮埃尔·罗桑瓦隆看来，“直到18世纪至少在亚当·斯密之前几乎不存在经济学。人们只知道一方面是贸易，另一方面是政治”；然而“政治计算的主体是君主，贸易的主体是商人，那么，没有真正的市民社会，经济就没有主体”。因此，“英国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比法国政治经济学‘先进’，也仅仅在于英国的市民社会领先于法国的市民社会。”

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解更为宽容。他并没有像罗桑瓦隆那样将威廉·配第的经济学也列入政治计算的行列，而是认为他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马克思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古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已经开始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而“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研究转向生产领域意味着经济学的一场革命，使经济日益挣脱了重商主义而成为新的自主活动。

但是，不论把现代意义的经济学定格在哪个具体时段，18世纪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对于政治经济学体系建立的意义都是无可争议的。相对于重商主义甚至重农主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经济学的最卓越贡献在于，他们推动了经济的“非政治化”，从而与政治非伦理化、伦理非宗教化结成一体，形塑了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对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贡献描述为：“苏格兰人建立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观点在于，经济生活是自我调节的，经济成长是一个能动的、自我持续的过程。正是休谟以其刺激性的，但却是零碎的经济学论文发动了这场辩论。詹姆斯-斯图亚特在其《政治经济原理》（1767年）一书中，试图既回答休谟的论点，又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总体的论述。不幸的是，1776年斯密《国富论》的出版明显使斯图亚特的著作黯然失色。……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可能仍然只是‘一位政治家或立法者的科学的一个分支’；然而《国富论》可以单独地理解。它比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原理》——或欧洲的其他著作：魁奈的《经济表》（1758—1759年）和杰诺韦西的《商业演说》（1765年）结构更严密，更通俗易读，更令人信服，而且坦率地说，也更加智慧——它以自己的立论创立了政治经济学。”

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确立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市场的地位

尽管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仍然将政治经济学视为“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甚至在学科门类上还归属于政治学，但是正如很多学者所分析的，这一提法的主要用意是对政治家或立法家的政治权力与政治行为进行划界，使他们从其热衷的政治计算中走出来，从而将政治经济学带进其所认为的科学发展的轨道。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政治经济学之所以长期无法摆脱干涉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其无法科学解答这样一个理论难题：如果没有政府这只强有力的手，社会经济秩序如何保证？社会公益是否可以实现？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霍布斯及其之后的重商主义者还是法国的重农主义者都没能给出科学的解答。前者认为，只有在君主掌控的国家下，私利才能形成公益。重农主义者虽然心仪自然秩序与自由放任主义，然而他们又依托政府来维护和实现这种自然秩序，因而不仅赞成政府干涉市场，而且试图在制度化的设计中将君主的利益与经济体制捆绑在一起，甚至提出将国民财产的一个固定份额给予君主。

与干涉主义不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指出了市场本身的独立性与自组织性，以及私利与公益之间的通融性。对于市场不依赖于国家的独立性，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主要是在国家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相区分的思路框架下，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对于市场自身的协调机制与自组织性，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从多个层次予以解答。如，在人性伦理层次，休谟认为，每一个人既有利己的一面，又有有限慷慨的一面；斯密认为，人既有利己之心，也有同情之心；弗格森认为，人既有自我保存的天性，也有联盟的天性；因而人与人的关系不会陷入自相残杀的境地。在社会观上，苏格兰启蒙思想家认为，社会的生成与有序化是自发的，不是契约论者所主张的需要人为的理性建构，经济运行能够实现自我调节，这是由分工、交换、自由竞争等作用的结果。其中，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论述对于市场自身的协调机制与自组织性的论述最具形象和说服力。

在18世纪的苏格兰启蒙时代，私利与公益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伦理问题，也是当时重要的经济社会问题，而且关系到财富分配的社会后果以及对社会秩序的认识与评价。对于私利与公益问题，曼德维尔率先通过蜜蜂的寓言，诠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私恶即公益的思想，但其寓言式分析和悖论式逻辑使其理论说服力大打折扣。后继者休谟、斯密、弗格森在对曼德维尔“低调的人性”改造的基础上，从情感主义的维度对私利与公益的相通性进行了深入阐述。按照他们的看法，人是情感的动物，任何人都有同情心，能够通过情感的相互认同而协调各自的行动与利益，从而形成公序良俗。

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非常重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伦理问题

由于理顺了政治学领域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以及伦理学中私利与公益的关系问题，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使经济学日益摆脱了干涉主义和僧侣式德性的束缚，并成为“财富的科学”。然而，这并不是说作为“财富的科学”的经济学从此远离乃至排斥政治学与伦理学；恰恰相反，正如阿马蒂亚·森所指出的，在任何时候，“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因为，经济学中一些根本问题的解答依赖于伦理学：一是人类行为的动机问题，即“伦理相关的动机观”。二是社会成就的判断问题，即“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也是基于这一认识，阿马蒂亚·森严肃批评了现代经济学的“无伦理”特征。限于篇幅，这里简单阐释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经济学中两个根本问题的分析。

（一）经济行为的“伦理动机”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一种经济人的解释模式，甚至认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首先提出了这一人性假设。诚然，无论是休谟还是斯密，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都承认自私是人性中最为基本的方面。即使有着社群主义倾向的弗格森，也认为人最倾向于“只关心自己的”，并极力强调人的社会性也是为了消解这种自利的取向。然而，同样毋庸置疑的是，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都反对对人性自私的过分渲染，而且在人性论上秉承着一种辩证的态度。因此，在经济生活中，尽管我们不能否认人具有经济人的特征，但是不能据此对其进行极端化与庸俗化理解，将人的自利与利己的一面推向唯利与利己主义。对此，莱昂内尔·罗宾斯曾对斯密的人性论做了非常精辟的辩护：“在《国富论》的全书中，自利并不意味着自私。它的意思只是说个人的利益是一个人最密切关心的事。它们当然可能只是他个人的幸福；但也同样可能包含了家庭情爱、社会义务、朋友情谊，甚至还包含在他看来具有中心意义的更为广泛的活动。将自利解释为一定是‘物质的’，也同样是一种曲解。随着购买力的提高，‘仅仅出于物质性’的关心——不管物质性一词作何解释——的吸引力不是更多而是更少了。”

（二）对于“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

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卓越性在于，他们既充分肯定了财富的积极效应，也客观评价了财富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即对财富及其增长采取了科学和辩证的态度。对于商业文明的积极影响，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充分肯定了商业文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在经济上，财富的增长能带来日益精致和舒适的物质生活。在政治上，工商业与技艺的进步改变了传统社会的阶层结构，催生与壮大了中产阶级，从而形塑了不同于前商业社会的政治形态。在精神生活领域，商业文明能够敦风化俗，有助于重诺言、守时间、爱秩序、节约、谨慎等商业精神的成长与发育。对于商业文明的消极影响，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在现代市民社会发生之初就敏锐地意识到其潜在的问题与危机：一是社会分工容易导致人的片面化与单向度发展，使得每个人“就像是一台发动机上的零件”。二是追求财富的欲望具有腐蚀道德的倾向，会使人们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私利而非道德上，而没有德性支撑的财富崇拜容易将人引向感官享乐主义、物欲主义的深渊。三是在过分商业化的社会中，私人化特征极其明显，人们容易蜷缩在狭小的自我圈子中患得患失。四是公共精神的缺失、政治冷漠的蔓延会增加极权主义、政治奴役的风险。

四、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特质的诠释及启示

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所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既不同于古希腊的家庭经济学和15～16世纪的重商主义，也又有别于19世纪末之后在西方流行的一般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具有三个重要特质或维度：一是人本维度。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并不是后世所谓的自私自利的经济人与理性人假设的信奉者；相反，他们从情感主义的立场出发，充分肯定了人的情感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客观公允地评判人的自利情感与社会性情感，以及两者互动共融的心理基础与协调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有力地论辩了私利与公益的问题，从而为经济活动提供了一种人本主义的心理学基础。二是政府维度。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并不是后世所谓的自由放任主义、“最小国家”理念的笃信者。尽管在他们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架构中，一方面着力强调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区分，极力排斥政府对市场行为的行政干预；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并没有走向极端，而是有着浓郁的制度主义特色。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强调政府作为“竞赛规则”制定者与裁判者的对于“看不见的手”的制度保障作用，而且敏锐地意识到市场机制的缺陷，提出“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因为“这种事业与设施，在由大社会经营时，其利润常能补偿所费而有余，但若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就决不能补偿所费”，甚至提出政府应当承担社会建设与社会保障的职能。如，弗格森认为，政府应当“保证家庭的维生之计和住所；保护勤劳的人从事自己的职业；调和公共秩序的限制条件、人类的社会公德心和他们各自为个人打算的追求间的矛盾。”三是伦理维度。与阿马蒂亚·森所批判的现代经济学的“无伦理”特征不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既重视分析“伦理相关的动机观”，又注意探究“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把财富与德性共同置于研究的重心。

然而，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实质基本被抽空了，只剩下对于某些局部经济行为或经济领域“精细”的技巧性分析，丢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多重的分析维度。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无视经济分析的道德伦理维度，仅仅围绕经济人的自利假设展开研究，反而为现实社会中的不道德经济行为提供了依据。我国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认知经历了一个由“马克思”到“斯密”的转变过程。但是毋庸讳言，我们对斯密以及其他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市场原则与市场精神也存在很多误解与偏差，也存在将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政治经济思想简单化、庸俗化为以经济人、自由放任、“守夜人”国家、价值中立等为特质的“斯密主义”的问题。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过度市场化、诚信缺失、道德滑坡、收入差距扩大、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也日益凸显。面临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社会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中国经济学界需要根据我国实际，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创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总结几十年来的成功经验和规律，还要反思问题和教训，突破对市场运行机制的偏狭化理解，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的理论基础。因此，在这一背景下，重温和思考苏格兰启蒙运动中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过程，有助于我们突破形形的“斯密主义”，理顺个人与社会、私利与公益、自由与秩序、财富与德性等相互关系，真正理解与践行市场经济既是一种法制经济也是一种道德经济的理念，从而推进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7]米勒，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739，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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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理论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 逻辑 历史 错位

逻辑的方法与历史的方法的统一,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所运用的一个重要方法。恩格斯在《考尔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文中对这一方法进行了说明：“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①]马克思正是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历史发展趋势。

多年来，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者们对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方法的科学性以及运用这一方法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必要性，作了非常充分的论证和说明。但是，当我们自己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对现实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及其相互的关系进行分析与研究时，这一方法却往往被遗忘了。笔者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看，逻辑与历史的错位是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所存在的最主要问题。

一

我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总体框架基本上还是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翻版，即：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部分，资本主义部分从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简单商品经济讲起，一直讲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为止；社会主义部分则以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为起点，以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为终点。从表面上看，这一体系完全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要求：资本主义部分基础上保持了《资本论》的逻辑体系，所增加的有关帝国主义或垄断资本主义的章节作为《资本论》思想进程的逻辑延伸，也基本上反映了马克思逝世后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发展的历史过程；社会主义部分的内容则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灭亡之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过程或历史趋势。然而，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与历史的错位就产生于所谓社会主义部分的起点与资本主义部分的终点之间：当我们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转而分析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及其运动规律的时候，我们的思想进程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思想进程的逻辑延伸，即以“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资本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而被我们当作分析和说明对象的社会主义，则是以不完全成熟或还很不成熟而不具有典范形式的资本主义为历史起点。

马克思通过对“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科学分析，所预见的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当然也应当是“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预见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指的是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在马、恩的著作中社会主义一词是共产主义的同义词[②]），而不是指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第一或低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更不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特点。历史赋予他们使命，就是从人类社会发展总趋势的高度大致勾画出“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未来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而不是也不可能是明确指出某一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之后所具有的具体特点，以指导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正如列宁所说：“谁都知道，科学社会主义其实从未描述过任何未来的远景，它仅限于分析现代资产阶级制度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发展趋势，如此而已。……例如《资本论》这部叙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的和主要的著作，对于未来只提出一些最一般的暗示，它只考察未来的制度所由以长成的那些现有的因素。”[③]这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在理论体系上是马克思《资本论》思想进程的逻辑延伸，那么，被我们当作分析和说明对象的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就应当与马克思所设想的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的历史起点是一致的，或被我们当作分析和说明对象的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已达到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历史起点。但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曾经是社会主义的国家）的历史起点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也还没有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已经达到或曾经达到马克思所设想的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或其第一或低级阶段的历史起点。

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称“由于工业化纲领的实现，苏联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强盛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④]这就是说，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建立在“落后的农业国”的基础之上。而中国直到现在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的历史任务。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明确指出：“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时候，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就决定了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⑤]众所周知，工业化本来应当是“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资本主义已经完成的历史任务，而且事实上也是当达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完成的历史任务。邓小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现在我们虽说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个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⑥]因此，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在总体结构上并不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而是历史过程在理论上前后并非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从工业化已经完成的“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资本主义到工业化尚未完成的并非“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

当然，我并非主张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应当脱离我国现阶段的实际而去研究“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共产主义社会或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及其运动规律，而是认为上述在逻辑上前后不一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必然导致逻辑与历史的错位，而这种逻辑与历史的错位则是导致我们对我国现阶段经济的具体特点和特殊规律的认识，以及这些具体特点和特殊规律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经济的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之间关系的认识出现偏差的根本原因。多年来正是由于这种逻辑与历史的错位，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特征及其运动规律的认识面临着两个非此即彼的错误选择：要么，把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当作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特点和特殊规律；要么，把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特点和特殊规律，当作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一般规律。前者的实质是提高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表现为典型的教条主义；后者的实质是降低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表现为典型的经验主义或实用主义。

改革开放前，我们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有关未来社会经济特征的论述当作教条，即：将马、恩所设想未来社会的经济特征当作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特点。于是，以此为理论依据而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主张立即消灭私有制、商品经济以及按劳分配中的资产阶级法权等。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中逻辑与历史的错位也就表现为思想进程超越了历史进程。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拔高现实社会主义历史起点的教条主义态度被否定了，但贬低马、恩社会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的经验主义特别是实用主义态度却往往被忽视、容忍或认可了，后者甚至被当作反对前者的重要思想武器。因而思想进程超越历史进程在形式上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的倾向——将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特点当作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为此甚至不惜轻率地否定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设想。例如，为了说明“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是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突破，不少经济学论文、专著和教科书都引用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社会主义”篇中所说的这样一句话：“一旦社会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消亡。”[⑦]并理直气壮地断言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恩格斯的这一预见不符合实际。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社会主义”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呢？是我们所说的共产主义；我们正在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又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呢？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我们中国或其他现在是或过去曾经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在何时真正实现过“社会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 （哪怕是强行实现的）呢？即使是在“”期间我们也没有能够将个体私有制完全荡涤干净，何况农民兄弟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从来就没有享受过全民所有的待遇！既然如此，我们凭什么说实践证明恩格斯的设想不符合实际呢？又如，有人以我国现阶段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为依据，否认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论点，认为社会主义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借助于一系列这样的所谓实践证明，我们实际上几乎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经济特征的设想或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预见全否定了。在马、恩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商品经济是否会消亡，在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是否还有必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或资本主义是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这类问题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是，我们现在的实践既不是共产主义的实践，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实践即正在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实践。人类社会进入共产主义之后，商品经济是否仍然存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之后，或当我国在向成熟的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是否还有必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目前并没有这种实践可供借鉴。所以，上述所谓实践证明实际上是理论与实践相错位的检验方法。这种错位的实践证明就是逻辑与历史错位的具体表现。

本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就是对于现实社会主义认识的思想进程与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相统一的结果。但是，在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教育领域，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认识现实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科学性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充分的认识和重视，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仍然热衷于归纳所谓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或特点。在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中，所谓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特征、社会主义分配方式的特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的特征、社会主义企业的特征、社会主义对外贸易的特点等提法比比皆是。每一次再版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这一系列所谓特征或特点的内容或提法。且不论这些所谓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或特点中有不少内容实际上就是计划经济体制残余的体现。从逻辑上讲，所谓社会主义的特征，在空间上应适用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即所有已经进入和将要进入社会主义的国家和地区；在时间上则应适用于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即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之前。既然我国目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是特指我国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我们仅通过中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实践，又怎么可能归纳出经得起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检验的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特征呢？例如，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本来就是我国现阶段所有制结构的特点，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将其拔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的特征，因为我们现在无法断定这种所有制结构是否应当或能够一直保持到共产主义实现之前。至于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更不能说成是什么社会主义农村集体所有制的特征，难道当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之后在农村也还要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吗？难道我国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一直保持到共产主义实现之前吗？如果我们真正认识到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即认识到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实践还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实践，就没有必要再去热衷于归纳什么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而应将注意力放在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特点上。

二

逻辑与历史的错位不仅使我们对当代社会主义经济特别是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及其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产生偏差，而且还使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及其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产生偏差。过去，我们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趋势的论点当作教条，认为既然“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那么现实中的资本主义也就走投无路了。于是，我们断言资本主义已进入“总危机”，并期待着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将在下一次“大危机”中彻底崩溃。改革开放后，当国人再一次放眼看世界时，发现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不仅没有濒临崩溃而且还比我们发达得多。到底如何解释《资本论》问世后一百多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及其变化就成为了政治经济学理论界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然而，在对这一问题进行解答的时候，我们的思想进程却又往往落后于当达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这就是我们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发生了很多变化或进行了很多调整，如股份制的空前发展与普及，国家垄断及国家干预的出现和加强，以及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经济合作的不断加强等，这些变化或调整到底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能够适应社会化生产力要求的表现，还是它不能适应社会化生产力要求的表现，是当前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教学所要解决的或不可回避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但是，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资本主义部分在涉及到这一问题时总是一味强调这种生产关系的调整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质，似乎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依然停留在一百多年前的水平上。就连一些西方资产阶级学者也认为当达资本主义国家所采取的国家干预等方式是用社会主义的办法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而我们却不愿意或不敢承认这一点。如果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质确实丝毫没有改变，那岂不是说明资本主义私有制可以而且已经完全适应当今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吗？既然如此，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从何说起？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结论又从何说起呢？恩格斯当年曾将股份公司称之为“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⑧]并预见随着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股份公司“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⑨]他在对资本主义将“不得不”采取的方式进行说明时还特别强调：“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即使是由目前的国家实行的——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才意味着在由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资料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准备阶段。但是最近，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一种十足的奴才习气，直截了当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⑩]可见，在他看来，如果资本主义国家是由于社会化生产力的发展而“不得不”采取的国有化，就可以说是采取了社会主义的办法，因为这“意味着在由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资料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准备阶段”，但俾斯麦式的带有封建专制色彩的国有化不在此列。因此，所谓“丝毫没有改变”之说的思想进程不仅落后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而且还落后于马、恩在世时的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当时股份公司已经出现）。

一方面我们的思想进程超越了当代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我们的思想进程又落后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于是，如果将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资本主义部分中某些观点或提法与社会主义部分中相关的观点或提法加以对照，就可以发现一系列“既卖茅又卖盾”的说法。如，资本主义国家的私人独资企业向股份制企业转化其私有制性质丝毫没有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独资企业向股份制企业转化其公有制性质也丝毫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国家将私人企业购买为国有企业丝毫没有改变其私有制的性质，社会主义国家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也丝毫没有改变其公有制的性质；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购买本企业的股票不可能改变其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购买本企业的股票却可以更充分地体现其主人翁地位，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如果有人要对这类说法问一个为什么，我们就会理直气壮地回答：这是由国家的性质所决定的！如果有人再问国家的性质是由什么决定，我们又会毫不含糊地回答：这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所决定的！中国的公有制为什么要占主导地位？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为什么是社会主义国家？因为中国的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美国的股份公司为什么属于私有制性质？因为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为什么是资本主义国家？因为美国的企业都属于私有制性质。我们的很多理论观点包括不少所谓新观点实际上就是依靠这种循环论证支撑着的。

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什么会落到如此之贫困的地步呢？逻辑与历史的错位就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原因。

注 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22页。

[②]参加赵明义等主编：《当代国外社会主义问题纲要》，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1版，第4-5页。

[③]《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10月版，第50页。

[④]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普及版），中文本，下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1月版，第374页。

[⑤]《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25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23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498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7页。

政治经济学理论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式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6-0262-02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马克思理论最深刻、最全面、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它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其又是一门理论性强、内容变动较大、体系不成熟、不完善的课程。而相对陈旧的教学内容、单向灌输式的教学方法、传统的考核方式等弊端的存在，已难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教育的要求。因此，必须适应新的形势，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进一步优化教学内容，变革教学方法，改革考核方式，从而提高教学效果，提升教学质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一、理论联系实际，优化教学内容

教材是教学内容的重要体现，其质量如何对教学效果、人才培养质量有着重要影响。就目前的政治经济学教材而言，一般将其分为资木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部分。其中，资本主义部分基本上就是马克思《资本论》的微缩本，以剩余价值为中心展开论述，尽管对分析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具有重要意义，但却缺乏对资本主义经济实际运行和管理的研究，缺乏对当前资本主义经济发生的重大变化进行深刻的说明和分析，过于注重批判而缺少学习借鉴。社会主义部分的内容大多是根据各个时期党中央的文件精神来编写，其内容总是随政策的变化而变化，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属于“政策解释学”或者是“政策宣传学”，缺乏理论的独立性和创新性，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对社会主义实践进行理论总结、阐释和指导的功能，致使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建设严重滞后于社会实践的发展，也使得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陷入了理论与现实严重脱节的困境之中。因此，为了提高教学效果，在现有教材的基础上，与时俱进，紧扣时展主题，科学确定教学内容，就显得尤为重要。

考虑到学生们在中学阶段已经学习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因此，为了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能进一步深入学生的头脑，让学生科学合理地理解、掌握和运用其基本原理来分析实际问题，就必须认真设计、创新教学内容，用理论联系实际来教育和引导学生。

要科学地确定教学内容，必须搞好调查研究。就调查内容而言，一要了解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认识程度；二要搞清楚学生关注的重点、难点和热点经济问题。这样，对学生在中学阶段已经熟知和掌握的内容，在讲解时便可一带而过，不再做重点介绍。而对学生在中学阶段没有学习、难以理解的重要内容，既要讲清楚重要概念和基本原理，提高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原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更为重要的是，要让学生明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实践中的指导地位，是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理论根据，我们必须坚持和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首先，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让学生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因此，在进行理论阐述时，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要让学生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基本概念和范畴，系统、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切忌断章取义、一知半解地对待马克思经济学。二要承认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特定条件下的历史局限性，其原有的一些观点显然不可能完全正确。如马克思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在实践检验中就没有十分确定的结果。

其次，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必须在总结、继承、批判和吸收马克思经典的经济学原理的基础上，更为强调以创新的精神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就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联系起来，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经济理论分析社会现实问题，从而培养学生接触现实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剩余价值、物价上涨、房价居高不下、贫富悬殊、能源危机、环境污染、自主创新、城乡统筹、宏观调控的效果等实际问题，类似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经典著作中难以找到现成的答案，这就需要我们根据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作出正确的选择和判断。这样既让学生觉得理论离现实并不遥远，从而提高学习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兴趣，又让学生感觉到可以应用所学的基本理论来分析现实问题，从而培养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二、适应新的形势，改革教学方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具有高度抽象性和概括性的课程，仅仅采取传统的以“灌输式”为主的教学模式，教学过程会显得枯燥、单调，缺乏吸引力和有效性，难以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因此，在教学实践中，应根据形势的变化，改革教学方法以提高教学效果。

1.案例教学法。所谓案例教学法，是以现实中的典型案例作为素材，让学生通过分析和研究，得出相应的结论，最后由老师进行相应的点评。这种方法强调的是学生应用所学知识从分析现象入手，最后发现事物的本质。而要使案例教学法达到预期效果，必须要精选案例、介绍或者指导学生阅读案例、设计问题、分析案例、总结归纳，形成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知识体系，最终让学生通过案例理解和掌握所学的知识点。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我们主要采用了由中国著名学者程恩富教授主编的《现代政治经济学教学案例》作为范本，要求学生课前准备相关教学内容及案例，有选择性地加以讲解，以增强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专题作业。这种方法主要是要求学生在对某个问题有了一般的了解后，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通过研究，对相关问题有理有据地做出自己的判断，从而更加牢固地掌握相应的知识点。例如，对一些有争论的问题、不同的学术观点乃至老师自己的观点，都可以介绍给学生，给学生指出查找相关文献的方法或者指出参考资料，让学生自己去查找资料，了解不同的观点，通过研究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

3.课堂讨论。这种方法改变了以“灌输式”为主、单纯注重发挥教师主体作用的传统教学模式，更多地注重老师和学生双重主体作用的发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引导学生更好地学习和掌握相关教学内容，提高教学效果。例如，对于学生中存在的认识不清、把握不准、普遍比较关注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则可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但要有效地开展课堂讨论，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必须做好以下工作。一要围绕教学重点、难点，最好是与现实生活联系紧密的热点，选定讨论的主题。二要提前做好准备工作。提前两周左右将讨论的问题告诉学生，让学生查阅相关的期刊杂志或者专著，撰写讨论提纲。三要善于组织课堂讨论，启发学生思考，使学生有话可说，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同时，对讨论中出现的明显不妥当的言论，要及时进行纠正，使讨论围绕所选择的主题有序地进行。四要善于总结，引导学生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来分析和看待社会经济问题，使学生既对所讨论的知识点形成了正确系统的认识，又开阔了学生的视野，提高了其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实践教学法。这种方法主要是让学生深入实践，从实践中感知生活，印证理论，加深对所学理论的理解和掌握。具体来说，实践教学法可以采用以下一些形式。一是充分利用寒暑假充裕的实践，要求学生深入生活，就现实生活的一些热点问题撰写调查报告。如农产品价格是怎样决定的、中国农村是否存在级差地租、学生居住地的房屋价格、农民的消费状况等问题展开调查并撰写相应的调查报告，从而将所学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使所学知识得到升华。二是请企业家或者学者作报告，介绍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运作机制或者学术动态，增强学生对理论的感性认识。三是实地参观。如组织学生到现代企业去参观，实地感受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到证券交易所去参观，现场感知股市的潮起潮落。

三、积极探索实践，改革考核方式

考试既是对学生学习的一种检验方式，又对教学有很强的导向作用，因此，为了提高教学效果，必须重视考核方式的改革。

当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程考试的方法可以说是各种各样，如主观题闭卷考试、论文式开卷考试、论述题课内开卷考试、调查报告式考试、平时成绩累加式等等。这种种方法各有利弊，无法完全发挥考试的多种基本功能。如果能集中各种方法的优点，就可能形成一种更好的模式。经过实践，在实际的成绩评定中采取了“平时成绩+读书笔记+考试成绩”的考试方法。平时成绩占考试成绩的40%，如有中期考试，则平时成绩、中期考试成绩、期末考试成绩所占比例分别为4∶2∶4。实践证明，这种方法较好地发挥了考试的教育和导向作用。

由于平时成绩在总成绩中所占比例较大，对于学生而言，平时成绩的好坏将直接影响考试的最终成绩，因此，如何合理确定平时成绩就显得非常关键。经过实践，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对学生的平时成绩进行考核：（1）学生的到课率和听课情况；（2）课堂上发言、讨论问题的情况；（3）平时作业状况；（4）做读书笔记（读经济学经典著作，手写三万字以上）的情况；（5）做专题论文的状况。

实践证明，这种考试方法加重了平时成绩在总成绩中的比重，加强了过程监管的力度，积极引导学生注重学习过程和培养学生的经济学思维方式和经济学分析方法，既拓展了学生视野，又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及格率大幅下降，提高了学习效果。因此，有必要推广这种考试方法。

参考文献：

[1] 刘淑云.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实践[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4，（1）：86-89.

[2] 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课程教学改革探索[J].教学研究，2005，（2）：146.

政治经济学理论论文范文第9篇

[论文关键词]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中国化

深人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前提，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现途径。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有领袖人物群体和知识分子群体“两大创作主体”，当前学界对该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作主体的研究呈现“重领袖人物群体、轻知识分子群体”特点。关于延安时期领袖人物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探索与贡献，学术界已有较充分的研究，而关于该时期知识分子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宣传，学术界的研究则较为薄弱。该文试图系统梳理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探索与贡献，相信对当今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概况分析

延安知识分子群体是指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延安为中心形成的、在思想上接受与诠释中国共产党革命意识形态为特征的知识分子的集合体。自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开始，来自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奔赴延安。“1938年夏秋之间奔向延安的有志之士可以说是摩肩接踵，络绎不绝的。每天都有百八十人到达延安”，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四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而言，“初中以上71％(其中高中以上19％，高中2l％，初中31％)，初中以下约30％”，延安知识分子群体基本形成。

(一)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成因

首先，抗战救国社会使命感的必然抉择是延安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的直接因素。在当时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下，知识分子把振兴民族的希望寄托于共产党身上，延安便成为有志于抗日救亡知识分子所向往的地方。“我是反对不抗战，对人民实行高压政策才放弃学业来投奔共产党的，他们应该相信绝大多数知识青年来延安都是这样的动机”。

其次，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是延安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的内在动因。为扩充队伍组织抗日，党中央把吸引、组织知识分子到延安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时任中组部部长的陈云呼吁，“谁抢到了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天下”。中央制定知识分子政策，对知识分子的使用、生活待遇等作了具体规定。如在当时物资供应紧张情况下，“著名学者何干之到达延安后，中共中央给予何干之很高的待遇：每月20元津贴费，还派给他一名警卫员”。

第三，对民主、自由、平等新生活的追求是延安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的现实因素。当时延安是平等自由民主的“乐园”，“在中国共产党治理下，延安成为一个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方面充满革命色彩的相对独立的世界。”政治上，延安是“民主中国的模型”，特别是“中共领袖之间那土生土长的民主，和重庆是一个惊人的对比”。经济上，实行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军事供给制生活。社会生活上，革新社会旧俗，主张男女平等。这些都让全国各地追求平等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热血沸腾，纷纷冲破家庭束缚奔赴延安寻求新生活。

(二)延安知识分子群体的基本特征

第一，凝聚各界大批专家学者。当时一大批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翻译家、作家、艺术家等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活跃在文学艺术界、理论界、学术界等领域。例如，在学术界，哲学家有艾思奇、何思敬、何干之、张如心等，经济学家有王学文、王思华等，历史学家有范文澜、吕振羽等。在文学艺术界，延安汇集了几百位国内一流的文学艺术家，诗人有何其芳、艾青、柯仲平等，作家有吴伯箫、周立波、刘白羽、沙汀等，他们为延安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实现与工农群众的结合。知识分子只有依靠广大工农群众，才能在抗战中发挥先锋作用。“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党中央号召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结合，做到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化，最终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第三，思想上达成鲜明的共识。近代以来，广大知识分子为探求民族发展道路，曾提出与实践过各种主义和主张，但均以失败告终。延安时期，知识分子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形成了新的文风，改变了过去“言必称希腊”的教条主义，在思想上达成鲜明共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为统一指导思想，认为只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才能真正实现民族独立。

第四，阶级属性实现彻底改变。为了抗日救亡事业，在共产党的教育和帮助下，知识分子肃清自身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实现了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彻底转变。通过完成了在思想意识、精神气质、价值取向和阶级归属上的群体转型，最终实现了从“旧我”到“新我”的蜕变。如有许多人人党，“抗大第四期共有知识分子学员4655人，入学时仅有党员530人，仅占11％，但到毕业时党员增加到3304人，占知识分子总数量的71％”。

二、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翻译、编辑和出版

抗战之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主要在国统区的中心城市以一种比较隐蔽的方式进行。抗战爆发后，在以延安为中心的根据地，马克思主义理沦研究变成公开化。当时面对革命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客观上要求我们党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为了解决马列著作译本少的问题，中央在延安设立了第一个编译马列经典著作的专门机构——马列学院翻译部，集中了王学文、吴亮平、艾思奇、何思敬、王实味、王思华、何锡麟、吴文焘、成仿吾、徐冰、柯柏年、景林、曾涌泉、曹订等一批专业编译人才。“编译部的主要任务是编译《马恩丛书》和《列宁选集》以及斯大林的著作。编译任务十分繁重，要求每人每天译1万字。”王实味当时翻译了许多马列著作，据回忆录记载，“当年延安解放社出版的《马恩丛书》10种，其中《价格、价值和利润》、《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这两本是他译的，还有《列宁选集》18卷，他翻译了两卷半。””他们的翻译及其著述为把马克思主义转换成中国语言、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作出了贡献，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

首先，他们翻译、编辑和译校了大量外国经典著作。曾说过：“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据不完全统计，从1938年到1942年间，延安知识分子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有30多种，产生重要影响的有《马克思恩格斯丛书》(10卷)、《列宁选集》(18卷)、《斯大林选集》(5卷)及《联共布党史教程》等。还重新译校了许多经典著作的单行本，如柯柏年译《反杜林论》，吴黎平、刘云译《法兰西内战》，成仿吾、徐冰译《共产党宣言》，吴黎平译《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及何思敬、徐冰译《哥达批判纲领》等。为了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题研究，他们编译了一些专题集，如李达等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艾思奇、景林译《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书信》，王石巍、柯柏年译《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柯柏年、艾思奇、景林等译《马恩通信选集》，王学文、王思华、何思敬译《政治经济学大纲(初稿)》，柯柏年译、吴黎平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李达、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沈志远译《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及吴文焘、成仿吾译《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等。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讲，翻译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当时知识分子联系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特点对马克思主义的“原材料”进行“初加工”，积极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传播。

其次，利用报纸、期刊发表文章，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报纸、期刊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延安知识分子主持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刊物的编辑出版，如邓拓主编《晋察冀Et报》、潘梓年主编《群众》、沈志远主编《理论与现实》等，他们撰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主要通过这些媒介发表。除此之外，还在共产党编辑出版的报纸、期刊上发表文章，如艾思奇的《哲学是什么》在《中国文化》上连载，风靡当时的《联共党史研究提纲》也连载在《解放》周刊上。知识分子翻译的马恩列斯的文章也主要通过这些刊物发表，如杨松翻译曼努伊尔斯基的《斯大林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杨松和袁维翻译列宁的《社会主义与战争》、杨松翻译季米特洛夫的《战争与资本主义诸国里的工人阶级》等曾连载于《解放》周刊。报纸、期刊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宣传、研究和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阵地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的主战场。

第三，延安知识分子还通过出版著述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杨松等编著的《社会科学概论》、李达编著的《社会学大纲》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吕振羽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艾思奇和吴黎平编著的《唯物史观》、潘梓年著的《逻辑与逻辑学》、吴黎平著的《论民族民主革命》等著述，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内容，是立足于中国现实、运用中国语言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介绍，扩大了国内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野。特别是李达编著的《社会学大纲》，代表了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最高水平，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贡献。

三、依托学校及社会科学研究会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研究

为了培养干部人才及全方位、多层次地开展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和研究，中央继恢复中央党校后，又先后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行政学院、军事学院、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八路军军政学院和延安大学等学校，把马列主义理论作为重要教学内容，开设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世界政治及联共党史等课程，强调系统化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把握马列主义理论的实质和方法，提高应用马列主义分析具体问题的能力。延安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如成仿吾、张如心、王学文、艾思奇、何干之、李凡夫、周纯全、吕骥、温齐泽、吴亮平、王思华、杨松等都担任过这些学校的教员，他们在普及马列主义基础理论教育方面作出了榜样。

这些学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特别是1938年5月5日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20周年成立的马列学院，这是当时第一所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的正规院校。学院开设的课程主要有：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中国革命史、西方革命史、联共党史、党的建设等。

授课任务均由知识分子承担，如在“马列学院讲授政治经济学的王学文，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之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很深的造诣；讲授哲学的艾思奇，他的《大众哲学》在延安广为流传；讲授马列主义基本问题的吴亮平，曾因第一个翻译《反杜林论》而受到的赞赏”。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9月，又改名为中央研究院，宗旨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中国现实问题。全院采取分科设室、专家指导的原则，共设9个研究室，室主任均由各学科理论专家担任。即：中国政治研究室，主任张如心；中国经济研究室，主任王思华；中国历史研究室，主任范文澜；中国文艺研究室，主任欧阳山；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柯伯年；俄语研究室，主任师哲；中国教育和新闻研究室，主任李。各个研究室积极开展研究工作，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历史研究室在范文澜主持下，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编写《中国通史简编》(上册)；文艺研究室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来研究中国文艺史，编写《中国新文学史纲》；文化研究室还同政治研究室合编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供全党研究和学习马列理论使用；教育研究室在李主持下，着重研究马克思列宁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学院培养了大批干部人才，“所有经过马列学院及中央研究院学习和锻炼的干部，以后在各个时期的艰苦斗争中，在各条战线的广泛实践中，可以说，都起了应起的骨干作用。”

除此之外，知识分子还依托各种社会科学研究会深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马克思主义研究零散和分散状况，使马克思主义研究步入有组织、有计划的研究轨道。从1939年春到1940年5月，先后成立了政治经济学研究会、中国问题研究会、党建研究会、马列主义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当时的王学文、王思华、吴亮平、杨松、艾思奇等知名知识分子担任过各研究会主任。这些研究会，既研究理论问题，也研究现实问题，如1939年春成立的由任指导员、杨松任主任的中国问题研究会，研究的主要问题有：中国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任务、性质及前途，沦陷区工作，中国文化运动，中国少数民族问题，中国职工问题，中国青年问题，中国妇女问题及中国农民土地问题等。

四、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题研究

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群体极为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专题研究，当时主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理论进行中国化研究和实践。

(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专题研究

延安时期以艾思奇、陈伯达、和培元、陈唯实、杨松及张如心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把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中国化的专题研究。其中，艾思奇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中最早提出哲学研究的中国化和现实化，强调加强对新哲学和辩证唯物论的研究。和培元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本质，“在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的革命实践的结合，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的结合”。对于哲学理论研究的主体条件，和培元认为研究主体必须有系统地研究中国哲学史，从哲学的观点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各种著作，吸取他们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立场方法。艾思奇则强调，研究者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总结当前的实践经验，并与中国传统结合，取得民族的形式。知识分子强调运用辩证唯物论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如陈伯达注重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的古代哲学，在《解放》、《中国文化》杂志上发表《老子的哲学思想》、《孔子的哲学思想》、《墨子的哲学思想》等文章，挖掘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唯物论思想和辩证法思想。

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专题研究过程中，延安新哲学会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哲学会由艾思奇、何思敬等l8人发起，其主要任务是组织研究、翻译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革命实践。该会对动员和组织广大干部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培养理论研究干部起了很大作用，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

(二)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题研究

该时期以范文澜、何干之、杨松、陈伯达、吴玉章、金灿然、叶蠖生、杨绍萱、谢华、唐国庆等为代表的史学工作者，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治史，从史学指导思想及史学研究方法等方面探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专题研究的发展方向，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中国化及中国特色史学建设作出了贡献。杨松在《关于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中提出，在历史学方面要用马克思列宁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要有丰富的世界各国历史知识和用世界各国革命的眼光去整理中国历史。艾思奇在《辩证法唯物论怎样运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中重申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强调用唯物论和辩证法方法来研究社会历史发展规律问题。金灿然认为研究中国历史的方向“在于历史唯物论的中国化，要运用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分析研究中国固有的历史材料，把中国历史学带到真正的道路上”。

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专题研究取得很大成就，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华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等，都是我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通史著作。尤其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这是我国第一部用马列主义观点与方法撰写的中国通史，开拓了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编写中国历史的新境界。从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的进程来看，延安史学研究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史学工作者运用唯物史观揭示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把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化推到一个新阶段。

(三)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专题研究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延安知识分子积极主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剖析旧中国经济，建立以研究中国经济为主题的“中国经济学”。该领域代表人物有王亚南、沈志远、陈翰笙、王思华、薛暮桥、王学文等。

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专题研究也取得很大成就，何干之系统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他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一书，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经济关系作了详细说明，该书成为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起点”。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原论》，首次大胆运用《资本论》的结构体系和方法范畴分析旧中国的经济形态，成为实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化的一部代表作。在著作中，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分析旧中国经济，给主张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正确观点提供了科学依据。该书被认为是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发挥过重要影响的著作，后来改名为《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重新出版，翻译成多种语言文字在国外市场发行。此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研究中国社会经济问题卓有成效的陈翰笙，写成《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广东农民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等著述，以祥实的经济事实说明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等，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专题研究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

五、创作主体间的互动与交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与研究

延安时期主要由领袖人物和知识分子两大创作主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探索，领袖人物群体主要以、刘少奇、、王稼祥等为代表；知识分子群体涉及各个领域，如哲学方面的艾思奇、胡绳、陈伯达、李达；史学领域的郭沫若、翦伯赞、何干之、吕振羽；文学方面的周扬、邓拓、柳浞；社会学领域的李达；经济学领域的薛暮桥、钱俊瑞、孙冶方等。两大创作主体间的互动与交流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

早在知识分子大批到达延安之前，、等领导人就与艾思奇、柳浞、陈伯达等人通过作品和书信“神交已久”。到达延安后，以为代表的中央领导人与专家学者的交流更加频繁，交流的内容主要是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涉及哲学、史学、文艺等多个方面。交流方式多样化，包括阅读著述、学术讨论及学习运动等，如与艾思奇探讨哲学，与何干之探讨历史，与陈伯达探讨古代哲学，与范文澜谈经学等。先后与何干之、周扬、潘梓年、萧三、吴玉章、范文澜、周文、萧军、胡乔木、郭沫若等人通过书信形式探讨马克思主义史学及文艺理论问题。1939年1月，在给何干之的信中指出：“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延安有陈伯达同志作这方面的研究，你又在想作民族史，这是很好的，盼望你切实地做去。”

两大创作主体在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中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究。特别重视延安知识分子出版的有影响的专著，如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说他看过十遍；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说得益很多；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在政治局会议上建议印此书。对于艾思奇大部分著作，在信中就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意见也使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的思考更加深人，这种交流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

政治经济学理论论文范文第10篇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1］祝茂.转型期中国经济问题探索——第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观点综述［J］.南开经济研究，2005，（1）:10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