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范文
时间：2023-03-06 14:53:39
政治经济学范文第1篇
政治经济学是在古典经济学时代形成的。古典经济学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是政治经济学之后发展的基础，因此，探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需要从古典经济学开始。
研究对象是对某一学科研究内容、范围的高度概括。它确定学科研究的内容、范围、方向等问题。确定研究对象的意义在于，它是学科研究的起点。只有确立了科学的研究对象，才能建立科学的学科体系。任一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学科间的区别主要在于研究对象的区别。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建立是由古典经济学完成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最初的确立也是由古典经济学完成的。斯密和李嘉图等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立，是通过萨伊等人阐述的。萨伊是斯密理论在法国的阐释者。由于斯密的《国富论》是经济学专著，不适合于教学，萨伊将其改编成教科书，1803年出版。书名为《政治经济学概论——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全书由生产、分配、消费三篇构成。此所谓“三分法”。此后，李嘉图的追随者詹姆斯·穆勒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分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方面，此所谓“四分法”。
人类的经济行为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二是人与人的关系。前者表现为经济行为的生产力方面或者资源配置问题或者经济运行机制问题；后者表现为经济行为的生产关系方面或者经济制度问题。在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体现两个方面内容的统一即资源配置研究与制度分析的结合和统一。或者说，古典经济学研究研究资源配置，是在结合经济制度及其演变的背景下进行研究的。或者说，古典经济学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一定制度背景下的资源配置或经济运行。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的确定受研究任务的制约。从古典经济学以来，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基本上确定为一定制度背景下的资源配置。但是，在不同的具体任务下，具体对象会有所差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是由其产生的背景和面临的任务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十九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已经确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日益暴露出来，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危机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利益矛盾日益激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公开化。斗争一开始是自发的，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为了从理论上武装无产阶级，为无产阶级斗争指明方向，需要从经济上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揭露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灭亡的规律。适应这种需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以1867年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出版为标志。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我在本书中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认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人类的经济行为的两个方面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和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被叫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这二者的结合叫做生产方式。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上述论述中，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的生产方式，但强调生产关系，这是由其所面临的任务决定的。
（三）现代经济学关于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古典经济学中所包括的制度分析或生产关系方面的内容随着经济学的发展逐渐消褪。在边际学派那里，古典经济学中所包含的有关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方面的内容被认为是规范的或不可实证的，从而不应该属于经济学研究领域。瓦尔拉斯研究边际效用价值论和一般均衡理论的巨著取名《纯粹经济学要义》，就是要表明其研究对象与古典经济学的不同，古典经济学中的“政治”因素被剔除。到1890年马歇尔出版《经济学原理》，自孟克列钦以来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发生了逆转，经济学研究中的“政治”命运终结了。一是自此以后，研究理论经济学的著作不再冠名为“政治经济学”而是冠名为“经济学”；二是这种似乎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内涵着经济学研究内容、对象和方法的变化。除了在研究方法上数理方法的大量引用外，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将制度分析的内容割裂出去。虽然马歇尔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定义似乎是要恢复色诺芬传统：“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有关的那一部分。”（[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P23，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但是，色诺芬传统是无法恢复了，经济学研究正以坚实的步伐偏离古典经济学的轨道。
这种偏离或背叛的最明确的证据是1932年来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他说：“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是稀缺手段之间关系来研究的科学。”（来昂内尔·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P20，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从此，在西方经济学领域，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取得了一致的认识。经济学就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其多种用途见选择的科学。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相应被定义为研究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或者经济运行机制问题。
资源配置总是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完成的，制度状况必然对资源配置的效率产生影响。产权制度的完善与否就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现代经济学将古典经济学传统中的制度分析排除在外，忽视制度的变迁及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暴露了其理论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也影响了理论对现实经济运行的解释能力。科斯将这样的经济学称之为“黑板经济学”。
（四）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
在我国传统政治经济学那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被确定为“生产关系”或者“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这种观念，基本上是受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和五十年代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而形成并定型的。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确定为生产关系或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导致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虚无化、教条化和简单化，经济学研究和教学远远脱离现实。一个经济落后，急需发展生产力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国家，其经济学研究却将生产力和资源配置排除在外，这本身就是一个笑话。
关于今天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定，要遵循两个基本原则：一是要遵循传统，二是要反映现实要求。今天政治经济学的直接来源有二：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二是现代西方经济学。而这二者又都来源于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是研究经济制度和资源配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研究生产方式但强调生产关系即生产的社会方面；现代西方经济学是研究资源配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制度方面是由其面临的任务决定的，现代经济学抽象掉制度分析是由于其研究市场制度下的资源配置，而市场制度被假定为是稳定的。这两者虽有其合理性也有重大缺陷。因此，遵循传统应该是遵循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应该反映现实经济活动的要求。我们今天经济学研究的任务是服务于经济建设的需要，服务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需要，因此，经济学研究中强调对资源配置的研究是必然的，而且，我国正在处于制度转型和变迁的过程中，制度及其变化对资源配置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资源配置不能忽视对制度问题的研究。
政治经济学范文第2篇
坚定信心,抓好落实
国企改革与社会公平
简论国有企业分类改革的理论逻辑
坚守国企本性,增强制度自信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民族性问题
虚拟价值的理论与宏观模型及其应用
国民经济学面临的新时代和新挑战
对如何发展国民经济学的几点建议
国民经济管理学科的必要性
国民经济学的定位与发展
中国宏观调控的经验与创新
关于国民经济学学科发展问题的思考
格罗斯曼的崩溃与危机理论
我国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国
劳动力价值再定义与剩余价值论的重构
马克思恩格斯城乡经济关系思想刍论
关于激进政治经济学50年发展进程的思考
资本主义企业制度的创新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风险管控问题
“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的政治意义
摆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
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地位
坚持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略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
理直气壮地坚持把国有企业搞好,做大做强做优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与共产党执政
实现经营性国资的统一监管
增强活力、提高效率是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心任务
“进化理性”是对个人主义方法论的有效修补吗?
关于国民经济管理学人才培养和教材建设的思考
国民经济管理学面临新一轮发展的重大机遇
论我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历史、挑战与选择
尊重客观规律,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福利资本主义的命运与前途:危机后的思考
等量劳动互换的两种形式: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
制度质量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德国制造”模式:特点、成因和发展趋势
战后以来垄断资本的演变过程及其未来发展趋势
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基于机制的解释
国际贸易理论——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
论恩格斯、列宁晚年农业合作社思想及时代价值
价值理论与生产劳动——关于价值生产劳动的范围
怎样理解和把握“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做好几方面的工作
“公有制为主导”论的实质——评某位权威人士的“改革建议”
改革开放实践丰富和发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积极贯彻落实重要讲话精神,努力开创中国经济学教育新局面
政治经济学范文第3篇
（一）从富民强国出发，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学习与研究
高度重视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学习与研究，是从富民强国的伟大理想开始的。一次在老少边穷地区调研时，针对全国“以粮为纲”，不看条件地向深山区、高寒山区、森林区和荒原区要粮食的现象，指出，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生产力三要素中，有一个是劳动对象，你把劳动对象都剥夺了，违背了政治经济学起码的常识，他怎么能够温饱？他认为这些地区祖祖辈辈不是靠种粮食解决温饱问题的。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由于多年执行“以粮为纲”的政策，山区人民也被迫开荒种粮，到处开垦山区造梯田，事倍功半且不说，更严重的是直接破坏了植被和生态，造成水土流失和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山区人民不能因地制宜地开展林、牧业生产，而是捧着“聚宝盆”要饭吃，依赖国家救济。为此反复强调，全国山区情况千差万别，对山区建设的指导思想决不能简单化、绝对化。山区群众要靠山吃山，以山养山，建设山区，搞富山区。由于及时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使得许多地方的山区经济有了改观。
1977年3月，一到中央党校（任副校长），就只揭批“”而不搞“批邓”。他要着手将“”颠倒的东西正过来，叫做“拨乱反正”。3月28日，在开展读书活动时对学校教员说，这次读书必须要有针对性，要针对“”颠倒了的东西，抓住被他们颠倒了的几个根本问题，和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对照（此后思想理论界开展了对“”关于“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论”、“批判唯生产力论”、“反对科学是生产力论”等反马克思主义谬论的批判）。
11月29日，在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座谈会上发表了《理论要联系实际》的讲话指出，要很好地、尽同志们最大的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帮助辅导对象弄懂一些。要引导大家思考、讨论、研究、解答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系列问题。他要求大家经常接触世界上的现代科学技术，看一些世界上现代科学技术的资料，经常接触全国工业、农业、科学、文化等方面的实际，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界的思想实际，并联系我们的历史实际（《文选》，人民出版社2015年11月版，第78页）。随后，在直接主持下，中央党校选编了一套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材，叫做《马列著作著作选读》，共四本，分别是“哲学部分”、“政治经济学部分”、“科学社会主义部分”、“党的学说部分”。这些教材也送给了中央领导同志，元帅看了之后倍加赞赏，并表示自己也要好好学习。
然而一个时期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发展却处于低迷疲软的状态。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经济学界不怎么讲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了。不少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甚至莫名其妙地把自己所从事的专业名称缩改为“经济学”，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体现脱离政治的鲜明程度，才能显示研究的“纯学术”意境。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振中教授曾尖锐地指出，当一个国家的经济指标在突飞猛进的同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队伍、水平和情趣却不断处于跌势，这显然不是一种正常健康的状态。
在比较萨缪尔森1976年和1985年两个版本的《经济学》相关提法，以及对政治经济学发展历史研究的基础上，王振中科学地论证了风靡世界的“经济学”实际上就是“政治经济学”。西方正统经济学就其产生发展而言是源于英国古典经济学，而古典经济学实质上就是政治经济学，二者往往通用。
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诞生之日起，政治经济学就不是纯粹的经济学。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写道：“被看做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在亚当・斯密那里，富民也是政治经济学的目标。
王振中教授在其《加强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认为，当前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到了关键时刻，我们在经济上遇到了一系列难题，这些深层次难题的解决与其说急需应用技术层面的支持，不如说急需基础层面的支持，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支持（参见《经济学动态》1999年第10期、《45位著名学者纵论政治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9月版）。
分别于2014年7月8日、2015年11月23日和12月18-21日，三次阐述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二）改革就是解决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为实现富民的目标清除障碍
在社会生产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力的发展和变化，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化。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曾说过一段十分经典的话来说明这个原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个正式决定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持起草的这个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变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矛盾的环节和方面。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出发，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推动改革，并提出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和人民的富裕幸福作为检验改革的根本标准。
由于改革的起点面临着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甚至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贫困状况，任何可能给经济发展带来进一步破坏和振荡的改革都是不堪设想和无法承受的，因此改革的起步是从克服贫困、解决温饱问题开始的。改革从改造农村基层组织的生产关系入手，打破原有的体制，通过建立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重新使农民回到家庭经营的结构中来，使家庭代替了生产队而重新成为生产和社会活动的基本单位，不仅拉近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农业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接着，把“承包”引入城市改革，提出以承包为重点的企业经营责任制。1983年，中央政府效仿农村改革的经验对国有企业试行承包制，1987年后，承包制采取放权让利的办法在国有企业全面铺开。企业承包制改革在存量上“包死基数、确保上缴”，在增量上“超收多留、歉收自补”，既通过“上缴利润定额包干和递增包干”来完成行政指令任务，又通过“利润比例分成”赋予企业一定的自主性，将工资总额与实现了的税利挂钩。1984年，时任石家庄造纸厂销售科长的马胜利毛遂自荐，成为中国第一个承包国有企业的人。承包制改革调动了国企管理者和职工的积极性。
但改革并不顺利，阻力不小。1986年6月，时任经济日报总编辑范敬宜，组织了《关广梅现象》的大讨论。讨论从发表长篇通讯《关广梅现象》和《本溪市委、市政府的一封吁请信》开始，描述了关广梅在辽宁本溪市蔬菜公司组织的承包招标中，以当年完成12万元、次年完成14万元、第三年完成16万元的利润指标，夺标承包消防副食商店后，取得的种种成绩，并真实地反映了她在改革中面临的阻力和困惑。通过多篇深度系列报道，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商业企业实行个人承包、租赁和租赁群体的经营方式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即所谓姓“社”、姓“资”持续了40余天的大讨论。有学者认为这场实质上关系着对中国经济改革性质认识的大讨论，标志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也有人说，这场旨在推动思想解放运动的大讨论，为中共十三大的召开做了充分的思想、舆论准备。
范敬宜是极具社会责任感的一代优秀报人。早在1979年还在《辽宁日报》当记者时，他就针对有些基层干部叫嚷“强调生产队自过头”了，埋怨下面“不听指挥”的现象，撰写了《分清主流与支流莫把开头当过头》的述评指出，尊重和保护生产队自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发展农业生产的重要政策。基层的现状告诉我们：尊重和保护生产队自的工作，现在只能说刚刚开头，大量工作在等待我们去做。这里最重要的是领导干部对客观形势有一个清醒的、正确的估计，分清主流与支流，千万莫把“开头”当做“过头”。人民日报全文转发时，在“编者按”中希望思想仍然处于僵化或半僵化状态的同志，最好自己到基层走一走，听一听群众和干部的呼声。作为新闻工作者，要像范敬宜那样，多搞一些扎扎实实的调查，用事实来回答那些对三中全会精神有怀疑、有抵触的同志。
无论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还是国有企业的承包制，都离不开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所有制关系中，所有权与经营权（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分离的原则。由于改革的不断深入，国企承包责任制已逐步过渡到股份制改革。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后，又出现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的承包权、土地的经营权“三权分置”的重大制度创新。就改革的历史进程而言，承包制是国有企业迈向股份制改革的必经之路，也是农村土地进入三权分置时期的必然选择。领导的改革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的改革思路，并不只局限在调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比如建立商品（市场）经济体制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等，而是包括上层建筑在内的全面改革。1983年1月20日，在全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系统地提出了“全面改革”的思想。同年3月13日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认为我们已经进入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阶段。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还有不少不适合我国情况的、错误的观念和模式，长期禁锢着人们的头脑，严重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只有从实际出发，冲破这些东西，全面系统地、坚决而有秩序地、有领导有步骤地实行改革，才能全面开创新的局面。
的全面改革，是除了机构和经济改革之外，还有政法、外事、劳动、人事、宣传、科技、教育、文化、新闻、出版、卫生、体育以及各个人民团体，总之一切部门，都有改革的任务。改革的对象，不仅是经济体制，还有政治体制。他认为，经济改革势必触动上层经济领导部门特别是中央各经济部门和省市，各级领导都要进行领导方式的改革。提出要改变机构臃肿、互相扯皮、干部老化、效率很低的问题，切实精简机构、缩减人员、调整班子、提高效率。
1984年11月4日，在徐州召开苏豫皖三省负责人座谈会时强调，要注意研究领导机关怎样简政放权，怎样加强为企业服务的问题。从思想上、机构上、制度上消除妨碍企业搞活的种种阻力。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了政府管理经济的8条职能，认为归纳起来就是“服务”二字。过去企业听上面的命令，现在上面要为企业服务，这是个很大的变化。
他已经意识到，随着以企业扩权、政府简政放权为重点的城市改革的深入，必然要改革党政领导机关的工作职能，由过去的党、政、企不分，党政机关直接管理企业，转变为党、政、企分开，行政权、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通过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在内的全面改革，充分调动人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生产力较快地提到一个新的水平，使国家和人民都能较快地富裕起来。
（三）构建人民富裕幸福、当家做主的新型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
由于改革的目标是以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为根本，以提高经济增长水平为前提，特别注重分配关系的改革与调整。在分析经营管理方式落后的原因时，他认为首先在于我们没有严格实行甚至在许多方面简直没有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即没有把每个人的劳动（包括量和质）和他由自己的劳动而理所应得的报酬，或由自己没有尽职而理所应失的报酬，直接而公平地联系起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责权利不统一（《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文选》第482页）。
认为，几十年来，我们的许多干部在指导思想上存在一个问题，就只想扩大再生产，而不关心职工收入的增加，把这两件本应相互促进的事情对立起来了。1981年10月27日，他在视察鞍钢时就提出，要结合现行的经济责任制在企业推行岗位责任制，根据工作情况进行奖勤罚懒，按照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工资和奖金制度改革。1984年10月21日，在视察山东时他强调，要把企业的经济效益与职工的收入尽可能紧密地联系起来。经济效益提高了，就要在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和正确处理积累消费关系的前提下，使本企业职工的收入有较大的提高。他还强调经济效益和职工的收入不挂钩，改革就不能持久。根据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劳动工资、奖金制度改革是增强企业活力的重要措施之一，是确定职工和企业之间的正确关系，使劳动者在企业中发挥主人翁地位的重要保证。当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在企业的各项制度中得到切实的保障，他们的劳动又与自身的物质利益紧密联系的时候，劳动者的积极性、智慧和创造力就能充分地发挥出来。
1977年至1978年10月，经济学界举办了四次全国性的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从理论上澄清了许多混乱的观点。实践中，恢复了工资和奖金制度，激发了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国民经济增长，也为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1980年代后期，是否承认资金和生产资料投入都应该有回报？资本和技术能否参与分配？很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我国分配关系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开始由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转变为按贡献分配。党的十五大（1997）提出，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十六大（2002）提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十七大（2007）提出，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十（2012）提出，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
曾说到，给他印象深刻，受用一辈子的是的一句话：“我们革命者生活的理想，就是理想的生活”（参见胡德华：《1965耀邦早春行与魏格林教授的交谈》）。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提出建党周年之际，实现小康社会的构想，并把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在他看来，理想的生活除了有物质上的理想生活，还要有精神上的理想生活。精神上的理想生活就包括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社会环境，每个人具有人身尊严的表达和选择权。而民主与法治是实现理想生活的有力保障。
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总书记后，他仍然将自由、民主作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重要奋斗目标，提出改革什么都可以改，就是不能改变人民群众的主人公地位。改革也不能改变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社会保障的承诺。希望工人阶级作为改革的主力军，在改革最前沿发挥主导作用。
把民主与法治建设作为构建人民富裕幸福、当家做主的新型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必要条件。他提出：我们一定要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继续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使人民能够更好地行使国家权力，使国家机关能够更有效地领导和组织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民主要扩展到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展各个企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发展基层社会生活的群众自治。应当根据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和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正确关系（《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文选》第442页）。他同时强调，社会主义民主的建设必须同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的民主与法治思想阐述得最为充分的，是在1986年9月28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由主持起草的这个决议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在新兴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中，形成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大解放。”决议还指出：“社会主义法制，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的合法权利和利益，调节人们的关系，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动，制裁和打击各种危害社会的不法行为。”
政治经济学范文第4篇
【关键词葛兰西/葛兰西学派/国际政治经济学
【正文
在我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探究中，西方当前的民族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已经逐渐被介绍，并且被一些学者引用，不论从观点上还是从探究方法上都是如此。然而，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流派——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我们的学术探究中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种现象的出现和我们对它缺乏透彻的了解，以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得不够全面有关。本文希望通过通过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介绍和分析，加深中国学者对该派理论的熟悉。
葛兰西思想和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葛兰西学派主要是指，西欧（美洲和日本也有少数）的一些把欧洲马克思主义先驱——葛兰西的理论——用于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探究的学者。他们的探究领域主要包括摘要：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起源、发展和动力，尤其是未来可能替代现存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该学派的探究论著涉及摘要：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国际化，国际层面的社会领导（霸权）和统治，跨国阶级和集团的构成和经济力量，国际组织的功能和其他有助于确定20世纪全球政治性质的新问题（注摘要：StephenGill,HistoricalMaterialism,Gramsci,andIPE,seeCraigN.MurphyandRogerTooze,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Boulder摘要:Colo.1991,P54.）。
由于美国的霸权理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占支配地位，因而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探究中往往被忽视。葛兰西学派学者认为，这种状况是由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机械地和非历史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思想和理论造成的，非凡是那些总是不断地预期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理论。这些理论分析和在东欧苏联集团和西方世界所发生的一些现象不相符合，使得西方新一代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喜好。因此，他们认为必须用一种非教条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来分析探究全球政治经济关系。
基于上述考虑，西欧一些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学者重新创造性地思索了历史唯物主义，开始尝试建立一种全新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在这些学者看来，葛兰西的思想已经提供了建立一种普遍、全面的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论。在葛兰西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国际关系理论既符合批判流行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要求，又是对教条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突破。它超越了目前争论中的国际关系两大理论（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框架，同时保留了这两大理论（不论探究方法是历史的还是结构的）传统中的洞察力。葛兰西在对现代意大利历史的评述中，既论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国家体系，又用同一框架和相同的概念论述了20世纪初国家中的政治，并且用一种开放的、和教条马克思主义不同的方法论（主要是强调辩证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社会形态，以及其中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领导权等新问题。
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的葛兰西，从资本主义并未像预期的那样走向灭亡的事实和西方工人运动发展遭受的挫折，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反思，并在此基础上对一些观点做出了修正和发展。葛兰西的思想对当前西欧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摘要：
第一，强调辩证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在《狱中札记》中，葛兰西批判了布哈林的粗糙历史唯物主义观（主要是布哈林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摘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普及手册》中表述的观点），认为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祛除了辩证的观点而引入了“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和“自上而下的唯心主义”，象19世纪的实证主义者一样把自然科学的范畴应用于人类行为，把辩证法简化为机械的力量平衡法则（注摘要：《“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葛兰西》，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6页。）。他指出摘要：“普及手册中所体现的哲学或许要被称为实证主义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对物理和自然科学方法中常规逻辑的采纳。因果法则和对规律性、规范性和统一性的追求取代了历史辩证性……用机械术语来说，结果决不能超越原因或原因体系，因而（这种哲学）除了完全粗糙的经济主义外没有任何发展。（注摘要：Gramsci,PrisonNotebooks,N.Y.1971,P473.）”
葛兰西在对布哈林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了意大利唯心主义者克罗齐的思辨思想，强调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摘要：1、存在和意识间的相互功能是历史的、具体的和复杂的矛盾对立统一，不存在永衡不变的机械式的功能规则；必须解释物质条件的变化如何在人的意识上产生非物质的变化，这种变化又反过来影响未来的物质发展过程；2、历史发展是遵循“否定之否定”规律，认为“破坏力就是创造力”；3、在对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关系的理解上，不能把物质世界的现象机械地应用到人类活动。历史的发展遵循可能的必然，但不能猜测结果。葛兰西主要通过对辩证法的这3个方面的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新问题（即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新问题）进行了再阐述。葛兰西反对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存在直接的决定关系和对应关系，他引入思想对历史的影响和个人意志的推动功能等观念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强调理性和文化的影响而不是单纯的经济力量是社会领导权（hegemony霸权（注摘要：“领导权”一词和霸权理论中所用的“霸权”一词相同，但两者的意思有差别。葛兰西所指的领导权是物质力量领先、思想上的认同和制度上的相对应的统一。））的基础；认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功能应该是一种辨证过程（注摘要：Gramsci,PrisonNotebooks,P366.）。
葛兰西对西欧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影响的第二个方面是他的政治思想。他的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摘要：革命党的任务就是要建立领导权，这个过程的形式不只是积极革命或暴力，消极形式或者说“阵地战”（即通过缓慢地改变民众的思想来实现领导权）也是重要并更为稳定的形式。在阵地战中，一个政治阶级的领导权意味着该阶级成功地说服了社会接受其道德、政治以及文化价值观（注摘要：《“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葛兰西》，第128—129页。）。他认为，一个成功的统治阶级必须在取得政治权力之前就在精神和道德上取得领导地位，因为任何政治和经济的改革都必须伴随“精神和道德的改革”（注摘要：Gramsci,PrisonNotebooks,P133.）。政治和伦理的结合使葛兰西政治思想具有很强的人道主义特色。
被称为“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们，正是以“葛兰西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探究方法，并按照葛兰西对意大利社会结构的分析，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创造了一系列概念和本体，提出了自己的全球政治经济学观。他们以此来批判当前西方流行的以实证主义为特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是现实主义，也部分涉及理性主义），以及一些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观。他们的批判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摘要：
第一，突破了所谓社会现实的分离性（intransigence）。葛兰西学派认为思想的变化是社会整体变化的产物，并能对其他社会过程产生影响；社会整体变化将导致思想过程的变化，因而思维过程是社会无休止的辨证过程的一部分（注摘要：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P59.）。有关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葛兰西学派认为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冷战的产物（注摘要：RobertCox,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seeRobertKeohaneed.,NeorealismandItsCritic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6,P211.），这种在特定时期产生的理论抽象不一定能适应变化的现实，而且具有很多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色彩。
第二，对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所体现的方法论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和方法论归纳主义（methodologicalreductionism）的批判。葛兰西学派认为，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特征的国际经济经济学应该把给定的世界秩序体系当作一个整体来分析，通过对决定体系的要素分析把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探究统一进来；所有特定体系的本质特征（本体）决不是不言自明的，而是被理论化或者人为归纳出来的。他们申明，他们所谓的理论化的本体是建立在对全球社会形态思考上的。这种社会形态主要是由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即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决定的。这三者是历史的、具体的，而且它们之间的结合也是历史的和具体的，所以各个历史时期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本质都应该是历史的、具体的。美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他们所指的主要是现实主义，如吉尔平在《世界政治中的战争和变革》和《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所体现的探究方法），从个体主义的角度来看待国家间体系，国家作为被原子化的行为体相互功能于其无政府结构中，体系具有跨历史的本质或体内平衡性，它们可以用霸权兴衰和均势等超历史的规律来表达。和体系的本质一样，人和国家的本质从古至今都可以用诸如“原罪”、“死而后已的权力追求欲”和“理性”等等概念来概括，这些用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方法归纳出来的规定性丢掉了历史的鲜活性（注摘要：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pp60—61,NeorealismandItsCritics,pp211—213.）。
第三，强调上层建筑在世界政治经济关系变革中的功能，批判单纯的物质力量决定论。葛兰西学派认为，世界体系的变化不能只是“非人性积累结构变革的产物……社会现实涉及意识，所以包含哲学的、理论的、伦理的和常识的思想”，因而，任何的社会变革既包含物质力量的变化，也应该体现思想和制度（上层建筑）的变化。霸权的实现不是单纯的物质力量或经济因素功能的结果，而是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三者共同辩证功能的产物，而每个要素变化既和其他要素有关，也有其自身的发展特征。就全球政治经济体系而言，其产生、发展和消亡是这三者共同功能的结果。这种功能分别对体系内社会力量、国家和世界三个层次范围产生功能，并导致它们相互影响，从而决定世界体系的特征并导致世界秩序的变革（注摘要：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pp66—70.）。这和霸权稳定理论过分强调国家实力的变化是世界秩序变革的主要因素形成对照。
第四，强调历史发展的辨证否定关系，批判历史发展的机械论。葛兰西学派认为，历史的变革是一个复杂和矛盾的过程，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内霸权的建立都意味着反霸权力量将对现存占主导地位的制度和政治布置构成挑战；建立霸权统治体系的努力随着时间的变化可能辨证地蕴育出一系列反霸力量，尽管这种力量不一定是进步的。人类社会的性质是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机械因果关系来解释的，它的变化既有长期相对稳定因素的功能，也有忽然性事件的功能，结果不一定可以猜测。霸权稳定论是一种机械性的理论，它只熟悉长期力量变化的因果关系，只有部分的科学有效性（注摘要：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pp70—72.）。
第五，葛兰西学派坚持对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采取批判的态度，强调变革性，反对某些国际政治经济学探究把秩序和体系管理放在优先考虑的地位。葛兰西学派重视对国际政治关系的伦理分析，其规范目标注重解决政治哲学的根本性新问题，即好社会的性质，强调在政治上建立道德国家和统一社会。在这些国家和社会中，个人发展、理性反思、公开辩论、民利、经济和社会自由都能广泛实现。但他们没有对这样的社会进行具体的描绘，以避目的论马克思主义之嫌（注摘要：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P57.）。这种对未来新世界秩序的探索，虽然是以历史探究为基础的，但并未以某种固定的秩序为参照点，而是通过对国际政治体系的整体及其构成要素做历史和具体的分析，发现变革旧秩序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为建立新秩序的战略行动提供指南。
第六，葛兰西学派既注重对中心地区的政治经济分析，又注重对边缘地区的政治经济分析，并把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的分析统一起来。此外，它还把国内的政治经济分析和国际政治经济分析融为一体。这和现实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只注重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横向分析，轻视纵向分析不同，也和以上两种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来的将国内政治经济和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相分离的倾向不同。
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观
葛兰西学派的探究方法是非结构主义的历史主义探究方法。这种历史主义探究方法的最大特征是在唯物论的基础上强调辩证法，它的历史主义的3个组成部分——瞬息变化性（intransience），历史必然性和哲学现实主义（注摘要：TheNewIntl,PoliticalEconomy,P55.），都反映了这一倾向。
瞬息变化性是指历史和社会的变化是累积的、无止境的和不重复的过程，各种结构和事态的发展都有自身的节奏和速度。就国际政治经济体系而言，英国统治下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和美国统治下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是不同的（从起源、发展到动力），后者从前者中发展而来，并且本身的发展也孕育着未来世界新秩序的可能性，各个时期发展的过程也不相同。葛兰西学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就是要解释这种变化。
历史必然性是指社会交往和政治变革发生在可能的范围内，但这种范围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存在于一个给定的社会结构所产生的动力内。这种社会结构包含着思想、意识形态和理论的主观共性（intersubjective），社会制度，一个占主导的社会经济体系和权力关系，简单地说就是思想、物质力量和制度。历史必然的辨证性主要表现在摘要：社会行为受这种社会结构的制约并在这种结构内产生，但这种结构也可以通过社会力量的努力而加以改造。
哲学现实主义是主张知识过程是创造性的和实践的，又是开放的和对不可捉摸的，是对社会现实进行不断解释的过程。这个过程不能置身于历史之外，是历史过程的一部分，但对社会的解释是有目的的，和某种政治战略直接或间接相联系。所以，葛兰西学派宣称他们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为建立新的世界秩序而服务的。
尽管在具体的观点上，这个学派内部存在着一定的分歧，但在以上3个方面是一致的。这个学派的重要代表有摘要：佩吉尔（VanderPijl）、考克斯（RobertCox），阿里吉（GiovanniArrighi）、墨菲（CraigMurphy）和基尔（StephenGill）等，其中英国约克大学的考克斯最为闻名、最有影响力。他的“社会力量、国家和世界秩序”、《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摘要：历史创造中的社会力量》和“全球公开性”等论著都是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极有影响的作品。我们可以从他的思想中具体地心得到葛兰西学派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分析。
在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中，人类活动是在一个历史（即各个阶段特定不同的）的框架中进行的，这个框架由3种力量（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具体而历史地组合而成。这3种力量组合的框架不是直接而机械地决定人类的行为，而是对行为形成压力和限制；个人和集团或在这种压力下运动或抵制和反对这种压力，但不能漠视它们；人类越是对这种占主导的行为框架进行成功地反抗，就越体现了一种新的历史结构正在成为人们行为的新框架，即新的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开始了新的组合。
但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又是相互影响的，这种合力功能对人类活动领域的制约是全面的，从生产过程（尤其是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社会力量）到国家形态再到世界秩序，并使它们以某种方式相互影响。对物质力量、思想和制度在某个历史阶段的具体组合的探究，有助于熟悉各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经济关系的特征；而对社会力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3个层次结构相互功能关系的分析，是理解特定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发展和死亡的关键。正是在这种分析框架上，考克斯开始了对国际政治关系的探究。
19世纪以来，世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经历了3个阶段摘要：英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19世纪中叶到一次世界大战）、非霸权的世界秩序（一战结束到二战）和战后美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就英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而言，英国的世界主宰地位建立在其海上权势基础上，这种海上强权地位使它可以超脱任何一个欧陆国家的挑战，其原因在于它有在欧洲变化的均势条件下扮演制衡者的能力。在思想上，自由经济的规范（自由贸易、金本位制、资本和人员的自由流动）随着英国威望的扩大得到了世界范围的认可，提供了一种以这些规范作为利益协调基础的普遍的意识形态。尽管当时不存在正式的制度，政治和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分离意味着伦敦城（指伦敦金融区）可以作为这些普遍规则的管理者出现，而英国的海上霸权是这些规则的潜在强制者。鉴于当时英国拥有强大的海上实力，并有受到广泛认同的意识形态和非正式的制度作为保障，这种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是稳定的，具有霸权性。
在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之间，尽管美国的物质实力相对领先，但由于缺少世界认同的普遍意识形态和有效的制度制约，因而这一时期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不具有霸权性。
战后美国统治下的世界秩序是一种比英国式霸权更稳定、更广泛的霸权秩序。在物质力量上，在美国权势基础上建立的联盟得以遏制苏联；这种权力布置的稳定性为全球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美国则在全球经济中起着主导功能。美国不需要通过直接干预来保护其具体的国家经济利益，只要通过维持得到广泛认同的世界经济规则（即经过修改过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自由主义，具有在一定程度认可福利主义的自由主义），美国跨国公司的力量就足以确保其权势的持续。战后美国在世界建立了大量的正式的国际制度，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等。由于经济大萧条的经历和凯恩斯经济哲学的兴起，以前政治和经济分离的原则不再有效，国家具有合法而公开地管理国家经济的功能，这必然使得这些国际组织具有世界经济多边管理的效能和跨政府性。
但考克斯对历史框架的分析不是一种历史循环理论，通过对社会力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三者相互功能的分析，考克斯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世界政治体系唯物辨证的发展史。在英国统治的世界秩序中，这种历史框架既建立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也建立在资产阶级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的权力基础上。这种社会权力就是国家政治的基础，从而使得这个阶级不需要直接控制社会。但工业资本主义也逐步动员了最发达国家的产业工人。从19世纪最后25年起，这些国家的产业工人对国家的结构产生了影响。工业资本主义催生的新社会力量——产业工人——融入国家的政治生活导致了国家行为范围以经济干预和社会政策的形式开始扩张，这反过来又在对外政策领域引入了国内福利因素。在思想上，福利的要求和自由国际主义的要求在国家管理中产生了冲突，随着前者的逐步提高，保护主义、新帝国主义和最终的金本位的崩溃标志着自由国际主义的长期衰落。自由国家形态被福利民族主义的国家形态逐渐取代。随着新的竞争对手对英国物质生产能力的超越，工业化和由此动员的社会力量还改变了国家权力的国际表现。保护主义对新兴的工业国家来说比自由理论更有说服力，因为它更有助于建立和英国经济权威相似的经济力量。主要工业大国的这种新帝国主义是国内社会力量之间形成的福利民族主义共识的海外扩张。在国际范围，随着英国经济的主导地位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衰落，19世纪的世界经济秩序最后让位于非霸权的世界秩序。
但这种体系的衰落不仅表现在中心地区，边缘地区也有一定的表现。19世纪资本主义的扩张把世界大部分地区带入了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经济交换关系中。这一阶段的帝国主义对边缘国家是否是“独立的”或“殖民行政控制式的”并不重要，只要边缘国家能遵守国际经济规则（考克斯认为这是商业帝国主义）。但在随后的阶段（1870年起），即新帝国主义阶段，对边缘国家的直接控制取代了以前非正式的商业控制。在这种政治控制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更彻底地渗透入了边缘国家，尤其是在原材料生产和基础设施建设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边缘国家也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这些新的社会力量在民族主义的政治意识上逐步达成了共识。在殖民者指导下，当地的国家机构出现了，它通过鼓励新的生产关系以复制中心地区工业关系的某些制度和程序。具有民族主义意识的新社会力量和现代国家机器的引入为反殖民运动奠定了基础。但这种运动只是反对中心国家的殖民行政控制，并不反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关系。所以，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在边缘地区于一定程度是受到支持的，它对这种国际秩序在政治上表现出来的殖民行政控制（用考克斯的话说就是新帝国主义）的瓦解起到了一定的推动功能，对引入二战以后的美国统治下的世界秩序（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也起到了推动功能。
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间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由于处于从英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向美国统治下的世界霸权的过渡期而不稳定。这一时期，从生产过程中衍化出来的各种社会力量处于彼此的冲突之中，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极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它们所代表的国家形态为争取世界性的统治地位而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进行较量。最后由物质力量相对领先、在意识形态上注重采取折中的美国确立了世界霸权地位，在其建立的国际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中充分体现了把国内民族主义的压力和自由国际主义的义务相妥协的特色，如普遍的最惠国待遇和特定条件下的例外条款，固定汇率制和由IMF提供短期贷款来缓解国际收支赤字、进而避开国内紧缩的矛盾等等。战后，通过有关的国际制度，西方国家普遍认为自己的经济政策会对他国产生影响，因而本国的经济政策在采纳前就应考虑到其国际影响。这样，经济调整被认为是对体系需要的反应，而不是屈从于美国的意志，外部对国内政策的压力相应地国际化了。这就是考克斯所说的国家的国际化。国家的国际化在一定程度上使国家的统治力量摆脱了国内的民主压力。这种国家的国际化现象不仅在核心国家存在，在边缘国家也同样存在。边缘国家想获得发展援助，必须遵守国际规则。国家的国际化从制度上进一步确立了这种政治经济秩序。
国家的国际化并不只是制度力量使然，它和战后的生产国际化以及生产国际化所动员的社会力量是紧密联系的。战后的生产国际化是通过直接投资发展起来的，直接投资最大的特征是资本对技术的控制。跨国公司通过在各国进行独资和合资使世界各地的企业成为其全球计划生产的供给商，把握了最终的控制权。生产的国际化所动员的社会力量有以下几种摘要：一是处于全球社会力量最高点的跨国管理阶级，不仅包括跨国公司管理者和国际机构的高级官员，也包括国家内部的一些管理者以及财政金融官员和当地和国际生产体系有联系的企业管理者。他们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制度，这种意识形态就是强调经济全球化的自由主义，其制度主要集中在诸如三边委员会、世界银行、IMF和经合组织等。这些组织为政策提供指南和思想，并使这些政策通过国家的国际化渗透到各国。二是民族资本家，他们的意识形态是保护主义，他们既想利用国家作为独立的民族经济的堡垒，又希望在和国际生产的共生关系中找到发展机会。因此也有和大资本相妥协的成分。三是已经分化了的产业工人，有一部分是已经确立地位（established）的工人，另一部分是没有确立地位的工人。前者是相对有技能并在大企业中工作的工人，他们有自己的工会；后者是没有就业保障和升迁机会、既缺乏技能又缺乏组织工会能力的工人，主要由少数民族、移民和妇女构成。产业工人还可以通过他们和跨国资本和民族资本的联系来考察。国际生产部门的技能工人是跨国资本潜在的同盟军，尽管他们和跨国资本也存在矛盾，但跨国资本有能力解决这些矛盾，并把他们和其他劳动集团的冲突隔开。在民族资本部门工作的技能工人对保护主义和国家公司主义是敏感的，因为他们的工作和地位和民族资本是联系在一起的。边缘地区的非技术工人已经成为跨国生产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廉价劳动是跨国资本不可缺少的资源，但边缘国家的政府也在尽力控制他们，使其成为国家向跨国资本讨价还价的筹码，而发达国家的非技能工人则是跨国生产的最大受害者。从以上分析可以明显看出支持战后国际秩序的社会基础。这些支持战后国际秩序的社会力量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地通过相应的制度来影响国家，如跨国管理阶级通过国际制度推动国家的国际化进程，从而使发达国家以遵守国际义务的名义来摆脱国内民族主义的压力，在基层通过企业公司主义把从事跨国生产的技能工人的利益和资本的国际扩张联系在一起，以保持一支积极支持这种体系的基层社会力量。
以上是考克斯有关各个时期国际秩序的描述（注摘要：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seeNeorealismandItsCritics,PP217—237;Production,PowerandWorldOlders.），然而仅对世界进行历史而具体的描述并不是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观的全部，最重要的是他对未来替代这种战后世界秩序的新秩序的探索，否则就不可能产生他否定旧秩序的革命性的政治经济学观。
考克斯对新世界秩序的探索也是从辨证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的，这体现在摘要：1.具体的历史结构来自有关历史状况的探究；2.在已有的世界秩序中找出矛盾并探索另一种发展可能性的行为框架（注摘要：NeorealismandItsCritics,P220.）。在考克斯看来，战后美国治下的世界秩序正在经历着变化，这种变化首先从经济领域开始，它可以用经济全球化来表达。经济全球化正在给社会和政治带来重大影响，也在为新的秩序创造可能性。
1968年到1975年期间，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了危机，使得布雷顿森林体系所体现的民族主义和国际自由主义间的妥协发生了变化，从此国内经济变得更屈从于所谓的全球经济需要。国家不管愿意和否，都在更有效地受制于体现全球经济的无政府的管理（nebuleuse），即国家的国际化程度进一步加大。这种状况产生于以下几个因素摘要：第一是资本的结构性权力。以往的通货膨胀是增长的一种刺激，有利于企业主和劳工；但现在通货膨胀被商业界视为不利于投资。政府认为现在要恢复经济增长只能依靠企业对投资的信心，而这种信心又依靠于某种能控制工会和政府财政的“纪律”，投资冲击和资本外逃成为任何政府都不愿忽视的有力武器。第二是生产结构的变化。由于投资形式的变化，福特主义正在加速向后福特主义变化，即规模经济向灵活经济过渡，这种新模式是建立在生产中心—边缘结构基础上的。大的跨国公司在其母国利用少量的雇员来掌管金融、技术开发、组织和创新，发展中国家则成为生产过程中的依附成分。这有利于大量使用主要由少数民族、妇女和移民构成的非技能劳动者。工会权力在生产过程中受到削弱和资本权力的加强，有利于商业少受制于任何单一政府的权威，这反过来又加速了生产的全球化。第三是债务的功能。公司和国家已越来越依靠于债务而不是股票和税收来融资，因为债务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国债务，所以国家越来越关心自己的国际信用等级。随着国家大量的税收用于偿债，政府主要是对国际债务市场而不是本国公众负责。这样，政府的汇率政策、财政政策和贸易政策受到了和全球经济有关的金融利益的制约；公司也和政府一样没有了自，竞争力和公司的债券信用等级相关，大公司臣服于华尔街等地的金融操纵者。金融从生产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权力，一种对实物经济的专制。由于决定全球经济的金融操纵者的决策出发点是短期利益而不是工业的长期发展，金融市场充斥着大量的投机活动，这种现象被英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家斯特兰奇称之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对就业和生产资本造成经常性的破坏。
另外，全球经济成为一个由全球化生产和全球金融两大块构成的体系，但这两者处于潜在的矛盾之中。全球化生产的发展要求某种程度的政治和金融的稳定，而全球金融则处于一种危险的脆弱状态。迄今为止，各国政府，甚至西方七国组成的管理机构，也没有发明一种有效、平安地管理全球金融的方法。
代表全球经济的意识形态——新保守主义——共识已经产生，并通过各种方式影响着政府和跨国企业的决策。这种全球化的意识形态部分产生于诸如三边委员会、比尔德堡会议（BilderbergConferences）和彭勒蒙学会（MontPelerinSociety）等非官方论坛，部分产生于诸如经合组织、国际清算银行、IMF和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等正式组织。全球化意识的传播进一步加剧了国家的国际化。和此同时，在西欧和日本还存在着另外一些意识形态，即西欧社会民主传统和旧保守主义（认为国家是一个有机整体）相结合的资本主义、日本民族主义的资本主义，它们和全球化的新保守主义存在着冲突。
国家国际化程度的加强意味着社会民主的进一步倒退。所谓的国际义务、相互依存关系或国际竞争概念把经济决策和公众压力分隔开来，但这种状况也受到一定的社会力量的抵制，因为这些社会力量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越来越感到利益的丧失，民主的退化意味着他们争取权利的手段被剥夺。
经济全球化也促进了世界政治结构的变化。虽然以国家为特征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受到了冲击，概念作为文化认同仍具有意义，但作为对经济的权威控制已经失去了意义，其表现是“宏观地区主义”和“微观地区主义”现象的出现。“宏观地区主义”是诸如欧盟、北美和亚太经济区，但这些经济区不是大萧条时代的贸易对立集团；“微观地区主义”现象部分地表现在一些相对富裕的地区，它们希望通过建立更大的经济区来寻求更大的自治和独立，以此为自己保持更多的财富，如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地区、意大利的伦巴底地区和加拿大的安大略等。人们可以从魁北克独立党人比任何北美地区的政党都更狂热地鼓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现象发现“微观地区主义”的倾向。同时，相对落后地区也存在着“微观地区主义”的倾向，它们希望以此作为一种手段，表明自己的文化特性并在宏观地区内以政治稳定和良好的经济行为要求经济补偿。所以“宏观地区主义”和“微观地区主义”并不矛盾，然而财富分配的矛盾已从国家转到了宏观地区。
旧的国家体系正在逐步演化为一个由几种政治经济实体（微观地区、传统国家和宏观地区）构成的复合体，因而带来了另一种政治矛盾，即摘要：领土原则和相互依存原则的冲突。海湾战争最能体现这种领土原则和相互依存原则的矛盾。萨达姆利用建立在领土原则上的力量，企图获得资源去恢复在两伊战争中受到破坏的经济并控制世界经济发展必须依靠的石油资源以加强其地区性权力，以此获得资金去进一步发展其政治军事实力。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和对海湾国家的威胁是对世界相互依存经济的破坏，当然会受到管理世界经济的潜在强制力量的打击。因为从现实看相互依存原则和领土原则并不是彼消此长的关系，而是相互功能的关系。自由市场中尽管存在一种自我管理机制，但它是以一种潜在的军事强制力为后盾的，它目前仍建筑在领土的基础上。美国目前就是这种全球经济的强制力量的代表。然而，作为世界经济强制者的美国自身也处在矛盾之中，使其对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保护能力相对下降。这种能力的下降在于美国生产率的相对下降（相对于其作为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潜在强制者的需要）和和其生产能力不相当的过渡消费（美国自身的政治体制又无法根本解决这一新问题），而外国对美国能力不足的补助（主要以在美国投资为主要形式）又受到美元贬值的影响。美元的贬值可能影响外国投资者在美投资的意愿，因而影响美国经济的发展。一旦外国投资者抽掉资金，美国就会面临痛苦的调整。另外，美国对外资的依靠使得它在使用军事权力时必须考虑外国对其行动的评价。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矛盾和冲突为新世界秩序的建立带来了可能性。但新的世界秩序的发展方向并不是确定的，要建立一个符合人类进步愿望的新秩序，还需要世界进步力量的长期努力（或者说长期的阵地战）。为了建立这种新的世界秩序，首先，在全球化中处于不利于地位的社会力量应该建立广泛的联盟，它应该包括环境保护主义者、女权运动者、和平运动者和其他一些运动，如土著人权利运动和民主运动；由于工人运动的组织能力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经验，它应该担当这种联盟的组织领导，但必须超越其狭隘的公司主义思维以适应更广泛的社会运动的需要。其次，还需要建立反现存霸权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应确立对新世界秩序性质的共识。这种共识要给现存基本政治经济实体一定的地位和正确处理其相互关系。它还应注重建立新的消费模式，既要极大地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又要和全球生态平衡，最大限度地减少能源和资源的利用，减少污染，最大限度地解放人和增加平等参和的机会。第三，反对现存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是全球性的，需要各地斗争的相互支持，否则现存全球化的潮流可以孤立各地的反对者并各个击破；另外，新的秩序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创造的物质力量基础上的，这种全球化的物质力量决定了反霸斗争的全球性。第五，建立新秩序的斗争应注重统一战线新问题，一是要利用西方大国之间和内部存在着的各种形式的矛盾，二是要和伊斯兰进步力量友好相处，伊斯兰力量的兴起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在许多边缘地区渗透的反抗，尽管它在某些方面——如刑法典、妇女社会地位和圣战概念等，不受西方进步力量的欢迎，但它在北非、中东和亚洲许多地区已经成为替代社会主义号召众多贫困人口的力量。第六，争取新秩序努力的突破点是现存世界秩序中的薄弱点——军事和金融。军事和金融是目前在结构上决定国家行使权力的工具，也是全球结构中最薄弱的环节。在军事上，斗争战略不能仅限于高技术军事权力的集中垄断，还需要依靠其他的权力和非暴力反抗形式。在金融上，要充分预备一种在发生金融危机时可以发挥功能的金融战略，因为金融危机是最可能促使现存秩序的方式。新的金融机制应超越原来的经济和政治分离的自由主义，并把经济植根于具有平等和团结原则的社会之中（注摘要：GlobalPerestroika,seeGeorgeCraneandAblaAmawied.,TheTheoreticalEvolutionofIntl,PoliticalEconomy,OxfordUniversityPress,1997,PP158—172.）。
政治经济学范文第5篇
市场经济和发展道路上的“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认知和规避
重塑中国经济地理和世界经济地理
经济学方法论的实践原则与实证原则
劳动力价值再定义与剩余价值论的重构
关于激进政治经济学50年发展进程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转换过程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经济发展动力探析
加快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运用科技进步政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以技术创新引领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人口城镇化与空间城镇化的不协调问题研究
中国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方式影响的实证研究
中国农村工业化地区城市化滞后的一种解释
调整产业结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思考
“刘易斯转折点”的讨论我们忽略了什么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浅析“中等收入陷阱”形成机制及跨越对策
职业分层、中产阶级与收入分配
破解“中等收入陷阱”的路径选择
尊重客观规律,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在中国土地革命时期的经济学贡献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收入分配创新
论收入分配调整手段的适用性
近年来我国农民工“用工荒”的根源与对策
完善财产税制,促进居民收入分配公平
美国资本积累金融化实现机制及发展趋势
我国税收调节贫富差距的效果为何不够理想
用民主恳谈的方法解决劳资的冲突和矛盾
“福利赶超”、政府失灵与经济增长停滞
国民经济管理学面临新一轮发展的重大机遇
公有制视野下宅基地制度及其改革方向辨析
关于国民经济管理学人才培养和教材建设的思考
中国政治经济学论坛第十四届年会学术观点综述
中国式家庭农场——内涵、意义及变革依据
大力发展公有资本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我国工会定位问题的探讨
中国国有企业万岁——消除其财务业绩不佳的神话
我国转型期财产权结构及其矛盾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群体效应”与现阶段我国农村的区域性“贫困陷阱”
破除国有企业低效论——来自混合经济体的证据
西方主流金融发展观念的演变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等量劳动互换的两种形式: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
从“中等收入陷阱”命题合理性看中国发展模式的性质与问题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构建消费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
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分省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为什么中国企业家会“不务正业”——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居民收入差距的历史变迁及现状评价
政治经济学范文第6篇
《政治经济学研究》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大型季刊，自创刊以来，理论联系实际，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颇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
政治经济学范文第7篇
乐章一，台湾地区前领导人李登辉最近说，台湾与大陆，你是你，我是我，但你我是朋友。又说，三通、五通都不要紧。而年前，他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他“从来没有主张过”。还说，“想去大陆将孔子周游列国的路线走一遍”。
且不管李登辉的讲话是真是假，但对已构成了相当的压力与困扰。自从陈菊访问大陆之后，加上吕秀莲也蠢蠢欲动，就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焦虑不安。党内政客一人一个观点，是高度的没有共识。李登辉以前讲“戒急用忍”，今天说“三通、五通不要紧”，是滑头，也是“与时俱进”。有人主张召开党内“中国政策辩论会”，迟迟未见召开，是不敢开，一开就是一个难收拾的乱局。――这就是绿色的困惑与困窘。绿色的困惑、困窘与焦虑，讲白了，是三个形势综合下的结果：大陆崛起；两岸消长；美、日气弱。
乐章二，跟伊朗有关。伊朗这次政争，号称“绿色革命”，支持反对派穆萨维挑战执政者艾哈迈迪・内贾德甚至挑战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群众，多穿绿衫，绑绿色领巾。最终纷争尚未平息，但因写《世界是平的》一书名声大噪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曼却提了一个有趣的概念：以“绿色革命”呼应“绿色革命”!
弗里曼说，美国毋须开一枪，就可以真正削弱伊朗的神权政府，迫使它解放其国民。为什么?这就必须要先知道伊朗的“死穴”在哪里?死穴在哪里?石油!当油价报每桶70美元时，伊朗就有极大影响力，拒绝对核计划作出让步，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行动只会使伊朗生气；但只要油价暴跌，报每桶25美元时，制裁就会造成真正的伤害，内贾德才不会宣称纳粹大屠杀是虚构的。
答案很清楚，美国要对付伊朗，就是也要来一个“绿色革命”，美国的绿色革命，就是更彻底的节能行动。弗里曼建议实施汽油每加仑加一美元的附加税，但同时向穷人及长者退回该笔税项。这将立即出现三重正面效果：(1)刺激更多再生能源的投资；-(2)刺激更多消费者购买节能汽车――这正是重生后的通用汽车(GM)及克莱斯勒应生产的汽车；(3)美国可减少输入石油，从而确实影响到全球油价，消弱伊朗这个石油大鳄的能力。
弗里曼称此为“石油一政治第一定律”，即油价与石油国家的自由程度呈逆向关系。弗里曼举了一个经典的例子：苏联。俄罗斯上世纪90年代初的副总理盖这尔(Y・Gaidar)2006年发表题为《帝国的衰落：给现代俄罗斯借鉴的经验》演说，指出“前苏联瓦解的时间表可以追溯到1985年9月13日。那一天沙特石油大臣亚马尼(Yamant)宣布，沙特决定大幅调整石油政策，停止保护油价，重新拉高市场占有率”。此后6个月，沙特石油产量激增4倍，而实质油价也几乎以相同幅度急跌。为此，“苏联每年约损失200亿美元，少了这些资金，苏联难以继续生存”。
弗里曼因此呼吁美国应进行“绿色革命”，奥巴马已经展开了很棒的节能行动，但还可以做得更好、更积极。美国不再沉迷于消耗石油，伊朗相应的“绿色革命”亦动摇了其神权政治。于是，这就导出了下一个乐章。
政治经济学范文第8篇
上个世纪下半叶，由于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合流，加上世贸组织的推波助澜，全球一体化形成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大潮流。尽管如此，要建构一个全球大多数国家共同参与其中的可操作的框架并不容易，“多哈回合”谈判因而触礁。在这样的形势下，部分的国家和地区寻求区域一体化乃成为次佳的选择，北美自由贸易区(加、美、墨三国)与欧盟是先驱，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双双对对的自由贸易区则如雨后春笋似地纷纷出现；在亚洲，也不遑多让，经过10年谈判之后，东盟十国与中国的(10+1)自由贸易区从2010年1月1日开始运作，东盟与韩国、东盟与日本的(10+1)谈判也都在进行之中。另外，还有本质上与自由贸易区类似的CEPA也在内地与香港、内地与澳门之间签署。这股潮流势不可当。理论上，区域化的组合越来越多，交叉重叠之后，也就越来越接近全球化了。然而，却也在这样的发展大趋势下，台湾成了极少数的例外。
由于特殊的原因，台湾与其贸易对象之间难以签署自由贸易区协定(FTA)，因而当区域化趋势越明显，台湾无形中也就被边缘化了。这就使台湾处在一个越来越不利的竞争形势当中，这就是台湾为什么急于与最大的贸易对象中国大陆签署ECFA的背景。
然而所有类似FTA的协议，谈判都不容易，因为一旦签署，签署者的弱势产业及其从业者就被暴露在一个完全竞争的态势之下，从而面对发展与生存上的困难。正因为如此，有些FTA谈判持久却仍难签署，例如韩、美两国，困难就出现在韩国的鸡农与美国的汽车业的抗拒之上。
有些时候，作为谈判双方的优势一方，为了促成VrA的早日实现，也会对弱势一方“让利”。中国与东盟的(10+1)谈判，中国对所谓“新东盟”四国(缅、柬、老、越)就有所谓“让利”安排，同意这些国家可以对来自中国的货物仍然征收关税直到2015年。
两岸之间的ECFA协商显然也面临到类似的情况。双方都会有一些相对弱势的产业会面临到比以前更严峻的竞争，例如台湾的农业与中小企业。于是。这就成为作为一个在野政党据以抨击执政的主要着力点。
面对这样的形势，大陆高层最近提出了“让利说”，强调由于两岸是兄弟，因此会照顾到台湾农渔畜产业、中小企业及劳力密集弱势产业的利益，在开放要求上让步。有了这样的表态，自然有利于两岸两会在6月前完成签署，相信也同样有利于在“双英辩”中的辩论形势。
政治经济学范文第9篇
上至总统竞选，下到黎民疑难，都能通过Twitter实时交流，这就是微博的力量。
“奥巴马”的“得鱼忘筌”
起初，Twitter还是相对纯粹的社交网站，用户相互关注别人的生活动态、心情感悟、工作记录等，像所有的社交网站一样，也有人在上面交到了朋友、谈起了恋爱，但很快，这个公共的言论空间里就出现了政治话题。随后不久，Twitter便在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成为了最重要的互联网竞选工具，成了奥巴马的左膀右臂。
民主选举，媒体一直都是重头戏。上世纪60年代的肯尼迪就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靠电视赢得大选的总统，因为尼克松的胡子长得太快，电视上的他总是胡子拉碴，相比之下年轻帅气的肯尼迪就深得人心。而奥巴马在去年大选中几乎是重演了肯尼迪的戏法儿，在Twitter、YouTube(视频网站)等新媒体网站中大秀自己的风采，聚拢人气，仅11月一个月，奥巴马的Twitter主页就更新了250次，每天8次，他真是个勤奋的!
但很快，登上总统之位的奥巴马就“得鱼忘筌”了，不再写消息了。也有人认为是由于美国的法令限制，不允许总统奥巴马用他的黑莓手机写Twitter。
但白宫并不理会Twitter对奥巴马曾有的“拥戴之功”，白宫工作人员禁止上班时间写Twitter。在英国，媒体则在讨论议员们在国会讨论时用Twitter向外界报料到底对不对。英国普利茅斯市就禁止议员和政府人员通过公用电脑或是手机登录Twitter，因为该市的工党领袖在Twitter上骂别人是“纳粹”，工党领袖却认为这是保守党的报复行为。
Twitter与政治，到底谁在影响谁?
Twitter与政治，到底谁在影响谁，这是个问题。
有人在美国建立了所谓的“Twitter国会”网站，通过该网站你可以任意选择并关注Twitter上所有美国议员的活动，英国也出现了类似网站。通过网络平台，政治与超女海选的差距越来越小，颇具表演力的政客就会在这种“关注度”的角逐中胜出，但没有人真的关心他是否一个专心的、专业的、专注的政治家。
而在德国，政客们担忧Twitter会变成“泄密门”，小道消息横飞的Twitter很可能导致兴师动众的德国大选成为“泡影”。
当然从始至终，Twitter都是被动的，作为一个网站，它没有办法过多地干涉用户们想要写什么，或者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所以当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建议授予Twitter诺贝尔和平奖之时，其实Twitter只是充当了一个发出另类声音的平台。伊朗当选总统内贾德不见得在伊朗就不得人心，只不过外界很少有人会去看伊朗国家电视台，也看不到，但多数都能看到Twitter，于是反对派的声音就被无限放大了。
推崇Twitter的人，其实各有所需。比如奥巴马的竞选对手莎拉・佩林就喜欢用Twitter她的每日行踪，因为传统媒体对佩林的报道几乎是一边倒的贬损，冷嘲热讽“她和她未婚先孕的女儿同样都是新手”。所以Twitter让试图参加下届总统大选的佩林抓住了救命稻草：
“终于可以发出我自己的声音了!”
于是，当佩林得知有人在Twitter上冒名顶替时，她大为光火，在Twitter上“宣誓打假”。但是Twitte竞选乃是奥巴马的老路，佩林是不是有点后知后觉了?
另类声音，是Twitter的“聚宝盆”吗?
政客们希望在Twitter上拉拢人气，但Twitter的老板却希望用它赚钱，两者会否矛盾呢?
Twitter上的政治热闹走马灯似的轮番上演，但主角永远都是政客们，一切似乎与Twitter这个平台无关，更重要的是，Twitter至今还在为它的“钱袋子”发愁。外界炒得沸沸扬扬的“政治经济学”，并未给Twitter带来实际的收益，叫好不叫座而已。毕竟在金融危机中，连政治立场鲜明的老牌媒介旗帜《纽约时报》都把集团大楼抵押了，一句话博客网却可以凭借政治赚钱吗?
不久前，黑客入侵了Twitter网站的内部系统，把这家网路公司的绝密材料偷出来并卖给了IT网站，IT网站又拿着这些秘密向Twitter开价，您看，在发财问题上，Twitter总是先人后己。一番讨价还价之后，IT网站答应只公布一部分资料。已曝光的资料，让人们对这个只有28个雇员的小网络公司的“钱途”有了些许期待。
Twitter在2011年将拥有3.5亿用户，今年第三季度网站赚来第一笔收入40万美元，而到第四季度，收入将暴增至400万美元。预计在明年年底，Twitter的收入将达到1.4亿美元。它到底通过什么模式赚钱?Twitter移动开发业务主管凯文・萨乌说：搜索、移动运营商、与媒体合作。
就在几个月前，美国几大媒体巨头还瞧不起Twitter，Google的老板iETwitter是“穷人才用的东西”，媒体巨头们也纷纷泼冷水iETwitte确实是个好的沟通工具，但想用这个赚钱，似乎还是幻想。
或许微博流行没有理由，本身就是最大的理由，因为它适应了用户互动交流的需求，顺应了信息传播方式大变革的趋势。存在就是合理，适者生存，作为互联网的一种最新应用模式，微博的燎原之势已是锐不可挡。
政治经济学范文第10篇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与东盟的相对脆弱性
当今的世界经济在加速全球化的进程中，也在不断地走向区域化。欧盟（EuropeanUnion）的一体化进程和欧洲单一货币区的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成功运作都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功例证。而作为当今世界三大制造业中心之一的东亚地区经济区域化的进程却比较缓慢，这与东亚地区经济的发展速度和潜力是不相称的，也使得东亚地区在与北美及欧盟的竞争中处于相对劣势。
成立于1967年的东盟（ASEAN）拥有10个成员国，是目前东亚地区最大的以政治、经济合作为主的区域集团。客观地讲，东盟的建立和存在促进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也增大了东盟各成员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权重。东盟作为东亚地区唯一的联系相对紧密的区域性组织，尽管成员国不少，但与北美和欧盟相比，不仅总量微不足道，其质量上的差距则更是相去甚远。东盟的差距集中体现为这个区域组织内生的脆弱性，或者说是一种先天不足。这种内生的脆弱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上存在巨大差异
在东盟的10个成员国中，既有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又有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等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上存在巨大差异。2000年新加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7330美元，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而越、老、缅、柬四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不到400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约70倍，远远高于欧盟内部16倍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内部30倍的差距水平。东盟国家内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极大地限制了各成员国相互协调经济政策的余地，和欧盟相比，这是东盟的一大劣势。
2、经济、贸易结构的雷同化
地缘上的亲和力与经济优势的互补是区域经济实现整合的两大先决条件，其中区域内部成员国经济优势的非均质分布决定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创造效应的大小，而东盟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方面并不具备明显的互补性。东盟内部的新兴工业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是凭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导向战略，到了20世纪80-90年代，又转换为以下游的电子信息产品出口为主，东盟国家在国内经济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上呈现出雷同化的特征。1999年，东盟、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内部出口贸易额及在其总出口额中的比重分别为819.29亿美元，占22.2％；5811.62亿美元，占54.6％；13763.14亿美元，占62.6％。从这两个角度来衡量，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相比，东盟都尚处在一个较低的发展阶段。这也就证明，经济和贸易结构的雷同化极大地限制了东盟内部各成员国贸易创造效应的发挥。
3、内部市场的狭小和对外部市场的依赖
东盟10国的总人口为5.3亿，1998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7370亿美元，经济总量和人均占有量都不大，基本上属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内部市场潜力较小，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严重。20世纪70-80年代，东盟国家主要是为日本生产下游的电子产品，出口方面主要依赖日本市场；到了9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衰退和美国新经济的兴起，东盟国家的出口又开始严重依赖美国的市场。内部市场的狭小限制了东盟未来的发展空间，而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则严重削弱了东盟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一旦主要的出口地区发生市场萎缩和剧烈价格波动，就会对集团内各成员国国内经济的稳定构成巨大威胁，增加了未来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4、内部缺少核心的经济力量和协调机制
区域性经济组织并不需要明文规定组织内部的核心经济力量，但从欧盟和北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成功范例中可以看出，区域性经济集团内部在客观上需要有核心的经济力量。在北美范例中，毫无疑问，美国执自由贸易区之牛耳，1995年墨西哥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正是因为美国的全力注资解救才使得金融危机没有波及其他的美洲国家。在欧盟的范例中，德国和法国是两个核心。区域内核心国家的职能在于承担区域组织的重大责任，起到协调成员国政策、稳定区域内部经济的职能。而东盟国家中则没有一个愿意而且有能力担当领导国家的责任，中坚力量的缺乏降低了东盟各成员国之间的凝聚力。在1997年的金融风暴中，东盟各国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竞相贬值本国货币而全然不顾整体的利益，结果造成危机在各个国家中迅速蔓延，损失惨重，东盟内部缺乏核心力量和共同应对机制的弊端暴露无遗。
二、东亚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动与创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必然性
1998年以后，东亚经济之所以能在短短两年的时间内复苏，得益于外部需求的高速拉动。美国在电子信息产品方面需求的强劲增加使东亚各国迅速摆脱了金融危机的困扰，但同时也产生了两个不利的因素：一是使东亚经济更加依赖于美国市场；二是亚洲经济危机中暴露出来的东盟国家产业结构单一化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纠正，劳动密集型产业科技投入不足、生产率低下的弊病并没有根除，美国新经济造成的强劲需求和亚洲经济的迅速复苏只是暂时地把东盟国家的深层次经济问题掩盖了起来。2000年下半年以来，美国的国内需求趋于疲软，经常项目逆差开始逐渐减少，其消极影响也开始波及到东盟国家。“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随着美国和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格局也发生了变化。
1、美国经济的衰退及其东亚战略的调整
美国布什政府上台之初，把中国视为一个具有威胁的潜在对手，显示出了咄咄逼人的对华政策态势。而“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使中美两国重新找到了战略合作的平台，美国意识到中国是亚太地区和世界范围内一支重要的和平和稳定力量。基于这种认识，美国新政府在对华政策方面又回到了前几届政府的路径上去。美国历来就在东亚政治经济事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东盟一些国家中有很强的影响力。因此，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就为中国在该区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2、日本经济的弱势及其局限性
日本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后迅速崛起，并相应地带动了东亚其他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作为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的经济大国，日本本应当也希望能在推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核心的作用，但日本的这一愿望在实践上却不具备基本条件。首先从经济状况的基本面分析，日本在90年代初经济泡沫破灭之后，经济长期低迷，所以日本的经济总量虽然很大（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4.4万亿美元，超过东盟10国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但从整体上看却是弱势，日本没有能力吸纳东盟国家过剩的生产能力，更无法整合和带动整个东亚经济的发展。从经济政策上看，鉴于自身经济结构的特点，日本长期实施以邻为壑的政策，视东亚国家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日本非但没有对东盟国家提供帮助，反而大幅度贬值日元，加剧了恶性的竞争性货币贬值，加重了金融危机的程度，全然没有承担起与其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稳定地区经济的责任，受到东亚各国和世界舆论的批评。近几年伴随着国内经济的颓势，日本的贸易保护主义越发严重，不久前频频发生的中日两国贸易摩擦和日元再次大幅度贬值便是日本保护主义倾向抬头的明证。从政治上看，日本不但不能勇敢承认并深刻反省其战争罪行，反而不断歪曲和美化其侵略战争历史，国内政治右倾化的趋势明显，这使东亚国家加强了对日本的戒心，而且影响日本在地区事务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由于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难以改变现行制度安排，也就决定了日本难以摆脱经济、政治上的困境，从而也就很难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3、东盟的窘境及对华战略的调整
东盟国家虽然在文化上和中国有着很深的渊源，但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东盟国家历史上一直对中国心存芥蒂，有些国家甚至长期执行反华的政策，他们担心中国的强大会在经济、军事上给他们造成威胁。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并给予遭受危机的东盟国家有力的金融援助，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承担了超强的国际责任和负担，受到了国际舆论的广泛赞誉，也赢得了东盟各国的信任，树立了中国以及人民币在东亚地区的威信。“9.11”事件发生后，政治上东盟国家意识到中国是维护东亚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经济上东盟国家逐渐看清楚，中国绝不仅仅是他们的竞争对手，更多的还是一种合作共荣的伙伴，在新的世界经济秩序中，搭上“中国经济的快车”，能够走出经济衰退的阴影。在这种大的背景下，东盟各国出于自身的经济利益，纷纷调整战略，把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合作放在举足轻重的位置。
4、中国经济的强势及入世对东亚经济格局的影响
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一直保持强劲增长的势头，从1978年到2000年的23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达到9.6％（根据《2001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出），堪称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又一奇迹。2001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达5098亿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位次上升到世界第六，2001年在全球经济衰退的阴影笼罩下，中国取得了7.3％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外汇储备达到2122亿美元。在亚洲，中国经济的强势和日本经济的低迷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同日本的岛国经济及“亚洲四小龙”的限制型经济相比，中国是一个大国经济，市场价格主要是内生决定的，经济发展更多的是依靠国内庞大的市场和不断成长的需求，这就更预示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将对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入世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地理大发现，世界“发现”了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新市场，而且这个市场还是一个处在发展中的、增长速度最快的、未来潜力最大的“绩优市场”。因此，从东盟国家的角度看，成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促进中国东盟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甚至建立共同市场，意味着东盟国家将获得中国相当的市场份额，在抢滩中国的进程中取得先机。从中国的角度看，作为一个贸易大国，中国没有参加任何一个双边或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一直置身于经济区域化、集团化的浪潮之外。由于没有一个区域性的贸易组织为依托，即使加入世贸组织这个多边的贸易体系，中国在处理与他国的贸易纠纷中也将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无论是从进一步扩大开放，还是从融入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参与国际竞争的角度看，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进行区域内的分工合作，对中国也是非常有益和必要的。
三、“雁行模式”的破产及中国与东盟的经济互补性
1、“雁行模式”的破产要求东亚地区建立新的区域产业分工体系
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与小岛清等人提出的“雁行模式”一词曾经形象地描述了20世纪60-80年代东亚经济内部产业分工与转移的动态关系。该模式中，技术先进、资金雄厚的日本居于东亚经济发展的雁头地位，主要从事技术开发并进行产业转移：“亚洲四小龙”具有一定的资金技术积累，重点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是东亚经济发展的雁身；作为雁尾的东盟具有廉价劳动力与丰富的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一般认为，该模式较好地解释了80年代以前东亚经济的巨大成功。但是90年代初以来，“雁行模式”受到了东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严重挑战。首先，该模式的理论基础是静态的比较优势，强调产业分工的固定化，势必不能满足东盟及曾经处在雁阵模式边缘的中国赶超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需要；其次，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已经无力再担当雁头的角色，如何进一步把日本的比较劣势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在调整和转换日本经济结构的同时促进整个东亚经济结构的升级，是日本经济乃至整个东亚经济面临的大难题；最后，“雁行模式”的成功是东亚各国（包括日本）推行以美国市场为导向的出口导向战略的成功。随着冷战的结束，东亚的安全战略价值大大降低。2000年以来，美国的新经济周期开始从创新高频阶段向成本竞争阶段转换，经济增长开始减速，“雁行模式”成功的国际大环境不复存在。
90年代后期，东亚地区作为世界范围内的新兴制造业中心，产值已占全球制造业产值的1／3，与北美和欧洲并驾齐驱。“雁行模式”的破产及外部环境的变化使东亚各国和地区亟待建立一个区域内部的自我稳定发展机制来替代对美国市场的高度依赖，以便实现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特别是对于内部市场狭小的东盟而言，寻找稳定的、纵深的地区大市场更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在东亚地区建立一种新的区域分工协作机制，是东盟国家摆脱困境的必由之路。
2、中国与东盟贸易结构的互补性
前面曾经提过，经济优势（比较优势）越是不均衡分布，产业结构的雷同化程度越低，成员国之间开展贸易得到的好处就越多。20世纪的90年代，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额增加的速度非常快。东盟成为中国继日本、美国、欧盟、香港之后的第五大贸易伙伴，占中国对外商品贸易的份额由1991年的5.8％上升到2000年的8.3％；而中国也成为东盟的第六大贸易伙伴，东盟各国对中国的外贸依存度逐年上升。
中国和东盟国家在比较优势分布方面都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见长的，产业结构有一定的相似性，出口产品也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但如果对产品进行细分，仍然会发现产品的互补性。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的统计表明，中国与东盟在贸易结构上具有明显的互补性，这也是双方进一步扩大贸易的重要基础。中国与东盟贸易的商品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具有明显互补性的商品，它们主要以资源禀赋的差异为基础，约占双方贸易额的一半。其中一部分是东盟具有优势的商品，这些商品反映了东盟多数国家森林、矿藏和热带作物等自然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它们约占中国从东盟进口额的42％。另一部分是中国具有优势的商品，主要是金属及其制品、纺织品服装与鞋类、蔬菜及加工食品。车辆等，它们约占中国对东盟出口额的38％。第二类是互补不明显的商品，也占到双边贸易的一半。比如电子信息产品在双方出口产品结构中都占据相当的权重，从表面上看具有很强的竞争性。而在2000-2001年，中国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对电子配件产品的巨大需求，中国从东盟进口的电子配件大幅增加，年增长率达到30％。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一是中国与东盟之间尚未建立一种密切的产业分工，目前双边贸易的基础还是一般性的资源互补，它仍将是今后中国与东盟发展贸易关系的基本因素。二是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双方高层次产业分工协作框架的确定，双边的贸易、投资会大幅度增长，从而有效拉动各自国内的经济增长。据专家组的估测，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可以增长14％，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出口可增长55％，双方的国内生产总值将分别增长0.9和0.3个百分点；还有可能形成双方在某些战略产业方面的联合发展优势，最有希望的是信息产业、以天然植物药为基础的现代生物制药产业、金融服务业和旅游业等，这都将极大地提高中国和东盟的区域竞争力。三是由于经济结构某些方面的近似性，双方在合作的过程中也会伴随着激烈的竞争，但可以乐观地预测，随着双方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规模经济效应、竞争刺激效应和投资刺激效应将同时生效，最终有利于双方经济的有效整合。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