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业资源管理范文

渔业资源管理范文第1篇

关键词：渔业资源；管理体制；资源保护

中图分类号：F326.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60632125

盲目的渔业模式、水体环境成为经济发展的牺牲品、渔业资源管理体制不完善等状况急需要解决。因此，合理利用渔业资源，制定可持续发展的管理体制，积极保护渔业资源急不可待。

1 河北渔业情形

河北的主要河流分为2大水系：海河水系；滦河水系。大多发源于太行山和燕山，向东一直注入渤海。其中滦河更是重工业发展城市唐山的母亲河。目前，秦皇岛市海域富营养化严重，该市做出一系列措施对渔业资源进行了有效的保护。河北渔业资源丰富，例如：对虾、扇贝、螃蟹还有各种淡鱼、海鱼等等。但目前河北省的渔业资源呈下降趋势，其影响因素包括众多方面，从而鱼类种数下降，鱼类的总数也呈现出减少的趋势。因此，保护渔业资源的行动刻不容缓。

2 河北鱼类资源的影响因子

2.1 客观原因

环境因素，由于河北经济发展大多依赖于重工业，煤矿、钢铁、化工厂等，然而这些企业工厂对环境的破坏是不容忽视的。河北有多个县市临海，有秦皇岛，唐山的唐海，曹妃甸等。地处入海口，随着经济的发展，这势必要给周边的河流海洋带来影响，鱼群赖以生存的环境遭到了破坏，自然产量和质量会有所下降。

2.2 主观原因

不合理的过度捕捞使得渔业资源减少，有些渔民不遵守相关制度，在休渔期仍然大肆捕捞，使得鱼群没有时间进行繁殖后代，种族得不到延续。而且，有些渔民为了一己私利，使用的渔网的网孔过小，不能使小鱼钻出，因此鱼群总数越来越少。

兴修水利工程和农业污染是使水体不洁净的主要因素。在兴修水利过程中，水库水坝等改变了鱼群原有的生活环境，鱼群的正常繁殖不能进行，使得渔业资源减少。

3 河北渔业资源管理现状

3.1 不科学的渔业资源管理

人员方面，有关的渔业资源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并不是高素质人才，专业知识并不强，所以管理水平相应的也不高。而且，不仅质量不高，数量也是相差甚远。其工作人员的执法力度不强，治理的方式单一化，并不能对那些违法捕捞，违规打鱼的渔民进行很好的批评惩戒教育，二次犯错的记录很高。

3.2 不科学的捕捞方式

渔民的素质不高，捕捞许可证的不严谨的发放都直接间接的导致渔业资源的减少。更有甚者，多个渔民持相同捕捞许可证进行作业，显然，政府等相关部门存在执法不严的现象。部分渔民渔船不符合相关条例规定，买进新的渔船后，仍持旧的捕捞许可证进行作业。为了保护渔业资源，要坚决杜绝此类现象的发生。

3.3 不完善的渔业资源管理制度

目前，我国整体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的整体素质还不够高。最主要的是渔业资源的执法费用欠缺，国家政府的方面应该加大在渔业资源管理和保护方面的投资。

4 制定渔业资源保护对策

4.1 其他国家管理渔业资源的借鉴

向美国、英国、韩国等国家学习渔业资源管理体制，保护现有渔业资源不受破坏。要制定明确的渔业资源管理制度、法规、法律等；加强执法部门的执法力度，采取有效的方式方法来惩戒非法捕捞，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对于情节严重者，要用法律武器制裁。

4.2 制定可持续发展的渔业资源管理制度

不断根据每年的实际情况修订休渔计划，调整禁渔期，让渔业资源得以休养生息，实现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并且要运用法律对渔业资源进行保护，一旦发现违法捕捞，严惩不贷。再有要增加高素质的渔业资源管理执法人员数量，增强执法人员的法律素养。

4.3 从渔具上控制捕鱼强度

从渔具上限制捕捞强度，这样保护鱼苗，从而使得鱼群得以繁衍。控制渔网的网眼大小，严令禁止鱼苗当作鱼饵。建立鱼类种群基因库，控制每人捕鱼量，保护珍稀物种，人工放养鱼苗，使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

4.4 加快渔业资源产业转型

改变原有渔业类型，努力向人性化、合理化方向发展。学习美国的休闲渔业，即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改善了河流周围环境，又保护了渔业资源，还可以增加渔业资源管理的经费。

海洋渔业资源人类是赖以生存的宝藏，渔业资源管理部门要制定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渔业管理体制，合理利用渔业资源。国家也要培养更多的专业性人才，提出更有效的保护措施，来保证渔业资源利用的合理性，如此，渔业资源才能得到保护。

参考文献

渔业资源管理范文第2篇

在近数十年的环境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因素综合影响下，黄河渔业资源明显下降，已表现出生命周期长的种类被生命周期短的取代、传统的大中型种类被庞杂的小型种类取代、优质种类被非经济种类取代，当地优质优势种类被低质种类取代，鱼类个体小型化、繁殖群体低龄化十分突出。在生产上原有的专业捕捞队纷纷解散，以打鱼为生的渔民也都转产。一些种类由过去的连续分布到现在的点状隔离分布，不少种类已呈濒危状态。黄河渔业资源减少已是不争事实，衰退趋势还在发展。

1.1环境因素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黄河上游来水量偏少，在黄河源头也出现了断流现象，河道、湖泊水位下降，产卵场萎缩，更为严重的是在一些干支流以及在黄河干流下游出现了季节性断流，给鱼类种群的恢复和渔业资源的发展造成不可估量的破坏。

1.2不合理的捕捞从整个黄河流域渔业资源上来看，在已开发的鱼类中，全都存在着过度捕捞和非法捕捞的情况，无论是干支流还是附属重要渔业水体，酷捕现象比较严重，现在就连以往不被重视的小型条鳅鱼类也被开发出来。在渔业生产上，使用非法捕捞方式，最大追求产量和经济效益，捕捞强度激增，表现为对资源的过度捕捞。捕捞量远远超自然增殖量，是造成渔业资源衰退的一个直接的重要因素。近些年，随着旅游业的兴起，黄河沿岸一些地区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逐渐被开发成旅游景点，在一些地区，将品尝黄河特有珍稀鱼类列入旅游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项目作为吸引游客的一种手段，更进一步加剧了偷捕、炸、电，甚至毒鱼的非法捕捞的进一步蔓延。

1.3水域污染黄河流域的工农业发展迅速，农业生产大量使用化肥，利用率低，没有被利用的化肥随水流入湖泊水库，造成有机污染。在中下游地区，干支流沿河工矿企业密集，大量的污水排入黄河水体，水质恶化，污染严重，污染事故频发，污染物超标，超出了鱼类自身的承受力，影响了鱼类的繁殖、生长和发育，以至于不能生存，导致在一些水域绝迹或基本绝迹。湟水河、渭河等因污染许多传统的土著鱼类已多年不见。在南四湖因污染使得部分水体失去了渔业功能，不适宜渔业生产。水域污染已经成为制约黄河渔业发展的突出问题。

1.4水利工程建设黄河上游已成为我国规划建设的重要水电基地和能源基地，龙羊峡以上黄河鄂陵湖出口至羊曲河段1360km，规划了16个梯级电站，龙羊峡至青铜峡河段918km，规划25座大中型水电站。下游还有万家寒、三门峡、小浪底等工程。水电水利工程对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重大作用。一方面水库的建成增加了水面，利于发展渔业。但另一方面水库改变了原有的水文状况，对喜流水尤其是在繁殖季节需要特定流水条件的鱼类影响很大。拦河坝阻断了洄游鱼类上下游洄游通道，严重影响了鱼类的自然增殖。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阻断了鳗鲡的洄游通道，鳗鲡在河南、陕西境内消失。青铜峡大坝建成后，北方铜鱼的年产量由原来的15t急剧下降，现数量十分稀少。东平湖的水利工程阻断了鲚、鳗鲡的洄游通道，在湖内几乎绝迹。随着水电水利工程的建设及运行，对渔业资源的影响也日益显现出来。

1.5外来物种影响为了水产养殖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引种较为活跃和频繁。一些外来种类的引进，为改善水产养殖结构、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消费需要，丰富水产品市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有的在引进以后，在水产养殖中的作用却十分有限。在黄河水域中，外来种数量也不少，有的作为优良品种人工直接引进的，有的是引种时无意带入，也有的是养殖过程中不慎逃逸的，有的因放生带入的。外来物种的引入，一方面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有可能带来潜在影响和危害。外来物种对黄河土著种类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调查方能做出客观的评价。

1.3电站冲沙黄河的泥沙含量较高，当泥沙量超过200kg／m3，就会出现窒息鱼类的“流鱼”现象，造成成鱼尤其是幼鱼的大量死亡。黄河干流宁夏到河南地区，在过去，每年都要出现“流鱼”现象，这种现象多出现在汛期。然而建成后的水利水电工程因自身维护需要，定期不定期地进行冲沙下泄，从而人为造成“流鱼”现象。国家也开始关注小浪底水库调水调沙对渔业生态环境及渔业资源的影响。“流鱼”对渔业资源的危害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

2保护对策与建议

2.1颁布实施规范性文件或法规长期以来，沿黄各级渔业部门在黄河流域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实际工作中，也存在着条块分割、分头管理等问题，为此农业部成立了黄河流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黄河流域渔业资源的管理和保护不仅仅是渔业部门自身的工作，还涉及环保、水利、航运、工商、林业等多个部门和行业。应就黄河流域渔业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治理下发规范性文件或部颁文件，时机成熟时上升法规高度，从而为推动流域范围内统一组织实施各项资源养护管理措施，实现黄河渔业资源的整体性保护提供制度保障。

2.2开展环评工作，争取对渔业资源的补偿用于渔业资源养护根据《渔业法》《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法规，渔业部门要主动介入水利水电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要特别加强涉渔工程的关注。青海省渔业部门也主动与有关单位沟通，承担了国家重点建设项目黄河拉西水电站、黄河苏只水电站、黄河积石峡水电站，大通河石头峡水电站的渔业环评工作，得到了环保部门和建设单位的认可，黄河苏只水电站和积石峡水电站在2007年都建成了黄河鱼类增殖站，成为黄河上游第一批建有鱼类增殖措施的水电水利工程，现已投入运行。甘肃、陕西渔业部门也介入了其境内水电站的环评工作。通过开展环评工作，科学地合理地提出渔业生态补偿措施和方案，用于渔业资源养护，减少工程建设的负面影响，确保遭受破坏和影响的渔业资源和生态得到相应的补偿和修复。妥善地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不仅符合国家环保政策，更为经济建设服务，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建设发展的大局。

2.3建立保护区和救护中心黄河流域有191种鱼类，还有两栖类、爬行类、甲壳类等，这些物种构成了我国水产种质资源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种类为黄河特有种，不可替代。国家已经公布了一批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在青海、甘肃、四川、宁夏、河南、内蒙、山东都建有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甘肃、陕西也建有水生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但从保护种类数量上来看，受到保护种类不多，还要继续建立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把具有较高经济价值和遗传育种价值的水产种质资源的主要生长繁育区域建立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要保护好水产种质资源及其生存环境。还要相应建立救护中心，充分利用短缺稀少的自然群体，依靠人工饲养和繁育保存濒危动物，并在适当时机将放归于自然界，恢复种群。

2.4加强渔政队伍建设，组织联合执法为保护黄河渔业资源，维护生产者正当合法利益，打击非法破坏渔业资源行为，需要有过硬的渔政队伍。要加强渔政队伍的建设，完善执法装备的建设，也要加强渔政执法人员的培训，提高执法能力和素质。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联合执法行动，建议由黄河流域渔业资源管理委员会统一部署，组织联合执法，严厉打击破坏渔业资源的嚣张气焰，提升渔政和渔业部门的形象，扩大影响力。

2.5开展全流域的休渔制度和长效机制各省都在各自的管辖范围内，采取实施封湖育鱼、制订禁渔期、划定禁渔区等多种方式保护黄河渔业资源。为进一步扩大保护范围，加大保护力度，有效养护黄河渔业资源，建议开展全流域的休渔，并建立起长效机制，每年都要做，而且要持续做，不仅能够促进渔业资源的恢复，而且还能广泛唤起全社会对黄河流域渔业资源的高度重视，为黄河流域渔业资源管理和保护创造良好的氛围和环境。

2.6加大科技投入，开展黄河渔业资源调查黄河渔业资源的研究工作尽管有几十年的历史，但长期以来，研究工作还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尤其是基础性研究还十分薄弱，黄河渔业资源及其保护的研究工作需要有长远的规划，要有超前的意识和责任感。随着黄河流域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生态环境急剧的变化，黄河渔业资源的研究处于关键时期。保护好黄河渔业资源必须要有大量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做为支撑，所以要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并要把黄河渔业资源研究工作纳入国家渔业发展规划中。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开展过黄河水系渔业资源调查工作，近三十年过去了，黄河渔业资源及渔业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要任务先要开展黄河渔业资源本底调查。

2.7争取投资，开展资源增殖放流人工增殖放流是一项很有效的渔业资源养护手段和措施，鉴于黄河渔业资源衰退趋势还在发展，要积极开展人工增殖放流，补充和恢复渔业资源。沿黄各省（区）也都重视和关注资源增殖工作，由于各省（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财政部门也尽所能支持和扶持资源增殖放流工作，西部省（区）在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也拿出一部分资金用于增殖放流，但十分有限。黄河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是一项造福于民的公益性事业，也是一项要长期坚持开展的工作，投入大，要有国家财政的支持和扶持，并要将黄河渔业资源增殖放流经费纳入预算科目，为增殖放流提供财力保障。在争取国家财政扶持的同时，也要多方渠道吸引民间资本等其他社会资本参与增殖放流，推动黄河渔业增殖放流事业的发展。

渔业资源管理范文第3篇

关键词：国际法 海洋渔业 资源管理

纵观全球海洋渔业资源的变化趋势，可以很清晰的探寻到国际法对海洋渔业资源进行规制的路径。20世纪50、60年代进步神速的渔业科技给海洋渔业资源带来巨大压力，面对渔业资源的国际法规制也在这种压力下蓬勃发展。1958年联合国第一届海洋法会议出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套四部海洋法公约，紧接着的1960年第二届海洋法会议虽着力领海宽度问题但未能予以解决，但为1973年的第三届海洋法会议准备了前奏。1973年至1982年，世界各国在11个会期、15 次正式大会后，终于在1982年12月10日于牙买加蒙特罗湾通过了第一部完整的海洋法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公约》共17个部分，320项条文以及9个附件，合计共有446个条文，几乎包含了所有的海洋活动规范，针对海洋渔业活动的制度自然是其中最主要的内容之一。《公约》于1994年11月16日生效，已成为约束全球人类海洋活动的共同法典。

1 海洋渔业资源管理的理论基础

1.1 全球共同利益原则

渔业资源是人类从海洋获得的最主要的水产品，占人类捕捞的水产品的90%，也是海洋最主要的生物资源，与海洋生态环境甚至整个地球生态系统都有紧密联系。对于渔业资源的国际法关注也早就突破了单纯海洋法的范

围，国际环境法的视角的强化更强调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养护。

为实现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人类活动应恪守义务约束；且活动关注的中心也应从人类利益转向人类与生物共享的全球利益。可以预见的将来，对渔业资源的国际法规制必定是更多地吸收国际环境法的先进理念并通过具体的制度予以落实，这也意味着渔业资源国际法规制终将归位于全球利益原则和义务重心。

1.2 极限理论

渔业资源枯竭的现状说明渔业资源的总存量是有限的，渔业资源的再生和自我更新能力也是有极限边界的；人类的过度捕捞活动一旦超越了这一边界就会产生渔业资源衰竭的问题。二十世纪80至90年代联合国对公海“大型远洋流网捕鱼”作业的系列决议就是渔业资源“极限”问题的实证。海洋资源分配所体现的基本精神义务，它为人们占有、开发海洋资源的行动设置限制，它要求各国占有、开发海洋资源的行动服从全球海洋资源持续利用的总体安排。

作为最主要的海洋生物资源，要以有限的渔业资源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需求自然也应服从这种以义务为重心的分配，而这种分配的义务重心则不仅要求渔业资源法律制度以限制人类行为为主，更重要的是为各项制度安排明确的义务主体并建立完整的责任体系。

因此，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国际法规制最终仍应落实和以推进国际合作国家责任为方向发展。全球共同利益原则和极限理论说明：一切作为人类共同财产的资源，其一定是将义务置于权利之上的，即将义务作为重心。且这种义务本身也是为了实现义务承担者的长远利益。国际海洋渔业资源法律制度正应以“全球共同利益原则”和义务重心的基本思想为指导原则，任何可能背离这两点基本法理的尝试都是危险的。

实际上，国际渔业资源法律制度的发展已经表明其义务重心，《公约》和后公约时代的各项制度都通过义务主体的安排，对渔业活动予以了越来越具体的限制，且越来越强调通过国际合作履行义务。

2 专属经济区内渔业资源管理

2.1 专属经济区的概念

所有的沿海国都享有一种领海权利，即沿海国有权把沿海捕鱼权完全保留给本国国民，禁止或限制其他国家的国民在其管辖海域内从事捕鱼活动，这种权利被称为渔业管辖权。二十世纪40年代起，以拉丁美洲沿海国家为首，提出了一种新的主张，在沿海二百海里海洋区域内建立经济专属区。自此，很多海洋国家开始纷纷效仿，专属经济区的概念也就被提到各种海洋大会议题。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专属经济区是领海以外并邻接领海的一个实行特定法律制度的区域，该区域的最大宽度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起不应超过200海里①。

2.2 专属经济区的权利和义务

之所以要制定专属经济区内渔业资源相关法律，其目的就是明确海洋渔业资源管理的主体，并规范沿海国在享受海洋权益的同时，承担该海域的养护任务。沿海国享有是权利主要包括：

①自行决定该海域内海洋生物的可捕量，分为不同时期对海洋生物的可捕量控制，个别国家对海洋生物的可捕量控制，个别船只对海洋生物的可捕量控制；②限定其他国家对该海域的可捕量，因享有专属经济区的沿海国有促进该海域内生物资源得到适度利用的义务，因此，在这个前提下，他们可以限定其他国家对该海域生物资源的利用；③其他国家的国民在共享海洋资源的同时，必须遵守沿海国的相关法律法规，这也是确保沿海国能确实有效的保护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前提。而沿海国同时也要承担防止该海域内渔业资源的过度开发，并承担养护的义务。

3 公海渔业资源管理

3.1公海渔业资源管理的历程

格劳修斯在1609年的时候曾发表了《海洋自由论》，

自此，一种“公海捕鱼自由”的观点逐渐被大家追捧。而随着沿海国对海洋渔业资源的捍卫以及海上霸权的争夺，以及后来《公约》的形成，开始对“公海捕鱼自由”进行限制，许多国家纷纷加入了该《公约》，公海捕鱼的限制逐渐被广大沿海国所接收。根据《公约》的规定，所有的缔约国均有义务要求本国国民或自行，或与其他国家合作采取养护公海生物资源的必要措施。事实证明，不管是渔业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还是渔业资源的养护与管理都离不开国际间的合作。同时，国际间的合作也是弥补海域划界所导致的管辖权争议，衔接各海域渔业制度的有效方式。除了《公约》对各个国家规定的义务外，《促进公海渔船遵守国际养护与管理措施的协定》也规定了公海渔业信息的交流与合作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便利了国家间在公海信息的广泛交流。《遵守协定》强调船旗国之间应互相交流有关渔船的资料，以协助彼此查明悬挂其旗帜、从事有损国际保护和管理措施的违法渔船②。另外，《遵守协定》还设定了缔约国间通过粮农组织开展的合作。

3.2 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出现的船舶改挂旗帜现象，成为对渔业管理措施最具破坏力的因素之一，引起了全球的关注。所谓的船舶改挂旗帜，是指船舶撤销其在一个国家的注册后又在另一个国家重新注册，其通常是为了达到降低运行成本和优惠的缴税条件等经济目的，从而规避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规则的约束。渔船改挂船旗规避管理措施的行为，不仅严重危及了区域性渔业组织的管理主体地位，还直接影响了国际社会和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所采取的养护和管理渔业资源措施的效果。针对公海渔船改挂船旗，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都试图以强化船旗国义务为问题解决的突破口。

4 洄游鱼类种群资源管理

针对洄游鱼类种群，国际法首先突出对此类鱼类种群的特殊关注，在进一步分类的基础上，就不同特点的洄游鱼类予以不同的制度规制，并特别强调国际合作，突出区域性渔业组织的主体地位，此外，针对洄游鱼类严峻的生存状态，引入预警原则。

预警原则的基本概念最早出现于1992年6月通过的《里约宣言》，“为了保护环境，各国应根据资金的能力广泛适用预警方法。如果存在严重不可逆转的损害，缺少完全的科学确定性的危险不应当作为拖延采取代价昂贵的措施防止环境损害的借口③。”

《公约》主要强调国际合作义务，以期各国间通过协商或通过国际组织实现渔业养护与管理的协调与配合。但是实践中各国立场冲突使得存在对《公约》条款解读的不一致，同时沿海国管辖权的明显扩张意图共同导致对这两种鱼类保护的不力。鉴于国际法没有高于国家的统一的执行机构，洄游鱼类种群渔业资源的国际法规制的执行主体仍要落实到各国。国际海洋渔业资源制度的执行一方面需要国家的对执行规定的遵守；另一方面，也需要国家就规定执行应具备的相应能力。但是，国家的执行意愿与执行能力往往难以平衡。

总之，海洋渔业资源的现状决定了国际合作深度落实的发展方向。而国际合作的深度落实不仅表现于传统合作机制的强化，更表现在制度与组织层面的国际合作程度的深化，如区域性国际组织主体地位的强化。

注释：

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55、57条。

②《促进公海渔船遵守国际养护与管理措施的协定》第5条1

款。

③《里约宣言》第15条。

参考文献：

[1]张海文主编.《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释义集[M].北京海洋出版社，2004：191.

[2]黄硕琳.专属经济区制度对我国海洋渔业的影响[J].上海水产大学学报，1996（5）.

[3]格劳修斯著.海洋自由论[M].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

[4]郑曙光.海洋渔业资源的国际保护[J].浙江水产学院学报，1987（6）.

[5]慕亚平，江颖.从“公海自由”原则的演变看海洋渔业管理制度的发展趋势.中国海洋法学评论，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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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资源管理范文第4篇

摘要：通过文献整理，阐述中国海洋渔业资源的现状，资源开发利用的现状，分析中国海洋渔业资源衰退的原因，对中国海洋渔业资源管理制度的评述，提出了中国海洋渔业资源制度化必须建立健全海洋捕捞管理制度，完善渔业资源增殖制度的建议。

关键词：海洋渔业；资源管理；制度化

自上世纪79年代以来，海洋经济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其发展速度已远远超过了世界经济发展的速度，海洋经济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增长极。海洋渔业是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最直接利用海洋资源的一个重要体现，由于海洋渔业资源属于共有财产资源，因此，对其的管理形成制度化是非常必要和迫在眉睫的。中国作为重要的海洋渔业大国在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当前全球海洋资源急剧减少，海洋环境持续恶化的现状下，中国的海洋渔业资源管理对世界海洋经济的作用更加明显。自上世纪50年代起，中国就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来规范海洋渔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作用，但收效甚微，根本不可能扭转海洋渔业持续衰退和海洋环境不断恶化的颓势。因此，探讨中国海洋渔业资源的管理制度是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

一、中国海洋渔业资源管理现状

早在上世纪的50年代，加拿大的学者Gordan就发表了一篇有关海洋渔业的文章，其主要观点是：一旦把渔业资源作为公共财产而非私有财产，那么海洋渔业资源的效率低下，渔业资源的过度开发必将无法避免。他的这一论调和预测很不幸的成为现实，当前世界范围内的海洋渔业现状正是其所描述的情景。

（一）中国海洋渔业资源现状

就目前所探知的物种数量，全世界海洋鱼类共有1.2万种，而中国就占了近四分之一的数量，达到3千多种，其数量不能不说相当丰富，这包括了300多种最重要的经济鱼类种类。中国有近海大陆架280万平方公里，其中有150万是大陆架渔场，中国目前有大型渔场渤海渔场、南海近海渔场、舟山渔场、北部湾渔场等。据中国海洋局的测算，中国目前每年的渔业产量可达1500吨。

（二）中国海洋渔业资源开发利用现状

由于中国长期以来都是依靠渔民资本作为主要资本开展海洋渔业资源开发，因此，渔民作为个人或者小团体、小组织为单位的开发主体必然不会顾及整个海洋渔业资源的全局，他们更多的关注点集中在个体利益的最大化上。因此，哪种生产方式效益高，他们就会采取哪种生产方式，哪种资源的产量大，他们就多捕捞哪种资源，长期以往，必然导致海洋生态破坏，严重影响海洋生物多样性。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当前21世纪初的近60年的高强度开发，目前，中国海洋渔业已处于极度开发状态。

（三）中国海洋渔业资源衰退的原因

探查海洋渔业资源的属性，可以清楚的了解到，海洋渔业资源具有可更新性，有限性，流动性和多变性等特点。其衰退的原因来自于多方面，包括政治、经济、科技、道德等各个方面。文章主要从管理的角度来描述之。

1.产权不明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有自然资源都属国家所有，而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因此，其具有共有财产的性质。虽然国家根本大赋予其国家所有的特性，但宪法并没有规定由谁代表国家行使海洋渔业管理的职权。这样一来，在捕捞过程中，并没有谁行使监督渔业生产的职权，也就是说，大家都处于一种无人管制的公共财产私分的现状。

2.制度不完善

在国外渔业发达国家里，国家对海洋渔业资源的管控主要采用的是对渔业产出量的控制来实现的，也就是说，他们只控制捕捞的总量，并不太重视对渔业捕捞工具，捕捞效率，捕捞频次的管理。而我国则不一样，主要管理的重心前置，主要控制渔业投入为主，也就是说主要控制渔船、渔具、渔法来实现对渔业资源的管理，然而，事实证明，这种管理制度并不可行，海洋渔业捕捞的强度从未减轻过。

3.管理不到位

管理的效率跟管理的体制息息相关，中国目前这种海洋渔业资源管理不善的现状跟中国海洋管理体制有很大的关系。各区域海洋渔业管理隶属各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对本区域的渔业享有领导权，而上一级的海洋主管部门职能对下一级的主管部门只能行使业务指导权，这种体制必然导致海洋渔业管理区域化，并且带有很强的地方保护主义。而当地方利益和国家利益产生冲突时，政府的导向必然趋向于本地的利益。

二、中国海洋渔业资源管理制度评述

目前，中国主要采取的海洋渔业资源管理制度有：休渔制度！捕捞许可制度、海洋捕捞渔船控制制度、捕捞渔民转产转业制度、捕捞限额制度！资源增殖制度等。

（一）休渔制度

休渔制度是根据海洋渔业资源禀赋，鱼类繁殖、生长规律，以及资源开发利用的状况等，划定某个海域、某个时间段、全面禁止或部分禁止使用某些渔具生产作业的一种规章制度。

1.禁渔期和禁渔期

禁渔区是指全面禁止一切捕捞生产或禁止某类渔具作业的作业水域。禁渔期是指在规定水域内禁止某种或多种渔具在鱼类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及其洄游游通道等重要作业水域作业的时期。禁渔区和禁渔期的施行，使很多的重要鱼类物种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2.伏季休渔

一般而言，鱼类的生长发育主要在夏、秋两季，伏季休渔就是指在夏、秋两季采取一定的措施保护渔业资源的一种有效制度，这种制度对于保护渔业资源具有重要的意义。伏季休渔从1992年开始实施，到目前已有20多年的历史，从效果来看，还是相当不错的，目前在世界上已形成较大的影响。

3.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建设

水产种质资源是指具有较高经济价值和遗传育种价值，可为捕捞、养殖等渔业生产以及其他人类活动所开发利用和科学研究的水生生物资源。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是指为保护和合理利用水产种质资源及其生存环境，在保护对象的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洄游通道等主要生长繁育区域依法划定一定面积的水域滩涂和必要的土地，予以特殊保护和管理的区域。

（二）捕捞许可制度

捕捞许可制度是指为了保护海洋渔业资源的长期有效利用，合理安排渔业捕捞强度，使海洋渔业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同时也保障渔民、渔民组织的合法权益。由渔民、渔业组织根据自身条件，依法向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经主管部门审核通过，获得海洋渔业捕捞的权利和资格的许可制度。这种海洋渔业捕捞许可制度在很多国家都有采用，它也是中国最重要的、实行时间最长久的海洋渔业资源管理制度，是一种典型的投入控制制度和限制进入制度。

（三）海洋捕捞渔船控制制度

海洋捕捞渔船控制制度是为了有效缓解海洋渔业资源衰退与海洋渔业资源捕捞强度的矛盾应运而生的。其简单讲就是控制渔船的数量和控制渔船的功率，也常称为“双控”制度。由于前文提到的海洋渔业资源管理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的现象，因此，“双控”制度的执行效果并不理想，甚至有愈控愈多，愈控愈乱的迹象。

（四）最小网目尺寸制度

最小网目尺寸制度是指渔民在捕捞过程中，不得使用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生产作业，最小网目尺寸的规定由县级以上海洋主管部门确认。最小网目尺寸制度的实行，目的在于保护幼鱼不被过度捕捞。实践证明，最小网目尺寸制度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幼鱼，执行效果良好。

（五）捕捞渔民转产转业制度

捕捞渔民转产专业制度是指通过渔船的报废拆解、渔民弃捕上岸、退出捕捞转移到其它行业，可简称为“双转政策”。最简单的理解即：减船减人，减产减能，使海洋渔业资源与渔船总体捕捞能力处于动态平衡，进而实现海洋渔业资源长期可持续利用。

（六）捕捞限额制度

根据2000年新修订的《渔业法》第二十一条：国家根据捕捞量低于渔业资源增长量的原则，确定渔业资源的总可捕捞量，实行捕捞限额制度。捕捞限额制度是一项全新的渔业管理制度，理论上具有很高的价值，但在实际实行过程中存在不少困难，因此，该制度目前仍处于法律文本状态，并未真正实施。

三、中国海洋渔业资源科学管理的制度化

（一）建立健全海洋捕捞管理制度

目前世界范围内的海洋捕捞制度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即投入控制和产出控制。投入控制是通过限制渔业人工和资本的投入总量而达到对渔获总量的间接控制，产出控制是通过限制可捕获的鱼的数量或重量来直接控制渔获量。因此，中国应积极探索投入控制和产出控制相结合的管理方式。

1.改进现有的投入控制管理制度

对现有的制度的改进主要通过三个渠道，首先是对现有伏季休渔制度的改进，应科学的根据不同鱼类，不同渔区，不同鱼类生长发育期进行有针对性的休渔措施；其次是积极调整控制指标，加大海洋渔业捕捞渔船减船力度，通过有效的减船措施，调整海洋渔业捕捞效率；最后是取消渔船燃油补贴政策，本身油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调控渔船出海的频次和效率，采取燃油补贴政策了以后，它的这个功能基本被抵消了，对渔船捕捞能力的控制同时也被抵消了。

2.实行个别可转让配额制度

个别可转让配额制度是一种典型的产出控制管理制度，它是指在资源调查的基础上确定总可捕量，然后将总可捕量划分成小单元，分配给渔业生产单位和个人，并允许这种配额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被自由买卖！租出或租用的一种先进管理制度。这项制度在很多渔业发达国家已经被证实是行之有效的，它在短时间内可以削减捕捞能力、提高渔获质量并增加收益。

（二）完善渔业资源增殖制度

1.制度设想

首先，通过对海洋渔业资源的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使海洋渔业资源的种类、数量和范围得到扩大；其次，建设人工鱼礁，发挥人工鱼礁的规模生态效应，减少作业成本；再次，积极发展海洋养殖业，并与休闲产业及其他相关产业结合，协同发展；最后，制定增殖技术标准体系，规范渔业资源增殖管理。

2.保障措施

第一，探索多元化的投入机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应避免政府单方投入的格局，要形成政府投入与企业投入，个人投入，外资投入等多种投入方式相结合的多元化机制，充裕海洋渔业资源保障资金；第二，加强法制建设和执法力度，有完善的法律制度，更要有严格的执法力度；第三，积极宣传，扩展参与面，提高社会各界的认知程度，增进人们对海洋生物资源的关注和关爱；第四，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加强与国际先进科学技术的交流与对接，努力提升国际化水平；第五，建立和完善高校的管理机制，努力打造各有关部门沟通、协调、合作的有利平台。（作者单位：南安市丰州镇人民政府）

参考文献：

[1] 王诗成.渔政知识全书[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5.P215

[2]慕永通.个别可转让配额理论的作用机理与制度优势研究[M].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2）

[3]林学欣.伏季体渔实施十年：论中国渔业资源和资源管理问题[M].厦门科技.2004

[4]慕永通 马林娜.中国捕捞限额制度的性质与路径选择.中国渔业经济2004（3）

渔业资源管理范文第5篇

关键词：海洋渔业；资源管理；预警原则；应用

中图分类号：F326.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70632222

1 预警原则在我国海洋渔业资源管理中应用的必要性

海洋Y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组成，专属经济区海洋环境的保护和科学开发，是当前海洋事业发展中的首要任务。当前，我国海洋渔业资源的管理面临着很大压力，由于过度捕捞使得很多鱼种濒临灭绝。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颁布后，全球海洋渔业资源管理进入了370.4km专属经济区，中国渔业作业范围大大缩小，加大了中国海洋渔业资源养护的压力。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颁布后，中国与日本，韩国分别签订了《中日渔业协定》和《中韩渔业协定》，来解决海洋的共同渔业问题。2000年又签订了《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规定双方按照规定进行作业，并接受双方互相监督和检查。并要求在过渡性安排水域进行作业的渔船每年要减少1/4，4a以后全部退出对方水域。随着3国协议的生效，中国渔民逐渐从传统作业渔场退出，进行中国近海作业，大大减少了渔民作业场地，迫使部分渔民寻找新的出路。加强海洋渔业资源的养护，将预警原则纳入到相关法规中，将有效防止海洋渔业资源的继续恶化。

2 预警原则在我国专属经济区适用构想

2.1 加强监测力度

当前，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已经建立了《海洋生物资源法》和《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和管理法》，对海洋渔业资源管理和养护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重视，而在我国未来制定的《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和管理法》，可以将预警原则作为一般性的规定纳入到法律规定中，在《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和管理法》出台之前，可以先将我国现行的《渔业法》进行修订，明确规定预警的具体措施，如休渔制度，渔船报废制度，预警参考点和捕捞许可制度等。

健全的海洋环境监测体系是保证海洋进行有效管理的重要保障。我国相关部门必须在现有海洋环境监测体系基础上进行不断的完善，提高海洋环境监测技术的整体水平和相关工作人员的专业技能，加大对海洋监测体系的研究，获得更加详细、准确、科学的监测资料，对海洋生物的种类、数量也要更加详尽地掌握。还需要拓宽检测工作的领域，加强海洋生态保护、相关生物与赤潮以及海域功能区的监测，将我国专属经济区海洋渔业环境的监测更加细化，将海洋真实地描绘出来。要加大对专属经济区域海洋生物的监测频率，增加监测站点的数量和密度，使获得的信息更加准确。

2.2 建立完善的海洋渔业预警体系

专属经济区的海洋管理包括多个部门，如海洋局、交通部、环保部等。为了能够更好地进行预警监测和管理，可以在下属部门设立专门的海洋环境预警体系，明确其职能，以便更好地进行工作。在建立独立预警监测部门后，建立与之相配套的法律法规，保障海洋检测预警体系工作的政策运转。为了扩大预警原则的推广范围，可以在近海海洋渔业资源问题严重的地方进行试点使用。如在胶州湾或者福建沿海等污染较为严重的地方，结合当地海域渔业资源的实际情况，对预警措施使用的成本、收益和风险进行评估，并采取具有针对性的预警措施。可以设立预警参考点和海洋自然保护区，实施禁渔制度和捕捞限额制度，加入预警原则，根据试点的实验效果逐渐向中国各个海域扩展。

2.3 加大海洋环境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是预警原则实施的重要条件之一。在海洋生物管理中，必须对海洋中存在的潜在风险进行评估和预测，对专属经济区中的生产开发等活动进行有效的风险评价，对这些开采活动可能造成的风险进行评估，防止这些开采活动对海洋渔业产生危害。对海洋生物的生活习性和具体人类活动存在的风险进行评估，根据实际情况对海洋渔业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防止海洋生物因为自然或者人为因素而受到威胁。

3 结束语

在当前全球海洋资源管理中，资源养护已经成为海洋生物资源管理中最为重要的环节。对于我国海洋资源不断恶化的局面，大大增加了近海渔业资源开发的压力。所以，我国有必要针对现在发展状况将预警原则纳入到海洋渔业资源开发的基本原则中，并针对实际情况采用相应的对策，改变当前我国严峻的海洋状况，促进海洋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渔业资源管理范文第6篇

1.1全球共同利益原则

渔业资源是人类从海洋获得的最主要的水产品，占人类捕捞的水产品的90%，也是海洋最主要的生物资源，与海洋生态环境甚至整个地球生态系统都有紧密联系。对于渔业资源的国际法关注也早就突破了单纯海洋法的范围，国际环境法的视角的强化更强调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养护。为实现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人类活动应恪守义务约束；且活动关注的中心也应从人类利益转向人类与生物共享的全球利益。可以预见的将来，对渔业资源的国际法规制必定是更多地吸收国际环境法的先进理念并通过具体的制度予以落实，这也意味着渔业资源国际法规制终将归位于全球利益原则和义务重心。

1.2极限理论

渔业资源枯竭的现状说明渔业资源的总存量是有限的，渔业资源的再生和自我更新能力也是有极限边界的；人类的过度捕捞活动一旦超越了这一边界就会产生渔业资源衰竭的问题。二十世纪80至90年代联合国对公海“大型远洋流网捕鱼”作业的系列决议就是渔业资源“极限”问题的实证。海洋资源分配所体现的基本精神义务，它为人们占有、开发海洋资源的行动设置限制，它要求各国占有、开发海洋资源的行动服从全球海洋资源持续利用的总体安排。作为最主要的海洋生物资源，要以有限的渔业资源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需求自然也应服从这种以义务为重心的分配，而这种分配的义务重心则不仅要求渔业资源法律制度以限制人类行为为主，更重要的是为各项制度安排明确的义务主体并建立完整的责任体系。因此，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国际法规制最终仍应落实和以推进国际合作国家责任为方向发展。全球共同利益原则和极限理论说明：一切作为人类共同财产的资源，其一定是将义务置于权利之上的，即将义务作为重心。且这种义务本身也是为了实现义务承担者的长远利益。国际海洋渔业资源法律制度正应以“全球共同利益原则”和义务重心的基本思想为指导原则，任何可能背离这两点基本法理的尝试都是危险的。实际上，国际渔业资源法律制度的发展已经表明其义务重心，《公约》和后公约时代的各项制度都通过义务主体的安排，对渔业活动予以了越来越具体的限制，且越来越强调通过国际合作履行义务。

2专属经济区内渔业资源管理

2.1专属经济区的概念

所有的沿海国都享有一种领海权利，即沿海国有权把沿海捕鱼权完全保留给本国国民，禁止或限制其他国家的国民在其管辖海域内从事捕鱼活动，这种权利被称为渔业管辖权。二十世纪40年代起，以拉丁美洲沿海国家为首，提出了一种新的主张，在沿海二百海里海洋区域内建立经济专属区。自此，很多海洋国家开始纷纷效仿，专属经济区的概念也就被提到各种海洋大会议题。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专属经济区是领海以外并邻接领海的一个实行特定法律制度的区域，该区域的最大宽度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起不应超过200海里。

2.2专属经济区的权利和义务

之所以要制定专属经济区内渔业资源相关法律，其目的就是明确海洋渔业资源管理的主体，并规范沿海国在享受海洋权益的同时，承担该海域的养护任务。沿海国享有是权利主要包括：①自行决定该海域内海洋生物的可捕量，分为不同时期对海洋生物的可捕量控制，个别国家对海洋生物的可捕量控制，个别船只对海洋生物的可捕量控制；②限定其他国家对该海域的可捕量，因享有专属经济区的沿海国有促进该海域内生物资源得到适度利用的义务，因此，在这个前提下，他们可以限定其他国家对该海域生物资源的利用；③其他国家的国民在共享海洋资源的同时，必须遵守沿海国的相关法律法规，这也是确保沿海国能确实有效的保护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前提。而沿海国同时也要承担防止该海域内渔业资源的过度开发，并承担养护的义务。

3公海渔业资源管理

3.1公海渔业资源管理的历程

格劳修斯在1609年的时候曾发表了《海洋自由论》，自此，一种“公海捕鱼自由”的观点逐渐被大家追捧。而随着沿海国对海洋渔业资源的捍卫以及海上霸权的争夺，以及后来《公约》的形成，开始对“公海捕鱼自由”进行限制，许多国家纷纷加入了该《公约》，公海捕鱼的限制逐渐被广大沿海国所接收。根据《公约》的规定，所有的缔约国均有义务要求本国国民或自行，或与其他国家合作采取养护公海生物资源的必要措施。事实证明，不管是渔业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还是渔业资源的养护与管理都离不开国际间的合作。同时，国际间的合作也是弥补海域划界所导致的管辖权争议，衔接各海域渔业制度的有效方式。除了《公约》对各个国家规定的义务外，《促进公海渔船遵守国际养护与管理措施的协定》也规定了公海渔业信息的交流与合作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便利了国家间在公海信息的广泛交流。《遵守协定》强调船旗国之间应互相交流有关渔船的资料，以协助彼此查明悬挂其旗帜、从事有损国际保护和管理措施的违法渔船。另外，《遵守协定》还设定了缔约国间通过粮农组织开展的合作。

3.2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出现的船舶改挂旗帜现象，成为对渔业管理措施最具破坏力的因素之一，引起了全球的关注。

所谓的船舶改挂旗帜，是指船舶撤销其在一个国家的注册后又在另一个国家重新注册，其通常是为了达到降低运行成本和优惠的缴税条件等经济目的，从而规避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规则的约束。渔船改挂船旗规避管理措施的行为，不仅严重危及了区域性渔业组织的管理主体地位，还直接影响了国际社会和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所采取的养护和管理渔业资源措施的效果。针对公海渔船改挂船旗，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都试图以强化船旗国义务为问题解决的突破口。

4洄游鱼类种群资源管理

针对洄游鱼类种群，国际法首先突出对此类鱼类种群的特殊关注，在进一步分类的基础上，就不同特点的洄游鱼类予以不同的制度规制，并特别强调国际合作，突出区域性渔业组织的主体地位，此外，针对洄游鱼类严峻的生存状态，引入预警原则。预警原则的基本概念最早出现于1992年6月通过的《里约宣言》，“为了保护环境，各国应根据资金的能力广泛适用预警方法。如果存在严重不可逆转的损害，缺少完全的科学确定性的危险不应当作为拖延采取代价昂贵的措施防止环境损害的借口。”《公约》主要强调国际合作义务，以期各国间通过协商或通过国际组织实现渔业养护与管理的协调与配合。但是实践中各国立场冲突使得存在对《公约》条款解读的不一致，同时沿海国管辖权的明显扩张意图共同导致对这两种鱼类保护的不力。鉴于国际法没有高于国家的统一的执行机构，洄游鱼类种群渔业资源的国际法规制的执行主体仍要落实到各国。国际海洋渔业资源制度的执行一方面需要国家的对执行规定的遵守；另一方面，也需要国家就规定执行应具备的相应能力。但是，国家的执行意愿与执行能力往往难以平衡。

5结语

总之，海洋渔业资源的现状决定了国际合作深度落实的发展方向。而国际合作的深度落实不仅表现于传统合作机制的强化，更表现在制度与组织层面的国际合作程度的深化，如区域性国际组织主体地位的强化。

渔业资源管理范文第7篇

1.1全球共同利益原则

渔业资源是人类从海洋获得的最主要的水产品,占人类捕捞的水产品的90%,也是海洋最主要的生物资源,与海洋生态环境甚至整个地球生态系统都有紧密联系。对于渔业资源的国际法关注也早就突破了单纯海洋法的范围,国际环境法的视角的强化更强调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养护。为实现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人类活动应恪守义务约束;且活动关注的中心也应从人类利益转向人类与生物共享的全球利益。可以预见的将来,对渔业资源的国际法规制必定是更多地吸收国际环境法的先进理念并通过具体的制度予以落实,这也意味着渔业资源国际法规制终将归位于全球利益原则和义务重心。

1.2极限理论

渔业资源枯竭的现状说明渔业资源的总存量是有限的,渔业资源的再生和自我更新能力也是有极限边界的;人类的过度捕捞活动一旦超越了这一边界就会产生渔业资源衰竭的问题。二十世纪80至90年代联合国对公海“大型远洋流网捕鱼”作业的系列决议就是渔业资源“极限”问题的实证。海洋资源分配所体现的基本精神义务,它为人们占有、开发海洋资源的行动设置限制,它要求各国占有、开发海洋资源的行动服从全球海洋资源持续利用的总体安排。作为最主要的海洋生物资源,要以有限的渔业资源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需求自然也应服从这种以义务为重心的分配,而这种分配的义务重心则不仅要求渔业资源法律制度以限制人类行为为主,更重要的是为各项制度安排明确的义务主体并建立完整的责任体系。因此,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国际法规制最终仍应落实和以推进国际合作国家责任为方向发展。全球共同利益原则和极限理论说明:一切作为人类共同财产的资源,其一定是将义务置于权利之上的,即将义务作为重心。且这种义务本身也是为了实现义务承担者的长远利益。国际海洋渔业资源法律制度正应以“全球共同利益原则”和义务重心的基本思想为指导原则,任何可能背离这两点基本法理的尝试都是危险的。实际上,国际渔业资源法律制度的发展已经表明其义务重心,《公约》和后公约时代的各项制度都通过义务主体的安排,对渔业活动予以了越来越具体的限制,且越来越强调通过国际合作履行义务。

2专属经济区内渔业资源管理

2.1专属经济区的概念

所有的沿海国都享有一种领海权利,即沿海国有权把沿海捕鱼权完全保留给本国国民,禁止或限制其他国家的国民在其管辖海域内从事捕鱼活动,这种权利被称为渔业管辖权。二十世纪40年代起,以拉丁美洲沿海国家为首,提出了一种新的主张,在沿海二百海里海洋区域内建立经济专属区。自此,很多海洋国家开始纷纷效仿,专属经济区的概念也就被提到各种海洋大会议题。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专属经济区是领海以外并邻接领海的一个实行特定法律制度的区域,该区域的最大宽度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起不应超过200海里。

2.2专属经济区的权利和义务

之所以要制定专属经济区内渔业资源相关法律,其目的就是明确海洋渔业资源管理的主体,并规范沿海国在享受海洋权益的同时,承担该海域的养护任务。沿海国享有是权利主要包括:①自行决定该海域内海洋生物的可捕量,分为不同时期对海洋生物的可捕量控制,个别国家对海洋生物的可捕量控制,个别船只对海洋生物的可捕量控制;②限定其他国家对该海域的可捕量,因享有专属经济区的沿海国有促进该海域内生物资源得到适度利用的义务,因此,在这个前提下,他们可以限定其他国家对该海域生物资源的利用;③其他国家的国民在共享海洋资源的同时,必须遵守沿海国的相关法律法规,这也是确保沿海国能确实有效的保护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前提。而沿海国同时也要承担防止该海域内渔业资源的过度开发,并承担养护的义务。

3公海渔业资源管理

3.1公海渔业资源管理的历程

格劳修斯在1609年的时候曾发表了《海洋自由论》,自此,一种“公海捕鱼自由”的观点逐渐被大家追捧。而随着沿海国对海洋渔业资源的扞卫以及海上霸权的争夺,以及后来《公约》的形成,开始对“公海捕鱼自由”进行限制,许多国家纷纷加入了该《公约》,公海捕鱼的限制逐渐被广大沿海国所接收。根据《公约》的规定,所有的缔约国均有义务要求本国国民或自行,或与其他国家合作采取养护公海生物资源的必要措施。事实证明,不管是渔业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还是渔业资源的养护与管理都离不开国际间的合作。同时,国际间的合作也是弥补海域划界所导致的管辖权争议,衔接各海域渔业制度的有效方式。除了《公约》对各个国家规定的义务外,《促进公海渔船遵守国际养护与管理措施的协定》也规定了公海渔业信息的交流与合作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便利了国家间在公海信息的广泛交流。《遵守协定》强调船旗国之间应互相交流有关渔船的资料,以协助彼此查明悬挂其旗帜、从事有损国际保护和管理措施的违法渔船。另外,《遵守协定》还设定了缔约国间通过粮农组织开展的合作。

3.2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出现的船舶改挂旗帜现象,成为对渔业管理措施最具破坏力的因素之一,引起了全球的关注。

所谓的船舶改挂旗帜,是指船舶撤销其在一个国家的注册后又在另一个国家重新注册,其通常是为了达到降低运行成本和优惠的缴税条件等经济目的,从而规避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规则的约束。渔船改挂船旗规避管理措施的行为,不仅严重危及了区域性渔业组织的管理主体地位,还直接影响了国际社会和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所采取的养护和管理渔业资源措施的效果。针对公海渔船改挂船旗,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都试图以强化船旗国义务为问题解决的突破口。

4洄游鱼类种群资源管理

针对洄游鱼类种群,国际法首先突出对此类鱼类种群的特殊关注,在进一步分类的基础上,就不同特点的洄游鱼类予以不(文秘站:)同的制度规制,并特别强调国际合作,突出区域性渔业组织的主体地位,此外,针对洄游鱼类严峻的生存状态,引入预警原则。预警原则的基本概念最早出现于1992年6月通过的《里约宣言》,“为了保护环境,各国应根据资金的能力广泛适用预警方法。如果存在严重不可逆转的损害,缺少完全的科学确定性的危险不应当作为拖延采取代价昂贵的措施防止环境损害的借口。”《公约》主要强调国际合作义务,以期各国间通过协商或通过国际组织实现渔业养护与管理的协调与配合。但是实践中各国立场冲突使得存在对《公约》条款解读的不一致,同时沿海国管辖权的明显扩张意图共同导致对这两种鱼类保护的不力。鉴于国际法没有高于国家的统一的执行机构,洄游鱼类种群渔业资源的国际法规制的执行主体仍要落实到各国。国际海洋渔业资源制度的执行一方面需要国家的对执行规定的遵守;另一方面,也需要国家就规定执行应具备的相应能力。但是,国家的执行意愿与执行能力往往难以平衡。

5结语

渔业资源管理范文第8篇

关键词：东海区；渔业资源；区域合作管理；共同养护

1 中日韩三国开发利用东海渔业资源的现状分析

无论是中国、韩国还是日本，都在很早之前就将东海区作为了其传统的作业渔场，其开发利用渔业资源的方式主要是拖网、围网、刺网以及钓等。从总体上来看，与东海区比邻的中日韩三国对东海区渔业资源的利用时间都较长，并获取了大量鱼类资源，渔获量十分惊人。与其他两国相比，我国对东海区渔业资源的利用更多，其总体捕捞量占据了绝对优势，对东海区渔业资源的影响也是最大的。因此，在管理和养护方面，我国理当承担主要责任，要加大对东海区渔业资源的保护力度，并提高其管理水平。

2 东海区渔业资源合作管理与共同养护必要性分析

在国际社会中，解决海域自然资源的常用方法是共同开发与合作管理，这种方法已经被广泛应用在了实践中，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对于岛屿上尚没有明确的岛屿，在开发利用其资源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管理问题，而采取的方式大多是共同管理共同开发，对于存在管辖权争端的海域，可以先搁置或者是先确定，而对资源进行共同开发，共同利用，这两种处理方式在国际上都有典型的范例，比如对斯瓦尔巴群岛上的自然资源的开发。自上个世纪中后期以来，沿海各国都在扩大自己的海洋管辖权，并加大了对渔业资源的利用力度，全球性的渔业资源都在面临衰退。为了实现渔业资源的可持续性发展，国际社会对渔业资源加大了管理力度，很多沿海国家都在积极参与，并通过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之间签订区域性协议，来实现对渔业资源的共同养护，对渔业资源进行区域性合作管理。建立区域性的渔业资源合作管理机制已经成为了国际渔业管理的主要发展趋势，到目前为止，各种类型的渔业管理机制都比较多了，比如民间渔业资源区域合作管理、政府间渔业资源区域合作管理机制、双边渔业资源区域合作管理机制以及单边渔业资源^域合作管理机制等。

东海区集聚了强大的捕捞能力，长时间的过度捕捞使得渔业资源丧失了原生性的再生能力，进而导致东海区渔业资源在整体上呈现出了严重的衰退趋势。基本上所有的国家都一致认可，在上个世纪中后期，人们对东海区的渔业资源进行了过度捕捞，使得鱼类的体积倾向于小型化发展，鱼类的早熟现象也十分明显，经济鱼类的比例下降，渔获量降低，鱼类的营养降低，鱼类的质量也得不到保障。这些现象都表明，东海区的渔业资源正在逐步走向衰退。

在此种现状下，必须要强化对东海渔业资源的养护与管理，降低其开发速度，加大共同利用东海渔业资源国家之间的联系力度，并让其都承担起东海区渔业资源的养护责任。东海区并不是完全开放的海域，其海区内的生物都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独立性，很多鱼类与外界的交流较少，其渔业资源量主要是由初级生产力决定的，外界海域不能对其进行适当补充。东海区海域状况决定了必须加大对其渔业资源的养护力度，周边国家和地区必须要加大合作力度，为鱼类洄游流动做好保障。此外，根据《公约》的63条、74进而123条等的规定，对于两个及其以上的沿海国专属经济区的种群，在对自然资源和生物资源进行开发利用时必须要履行相应的义务，在相互合作的基础上做好资源的管理和养护工作。

3 东海区渔业资源合作管理与共同养护可行性分析

自1972年至今，中日两国为了协调好两国在东海区的渔业生产曾多次签订过《中日民间渔业协定》，以此来协调两国间的渔业纠纷。在1975年时两国就已经在东海区渔业资源养护方面达成了合作共识，并根据《公约》的相关要求来解决两国以后在东海区渔业资源开发利用中遇到的新问题。为了更好的的让中日两国享有在东海区渔业资源方面的权利和履行相关的义务，中日两国签订了《中日渔业协定》，在此协定中，明确了规定了两国在暂定措施水域的作业方式以及船数、船型和功率，并设定了指导监督单位，对两国在东海区水域内的渔获进行统计。中日两国之间所签订的各种协定，为两国在东海区渔业资源区域合作管理与共同养护提供了可能。

长期以来，中韩两国的渔民都一直在东海区从事渔业生产活动，并且会在彼此之间给予对方必要的救助和其他方面的照顾，双方基本上形成了友好的渔业生产关系。在两国建交之前，两国在东海区的渔业纠纷主要是由双方民间组织来协商解决的，建交之后，两国便签订了《中韩渔业协定》，对东海区两国渔业资源的养护与管理达成了协议。中韩两国在暂定措施水域两侧也设立了过渡水域，并规定在此区域内，应当设立联合委员会来解决其在渔业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在过渡水域中，双方应当主动减少渔获船只数量，并对两国在此水域中的渔获量进行监督检查。

日韩两国为了解决在东海区面临的渔业问题，更好的利用各自专属经济区内的渔业资源，也签订了《日韩渔业协定》，并承诺共同遵守《公约》中的相关内容。为了强化对东海区渔业资源的养护与管理，中日韩三国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加大了措施的执行力度。三国不仅在彼此之间签订了渔业协定，调整了各自国家内的渔业发展方针，健全了与渔业相关的法律法规，而且对渔船数量和功率都进行了指标控制，实施了系列零增长制度，对部分经济鱼类实行了专项保护。鉴于中日韩三国以往在东海区渔业资源管理和养护方面达成的共识，在经济发展新时期，让这三个国家在东海区渔业资源管理方面采取区域合作机制并对此海域的渔业资源进行共同养护是可行的，是具备执行基础的。再加上世界各国都在倡导可持续发展，生态发展，对于东海区渔业资源的衰退都比较忧心，都在呼吁区域合作，发挥各国的共同力量来对东海区的渔业资源进行养护和管理。

4 东海区渔业资源合作管理与共同养护策略分析

（1）合理控制捕捞量

在区域合作管理方针方面，从近期来看需要合理控制捕捞量，而捕捞量的确定需要中日韩三国共同协商，作业海域与船数等其他指标也需要根据东海区渔业资源实际情况进行定期修改。在之前三国渔业资源协定框架下，中日、中韩以及日韩在彼此之间的暂定措施水域中的具体管理措施需要双方共同协商，并借助两国间的渔业委员会进行或者是两国间的会谈进行。而渔船数量的确定，则需要综合考虑各国的渔业现状和东海区的渔业资源情况，避免出现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政策，而对各国之间的渔业生产带来大的冲击。当中日韩三国在实践中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之后，再让其来共同参与合作，结合东海区渔业资源的再生能力合理确定管理方式、捕捞方式以及捕捞力量。

（2）实施间接渔业管理措施

自上个世纪以来，中日韩三国就在东海区渔业资源管理方面做了许多规定，并在合作的基础上制定了统一的标准，形成了系列间接管理方案。其次，中日韩三国在国家内部也出台了许多有关渔业资源保护的办法，制定了捕捞许可制度，规定了最低可捕标准并限制了网目尺寸。这些间接措施的出台，能够进一步落实区域合作管理要求，对东海区的渔业资源进行共同养护。

（3）设立区域合作管理委员会和渔业科研合作机构

在东海渔业资源区域合作管理和共同养护中，需要设立专门的区域合作管理委员会和渔业科研合作机构，让其来具体负责制定中日韩三国的渔业政策和渔业科研合作机制。现如今，中日韩三国都在每年试行TAC制度方面达成了共识，设置专门的区域合作管理委员会来对各国的鱼种和渔获量进行具体配额，并制定其他管理措施，能够有效提升区域合作管理水平。为了完全发挥区域合作管理委员会的作用，还需要在此委员会内设立常设机构，让其负责日常工作为中日韩三国提供具体的渔业咨询服务并对三国的渔获量进行信息统计。渔业科研合作机构能够为渔业资源的调查、评估提供科学依据，定期监测、调查东海区的渔业资源具体状况，并配合区域合作管理委员会将各种管理措施落到实处，减少各种分歧问题的发生。

（4）完善法规，改革渔业管理体制

当前，我国国务院在《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已经明确提出了要以海洋渔业发展方式为主线，坚持生态优先、养捕结合的方针，并要求在海洋渔业资源开发利用中贯彻落实渔业资源调查、渔业资源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措施，进一步优化海洋渔业生产结构和布局，提升海洋渔业设施和装备水平。海洋与渔业局也对强化海洋渔业生态环境保护提出了四项措施，明确规定在海洋渔业的管理方面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并要对各临海省份的渔业进行跟踪管理，加强对其的监测，强化对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我国在海洋渔业发展方面的举措众多，在渔业管理方面的文件数量也比较多，并在渔业管理方面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法律体系框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出台的各项法规还存在不配套、相互抵触以及清理不及时等问题。我国在渔业法规方面存在的问题，严重制约了东海区渔业资源共同养护方案的执行。因此，我国必须要尽快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内容和其他渔业行为守则的精神来健全我国的渔业法规体系，让法律规范符合市场经济体制。

渔业资源管理范文第9篇

[关键词] 三都县 管理资源 发展

[中图分类号] F32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4）07-0272-01

三都水族自治县位于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东南部，是全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全县共有大小河流42条，总长906公里，都柳江是全县人民的母亲河，它隶属珠江流域，为珠江一级支流，在县境内长83.5公里，流域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71%。都柳江内鱼类资源极其丰富，据贵州省水产研究鱼类调查研究表明共有鱼类6目13科52属76个品种。县委、县人民政府对都柳江渔业资源保护工作历来都十分重视。经2011年2月15日三都水族自治县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2011年5月31日贵州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颁布实施了《三都水族自治县都柳江渔业条例》，其目的是为了更好保护都柳江渔业生态资源，维护好水域生态环境，促进渔业生态良性循环，2014 年又出台了渔业管理的三党办通[2014]92号文件，并出台了相应的管理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为了切实加强都柳江渔业资源管理的组织领导，成立了以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为组长，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县政协副主任为副组长，各职能部门和各乡镇领导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全县的渔业保护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县农村工作局，负责组织协调渔业管理的各项工作，负责组织对渔业违法案件的查处和打击工作。

二、加强法律、法规宣传

三党办通[2014]92号文件要求各乡（镇）、各有关部门一定要站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我县保护渔业资源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和管理，深入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贵州省渔业条例》、《三都水族自治县都柳江渔业条例》等法律法规，特别是都柳江沿岸的乡（镇）要加大对辖区群众进行渔业资源保护工作的宣传教育力度，重点宣传《渔业条例》，提高本乡镇群众，尤其是沿岸群众依法保护都柳江渔业资源的积极性和自觉性。要在都柳江沿岸渡口设立宣传牌（栏）、宣传标语，公布举报电话。要深入村组采取召开村组干部会、群众座谈会的形式广泛宣传《渔业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提高渔业保护的知晓率和参与度，统一群众思想形成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

三、推行执法权下放

根据《三都水族自治县都柳江渔业渔业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由县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委托乡镇人民政府对渔业资源管理依法行政执法，依法对渔业行政案件进行查处。

四、加强执法检查

1.对都柳江实行划段承包管理，都柳江沿岸乡镇要选择好河段管理承包者，与河段承包者签订禁止违法捕捞保证书，并组建打击非法捕捞专项行动小组，并落实村、组责任，确定监管人员。加强河道的巡查工作，加大对各类违法捕捞案件的查处和打击力度，同时要对破坏渔业资源的不法行为进行曝光。

2.县渔政站要采取定期检查和突击巡查等方式，加大对毒鱼、电鱼、炸鱼等各类违法捕鱼行为的查处力度，加强对野生渔业资源的管理，依法维护渔业管理秩序。

3.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规范违规渔具、毒鱼农药以及野生鱼类销售市场的管理，对违规销售的渔具，坚决进行清理；县公、检、法、司等部门要积极支持配合县渔政管理部门打击非法捕捞行为；县卫生监督部门要支持配合县渔政管理部门调查我县餐饮业利用野生渔业资源现状，逐步研究我县餐饮行业禁止经营利用野生鱼类的相关管理办法。

4.实行“禁渔期”制度，禁渔期（每年2月1日至5月31日）县公安局、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等相关单位要重拳出击，联合执法打击市场上和宾馆饭店贩卖、销售野生鱼行为。各乡镇、各部门在禁渔期期间严禁用野生鱼进行公务接待，如发现有用野生鱼进行公务接待的，接待产生的费用不得报销入账，并将追究接待单位主要负责人责任。

五、开展人工增殖放流

县渔政管理部门要根据都柳江鱼类资源的现状，扎实开展增殖放流，不断增加我县都柳江渔业资源种群数量。

六、建立举报奖励制度

县农村工作局和沿岸乡镇要分别设立举报电话，进一步提高全民对渔业资源保护工作的监督，对举报查实的案件，给予举报有功人员一定奖励，并严格保密举报人信息。

七、严格进行考核

县委、县人民政府将渔业资源管理保护工作纳入对乡镇和相关部门年终考核的重要参考依据，并不定期组织综合治理和专项检查，对在渔业资源管理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奖励；对渔业资源破坏严重区域的乡镇，将对该乡镇人民政府及公安派出所予以通报批评。发现机关干部、职工及在校学生参与违法捕鱼的，将对其所在单位及主管部门一并通报，情节严重的，移交司法机关严肃处理。

参考文献

[1]周怡. 渔业资源保育与可持续发展原则之研究[D].武汉大学，2011.

渔业资源管理范文第10篇

进入20世纪以来，全球化的生态危机日益严重，面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带来的生态恶化，人们开始重新反思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仍然肯定人在与自然关系中的优越性，但不再一味的强调其主宰地位，主张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承认其他物种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在人类与自然互相需求的角度上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可持续发展观正是人类在“现代人类中心主义”这一环境伦理价值观指导下提出的解决当代生态困境的一种理念，其基本要义是“寻求一条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既能满足当代的需求而又不对满足后代人的需求能力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到20世纪90年代，实现渔业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性共识，它要求渔业管理必须在确保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前提下，通过平衡资源利用的效率和平等目标，争取广泛的社会支持和参与，特别是渔民的支持和参与，来实现渔业资源利用的社会效率最大化目的。

1.1基于权利的海洋渔业管理理念政府集权管理会带来效率损失，并不是解决海洋渔业资源“公地悲剧”的唯一办法。随着海洋渔业资源衰退，世界各国从19世纪末开始逐步引入产出控制措施，其理念是基于权利的渔业管理理念，主张依靠市场机制，通过权利的买卖来确定谁有权参与渔业、分配总可捕量（TAC），主要包括总可捕量(TAC)、个别渔获配额(IQ)、个别可转让渔获配额(ITQ)及渔船渔获量限制(VCQ)。实施个别可转让配额（ITQ）制度就被认为是确立个人财产权的第一步且是重要的一步，将有助于利用市场机制克服政府集权的渔业管理模式所遇到的问题。个别可转让配额的理论本质就是在政府管辖权范围内对海洋共有资源所实施的“私有化运动”。TAC制度是指在一定时期、特定的区域范围内，对特定的鱼类品种和资源设定所允许的捕捞努力量的最大值。ITQ是在TAC的基础之上，为避免渔业生产的过度投资和渔业资的过度捕捞，将渔业资源总可捕量（TAC）划分成若干个较小的捕捞配额分配给个别渔业生产单位，包括渔民、渔船、渔业公司等，渔业生产单位可在获得的捕捞配额内自由捕捞，并且这些配额可在市场上进行自由买卖、交换与转让，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在这种制度下，每个渔业生产单位获得了特定的渔获份额，而且只能在自己所获得的捕捞配额范围内进行捕捞，减少了渔民或渔业公司之间的捕捞竞争；这种制度还可以使配额拥有者自行决策捕捞多少与如何捕捞，他们把自己当做资源拥有者，会主动与渔业管理部门合作并同一些渔业违法行为作斗争，渔民保护和合理利用资源的积极性得到了激励；另外，由于配额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交易，使配额转向生产效益好的渔民或渔业公司，从而有助于调整渔业生产结构。作为一种产出控制制度，ITQ制度在渔业发达国家也得到广泛应用。ITQ制度在许多国家实施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首先，引发渔业生产单位的不正当经营，副渔获物的丢弃、谎报渔获量都将降低渔获统计资料的准确性，从而严重影响了渔业资源的养护效果；其次，可能会出现一些投机行为以及高效益的渔业生产单位大量购买捕捞配额，控制市场，形成行业垄断，导致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进而引发一些社会公平问题；再次，这一制度实施成本高，执行起来较复杂，并且主要适用于捕捞单一种类的鱼类，对多种鱼类的混栖性资源管理有相当难度。

1.2基于社区的海洋渔业管理理念无论是基于政府还是权利的方式来管理公共资源都无法阻止“公地悲剧”的广泛发生。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政府集中管理和以市场为导向的私人管理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以社区为基础的自然资源管理理念出现并发展起来。社区是一个社会功能相对完整，能够满足居民生活基本需要的一种介于政府与家庭之间的组织形式。社区居民往往有相似的价值观和生活习俗等，渔民社区组织也是如此。社区渔民作为渔业资源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在海洋渔业资源管理与资源养护中担当着重要角色。基于社区的渔业管理是指，渔业资源的使用者积极主动参与渔业资源管理，同政府渔业管理部门共同承担渔业资源管理的权利与责任的一种渔业管理理念和制度。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基于社区的渔业管理理念：首先，该理念主张政府把权力下放到社区和使用者团体，使其能获准参与渔业资源管理，渔民作为直接利益相关者参与资源管理与养护，有效弥补了政府资源管理的局限性，并且渔业资源使用者可参与当地渔业政策的制定，对政策制定过程比较了解，又能增强渔民对政策的认同感，这种赋权化的管理方式能节约渔业管理成本，调动渔民积极性，增强其为改进渔业资源系统这一共同利益而作出努力的责任感；其次，由于渔业资源使用者长期从事渔业生产活动，掌握了当地渔业资源比较全面和详细的信息资料，能给研究者带来启发并产生解决当地渔业资源管理问题切合实际的方法，社区成员共享信息、相互监督，社区的各种条件、技术等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在提高管理效率的同时，很大程度上也能增强社区渔民抵御风险的能力。基于社区的海洋渔业管理理念及其衍生的管理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缺陷。首先，政府官僚机构不愿向当地社区转移资源的控制权，即使进行了权力的转移，社区公共机构也不一定拥有政治权威性、社会合法性、管制资源利用的行政水平和技术能力；其次，地方性社区具有在抵抗外部风险上的脆弱性（如投机性投资，渔业资源退化等）和较小社区所拥有的管理资源的有限性（如科学的研究、监督、服从及强制等）；再次，渔民社区组织对产权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的实施具有促进作用，但是组织的过度自治化及对组织内成员的行为产生的“软约束”，会削弱制度实施的综合效果。这些新问题新情况的出现与研究，激发专家学者们不断进行理念创新与制度创新。

2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渔业管理理念

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经过修正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都坚持人类主体地位。虽然现代的人类中心主义表面看已开始重视保护自然环境，但这仍是人类为了长期向大自然索取资源而作出的选择，这种价值观主导的海洋渔业管理理念必然会存在前文所述的种种局限性。随着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越来越科学、全面，人类越来越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生态中心论起源于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主张把道德关怀扩展到整个生命系统，承认自然有其“内在价值”，其关注的则是生态系统本身的完整与和谐。它把生态系统当作一个整体，强调生物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以及由各物种组成的生态系统的重要性。这样，自然资源利用伦理观由“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伦理”转变，带来渔业资源管理理念的创新。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渔业管理是基于科学的生态系统知识，强调人类行为与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结合渔民知识、渔民权益、生态科学知识等因素进行综合治理。

2.1背景与内涵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随着生态学学科理论体系的完善，以及人类对自身与自然的关系的重新审视，在传统的环境管理中逐步引入了生态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生态系统管理理论的大量研究著作问世，该理念开始在国外一些国家得到认可。直到20世纪90年代，关于生态系统管理理念的研究和应用成为新的热点。1992年，联合国召开环发首脑会议，对生态系统给予充分重视，自此，考虑生态系统方法的海洋渔业国际文书陆续颁布，一些区域性的国际组织开始采用生态系统方法来管理海洋渔业。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渔业管理，联合国粮农组织（2003）给出的定义是：为了平衡不同的社会目标，渔业生态系统方法通过考虑生态系统内生物的、非生物的以及人类的知识和不确定性，并同时考虑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在生态学范围内所采取的一种综合渔业管理方法。虽然学界关于该理念的定义不同，但大多是在生态系统理念基础上阐释，主张环境背景下的渔业资源管理。笔者认为，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是基于对海洋渔业生态系统及其结构和功能可靠的科学知识以及对海洋生态系统相互作用和生态过程了解基础之上，为恢复和维持海洋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提高海洋生态系统生产力，综合考虑生态、经济、社会、技术等因素而采取的对人类的渔业活动的一体化综合管理。以生态系统为基础管理的概念为开展渔业管理提供了最佳视野，其目的在于维持生态系统健康的同时使其能够为人类提供可持续利用的产品和服务。

2.2优势与缺陷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渔业管理理念有诸多优势：多层次的合作；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信息共享；科学和政策之间的弥合，克服单学科的局限性；基于共识的决策。该管理理念不仅重视海洋科学所提供的海洋物理、生物等知识在科学决策过程中作用，也同样重视利益相关者、地方政府等社会因素的作用。该理念力求在掌握海洋渔业生态系统各元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保持生态系统的活力与健康发展，并同时获得生态、社会与经济效益。但这种管理理念在具体的实践中并不理想，很大原因在于海洋渔业问题本身的复杂性。社会、经济和体制给渔业管理、渔业资源以及水生环境自身带来许多复杂问题，如：存在多个相互冲突的目标；渔民和捕捞船队多个捕捞单元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复杂的社会结构、社会文化对渔业资源和渔业生产的影响；经济体制结构、渔民和政策法规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冲突；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由于生态系统存在不稳定性和复杂性，容易降低外界因素对其有益的影响，降低管理效率。

3对我国海洋渔业管理的启示

我国是世界渔业大国之一，渔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由于过度捕捞和近海资源过度开发，海洋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破坏。为了更好地保护海洋渔业资源，加强海洋渔业管理理念研究，创新海洋渔业管理体制迫在眉睫。前文论述的世界海洋渔业管理理念的发展与演变对我国海洋渔业管理理念研究和制度构建有着丰富的启示，具体如下。

3.1加强科普宣传，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的海洋生态伦理价值观随着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以及此起彼伏的环保运动的发展，人们开始意识到，仅仅从技术层面并不能彻底解决环境问题，必须转变人类的价值观。海洋生态系统是大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海洋渔业管理方面，我们应该强调物种之间的相互依存，人类行为与海洋系统的相互影响，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的海洋生态伦理价值观，加强对实施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渔业管理的必要性认识，追求海洋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要充分利用电视、报刊、广播、网络新媒体等传播媒介，组织科普宣传，对渔民们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努力宣传基于生态系统的渔业管理理论和制度。

3.2加强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渔业管理措施研究，先试点探索后推广实施目前，一些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等已经开始应用生态系统方法来管理海洋渔业，中国仍采用传统的海洋渔业管理措施。在传统渔业管理措施中，海洋伏季休渔以及海洋自然保护区制度在客观上属于生态系统方法的范畴，但是这与生态系统的海洋渔业管理理念还有很大差距。我们应当积极组织力量，在加强生态系统渔业管理的理论研究基础上，根据我国近海渔业和远洋渔业现状加强基于生态系统的海洋渔业管理措施的研究。在此基础上，积极组织试点，及时反馈，汲取经验，然后再根据各地实情组织推广实施。

3.3近海渔业发展社区管理，远洋渔业加强行业协会管理我国现行的海洋渔业管理体制主要由政府来制定政策，具有明显的“控制与命令”式特点。这种管理方式容易导致政府和渔民之间的二元博弈，渔民千方百计规避政府约束，增强捕捞强度，最终导致政府管理成本增加，离最初的目的相去甚远。我们应该积极主动借鉴世界海洋渔业管理理念研究和实践经验，由单一政府管理转向政府、渔民、渔业合作组织、科学家等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模式。对近海渔业实施社区管理，充分发挥社区管理的优势，改善渔民和政府的关系，使渔民有权参与政策制定过程，增强渔民的政策认同感；我国渔民普遍文化水平不高，还应当加强渔民和渔业研究专家之间的合作，提高渔民的劳动技能。对远洋渔业可大力发展渔业合作组织，分担政府职责，加强远洋渔业的行业协会管理，充分发挥其在政府和渔民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降低渔业管理成本，提高管理效率。通过以上渔业合作和信息共享机制，创设新的管理模式。

3.4积极跟踪国际海洋渔业管理理念研究前沿，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目前国际海洋渔业管理研究的热点包括社区管理、共同管理、生态系统方法等。我国应加强对这些新的理念和方向的跟踪研究，把握发达国家和专家机构渔业管理研究的新动向，为我国海洋渔业管理理念研究和实践探索注入新的生机。另外，由于我国海洋渔业管理的研究相较于世界而言起步较晚，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应当积极参加国际性会议和重大研究项目，加强双边和多边合作，共同应对海洋渔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3.5完善相应的渔业法规，保障渔民权益目前关于渔业的相关规定，大部分是从农业的视角加以规定，缺乏特殊性。另外，关于渔业管理的法规意见制定年代久远，已经不适合当前的管理需要。由于渔业法律法规的缺失和不健全，渔业管理缺乏依据，渔民权益不能得到充分保障。为此，应当适时修订《渔业法》，确立渔民的渔业权，使之更好地保障广大渔民的合法权益，保障渔业可持续发展。这其中，要准确界定和区分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性捕捞群体和以捕捞为谋生手段的传统渔民的身份，从立法上确立传统生计渔民的渔业基本经营制度，通过立法程序使其持有的捕捞许可证可以继承和流转。

4结语

无论是基于政府集权、基于权利还是基于社区的海洋渔业管理理念都存在“失灵”的情况，任何一种形式的管理模式都有其利弊。总体而言，基于社区、共同管理、适应性管理、生态系统、生态科学知识等因素的多元化、多层面的综合性管理理念正在逐步形成。同时，关于海洋保护区、海岸带保护区和关于洄游性跨界资源的管理等研究表明，环境政治在渔业管理中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渔业资源管理的双边或区域合作的重要性在全球化的今天日益凸显，挑战与机遇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