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业养殖损失评估范文
时间：2023-11-02 17:27:18
渔业养殖损失评估篇1
内容摘要:我国自然灾害频发,各种产业受到的影响各不相同,因此针对各产业区的灾害损失评估对救灾和恢复重建都意义重大。本文以河北唐山曹妃甸配套产业区为例,首先分析灾害种类,进而分析灾害损失承灾体并提出灾害损失评估模型,最后结合经济统计数据预评估出灾害损失值,以期为防灾减灾提供建议。
关键词:城市产业区 自然灾害 损失评估
城市产业区灾害损失评估的重要性
目前,我国城市化率已达到30.4%,城市发展进入快速增长时期。城市化进程积聚了财富,同时也增加了灾害风险,带来了社会的易损性,城市在遭受灾害袭击时,变得越来越脆弱。面对无法完全避免的自然灾害,一方面需要加强防灾教育,提高全民应对灾害的能力,修建防灾减灾工程,另一方面应该针对这些典型地区,建立针对产业布局的、较为全面的灾害损失评估数据库。这既可以在灾害发生后,迅速的估算出灾害损失值,为政府救灾工作提供科学决策依据,又可以为政府在灾前进行防灾减灾工程的规划提供参考数据,因此进行灾害损失评估的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进行灾害损失评估时,本文首先针对城市产业区进行全面的基础性调查,了解当地的政治、经济、自然等基本情况,收集灾害历史资料,考虑结合城市区位特点,进行灾害种类调查,并考虑城市发展规划,分析未来可能发生的灾害。其次结合灾种调查结论,分灾种进行灾害承灾体分析,分析灾害损失的经济表现形式,再结合灾害经济损失的特点确定灾害损失评估的数理模型,结合地区面板数据进行灾害损失评估与预评估,分析评估结果的合理性。
城市产业区灾害损失评估实例分析
(一)背景简介
曹妃甸配套产业区位于河北省唐山市唐海县十里海行政辖区内,西起青林公路,东到青龙河,南到曹妃甸工业区北边界滨海大道,北至十里海养殖场与唐海五农场分界处,总面积约为43.61平方公里,紧邻渤海湾,大陆性季风气候,具有明显的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特征。现有居民800多人,目前的主要产业为海水养殖业。
(二)自然灾害灾种调查
曹妃甸配套产业区作为海洋生态系统和陆地生态系统的交接带,整体生态环境比较脆弱,面临着地震灾害、风暴潮、海水入侵、地面沉降等多种威胁,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地震灾害和风暴潮灾害。
1.地震灾害分析。曹妃甸配套产业区位于燕山台褶带南缘冀渤凹陷北部,华北平原地震坳陷带的北段,该区域发育有宁河-昌黎断裂、渤中断裂和这两条大断裂之间的若干条断裂或断层,是我国东部地震活动比较频繁的地区,曾经发生过几次著名的大地震。
由于经历了多次下降沉积和隆起剥蚀作用,在蓟县系结晶基底之上有厚度不大的下一中侏罗系陆相碎屑岩外,前新生界盖层大部分缺失,渐新世以来由于剧烈的断陷作用而沉积厚度5000～8000m(陶志刚、李昌存,2006),第四系厚度450～560m(王明格、李建录,2007),存在潜在震源危险。
2.风暴潮灾害分析。曹妃甸配套产业区紧邻渤海湾,且地势低平,容易受到风暴潮侵袭的地区,风暴潮发生的时间范围较长,一年中,除去1月、2月和12月外,均有可能受到风暴潮的侵袭,其中以7-8月和10-11月的发生概率最高、危害最大,大约5年左右就会遭受一次400cm以上的大潮侵袭。从风暴潮防御条件来看,原有的防潮堤高程为5.5米,为风暴潮防御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近年来渤海海面呈上升趋势,而曹妃甸配套产业区存在较严重的地面沉降,从而导致风暴潮灾害发生概率增大。
(三)自然灾害损失承灾体分析
1.地震灾害损失承灾体分析。 曹妃甸配套产业区现有的产业结构比较单一,主要为养殖业。地震灾害损失主要是对固定资产的破坏,从1997年至2007年曹妃甸配套产业区固定资产分布分析发现:第一,年末固定资产中,农渔业固定资产所占比例都在88%以上,工业固定资产比较稳定,所占比例在5%左右,住宅类固定资产所占比例为7%左右,故地震灾害的主要承灾体是农渔业。第二,分析农渔业固定资产的构成,其中生产用房屋及建筑物占23%左右,大中型铁木农具所占比例变动较大,变动区间为1.6%~22.2%,农渔业设备所占比例都在60%以上,说明灾害损失的可能主要来源是农渔业的设备。第三,从1997年至2007年年末的固定资产呈下降趋势,减少了11.79%,其中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减少了13.68%,工业固定资产减少了8.66%,住宅类固定资产增加了19.77%,在固定资产变化趋势中,只有住宅类固定资产呈上升趋势,人口增加了3.75%,低于住宅类固定资产的增长速度,说明人民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因而住宅类固定资产也是进行灾害损失分析的重点对象。因此,地震灾害承灾体主要是房屋建筑物和农渔业固定资产。
2.风暴潮灾害损失承灾体分析。曹妃甸配套产业区紧邻渤海,非常有可能发生风暴潮,目前建立了5.5米的防潮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风暴潮对配套产业区的影响,但风暴潮水超过防潮堤的高度,将会给配套产业区养殖业带来严重的影响,尤其是在海产品出产期间,则会大大降低人民收入。此外,风暴潮尽管来袭时间很短,但会对居民居住环境造成巨大破坏,风暴潮灾害承灾体主要是房屋建筑物和养殖业。
(四)灾害损失评估模型
1.地震灾害损失评估模型为:
L=∑Ai×Ki(1)
其中:L为地震灾害损失值;Ai为i烈度区固定资产值;Ki为i烈度区固定资产损失率。
(2)
其中:Sk为i评估区k类结构房屋的面积;Rij为i评估区j破坏等级下的破坏比;Dij为i评估区j破坏等级下的损失比。
2.风暴潮灾害损失评估模型为:
F=∑Qi×Pi×Gi+∑Si×Ti(3)
其中:F为风暴潮灾害经济损失值;Qi为i种产品的产量;Pi为i中产品的价格;Gi为i种产品的损失率;Si为地区房屋建筑物的价值;Ti为不同结构类型房屋建筑物的损失率。
(五)灾害损失预评估结果
1.地震灾害损失预评估。由于曹妃甸配套产业区地域面积较小,地势较为平缓,当地震发生时,几乎整个产业区都在同一烈度区内,故不需要进行公式(2)的计算,可以近似的认为该区的固定资产损失率是一样的,假设在分析的时间段内,再次发生了类似于唐山地震震级的地震,固定资产破损严重,通过测算,此次地震预计损失值为6338.4万元。
2.风暴潮灾害损失预评估。假设在分析的时间段内发生风暴潮,漫过防潮堤,水产养殖受到了严重的损失,结合统计资料,评估出养殖业损失值1583.2万元;住房损失为398.468万元,即风暴潮的损失值为1981.668万元。当然如果风暴潮破坏了防潮堤,则防潮堤的修复费用也是损失的一部分。
结论
本文以河北唐山曹妃甸配套产业区为例,对该产业区的地震灾害和风暴潮灾害进行了预评估,从评估结果看,地震灾害损失值为6338.4万元,风暴潮灾害损失值为1981.668万元。一旦发生灾害,都会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地方经济的发展,故防灾减灾的必要性不容置疑。
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快,社会财富的迅速增长,我国的综合实力得到了快速的提高,但是也应注意到各类自然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也呈现迅速增长的趋势。为了避免出现严重的灾害损失,必须对城市灾害潜患区进行防灾规划,结合地域特点,合理布局产业结构,同时配套相应的防灾减灾工程,加强对民众的应对灾害意识的培养,此外要重视地区灾害基础数据的收集与整理工作,做到常态化管理,提高政府应急能力。
参考文献:
1.唐海县统计局.唐海县国民经济统计资料(1997-2006)[M].唐海县统计局,1997-2006
2.李琳,李昌存.唐山曹妃甸工业区区域地质环境分析[J].资源与产业,2008.2
渔业养殖损失评估篇2
近年来，国务院决定开展政策性“三农”保险工作，这是党和政府继减免农业税与各项农业补贴政策以后，出台的又一项重大支农惠农政策。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专题研究，专门部署，充分体现了对“三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我们农业部门迅速行动，积极配合。目前我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进展顺利，成效明显。有关工作情况如下。
一、开展农业保险的基本情况
一是精心部署，全面推进能繁母猪保险工作。去年，中央决定在我省开展能繁母猪保险试点，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20*年8月13日，省长办公会专题研究了能繁母猪保险工作。根据省长办公会议纪要，我厅会同财政、保监局等部门，成立工作协调小组，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我厅还组织相关专家，多次深入试点县市，听取基层部门和养猪大户的意见和建议，研究制定了《关于开展能繁母猪保险工作的实施意见》。农业部门作为牵头单位，负责能繁母猪保险工作的协调组织及防疫与技术鉴定工作。各级畜牧兽医部门积极加强与财政、保险部门的沟通协作，认真提供能繁母猪存量、防疫、免疫、灾害疾病死亡等情况，协助保险机构做好鉴定、标识、理赔工作，协助推进能繁母猪保险工作。
能繁母猪每头保险金额1000元，保费60元，费率6%。其中中央补贴30元，省财政补贴18元，农户承担12元。在各级农业、畜牧、财政部门和人保财险、中华联合保险公司的共同努力下，全省基本上做到了能保尽保。截止今年10月31日，全省所有县、市、区都完成了能繁母猪保险工作，共有1773999头能繁母猪参保。按照保险政策，中央财政补贴资金5322万元和省级财政补贴资金3193万元，已全部到位。此期间，全省参保能繁母猪共死亡75271头，保险公司全额理赔7529万元。通过能繁母猪保险，养殖户增强了抵御风险的能力，提高了养猪的积极性。养殖户纷纷表示，党的惠农政策真正落到了实处。
二是提前准备，认真做好水稻保险试点工作。今年初，财政部决定将我省纳入水稻政策性保险试点范围。为了搞好这项工作，我厅会同财政厅、保监局、人保财险、中华联合等保险公司，迅速邀请武汉、监利、枣阳、京山等县市以及大型种业公司和部分种植业大户，就水稻保险的保险金额、保险费率、保险责任、运作方式、理赔标准等内容进行了研究和磋商，进一步修改完善了我省水稻实施方案。还会同有关部门，对各地水稻等品种的参保意愿进行了调查摸底，及时汇总上报全省意向性参保水稻面积，协助做好基础性工作，会同省财政厅、湖北保监局制定下发了《关于做好全省水稻保险试点工作的通知》，出台了水稻保险试点实施方案。
水稻保险，每亩每茬保险金额200元，保费14元，费率6%。其中：农民承担25%，计3.5元/亩。县级财政补贴15%，计2.1元/亩。省级财政补贴25%，计3.5元/亩。中央财政补贴35%，计4.9元/亩。据统计，目前全省应保水稻面积为3289万亩，已承保面积为2533万亩，承保率为82%。已受理损失报案3万余件，保险公司支付赔款1.5亿元。
三是迅速行动，大力推进奶牛保险试点工作。我省奶牛数量不多，但发展速度很快，根据我省积极的申报态度和扎实的基础工作状况，财政部同意我省开展政策性奶牛保险试点工作。对此，我厅行动迅速。一是加强调查研究，出台相关政策。在反复征求奶牛养殖业大户、规模化养殖场、畜牧主管部门意见的基础上，会同省财政等部门开展专题调研活动，出台了关于开展奶牛保险工作的通知，拟定了奶牛保险工作实施方案，为保险工作的正常开展奠定了良好的政策基础。二是加强部门配合，建立协作机制。省级畜牧部门成立了奶牛保险工作专班，并与省保监局、省财政厅、中华联合、人保财险等多个部门一起，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为强化沟通、协商，及时解决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三是勇于承担责任，开展基础性工作。为了规避饲养户的道德风险，各地畜牧部门对参保的每头奶牛佩戴了专用的识别标志，每县配备了1-2名专职畜牧兽医人员，协助保险公司，参与宣传投保、勘验和理赔工作，还广泛动员各地奶业合作组织，积极开展奶牛保险试点工作。
目前，我省每头奶牛保险金额6000元，保费360元，费率6%。其中中央补贴108元，省财政补贴108元，县财政补贴72元，农户承担72元。截止今年10月31日，全省共有29739头奶牛投保，中央财政补贴资金321万元已全部补贴到位，省级财政补贴资金已安排预算，正在核实中。据统计，此期间参保奶牛死亡776头，保险公司全额理赔444万元。武汉市东西湖区每年正常死亡奶牛都在400多头，以前没有任何补偿，今年参保后都获得了保险公司全额赔偿，参保养殖户非常高兴，实实在在的利益调动了更多的奶牛养殖户参加保险的积极性。
四是深入调研，积极谋划水产养殖业政策性保险工作。自然灾害是直接影响渔业生产和渔民增收的最直接最主要的制约因素，渔业与农业中其他行业相比，养殖风险更高，灾害更重。据统计，我国每年因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的渔业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60亿元。渔业风险还直接威胁到渔民的生命安全，一旦遭灾，往往船毁人亡、家庭破碎，严重影响渔区社会稳定。在今年罕见的雪灾中遭受重创的农业，保险赔付仅有0.35亿元。作为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渔业，仅水产养殖受灾直接经济损失就达68亿元，其中湖北省水产养殖业受灾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0亿元,但渔业保险赔付为零。
正是由于渔业风险大，渔业保险也充满风险，成为商业保险公司不愿碰的“烫手山芋”，市场呈现“真空地带”。一些商业保险公司对渔业保险“望而却步”,是由于“吃苦在先”。资料显示，从1984年至1994年10年间，全国各保险公司共收取1.14亿元渔船保险费，结果赔付了1.14亿元。以人保公司为例，在1993年之前作了10年渔业保险，基本亏损。
渔业保险的业务相对其他保险更为复杂：保险费率难以厘定，损失难于评估，理赔难度大，更易出现逆选择和道德风险等。其中最易理解的是，成本高风险大，保险公司要做，费率就很高。费率高，老百姓保不起；费率低，又缺乏分保制度，风险集中在保险公司，致使它赔不起。基于渔业“靠天吃饭”的特性与湖北开展渔业保险缺失的现状，要真正切实的为湖北渔民系上"保险带"，探索建立水产养殖灾害政策性保险机制十分必要，对此，省水产局正在组织相关专家进行深入调研，以提供政策性建议，各级水产部门也在围绕水产养殖业保险开展基础性工作（初步建议如后）。
二、农业保险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农业政策性保险主体是广大分散农户，承保对象是有生命的动植物，面临的风险种类多，既有风灾水灾，又有虫害疫病，一旦出现风险，造成的损失点多面广损失大，同时，农业风险责任也很难确定，在推进农业保险的过程中，我省出现“四难”现象：
一是投保组织工作难。目前，全省农业投保对象主要是广大的农户，从数量上看，全省有1100多万农户，从遍布区域看，广大农户分散在18.5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既有湖区平原，也有山区丘陵，参保对象非常特殊。同时，农业政策性保险也是一项全新的工作，由于农户观念陈旧、有关部门宣传滞后、加上目前经营规模较小、农业比较效益不高、保险示范引导不够等等多重原因，农民参保的意愿还不强，认识还不到位，因此，给基层投保组织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二是道德风险控制难。种养殖业保险的标的是具有生命活力的动植物，出险影响因素较多，主体因素难以判断，加上农户和保险公司之间信息不对称（部分保险公司在乡镇还没有实现网点全覆盖），增加了预防道德风险的难度。特别是当农产品、畜产品价格偏低，比较效益较差时，农户很容易出现有灾不救，牲畜有病不治等情况，其目的就是想套取保险资金，这样往往容易造成保险公司经营难以为继。
三是查勘定损理赔难。农业生产风险发生极度不规律，同一种作物、同一种牲畜在不同的区域可能遭受的灾害损失会不同，即使在同一区域不同的农户之间，可能遭受的灾害损失也会不同，尤其是我省地处南北过渡地带，九省通衢，迁飞性、流行性病害发生频率更高。农业灾害查勘定损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比如水稻灾害就有虫害、病害、风灾、雹灾、水灾、高温热害、低温冻害等多种，同样是虫害，又有稻飞虱、稻种卷叶螟、纹枯病等多种，确定灾源非常困难，同时，对于损失程度分析也非常困难，比如水稻减产，就涉及到抽样检验、样本分析、常年产量评估、不同品种水稻单产理论与实际产量等多种因素。又如，奶牛死亡后，病因的检查需要专业的兽医和专门的检查设备，往往要到武汉等地的检测中心，费时费力费钱。保险公司不可能具备这方面的技术力量，相关部门可能高估，保险部门可能低估，如何做到客观公正，非常困难。同时，由于农户居住分散，加上外出打工等，保险公司上门理赔也比较艰难。
四是农业灾害预防难。农业既要承受经济风险，也要承担自然风险，在自然风险中，灾害源非常广泛，做好防灾减灾工作，对于保险业经营非常有利，但保险公司无力做好农业防灾减灾工作，只有依靠农户，依靠农业中介服务组织，依靠农业系统，依靠当地党委、政府，农业灾害的易发性与保险公司化灾能力的不足性，导致农业灾害防治的非可控性，加上农村劳动力转移、青壮年劳动力流失，农业中介服务组织成长滞后等，增加了农业灾害预防难度。
三、进一步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的几点建议
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是国家支农惠农的又一重要举措，为进一步推进全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工作，把好政策落实好、执行好，促进全省农业和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我们建议：
1、进一步提高现行农业保险试点品种的补助标准，水稻保额建议由原来的200元/亩提高到300元/亩以上，奶牛保额由原来的6000元/头提高到8000元/头以上，能繁殖母猪保额由现行的1000元/头提高到1500元/头。
2、进一步扩大农业保险试点品种范围，种植业方面：将我省其他优势农作物纳入保险试点范围，如柑橘、油菜、棉花、小麦、玉米等。畜牧业方面：增设出栏肥猪的保险险种，对我省5000只以上的父母代种禽场，开展种禽保险试点。为了促进全省养羊业的发展，凡与羊业专业合作社签订了养殖合同的农户尝试开展能繁母羊的保险。目前中华联合已在罗田开展了试点工作，反响较好。水产方面：以开展渔业精养鱼池和网箱养殖政策性财产保险为主，渔民人身安全商业性保险为辅。并建议率先从26个水产大县起步开展渔业养殖政策性保险联保互保试点。保额标准比较复杂，要成立专班进行研究，保费应控制在5%以内，各级财政承担50%—80%。
3、尽快出台支持农业保险发展的配套政策。一是将应由省级财政承担的政策性农作物保费补贴资金纳入当年度的省级财政预算。二是确定市县二级财政对农业保险保费的补贴比例，我们建议市级财政补贴5％，县级财政补贴10％。三是要求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承担农业保险保费补贴10％，并允许其列入成本核算，尽量减少农民交费额度。
4、进一步加大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宣传力度，让更多的农民了解政策、熟悉政策、理解并主动响应政策，只有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农业保险工作才能更加健康、持续地发展。
5、丰富农业保险主体。加快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业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及种养殖业大户，突出这些主体的参保地位，提高农业保险的组织化程度，这是农业保险的必由之路，也是提升农业保险业务水平，更好地开拓农村保险市场的现实选择。
6、建立省级大灾保险基金。把每年保额收入纳入财政专户管理，除去当年理赔金额和核定的基本利率后，剩余部分建立省级大灾保险基金，在特大农业灾害发生时，能及时进行赔付。
渔业养殖损失评估篇3
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的基本原理与过程
1基本原理
生境修复与生物资源养护原理的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生态系统结构、功能以及生态系统内在的生态学过程与相互作用机制，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多样性、抗逆性、生产力与可持续、先锋群落与顶级群落的发生、发展机理与群落演替规律，不同干扰条件下生态系统的受损过程及其响应机制，生态系统退化的诊断及其评价指标体系，生态系统退化过程的动态监测、模拟、预警及预测等。对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修复工程而言，生态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都需要在原位经过自然的生态过程，因此，事实上各生态学原理均可应用于生态恢复的实践中。生态系统修复涉及的基本原理主要有限制因子原理、能量流动原理、种群密度制约及分布格局原理、生态适应性理论、生态位原理、演替原理、生物入侵理论、生物多样性原理、功能群构建原理等。其中，干扰与演替原理、功能群构建原理是应用于海洋生态系统恢复中的重要原理。
2基本过程
修复行为实质上是对生态系统的一次新的干扰，很难保证所有修复行为均对目标系统的修复起到正效应。要想系统向预期方向发展，需要有科学的理论框架，制定合理的修复方案，并对方案进行可行性论证。Zedler以湿地生态系统的修复为例，将生态恢复的整个过程划分为5个不同的阶段，即目标设定—开发概念模型、恢复区域的选址优化、原地非生物环境的操控、原地生物区系的操控、生态系统维护等。
Clewell等将生态恢复的过程分为修复计划准备、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评估、修复计划制定论证、修复行动实施、修复后评估和管理等5个阶段，并指出了生态修复过程中涉及的51条指导原则。
海洋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设施
1人工鱼礁
人工鱼礁(artificialreef)是人为放置在海底的一个或多个自然或者人工构造物，它能够改变与海洋生物资源有关的物理、生物及社会经济过程，并可改善海域生态环境，营造海洋生物栖息的良好环境，为鱼类等提供繁殖、生长、索饵和庇敌的场所，达到保护、增殖和提高渔获量的目的。用于建造人工鱼礁的材料种类很多，礁体材料的选择直接影响礁体的结构特征和礁区生物的增养殖效果。根据材料的来源不同，人工鱼礁使用的材料可分为天然材料、废弃材料和人造材料等3大类。礁体设计对人工鱼礁效果的发挥至关重要，主要包括礁体材料、重量、形状、几何尺寸、内部结构等因素。礁体的材料、重量、尺寸、结构复杂性、表面粗糙度等应根据规划要求与生物因素和水动力学特征相适应。根据投放的不同目的和用途，人工鱼礁可以分为增殖型鱼礁、渔获型鱼礁和游钓型鱼礁等3种。
2增殖礁及增养殖设施
根据增殖对象生物不同，人工鱼礁可分为藻礁、鲍礁、参礁等，而增殖海参、鲍等海珍品的礁体可统称为海珍品增殖礁，又称海珍礁，。由于礁体可以保护刺参、鲍等海珍品免受敌害侵扰，并可为增殖海珍品提供食物来源和遮蔽场所，因此，海珍礁广泛应用于中国的海珍品增养殖中。在我国，很多种材料被用作刺参的人工附着基或礁体，例如石块、瓦片、混凝土构件、扇贝养殖笼、编织布、塑料构件，甚至柞木枝等。
作者所在的研究团队针对近岸泥沙质海湾、离岸开放海域和静水围堰等增养殖生境的受损现状和刺参、鲍等海珍品的生态习性，发明了适用于近岸海湾的牡蛎壳海珍礁及其配套制作装置、贝类排粪物再利用装置，适用于离岸开放海域的大型藻类抗风浪沉绳式养殖设施、“海龙I型”底播式海水增养殖设施，以及适用于围堰的多层板式立体海珍礁：这些设施设备实现了对不同类别生境的有效修复和高效生态增养殖，为海洋生境修复与海水增养殖产业高效健康发展提供了装备支撑。
海洋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技术
1海洋生境修复与改良技术
1.1海草床修复技术
海草是单子叶草本植物，通常生长在浅海和河口水域。海草床对海域生境的修复和改良具有重要的生态作用，海草群落不仅是海洋初级生产者，具有高的生产力和固碳能力，还可起到稳定底泥沉积物、改善水体透明度及净化海水的作用；同时，海草还是许多海洋动物重要的产卵场、栖息地、隐蔽场所及直接的食物来源，在全球C、N、P循环中具有重要作用。据《世界海草地图集》显示，1993年到2003年，全世界已经有约26000km2的海草床消失，达到总数的15%。海草床的衰退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许多国家都开展了海草床恢复方法的研究工作。海草床的恢复主要依靠海草的种子或者构件(根状茎)，主要的方法有生境恢复法、种子法和移植法。
生境恢复法投入少、代价低，但周期长。移植法恢复大叶藻海草床是较为常用的方法，主要有草皮法、草块法和根状茎法，草块法成活率高，但对原海草床有破坏作用；根状茎法节约种源，但固定困难。应用种子来实现低成本、高效率、大规模的恢复海草床也是当前研究的热点，种子法破坏小，但种子难收集、易丧失、萌发率低。
1.2牡蛎礁修复技术
牡蛎礁(oysterreef)指目前正在生长及挽近刚停止生长的、于河口洼地中的牡蛎壳堆积体。牡蛎礁在净化水体、提供栖息生境、促进渔业生产、保护生物多样性和耦合生态系统能量流动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美国切萨皮克湾(ChesapeakeBay)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而引起了生境的退化(富营养化和大叶藻藻床的破坏)及生物资源的衰退(美洲牡蛎数量大为减少)。近年来，弗吉尼亚海洋科学研究所(VirginiaInstituteofMarineScience)的科学家实施了牡蛎礁恢复计划，对礁体生物学、群落发生和营养动态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对恢复情况进行了追踪，如Harding研究了恢复的牡蛎礁区域浮游动物群落丰度和组成的水平分布和时间变化，作为切萨皮克湾牡蛎礁恢复进展的潜在标准。该系列研究对当地牡蛎礁的成功修复起到了重要作用。牡蛎礁的修复主要通过结合防浪堤设置专用礁体以及利用牡蛎壳礁体两种方式实现。
1.3珊瑚礁修复技术
珊瑚礁(coralreef)是石珊瑚目的动物形成的一种结构，它们是成千上万的由碳酸钙组成的珊瑚虫的骨骼在数百年至数千年的生长过程中形成的。珊瑚礁被称作“热带海洋森林”，其生态系统具有很高的生物多样性和重要的生态功能，珊瑚礁为许多动植物提供了生活环境，其中包括蠕虫、软体动物、海绵、棘皮动物和甲壳动物，此外，珊瑚礁还是大洋带的鱼类的幼鱼生长地。
由于全球气候变暖、自然灾害、海水消耗、过度捕捞、海水污染等原因，导致珊瑚礁的衰退现象严重。世界珊瑚礁现状调查显示，全世界19%的珊瑚礁已经消失，15%的珊瑚礁在10~20年内将有消失的危险，20%的珊瑚礁在20~40年内将面临消失。珊瑚礁生态修复的主要方法包括有性生殖法(sexualreproduction)、珊瑚移植法(transplantation)、底质改良法等。有性生殖法是通过自然产卵产生的珊瑚幼虫来培育珊瑚幼体，再将幼体进行移植；珊瑚移植是把珊瑚整体或者部分移植到退化区域，以改善退化区的生物多样性，这是过去几十年来修复珊瑚礁的主要手段；底质改良是通过稳固底质或在底质中增加化学物质，以吸引珊瑚幼虫的附着和珊瑚的生长。
1.4人工鱼礁构建技术
人工鱼礁水动力学特征研究可以为人工鱼礁的选址和设计的优化提供科学依据。了解人工鱼礁水动力学性能需要首先研究人工鱼礁受水流作用时受力的情况和人工鱼礁内部及其周围流场的实际分布情况，其研究方法主要有理论分析、模型实验和数值模拟等。黑木敏郎与中村充在回流水槽中，观察和测定了圆筒形、四角形鱼礁模型周围水流的变化。Fujihara等运用数值计算法对设置鱼礁后的定常层流水域的流场变化进行研究，得到了鱼礁流场的上升流范围及分布特点。国外学者的研究表明：在鱼礁的阻流作用下，鱼礁下游的流场根据紊动程度可分为3个区域：紊流区、过渡区和未受扰动区。通透性礁体和非通透性礁体所产生的紊流区长度比和高度比均不同，通透性礁体的高度比小于1，长度比小于4，而非通透性礁体的高度比一般要大于1而略小于2，而长度比小于14。
合理的选址是人工鱼礁规划设计的基础。人工鱼礁投放区域的选择是否合理关系到其功能能否正常发挥，投放区域不当会造成人力与财力的损失，并有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李文涛等认为人工鱼礁的选址涉及地质科学、海洋科学、气象科学、生物科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需要考虑海洋物理环境、生物环境和社会等多种因素，其中国家的海洋功能区划以及海底底质类型、水深、水流等因素在人工鱼礁的选址中是必须首先考虑的；王飞等根据水深、底质类型、地形坡度、生物密度、平均流速、离岸距离等影响人工鱼礁选址的因素，并根据各影响因子的重要性程度确定其权重，建立了舟山海域人工鱼礁选址的多因子综合评价模式。
Tian对台湾省老鼠屿沿岸海区的五个预选礁区进行了综合性的选址研究，研究内容包括了海底地形、地貌、底质特性以及海况，调查中使用了回声测深仪、旁扫声纳、重力岩心提取器、地质测试仪、GPS、ADCP(多普勒流速剖面仪)和ROV(水下机器人)等先进的仪器设备。
2海洋生物资源养护技术
2.1人工增殖放流技术
增殖放流是恢复渔业资源、优化水生生物群落结构、提高渔业生产力的有效手段，其形式是通过向天然水域投放鱼、虾、蟹、贝类等各类渔业生物的苗种来达到恢复或增加渔业资源种群数量和资源量的一种方法。19世纪中期，美国、加拿大对红点鲑进行了移植孵化实验，后来又将一种溯河性鲱鱼从北美大西洋沿岸移植到太平洋沿岸，并形成了有价值的自然种群。挪威、英国、丹麦和芬兰也先后进行了鳕鱼和鲆鲽类的资源增殖工作。日本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栽培渔业”概念，并在濑户内海进行了对虾、真鲷、梭子蟹和盘鲍的放流增殖工作，至2002年，日本放流水产苗种已达83种。
长距离洄游的大麻哈鱼类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最有成效的增殖种类，前苏联、日本、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先后进行了大麻哈鱼的增殖放流，放流数量每年高达30余亿尾，回捕率高达20%。目前世界上有94个国家开展了增殖放流工作，其中64个国家开展了海洋增殖放流工作。
我国近海渔业资源放流工作起步较晚，自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展对虾增殖放流以来，已经开展了海蜇、三疣梭子蟹、金乌贼、曼氏无针乌贼、梭鱼、真鲷、黑鲷、大黄鱼、牙鲆、黄盖鲽、六线鱼、许氏平鲉等游泳生物以及虾夷扇贝、魁蚶、海参以及盘鲍等底栖生物增殖放流工作，其中中国对虾的增殖和移植、海蜇的增殖、虾夷扇贝的底播移植等工作已初具生产规模和显著的经济效益；但在增殖放流过程中，存在管理体制不够健全、资金投入相对不足、科学研究相对薄弱，缺乏规范的增殖放流技术规程等问题。农业部下发了《全国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总体规划(2011—2015年)》，规范和细化了各海域增殖放流任务，提出了渤、黄、东海及南海具体适宜增殖放流的种类，对45种经济物种的适宜放流海域进行了规划。
2.2多营养层次综合增养殖技术
多营养级的综合养殖模式(integratedmulti-trophicaquaculture，IMTA)是近年提出的一种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海水养殖理念。对于资源稳定、守恒的系统，营养物质的再循环是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过程，由不同营养级生物，如投饵类动物、滤食性贝类、大型藻类和沉积食性动物等组成的综合养殖系统中，系统中一些生物排泄到水体中的废物成为另一些生物的营养物质来源。因此，这种方式能充分利用输入到养殖系统中的营养物质和能量，可以把营养损耗及潜在的经济损耗降到最低，从而使系统具有较高的容纳量和经济产出。近年来，作者所在的研究团队针对浅海筏式、底播和岛屿的不同特点和增养殖对象的生态特征，研发了筏式贝-藻-参综合养殖、藻-鲍-参生态底播增养殖和离岸岛屿生态增养殖等多营养层次的综合增养殖新技术。
3海洋牧场建设技术
海洋牧场(oceanranching)是一个新型的增养殖渔业系统，即在某一海域内，建设适应水产资源生态的人工生息场，采用增殖放流和移植放流的方法，将生物种苗经过中间育成或人工驯化后放流入海，利用海洋自然生产力和微量投饵育成，并采用先进的鱼群控制技术和环境监控技术对其进行科学管理，使其资源量持续增长，有计划且高效率地进行渔获。建设海洋牧场需要一整套系统化的渔业设施和管理体制，如人造上升流、人工种苗孵化、自动投饵机、气泡幕、超声波控制器、环境监测站、水下监视系统、资源管理系统等。海洋牧场的构想最早是由日本在1971年提出。
1978~1987年，日本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进“栽培渔业”计划，并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海洋牧场——日本黑潮牧场。韩国于1994~1996年进行了海洋牧场建设的可行性研究，并于1998年开始实施“海洋牧场计划”，该计划试图通过海洋水产资源补充，形成牧场，通过牧场的利用和管理，实现海洋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增长和利用极大化。美国于1968年提出建造海洋牧场计划，1972年付诸实施，1974年在加利福尼亚建立起海洋牧场，利用自然苗床，培育大型藻类，效益显著。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曾提出开发建设海洋牧场的设想，90年代又有学者对南海水域发展海洋牧场提出建议，并对南海水域进行了多项综合和专项调查，为开发建设海洋牧场提供了背景资料和技术储备。目前中国海洋牧场的开发还仅限于投放人工渔礁和人工放流，并且由于规模较小，形成的鱼礁渔场对沿岸渔业的影响甚微。
海洋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的监测与评价
1海洋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系统的监测
生态系统的监测是海洋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监测信息的收集是决定恢复生态系统管理方式的重要环节，通过监测可以确定修复工程是否向既定目标发展。因此，制定监测实施标准和规程对于复杂的监测活动十分必要，如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区域海带修复计划中制定了海带恢复和监测规程，规程为参与潜水的志愿者列出了详细注意事项，以保证监测的一致性和精确性；全球海草监测计划(SeagrassNet)也制定了有关海草恢复的监测规程、野外取样和数据处理的注意事项、科学监测手册等。
监测主要分修复前监测和修复的长期监测。通过修复前监测，可以了解生境和生物资源的受损程度，确定现存生态系统的特点，并有助于确定恢复的目标和恢复方式。修复的长期监测是自修复计划正式实施以后对修复的全过程进行的监测，通过长期的系统监测可以对比修复系统与自然系统的特点，便于准确确定退化生态系统修复的生态变动过程及变动方向。
2海洋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效果的评价
在复杂的环境条件作用下，恢复的目标和效果可能会偏离既定的恢复轨道，因此，对海洋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效果进行评价是十分必要的。当前对恢复和自然生态系统及其功能参数特征的变异性了解还不够深入，因此，海洋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效果的评价方法与技术手段也相对复杂。生态修复效果评价的主要方法有直接对比法(directcomparison)、属性分析法(attributeanalysis)和轨道分析法(trajectoryanalysis)。评价生态修复效果应用最广泛的方法是直接对比法，即对比恢复的和自然的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参数，包括生物和非生物环境参数；属性分析法是将恢复的生态系统的属性转化为定量和半定量的数据，以确定生态系统中各属性要素的恢复程度；轨道分析法是一种正处于研究过程中但比较有应用前景的方法，该方法通过定期收集恢复数据并绘制成趋势图，以确定恢复的趋势是否沿预定的恢复轨道进行。
恢复的生态系统的评价标准较为复杂。从生态学角度，恢复的生态系统应包含充足的生物和非生物资源，其能够在没有外界协助的情况下维持自身结构和功能的持续正常运转，且具备能够应对正常环境压力和干扰的抗性。国内外在采用系统模型评价修复效果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Madon等提出了用于规划湿地恢复的生物能量学模型(bioenergeticsmodels)，该模型可以用于评估不同环境条件下鱼类的生长情况，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利用该模型评估了河口湿地系统恢复过程中鲑鱼幼鱼的生长情况。Pickering等运用成本效果分析(CEA)、成本效益分析(CBA)和条件价值评估(CVM)等方法从生态学角度评价了人工鱼礁修复近海生态系统的潜力。
Pitcher等采用生态系统空间模拟技术(ECOSP-ACE)预测了香港禁捕保护区内人工鱼礁的资源和渔业的效益。
海洋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的综合管理
海洋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的管理是海域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全面了解以及对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的监测与研究。海洋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的管理应该从规划开始，一直持续到修复效果达到预定目标。管理的目标是保障修复行动和修复效果的有效性。近年来，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ecosystem-basedanagement，EBM)理念得到充分重视与发展。基于生态系统的管理是一种较为先进的资源环境管理方式，其核心内容是维护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可持续，该理念强调从海洋生态系统整体出发制定渔业管理决策，并运用多学科知识，加强各部门合作，实现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相协调。适应性管理(adaptivemanagement)是海洋生境修复和资源养护中强调的另一种管理模式，该模式承认恢复计划指定过程中无法预测某些不确定发生的事件，管理的目标是解决实施过程中出现的这些不确定事件。该模式涉及附加恢复计划的实施，恢复系统中部分区域的实验研究、不同环境条件下的并行研究计划实施、评估整个过程有效性的实施等。适应性管理的模式广泛应用于海洋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实践中。
海洋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研究展望
海洋生境的退化与生物资源的衰退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重视，在典型生境的修复、关键物种的保护、修复效果的监测与评价、修复的综合管理等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对缓解海洋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与生物资源的持续衰退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生境修复与生物资源养护原理、生态高效型设施设备、生境修复与生物资源养护新技术、监测评价与管理模型、标准和规范等方面开展的研究与实践工作相对较少，也是制约海洋生境与生物资源持续利用的关键因素，这也必将成为未来研究工作的重点和热点。
1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原理
生境修复与生物资源养护原理是开展生态系统恢复计划的依据。不同环境条件下的演替规律、功能群结构与功能、不同干扰条件下生态系统的受损过程及其响应机制、生态系统退化的诊断及其评价指标体系依然是未来研究工作的重点。
2生态高效型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设施设备
生态高效型设施设备的研发是生境修复与生物资源养护工作的基础。该领域未来工作的热点将主要集中在生态高效型人工鱼礁、藻礁与海珍品增殖礁的研发，资源与环境远程监测设施设备的研制，水下摄像与测量仪器的研制等方面。
3环境友好型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新技术
生境修复与生物资源养护技术是实现预期修复效果的核心。未来研究的重点将集中在生境修复与生物资源养护关键物种的筛选与功能群构建技术、碳汇渔业新技术、海洋牧场构建技术、智能型远程监测与预警预报技术等方面。
4海洋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监测、评价与管理模型
监测、评价与管理是修复行动有效实施的关键。未来研究工作的重点将集中在监测、评价与管理的智能一体化系统，监测、评价与管理的动态模型等方面。
5海洋生境修复和生物资源养护标准与规范
渔业养殖损失评估篇4
在各界关于索赔大战狂澜四起的当口，作业方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与合作方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对具体的索赔方案依然讳莫如深。
黑色的6月
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带给渤海生态和附近海域养殖户极大灾害。58岁的荀绍斌是河北省乐亭县姜各庄镇南海滨村的一位普通养殖户，荀绍斌从去年开始养殖海参，这是他人生中的一次“转型”。在此前荀绍斌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扇贝养殖户。但今年他遭遇的“滑铁卢”，似乎没有明显征兆，从今年6月底开始，荀绍斌养殖的63亩海参，出现了陆续死亡的现象，“死亡率达到了60%”。“海参的死亡是死不见尸的那种，只要两天到三天，就会在池子里化成一摊水了。”荀绍斌告诉媒体记者，养殖户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养殖池里的海参数量明显减少。
乐亭县位于河北省唐山市东南部，东、南两面濒临渤海，其海域位于渤海北部靠西岸，海岸线全长约98公里。当地养殖户与渔民多年都是“靠海吃海”。
南海滨村养殖户王爱文养殖的40亩海参，也出现了跟荀绍斌家几乎差不多的覆没，海参死亡的时间同样发生在今年6月底至7月20日左右。
荀绍斌、王爱文最初都以为，是他们自己的养殖技术出了问题。当他们向村里养过20多年海参的老养殖户求解这种离奇现象时，老养殖户的答复是：海参最怕的是油污。
当他们放眼四周时，才明白自己并非孤独的个案。海参、扇贝的大规模死亡现象，已经成为南海滨村养殖户们的共同遭遇。
7月5日，在国家海洋局主持的通报会上，公众获知了迟到一个月的渤海漏油事故。
更令公众意外的是，溢油事故，其实早在6月4日便已发生。当日，19-3油田开采者―美国康菲石油公司便向国家海洋局作了报告。但在接下来的整整一个月里，溢油事故责任方以及相关政府部门，无一向公众及时通报这一消息。其间，6月21日，有网民在新浪微博上爆料：“渤海油田有两个油井发生漏油事故已经两天了，希望能控制，不要污染。”但这一句话不久后即被删除。
该追究谁的责任
实际上，康菲和中国的渊源很深，早在1973年，菲利普斯石油公司就应邀来华协助中国进行石油勘探。1997年，菲利普斯成为在渤海湾首次发现大型整装油田的外国公司。此次溢油的蓬莱19-3油田，就是菲利普斯于1999年5月发现的，2002年，菲利普斯和康纳合并成立康菲后，该项目于年底投产。
有业内人士称，跨国石油公司在海外作业时，虽然各个公司自身也会有相应的制度，但首先遵守的是所在国家的相关规定，特别是在涉及到需要向公众披露的重大事故时，如果当地对此没有明确规定，跨国公司一般不会主动对外披露。
显然，对于信息批露，中国尚未有什么相关的足以让康菲“害怕”的法律法规。
据了解，事发地的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对于漏油事件的态度并不积极。蓬莱市海监大队一再强调，这是“上边的事”，“属于上边管上边监控”，地方虽然有权知道，但是“很晚才知道这个事情”的。
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环境资源法教研室主任周珂教授看来，国家海洋局理应追责，但是更深层次的是要注重解决体制问题，“不能把这么沉重的责任都交给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因为这次的溢油事故涉及中海油、康菲中国这样的大国企、大公司，海洋局这样一个等级的主管部门驾驭不了。”
“康菲中国、中海油与渔民、养殖户地位的不平等，使得我们在法律救济时面临重重困难。”清华大学环境资源能源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明远指出。山东大学海洋学院副教授王亚民介绍，原油泄漏事故对于鱼卵、幼鱼幼虾的影响都较大，而它们正是未来渔业资源的决定者。
BP之鉴失效
BP(英国石油公司)为处理墨西哥湾溢油事件，掏出200亿美元设赔偿基金，康菲中国有无可能学学BP？“莱19－3事故与BP墨西哥湾漏油事故不可比，目前也没有成立赔偿基金的计划”， 康菲中国总裁司徒瑞的简短回复，宛如一石千浪。
对于国家海洋局即将对康菲中国提起的海洋生态损害索赔诉讼及其可能涉及的具体赔偿金额，康菲方面只简短表示，“康菲公司对在渤海湾发生的溢油事件真诚地表示歉意。公司尊重中国的法律，会与中国有关部门配合，处理好相关事宜。”而对具体赔偿方案，只字未提。
“应该是合作方中海油与作业方康菲中国担责‘三七开’――这是国际上通用的行业标准。”中海油投资者关系部总经理蒋永智表示。
“海面上油污已经清理干净了，并不表示油污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就不存在了。”山东大学海洋学院副教授王亚民提醒大家。按以往的管理模式，在中国，海洋部门负责浮游生物、水质之类的监测，而农业部渔业局是负责渔业、水上生物的监测。这意味着，对于海洋渔业的损害赔偿，以往一般是由农业部渔业局这个渔业的主管部门来负责。
王亚民解释，“针对渔业资源的索赔，是没有问题的。但谁是提讼的主体？是由国家海洋局负责还是由农业部负责？这还需要部委间的互相协调。”
并且，国际上只有对包括水生动植物在内的渔业资源损失价值的评估，国际判例中也只支持该部分，因其经济价值易于估算。在王亚民看来，目前存疑的就是没有经济价值的这个部分的赔偿问题，因其无法计算。通俗而言就是：被污染的海水，得索赔多少钱一吨？
“这个部分，由谁来提讼？而这一块的诉讼问题，应该是一个大问题。”他表示。
风暴中的石油公司
渤海蓬莱19-3油田漏油事件仍未平息，7月11日，中海油在广东惠州的大亚湾炼油基地发生大火。翌日凌晨1时30分左右，中海油位于渤海辽宁湾的绥中36-1油田中心平台中控又发生故障，全油田生产中断，原油落海。
接二连三的事故，使得中海油的安全生产能力和管理能力，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
中海油负责在中国海域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天然气资源，与中石油、中石化并列为中国油气能源的“三大巨头”。而作为国家重要战略资源，石油勘探开发本身牵涉了众多部门。据了解国家海洋局的人士透露，石油勘探开发审批立项的权力属于发改委能源局，生产由安监总局负责监督，环保则由国家海洋局负责。而事实上，生产层面的安全监督，安监总局又委托给了中海油。
在公众的印象中，类似的油气泄漏事故，在中国境内并非首次发生。如2010年7月，中石油发生大连新港溢油事件，2005年6月松花江发生中石化“双苯”污染。
渔业养殖损失评估篇5
1. 国内外主要养殖种类
1.1甲壳类。世界养殖的虾蟹类有30多种，其中斑节对虾、南美白对虾、中国对虾是著名的三大养殖虾类，还有其它一些比较重要的养殖品种等。
1.2鱼类。世界海水鱼类养殖上百种，其中比较重要种类20几种。
1.3贝类。目前，世界上约有海水养殖贝类30余种。
1.4藻类。目前养殖的经济藻类品种有10多种。近年来有些种类的经济价值也逐渐得到重视，小规模的养殖也已开展。这些被广泛养殖后，取得了较高的经济效益。
2. 我国水产养殖新品种引进现状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渔业产业结构经过几次调整，水产品总产量到2000年达4278.99万吨，比1999年增加156.5万吨，增长3.80%。发展最快的当数水产养殖业。
水产养殖事业的高速发展，除了我国的渔业政策引导和养殖技术的不断提高外，其三要原因是我国加大了新品种的引进力度。从而促进了我国水产养殖事业的高速发展。
我国引进新的品种，丰富了我国的水产种质资源。而且大多数品种也不同程度地得以推广应用。有效地促进了我国水产养殖业的发展，并为我国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在淡水养殖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罗非鱼，在海水养殖中，扇贝本文由收集整理、牡蛎养殖最具有代表性。我国的对虾养殖，最高年产量高达22万吨，养殖面积达220万亩（1992），养殖产量已恢复到20万吨左右。
3. 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水产养殖新品种的引进工作已有几十年的历史，成就是显著的。但与产业发展需求相比，仍有不少差距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引进品种较少。多年来，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已把水产养殖良种的引进、移植作为水产养殖专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举措，并普遍重视发掘利用与相关目标性质的遗传改进等工作。其良种的培育基地、实验场等年有增加。所投入的人力和物力亦越来越大。但是，从我国引进的情况来看，数量仍然太少。特别是一与农业相比，差距甚大。
3.2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重复引进。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对外交流与合作渠道不断扩大，不少单位自行联系，往往造成同一技术、同一种类由不同地区和单位重复引进，导致很快失去其经济优良性状而不得不再次引进等，造成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同时，也影响了水产养殖业的发展。
3.3推广应用的力度不够。调查发现，不少单位由于种种原因，包括小集体意识，往往自行引进、自行试验，自然推广生产，导致许多技术和品种引进后多年仍难以推广，难以形成规模效益，是技术和种质资源的一大浪费。
3.4检疫工作仍未引起高度重视。经调查发现，一些单位在新技术、新品种引进过程中不能按规定进行检查、检疫。有的虽履行了检查、检疫手续而未能真正做到检查、检疫，甚至有的单位和个人通过民间渠室和三资企业的商务活动引进的种类根本不履行检疫手续。因此，难以杜绝和查处病虫害的带入，这一点，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充分关注。
4. 发展战略与对策
4.1建立全国性水产养殖新品种引进管理体系与信息系统。要使我国的水产养殖新品种引进工作健康、有序的开展，必须建立全国性水产养殖新品种引进管理体系与信息系统，以便对我国已经引进和待引进的水产养殖新品种进行全上程跟踪管理。并根据产业发展，制定出今后引进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因地制宜、统筹规划、分类指导。充分利用现有的水域资源和技术经济条件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引进新品种，防止重复引进和分散引进。
4.2严格执行检疫法规，杜绝病虫害带入。水产养殖新品种的引进，对我国的渔业发展确实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但也不应忽视在检疫方面的问题。检
疫是引种中重要的一关，世界各地农作物引种中因检疫不严带进病害的例子很多，损失也很严重。应抓好检疫关，防患于未然。
4.3应尽快建立部级良种引育中心并加强对原、良种场的规范化建设。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我国不少地方原、良种资源的紧缺和浪费并存。因此，建议一是实施原、良种生产许可证制度，建立严格的考核制度，狠抓部级原、良种场的年检；二是建立健全权威性的国家原、良种监测机构。建全有关法规，建立相应的标准和苗种生产规范；三是加大对原、良种场的资金投入，改变原、良种研究和推广滞后于生产的局面；四是建立部级良种引育中心，实行全封闭隔离保种和扩种工作，以保持和提高亲体与苗种的质量，防止种质退化。从而提高原、良种场的社会效益和综合经济效益。
4.4应重视和加强对当地生态环境的保护。物种进入新环境，适应后一般会获得长足约发展，因为新环境中通常缺乏限制其发展速度的天敌。因此，如果对此估计不足或缺乏防范措施，引种的结果弊大于利，好事就可能变成坏事。引种之前应进行认真调查研究和论证工作，引种之前应严格控制养殖范围，在取得了一定的经济后再推广。
4.5切实搞好引进后的保种和推广工作。引进的优良养殖品种和养殖技术，对于缩短周期，增加我国水产种质资源，提高渔业产量和经济效益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国家和有关部门，应加大这方面的支持力度，加快推广应用的进度。
4.6今后应重点引进的水产养殖新品种及渔业新技术。（1）在立足自主研究的基础上，继续有选择地从国外引进一些生长周期短、直推广、品质优良的养殖种类，并通过驯化、繁育使其尽快达到产业化。（2）应考虑引进海水集约化育苗、养殖过程中的水处理技术与设备，深海抗风浪网箱和沉浮式网箱制作技术，养殖病虫害的快速诊断与监测技术与设备等；（3）应考虑引进鱼、虾、贝类遗传育种关键技术及干扰素基因克隆及干扰素制备技术与设备，于细胞培养技术，转基因打耙技术，生长激素制备技术与设备，鱼类疫苗制剂与制备技术，营养转化测定技术与设备。
渔业养殖损失评估篇6
为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我省水产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建设现代水产产业强省，经省政府同意，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坚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引领，以建设现代水产产业强省为目标，以保障供给、提质增效、农民增收、维护生态为中心任务，以深化水产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转方式调结构为实现路径，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健全全省现代水产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不断增强发展动能，增强水产综合生产能力、抗风险能力、产业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形成生态良好、产品安全、资源节约、平安和谐的现代水产产业发展格局。
（二）基本原则。
坚持生态优先。严格保护渔业资源和水域生态环境，科学有序利用渔业资源，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大力发展健康养殖和稻渔综合种养。积极推进减船转产，严格控制捕捞强度，促进节水减排，实现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
坚持宜渔则渔。立足全省农业发展全局，根据渔业资源禀赋、市场需求和生态环境状况，积极利用适宜发展水产养殖的水域、滩涂、稻田等资源，科学确定养殖模式、产业规模和发展重点。积极推进农牧渔结合、种养加一体发展，促进水产一二三产业互动融合发展。
坚持创新驱动。加强现代水产产业技术创新，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改造传统水产产业，用新技术、新模式等创新成果推动现代水产产业发展，用新型经营主体、现代科学管理优化水产产业，用品牌建设、市场开拓提升水产产业，推动水产产业迈入创新驱动、品牌带动、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
坚持依法治渔。推动完善渔业地方法规体系，用法治破解发展中的难题、用法治护航产业发展，依法维护渔业生产秩序、保护渔业资源、保障质量安全，为渔业稳定健康发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
（三）主要目标。
加快发展现代水产产业，努力实现水产产业“一降低，二增长，三转变，四安全”。“一降低”即降低江河捕捞强度；“二增长”即促进水产产业的量质同步增长，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份额同步增长；“三转变”即由注重产量增长转变为更加注重质量效益，由注重资源利用转变为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由注重物质投入转变为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四安全”即确保水产品质量安全、渔业水域生态环境安全、水生生物卫生安全和渔业船舶作业安全。
到2020年，全省水产养殖区域布局更加优化，养殖面积达到25万公顷，稻渔综合种养面积达到20万公顷，水产品总产量达到180万吨。全省渔业经济总产值达到560亿元，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涉渔一二三产业比例调整为6∶1∶3。全省农民人均渔业收入达到840元以上；渔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1550元，比2010年翻一番以上。省、市（州）、县（市、区）质检体系更加健全，水产品产地抽检合格率稳定在98%以上。建立2个省级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力争创建7个部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建立4个省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建设增殖放流站和驯养救护中心10个，年均增殖放流苗种1亿尾以上。建设内陆渔港5个，捕捞渔船数控制在1.15万艘以内，总功率不超过4.9万千瓦。
二、重点任务
（四）完善养殖水域滩涂规划。按照转方式调结构要求，制定、修订完善养殖水域滩涂规划并向社会。科学划定养殖区域，明确限养区和禁养区。将宜养水域、滩涂纳入养殖区域，稳定基本养殖水域。严格控制限养区养殖规模，科学确定养殖容量和品种。将法律法规禁止养殖以及水域环境受到污染不适宜养殖的区域划入禁养区，撤出和转移禁养区内的养殖设施。
（五）优化水产区域布局。推动水产产业区域布局与资源禀赋、生态类型相匹配，水产产业要素投入与产业可持续发展相衔接，水产产业发展与脱贫攻坚任务相结合。平原地区以池塘为基础，以名优品种为重点，打造水产产业的优势和集中发展区。丘陵地区以池塘及大水面为基础，以地方特色品种为重点，打造特色水产养殖基地。攀西地区发挥光热资源优势，打造特色苗种繁育基地。盆周山区及西北高原地区发挥冷水资源丰富的优势，打造特色冷水鱼产业基地。稻田资源丰富的地区，注重差异化发展，建立各具特色的“一乡一品”“一村一品”养殖基地。
（六）优化水产养殖方式。因地制宜发展池塘健康养殖、大水面生态养殖、稻渔综合种养、流水养殖、工厂化养殖。稳定池塘养殖规模，确保绿色生产用水，加快推进老旧池塘标准化改造，提高养殖生产能力，到2020年改造池塘3.33万公顷。合理确定湖泊、水库等水域内养殖规模，积极发展大水面生态养殖与增殖，坚决取缔施肥养鱼和超标准网箱围栏养殖，到2020年建设百万亩江河库区生态渔场。积极利用低洼地、下湿田、冬囤水田发展稻渔综合种养，到2020年建设6.67万公顷稻渔综合种养示范基地。
（七）优化水产养殖品种结构。稳定发展大宗水产品。积极引进国际优良水产种质资源，加强新品种选育和推广，大力发展适销对路的名特优品种、高附加值品种、低消耗低排放品种，提高养殖综合效益。实施渔业种业提升工程，构建现代化良种研发繁育体系，培育一批育繁推一体化种业企业，提高良种覆盖率。加强水产原种保护，强化水产苗种和种质资源进出口监管。
（八）促进水产产业融合发展。大力发展渔业新型业态，推动水产养殖、加工、物流、休闲等一二三产业互动融合发展，延伸产业链，提高综合效益。积极引导水产加工业转型升级，促进加工保鲜和副产物综合利用。支持开展水产品现代冷链物流体系平台建设。鼓励发展订单销售、电商等新型营销业态。积极发展餐饮、垂钓、水族观赏、渔事体验、科普教育等多种休闲业态。鼓励有条件的地区以传统渔文化为根基，以捕捞及生态养殖水域为景观，建设美丽渔村，打造休闲渔庄。深入开展休闲渔业示范基地创建活动，到2020年创建全国休闲渔业示范基地30家。完善多渠道渔业产业融合服务，鼓励社会组织、工商资本开展渔业产业各环节服务，全面提高渔业社会化服务水平。
（九）加强品牌及经营主体建设。挖掘水产品生产区域特质、工艺特点和文化底蕴，加强渔业品牌建设，支持区域性公用品牌、重点企业自主品牌、重要水产品品牌培育壮大；大力发展“三品一标”（无公害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品地理标志）水产品，加强“三品一标”产品防伪标识使用和发证后监管。加强现代渔业园区建设，促进主导产业集群发展。以培养养殖大户和家庭渔场为重点，扶持壮大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和产业联合体，加快发展多元化新型经营主体，建立多种形式的利益联结机制，提高渔业组织化程度。
（十）深入推进渔业科技创新。组织开展品种培育、生态高效养殖、病害防控、营养与饲料、精深加工等产业技术研发，构建现代水产产业技术体系；推动产学研紧密结合，组建渔业科技创新联盟，加快搭建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水产科技创新转化平台（基地）。加强新型职业农渔民培训、官方兽医（渔业）培训、水产从业人员职业技能鉴定，增强农渔民技能水平，全面提升渔业从业人员素质。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步伐，推进机械化、智能化设施设备和现代信息技术在渔业领域中的应用，推进水产养殖节水减排，推动水产产业发展逐步向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转变。
（十一）扎实开展水产技术推广。推进基层水产技术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推行以推广机构为主，教学科研单位、企业、专业合作社共同参与的一主多元服务模式，形成以公益性技术推广机构为主体，科研单位、协会、合作社、市场主体共同参与的多元化技术推广体系。大力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组织开展科技下乡、农渔民技术培训等活动，加快新技术、新模式、新品种推广，打通技术服务“最后一公里”。
（十二）强化水生动物卫生安全监管。加强水生动物防疫站能力建设，完善渔业官方兽医制度，推进水产苗种产地检疫和监督执法。做好渔业乡村兽医备案和指导工作，壮大渔业执业兽医队伍。加强重大水生动物疫病监测预警，完善疫情报告制度，提高重大疫病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
（十三）加强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坚持产管结合，强化产地监管职责，落实生产者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大力推广水产健康养殖技术，鼓励和引导养殖节水减排改造，开展养殖水质监测和养殖用水农业灌溉综合利用，支持养殖循环用水设施设备升级改造。深入开展健康养殖示范场和示范县创建活动，到2020年新创建部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100个以上、部级渔业健康养殖示范县5个以上。加强质量安全监督执法，加大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和风险隐患排查力度，扩大监测覆盖面。推进水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建设，加强市县两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水产品检测能力建设，在涉渔乡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服务站配备水产品质量安全快速检测设备，加快水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制定、修订。严格监管养殖用药，针对重点养殖品种，开展硝基呋喃、孔雀石绿等禁用药物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查处养殖过程中违法用药行为。加强市场销售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督促市场开办者落实水产品市场准入、信息公示、监督抽检及快速检测等责任，监督水产品销售者和餐饮服务提供者严格履行进货查验记录、不合格水产品退市等义务。
（十四）加强渔船安全生产监管。深入开展“平安渔业示范县”创建活动，加快渔船安全监管平台建设，开展安全生产交叉大检查，最大限度减少渔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推广使用渔业标准船型，加快老旧渔船更新改造，强化渔船安全设施配备，提高抗风险能力，促进渔船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十五）强化渔业水域生态环境保护。强化渔业水域生态环境监测，完善水域突发污染事故快速反应机制，健全渔业水域污染事故调查处理制度，科学评估渔业损失，依法进行调查处理。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谁损害谁修复”原则，建立健全渔业生态补偿机制。涉水工程应开展渔业影响专题评价，制定渔业资源补救方案，严格落实补救措施。
（十六）加强渔业资源保护。严格执行禁渔期制度，严厉打击电、毒、炸鱼和使用“绝户网”等非法捕捞行为。根据我省水域和水产资源实际，新建一批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夯实渔业资源保护基础。大力开展鱼类增殖放流，加强增殖放流管理，完善增殖放流效果评估机制。大力开展水生野生动物科普宣传，严格水生野生动物的驯养、捕捞、运输和经营利用行政许可，强化“三证”（人工繁育证、特许捕猎证、经营利用许可证）管理。强化涉水工程建设项目涉渔影响专项执法检查。积极推进天然水域捕捞渔民转产转业，逐步降低江河捕捞强度。
三、保障措施
（十七）加大财政支持。各地要统筹现有资金渠道，加大对水产产业的投入力度，支持加快建设现代渔业园区、原良种体系、质量安全体系、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等。按规定落实渔政执法、渔业资源保护和无公害认证、水产品质量监管经费等保障政策。
（十八）加强金融服务。积极争取渔业享受农业领域政策性贷款优惠政策。金融机构要探索开展养殖证质押贷款等服务方式，对符合产业政策和贷款条件的水产养殖、水产品加工和流通的业主给予信贷优先和优惠支持。进一步推动渔业享受农业政策性保险的有关政策。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开展渔业特色农业保险，对地方财政给予参保农户保费补贴的，省财政按规定对市（州）、县（市、区）政府给予奖补，切实提升渔业抗风险能力。大力发展渔业互助保险，鼓励发展渔业商业保险。
渔业养殖损失评估篇7
【摘要】本文针对目前我国水库渔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进行研究，旨在实现我国渔业的科学、有序、可持续发展，促进我国经济的良好进步。
【关键词】水库渔业;现状;问题;发展对策
1水库渔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1规划不全面、统一，区域发展失衡
水域作为一个连续不可分割的整体，政府对其缺乏整体规划和统一引导，各水库由各自所在的乡镇区域单独承包，由于各级部门的重视程度和管理水平的差异，造成很多小规模水库渔业的经营缺乏品牌建立意识，没有形成规范化管理。
1.2水库水质富营养化
水体发生富营养化的原因主要包括：氮、磷等营养物相对充足、缓慢或静止的水动力条件、适宜的水温和光照。当水库蓄水后，水流对污染物的输散能力增强，水质透明度增大，使得水面日照时间相应增加；库区上游的森林草地、农田有机质等丰富而充足的天然饵料资源使得水体富含高浓度氮、磷等营养盐，促进了水生植物的光合作用，促进其生长繁殖，进一步加剧了水库水质的富营养化。此外，传统的水库网箱养鱼模式对养殖水域的影响极为不利，网箱区总磷、总氮含量过高，造成局部水域污染，并且对底质有机物的耗氧量巨大。
1.3水库承包模式不够规范，渔业管理空心化严重
现阶段，绝大部分小型水库的承包管理缺乏专业性、规范性，没有和养殖户签订相关的协议合同，存在合同到期仍旧养殖、水库非法转包等现象。与此同时，网箱养鱼取缔后，渔民转为上岸就业和原始的无序捕鱼方式，造成丰富的淡水渔业资源的空心化现象，且不利于水库环境的整治。
1.4水库肥水养殖现象依然存在
一些水库养殖户的律意识淡薄，在利益驱使下，排斥生态养殖方式，仍旧遵循传统的立体化养殖模式，直接使用粪肥或化肥养殖。
1.5渔业资源匮乏
第一，投库鱼种数量不足，投库鱼种的质量参差不齐，相关鱼种的投放比例和规格不科学；第二，水库上游捕捞野杂鱼的方式和时间错误，造成投库鱼种的严重损失；第三，库区偷鱼、盗鱼现象猖獗，渔政和周边派出所关系不够融洽；第四，一些渔业公司为了完成生产任务，盲目降低起捕规格来增加鱼产量，严重破坏了水库的渔业资源。
1.6执法力度不够大
一方面，相关执法部门的监管意识较为缺失，对于自身责任不够明晰，对小型水库非法养殖行为的监管存在畏难情绪，相互之间推诿责任；另一方面，相关渔业法律条款的可操作性不强，对于违法行为处罚的界定较为模糊。
1.7科技力量薄弱，技术服务落后
水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体系较为滞后，相关经费投入严重不足，缺乏完善的检验、检测设备以及技术人员，每月例行检查所采集的样品需要额外安排人手送至专业部门检测，不利于正常工作的开展。
2水库渔业发展对策
2.1加强组织领导，重视渔业开发
首先，要对现有渔业资源进行规范性整合，实现统一规划和科学布局，根据各水库实际特点，制定相应的经济发展战略计划，积极推进大水面的深入开发，把环境保护和库区渔民的脱贫致富紧密联系在一起。其次，对水库渔业经营管理机制进行创新，建立相邻区域间的水库渔业开发总公司，为库区保水渔业生产、管理、销售等全过程提供一条龙服务，通过繁殖场的建立、原有物种的保护、种苗的标记及选点投放、鱼群捕捞的监测等方式，实现库区渔业承包管理的一体化。
2.2强化部门协调，形成执法合力
在水库渔业经济的实体化、产业化、市场化需求下，必须建立起专业的渔业经济管理机构，采用公司化运行模式，以渔业生产基地为主体，联合农、工、商经济实体，进一步扩大生产经营范围，拓展综合服务体系。与此同时，各执法部门要对存在非法养殖行为的水库进行及时清理，对所负责的水库区域进行定期巡查监管，不断强化部门协调和深入库区养殖管理机制的落实，实现水库渔业整体的上下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2.3增加资金投入，保障水产品质量安全
我国水库渔业的资金投入要以企业为主导、中央和地方政府无偿下拨为支撑、社会融资为补充，积极开辟融资渠道，充分保障多元化新型投入机制，实现我国渔业投入的长效，为库区生态渔业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在水库渔业的管理中，要结合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积极推进增殖渔业的养鱼模式，利用鱼类对水生态系统的消费能力以及水体自净功能，促进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实现以鱼养水、以鱼治水的生态治理目的。
2.4加强渔业水域的监测管理
首先，渔业执法队伍要不断完善自身建设，充分明确自身职责任务，将渔业各项活动纳入法制轨道，制定出切实可行的专项整治方案，加强渔业执法手段的改进，虚心接受群众监督，公开透明执行方式和效用，始终遵循和落实勤政廉政的工作作风，对自身业绩进行定期督查考评，通过一系列奖惩手段促进自身队伍素质的不断提高。其次，各库区养殖户要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的执法工作，尽快落实水域的监测和管理机制，科学合理确定养殖密度、投饵和药物，正确引导水产品质量向绿色无公害方向发展。
2.5加大渔政管理力度
首先，要优化鱼种投放结构和比例，结合库区特点，适当引进各种经济鱼类，丰富水库鱼产量；其次，严格设定禁渔期和休渔期，严禁非法电鱼、炸鱼、毒鱼等不法行为，严格把关捕鱼许可证的发行，最大限度保护鱼类正常繁殖。
2.6加大技术投入
为了适应我国水库水面日益扩大的趋势，要加强水质变化和鱼类种群变动的监测，不断提升渔业技术等方面的科研技术水平，对库区水面、水深和水位、水温、水流速、泥沙、水质、气候、饵料生物等进行研究，基于保护和改善水质的立场，揭示水工建筑和人类活动对渔业环境条件改变的影响，通过鱼苗放养和水质观测检验及比对分析，实现增殖渔业和水库水质的跟进评估，为指导水库渔业的持续科学发展提供重组数据支撑。结束语本文对我国水库渔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针对现阶段存在的问题提出科学合理的解决对策，有利于水库渔业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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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养殖损失评估篇8
第一条为了加强渔业资源的保护、增殖、开发和合理利用，维护渔业生产者合法权益，保障水产品质量安全，促进渔业的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水域、滩涂以及国家规定由本省实施渔业监督管理的水域从事养殖、捕捞等渔业生产活动，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把渔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加强水域的统一规划和综合利用，增加资金投入，提高渔业科技水平，保护水域生态环境，加强水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和渔业资源的增殖保护。
乡镇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渔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村民委员会、渔业专业合作组织应当协助做好渔业安全生产管理工作。
第四条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渔业管理工作。跨行政区域的，由共同的上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指定的有关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公安、边防、环保、水利、交通、海事、工商、质量技术监督、国土资源、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渔业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五条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重要渔业水域、渔港设立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行使渔政渔港监督管理职责。
渔政检查人员对渔业生产活动的监督检查应当严格按照职责权限和程序，自觉接受社会和公民监督。
第六条渔业生产者应当遵守水产品质量安全和安全生产等有关法律、法规，保证水产品质量安全，保护渔业环境，促进渔业资源增殖，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和义务,确保生产安全。
第七条鼓励渔业生产者依法成立或者参加渔业专业合作组织。
第二章养殖业
第八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发展和改革、渔业、水利、交通等部门根据上一级水域综合利用规划编制本行政区域的水域综合利用规划，确定用于水产养殖的水域、滩涂，并向社会公布。
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上一级水产养殖规划编制本行政区域的水产养殖规划，经同级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衔接平衡，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水产养殖规划应当根据不同养殖区域的生态环境状况和自然承载能力，确定合理的养殖种类、容量、方式等内容。
第九条单位和个人使用全民所有的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的，应当向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申领养殖证。
申领养殖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申请养殖的范围符合水域综合利用规划；
（二）养殖品种、规模和方式等符合水产养殖规划；
（三）有相应的生产经营能力；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申请人提供的材料和有关情况进行审核。符合条件的，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核发养殖证；不符合条件的，不予核发养殖证，并书面说明理由。
第十条对全民所有的水域、滩涂的养殖使用许可，应当优先安排下列当地渔业生产者：
（一）主要依靠其毗邻的全民所有的水域、滩涂维持基本生活的；
（二）因渔业产业结构调整由捕捞业转产从事养殖业的；
（三）因水域综合利用规划调整，需要另行安排养殖水域、滩涂的。
第十一条承包集体所有或者全民所有由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水域、滩涂从事养殖生产的，依法签订承包合同后，从事养殖生产，并可以向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申领养殖证。对符合本条例第九条第二款规定条件的，本级人民政府应当核发养殖证。
第十二条养殖生产者应当按照养殖证载明的养殖范围、品种、规模、方式和期限进行养殖生产。
第十三条因公共利益需要，征收或者征用集体所有的水域、滩涂的,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征收或者征用集体所有土地的规定办理。
因公共利益需要，提前收回已确定给单位和个人使用的全民所有的水域、滩涂的，应当依法予以补偿。
第十四条从事水产种苗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生产，但自育自用的水产种苗除外。
第三章捕捞业
第十五条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发展和改革、财政、渔业等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鼓励、支持发展远洋捕捞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渔业资源的可捕捞量，合理调节近海捕捞能力，严格控制沿岸渔场和江河湖泊的捕捞强度。
第十六条根据捕捞量低于渔业资源增长量的原则，实行捕捞限额制度。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按照国家规定另行制定。
第十七条海洋捕捞渔船实行船网工具指标控制。制造、更新改造、购置、进口捕捞渔船的数量、功率不得超过捕捞船网工具控制指标。捕捞渔船船网工具控制指标的分配办法按照国家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从事捕捞作业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向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申领捕捞许可证。未取得捕捞许可证的，不得从事捕捞作业。
捕捞的许可条件按照国家规定执行，许可权限的具体划分由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规定。
第十九条捕捞作业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捕捞许可证载明的作业类型、场所、时限、渔具数量和捕捞限额进行作业，并按规定期限和标准缴纳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
捕捞许可证应当随船携带，徒手作业的应当随身携带。
捕捞许可证不得买卖、租赁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不得涂改、伪造、变造。
第二十条特定渔区、特定水产品种的专项捕捞许可，可以通过招标、拍卖等公平竞争的方式作出决定。专项捕捞权的招标、拍卖所得款项应当全额用于渔业资源增殖保护和渔民的社会保障。具体办法由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一条捕捞渔船未经依法批准，不得进入他国管辖水域作业。
大中型海洋捕捞渔船应当填写渔捞日志。
第二十二条渔业船舶所有者或者经营者对渔业船舶的安全生产负全面责任，负责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按照规定配备职务船员和经过专业技术训练的其他船员，保证渔业船舶符合适航要求，全面履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
渔业船舶作为单独的生产作业单位，船长对渔业船舶的安全生产负直接责任，组织实施交通、生产各项安全作业制度和规程，并服从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安全指挥。
第二十三条渔业船舶上的作业人员应当遵守有关交通、生产安全作业制度和规程，保障渔业船舶航行、停泊和作业安全。
渔业船舶上的作业人员有权依据船舶安全技术标准对渔业船舶存在的安全隐患提出改正意见；在安全隐患未排除时，有权拒绝上船作业。
第二十四条大中型海洋捕捞渔船应当安装安全救助信息系统终端设备，并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鼓励小型海洋捕捞渔船和辅助渔船安装安全救助信息系统终端设备。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安装安全救助信息系统终端设备的渔业船舶，应当按规定予以补助。
第二十五条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安排必要资金，建立渔船海上救助专项资金，用于渔业船舶海上救助。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扶持当地渔业生产者建立非商业性渔业互助保障组织，鼓励渔业生产者对船舶、船员或者养殖水产品进行非商业性互保。
渔业船舶所有者或者经营者应当为海上从业人员办理人身保险。
第四章渔业环境保护
第二十六条渔业水域及周边的工程建设项目涉及渔业水域生态环境和水生野生动植物的生存环境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有对渔业资源和水生野生动植物影响评价的内容。
在渔业水域周边设置排污口的，应当符合保护渔业环境的要求。
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和渔业水域周边排污口的设置时，应当书面征求同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二十七条单位、船舶和个人向渔业水域排放污染物的，应当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保证排放物达到渔业水质保护标准；禁止排放油类、酸液、碱液、剧毒废液和高、中水平放射性废水等国家禁止排放的物质。
第二十八条渔业生产者投喂饲料、饲料添加剂或者因卫生防疫、病害防治向渔业水域药物的，应当符合有关技术规范，采取有效防治措施，防止渔业水域环境污染。
渔业生产者不得在开放性渔业水域直接泼洒使用对公共水域有毒有害的渔用兽药、农药。
排放养殖废水应当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
第二十九条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渔业水域水质状况、水生生物毒性和疫情等渔业环境的监测，按规定公告监测结果。
第三十条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管辖范围内的排污单位、船舶和个人的监督检查。
造成渔业污染事故的单位、船舶和个人，应当接受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调查处理。
第五章水产品质量安全
第三十一条水产养殖用水和养殖水体的水质，应当符合渔业水质标准。
渔业捕捞应当在符合渔业水质标准的水域内作业。
第三十二条渔业生产者应当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组织生产，保证水产品符合质量安全要求。
第三十三条渔业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规定如实填写并保存生产、用药和产品销售记录；
（二）不得使用国家禁用或者不符合质量标准的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不得在饲料中添加激素类药品和其他禁用药品；
（三）不得使用国家禁用的渔用兽药、化合物、生物制剂，不得将原料药直接用于水产养殖；使用有休药期规定的渔用兽药的，应当确保水产品在休药期内不被用于食品消费；
（四）不得将国家禁用或者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保鲜剂、防腐剂、着色剂等食品添加剂用于水产品初级加工、储存和运输；
（五）及时合理处置被污染或者含病原体的水体和病死养殖生物，防止病害传播。
第三十四条渔业生产者应当保证渔业船舶的设施和卫生符合保障水产品质量安全的要求，并遵守保障水产品质量安全的操作规程。
第三十五条渔业水域遭受突发性污染时，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公告，禁止在规定的期限和区域内采捕水产品；情形严重时，可以采取强制性的应急措施。
第三十六条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规定职责加强对渔业生产中饲料、渔用兽药等投入品的使用和水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督检查，组织实施水生动植物的防疫检疫工作。
对依法进行的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查，渔业生产者不得阻碍或者拒绝。
第六章渔业资源增殖保护
第三十七条鼓励开展多种形式的人工增殖放流，增殖放流的品种应当属当地地方品种。
实施增殖放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对增殖放流的方案进行区域生态影响评估，并征得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禁止向开放性水域投放外来水生物种、杂交种、转基因种及种质不纯的物种；禁止在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重要经济鱼、虾、蟹类的产卵场等敏感水域进行放流。
第三十八条禁止养殖、销售未经国家或者省批准的外来水生物种。
养殖、销售经国家或者省批准的外来水生物种，应当采取措施，防止外来有害水生物种的侵入或者逃逸。
第三十九条在鱼、虾、蟹洄游通道建闸、筑坝，对渔业资源有严重影响的，建设单位应当建造过鱼设施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闸坝工程项目的选址、设计审批机关应当对过鱼设施或者其他补救措施的具体方案书面征求同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在鱼、虾、蟹生殖洄游季节，闸坝管理单位应当适时开闸纳苗。禁止在闸坝上下拦网捕捞。
第四十条进行水下爆破、勘探、采砂等施工作业，对渔业资源有严重影响的，作业单位在依法向有关部门报请批准前，应当事先同有关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协商，采取措施，防止或者减少对渔业资源的损害。协商不成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决定。
严禁围填重要渔业种苗基地、重要养殖场所和具有重要经济价值水产品种的渔业水域，或者将其改作其他功能。确需围填或者改作其他功能的，应当在书面征求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意见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符合前两款规定从事爆破、勘探、采砂、围填等施工作业，或者改变重要渔业水域功能，造成国家渔业资源损失的，应当予以补偿。
第四十一条捕捞作业主要渔具的规格标准除依法由国家制定的以外，由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省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并按规定报国家有关部门备案后执行。
第四十二条禁止制造、维修、销售、使用电脉冲、地笼网、帆张网、多层囊网拖网等禁用的渔具。禁止使用小于最小网目尺寸的网具进行捕捞。
禁止使用炸鱼、毒鱼、电鱼、敲■以及其他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
第四十三条对省内重要渔业资源实行重点保护。除国家规定外，重点保护的渔业资源品种及其可捕捞标准由省人民政府根据资源实际情况确定。
第四十四条严格保护缢蛏、牡蛎、贻贝、文蛤、毛蚶、泥蚶等重要养殖品种的种苗及其繁殖场所。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需要，采取封涂护苗、封岩礁护贝等保护措施。
第四十五条禁止捕捞鳗鲡、河蟹、鲥鱼、石斑鱼、银鱼、真鲷、香鱼、对虾、梭子蟹、青蟹等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水产种苗。
因养殖或者其他特殊需要捕捞前款规定水产种苗的，由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取得专项捕捞许可证，在指定的区域和时间内按照核定的数量捕捞。
第四十六条调运本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品种的野生水产种苗出设区的市行政区域的，应当向设区的市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申领准运证。
申领准运证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调运种苗的品种、用途、数量符合渔业资源保护规定；
（二）运输方式符合保障种苗安全的要求；
（三）按照规定缴纳相应的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
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符合条件的，核发准运证；不符合条件的，作出不予许可的决定，并说明理由。
第四十七条禁止在禁渔区、禁渔期进行捕捞。
除国家有关禁渔区、禁渔期规定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地区渔业资源和渔业生产的实际情况设立禁渔区、禁渔期。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的禁渔区、禁渔期应当报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四十八条在禁渔期，渔业船舶和个人不得携带禁止作业的网具；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违禁作业的渔船供油、供冰，不得代冻、收购、销售违禁渔获物。
第七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九条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十条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从事捕捞作业的单位和个人不按规定缴纳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的，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纳的，从滞纳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款千分之二的滞纳金；情节严重的，处滞纳款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
第五十一条对没有捕捞许可证又无法当场提供其他有效证件捕捞的单位和个人，可以暂扣其渔具，并出具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的暂扣凭证。
经查实属于无捕捞许可证从事捕捞作业的，按照国家规定处罚；属于有捕捞许可证但未随船、随身携带或者遗失后未及时补办的，应当立即发还被暂扣渔具，给予警告，并可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二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和第二十四条规定，大中型海洋捕捞渔船未按规定填写渔捞日志，或者未按规定安装、使用安全救助信息系统终端设备的，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三条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渔业船舶所有者或者经营者、船长未履行安全生产责任的，责令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四条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渔业生产者养殖、捕捞的水产品不符合质量安全标准的，责令进行无害化处理；不能无害化处理的，予以监督销毁。
第五十五条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的，按照下列规定处理：（一）违反第（一）项规定的，责令改正，处五千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第（二）项规定的，没收违禁饲料、饲料添加剂及禁用药品，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的，责令改正，处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六条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在公告规定的期限和区域内采捕水产品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七条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养殖、销售未经国家或者省批准的外来水生物种的，没收非法养殖、销售的水产品和违法所得，处三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未采取有效措施，导致外来有害水生物种侵入或者逃逸的，责令改正，处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八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改正，处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在鱼、虾、蟹洄游通道建闸、筑坝，未按要求建造过鱼设施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
（二）爆破、勘探、采砂等施工作业单位未按要求采取防护措施的；
（三）擅自围填重要渔业种苗基地、重要养殖场所和具有重要经济价值水产品种的渔业水域，或者擅自将其改作其他功能的。
第五十九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没收渔获物、违法所得和渔具，处三万元以下罚款：
（一）在闸坝上下拦网捕捞的；
（二）制造、维修、销售、使用不符合规格标准渔具的；
（三）禁渔期内，违反规定携带网具的；
（四）向违禁作业渔船供油、供冰，代冻、收购、销售违禁渔获物的。
第六十条违反本条例第四十六条规定，擅自调运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野生水产种苗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野生水产种苗，处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六十一条对违反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出售、收购、运输、携带国家重点保护或者地方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予以处罚。
第六十二条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决定，但本条例对处罚机关作出规定的除外。
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其所属的渔业行政执法机构实施本条例规定的行政处罚。
第六十三条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他人经济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造成国家渔业资源损失的，由县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赔偿。
第六十四条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渔政渔港监督管理机构、渔业行政执法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有关机关按照管理权限给予行政处分：
（一）未按规定的条件、程序和权限核发养殖证、捕捞许可证、准运证的；
（二）未按规定履行渔业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
（三）违反规定使用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等款项的；
（四）未依法履行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职责，造成水产品质量安全事故的；
（五）有其他、、行为的。
第六十五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附则
第六十六条本条例下列用语的含义：
渔业水域，是指本省管辖水域中鱼、虾、蟹、贝类的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洄游通道和渔业养殖水域、滩涂。
水产种苗，是指用于水产养（增）殖生产的原种、良种和苗种。
渔业船舶，是指从事渔业捕捞的船舶和为渔业捕捞、养殖生产服务的辅助船舶。
第六十七条渔业资源损失赔偿费、补偿费的标准由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省财政部门根据国家规定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