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经济论文范文

游戏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会计学专业；实践课程；综合能力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3）12―0065―02

一、会计学专业实践教学的能力培养定位

1.会计实务能力。会计学专业学生应具有很强的会计核算能力、财务决策能力和审计执业能力，这是专业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会计核算能力包括审核原始凭证、登记记账凭证、汇总明细账和总账、编制财务报表、手工做账和电算化相结合等方面，财务决策能力包括报表分析与诊断、筹资决策、投资决策、营运资金管理决策、利润分配决策、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决策等方面，审计执业能力包括审计职业道德、识别问题能力、运用适当技术调查能力、评估证据能力和鉴定分析能力等方面。

2.创新能力。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意见》（教技[2012]6号）提出，健全寓教于研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以科学研究和实践创新为主导，通过学科交叉与融合、产学研紧密合作等途径，推动人才培养机制改革。创新能力需要系统科学的创新教育来实现。创新教育的过程是一个培养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思维、创造能力、创新人格等创新素质的教育活动的过程。

3.管理能力。会计学专业学生毕业后往往从事的是经济管理工作，培养“既懂业务、又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至关重要。按照现代管理学理论，个体的管理能力涉及的因素很多，考虑到会计学专业学生未来工作需要，应侧重于自我认知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团队合作精神以及品德作风的培养。

下文以中国矿业大学为例，介绍会计学专业实践课程设置情况。中国矿业大学会计学专业2006年1月被江苏省授予省级“品牌专业”称号，2010年7月被教育部、财政部批准为“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

二、培养会计实务能力的实践课程

1.会计核算综合训练。该课程于大四上学期开设，是学生在完整学完《基础会计学》《中级财务会计》和《高级会计学》之后，对其会计核算能力的一次系统性检验，属于专业必修课，包括为期四周的手工做账和两周的电算化。手工做账通过设计高度仿真的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相连续的典型业务，并提供一整套空白原始凭证、记账凭证、账簿和财务报表，让学生从填写审核原始凭证开始到编出财务报表为止进行全方位操作，使学生能够系统掌握会计核算流程，通过手工做账形成的劳动成果包括三本记账凭证、库存现金日记账和银行存款日记账及总账和明细账各一本，以及全套财务报表；电算化是借助专业化的财务软件，让学生将自己编制的记账凭证输入软件系统，自动进行登账、记账、算账和结账，最终自动生成财务报表。

2.财务决策综合训练。该课程于大三暑期开设，是学生在学完《成本会计学》《财务管理学》和《管理会计》课程的基础上所进行的综合性课程设计，属于专业必修课，时间为两周。通过设置企业财务决策所需的背景情形，要求学生结合实际对企业的成本管理、融资管理、投资管理及生产经营决策问题进行方案设计与分析，培养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3.审计执业综合训练。该课程于大三下学期《审计学》课程结束之后开设，属于专业必修课，时间为一周。以用友“审易通”软件为载体，要求学生正确运用所给企业的背景资料，通过审计实务的操作，得出合理的审计结论，并形成审计工作底稿，从而使学生“体验式”地掌握基本的审计技能，培养运用电算化手段从事审计实务的能力。

三、培养创新能力的实践课程

1.经济论文写作。该课程于大三上学期开设，属于专业必修课，共32课时。目的是培养学生明确经济论文写作的特点、要求和过程，掌握经济论文写作的文体、格式、语言以及基本技巧。主要内容包括：经济论文选题、资料收集整理方法及经济类数据库使用、经济论文范文选读与论文撰写方法等。在授课过程中，鼓励学生结合专业课程学习撰写学术论文，并与任课教师交流修改，积极投稿以求能够公开发表，既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也为毕业论文开题奠定基础。

2.会计专业案例分析。该课程于大四上学期开设，属于专业选修课，共48课时。采用研讨式教学，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教师指导为辅。以我国经济活动中的会计、财务、审计等真实案例为基础，通过情景模拟、身份代入、角色互换等方法，分析案例中涉及的会计、财务、审计的基本理论、方法和实务。在训练学生对会计专业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的同时，培养其财经法规制度解读能力、会计职业道德以及职业判断能力。

3.会计热点问题研究。该课程于大四上学期开设，属于专业选修课，共32课时。主要内容包括：①会计准则、财务通则、税务法规等变革的热点问题，了解国内、国外财务报告准则和独立审计准则的动向；②会计研究的热点问题，如资源会计、环境会计和产权会计等，掌握会计理论的发展动向；③会计实务的热点问题，了解会计实务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教学方式上，注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由6～7名学生就某一热点问题组成兴趣小组，通过调查研究形成研究报告并组织答辩，聘请专家教授对研究报告质量进行综合评价。

4.创新实验区项目设计与创业实践。该课程于大四上学期开设，属于专业选修课，时间为两周。主要是依托中国矿业大学2007年12月获批的教育部、财政部“会计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平台，围绕会计学专业教师近几年在研的部级、省部级课题，针对大型企业碳排放调查和碳减排的会计核算设计、煤炭资源整合中资本运作模式调查与研究、衰老矿区可持续发展成本补偿模式设计、税收筹划专题设计、创业板上市公司典型发展模式等专题进行研究，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

四、培养管理能力的实践课程

为适应复合型人才培养需求，设置“会计职业道德与管理素质训练”课程。该课程于大二暑期开设，属于专业必修课，时间为一周。该课程强化对学生“两大素质”的培养：一是会计人员作为“把关者”所必需的职业道德素质；二是会计人员作为“管理者”所要求的管理素质。在课程内容设计上突出应用性和操作性，主要包括：①学生模拟现场填制原始凭证进行报销审核签字时，模拟签字的学生不仅要讲出所依据的法规条文，还要对报销者讲出国家的有关规定，说明其道理；②学生模拟现场会计人员完成有关手续时，模拟的学生要讲出会计手续流程步骤、必要性及预计可能出现的问题；③让学生观看已购置好的会计造假、反贪污、反腐败的视频，然后要求学生写观后感，并举行报告会，帮助学生树立“虽与钱打交道，一辈子两袖清风”的意识；④由教师带队，让学生参与喊唱、搭桥过河、穿越电网、风火轮等素质拓展游戏，每10人为一个小组，以达到在快乐中学习、在体验中提高、在互助中启发的目的。

“会计职业道德与管理素质训练”课程突破了传统会计学专业实践课程设置的框架，真正做到将思想道德素质培养与业务技能素质培养并重，服务能力培养与管理能力培养并重，是会计学人才培养理念的革新。该课程不拘泥于课堂和书本，将培养场所延伸到室外和校外，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方式更加灵活，空间更加开放，让学生在与社会、自然等多种环境的接触中学到了知识，锻炼了能力。

[参考文献]

[1]鲁宇红，张素红.对大学生创业教育和创新教育关系的分析[J].江苏高教，2011（06）.

[2]裘腰军.会计专业工学结合实践教学探析[J].会计之友，2011（12）.

[3]王菲.基于能力培养的会计实践教学体系研究[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2（08）.

[4]徐峻.以能力为本，构建会计专业实践教学体系[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2（11）.

游戏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时尚的天空吹过暖风，使“矫情”犹如细菌一般紧急集合，并迅速成为一种季节性流感，影响着人类的生存状态。

当作家偏爱以“我是农民”而撒娇时，当贪官流行以“我是农民的儿子”而撒谎时，那些在都市糖水里泡大的小资们，也正以“农家情趣”的名义而忸怩作态。就说吃饭，小资们目前最最风行的，不是村上春树笔下的意大利菜，而是“东北黑土地”的玉米面窝头，“山东老家”的大葱卷饼，“江西老表”的红米饭和南瓜汤……吃就吃吧，还大惊小怪地叫唤：“哇，这是什么？好好吃耶！”以玉米面窝头的幌子来表现自己的优越感，以最不自然的方式“回归自然”，有这个必要吗？

有饭不好好吃，有话也不好好说。一群人聚在茶坊里打老K，其中一位有事告辞：“你们再玩一会儿，我走先。”没什么道理，就是要颠倒句子结构―― 连价值观都可以颠覆，还怕个把句子吗？因此连刚成家的小夫妻也常说：“碗么等一下再洗，看碟片先。”这种风气一开，说话便成了游戏式的逻辑较量，充满着散装外语的味道，老祖宗留传下来的语言文化，就这样被搅成七荤八素。

小资们的极度矫情，或许还可以原谅；要是专家学者也来凑热闹，那祸害就更大了。有两位文学评论家，高踞雄视，说话也非同凡响。一位先开腔：“我们当下面临的困境是话语权的缺席，或者说，在日趋多元化的话语空间里，文本系统与生活现场发生了分离，我们因此处于失语状态……”另一位接着高谈阔论：“话语集群的重新分配是对语境符号的重构，而这种重构的话语系统，往往与非线性的生活形态处于不对称的错位状态，从而形成一种私人写作的解构惯性……”本不复杂的观点，居然阐述得这般“曲径通幽”，难道不是披着学问外衣的矫情？把文学评论写得像物理论文，将经济述评写得像数学方程，不过是专家们的纸上作秀罢了。直到“张五常热”的流行，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深奥的经济论文，也能写得像董桥的文化散文一样风情万种。

做人的角色，真实是最重要的，但被“矫情”一掺和，生活就无法保存原有的风味。

游戏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倡导学术传播的高效性

余秋雨在《转型期的文化态度》一文中，倡导学术研究、学术传播应坚持有效性的原则，指出了中国学术研究、传播长期以来的症结所在。

第一，呼吁研究内容的有效性。余秋雨认为许多以实证为旗号的学术行为，由于实证的对象琐碎不堪，几乎兑换成了无效的旗号。例如，千年之前一位三流诗人的出生日期，因一月之差而苦苦考证数十年；《红楼梦》某一回的字里行间可能暗示某个人物若有若无的隐私，尽毕生之力搜辑校考，这样的情景，在高层学术界不难看到。学术研究当然不能排斥细节考证，但考证的耗费应该与这一细节的重要性成一定的比例。有些细节很小却能折射大问题，那么考证得再辛苦也值得。但很多冗长考证的终点仍然只是细节本身，也就造成了对自己和读者的双重浪费。

余秋雨已清醒地意识到这场苦涩的学术自耗游戏已经做得太长，无效和低效的课题因其遥远而变得如佛如山，有效和高效的课题因立足凡尘与平民百姓处于平等态势，三下两下便弃没了学术的尊严。这种情景，反过来构成对文化人的重压，使更多的文化人自然选择了那条缥缈、安全、受尊敬的道路。基于这种现状，余秋雨呼吁学术研究者要有关爱人类的责任感，不管立足于何种专业都能因关爱正在剧烈变异中的周际大地而渐渐建立起一种现代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建立起与社会进行能量交换的可能，只要出现了这种可能，那么尽管你所研究的仍然是魏晋玄学、唐诗宋词，也会全神贯注，产生强烈反响。反之，即便你在论述现代化，也只能云遮雾罩，不着边际。

第二，促进学术传播的高效性。长期以来，中国的许多学者，倾毕生心血研究学问，但累累硕果始终处于曲高和寡、孤芳自赏的状态，不为大众所知，这是生命和资源的双重浪费。导致这种局面，无外乎有两个原因：其一，成果外化的方式太单一。差不多清一色的文字媒介，而且追求学术化的表述模式，满腹的学问，一经表达便高深莫测，艰涩难懂，普通大众不愿读之。其二，传播渠道太过单调。为数有限的学术期刊，是其主要的传播媒介，读者是学界同行，与大众传媒无缘，与平民百姓无关，学术研究越来越脱离大众，成为象牙塔里少数人的智力游戏。难以实现学术资源共享的人文研究成果，即使再有价值也是低效传播。

身为学者的余秋雨，面对学术传播低效的困境，他在积极地思考：“能不能让我的著述，写得有更多的人阅读?我从有效态度出发，不惧怕‘媚俗’之名，用年轻人也愿意触摸的散文笔调来写一部部史论著作，最后，在《山居笔记》中干脆用散文来探讨一个个复杂的文化学术问题。”①余秋雨的文体试验一举成功，他的散文一时洛阳纸贵，这时有人以畅销为根据否定其书的学术品性，面对这种责难，余秋雨不改初衷，他说：“其实写出来的书没人阅读并不能证明学术品性，如果那是品性，干脆不写岂不更好?对莘莘学子、饥渴的读者，表现出不合群的孤傲，究竟有何必要?……我认为，为学术文化甘于寂寞是一种高贵，为学术文化力求沟通也可能是一种高贵。”②

但是，怎么才能把深奥的学理写得深入浅出，让学术真正地走向民间，余秋雨认为应做到两点：其一，采用大众化的话语方式。话语方式的转换，“这不仅需要把这个学理完全钻透，不留生涩部位，而且还需要把自己的心灵与它紧紧相融，只有这样，才能说学理如叙家常……。”③其二，主张学术与现代大众传媒的对接。余秋雨认为在文化的大众化过程中，学者起着一种面向民众传播和推动艺术创造的作用，为了促进雅文化走向大众，学者要走出书斋，走向传媒，传统学术也要寻求新的传播平台。以前，学术思想的传播主要是借助于学术期刊和报纸等纸质媒体，受众比较固定，社会影响力也相对有限。而现在，电视媒体主动邀请学者，学者积极走上电视讲坛，使学术有了更强势的传播平台。强势媒体对于大众来说，是获取思想信息的主渠道，传媒和学术相结合，做好了是双赢――学者赢得了观众，媒体赢得了品位。《百家讲坛》的热播，就是一个成功的例证。

借助于散文传播学理

余秋雨要实现他的学术突围，也就是说要把科研成果从狭小的学者阅读圈，推向更广阔的大众阅读空间，他有意识用散文这个大众能接受文体传播他的学术理念，致使他的散文较其他散文更具学术色彩、学术品位。这种学术品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选题具有学术价值。古往今来，散文的写作往往是有感而发，率性而为，但余秋雨则把它作为一个研究课题来对待。所以他的散文篇什大都经过精心的策划和筛选，因为他拒绝无效或低效的文化传播。其散文选题的学术价值表现了历史和现实的传承和对接。在新时期社会大转行的过程中，他对现实的人格层次和人格结构很不满意，所以余秋雨走出书斋，背负着生命的困惑，跋涉于山水之间，通过对一个个古文化遗址的寻访和考察，来研究中国文化的人格基因，于是就诞生了《文化苦旅》。这部散文是他对如何健全当代中国群体人格所提交的一份思考、一份答卷。《山居笔记》篇篇都是一个宏大的历史课题，作者干脆用散文来探讨一个个复杂的文化学术话题，那么艰深的课题、那么庞大的篇幅、那么丰富的资料，都在贯穿着“中国文化与社会灾难”、“中国文化的精神归属”两大主题。《霜冷长河》直接切入现实人生，以友情、名誉、谣言、妒忌、善良、年龄、死亡等当代民众都深感困惑但又绕不开的难题为论题，一一加以论证剖析。

第二，立论新颖，论证严密。散文一贯注重主观感受的抒发，但余秋雨的散文篇篇迸发出理性的火花。他的许多散文开篇亮明观点，语出惊人，然后旁征博引，步步跟进，颇具学术魅力。比如《都江堰》开篇便立意不俗，卓然独立：“我认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三峡》的首段便开宗明义：中国最值得看的地方是三峡。在《一个王朝的背影》中，他肯定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康熙在政治上的强健，否定长城情结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民族正统论视异族掌权为逆端，但作者认为汉族也有大量的污浊、昏聩和丑恶，它的统治者常常把整个中国历史推向死角，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有可能做出超越汉族正统论的选择，而这种选择未必是倒退。他的散文立论的新颖，除了推陈出新外，许多具有填补空白的开拓意义：他借东北流放者来讨论中国文化的生存灾难；就渤海的兴亡来讨论社会灾难与群体生命的关系；借山西商人来讨论文化应该如何救助贫困的灾难；借海南岛来讨论广义的精神家园。

第三，颇具论文写作的文本模式。余秋雨散文主题的阐发避开了传统散文的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迂回表意方式，而是用议论的手法直抒胸臆。他善于用大段的议论阐发他的见解，尤其是《霜冷长河》的论说色彩更浓。所以余秋雨散文的语言长于议论，通篇洋溢着由理性支撑起的大气。另外，他的散文有时体现出源于学术思路的求证模式和论文式的序列分析结构。例如《抱愧山西》的文本结构：山西之富的史料证明――山西之富的历史原因及特征――山西商人衰败的原因。其中甚至直接用“其一”、“其二”、“其三”划出了层次，颇像一篇生动活泼的经济论文。在《借我一生》这本书中，余秋雨就“中华文明为何延续不断之因”这个论题提出了七个论点：通篇结构严谨，前后照应，俨然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还有《十万进士》、《关于谣言》、《谈小人》等篇什都用类似的特征作了详细的论述。

学术元素的介入使余秋雨的散文显得很有底蕴，有一种由里向外透着的大气，这使他的散文拥有一般散文所不具备的学术品位和思想深度。同时也正是这种学术元素的介入使余秋雨的散文稍欠温馨、湿润，而且结构也趋向模式化。

学术传播的领军作用

余秋雨学术突围的成功，对学术普及起到了领军的作用，引发了一大批精英学者的跟进，通过书商和传媒的推波助澜，把这一学术传播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

第一，《百家讲坛》搭起学术擂台。《百家讲坛》是中央电视台2001年7月9日开播的汇集名家名师的讲座式栏目，余秋雨当然成为《百家讲坛》的座上客，他解析的《文学创作中的未知结构》深得观众的好评。之后，刘心武的红楼梦新解，阎崇年的清十二帝疑案，易中天的品三国，纪连海的清史纪晓岚、多尔衮，于丹的论语心得，王立群的汉代人物，康震的李白、坡……把节目推向了高潮，演讲者也成了学术明星。《百家讲坛》从纷繁复杂的节目中脱颖而出，成为一品牌栏目――《百家讲坛》，坛坛是好酒。《百家讲坛》的异军突起，打通了电视传播学术的“肠梗阻”，成为学术走向大众的桥梁。

第二，出版社架起学术云梯。随着余秋雨具有学术品位的散文的走红，触觉敏锐的出版商意识到学问中所暗含的商机。各大出版社，一反往日对学术出版冷漠的态度，争先在象牙塔窗口搭起一架架云梯，锁在深闺人未识的学术宫娥，虽然还有几分矜持、几许羞涩，但毕竟还是顺着云梯，款款地走向大众。2002年山东人民出版社推出系列学人随笔《茶座》丛书，复旦大学出版社依托雄厚的学术资源，一流学术领军人作者，推出“名家专题精讲系列”学术随笔，《百家讲坛》火爆以后，各大出版社纷纷争抢分割这块蛋糕，一时形成《百家讲坛》出版热。

第三，书店办起学术讲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余秋雨在各大图书馆、书店的学术讲座不计其数，开拓了学术传播的新领域，引发了书店学术讲座热，并正在形成一种文化品牌……如国家图书馆面向大众推出的双休日学术文化系列讲座“文津讲坛”，三联书店开始举办“文史悦读”，单向街书店的“文化沙龙”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一种休闲和充电的场所。

被称为“余秋雨第二”的易中天说：“我一贯认为学术是一种好东西。好东西就应该有更多的人去分享；而要让更多的人分享，就只能换一种表述方式，这就是我写作本书的初衷。”④越来越多像余秋雨、易中天这样的学者，主动调整自己的话语方式，把学术传播到民间，再加之媒体、受众的积极参与，把学术普及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注释：

①②③余秋雨：《转型期的文化态度》，《党政论坛》，1999(2)。

④易中天：《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文学院)

游戏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互联网；效果；使用；采纳

一、引介

《传播电子期刊(ElectronicJournalofCommunication)》编辑White(1998)指出，互联网传播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出现是在传播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已经比较成熟之后。此前的很多传播技术，包括电话、报业、收音机和电视，其产业发展之时，传播学基本上还未登大雅之堂。事实上，以媒介研究为核心的传播学，是伴随着这些重要传播技术的发展和演变而逐渐建立和完善起来的。

然而，对互联网的传播研究，却基本上是最近10年间的事，而互联网成为传播研究的热点，更是只有几年的时间。虽然White(1998)认为在互联网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中，传播学者具有自己独特的贡献，但更多的学者(如Rogers，1997;Newhagen&Rafaeli，1996)认为，从技术的角度而言，作为一种信息传播技术，互联网在其为大众所熟知以前的20年发展和演变历程中，传播学者基本上无所作为。不仅如此，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万维网(WWW)的出现，当互联网的使用群体迅速扩大，逐渐由精英技术变成大众技术时，传播学者对于这一新传播技术的关注也远远滞后于通俗媒体报道。显然，作为一种仍处于不断演变中的传播技术，其商业和社会使用前景尚未完全明朗之际，学术界出于种种原因(见Morris&Ogan，1996)，对于互联网之于传播研究的意义缺乏敏锐意识和认同(Soukup，2000)。Rogers(1997)从历史分析的角度，以技术扩散为分析框架，指出互联网技术从出现到扩散达到临界点(criticalmass)，历经了近20年的沉寂和酝酿。如果我们以有关互联网的传播研究的数量作为分析对象，则这一酝酿期对于传播研究而言至少还要延长几年。1996年，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sociation)旗下的首要学术刊物《传播学刊(JournalofCommunication)》出了一期互联网研究专集，标志着主流传播期刊对互联网这一新传播媒体的关注。在一篇其后被经常引用的对话式讨论中，两位研究新媒体的学者，即美国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ofMaryland)的Newhagen和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希伯莱大学(HebrewUniversityofJerusalem)的Rafaeli(Newhagen&Rafaeli，1996)，展开了一场传播学者为什么应该以及如何进行互联网的研究的讨论。他们甚至呼吁，传播学者应该积极介入互联网的技术和相关社会政策的发展过程中去，以传播学者的视野来影响互联网技术的走向，这一极具伦理和社会关怀的观点和White(1998)不谋而合。

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对于研究者而言是一种投资行为，因此主流学术刊物的兴趣和方向对于学科研究具有很强的引导意义，它们的关注无疑对于互联网作为新媒体的研究价值起着“正名”的作用。与此同时，其他重要新闻传播期刊，包括《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Journalism&MassCommunicationQuarterly)》，《传播电子期刊(ElectronicJournalofCommunication)》等，都纷纷推出有关互联网研究的专题或专集；而一批以互联网等交互技术为研究重点的学术刊物也应运而生，包括《新媒体与社会(NewMedia&Society)》，《网络传播期刊(JournalofComputer-MediatedCommunication)》，《网络传播杂志(Computer-MediatedCommunicationMagazine)》等等，吸引了大量的传播学者的学术兴趣。作为一种影响深远的传播技术，很多其他学科，包括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社会和应用科学的学术期刊上，也大量出现有关互联网的研究论文，其研究路向和研究重点与传播研究虽各有侧重，但也多有重叠交叉，与互联网相关的各种问题乃成为整个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

就传播研究而言，笔者在进行文献检索的过程中，通过当今网上最全面的传播研究机构CIOS(CommunicationInstituteforOnlineScholarship)，查阅了涵盖50多种新闻传播研究刊物的大型数据库ComAbstracts中有关互联网的英文研究论文。结果发现，在“Internet”这一检索词下，出现了二百三十多篇论文，论文数量①按年份分布见表1。

表1ConAbstracts数据库中有关互联网研究的论文数

年份1996年之前1997199819992000

论文数（篇）3736645641

从中可大略看出，至少就传播学科主流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言，对互联网的研究主要兴起于1996年以后。

如何进行有关新传播技术的研究，可以有不同的思路或研究策略。一种是把它作为一种新媒体，一如电视、电话一样，因此，原有的传播研究的理论、方法、甚至重要的研究问题，都可以有条件地移植到新的研究对象中来(Camp&Chien，2000)。按照这种思路，研究的主要目的和任务是对原有理论和方法进行验证、补充或者修改。就研究典范而言，这样的研究显然没有对原有研究典范进行本质的突破。而研究成果也能纳入到一直累积的学科知识体系中去。

第二种研究思路是意识到或者强调新传播技术的特殊性，或者不同于以往传播技术的特点，以及与之相伴的使用方式及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Soukup，2000)。这种研究思路要求研究者有较强的批判精神，以及开放的思维方式，并要具有一定的想象力和远见。无论是研究问题的提法，还是研究的方法和所采纳的理论，研究者都要力图突破惯性思维模式。理论和方法的突破通常有两种方式。一是借用其他领域之理论、概念，加以适当改造和移植，用以描述、概括和研究新的现象；二是提出新的假设和概念，通过具体的分析研究进行验证。

有关互联网的传播研究，研究者在进行研究之前，进行研究之时，对自己所要从事的研究的性质和策略，都会有意无意地作出选择，成为其研究过程的内在逻辑。当代最负盛名的传播学者之一，美国印地安那大学(IndianaUniversity)的Weaver(2000)教授认为，对于研究者而言，面对新的传播现象，最最重要的问题(thebigquestion)是提出“好”的研究问题：我们应该问什么样的研究问题?应该怎样问?例如，在传播研究历史上，“传媒对人们做了什么”和“人们对传媒做了什么”曾经代表了媒体效果研究的两大传统，各自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样一个现象，通过研究问题的不同提法，可以有迥然不同的研究假设和思路。事实上，就网络传播而言，缺乏统筹性的研究问题使得相关研究在研究主题和方法、结论上都比较分散、零乱，也决定了互联网的传播研究尚处起步阶段(Soukup，2000)。就国内的互联网研究而言，虽然近年来涌现了一批以网络传播研究为主题的论文和专著，但从研究的深度和质量而言，也无疑只是处于起步阶段(匡文波，2001)。

二、互联网的传播研究述略

通常，对某一类型的文献有两种概括的思路：纵向的和横向的。纵向的概括是一种历时性的描述，坐标轴是时间。这样的概括能够勾勒出有关研究的发展脉络，即给人以历史感。把研究置于历史长河的动态背景之中，往往能够从比较宏观和整体的角度把握有关研究的总体形态和走向(潘忠党，朱立，陈韬文，1997)，具有独特的意义。本文前面作了蜻蜓点水式的回顾，并未实质展开。而文献的横向概括，则是从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的总结。这种概括的好处是能够揭示学术领域中相关研究的总体格局，从而对研究的现状有一个全景式的了解。本节接下来的部分将采纳横向总结的方法对近年来的互联网传播研究作一略述。具体来说，我将主要以不同的研究主题为依据对各种互联网传播研究进行分类。

(一)互联网使用研究

就数量而言，这类研究是文献中最多的。进一步细分，使用研究又有很多不同的侧重。

1.不同的人如何利用互联网

除了一般的使用行为和使用动机的研究(Flanagin&Metzger，2001;Papacharissi&Rubin，2000;等)，学者们对于特殊群体的互联网使用也比较关注。例如Codyetla(1999)通过对292个高龄老人学用互联网功能的研究，对上网行为和各种人口变项、心理状况变项之间的关系作了探索。按照他们的研究结果，愿意学习上网的老人在很多方面和不愿意或者学习效果不好的老人有差别。

Wright(2000)也通过在线问卷的方式对老人的互联网使用作了研究，得到类似结论。其他特殊人群，包括社会边缘人群或弱势人群如何使用或者利用互联网也是一个受到关注的研究角度。Yang(2000)研究了台湾学术界同性恋者使用互联网的动机。通过滚雪球式的自填问卷调查，以因子分析法这一研究析离出七个促使这些人们上网的原因；Haddon(2000)研究了单亲家庭，Rogers，T.(1998)研究了听力障碍者，Singh，Gedeon&Rho(1998)研究了语言障碍者的互联网使用，从社会批判与伦理关怀的角度对有关技术设计、相应政策等方面作了探讨。Kraybill(1998)则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北美少数族裔人群如何对待互联网技术作了研究，发现当地人们在排斥新技术背后有五个文化伦理方面的原因。

国内的这方面研究大多限于统计和描述层次(如基于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历次互联网调查报告的各种研究)。一些比较细致的研究如，彭兰(2001)对网络中的人际传播的研究，周洪波(2001)对互联网派生语言的总结等。

从研究方法言，这部分研究主要以实证调查研究(如Yang，2000;Codyetla，1999;Wright，2000等)和以政治、文化和经济分析为主的批判研究(如Haddon，2000;RogersT.，1998等)为主；前者以研究具体的互联网使用行为为主，后者偏重于互联网使用的社会、政策和伦理方面的探讨。

2.互联网在不同领域的使用

作为一种新的信息传播技术手段，互联网在诸多领域的使用各有特色，这些领域包括选举(Reavy&Perlmutter，1997;Klotz，1998;等)、教育(如Bruckman，1999)、商业宣传(如Finnetla，2000)、新闻传播(如Easton，1997;)、社会和政治领域(如Burrows，etla，2000)等。

这些研究反映了学者对互联网在不同领域的应用前景以及由此带来的影响的关注。Reavy&Perlmutter(1997)发现，利用互联网虽然可以大大增加候选人和选民的沟通，但是就有关选举知识和参与言，互联网的介入却有扩大业已存在的民众间的知沟的可能；Klotz(1998)则研究了1996年美国参议院选举中互联网被用作进行负面广告的案例，指出技术的使用常常是人们所始料不及的。

Dicken-Garcia(1998)也就互联网的各种论域(discourses)作了讨论，并指出各种论域对人们的上网感受、行为的影响。

国内的这方面研究也不少。如姚福军(2002)对国内电视媒体网站的思考，彭兰(2002)和陈力丹(2002)对网络新闻的批判性反思，虽观点不同但各自触及到了网络新闻传播中一些关键而敏感的问题。闵大洪(2001a，2001b)论述了党报网站的作用和影响，以及公众对新媒体的使用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宏观的思路和微观的经验数据相结合，有一定深度。

从研究方法言，这些研究仍以社会科学取向的实证研究和以社会批判取向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为主。

3.互联网的本质及其与其他传播媒介使用的比较

这部分的研究一直是互联网传播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基于不同的视角，讨论互联网的各种功能的社会本质，以及它们与其他媒介在性质和功能上的异同。例如Flanagin&Metzger(2001)从功能和需求满足的角度比较了电子邮件、网上信息获取和与其他媒介，包括报纸、电视、书籍、杂志和面对面沟通等的异同，以及由此带来的在人们媒体选择上的变化可能。他们的一个基本结论是，新技术只是增加了人们满足其原有需求的渠道而已。网络虚拟社区(virtualcommunity)一直是通俗报道和学术界最为关注的主题之一，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如Jones，1997;Reid，1998;Travers，2000;等等)。网上聊天和面对面沟通的异同(Rintel&Pittam，1997)，聊天室角色游戏，如性别变换，网上放纵行为(disinhibitedbehaviour)(如Reid，1998)，也都受到广泛关注。通常，这类研究多以具体的案例分析(Rintel&Pittam，1997等)和网上参与观察(如Travers，2000;Jone，1998；等)为资料搜集方法，通过社会学/女性主义(如Travers，2000;Jone，1995)、心理学或社会心理学(如Reid，1998)等领域里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对上述现象和主题进行探讨，是互联网传播研究中比较深入的一类。

(二)有关互联网的影响(效果)方面的研究

在大众传播研究的历史上，效果研究曾经长期是主流研究取向(McQuail，1994)。事实上，传播研究大部分重要的理论建树来自媒介效果研究(Weaver，2000：5)。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出现，使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效果研究出现了新的热点(Weaver，2000)。新传播技术对于社会，对于我们的生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已经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因为很多政策和体制的调整和应变有赖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回答。

美国卡耐基大学的Kraut(1998，paragraph2)等区分了传播科技对社会两个层次的影响，即初级影响(first-ordereffects)和次级影响(second-ordereffects)。简言之，初级影响是指因新技术的来到而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的直接的实时的影响，如上网多了导致看电视减少，就属于这类影响；而次级影响是指新技术的出现对社会形态的演变所带来的影响，例如娱乐和工作界限的模糊化，社会出现新的消费模式等。通常，初级影响是个人和微观层次的，而次级影响则是宏观或社会层次的。在有关互联网的传播研究中，这两类的效果研究都非常活跃。

1.初级影响研究

互联网使用给个人的生活和心理带来的影响，特别是负面的影响，通常是通俗媒体热衷报道的话题(Newhagen&Rafaeli，1996)。而学术界对于互联网的影响研究也很活跃。不过由于研究所着重的具体的互联网的功能不同，有关互联网初级影响的研究的发现并不统一。通常，使用效果会和使用方式相关。

Kraut，etal.(1998)以美国匹兹堡地区的家庭为对象，通过免费提供计算机和上网条件，以纵向研究(longtudinal)的方式，对上网与人们的社会参与和心理健康的影响作了研究。结果发现，上网对人们的社会参与和心理健康有“虽然轻微但显著”(Kraut，etal.，1998：21)的负面影响。具体来说，上网越多的人，通常越可能在社会联系(socialnetworks)圈方面比较小，和家人和其他人的沟通也比较少。上网多的人，还比较容易感受到诸如孤独(loneliness)、沮丧(depression)和压力(stress)等消极情绪的困扰。

Krautetal.(1998)的研究是其整个家里上网研究项目HomeNet的一部分。由于这一项目的研究团队由一批著名的心理学和人机交流方面的专家组成，研究设计严密，特别是采纳纵向研究以及各种标准的测量工具，因此受到广泛关注。

SIQSS(StanfordInstitutefortheQuantitativeStudyofSociety)(Feb17，2000)的研究通过对2689个家庭的4113个成人的访问，揭示了类似的结论。他们称互联网是一种“致人疏离的技术(isolatingtechnology)”，用户因为沉溺上网而减少和他人的接触，必然导致其社会联系的减弱。不过SIQSS的研究结论因为其采样的非随机性以及研究的横向性(cross-sectional)而受到质疑。

互联网对人们日常活动的影响是初级影响研究的另一个热点。加州大学珞珊玑分校的一个互联网研究项目(UCLAInternetProject)的调查显示，有一半的被访者反映有时会和家人一起上网，因此，互联网也未尝不是一种增进家人活动的一种手段。大部分人都认为家里上网后，他们与家人呆在一起的时间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只有少部分人反映因为家里其他人上网而有时会有一种被忽略的感觉。

互联网使用还可能会对其他媒体的使用产生影响。Stempel，Hargrove，&Bernt(2000)通过一次全美调查显示，互联网使用者比非上网者读报和听收音机多，但在看电视上没有区别。他们的基本结论是，互联网不是其他媒体使用减少的原因。Flaherty，Pearce&Rebecca(1998)的研究则表明，网上交流不能完全代替面对面交流。国内也有一些这方面的研究，如吴兴人(2001)探讨了互联网政论的兴起对传统媒体的挑战。

关于互联网初级效果的研究还有很多(如Hohnson，Braima&Sothirajah，1999等)，一个比较突出的印象是互联网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取决于很多因素，没有简单的结论。事实上，按照创新扩散理论(Rogers，1995)，早采纳者(earlyadopters)和晚采纳者(lateadopter)在很多方面，包括人口变项特质、社会交往、心理等方面都有不同，因此，互联网使用和有关社会交往和心理健康状况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因果方向上很难界定；此外，使用互联网的不同功能，带来的初级影响可能也会明显不同。如Krautetal.(1998)所指出的，上网浏览信息，类似于看电视，而看电视传统上是导致人们社会联系减少、心理健康下降的一个原因(如Blanchard&Horan，2000)；但如果一个人上网以聊天为主，则其上网行为又类似打电话，而打电话通常被认为有助于增强人际交往和沟通能力，对于纾解压力也有帮助(Krautetal，1998)。可见，如果我们想要笼统地得到一个互联网使用效果的结论，是不现实的。换言之，我们至少必须区分不同的上网功能，才能谈相应使用的效果。这对于我们的家庭网络采纳研究也有重要启发，即我们在考虑人们的上网决策的各种影响因素时，应该关注不同的互联网功能对于不同的人们具有不同意义。最后，随着人际间沟通手段的日益丰富，很多定义本身也面临着挑战。例如通常我们认为上网好像看电视、读书、看报一样，只是一种个人活动而非社会活动。然而，互联网是一种交互技术，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机屏幕参与很多实时互动的讨论、聊天——互联网“既是私人的，又是公共的”空间(Camp&Chien，2000：15)，而上网也未尝不是一种社会活动。

在我国，总体而言，初级影响研究作为一种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深入的原创性的纵向研究，无论是论文或专著都很少。

2.次级影响研究

如前所述，次级影响是技术的社会层次的影响。由于互联网在技术上尚在不断演变之中(Hargittai，2000)，而其在社会中的扩散更是方兴未艾，因此，互联网对于我们社会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未知数(如Mindich，1998)。正如Stewart&Williams(2000)所言，技术的更新和替代可以很快完成，但技术对社会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往往要“历经几代时间”(p.47)才看得清。Stephens(1998)也指出，我们对于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意义的认识可能仍是非常肤浅的。

互联网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具有社会变革潜质的技术。从个人层面上，互联网经常被认为能使人们超越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地理和生理的障碍(如Dery，1994)，而有更平等的社会参与机会；在社会和国家层次，互联网则被认为能影响和加快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Carey，1998)。例如，Gibson&Ward(1999)以英国为例探讨了互联网对于政党内民主决策的影响。

不同学者对于互联网的社会影响的关注角度不同：如Dauncey(1997)以法国为例研究了互联网与当地文化的碰撞；Scott，Semments，&Willoughby(1999)从女性主义批判的角度探讨了互联网为女性使用的问题；Hongladarom(1998)的研究则探讨了互联网对于当地文化如何应对国际文化的冲击的问题。

国内的很多互联网研究都可归纳到此类别。如吴征(2001)对新媒体使用与精神生态重建的关系的探讨，徐宝才(2001)对网络传播中伦理问题的关注，陈绚(2001)对互联网与数字鸿沟关系的研究等。

从研究方法言，初级影响研究多为社会科学取向的实证研究，而次级影响研究以政治经济学取向的批判分析居多，包括案例分析和历史分析等，来解析互联网对于社会、文化等方面可能带来的影响和冲击。

(三)互联网采纳(adoption)研究

随着互联网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发展，互联网在各种不同环境下(如政府机构、公司企业、家庭、学校、医院等)如何被采纳和使用也备受关注，吸引了不少学者持续的研究兴趣。

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上，互联网的采纳和扩散研究与技术创新扩散、市场营销、管理信息系统等多个研究领域的学术探索密不可分，这也可以从有关学者在研究互联网采纳时所引述的文献可见一斑(如Flanagin，2000)。通常，创新的采纳和扩散研究有个体层面(individuallevel)和系统层面(aggregatelevel)之别。个体层面的创新采纳研究旨在分析界定各种环境下对人们的创新采纳的态度或意向具有影响力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相对重要性，以揭示创新采纳决策的机制与过程；而系统层面的研究一般以整个社会系统(或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为考察对象，更加偏重于对创新扩散的整体进程的概括和描述，同时涉及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等结构性因素的考量。按照这样的区分，本研究属于个体层面的创新采纳研究。

有关互联网的采纳研究，除了来自美国等英语国家传播学者的研究外，华人社区，包括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的不少学者也显示出浓厚的兴趣。就台湾的情形言，通过《中华民国期刊论文索引影像系统》和《全国博硕士论文摘要检索系统》等网页的检索可以发现，无论是期刊论文还是学位论文，近年来以交互技术的采纳为题的研究不在少数。以对《全国博硕士论文摘要检索系统》的检索为例，在“innovationdiffusionandadoption”(“创新扩散”和“采纳”)之检索词下，共有论文25篇；而在“Internetandadoption”(“互联网”和“采纳”)为检索词，则发现论文134篇。从其研究方法介绍看，大多采纳实证研究。如杜文富和王小惠(2001)有关无线网际网络服务使用者之创新性研究；林惠玲、陈正仓(2000)对台湾制造业采纳自动化技术的实证研究；林震岩和许胜雄(1997)对电子资料交换技术的采纳，以台湾的三种产业为例作了实证研究；方国定、应鸣雄(1998)则考察了电子资料交换采纳过程中的考量因素；张洪瑞(2000)以WAP应用为例对企业采纳创新技术之关键因素的研究，吴俊毅(2000)从动机角度对科技接受模型的实证研究，等等。从数量上而言，台湾地区的交互技术采纳研究明显多于香港和中国大陆，而台湾地区的研究一个共同点是，基本上着眼于台湾本地企业和组织、个人对特定创新技术的采纳。

香港地区一些深受美国学术传统影响的资深传播学者对互联网技术的采纳和扩散最近也比较关注，已经或者正在继续从事一些精细设计的大型研究，令人瞩目，例如祝建华、何舟等正在进行的有关中国大陆城市居民上网的纵向研究，规模和时间跨度都比较大。其研究的部分成果已经能够为学界所能分享(如Zhu&He，2001a，2001b)，研究主题包括互联网采纳和使用的各种影响因素的检验，以及具体采纳和使用的模型建构。

从有关大陆出版的新闻传播学术期刊中，有关互联网采纳和扩散的实证研究较少(仅有的少数研究例如：喻国明，2000等)，但也多限于简单统计层次。大多数文章以泛论为主，观点的碰撞远多于实证的检验(如匡文波，2000;李希光，2000a，2000b，2000c等)。

(四)其他研究

除了上述有关互联网的使用及其影响方面的研究，其他有关互联网的传播研究还有很多，包括政策法规类(如：Tan，Corbett&Wong，1999)、网络内容(如Dominick，1999;彭兰，2001；等)、电子商务(如Li&Yang;Tan，Corbett&Wong，1999；张浩，2001；黄霁，2001等)，不一而足。显然，按这样的分类法，不少研究可能分属多个类别。

三、结语

对互联网的传播研究作全景式的述评有很多困难，归根到底，这样的述评都是挂一漏万之举。互联网作为影响现代生活各个层面的信息传播技术，单就传播研究言，人们对它的研究和关注的角度也可以千差万别。互联网本身尚在不断演变之中，从传统的新闻传播系所的课程设置、学科研究方向到传播学者们的研究兴趣，都因为互联网的兴起而在应时调整、变动。而从互联网本身的特点来说，它与此前的各种传播技术相比最大的差别在于其基本上是一种“囊括一切媒介特点”的技(Hargittai，2000：52)。换言之，互联网本身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一个包容一切媒介形态的诸多功能的平台。就互联网所具有的功能言，它可以被模拟或者解构(deconstruct)为各种现有的媒体和社会制度(socialinstitution)的总和，包括电话、报纸、杂志、广播、出版、公共领域、图书馆、医院诊所、大学、超市、政治论坛、文化产品集散地，等等(Camp&Chien，2000)。互联网的这些特点，决定了我们对其传播研究的述评，必定是极为粗略的。

注释：

①这一粗略统计之时间是2001年4月下旬。ComAbstracts的有关介绍见网址：

陈绚(2002)：《互联网对亚洲的影响及亚洲国家面对的数字化鸿沟》。见：

杜文富、王小惠(2001)：《无线网际网络服务使用者之创新性研究》。《国际网络技术学刊》，第2卷第1期，页47-52。

方国定、应鸣雄(1998)：《电子资料交换采纳之考量因素：由产品面判断》。《科技学刊》，第7卷第1期，页41-52。

黄霁(2001)：《为网络广告制定游戏规则》(下)。原载《中国经营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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匡文波(2001)：《论网络传播法》。原载《国际新闻界》。见：

李希光(2000a)：《虚空间对新闻媒体的真实挑战》(上)。《中国科技信息》，第14期，页8-10。

李希光(2000b)：《虚空间对新闻媒体的真实挑战》(中)。《中国科技信息》，第14期，页8-11。

李希光(2000c)：《虚空间对新闻媒体的真实挑战》(下)。《中国科技信息》，第14期，页10-13。

林惠玲、陈正仓(2000)：《自动化技术之采纳与扩散——台湾制造业之实证研究》。《经济论文丛刊》，第28卷第2期，页153-184。

林震岩、许胜雄(1997)：《电子资料交换技术采纳之实证研究——以台湾三种产业为例》。ProceedingsoftheNationalScienceCouncil(PartC)。第7卷第3期，页390—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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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内容摘要】本文对迄今为止国际和国内传播学界有关互联网的传播研究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通过有关研究论文的数量统计，本文认为有关互联网的传播研究自1996年开始受到主流传播学研究的重视。本文通过四个方面，即(1)互联网使用研究，(2)互联网影响(效果)研究，(3)互联网采纳研究，以及(4)其他研究等，对大量以互联网这种新传播技术为研究对象的传播研究作了梳理，包括研究主题和内容的介绍以及研究方法的述评。本文为学者们今后进行有关互联网的传播研究无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起点。 【关键词】互联网；效果；使用；采纳 一、引介 《传播电子期刊(Electronic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编辑White (1998)指出，互联网传播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出现是在传播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已经比较成熟之后。此前的很多传播技术，包括电话、报业、收音机和电视，其产业发展之时，传播学基本上还未登大雅之堂。事实上，以媒介研究为核心的传播学，是伴随着这些重要传播技术的发展和演变而逐渐建立和完善起来的。? 然而，对互联网的传播研究，却基本上是最近10年间的事，而互联网成为传播研究的热点，更是只有几年的时间。虽然White (1998)认为在互联网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中，传播学者具有自己独特的贡献，但更多的学者(如Rogers，1997;Newhagen & Rafaeli，1996)认为，从技术的角度而言，作为一种信息传播技术，互联网在其为大众所熟知以前的20年发展和演变历程中，传播学者基本上无所作为。不仅如此，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万维网(WWW)的出现，当互联网的使用群体迅速扩大，逐渐由精英技术变成大众技术时，传播学者对于这一新传播技术的关注也远远滞后于通俗媒体报道。显然，作为一种仍处于不断演变中的传播技术，其商业和社会使用前景尚未完全明朗之际，学术界出于种种原因(见Morris & Ogan，1996)，对于互联网之于传播研究的意义缺乏敏锐意识和认同(Soukup，2000)。Rogers(1997)从历史分析的角度，以技术扩散为分析框架，指出互联网技术从出现到扩散达到临界点(critical mass)，历经了近20年的沉寂和酝酿。如果我们以有关互联网的传播研究的数量作为分析对象，则这一酝酿期对于传播研究而言至少还要延长几年。1996年，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旗下的首要学术刊物《传播学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出了一期互联网研究专集，标志着主流传播期刊对互联网这一新传播媒体的关注。在一篇其后被经常引用的对话式讨论中，两位研究新媒体的学者，即美国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的Newhagen和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希伯莱大学(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的Rafaeli (Newhagen & Rafaeli，1996)，展开了一场传播学者为什么应该以及如何进行互联网的研究的讨论。他们甚至呼吁，传播学者应该积极介入互联网的技术和相关社会政策的发展过程中去，以传播学者的视野来影响互联网技术的走向，这一极具伦理和社会关怀的观点和White(1998)不谋而合。? 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对于研究者而言是一种投资行为，因此主流学术刊物的兴趣和方向对于学科研究具有很强的引导意义，它们的关注无疑对于互联网作为新媒体的研究价值起着“正名”的作用。与此同时，其他重要新闻传播期刊，包括《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传播电子期刊(Electronic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等，都纷纷推出有关互联网研究的专题或专集；而一批以互联网等交互技术为研究重点的学术刊物也应运而生，包括《新媒体与社会(NewMedia & Society)》，《 网络传播期刊(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 网络传播杂志(Computer-MediatedCommunicationMagazine) 》等等，吸引了大量的传播学者的学术兴趣。作为一种影响深远的传播技术，很多其他学科，包括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社会和应用科学的学术期刊上，也大量出现有关互联网的研究论文，其研究路向和研究重点与传播研究虽各有侧重，但也多有重叠交叉，与互联网相关的各种问题乃成为整个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 就传播研究而言，笔者在进行文献检索的过程中，通过当今网上最全面的传播研究机构CIOS (Communication Institute for Online Scholarship)，查阅了涵盖50多种新闻传播研究刊物的大型数据库ComAbstracts中有关互联网的英文研究论文。结果发现，在“Internet”这一检索词下，出现了二百三十多篇论文，论文数量①按年份分布见表1。 表1　ConAbstracts　数据库中有关互联网研究的论文数

年份了蜻蜓点水式的回顾，并未实质展开。而文献的横向概括，则是从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的总结。这种概括的好处是能够揭示学术领域中相关研究的总体格局，从而对研究的现状有一个全景式的了解。本节接下来的部分将采纳横向总结的方法对近年来的互联网传播研究作一略述。具体来说，我将主要以不同的研究主题为依据对各种互联网传播研究进行分类。? (一)互联网使用研究? 就数量而言，这类研究是文献中最多的。进一步细分，使用研究又有很多不同的侧重。? 1.不同的人如何利用互联网 除了一般的使用行为和使用动机的研究(Flanagin & Metzger，2001;Papacharissi & Rubin，2000;等)，学者们对于特殊群体的互联网使用也比较关注。例如Codyetla(1999)通过对292个高龄老人学用互联网功能的研究，对上网行为和各种人口变项、心理状况变项之间的关系作了探索。按照他们的研究结果，愿意学习上网的老人在很多方面和不愿意或者学习效果不好的老人有差别。 Wright(2000)也通过在线问卷的方式对老人的互联网使用作了研究，得到类似结论。其他特殊人群，包括社会边缘人群或弱势人群如何使用或者利用互联网也是一个受到关注的研究角度。Yang(2000)研究了台湾学术界同性恋者使用互联网的动机。通过滚雪球式的自填问卷调查，以因子分析法这一研究析离出七个促使这些人们上网的原因；Haddon(2000)研究了单亲家庭，Rogers，T.(1998)研究了听力障碍者，Singh，Gedeon&Rho(1998)研究了语言障碍者的互联网使用，从社会批判与伦理关怀的角度对有关技术设计、相应政策等方面作了探讨。Kraybill(1998)则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北美少数族裔人群如何对待互联网技术作了研究，发现当地人们在排斥新技术背后有五个文化伦理方面的原因。 国内的这方面研究大多限于统计和描述层次(如基于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历次互联网调查报告的各种研究)。一些比较细致的研究如，彭兰(2001)对网络中的人际传播的研究，周洪波(2001)对互联网派生语言的总结等。 从研究方法言，这部分研究主要以实证调查研究(如Yang，2000;Codyetla，1999;Wright，2000等)和以政治、文化和经济分析为主的批判研究(如Haddon，2000;RogersT.，1998等)为主；前者以研究具体的互联网使用行为为主，后者偏重于互联网使用的社会、政策和伦理方面的探讨。 2.互联网在不同领域的使用 作为一种新的信息传播技术手段，互联网在诸多领域的使用各有特色，这些领域包括选举(Reavy & Perlmutter，1997;Klotz，1998;等)、教育(如Bruckman，1999)、商业宣传(如Finnetla，2000)、新闻传播(如Easton，1997;)、社会和政治领域(如Burrows，etla，2000)等。? 这些研究反映了学者对互联网在不同领域的应用前景以及由此带来的影响的关注。Reavy & Perlmutter(1997)发现，利用互联网虽然可以大大增加候选人和选民的沟通，但是就有关选举知识和参与言，互联网的介入却有扩大业已存在的民众间的知沟的可能；Klotz(1998)则研究了1996年美国参议院选举中互联网被用作进行负面广告的案例，指出技术的使用常常是人们所始料不及的。 Dicken-Garcia(1998)也就互联网的各种论域(discourses)作了讨论，并指出各种论域对人们的上网感受、行为的影响。 国内的这方面研究也不少。如姚福军(2002)对国内电视媒体网站的思考，彭兰(2002)和陈力丹(2002)对网络新闻的批判性反思，虽观点不同但各自触及到了网络新闻传播中一些关键而敏感的问题。闵大洪(2001a，2001b)论述了党报网站的作用和影响，以及公众对新媒体的使用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宏观的思路和微观的经验数据相结合，有一定深度。 从研究方法言，这些研究仍以社会科学取向的实证研究和以社会批判取向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为主。? 3.互联网的本质及其与其他传播媒介使用的比较? 这部分的研究一直是互联网传播研究的热点。学者们基于不同的视角，讨论互联网的各种功能的社会本质，以及它们与其他媒介在性质和功能上的异同。例如Flanagin & Metzger(2001)从功能和需求满足的角度比较了电子邮件、网上信息获取和与其他媒介，包括报纸、电视、书籍、杂志和面对面沟通等的异同，以及由此带来的在人们媒体选择上的变化可能。他们的一个基本结论是，新技术只是增加了人们满足其原有需求的渠道而已。网络虚拟社区(virtual community)一直是通俗报道和学术界最为关注的主题之一，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如Jones，1997;Reid，1998;Travers，2000;等等)。网上聊天和面对面沟通的异同(Rintel & Pittam，1997)，聊天室角色游戏，如性别变换，网上放纵行为(disinhibited behaviour)(如Reid，1998)，也都受到广泛关注。通常，这类研究多以具体的案例分析(Rintel & Pittam，1997等)和网上参与观察(如Travers，2000;Jone，1998；等)为资料搜集方法，通过社会学/女性主义(如Travers，2000;Jone，1995)、心理学或社会心理学(如Reid，1998)等领域里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对上述现象和主题进行探讨，是互联网传播研究中比较深入的一类。? (二)有关互联网的影响(效果)方面的研究 在大众传播研究的历史上，效果研究曾经长期是主流研究取向(McQuail，1994)。事实上，传播研究大部分重要的理论建树来自媒介效果研究(Weaver，2000：5)。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出现，使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效果研究出现了新的热点(Weaver，2000)。新传播技术对于社会，对于我们的生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已经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因为很多政策和体制的调整和应变有赖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回答。 美国卡耐基大学的Kraut(1998，paragraph2)等区分了传播科技对社会两个层次的影响，即初级影响(first-ordereffects)和次级影响(second-ordereffects)。简言之，初级影响是指因新技术的来到而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的直接的实时的影响，如上网多了导致看电视减少，就属于这类影响；而次级影响是指新技术的出现对社会形态的演变所带来的影响，例如娱乐和工作界限的模糊化，社会出现新的消费模式等。通常，初级影响是个人和微观层次的，而次级影响则是宏观或社会层次的。在有关互联网的传播研究中，这两类的效果研究都非常活跃。? 1.初级影响研究 互联网使用给个人的生活和心理带来的影响，特别是负面的影响，通常是通俗媒体热衷报道的话题(Newhagen&Rafaeli，1996)。而学术界对于互联网的影响研究也很活跃。不过由于研究所着重的具体的互联网的功能不同，有关互联网初级影响的研究的发现并不统一。通常，使用效果会和使用方式相关。 Kraut，etal.(1998)以美国匹兹堡地区的家庭为对象，通过免费提供计算机和上网条件，以纵向研究(longtudinal)的方式，对上网与人们的社会参与和心理健康的影响作了研究。结果发现，上网对人们的社会参与和心理健康有“虽然轻微但显著”(Kraut，etal.，1998：21)的负面影响。具体来说，上网越多的人，通常越可能在社会联系(social networks)圈方面比较小，和家人和其他人的沟通也比较少。上网多的人，还比较容易感受到诸如孤独(loneliness)、沮丧(depression)和压力(stress)等消极情绪的困扰。 Krautetal.(1998)的研究是其整个家里上网研究项目HomeNet的一部分。由于这一项目的研究团队由一批著名的心理学和人机交流方面的专家组成，研究设计严密，特别是采纳纵向研究以及各种标准的测量工具，因此受到广泛关注。 SIQSS(Stanford Institute for the Quantitative Study of Society)(Feb17，2000)的研究通过对2689个家庭的4113个成人的访问，揭示了类似的结论。他们称互联网是一种“致人疏离的技术(isolating technology)”，用户因为沉溺上网而减少和他人的接触，必然导致其社会联系的减弱。不过SIQSS的研究结论因为其采样的非随机性以及研究的横向性(cross-sectional)而受到质疑。? 互联网对人们日常活动的影响是初级影响研究的另一个热点。加州大学珞珊玑分校的一个互联网研究项目(UCLA Internet Project)的调查显示，有一半的被访者反映有时会和家人一起上网，因此，互联网也未尝不是一种增进家人活动的一种手段。大部分人都认为家里上网后，他们与家人呆在一起的时间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只有少部分人反映因为家里其他人上网而有时会有一种被忽略的感觉。? 互联网使用还可能会对其他媒体的使用产生影响。Stempel，Hargrove，& Bernt(2000)通过一次全美调查显示，互联网使用者比非上网者读报和听收音机多，但在看电视上没有区别。他们的基本结论是，互联网不是其他媒体使用减少的原因。Flaherty，Pearce & Rebecca(1998)的研究则表明，网上交流不能完全代替面对面交流。国内也有一些这方面的研究，如吴兴人(2001)探讨了互联网政论的兴起对传统媒体的挑战。 关于互联网初级效果的研究还有很多(如Hohnson，Braima & Sothirajah，1999等)，一个比较突出的印象是互联网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心理健康的影响，取决于很多因素，没有简单的结论。事实上，按照创新扩散理论(Rogers，1995)，早采纳者(early adopters)和晚采纳者(late adopter)在很多方面，包括人口变项特质、社会交往、心理等方面都有不同，因此，互联网使用和有关社会交往和心理健康状况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因果方向上很难界定；此外，使用互联网的不同功能，带来的初级影响可能也会明显不同。如Krautetal.(1998)所指出的，上网浏览信息，类似于看电视，而看电视传统上是导致人们社会联系减少、心理健康下降的一个原因(如Blanchard & Horan，2000)；但如果一个人上网以聊天为主，则其上网行为又类似打电话，而打电话通常被认为有助于增强人际交往和沟通能力，对于纾解压力也有帮助(Krautetal，1998)。可见，如果我们想要笼统地得到一个互联网使用效果的结论，是不现实的。换言之，我们至少必须区分不同的上网功能，才能谈相应使用的效果。这对于我们的家庭网络采纳研究也有重要启发，即我们在考虑人们的上网决策的各种影响因素时，应该关注不同的互联网功能对于不同的人们具有不同意义。最后，随着人际间沟通手段的日益丰富，很多定义本身也面临着挑战。例如通常我们认为上网好像看电视、读书、看报一样，只是一种个人活动而非社会活动。然而，互联网是一种交互技术，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机屏幕参与很多实时互动的讨论、聊天——互联网“既是私人的，又是公共的”空间(Camp & Chien，2000：15)，而上网也未尝不是一种社会活动。 在我国，总体而言，初级影响研究作为一种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深入的原创性的纵向研究，无论是论文或专著都很少。? 2.次级影响研究 如前所述，次级影响是技术的社会层次的影响。由于互联网在技术上尚在不断演变之中(Hargittai，2000)，而其在社会中的扩散更是方兴未艾，因此，互联网对于我们社会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未知数(如Mindich，1998)。正如Stewart&Williams(2000)所言，技术的更新和替代可以很快完成，但技术对社会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往往要“历经几代时间”(p.47)才看得清。Stephens(1998)也指出，我们对于计算机和互联网的意义的认识可能仍是非常肤浅的。 互联网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具有社会变革潜质的技术。从个人层面上，互联网经常被认为能使人们超越各种社会、政治、经济、地理和生理的障碍(如Dery，1994)，而有更平等的社会参与机会；在社会和国家层次，互联网则被认为能影响和加快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Carey，1998)。例如，Gibson & Ward(1999)以英国为例探讨了互联网对于政党内民主决策的影响。 不同学者对于互联网的社会影响的关注角度不同：如Dauncey(1997)以法国为例研究了互联网与当地文化的碰撞；Scott，Semments，&Willoughby(1999)从女性主义批判的角度探讨了互联网为女性使用的问题；Hongladarom(1998)的研究则探讨了互联网对于当地文化如何应对国际文化的冲击的问题。? 国内的很多互联网研究都可归纳到此类别。如吴征(2001)对新媒体使用与精神生态重建的关系的探讨，徐宝才(2001)对网络传播中伦理问题的关注，陈绚(2001)对互联网与数字鸿沟关系的研究等。? 从研究方法言，初级影响研究多为社会科学取向的实证研究，而次级影响研究以政治经济学取向的批判分析居多，包括案例分析和历史分析等，来解析互联网对于社会、文化等方面可能带来的影响和冲击。 (三)互联网采纳(adoption)研究? 随着互联网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发展，互联网在各种不同环境下(如政府机构、公司企业、家庭、学校、医院等)如何被采纳和使用也备受关注，吸引了不少学者持续的研究兴趣。 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上，互联网的采纳和扩散研究与技术创新扩散、市场营销、管理信息系统等多个研究领域的学术探索密不可分，这也可以从有关学者在研究互联网采纳时所引述的文献可见一斑(如Flanagin，2000)。通常，创新的采纳和扩散研究有个体层面(individual level)和系统层面(aggregate level)之别。个体层面的创新采纳研究旨在分析界定各种环境下对人们的创新采纳的态度或意向具有影响力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相对重要性，以揭示创新采纳决策的机制与过程；而系统层面的研究一般以整个社会系统(或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为考察对象，更加偏重于对创新扩散的整体进程的概括和描述，同时涉及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等结构性因素的考量。按照这样的区分，本研究属于个体层面的创新采纳研究。? 有关互联网的采纳研究，除了来自美国等英语国家传播学者的研究外，华人社区，包括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的不少学者也显示出浓厚的兴趣。就台湾的情形言，通过《中华民国期刊论文索引影像系统》和《全国博硕士论文摘要检索系统》等网页的检索可以发现，无论是期刊论文还是学位论文，近年来以交互技术的采纳为题的研究不在少数。以对《全国博硕士论文摘要检索系统》的检索为例，在“innovation diffusion and adoption”(“创新扩散”和“采纳”)之检索词下，共有论文25篇；而在“Internet and adoption”(“互联网”和“采纳”)为检索词，则发现论文134篇。从其研究方法介绍看，大多采纳实证研究。如杜文富和王小惠(2001)有关无线网际网络服务使用者之创新性研究；林惠玲、陈正仓(2000)对台湾制造业采纳自动化技术的实证研究；林震岩和许胜雄(1997)对电子资料交换技术的采纳，以台湾的三种产业为例作了实证研究；方国定、应鸣雄(1998)则考察了电子资料交换采纳过程中的考量因素；张洪瑞(2000)以WAP应用为例对企业采纳创新技术之关键因素的研究，吴俊毅(2000)从动机角度对科技接受模型的实证研究，等等。从数量上而言，台湾地区的交互技术采纳研究明显多于香港和中国大陆，而台湾地区的研究一个共同点是，基本上着眼于台湾本地企业和组织、个人对特定创新技术的采纳。? 香港地区一些深受美国学术传统影响的资深传播学者对互联网技术的采纳和扩散最近也比较关注，已经或者正在继续从事一些精细设计的大型研究，令人瞩目，例如祝建华、何舟等正在进行的有关中国大陆城市居民上网的纵向研究，规模和时间跨度都比较大。其研究的部分成果已经能够为学界所能分享(如Zhu & He，2001a，2001b)，研究主题包括互联网采纳和使用的各种影响因素的检验，以及具体采纳和使用的模型建构。 从有关大陆出版的新闻传播学术期刊中，有关互联网采纳和扩散的实证研究较少(仅有的少数研究例如：喻国明，2000等)，但也多限于简单统计层次。大多数文章以泛论为主，观点的碰撞远多于实证的检验(如匡文波，2000;李希光，2000a，2000b，2000c等)。 (四)其他研究? 除了上述有关互联网的使用及其影响方面的研究，其他有关互联网的传播研究还有很多，包括政策法规类(如：Tan，Corbett&Wong，1999)、网络内容(如Dominick，1999;彭兰，2001；等)、电子商务(如Li & Yang;Tan，Corbett & Wong，1999；张浩，2001；黄霁，2001等)，不一而足。显然，按这样的分类法，不少研究可能分属多个类别。

三、结语 对互联网的传播研究作全景式的述评有很多困难，归根到底，这样的述评都是挂一漏万之举。互联网作为影响现代生活各个层面的信息传播技术，单就传播研究言，人们对它的研究和关注的角度也可以千差万别。互联网本身尚在不断演变之中，从传统的新闻传播系所的课程设置、学科研究方向到传播学者们的研究兴趣，都因为互联网的兴起而在应时调整、变动。而从互联网本身的特点来说，它与此前的各种传播技术相比最大的差别在于其基本上是一种“囊括一切媒介特点”的技(Hargittai，2000：52)。换言之，互联网本身只是提供了一个平台，一个包容一切媒介形态的诸多功能的平台。就互联网所具有的功能言，它可以被模拟或者解构(deconstruct)为各种现有的媒体和社会制度(social institution)的总和，包括电话、报纸、杂志、广播、出版、公共领域、图书馆、医院诊所、大学、超市、政治论坛、文化产品集散地，等等(Camp & Chien，2000)。互联网的这些特点，决定了我们对其传播研究的述评，必定是极为粗略的。 注释： ①这一粗略统计之时间是2001年4月下旬。ComAbstracts的有关介绍见网址： 陈绚(2002)：《互联网对亚洲的影响及亚洲国家面对的数字化鸿沟》。见：?? 杜文富、王小惠(2001)：《无线网际网络服务使用者之创新性研究》。《国际网络技术学刊》，第2卷第1期，页47-52。? 方国定、应鸣雄(1998)：《电子资料交换采纳之考量因素：由产品面判断》。《科技学刊》，第7卷第1期，页41-52。? 黄霁(2001)：《为网络广告制定游戏规则》(下)。原载《中国经营报》。见：? 匡文波(2000)：《分析中国网络媒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报刊管理》，第11期，页36-38。? 匡文波(2001)：《论网络传播法》。原载《国际新闻界》。见：?? 李希光(2000a)：《虚空间对新闻媒体的真实挑战》(上)。《中国科技信息》，第14期，页8-10。? 李希光(2000b)：《虚空间对新闻媒体的真实挑战》(中)。《中国科技信息》，第14期，页8-11。? 李希光(2000c)：《虚空间对新闻媒体的真实挑战》(下)。《中国科技信息》，第14期，页10-13。? 林惠玲、陈正仓(2000)：《自动化技术之采纳与扩散——台湾制造业之实证研究》。《经济论文丛刊》，第28卷第2期，页153-184。? 林震岩、许胜雄(1997)：《电子资料交换技术采纳之实证研究——以台湾三种产业为例》。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PartC)。第7卷第3期，页390—399。? 闵大洪(2001a)：《党与党报网站》。见：? 闵大洪(2001b)：《中国社会变革与新媒体使用》。见：?? 潘忠党、朱立、陈韬文(1997)：《当前传播研究的课题与挑战》。见陈韬文、朱立、潘忠党主编：《大众传播与市场经济》。香港：卢峰学会出版，页7-20。? 彭兰(2001)：《关于网上外来文化信息传播状况的实证研究》。见：?? 彭兰(2001)：《网络中的人际传播》。见：?? 彭兰(2002)：《逐渐成熟的网络新闻》。见：?? 吴俊毅(2000)：《科技接受模型之实证研究——从动机角度》。台湾国立中央大学硕士论文。见《全国博硕士论文摘要检索系统》，网址：? 吴征(2001)：《告别荒漠——新媒体与精神生态的重建》。承载“中华传媒网”。见：?? 徐宝才(2001)：《试论网络传播中的伦理问题与对策》。原载《新闻实践》。见：?? 姚福军(2002)：《对于国内电视媒体网站的几点思考》。《记者的家》2002年3月22日。见：?? 张浩(2001)：《中国新闻网站的四种赢利模式》。原载《新闻记者》。见：?? 张洪瑞(2000)：《企业采纳创新技术之关键因素研究——以WAP应用为例》。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见《全国博硕士论文摘要检索系统》，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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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经济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 民间金融 温州合会 合理利用

作者叶瑜,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浙江温州:325035)

长期以来,温州流行一种称之为合会的民间金融互助组织形式,其存在对温州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经济崛起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持,这种民间金融为家庭工业、专业市场提供了有效保障,造就了全国闻名的“温州模式”。其间,在温州模式发源地——乐清曾发生轰动一时的抬会倒会事件,给民间金融蒙上了阴影。许多专家学者因此将合会甚至民间金融全盘否定,不少法律法规也给民间金融发展制定了诸多限制性的条文,使民间金融无法以其独特的天然优势服务于创业发展。笔者拟以80年代乐清抬会事件为案例,剖析民间金融的内在机理,(经济论文)阐述民间金融的利与弊,在此基础上提出合理有效引导民间金融的政策性建议。

温州恰会与乐清拾会

(一)温州合会的演变

第一阶段:互合会。早期的合会是一种传统的在亲情、乡情等血缘、地缘关系基础上,带有合作、互质的小规模中短期借贷组织。以消费合作为主,会款多用于婚丧嫁娶、年成歉收和建屋造房等非生产性用途,只有少数用于经商、买地和买牛等生产性项目。参会者以亲友和乡邻为主,具有明显的血缘性和地缘性。会款利率低,兼具互和非盈利性。20世纪80年代中期,温州农村的家庭手工业迅速发展,民间直接借贷不能满足发展需要,温州开始出现互质的合会。合会由发起人邀请亲朋好友参加,约定一段时间举会一次。每次由会员各缴一定数量的会款,轮流交由一人使用,借以互助。第二阶段:互合会向营利性合会演化。随着合会的发展,其性质也开始发生变化,呈现半公开化特征。合会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间接的民间信用手段.失去了互助的性质,变成了营利性的私人金融组织。虽然起源于“救助济急”的合作互助,但合会机制中的“营谋生息”却拓宽了合会的市场,先得会“更早获得资金”与后得会“取得更多会息”,成为人会者决策博弈的目标。第三阶段:营利性合会向诈骗性合会蜕变。越来越多的人出于获得高息的目的而参加合会,使得许多合会逐渐脱离原来以实体经济为主的发展轨迹,蜕变为纯粹的金融投机组织;同时,社会信用基础进一步瓦解,传统的道德约束减少甚至不存在。有些会首开始以组会谋利,进行投机诈骗。他们以高息为诱饵,盲目扩大合会的数量,并以此来维持合会的运转。诈骗性合会最典型的形式是“抬会”。

可见,合会从互合会演化为营利性合会,最后蜕变为诈骗性合会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即使是西方成熟、发达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类似性质的“麦道夫骗局”,这时必须引入法律和理性的力量作为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然而,许多监管部门可能更多地考虑到法律的效用而忽视了合会参与者的理性能力,从而没有对合会可能引发的经济损失和社会灾难在制度设计时做最充分的估量。事实上,由于合会参与者也是市场逐利者,他们对可能出现的损失和灾难有着一定的理性分析和判断,监管部门如果在合会滑向抬会的沼泽前做适当的预警,就能引起他们足够的重视,从而阻止营利性合会向诈骗性合会发展。

(二)乐清“抬会”简介

1.1985—1986年乐清灾难性“抬会”风潮概况

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出于获得高息的目的而参加合会,使得许多合会逐渐脱离原来以实体经济为主的发展轨迹,从互合会演化为营利性合会,最后蜕变成为纯粹的金融投机形式——抬会,抬会,顾名思义,就是参与各方为了谋取短期高额回报而不断地抬高利息的一种非法集资形式。温州“抬会”最早在乐清县柳市镇出现。从1985年8、9月间到1986年初,“抬会”在乐清全县迅速蔓延扩散,形成了12个抬会,总发生额约10亿元,实际投入资金22亿多元.10万元以上的大中小会主达1589人。1986年2、3月形成高潮,3月倒会,历时半年左右。据调查,参与“抬会”活动的群众有5万多户,约占全县总人口的23%。据海屿、万岙、盐盘和柳市镇等13个乡(镇)调查,落会群众达18.82万人.4.18万户,分别占总人口、总户数的71.8%和72.14%。口1

2.乐清抬会运行机理分析

我们暂且撇开乐清抬会的巨大破坏性不谈。乐清的抬会之所以形成如此之快、之大,在于其内部组织的运行机制。抬会是一个民间借贷形式,它的组织结构颇像金字塔状的立体几何图形,在塔尖的人是大会主,塔的中层是中会主、小会主,塔的底层则是会脚,人数最多。在这个组织中,每一层又可进一步发展为会脚和会主,钱从最底层的会脚流向会主。从外在形式上看,抬会好像关系复杂,实际上这里面真正重要的是发生在会主和会脚之间的事,大会主与中小会主之间实际上也是会主与会脚的关系,而中小会主只不过在充当更低一层的会主时,又成为高一层的会脚。大会主可以直接拥有不再扩展组织的会脚。

1985—1986年乐清“抬会”的运行机制是:一个会员加入抬会时,先交会主11600元,次月开始,会主每月付给会员9000元,连续付12个月,计10.8万元。从第13个月起,会员每月付给会主3000元,连续付88个月,计264万元。两者相加整100个月,两个人之间的金钱游戏需要8年多才能结束。就会脚而言,年本金获利率为月息77.58%,年息931%,可以说达到了暴利的程度,但这仅是问题的一方面。更为荒诞的是会主的获利。会主在连付12个月后,自第13个月开始每月收取3000元,连续88个月,计26.4万元。

这里已无法从金融的有偿角度来考虑获利了.整个过程变成一场纯粹的金钱游戏,脱离了融资的范畴。对于这场游戏,会主和会脚抱有不同心态。就会员而言,诱人的是第一年,仅仅1.16万元钱就可化为10.8万元.这种获利程度是任何金融家和企业家都无法办到的。而正是这第一年,却隐含着巨大的金融陷阱,即:会主要使用魔法把1.16万元变成10.8万元.而除了游戏以外的任何道路都不可能有如此魔力,只能从游戏本身来解决这个问题,即会主为了解决第一年付出的巨大款项,只能用滚雪球的办法来发展新会员,把新会员的钱付给老会员,会员抬会主,新会员抬老会员,逐渐发展到一个会抬另一个会,这个会套那个会,互相交叉。第一个人会的会脚的利息在第二个月,已达到1.8万元(连同第一个月),即使以本偿还,尚欠6400元,吸收新会员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且必须在支付第一个会脚利息的第一个月开始吸收第二批会员。数目还必须超过2名,因为到第二个,会主首先支付第一会脚的第二个9000元,在扣除9000元后,余下2600元(11600-9000),尚短缺6400元。而第二批会员也面临着收息,因此第二批会员费必须超过1.8万元,扣去154万元(18000-2600),则必须有三名新会脚。以此类推,第三批会员至少有7名会脚才能维持一个会的存在。据测算,这样的抬会要维持下去,到第6个月,必须扩大到22个会脚,到第12个月,要发展到691名会员,到第18个月,要发展到20883个会员,按几何级数扩大的新会脚,必须不断地发展下去,才 能支撑这个空中楼阁。然而,抬会这个金字塔形组织要运转下去,必须有两个前提:一是社会要有无数的新会脚,且个个腰包鼓鼓;二是每个人诚实可信,信守按时照协议支付利息,到期付款;稍有偏差,那么这个庞大的组织会在瞬间倒塌下来。而事实是,倒塌只是时间长短而已,有无数的新会脚本身就是不现实的。因此,抬会的结果无法逃脱崩溃的命运。

3.乐清抬会特点与形成原因

贪婪和恐惧是市场经济的双胞胎,作为市场经济发育最早和相对成熟的乐清,人们在市场逐利中的表现同样脱离不了这两种心理,抬会前后的民众心理变化表明市场经济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作为以民间“合会”面目出现的金融投机活动,乐清抬会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会主本身无自有资金,均属“皮包商”,利用会脚资金达到“发财”目的。二是以超高利率为诱饵,资金投向完全脱离生产和流通。三是“抬会”以连锁累进形式发展会脚,不断扩大规模,靠以会养会、以会保会维持局面。“抬会”从借贷关系上看来是存贷交替,本息混合,但会主从会脚收入的会款与会主后10个月(或后12个月)应付会脚的本息永远是不可能平衡的,只能以发展会脚扩大规模来应付“逆差”。四是会主与会脚组合,单线联系,并以妇女为主体。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与发展,趋利动机必将驱逐合会的互助初衷,也就是说,在法律和理性缺失的状态中,合会的善之花会结出抬会的恶之果。其实.1985—1986年乐清抬会在大规模倒会发生之前存在着很多的征兆。比如当地的合会利率越来越高,新会会期越来越短,甚至发生了天天会,一些单个合会出现倒会或者临时性支付危机。这些其实都是可以采取对策及时化解的,至少可以把风险控制到最低程度。从温州民间融资的总体历史进程看,发生过抬会倒会之后的地区,类似的金融诈骗再也没有重演,这表明了投资者的理性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换言之,市场经济的逐利性除了资源配置高度灵活外,其诈骗行为也必将滋生。除了法律相应的震慑外,普及金融知识,提高甄别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投资者的理性能力,是化解抬会的最有效方式。

不过,尽管抬会的恶之果让许多人受害,但从合会的初始形式、组织结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合会将自由竟标过程与程序、竞争性利率决定、自愿性合作、大众参与、信任等因素实现了有机结合,是一种很有效率、活力与竞争力的非正式金融制度安排。合会具有以关系型信用为基础的特点,较好地利用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信息资源,使民间金融具有一套内在的、“天然”的保护机制,使温州人之间的生意往来注重信用和共同致富,也成为块状经济崛起的内在动力以及当前温州炒房团、炒煤团的内在合力。另外,融进资金的会主普遍记得使用对方资金所欠下的“人情债”,也就是说,民间金融具有隐性利息,这也致使温州人之间格外注重人情关系。从经济发展逻辑看,合会及其衍生的民间金融,满足了小企业或是微小企业的资金需求。从金融发展的角度看.无论民间金融还是官方、半官方金融,其供给都需要面向需求,作为合会形式的金融供给越贴近小企业、微小企业,其信息对称性就越高,信息优势和成本优势就越大。可以说,以合会为案例的中国民间金融组织在对分散的农户提供金融服务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只要合理加以规范和引导,使其良性运转,其解决小企业和微小企业的贷款难问题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长期以来,民间金融在中国一直作为金融领域的灰色地带而存在。它之所以被归人灰色,除了没有正规金融的规范和透明外,也和中国的计划经济意识有关。在道义上矮化民间金融后,贷款难问题将大量小型民营企业扼杀于萌芽,导致市场经济中最为宝贵的创业精神遭到了打击。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开始,外贸这匹马车的失足使政府开始意识到拉动内需是抗御风险的最佳方式。内需启动的前提是民众收入的增加,而单靠全球产业链中的低端制造加工显然已不能使民众真正富裕。民众收入增加的最有效办法就是提高民众的创业意识,促进民众的创业能力。从2008年开始,各国有银行配合国家拉动内需的政策号召,纷纷设立中小企业的服务部门,但注重抵押而非信用的风险控制机制无法满足量大面广、缺少资产的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中小企业融资难其实也是个国际性难题,被称为“麦克米伦缺口”,这个缺口只有靠民间金融来填补。国际金融公司对北京、成都和温州等600多家私营企业的调查表明,民间金融市场是中小企业外源融资的最大来源。在温州等经济发达地区,几乎所有的中小企业在创立阶段都是通过民间借贷来解决资金缺口问题的。

所以,民间金融亟待重新认识。当前的合会尚有许多减少金融风险的空间,基本上不需要对合会作特别的规范,但是政府可以加强宣传合会风险,并通过检测合会的发展趋势,适时提出预警,控制交易风险,防止其发展成为“乐清抬会”。政府可以承认一般合会的合法性,但为了适当减少合会的金融风险,可以从法律角度对其运作作一些限制性规定。比如台湾把合会写人民法,规定合会的运作框架,对其传统上容易导致金融风险的部分内容作了限制性规定,从而使得合会成为一种低风险的民间理财工具和金融服务工具,同时又维护了合会的运作空间。可见,只要有效地汲取民间金融天然的信用机制和契约精神,规范合理地引导到市场秩序中,就可以使其成为国有金融体系的有益补充。

游戏经济论文范文第7篇

刚刚辞去的2008年，由超级大国美利坚楼市泡沫破灭造成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狂卷全球，“想躲也躲不了”，西风东渐，正在危害世界各国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一场大灾难。政治家们尽可用“百年不遇”的说辞去开脱责任，痛未定中凝思之痛，我们却发现，一些敢于真言的经济学家却对这场经济危机早有察觉，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教授就是其中之一。去年岁末，机械工业出版社付梓的《克鲁格曼的预言・美国经济迷失的背后》是一部难得的奇书，这部书稿的精彩不仅在于克鲁格曼的“预言”得到了实践的印证，更在于“克鲁格曼以冷静的眼光、锋利的笔触，见证经济起伏的脉搏，褒贬是非，字字有根据，处处有来历。这位‘识者’的文章能够添增一个现代公民对经济活动乃至大势所趋的了解。”“克鲁格曼这部充满智慧的著作，可以在事态还还未太严重之前唤醒民众。”这部书稿主要是克鲁格曼在2000年前后两年中为《纽约时报》撰写的专栏文章，发表时多有争议，“克鲁格曼的声音是孤独的，他却讲述着事实，揭穿华盛顿当局既无同情心又无实效的施政。”这部书稿的中文翻译者张碧琼先生在“译者序”中对该书的特点作了精辟的概括：“揭穿美国迷途因果”、“通俗的经济学读本”、“前瞻性的经济分析”、“敢言的经济学家”、“幽默的经济语言”。关于克鲁格曼的“精彩人生”，书的扉页上有吸引读者“眼球”的描述：“他是一位天才式的人物”。――“最受人瞩目的贸易理论家之一”，1978年一篇关于垄断竞争贸易模型的论文使之一夜成名，早在1991年曾获得克拉克经济学奖；“惊人的预言家”，对亚洲金融危机的预言使他名声如日中天；“自由经济学派的急先锋”，敢于向任何传统经济理论挑战，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难得的大众经济学家”，具有深厚的经济学底蕴，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勾画经济现象的全景图。克鲁格曼虽有“一边倒的经济学家”之称，可是克林顿政府却没有聘用他为总统经济顾问，原因正是他敢于直言的学者性格，这也恰恰体现着“学者的人格魅力”，使之在“孤独”中书写“精彩的人生”。克鲁格曼最新的声音――“自由放任与美国独霸时代走向终结”！

元旦长假期间，“寒冬闭户好读书”，我正襟危坐地翻阅《克鲁格曼的预言》。虽然这是“大师”的通俗著作，一个经济学的“门外汉”，却也无法全部读懂，开卷有益，仍感收获颇丰。边读边想，边思边记，写满书眉，略加整理，作为读书笔记，统称为“拾片”罢。

・・曼哈顿“债务钟”的启示

1989年，美国一位热心公益的商人安装了“债务钟”，用醒目的数字记录不断攀升的国债，而国债之所以不断攀升，是因为政府的花销远远大于收入，因此必须以借款来应付收支差额。钟的建造者希望以此警示政治家要对自己的渎职行为感到羞愧。但是，时至2000年9月，“债务钟”的主人将运行了10年之久的钟关停了，那是因为克林顿执政期间，政府税收随着股市行情的节节攀升，庞大的预算赤字第一次收缩了，继而变成了创纪录的盈余。今天，当小布什政府在“美国历史上最差总统”的呼声下告别白宫时，可能接任者又该启动那停摆的“债务钟”罢。尽管世人对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浪漫嗤之以鼻，可是对克林顿时代的美国经济成就却是刮目相看的。这让我联想到，国人政府机构改革的态势――“芝麻开花节节高”，坊间流传的“三个3000亿”的“公仆”开支，即“公车开支3000亿，公款吃喝3000亿，公款旅游3000亿”，至今也没见到“公仆”站出来予以“澄清”，看来，此说的准确度“八九不离十”。国人可否建造一座“勤政廉政钟”呢？就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总有“声声入耳”催人奋进之效。

・・慧眼洞察“世界级的谎言”

克鲁格曼有一段精彩的自白，让人恍然大悟：“我比许多专家更早地指出布什当局令人不能忍受的不诚实。为什么我能看到了别人不能看到的事情呢？其中一个原因是，作为一个受过训练的经济学家，我从未被诱惑进入政客的各种报告模式的圈套中。政客给出了相应的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说法，但却不顾事实的真像。我自己做计算，或者在需要的时候请一些真正的经济学家教我有关我所写题目的知识，然而，很快我们就意识到了自己正在处理的问题是世界级的谎言，而且它发生在美国。对此，我并非全然孤立。在过去几年中，我注意到了一件事：商业记者，看到伪造的数字时他们知道那是伪造的，经常会指控领导人的谎言，甚至不理会政治专家正在赞美那些领导的所谓刚正的品质。”克鲁格曼所写的《官商同流合污》，“在一个大多数专家都赞美我们领导人的勇敢见地、技能高超和道德高尚的时代里，我看到混乱、无效和不诚实，这不是一个流行的观点，特别是在‘9 11’之后的头几个月里。”克鲁格曼的这段“真情告白”启示我们：一个国家“高端”的谎言，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够看破的；需要有知识更有勇气的经济学家站出来讲话。“令人失望的是，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们尽管失误、无能，却获得了过多的报酬”――“美国将会经历一场令人惊讶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克鲁格曼不无遗憾地告诉读者，“这不是一本令人愉快的书，它的内容涉及失望的经济状况、糟糕的领导以及当权者的谎言。但请不要绝望，美国并没有发生什么不可修复的问题。”我们相信，美国克服金融危机的自愈能力不会比其他国家差。去年国人曾流行“中国没有经济学家”的说法，当然失之偏颇；倘若理解为国人少有“敢实事求是坚持己见的经济学家”，也不能不说是一句“大实话”。

・・写给新闻工作者的“箴言”

在信息化时代，克鲁格曼对如何进行新闻报道，提出忠告：其一，“不要设想那些政策建议如其措辞所陈述的目标那样有意义”。例如布什的“减税计划”和“社保计划”都不是如其所言的那样管用。人们须知，“革命运动不会考虑游戏规则，也不会对他们的目标感到内疚”，政策制订者可以说，“对媒体撒谎不会刺痛任何一个人的良心”。其二，“要做一些功课来发现真正的目标”。例如，“当你知道现在管理林业政策的官员之前曾经是木材工业的说客，你就可以推测‘健康森林’的提出，并非为了防止森林火灾，而是在该政策下，允许木材公司砍伐更多的树”。其三，“不要设想那些常用的政策规则是有效的”。“安然”公司总经理因虚构利润而离开，却被任命为陆军参谋长。其四，“对现行政策进行抨击，观察掌权者对批评做出的反应”。布什当局因其对不同意见毫无包容能力而臭名昭著。其五，“不要认为当局势力的目标存在一个限度”。作者曾预言“伊拉克战争仅仅是‘布什主义’的开端，美国将会在世界大部分地区进行扩张”。“战争将会从伊拉克扩展到叙利亚和伊朗”。克鲁格曼借用基辛格的话形容布什政府，“对危险提出警告的人被认为是危言耸听，见风使舵的人为认为是知权衡与合理的”。中国的“无冕之王”该从克鲁格曼的箴言中悟出些许道理。

・・捅破美国的经济泡沫示警

克鲁格曼用科学、准确、辛辣的语言，对“非理性繁荣”进行剖析，预言美国经济泡沫的破灭，不幸而言中。今天重读作者10多年前的文章，更显经济学家的睿智和理性。1997年末发表的《非理性投资者的7种陋习》，诸如“只关注短期利益”、“贪婪成性”、“轻信愚言”、“羊群效应”、“过分教条”、“追随潮流”、“运作他人资金”等，正是促成经济泡沫的内因。2000年3月撰写的《庞氏骗局》将成为经济学教科书的案例，可以预言，只要市场经济存在，“庞氏骗局”仍然会生发，只不过演变成不同的新故事而已。“庞氏骗局”的手段并不新鲜，“他巧妙地用新投资人的金钱补充旧投资人的资金亏空，创造了一个经久不衰的成功经商神话。骗局关键的第一步是造一个诱人的、复杂的利益机会，而这一机会又是难以检验的。接下来就是“愿者上钩”，泡沫似的越吹越大。“虽然看起来每一个人都是诚实的，但一旦进入庞氏骗局，没有一个不是欺诈者。”“近年来股票市场价格飘升，恰巧成为庞氏骗局成功的一个佐证”。2008年岁末，在美国金融海啸的危机之中，又曝出金融大鳄麦道夫玩弄“庞氏伎俩”的丑闻。麦道夫用“神秘和排他”的方式“钓鱼”，前后共骗到500亿美元之巨。这就是美国鼓吹的市场经济的“诚信”！日前，当金融危机“搅得周天寒彻”之时，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提出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时，克鲁格曼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文章《金钱换垃圾》，透辟分析了危机形成的“四步曲”：一是“住房市场泡沫破裂”，二是“金融交易严重亏损”，三是“资本短缺信贷失衡”，四是“金融机构黔驴技穷”。把脉之后开出的药方是：资本短缺是关键，拒绝坏账不让步。“更确切地说，除非政府为购买的资产支付远高于市值的价格，让金融机构及其股东和高管捡个大便宜，而让纳税人承担代价，否则，金融体系仍然会因为资本短缺而陷入瘫痪。”国人的高官和高管当对华盛顿和华尔街的“核心价值”有所认识，认购美利坚的“国债”不一定比“藏富于民”更靠得住！

・・预言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的衰退

1998年亚洲的那场金融危机，可以说是2008年源于美国的世界金融海啸的预演。是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克鲁格曼幽默地说，“我应该有一点兴奋，甚至是高兴。你瞧，金融危机是我研究的专题之一。在20年前，我写的第一篇重要的经济论文的题目就是《国际收支平衡危机模型》。”“我们当中的一些人甚至早在20年前就发出警告说，东南亚国家可能蕴含着经济风险，但是这场危机涉及的广度和深度都是我们始料未及的，让人感到震惊。这场灾难告诉我们，在过去的经济体系里，还存在着没有被预料到的金融风险。”在克鲁格曼的笔下，亚洲金融风暴是两幕剧。“第一幕是有关轻率的行为；第二幕是有关它的后果”。“危机始于糟糕的银行系统”――银行基本上没有公有和私有的界限。部长的侄子或者总统的儿子可以开一家银行，并从国内民众或国外贷款者那里筹集资金，每个贷款人都相信他们的钱是安全的，因为这些机构背后都有官方支持。在亚洲国家里，很多人似乎都被授予特权而不用承担责任，从而纵容他们在竞争中玩着“正面我赢，反面他输”的把戏；而贷款又为极具投机性的房地产投资和野心勃勃的公司扩张提供了资金支持。“盲目贷出的款创造了房地产市场和股市的繁荣景象，这让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及他们的客户看起来比实际情况要好。”克鲁格曼做出了科学的预言：“亚洲迅速进入了下一步――泡沫破灭。”“投机性的泡沫经不起悲观情绪的冲击，经济崩溃更快地到来：一旦数量可观的投资者开始怀疑泡沫破灭时，它就真破灭了。”克鲁格曼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后果，如果说有“第三幕”，那就是金融危机导致政治不稳定，又引发资本外流，进一步加深危机，所有的一切将会失控。更令人惊讶的是，克鲁格曼在2003年的专栏文章里就预言：从长期看，布什政府减税、增加公共开支产生的巨额财政赤字和发动伊拉克战争将使美国经济发展不可持续，最后必将引发经济危机。时至今日他称共和党是“笨蛋政党”也不为过。窃以为，“洋为中用”，可资借鉴也。

・・挞伐“任用亲信的资本主义模式”

人们剖析总结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诸多评论家多把祸根归结于“任用亲信的资本主义模式”。其实，“任用亲信”、“权力寻租”、“权钱交易”、“造假成风”、“潜规则游戏”……各国皆然，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在克鲁格曼的笔底，美国同样是“任用亲信的资本主义模式”的集大成者。布什政府竭力掩饰“安然”丑闻，那是“布什政府害怕，新闻界怀疑，一旦安然事件彻底曝光，那将会揭开美国任用亲信资本主义模式的面纱”。“对于那些和政府有着密切联系的公司来说，每一项决定都会给他们带来一笔巨大的财富。”“在有关决定如何处理储存核废弃物的事件中，有一群主要从事能源交易的政治募捐者刚好大发横财。”“一小部分商业领导者运用同布什政府的密切联系而获得改变他们利益的权力”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还有多少个安然？”惟有历史可以做出回答，可经济学家却可教会我们观察的方法――“当我们看到高端执行官们聚敛财富的时候，他们所经营的公司实际上已经破产了！”“造假已经成风”，“首席执行官理论”存在着致命的缺欠：“这一体系会给予成功的执行官丰厚的奖励，从而会诱惑更多掌握信息的执行官制造一些虚假的成功。像虚假账户、促使销售膨胀的买空卖空，凡是能采用的手段他们都会用上。”“经理们若想几乎不费吹灰之力。”“现代的首席执行官自己确定自己的薪酬，惟一能限制他们的只有‘压抑的愤怒’。”“由于公司伪装能力的提高及公司支付薪酬的传统方法被不断侵蚀，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工资已经变得非常高。在10年前只是普通员工工资的40倍，现在则达到500倍。”“正是伪装薪酬的伎俩给了职业经理们巨大的动力，在将期权变现时去抬高股价。”克鲁格曼还不忘“幽”他一“默”，“我不是说首席执行官故意要当坏人，做了坏事还一边捋胡子一边咯咯地笑。”这种状况让人联想起国人关于“高管”天价薪酬的议论，原来并非“中国特色”，洋人早已有之，我们不过是步其后尘重蹈覆辙而已。当心，国人的“压抑愤怒”正在积蓄能量……。

・・“驴象之争”和“市场失灵”

美国的两党制，“驴象之争”，看似民主，实则是“一个金币的两面”，都是代表着富人的利益。尽管克鲁格曼被称之为“一边倒的经济学家”，他的文章毫不掩饰地表明自己的好恶，然而“会说的不如会听的”，“会写的不如会看的”，我们从他“反对”的一面也就不难看到他“支持”的另一面。用克鲁格曼教授自己的话说，“美国的两党游戏”，诸如“偏袒富人的减税”、“官商同流合污”、“政治利益优先论”、“混淆事实的说辞”、“伪装的平民主义”……客观上都不失为“深刻剖析美国现状、揭露美国政治实质的犀利之作”，告诉读者一个真实的美国。布什政府力主的“万能减税”，不过是为富人积累财富挂上合法的招牌；布什的“社保计划”和“医疗保障”，玩的是“拆东墙补西墙”、“新账还旧债”的把戏，被讥之为“恐怖的算术”。克鲁格曼把布什政府御用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掌控的舆论工具喻为“暴徒的讲坛”。执政者坚持“巧克力就是香草”的悖论，因之“总是在一些报告上存在信誉问题，把上说成下，把黑说成白”。“认同市场的有效性并不等于说市场就是十全十美的。有时候市场竞争会恶化，这种情形近几年时常会发生，经济学家称之为‘市场失灵’”。2000年美国“加州的能源危机”，在“市场失灵的背后”存在着“电价市场纵”的丑陋，“加州灾难不是生产力短缺的结果，而是能源生产商和交易商共同操纵的结果”。“实力雄厚的发电商可以谎称技术出现了问题而关闭一些发电站，让剩下来的继续生产，从而这时的电力价格就会膨胀，通过这种方式发电商就增大利润。”“安然丑闻”的背后隐藏着“阳光下的抢劫”行为，那双“看得见的手”出于“集团利益至上”的考虑，助演了“当权者欺骗公众”的闹剧。“安然事件”的发生和不了了之的结局恰恰佐证了克鲁格曼的结论。克鲁格曼的战斗是“孤独”的，他的“成果”是全人类的。联想起我国南方曾发生过的“汽油短缺”现象，“利益集团”似有操纵之嫌，当斩断那只“看得见的手”。

・・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人格魅力

克鲁格曼以杰出的研究成果享誉全球，是当今最令人瞩目的“贸易理论专家”之一；他对亚洲金融危机的预言，更令业内人士刮目相看；当他1991年获得“克拉克青年经济学奖”时，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也只是时间问题。尽管克鲁格曼的著作备受争议，却是难得的畅销品。“真理常常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句富有哲理的话，在克鲁格曼的经济科学研究中得到印证。“惺惺惜惺惺”是世之常情，克鲁格曼对那些具有独到见解的经济学家敬佩之情跃然纸上。“和世界上99％的人相比，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但我的参照对象是同辈中最成功的经济学家，我还没有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众所周知，克鲁格曼经济观点为克林顿的竞选成功具有极大的帮助。可是由于他的性格过于刚直，得罪了不少的同行。克鲁格曼很有自知之明，“从性格上来说，我不适合那种职位。你得学会同人打交道，在人们说傻话时打哈哈。”克鲁格曼对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格林斯潘给予高度的评价，“即使是悲观主义者对我们的经济领导人、权威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能在股价回落时有效地避免不良的经济后果的产生”也肃然起敬。然而他对格林斯潘后期的越俎代庖和推诿责任的“风格”却不以为然。克鲁格曼对享有“欧元之父”美誉的蒙代尔的“三元悖论”给予极高的评价，“如果一个国家坚持让本国货币盯住其他国家货币恒定不变，本国的货币政策就彻底无效了，只有让汇率浮动起来本国货币才会有效。”克鲁格曼在《怀念詹姆斯・托宾》的文章中，对冠有“三个头衔”，即耶鲁大学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和肯尼迪顾问的托宾先生，给予极高的评价――“他的去世，在我看来，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那个时代的经济学争论要比现在的更好而且更真实。”“托宾借鉴了20世纪40年代原始的、机械的凯恩思干预主义，并将他转换为一种更为高级的理论，该理论的核心在于研究投资者在权衡风险、收益和流动性后所作的交易。”在托宾时代，正直的经济学家层出不穷，他们可以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

游戏经济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自发秩序；制度变迁；竞争

本文试图提出如下观点：1、秩序在竞争中产生；2、新秩序（或制度）是行为主体预期在新规则下的收益高于旧规则下才做出改变旧规则的偿试。一旦在新规则下，行为主体的实际收益低于预期收益甚至低于在旧规则下的收益，行为主体就会改变规则，甚至回到旧规则。对新规则的“破坏”来自行为主体自身也可能来自外界的其它因素。3、要维持新规则的正常运行，一方面靠行为主体的可信承诺，另一方面不能有外界的破坏。自身监督或外部监督可能会延长制度的运行时间。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所使用的自发秩序的概念，我们强调的是其自发过程，即它们是如何形成的。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是研究制度如何形成和变迁的，因此，自发秩序和制度变迁这两个词在本文中可以交替使用。

全文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是对一些已有的重要文献作简要的评述；第二部分是一个真实的案例描述；第三部分是对案例作理论分析；第四部分把理论用来解释一些具体的制度变迁，最后为简单的小结。

一

简要的文献综述

关于自发秩序的理论，哈耶克作了有力的论证。而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诺思的观点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了解和认可。制度的变迁理论中，有学者把它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对于制度的变迁还有一种是演进论的观点。要对这些理论（其著作多不胜数）作全面的评述，是一部厚厚的专著的工作而非本部分所能及的。本文只能挑出部分作者认为重要的论著作简要概述。

（一）自发的与设计的

各种制度的形成是人为设计的还是自发形成的，这一争论由来已久。哈耶克是后者的坚定支持者和重要阐述人之一 ，他在一系列的著作中（哈耶克，1963，1966，1967，1960，1970，1979） 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哈耶克（1967）把人为设计的观点追溯到了古希腊“……不过它的渊源却是一种非常古老的错误的分法，它来自古希腊，至今仍是正确理解理论和社会政策这一具体任务的最大障碍。”（哈耶克，1967，P521）而直到18世纪的弗格森才明确“……它们虽然可归因于人的行为却不可归因于人的设计……”（哈耶克，1967，P522）为什么是自发而非设计的呢？在哈耶克那里，要设计出社会普遍的制度，就要求行动者对所有相关的事实拥有完全的知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而建构论者却认为并非如此，他们的观点影响广泛并使得“现代人已经变得极不愿意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在知识上的构成性局限实是他们不可能经由理性而建构社会整体的一个永恒的障碍”（哈耶克，1973，P12）。因此，在他们看来，多数制度是一些“精英”们通过深思熟虑设计而成。然而这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把深嵌于社会秩序之中的所有资料或数据都收集起来，并把它们拼凑成一个可探知的整体。所有因建构论唯理主义这一知识进路中所产生的‘如此井然有序、如此明晰可见、且如此易懂’的漂亮计划而被它们迷惑住的人们，实是前述‘笼而统之的幻想’的牺牲品，而且他们也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计划之所以具有表面上的明确性，实是因这些计划的提出者根本无视那些他们不知道的事实所致”（哈耶克，1973，P12）。个人或某些组织都没有办法获得所有的知识。每个人的行为只是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在自己的知识水平下作出的，在个人极大化自己利益的行动中会形成一些共识，使人们能自觉的遵循一系列规则行动，而自发秩序正是“源出于其要素对某些行为规则的遵循”（哈耶克，1973，P63）作为一种整体性的制度，没办法进行设计。而作为行为者的各个个人，如何采取行动至少会在脑子里做一番规划。虽然建构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我们在哈耶克的著作中找不到他清清楚楚的说明秩序到底是如何自发形成的（在多篇文章中他都强调自发性）。本文不严格区分是自发的还是设计的，只是要说明不管属于哪种，都是行为者在权衡自身利益下竞争而形成的。

（二）诱致性与强制性

对于制度变迁的理由，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舒尔茨（1968）认为“……人的经济价值的提高产生了对制度的新的需求，一些政治和法律制度就是用来满足这些需求的。”显然，舒尔茨所讲的制度主要是人为设计的具体的制度并非与制度经济学家所持的观点完全一样。而戴维斯和诺斯把制度变迁的原因说得更简单“如果预期的净收益超过预期的成本，一项制度就会被创新。只有当这一条件能被满足时，我们才可望发现在一个社会内改变现有制度和产权结构的企图”　（戴维斯、诺思，1979，P274）。任何制度的转变的动机都可以此作为理由进行解释。真实世界里有些制度是有效的变迁而有些却不是，还需要在执行过程中不断的改变。这是典型的诺斯的分析方法，在诺思那里，制度总是朝着能提高效率的方向变迁，即有名的效率假设。以此为核心理论，诺斯（1981）对跨度上万年的经济史作出了解释。

对于制度变迁的具体形式，经济学上有两种著名的分法，一种是以拉坦（1978）为代表的诱致性变迁，一种是以林毅夫（1989）的文章为代表。他把制度变迁明确的分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拉坦（1978）的框架中包含制度的需求和供给。制度变迁也可由供求关系进行分析“制度变迁可能是由对经济增长相联系的更为有效的制度绩效的需求所引致的，我们还假定，制度变迁可能是关于社会与经济行为、组织与变迁的知识供给进步的结果”（拉坦，1978，P333）。而林毅夫（1989）则首先给出了诱致性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定义，在他那里，“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林毅夫，1989，P384）。显然，诱致性变迁与戴维斯和诺斯（1979）解释制度变迁的理由一致，都是预期有更大的获利机会时，参与主体才主动去推进制度变迁。而强制性变迁好像是各行为主体被迫接受了新制度，而新制度是由政府的法令形式颁布的。中国的自上而下的一系列改革正符合这一理论。但更进一步的思考，政府为什么要制定引起制度变迁的政策？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可以肯定的是政府本身也要考虑利益，同其它的制度变迁的理由一样，只有政府在预期在新制度下的收益增加时才会推动制度的变迁。因为“政府也是十足的经济人或自身效用最大化者，其制度变迁行为的唯一解释就是追求政府自身的效用最大化。本质上与别的制度变迁主体一样，也是受制度变迁所能带来的收益所引诱”（黄少安，1997，P359）。事实上，政府并不是独立于制度参与者之外的，它也是制度中行为主体之一。因此，黄少安的如下观点是正确的“所谓的强制性变迁不过是政府作为一个变迁主体的诱致性变迁而已”（黄少安，1997，P359），因此，在作制度变迁的研究时，用不着特异的将其分为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两种。只是要问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迁和它是如何变迁的，它们都是行为主体在权衡自己的利益时行动的结果。

（三）制度演进论

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具有演进论的特点。因为社会上各个个人的知识是相当分散的，个人甚至一些特殊的研究机构都不可能掌握所有的知识而能设计出有效的制度来，只有各行为主体在行动中通过不断的试错过程逐渐形成一系列的游戏规则，在各要素遵循一定的规则行动时，秩序便形成了。在这些规则中，可以分为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内部规则是社会成员在博弈过程中自发形成的，而外部规则则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制度。内部规则是具有普遍实用性的，而外部规则的适用范围限于组织内部。制度变迁过程可以看着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不断调和的过程。作为外部规则的组织是要遵循内部规则的，但同时也会影响内部规则，甚至转变而成为内部规则。作为受到普遍认可的内部规则的改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外部规则的转变则较容易。周业安（2000）通过对一些案例的分析表明中国的整个制度变迁的背后，实质是内部规则的自发演化。但他如下的表达是不太准确的“……动态地看，中国的制度变迁实质上表现为外部规则的不断退出的过程……”（周业安，2000，　P10）显然，他在这里把外部规则主要看成政府的行为。政府的行为属于外部规则，但不是外部规则的全部，只能说外部规则的转变是较内部规则快。

李建德（2000）为制度演进理论建立了一个分析框架。在他看来，最稀缺的要素决定一个时期社会最根本的制度（即他称的宪法制度）。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依次经历了氏族社会、纳贡社会、土地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在各个历史时期中，最稀缺的要素分别是劳动、劳动的保护能力、土地和资本。随着人类利益极大化行动的转变，最稀缺的要素会发生变化，而社会制度也会随之而演进。用这一分析框架，李建德（2000）宣称，除了强大的解释力外，更可以对未来社会的发展作出预测。即随着社会普遍的知识水平的提高，资本已经不是最稀缺的要素，取而代之的是知识，知识成了最稀缺的要素，因此，未来社会被他称为“知识主义社会”。这实是一种对制度演进的解释方法，但我们用它来解释具体的制度变迁时，找出那个最稀缺的要素实非易事。我们即使同意他“最稀缺要素决定根本制度”的提法，但在解释这个“最稀缺要素”时是有差异的。任何社会中要素都是非常非常多的，相对于社会运行来说，其中最有优势的那种要素决定根本制度，而不必追问到底哪种要素为最稀缺。这样来看，他的观点和我们是一致的。

二

案例描述：来自面包车拉客的游戏规则的转变

我所在的学校分南北校区（北区为新投入使用的），每天都有约40辆小面包车拉载学生往返于学校和集市之间。白天随时都有七八辆在校门口等客，为了载到更多的人，司机会使出多种多样的办法：将车停到最佳的位置、吆喝甚至下车拉客。有时还叫上自己家人坐在显眼位置上充当乘车人，然后大喊“车上有人了，来来，上车就走”，真正要乘车的人往往会坐上车里已有人的以便早出发，等到座位快坐满的时候，那个当“托儿”的人又下车再叫上一人。虽然用不同的方式来争取乘客，但却没有车主以降价的方式进行竞争，一元一人的价格好像从来没有降低过。至于乘客，除了有非常非常特殊的事，一般也没有为了让车先发而多出钱的。这种“混乱的”拉客状况一直没有改变。学生出校门乘车总是先看哪辆车上有人，然后才上车。而车主则是见人便招呼或上前拉。司机为了将车停到最方便上客的位置，展示着他们的驾驶技术可谓精彩。但有一段时间，面包车拉客的混乱状况得到了改变。司机很有序的把车排成“一”字停在校门口，最前头的车先开，有客来时，其他车主也不会上前招呼，而是一致的让乘客上最前面的车。第一辆装满人后开走，第二辆再开到先发车的位置，这样依次载客发车。而学生出门乘车再不会遇到拉车现象，一般都到最先开的车上，每人等待的时间也大大的缩短。车主也省了吆喝或抢客。这些无人管理的面包车能自发的形成良好的秩序，令人好奇。多位司机告诉了我他们一致同意这种游戏规则的简单的经过，“我们每天叫客也很累，有时坐车人少，两三个人也要跑一趟。有人提出来这种方法，排前的先开，大家都不抢客，装满就走。我们省得这么累。坐车的也不用等太久，对大家都好”。我问如果有人要拉人怎么办，司机说大家都是熟人，这样做不太好。“那如果坐车人多，开始我排在你后面，但你发车后不久我也发车了，而在路上我开得快，比你先返回，我应排在你的前面还是后面？”“你先到就排在前面”。这种良好的秩序维持了一段时间，后来北校区投入使用了，新增了不少主要跑北区的车。但一般司机是两校区都要去，跑北区的车会路过南区，他们未装满客时常会在南区停一会，叫上几个客人再走。停在南区的面包车司机慢慢开始不再遵守他们先前定下的有序发车的游戏规则了，拉客现象又回来了。

三　案例的理论分析

面包车拉客从无序到有序再到无序的状态，能给我们一些启示：在面包车司机的相互竞争以及司机与乘客间的竞争中，自发的形成了一个大家一致同意的竞争秩序。这种秩序的形成在于每位参与主体预计在新的规则下的获利高于旧规则下的获利水平，当有人提出改变旧规则时便立即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假设以πi代表参与主体即司机i每天的获利，Ri(n)代表每天拉n个客人的总收入，Ci则代表司机一天的成本，于是：

πi= Ri(n)- Ci

Ci大小取决于每天面包车往返于学校于集市间的次数，还包括司机为争取更多客人而做的一些如吆喝或拉客的成本。在无序的竞争情况下，司机经常在未载满乘客时发车。显然，每天来回的次数会增加，即Ci较大，假设每天的乘客数量是一定的，即Ri(n)是一个不变的量，故此时πi不会很大。在有序的竞争环境下，每位司机几乎都要当车装满乘客才发车，因此每天跑的次数会下降，以Ci´代表这种规则下司机的成本，即此时Ci´πi。故在新的规则下，每位司机预期的平均获利会上升，因此新规则得以实现。对于每位司机的平均获利会上升，同时，乘客的收益也会增加，这是一个有效的制度安排。但是具体到每位司机的获利，很多人的期望值是不一样的。期望获利与平均获利之间总有区别，期望获利高于平均获利的，他们没有遵守游戏规则的积极性。相反，期望收益低于平均获利水平的，他们乐于遵守新的游戏规则。如果司机采取拉客的战略，Ri(n)与他们拉客的付出成正比例，拉客积极性高的，Ri(n)越大。对一部分司机来说，拉客或让家人充当“托儿”的成本可忽略，他们没有积极性遵守新的游戏规则。显然，这种新的游戏规则本身就存在不稳定性。另外，随着外部的影响，可能会加速这种制度的改变。在本文的案例中，从北院出发的车经过南院时会顺便载走一部分乘客，这使得南院的司机要装满客人，必须等待更长的时间，这会促使他们重新回到那种无序竞争的状态。在新制度下，要使其正常的运行，主要靠的是参与者的自觉遵守。在制度的的建立过程中，参与主体会作出遵守这种规则的承诺，但这种自觉遵守的承诺却是不可信的，参与人的行动免不了进入博弈均衡。尽管参与者之间的博弈是重复博弈并且在可预见的将来还是无限次重复博弈。明显的事实是参与人并没有做出满足无限次重复博弈会遵守承诺的行动来。仅仅靠参与人的信誉不足以认为他们的承诺是可信承诺，在利益趋势下，他们会很容易违反承诺破坏已有的制度。正如诺思和巴里·温加思特（2003）介绍“杰里米·布洛（Jeremy Bullow）和肯尼思·罗格夫（Kenneth Rogoff）认为，重复博弈本身不足以防止违约行为，还需要更复杂的制度安排。” （诺思、巴里·温加思特，2003）在本案例中，司机之间多为熟人，主要靠他们之间的信誉来维持有序的竞争状况。正如司机告诉我的，违反这一规则总是“不好意思”，要打破这规则需要冒“得罪熟人”的险。但在利益上权衡轻重后一些参与人（司机）愿意冒这个险。司机间的这些承诺可能延缓了对有序制度的破坏，但其却不能长期存续。这种靠制度参与者自我维持的制度其实多有这样的特点。如果有一个监督管理的部门来监督制度的运行，即对那些违反规则人给予惩罚，这时制度是否能长期存续下去呢？这要取决于监督和惩罚的力度。比如在中国很多城市，汽车一般不敢闯红灯，而行人过马路闯红灯的却处处都是，就是因为汽车闯红灯都能被抓（拍）到并会受到相应惩罚，而行人却很少被监督和处罚。在一些国家行人不闯红灯，是因为大环境完全不一样，在必须遵守交通规则的理念下，如果有人违规可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尽管可能不是罚款，却有如朋友对他的不再信任等风险）。本文的案例中，显然没有对司机违规时的明确的惩罚制度，反而对违规者来说还会增加他们的收益，他们的承诺当然不是可信承诺。破坏有序的制度至该制度的瓦解也是自然之事了。

秩序的形成的一个重要力量来源于竞争，在本案例中，除了一方参与人（司机）之间的竞争之外，还有乘客与司机的竞争。在乘客等车太久的情况下，有的会选择骑自行车或步行到途中乘路过的车，这会迫使司机们尽早发车。同时也促使司机内部达成共识即同意按顺序一辆一辆的发车而不过度的争夺乘客资源。这会增加所有面包车每天载客总量，同时减少运送次数而节约成本，乘客则减少等待时间，这种形成有序竞争状态的过程是一个对于总的两方参与人——司机和乘客的帕累托最优改进的过程。

四　理论的应用

诺思和温加斯特（2003）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案例来说明秩序源于竞争的结论。在他们的论文中较详细的描述了英国“光荣革命”后的制度变迁过程。虽然他们也阐述了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但他们更重要的侧重点在于证明制度是如何在经济和政治自由中起着必要作用的。用本文观点来解释英国当时的制度变迁过程则是我们所关注的。我们强调秩序源于竞争，英国的制度得以实现，是国王与议会之间竞争的结果。在斯图加特王朝时期，国王的权利是至高无上的。“首先，国王拥有的主要权力就是王室的特权，国王通过它必须公告或皇家法令。这意味着它可以颁布新法律，也就是说它拥有撇开议会的准立法权……，第二，同时具有立法、执法和司法的皇室法庭起着关键的作用，在与特权有关的问题上，皇室法庭必须要做出最终解释，并且能够在特定背景下修改不利于国王的裁决。最后，由于国王亲自负责日常的政府工作，他给法官们发放工资，所以法官们当然乐于为他效劳。”（诺思、温加斯特，2000）显然，在这样牢牢控制执法、立法和司法权的国王，在当时便是无可约束了。在这种掌握不受制约的权利下，国王的一些公然违反法律的行为便会屡屡出现。在斯图亚特王朝掌权初期，公法的执行和公共开支无须经过公共预算程序。而议会的权利很小，在开支和投资决策过程中只可能起很小的作用。诺斯和温加斯特（2003）并没有搜集到斯图亚特王朝的开支的详细资料，但可以肯定的是支出水平非常大，从国王想方设法的增加收入可见一斑。为了增加收入，开辟新税源是其方法的一种；另外便是进行“强制借款”，还款经常是不能按照协议按时还清的；出售垄断权；出卖准男爵爵位头衔等都曾在斯图亚特王朝期间出现。并且在这些具体的操作中，国王往往是不遵守承诺的。在国王权利至上的时期，很多本应受到保护的权利往往遭到损害。因此，一个反对国王的联盟便形成了，他们的目的是保护个人自由、权利和财富。由于反对联盟的公开挑战，英国陷入了内战。战后，反对联盟夺取了政权。但与此，国王的权利并没有被完全废除。在英国国内便有了两股互相抗衡的力量进行竞争。反对联盟掌权后制定了一系列削弱国王权力和保护私人产权的制度。而在光荣革命后，更是建立起了议会至上的政治制度 。议会拥有了绝对权力会不会像国王那样滥用权力呢？ 事实证明议会不会像国王那样滥用权力。在议会和国王的竞争中，双方达成了共识：即一方面减少和限制国王的权力；另一方面，议会同意提供充足的税收 。这种制度形成后的直接结果便是私有产权得到了保护。在我们的观点里，英国的的转变不是别的原因，正是国王与反对派之间的竞争形成的。

张维迎和栗树和（1998）的文章对本文的观点有很大的启发作用。但他们只侧重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制度转变。我们同意他们的基本观点，即地区间的竞争促进了民营化进程。经济学家多数应该相信民营企业是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的，仅张维迎就写了多篇论文进行论证（参见张维迎，1999）。他们在文章中表明，中国经济至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增长并非像其他经济学家同意那样是分权化导致的，而正是民营化带来的。中央政府在70年代后期实行分权政策后，地方政府有了更大的管理地方经济的权力。对国有企业实行何种政策来提高其效率，各地进行了不同形式的尝试。地方政府的官员的政治业绩的衡量指标中，当地的经济的高低显然是一个重要的考察项目。地方官员会制定有利于地方经济繁荣的经济政策来使自己的政绩加分，在不同的政策中，民营化才是关键。尽管在一段时期内，民营化是不被允许的，但各地都出现了不同形式的民营化改革。但张维迎和栗树和（1998）只阐述了导致民营化的原因和过程，至于各地方政府的经济政策是否具有连续性，他们的文章中没有涉及。在我看来，这些政策能否持续执行，取决于当地官员对自己在当地的执政时间的预期，如果预期执政时间不长了，则可能采取机会主义的行为。因此，经常会出现地方政府的违法行为。但总体来说，保护私有产权和信守承诺的制度仍然正在形成（现在已正式进入了宪法，当然，仍有不少侵犯私有产权的事情发生，但这种现象会越来越少）。政府官员制定政策的过程是重复博弈的过程。一般来说，继任的官员会延续前任的一些有利的政策。显然，中国的经验支持张－栗的观点，也是本文的一个证据之一。某些制度的改变源于地方政府的竞争，也有一些制度的转变来自于国家间的竞争。国际组织的游戏规则显然出于国家间的竞争。一个有趣的观点来自张五常（1996），他对腐败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同时指出腐败会受到竞争的限制——地方的、全国的和国际间的竞争。各国之间要吸引资金，就必须降低资金在该国的使用成本，减少腐败显然是其中政策之一。各国制定对腐败的控制或反腐败的法律法规。有这方面的原因。通过国与国间的制度竞争，各国会争着制定更好的政策减少腐败，放松管制能达到直接效果。因此，适合经济只有运行的机制便在这良性循环中得以产生。

五　小结

本文对秩序如何自发的产生给予了说明，这是哈耶克没有明确阐述的。秩序的形成或者说制度的转变尽管有诺思的精彩结论，还有其他学者将制度改变分成不同的形成（强制性和诱致性），但严格来说，它们也没有本质的区分。我们不分制度变迁的形式，只是要阐明到底是什么导致制度的变迁或秩序的产生。它们源自于参与主体的竞争。中国的制度转变和创新中，主要是来自于政治家们和专家们的设计。这种设计必然陷入哈耶克所批判的建构论谬误。尽管有些设计的制度会引致中国走向正确的改革道路，但这些制度只是与自发的制度相符合时才出现的，而多数设计出来的制度往往在执行不久后就急需重新改变。一些经济学家的案例研究表明 有些市场上自发形成的制度会促使政策的转变，这些制度的效率往往高于设计的制度。而中国缺少的正是这类自发的制度（出现时也常常得不到认可）。要激励自发的制度的不断出现，所需的并非是要制定多少“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政策。是要让社会拥有更充分的竞争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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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W.拉坦，1978：“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中文）见《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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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1996：“关于腐败的简单一般均衡理论”（中文）见《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选》商务印书馆2000年

游戏经济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互动教学；五要义

中图分类号：G4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2-0204-04

互动教学的发展最早源于对传统“填鸭式”课堂教学方式的改革，互动教学是指任课教师以教学大纲的要求为依据，根据教学内容的具体要求，通过精心设计的教学环节和教学模式来调动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积极性，促使他们“情不自禁”地投入到教学活动中去，在生动、有趣的教学活动中进行深层次、全方位的沟通、交流与相互学习，加深对课程有关教学内容的理解与认识，并使学生的动手能力、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创新能力得到进一步的加强。著名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如果教师不想方设法使学生进入情绪高昂和智力振奋的内心状态，就急于传授知识，那么，这种知识只能使人产生冷漠的态度，而不动感情的脑力劳动会带来疲倦，因此，教师在组织教学时，应通过设置各种问题情境，创设各种具有启发性的外界刺激，引导学生积极思维，激起学生要弄懂、学会知识和技能的欲望。这便是互动教学所能够实现的。

一、经济学互动教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分析

国内外大量的教学研究和实践证明，互动式教学将心理学、社会学的众多理论与教学实际相结合，能从多方面提高教学效果，而且能够发展学生的社会技能。互动式教学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水平和协作能力，因此，成为国际上大力推行的教学策略之一。

进人大学时代，学习仍是最重要的任务，互动教学可以发现学习的乐，把趣味归还给学习。有这样一句话：“学习是生活中最有趣的和最伟大的游戏”。而在互动中学习经济学则可以维持并继续这种游戏，因为互动教学模式可以将现实生活中所熟知的经济现象与枯燥的经济理论紧密结合。西方经济学具有与其他学科不可比拟的优越性：贴近现实，贴近生活，具有极强的现实模拟性。经济学课程的开设，在大学生中间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并受到普遍欢迎。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学知识日益成为大学生知识结构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进程中，无论是学习理工科专业的学生，还是学习非经济学专业文科类的学生，掌握经济学知识对于提高整体素质都是大有益处的。现代经济学作为经济科学的重要基础理论之一，其基本原理和主要理论内容是大学生应该学习和掌握的。这些为实现经济学的互动提供了可能。互动教学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实现教师与学生的和谐沟通，对提高课堂利用率、改善教学效果、激发学生探索知识、参与协作都有着积极和现实的意义。

二、经济学互动教学五要义

(一)教师发挥主导作用、提高自身职业素质是实现互动教学的前提

在经济学课教学中，无论是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把握学生思想实际，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还是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教学目标的实现，都有赖于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取决于教师自身素质的提高。

1　教师要不断提高师德水平，努力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教师的精神面貌、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文明习惯、人格力量都直接影响到学生综合素质的养成。教师应经常把自己做学问、做事情、做人的体会和其中的正确道理作为教育材料，启发学生正确观察和认识社会，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和事业观。教师以全身心投入的敬业精神、较高的学识水平和良好的师德形象展现在学生面前，自然得到学生的敬重，从而引起品格心理的共鸣，这也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经济学互动教学的实现。

2　教师要更新教育思想和观念，拓展教学的新视野，开辟教学的新思路，不断进行教学改革和教学创新。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各个时期，存在着诸多经济热点、焦点或敏感问题，民众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可能各不相同。怎样把大学生的思想统一到正确认识上来呢?这就要求教师既不回避现实，又不迎合消极看法；既注重正面引导，又不能急于求成。比如，关于社会主义贫富差距、国企改革等人们普遍关心和困惑的问题，课堂上积极创造就某一问题争论的机会，之后教师要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和具体国情引导学生认清存在问题的严肃性，讲和政府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立场及对策，帮助学生树立对社会主义经济现象的正确认识和分析能力。

3　教师要不断提高科研能力和教学水平。经济学工作者应具有科学的教育理念并运用于教育活动中，要用科学的内容并通过科学的方法教育大学生。经济学互动教学必须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增强实效性。教师应精通自己的专业，形成广博的知识结构，对重大的经济、社会问题要深入研究，力求从研究的层面上，使教学内容集中反映新实践和新发展，增强教育的科学性。教师的讲授只有高起点、高层次、高水平，才能真正吸引学生，互动教学才能有内容、上层次。

4　教师要不断提高理论素养。教师的理论素养是否扎实关系到教学质量的好坏。如果没有理论创新，仅凭实践创新是不现实的。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相对成熟，对待经济学只有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才能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创造性地从事教学。比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绿色GDP”、“循环经济”、“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等。教师必须有与时俱进的品格，及时把有关经济政策精神融入课堂，才能使学生对现实和未来有更多的把握。

(二)努力营造民主、平等的和谐课堂气氛是互动教学的保障

当今经济和社会发展赋予教育新的使命，呼唤教育在矫正传统功能的同时，按照时代要求确立自己的新属性、新功能。首先，意味着教学从知识的传授走向知识的建构。对于学生来说，学习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发生在对话与合作之中的知识生成，所以，教学原则首先是追求教学的创造性质。其次，意味着师生关系人性化。只有民主、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才是真正符合人性化的师生关系。这里的师生互动教学，不仅是指师生双方狭义的语言交谈，而且是指师生双方各自向对方的精神敞开和彼此接纳，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的平等与沟通。民主、平等是实现互动教学的保障，没有民主与平等，师生之间是无法沟通的。民主与平等包括知晓与情感两个方面；从知的角度看，教师和学生只是先知者与后知者的关系，并不存在尊卑关系；从情的角度来讲，学生与教师一样，在人格上是独立的，每一个学生都有着自己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独特的情感表达方式，都需要教师的理解和尊重。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构成伙伴式的师生关系。这样的师生关系，它自身具有极大的教育价值。

在我们的经济学教学中，课堂是主要的活动场所，如何

创造一个创新的经济学教育环境呢?就是要为学生营造一种良好的学习数学的氛围，从而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培养学习经济学的正确动机和探索数学奥秘的热忱。具体说，就是要努力创造“无拘无束的气氛”，让学生“自由地呼吸”。这种气氛的内涵应该是民主、自由、平等、和谐，要求管理民主、师生平等、学术自由、教学相长。在课堂上，师生共同研究一个经济现象，讨论一个经济问题，教师不存在绝对的权威性，学生也不是被动地跟从，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学生的“自由精神”。所谓“自由精神”，就是一种敢于冲破旧习惯观念和旧势力的力量，它是人的能动反映机能的实现。一个人只有具有自由精神，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正如前苏联心理学家卡普捷列夫所说：“自主性之所以重要，首先不是因为它在生活中有用，而是因为它符合创造性的自我发展。”

(三)巧妙运用语言艺术是实现互动教学的催化剂

一些人认为，教师不是播音员，也不是节目主持人，没有必要对普通话、语音、语调做过多苛刻的要求。事实上，据笔者所做的一份有关教学效果的调查，90％以上的学生认为，普通话标准、语音抑扬顿挫、语调有起伏的课堂更有吸引力。学生认为，这样的课堂更能让他们的注意力集中，更可以和老师形成互动。相反，教师普通话不标准、声音又较小的课堂。81％以上的学生认为，他们都会在课堂上开小差或者干脆做别的事。这样的课堂教学效果可想而知。但是。如果只是普通话标准却丢掉了最核心的讲课内容，那就是“形而上学”了，会让学生产生华而不实的感觉。因此，这里也强调要言而有“物”，但也要兼顾“物”的传递方式。

1　语言表达应快慢有序。教师授课最终体现在语言表达上，只有通过表达才能使人感受到授课的美妙之处，从而展示授课的可欣赏性。语言的节奏主要体现在语调的变化上，讲课与读稿相比，之所以更能吸引人，就因为讲课的声调把授课的内容表达得有快有慢，富有韵味，若授课表达采取匀速运动，就会使学生感到烦躁不安。授课在什么地方应快，什么地方应慢是有规律的。该慢的不慢，会引起学生听课的失望情绪，觉得该记的没有记住；该快的不快，学生感到是拖延时间，听起来就索然无味。就授课内容而言，概念和原理的表达要慢，解释和举例要快；就叙述的过程而言，细节的交待要慢，做出结论要快，这才显得肯定，使人接受起来有停心。与此相联系，问题的提出要慢，问题的结论要快。教师通过这种快慢的节奏控制，自如地表达授课内容，授课才会显得有魅力。

2　表达应造成悬念效果。人的注意力集中在某一事物上的时间是有限的，转移和放松可以使人的注意力得到恢复，教学节奏的控制就应适应学生的这一心理特征进行有目的的停顿。教师利用教学中的“空白”艺术，不仅使学生的紧张状态放松下来，而且会给人以琢磨思考的余地和联想回味的时间，收到意想不到的悬念效果；同时，教师通过对“空白”的有效把握和控制，还能激发学生探求知识的渴望，从而加深学生对问题的理解和对事物本质的把握。总之，作为一名教师，只有能自如地控制课堂的气氛、掌握调整课堂气氛的技巧，才能真正在授课中赢得主动权。实际上，教学技巧既反映着人的智慧，又深刻地体现着人的奋斗精神，它是科学态度和勤奋精神的结晶。所以，教师要很好地掌握授课技巧，就必须具有科学的态度，按客观规律进行授课，还必须具有不懈的进取精神，做出持之以恒的艰苦努力。教师微笑的神情、鼓励的话语、关爱的真情、宽容的胸怀，既活跃课堂气氛，也无疑是学生放松心情的“催化剂”。因此，上课时学生提出“节外生枝”的问题时，教师要信任和尊重学生。

有同学说小话时，教师会开玩笑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同学，你有什么开心的事和大家一起分享啊?”这时，那位说小话的同学非常不好意思，其他同学也放松了心情，大家以饱满的热情投入下一轮的学习。如果在学生出现注意力不集中或其他异常情况时对其大加呵斥则会激化师生矛盾，甚至会出现尴尬局面。因此，巧妙运用幽默的语言，真诚地与学生交流，尊重学生的想法将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

(四)恰当实施案例教学是实现互动教学的平台

与传统教学中为阐明理论而简单举例不同，案例教学是以案例作为教学的起点。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精心选择符合教学要求的案例，最好同时具备真实性、针对性和开放性的特点。课上分析、讨论，课后写分析报告，从被动接受灌输变为主动思考研究，从要我认真对待变成我想认真对待。案例教学法让学生置身案例中，运用自己所掌握的相关理论，寻找存在的问题，通过充分讨论优选解决方案，为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能力架起了桥梁。比如，讲到边际成本概念时，以航空公司为案例，通过航空公司飞机票打折分析其背后的真实原因，引发同学思考并讨论企业的营销管理，点燃学生从经济现象看本质的激情。在案例中学习的基本模式是：将案例材料印发给学生(课前)――引导学生对案例首轮讨论――提出发散问题继续讨论――教师点评总结――组织小论文撰写(课后)。应注意的问题有：案例要选择国内国际形势、改革开放政策和现代化建设中最具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案例必须帮助学生澄清理论上的是非，解决认识上的迷惑；案例要便于培养学生的发散型思维方式，锻炼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要及时对案例进行点评总结。

经济学实施互动式教学改革，体现了中央教改精神，符合高等教育的特点，顺应了教育发展的要求。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可行的。在教学设计上，我们可以引入一些生活中的典型事例来丰富课堂，引导学生提出他们的疑难问题，从而使课堂教学有的放矢，引发学生的兴趣；还可以针对一些经济热点问题或学生普遍关心的问题及时组织课堂讨论或辩论；同时，多开展实践活动，让学生深入到经济社会之中，正确认识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塑造独立的政治人格；要坚持读(教材、原著)、听(讲课、录音)、看(录像)、走(社会实践)、讲(讨论、辩论)、写(调查报告、经济论文)六环节相结合，努力做到读与思、听与议、知与信、懂与行四个方面的统一。

(五)德育教育贯穿始终是实现互动教学的剂

西方经济学在学术界普遍被认为是西方的意识形态，和德育教育似乎是扯不上关系的。但是，笔者却不这么认为，很多人因为对西方经济学的误解太深，因而只要一提便是自私的经济学，理由是经济学的假设条件之一便是：理性人假设。以自私为前提的经济理论哪来的德育教育的功能呢?然而，笔者在9年的经济学课堂上却悟出了经济学的另一种内涵：诚信的经济学、效率的经济学、节约的经济学和和谐的经济学一同样具有德育教育功能的经济学。

一段时间以来，对西方经济学的大是大非问题在学术界吵得沸沸扬扬，笔者作为一个小辈没有资格对经济学大家们的观点指指点点，笔者担忧的是，如果主讲经济学的教授、讲师们对如何教好经济学的立场有很多分歧，那么学生的处境岂不更无所适从呢?于是，笔者开始重新审视经济学，教师要

给学生的不仅仅是几个经济学公式或图形，更重要的是，西方经济学课堂也应该像其他课堂一样，成为既教书又能够实施以德育人的阵地。在之后的教学中笔者渐渐发现，西方经济学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狭隘和自私，它有独到的一面，经济学的很多研究方法、具体内容与引申其实很多时候和我们主张的德育教育思想及内容不谋而合。将这一面充分地展示给学生，这对学生学习态度和良好价值观的确立是非常有利的。大学生这个群体尽管年龄上大多已经在18岁之上，但在思想上并不成熟，他们更冲动和叛逆，如果过分强调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不但不会使得学生觉得教师的理论修养好、学术水平高，反而容易引起学生的反感和不耐烦。据笔者200～2007年对在校大学生的相关调查问卷结果显示，88％的学生对德育教育的形式比较在意，因为他们很多人非常感性，更愿意接受与自己生活、学习实际结合密切的德育教育，这种德育教育更具说服力和针对性，他们对纯粹的德育教育理论课不感兴趣甚至反感。

西方经济学恰好具有这样的特点：贴近生活，贴近实际；从一种全新的思维去解释身边发生的小事、大事；由于西方经济学是经济管理专业的基础课，学生初次接受经济理论思维，因而有浓厚的兴趣、强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经济学非常适合案例教学和启发式教学，教师如果能够在讲解具体内容时潜移默化地对大学生的思想行为进行适当的修正，其教学效果可想而知。因此，将经济学作为德育教育的阵地顺理成章。怎样使得经济学的德育教育充分体现并成为可能呢?这主要取决于经济理论思想本身所包含的潜在德育教育素材的充分挖掘与修正大学生思想行为的结合。

德育教育的形式是多样的，内容是丰富的，但是最终的目的应该是一致的：净化心灵，提升涵养和素质，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最终上升为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经济学虽然在整个意识形态上是西方的，但其内容和思想有很多是值得借鉴的。只有将教书育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得到学生的认同和兴趣。德育教育本身是立足于学生的思想实际，当教师在课堂上讲授专业知识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这比其他的德育教育方式更具有针对性和时效性。如果能把德育教育放到社会大背景下，关注具有激发性的典型事例，及时捕捉它的社会意义，使学生受到强烈的感染和心灵的震撼，实现开启思维，达到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目的。

三、结语

游戏经济论文范文第10篇

门?然(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论文联盟化学院讲师。以下简称“门”)：倪教授，很高兴与您就西方骑士制度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和交流。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有越来越多的人对骑士制度的研究产生了兴趣，有更多年轻学者已经对这方面问题展开了研究，并有一些成果陆续问世。在《世界历史》2006年第4期，有人曾对近年来国内骑士研究的动态进行了综述和总结，从中我们也看到了国内这方面研究的大体状况和走势。另外，通过互联网上的观察，我们也看到有许多人转载和传播着骑士方面的知识，对西方骑士的兴趣已经不单单表现在学术界，许多对西方历史和文化感兴趣的人也普遍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近些年，您对骑士方面的研究较为投入，这个领域的情况您比较熟悉。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您一定有许多话题可说。

倪世光(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以下简称“倪”)：我也很高兴与你就西方骑士制度话题进行交谈。这些年，你对西方文化史投入了较多的注意力，也非常感谢你对国内骑士制度研究动态的关注。国内学术界近些年对西欧中世纪骑士制度的研究有了较明显的投入。记得2004年10月末，在天津师范大学召开中国世界中世纪史学术年会的讨论会上，同时有两本书向与会的同行们分发，这两本书都是研究西欧中世纪骑士的，一本是郑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朱伟奇教授的《中世纪骑士精神》，另一本是我本人的《西欧中世纪骑士的生活》。能有两本选题方向大体相同的著作不谋而合地出现在同一次年会上，这在国内世界中世纪史学界是少有的现象。另外，在当时没有任何政府部门的项目资助前提下，国内学术界竟有三十来篇关于骑士研究的学术论文得以发表，就自发选题如此集中而言，在国内世界史研究领域亦是罕见现象。还有，我的学生们有的已经或正在做这方面的硕士论文；而据我所知，兄弟院校也有硕士和博士生们在做这方面的工作。相信不远的将来，他们的研究成果会陆续与读者见面。通过这些现象我们可看到，西欧骑士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已经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门：骑士及其现象是西方历史中的重要内容，我国学术界之所以能出现上述现象，原因可能有多方面。这也从一个方面标志着我国对西方历史和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与认识，而这种认识最直接的原因与三十来年的改革开放有关。没有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变化，恐怕国内对西方历史及其骑士制度的研究不可能出现今天的这样状况。

倪：而且，这其中有些具体原因，首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与国外的学术交流不断增强，学者的互访和资料的引进，为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基本条件。其次，研究者的思想观念和理论有了新的发展与变化，人们更喜欢从新的角度思考问题，运用新的理论解决问题，从而更容易发现和解决新问题。再有，骑士制度是西方文化中非常明显和重要的现象，它至今仍部分地存在于西方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例如，西方人今天喜欢冒险、崇尚勇敢、尊敬妇女、追求浪漫等现象，追根溯源，都与中世纪骑士制度有关系。人们对“骑士制度”“骑士风度”“骑士精神”这类名词似乎都不陌生，不过，细究起来又都说不大清楚。这些都会促使人们对这方面问题展开探讨。

门：国内学术思想的进一步活跃，使一些人积极接受了新的理论观念，并运用在具体史学研究中。比如像社会学等方面的理论被应用于史学，必然会引起研究者对历史上的人以及由人组成的集团、团体、阶层、性别群体等研究对象的关注，对骑士问题的关注与学术界的这方面趋势不无关系。

倪：这是值得注意的学术现象。我国史学界已经有意无意地真正开始了对人研究的重视。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哲学和文学艺术界，这类反应比较机敏的学界，都掀起了对人的讨论和弘扬人性的思潮；而当时的史学界却反应平平，除了为数不多的关于儒家人本思想和西方人文主义等方面的文章和著述外，并没有真正展开对人的研究。这与历史学科本身的特点有关，它不可能像哲学一样对事态做出快捷的反应并迅速体现在研究成果上；也不可能像文学作品一样立即随着情感得以抒发，史学研究对这方面问题的反应普遍滞后于上述学科。然而，史学的功效更具有深沉、理性的普遍意义。近些年，我国史学界注重人的研究已经摆脱了带有浓厚抽象理论色彩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的讨论框子，已逐渐落实到对具体历史人物、家族、集团、群体、阶层等方面的研究上。这里面当然有社会学对历史学的影响和渗透等方面的原因，但更有史学界自身探索的必然。人是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的前提，也是人类所有历史现象的核心，人类自身历史的所有现象都与人紧密连在一起，无论是经济、政治、军事、宗教、文化等任何现象，如果无视人的存在，孤立地只见物不见人地进行研究，就无法真正解读人类历史现象及其演进的密码。骑士与神职人员、农民、手工业者、商人等共同构成西欧中世纪社会人的整体，他们各自不同的生活和行为，对社会起着不同的作用，共同推动着社会的发展。骑士是西欧中世纪非常重要的社会成员，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和作用如何？西方社会由于他们的存在而具有怎样的特征？必然会引起我们国内学界的兴趣和高度重视。

门：同样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骑士制度作为西方社会文化中的明显现象，以前为什么没有被我国学术界足够重视？直到今天，国内世界历史教材中关于西欧中世纪部分仍很少有骑士制度内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肯定不是单一的。不过，并非我们的前辈学者们对西方的骑士制度现象视而不见，记得早在上个世纪前半叶，有过西方留学经历的雷海宗先生在讲授西洋文化方面的课程中就有骑士制度的内容，这不仅可从他《西洋文化史纲要》中看到，也可从雷海宗先生当年的学生、现为首都师范大学著名教授齐世荣先生的回忆文章中了解到。另外，像20年代商务印书馆出版、由何炳松先生编译的《中古欧洲史》，世界书局出版、玄珠的《骑士文学》等著作中都有骑士制度的内容。然而，中国人早期了解西方骑士制度，更多是从文学史和文学作品中获得的，像亚瑟王及其圆桌骑士系列传奇作品、罗兰及查理大帝系列的《武功歌》类作品等。另外，像司各特的《盎格鲁－撒克逊英雄劫难记》等一类文学作品，也都对我国读者产生较大影响。

倪：在以往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史学界受到前苏联学术观点的影响很深，翻译过来并影响广泛的教材中，如科斯敏斯基的《中世纪史》、谢缅诺夫的《中世纪史》等著作中，关于骑士制度的内容比较少。再加上那个时代政治挂帅，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当成“一句顶一万句”不可动摇的真理，在“大是大非”的“政治立场”面前，人们的注意力不得不集中在“坚持”并解释经典作家创立的人类普遍发展规律等问题上。当运用阶级斗争、阶级关系等理论考察历史时，东西方“封建社会”在统一概念下几乎相差不大，人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在生产力水平大体相同的基础上，领主与农奴、贵族与平民、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关系及其斗争，从而使人们很容易忽略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历史的独特性。西欧中世纪的世俗贵族大多为骑士，从而给人造成一种模糊印象，似乎世俗贵族即为骑士，那么，搞清贵族和封建领主问题，骑士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因此，骑士被隐藏在领主身后，骑士现象在我们眼中变成了无关紧要的小问题。

门：不过，即便是在学术研究条件和环境异常艰险的情况下，仍有人对骑士问题予以重视。顾准先生在极为有限的材料之上所做的注释和推想，使我们看到了中国学者所具有的宝贵自由意志，也看到了骑士制度仍是能引起人们高度兴趣的问题。到上个世纪80年代，国内学术界已陆续有人写出关于骑士制度的文章。到了90年代后期，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呈现出持续发展的态势。国内的情况大体是这样，而西方学术界关于骑士制度的研究情况可能会有另一番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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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西方人对骑士制度的研究论文联盟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一是时间长，二是硕果丰。西方对骑士的研究可以说从中世纪就开始了，由于骑士是中世纪社会的强势集团，他们中的许多人既占有大量的土地和财富，又拥有各种世俗权力，还是能当兵打仗的军事精英。他们的行为举止对整个社会来说至关重要，任何放肆和不负责任的行为，都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因此，教会对骑士们的教化几乎一刻都没有停止，社会下层的人们对骑士的行为也有较高的期盼。这样，无论在文学作品中还是教会人士的说教文章或著作中都有大量歌颂、弘扬优秀骑士和谴责、抨击不法与不道德骑士的内容。特别是有些人专门就骑士的行为准则著书立说，其中对骑士出现的背景原因、社会职责、行为规则、生活方式等都有系统的阐述。当然，这类著作用今天的标准衡量，还算不上真正的学术研究，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教化和规范骑士的行为；不过，这类著作为后来的骑士制度研究提供了系统的资料，也对后来人们的研究思路产生了影响。

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代，大概是骑士制度瓦解时代，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思想家们对传统骑士的那套观念与做派已经极为不满，并进行了大肆的批判和嘲弄。被我国读者广泛熟悉的是，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从那位衰老、滑稽、落魄的骑士形象中，我们能看到骑士已经成了被搞笑的对象。但是，骑士及其精神似乎并没有被西方后来的文化所唾弃。

倪：是的，骑士制度重新引起西方学界的高度重视是在18世纪，这与新古典主义思潮有关，也与欧洲当时思想界对社会行为和道德标准的再塑造有关。此时，中世纪关于骑士的大量文献资料得到整理、编辑和出版。骑士问题成为文学界和理论界一个热点，有较多关于骑士的著作问世。特别是在19世纪，西欧社会对骑士制度的推崇几乎达到狂热程度。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古董商人由于经营中世纪骑士们的遗物而发了大财；古文物研究者们对骑士武器装备等物品的搜集和研究产生极大兴趣；上层社会人物以拥有自己穿戴骑士装束的肖像画而感到时髦；亚瑟王圆桌骑士成为各学校男孩子们效仿的榜样。“童子军”的建立是西方社会一个有趣现象，而当初，童子军内部规则就是参照中世纪骑士行为准则建立的。另外，一些持传统观念的贵族们，还模仿中世纪的情景，组织了规模宏大的骑士比武大赛，并邀请到欧洲各国的贵族和政要前去参加，搞得很热闹。

到19世纪末，西方骑士制度研究摆脱了教化和规范人们行为的意图，进入了现在意义的学术研究阶段。骑士是西欧中世纪社会的普遍现象，各主要国家都有骑士制度，因而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仅从英文著作的情况看，其研究走势大体有两个方向：一是延续总体综合性的研究，在“骑士”或“骑士制度”题目下综合相关的各种现象开展研究；二是对骑士制度所涉及的各种现象细化研究，例如，对骑士的武器装备、礼貌、行为准则、仪式、骑士团、骑士勋位、骑士爱情、徽章、圆桌骑士、亚瑟王等方面的专门研究，近些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更细，比如关于骑士武器装备的研究中，又分出剑、盾牌、头盔、铠甲、战马等分门别类的专门研究。

门：谈到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对骑士制度的研究似乎不是学术界的孤立行为，而是建立在普遍社会文化基础之上的研究，关于中世纪骑士的故事是青少年的普及知识，在欧美国家的一些小城市图书馆中，都可找到印制精美、佩有图画的骑士普及读物。而且，无论从目前西方的游戏软件开发，还是好莱坞大片的制作，都能看到骑士文化现象。骑士制度是他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骑士制度研究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础。

骑士在西方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力，那么，关于骑士都是些什么人？他们的身份情况如何，学术界似乎并没有统一的定论。

倪：西方学术界对骑士身份的辨认并没有形成一致意见。简而言之，骑士是指西欧中世纪时期，装备精良、骑马作战的军人，这部分军人有着共同认可的规则和观念，形成相对独立的社会集团，凡经过特定的准入仪式者，皆可被视为骑士。其中，既有国王又有大、中、小贵族，也有一些农奴出身者和市民，其成分并非单一，较为复杂。不过，其主体则是由各级世俗贵族组成。

以往国内学界接受一种并不确切的说法，认为骑士是中世纪那些中小贵族，实际上，骑士与贵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骑士是指中世纪那些武器装备、作战技能、生活方式、行为准则、利益追求等大体相同并达到一定标准的军人。

门：我们经常能听到和看到“骑士制度”这类名词，但这个概念似乎在学术界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各家观点也都存在一些差异。西方学术界有人认为骑士制度是思想观念方面的内容，也有人认为它是骑士道德、品格等方面的内容，还有人认为应该是行为规则、法规、习俗、礼仪等方面的内容等。那么，骑士制度究竟包括哪些内容，仍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倪：所谓“骑士制度”说到底不过是一个概念，作为概念，它主要用于人们在讲述、了解、学习、认识、研究骑士问题时的一种指代。这是对历史上实际存在的某种骑士现象的指代，它究竟指代骑士的什么现象？都包括哪些内容？西方学术界的解释五花八门。“骑士制度”这一概念应该是对中世纪骑士总体社会现象的抽象和概括，其涵盖面应宽泛、全面，否则，这一概念便不能很好地表明和指代人们所要了解的东西。从这个思路出发，我个人认为，骑士制度是中世纪骑士在实际生活过程中所留下的所有社会现象的综合和概括，它既包括经济方面，也包括骑士生活方式、骑士集团内部关系、骑士规章、骑士行为准则、骑士思想文化等方面的内容。

门：据我了解，西方学术界所使用“骑士制度”的词汇出现于14世纪，而这个词具有今天骑士制度含义和用法是在18世纪，由此看来，使用这个概念时一定要与具体的历史现象结合在一起，从而做到概念与实际的统一，否则会出现理解上的偏颇。历史上骑士的实际现象是非常复杂的，它所涉及的内容，正像你所说，非常广泛，如果仅从骑士与经济的关系加以考察，可能也不是简单的事情。骑士一定与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骑士制度应该是建立在相应经济基础之上的。

倪：经济状况在很大程度决定着骑士制度的产生、发展和衰亡。骑士所留下的任何社会现象都不是轻易能说清楚的，骑士制度的产生以骑士的出现为前提，骑士出现与当时社会经济条件密切相关。公元8世纪早期之前，西方人在战场上更习惯于步兵作战，由于当时的政治和军事局势，法兰克国家必须建立骑兵军队，以平定内乱、抵御外族入侵。法兰克国家版图的不断扩大，也需要快捷、有力的骑兵军队。然而，建立骑兵军队需要大量的经济支持，但当时西欧的经济非常落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还无法使用大量货币进行军队建设，只能延续日耳曼人的传统做法，把土地作为经济支付手段。查理·马特及其后继者通过强制手段，没收了一些大贵族和教会的土地，以服骑士兵役为条件，进行采邑分封，同时，也使一些没有被没收土地的贵族，以提供相应数量全副武装的骑士兵役，为持有已获土地的条件。这是西欧中世纪一次非常重要的土地分配改革，它把一部分土地变成了军事采邑。采邑层层往下分封，构建起骑士军队内部的等级和统领关系的基本框架。

门：采邑分封是西欧中世纪社会很重要的内容，它对西欧封建制度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对西欧中世纪社会的许多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影响范围包括经济、阶级关系、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等等。从上述情况看，采邑与骑士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多骑士的经济需求来源于采邑，由此，也可以说，采邑是骑士的一种薪俸。不过，通过读马克·布洛赫的《封建社会》可看到，采邑尽管是一种薪俸，但是，领得采邑者不一定都是骑士，领主有可能把土地分给从事其他服役的人，如，管家、有特殊技能的手艺人、行吟诗人，甚至还有些神职人员，领主把采邑分封给这样的人，需要这些人提供所具技能的服务，而不是军事服役。这部分领得采邑者，并不是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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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骑士是领得采邑并承担军事义务的那部分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采邑并不完全指土地，采邑是一种为服役者提供的报酬，它的主要形式是土地，但也包括其他能够提供经济来源的项目，例如，一座桥梁、一处磨坊、一座可出租的房屋、一个市场，甚至一座教堂等都可作为采邑，成为一种收入来源。再有，骑士的经济论文联盟来源并不是采邑一种形式，有些骑士没有采邑，而是被领主豢养在家中，还有些没有采邑的骑士成为“游侠骑士”，他们到处游荡碰运气，参加各种战争和比武大赛，从中获得经济收入。有些穷骑士还真的靠这种方式发了大财，成为社会地位很高的人。另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西欧中世纪有一部分自由民，也从领主那里获得了采邑，在领主需要时也出兵打仗，但这部分人所获得采邑数量较少，距离装备一名标准骑士的经济要求相差很大，因此，服役时的武器装备和所承担的责任不及骑士。这部分人尽管在战场上也大都骑马作战，但他们并不是真正的骑士，西方有些学者把他们称为sergeants（军士），而不是knights（骑士）。当然，也有学者把这部分人笼统地称为骑士。实际上，这部分人大都没有通过正式的骑士准入仪式，许多方面的标准还达不到骑士要求的水平。

门：西欧中世纪骑士的经济来源似乎并没有一个固定标准，好像也没有哪个国王或皇帝颁布诏令，明确固定骑士的经济来源标准，而且骑士的身份标准也不是凭财产必须达到某个固定标准来确定的。但是，作为军人，骑士的武器装备以及打仗、日常生活的经济开销一定会有起码的标准。

倪：装备一名较为完善的骑士，各项所需与土地的规模有一定关系。在骑士制度早期阶段，一匹战马的价格大体相当于6头公牛的价格；而铠甲的价格与这个数目也差不多，再加上头盔、剑、盾牌等全部装备下来，大概相当于23头公牛的价格。而当时普通自由民家庭有的连一头牛都没有。维持如此装备标准，最终落实在土地上，是个不小的规模。而且，战马还要有草料的消耗，战马也会受伤还会死去。此外，除了骑士本人的消费，有家庭者还必须提供家庭其他成员的经济需要。因此，维持如此规模的经济需求，大约需要300～600英亩的耕地和100名农奴在土地上的劳动。当然，这个标准只是装备较为精良的骑士的经济需求的基数，许多骑士达不到这个标准，也有许多骑士远远超过这个标准。

门：能够持有如此规模土地的骑士，其社会地位一定是较高了，因为，在中世纪时代，土地不仅仅是财富的象征，它还是权力和地位的体现。我们通过亚瑟王传奇等文学作品，了解到西方骑士大都是受人尊敬的英雄，而且他们的生活丰富多彩，成为中世纪世俗文化的亮点。我想，在实际生活中的骑士，各方面的情况可能与文学中的描写有较大的差别。

倪：实际生活中的骑士既是个体，又是一个社会群体或集团。作为个体的骑士，由于经济地位、等级地位、生活水平、思想道德观念的差异等，他们的状况不尽相同。有些骑士可能是遵守规则的典范，成为被世人尊敬的英雄；有些骑士可能干一些不法的事情，形同强盗和匪徒。从骑士集团整体情况看，他们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他们不从事生产劳动，是职业军人，他们主要的工作和职责是军事活动和战争。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其中核心内容在军事方面，他们大多从小开始军事训练，成年后举行册封仪式，正式成为骑士。骑士每天的主要活动围绕军事展开，包括训练、比武、守卫城堡、行军、打仗等。而且，他们的一些娱乐活动，如狩猎、比武大赛等也都具有军事特征。当然，骑士的生活不只限于军事方面，他们的生活丰富多彩，他们还创造了自己文学形式，中世纪的骑士文学是西方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军事活动是他们生活的核心内容，他们生活方式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军事方面。

门：尽管骑士是职业军人，他们生活的核心内容在军事方面，但是，他们的社会作用似乎并非只表现在军事方面。骑士是所谓的职业军人，并不是我们今天概念中部队里的这种军人，而是对中世纪那些亦农亦兵的自由民而言的专职军人。据我了解，骑士不从事生产劳动，专门以打仗为生。中世纪的社会分工还并不精细，作为军人的骑士，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身份是复合型的，获得采邑的骑士，成为某个阶层的封建领主，他在自己领地内拥有行政、司法、税收等方面的权力。因而，这部分人由于从事军事职业而同时成为领主、贵族、官吏。还有一部分被各阶层领主豢养在家中的骑士，也帮助领主执掌着各种权利。因此，这部分军事精英具有复合型的身份特征，这使他们的社会影响和社会作用更具广泛性，并非仅限于军事领域。

倪：骑士在西欧中世纪处于社会上层，居于统治地位，再加上军事精英的身份，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会对社会产生重要影响。我们从骑士制度所包含的几方面内容中可看到相应的影响和作用。例如，他们对经济的需求，影响到土地和财产的分配和继承；他们的生活方式，在许多方面引领中世纪世俗生活方式的潮流；他们的内部关系，构成西欧封建等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成为世俗社会各阶层人民仿效的榜样；他们的思想文化，对当时和后来社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可以说，骑士制度对西欧中世纪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门：讨论一下骑士制度对西欧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是非常有趣的事情。它可以把西欧社会的许多现象与骑士制度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会得到从其他研究角度看不到的东西。比如，以往很少见有人把骑士制度与西欧中世纪的经济联系在一起进行探讨的，骑士制度对经济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采邑分封是西欧中世纪最重要的财产分配制度，以往我们看采邑分封这一问题时，更多注意的是土地的分封，由此引发的封建化进程加速，以及在此之上等级制度的确立。如果我们把采邑分封与骑士制度联系起来，会更清楚地看到双方的相互作用和关系。从单方面讲，采邑分封的主要原因是法兰克王国建立骑士军队的需要，即军事需要促成了这种以土地为主的财产分配形式的出现。作为采邑的土地，其所有制形式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如果从理论上认为国王是土地的最高所有者，那么，采邑的层层分封会造成某一片土地被多个领主共同持有，而这种持有并非是拥有真正所有权的占有，从而造成部分采邑的所有权与持有权相分离。这是一种特殊的土地财产制度，在此之上建立的也是西欧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采邑分封是军事改革的结果，采邑出现本身就是经济制度的一种变化。

倪：关于骑士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在西方学者们的著作中也不多见。社会经济问题有着非常复杂的内容，它不仅有生产、销售、消费等方面内容，还包括经济政策、土地分配、财产所有制形式、财产继承等方面的内容。骑士制度对西欧中世纪经济产生综合性影响，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

随着骑士制度的发展，采邑分封的扩大，以往由贵族所有的自主地数量逐渐减少。其次，采邑分封与中世纪的庄园制度有密切关系，尽管其中的许多现象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庄园的利益维护与军事有关，而中世纪军事的核心内容是骑士制度，骑士的职能之一是为领主守家护院、保护领主的利益。再有，采邑的军事义务，使长子继承制度得以普遍实施。采邑作为一定面积的土地，领有者要承担相应数量的兵役，而承担骑士兵役与采邑的规模相对应，提供每名骑士经济支持的土地规模有起码的数量限制，如果采邑被其他人分割继承一部分，骑士军事义务的履行将无法落实，这是领主和附庸都不愿看到的事情。

门：除了经济方面的影响，骑士制度对政治方面也一定会产生影响。政治概念也有着丰富的内涵，像政权、司法、军事等都可被笼统地划为政治范畴。采邑分封造成部分土地与军事联系在一起，同时，也使这些土地之上的各种权利与各级骑士密切相关，从世俗权力体系总的情况看，能够作战的军人成为权力结构的主体。领主与附庸之间的主从关系，成为政权体系中重要的用人机制，附庸骑士往往成为领主任命官员的首要人选。因而在西欧中世纪封建政权体系中存在着主从关系系统，而主从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即由各级骑士构成。西欧中世纪世俗政治中存在的浓厚军事特征，以及世俗权力中行政、司法与军事混在一起的现象与骑士制度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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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不仅如此，骑士制度对中世纪的法律也产生重大影响，西方今天人们的法律意识、执法观念在很大程度与中世纪有直接联系，以往我国学术界更多注重罗马法对欧洲近代法律的影响和作用，却忽略了中世纪以来西方法律制度发展的内在联系，以及中世纪传统习惯对近代以来资本主义法律意识的重要影响。骑士与领主的关系，是建立在双方大体明确各自义务和权利基础之上的契约关系，领主为附庸提供怎样的经济报酬，附庸得到这份报酬后要为领主承担怎样的义务，双方在举行“臣服仪式”时就已经较为清楚。附庸一旦违背契约，领主有放弃契约、收回采邑的权利；领主如果违背契约，附庸也同样有放弃契约甚至武装反抗的权利。中世纪这种契约关系的关键所在，不在于契约中对双方各自权利和义务规定得有多么详细和准确，而在于双方在人身平等理念下执行契约过程中强劲的制约机制的存在。领主和附庸双方都是骑士，都是装备大体相仿的军人，当双方共同订立的法律遭到一方违背或践踏后，另一方具有用极端方式解决问题或弥补损失的可能。在中世纪时期，无论领主还是附庸违背契约的举动难以避免，但是，最终兵戎相见，以军事和暴力维护即定的法律和规则，成为一种能被社会承认的行为。这种现象也表现在个人法律纠纷时当事人双方的司法决斗中，其中的理念是：在上帝公正的裁判下，双方平等地让生命来说话。这种情况对任何人的违法行为都会起到震慑和约束作用，同时也为社会造就了一种宝贵的习惯和风气，即对任何不遵守规则的行为进行不惜一切代价的抗争，无论他地位有多高、权力有多重，人们都有反抗的权利。从英国大的签订、议会制度的建立及其功能的演进，我们不难看到西方这种现象的普遍性。与我国古代法律现象相比，我们的法律条文不可谓不全面、不细致，但法律执行只能是自上而下地进行，只具有单方面执行权，而且，上级对下级、官吏对百姓任何不法行为很难得到强有力的限制和纠正。这其中的差异，我们只能从东西方历史传统中寻求答案，而骑士制度可帮助我们对这方面问题做出许多解释。

门：骑士制度的核心内容在军事方面，因而骑士制度对西欧军事所产生的影响更加明显和深远。骑士制度是西方军事需要的结果，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与民族大迁徙后的五百多年里，西欧地区的各类战争几乎没有间断过；直至公元10世纪，混乱的战争状况才有所缓解。在这段较为漫长的时间里，连绵不断的战争锻造了西欧社会内部强有力的军事机制，骑士制度则是这一机制的核心。战乱的局势，把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军事建设紧密地连在一起，军队建设关系到民族的生死存亡。采邑分封在极大地提高军事精英——骑士社会地位的同时，也把这部分人推到世俗政治的统治地位，他们掌握着世俗权力。骑士是军人，他们热衷于战争，从事战争是他们的天性和本能，战争能给他们带来极大的物质利益和崇高的荣誉。

倪：骑士又是统治者，他们可以把政治权力与军事行动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使政权结构和权力运作体系更有利于发动与应对各种战争，从而使政治权力中具有对战争的即时反应机制。骑士还是贵族，他们的行为和观念令整个社会瞩目、敬仰和仿效，他们在诸多方面引领着中世纪世俗社会的潮流。他们的尚武精神与贵族身份融为一体，使整个社会形成了崇尚武力、勇敢、冒险等与军事行为连在一起的行为观念，而且，这种观念形成一种时尚和传统，对欧洲近代以来的远航探险、军事扩张、争夺世界霸权等产生了重大影响。

门：骑士制度对西方文化和思想观念方面的影响，今天看来似乎更为明显。西欧中世纪的许多传统和观念离今天西方社会似乎很远，但实际上有许多东西联系得很紧密。当今，西方许多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社会和文化现象都与中世纪有着直接的关联。例如，对妇女尊敬和彬彬有礼的观念和行为，与11世纪末期以后形成的骑士爱情观念有直接关系。西方社会把尊敬妇女以及在社交场合中对妇女的礼貌举止视为绅士的美德，这种现象追根溯源并不是近代以来资产阶级创造的，而应归功于中世纪的骑士们。再有，目前西方文学和影视中的个人英雄主义、英雄救助美人等表现模式，都与中世纪骑士文学有内在联系。包括目前国际惯例中的“圆桌会议”形式，也与中世纪亚瑟王传奇中的“圆桌骑士”情结有关。中世纪文化，是今天西方文化之花的重要养分，而中世纪文化则由于骑士的存在而更加绚烂多彩。

另外，西方骑士的英勇形象也给我们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人自然想起我国历史上的侠客。如今在网上，已能看到许多人对这方面的话题感兴趣。以往我们更多地是通过文学作品了解到骑士和侠客，双方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如果从历史和文化方面展开比较研究，可能还需要大量细致的工作。

倪：人们之所以容易把骑士与侠客相互联系和比较，主要是因为双方有些共同点。首先，双方都有超凡的武功和施暴能力，这种能力在古代乃至今天许多人的心目中仍占很高的地位，是令人敬畏和羡慕的能力。东西方古代历史中的英雄形象大都与这方面的能力联系在一起。其次，双方所实施的武力都具有勇敢和大无畏的特征，而这方面的行为是令整个人类所普遍钦佩的。另外，骑士与侠客通常要遵守被共同认可的行为规则，“侠”的形象与“义”连在一起，而这种“义”包含着人们心目中的某些正义和公平。

门：在骑士精神中，也具有维护正义的原则。受封仪式过程中，骑士的剑要被放在圣坛上接受神职人员的祈祷，剑的双刃有特定象征意义，一边服务于上帝，保护教会，打击异教徒和上帝的敌人；另一边保护人民，惩治残害弱者的恶人。侠客与骑士的这种行为规则，是他们光辉形象在东西方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传颂的主要原因。

东西方古代社会有着各自相对独立的文化环境，双方的社会条件和文化非常不同，因而形成的社会现象也存在明显不同。中国的侠客与西方的骑士是两个不同性质的社会群体，中国的侠在大一统专制国家的存在是非法的，“侠以武犯禁”意味着，他们往往通过非法的行为来达到目的，他们的行为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侠的行为特征与我国古代体制、官场腐败、民情传达不畅、豪强不法等现象有关。皇权专制，容不得那些武功高强者违背官方的旨意行事。侠在中国古代处于社会边缘地位，在动荡年代，他们的形象往往与绿林好汉的行为相依托，同时，也为民间结社、江湖结义、民众造反和起义提供了精神上的鼓励。

倪：而骑士则是社会强势集团和正统势力，他们在很大程度是社会法律规则的制定者，他们所形成的行为规范成为引领整个社会行为的准则。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按照他们认为公平的规则行事，凡不合其规则者，他们可使用武力予以纠正，而他们为此所实施的暴力行为，往往打着合法的旗号。因此，骑士们的暴力行为显论文联盟得透明和公开，而侠客的行为则显得隐蔽和诡秘。对隐蔽和犯禁的行为，任何官府都会担心和忌讳。因此，侠客在我国秦汉以来的大一统帝国里，并没有形成较为广泛和固定的社会群体，他们的成员可能出自任何阶层，且身份不固定也不合法，还具有很强的即变性。

然而，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中，人们对侠客的崇敬心理一直没有泯灭，并形成所谓的“侠文化”。直到今天，许多人仍对侠肝义胆的行为心存敬佩。这种现象与西方骑士精神能够延续至今的现象有相似之处，西方人也同样对那些勇敢、正直、慷慨、悲壮的行为十分敬重。从中可看出，东西方的人们在内心深处都有着某些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也都具有普遍的血性和阳刚的正义感。但是，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是，为什么同是在广大民众心中长期传颂的英雄好汉，在我国古代社会被视为“犯禁”的非法者而在西方却被视为合法？ 转贴于论文联盟

门：谈到这里，使我想起日本历史中的武士，两者中也有着较大的可比性。武士与骑士有许多不同，比如，武士的忠诚具有始终从一性，当初认定的主人，为之效力至死不渝。而骑士则可以有多个领主。另外，武士的行为准则受到佛教、神道教和儒家思想影响，思想深处没有“原罪”的概念，在此之上的“忠”与“义”更多体现在对主人个人的忠诚行为上。为了向主人尽忠，可以不惜任何代价，因而具有一意孤行的特征。而骑士规则带有浓厚的基督教特征，对领主的忠诚和献身是在信仰上帝的大前提下进行的，对领主义务的执行更具有理智和规范性。日本与德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所犯罪行的不同态度，可从武士和骑士对各自国民性格的影响中得到部分解释。同样是社会的军事精英，他们都具有优秀军人的典型特征，勇敢、忠诚、舍生忘死等，然而，在这些相似特征的表象背后，有着各自文化深层的诸多区别和差异，这些都值得进行细致的研究。

倪：这是个有趣的题目。马克·布洛赫在其《封建社会》一书中也曾提到西方封建制度与日本封建制度的相似和区别。记得我读硕士学位时的导师之一，国内研究日本古代史的知名教授，孙义学先生给我们上课时，特别强调过日本古代史与西欧中世纪历史的某些相似特征，并指出，这些相似性是导致日本近代以来与西方社会某些共性的历史根源。今天看来，日本的武士与西欧的骑士有着很高学术可比性，日本近代以来直至两次世界大战，所做出的一系列对外扩张和军国主义侵略行径都与武士道有关，而且武士道与骑士精神都对各自的国民性格产生了深远影响。肇始于西方的两次世界大战，唯独在亚洲的日本一拍即合，产生轰动效应，这与日本社会内部普遍存在的崇武传统有关。武士在日本古代历史中较长期存在，他们也居于社会上层，对社会也同样具有移风易俗的影响力，他们与骑士一样给各自的文化留下了鲜明的军人印记。

门：通过上面的交谈，我们可看到，西方中世纪社会及其军事的许多特征与骑士集团的存在有密切关系，社会文化和思想观念与这部分人的存在联系在一起。没有骑士的存在，西方文化不可能表现出相应的许多特征。从我国古代历史的总体情况看，并没有形成向日本的武士或西方骑士那样长期控制国家政权的强势军人集团和内部关系体系，这是我国古代社会及其文化与西方存在很大区别的重要原因之一。

倪：把西欧中世纪的骑士与中国古代士大夫进行比较，是至今学术界仍没有认真对待的问题，两者乍看起来似乎少有可比性；而实际上，如果把两者进行比较，可较清楚地看到各自文化的诸多差异。骑士与士大夫都长期地存在于各自古代社会，他们都处于社会的上层，其中的许多人居于国家政权结构中，掌握着各种权力，他们对社会的方方面面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力。笼统说来，中世纪的西欧政权结构由于骑士制度的存在，具有明显的军人政治特征；而中国古代政权体系则具有明显的文人政治特征。这两部分人由于各自的社会职责以及进取和获利的手段、渠道、目的的明显不同，造成他们行为和观念的巨大差异，而这种差异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文化特征。无论骑士还是文人士大夫，都论文联盟是各自社会令人仰慕的精英，他们的行为和观念受到广大下层民众和后来人效仿和追逐，并形成被东西方视为文化传统的许多现象。例如，在西方，由于军人长期执掌世俗权力，形成重视军人、崇尚武力的传统；而在我国，则形成轻视军人、视军人下贱、“好人不当兵”的观念，同时，也把动用武力视为解决周边关系的“下策”。另外，在西方文化中，以军人观念为核心突出了英雄主义、冒险精神、崇尚武功、罗曼蒂克等文化特征；而在我国，以文人观念为基础，突出形成了足智多谋、老于城府、中庸平和、韬光养晦等行为风尚。双方文化特征中的这种差异，暂且不易用谁是谁非、孰优孰劣做简单评判，不过，传统文化观念影响到目前人们的行为，而人们的行为会影响到一个民族的命运和发展走势，这是值得研究者们高度重视的。

门：从而看来，骑士制度研究还可开拓出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比较，通过西方的历史反观中国，一定能够看到许多以往不被人们重视的历史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