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论文范文

城市经济论文范文第1篇

根据空间相互作用、城市流强度、断裂点等相关数理模型，分别以GDP，第二、三产业中17个行业从业人员以及两市间距离为指标变量，对淮海经济区20个城市经济联系的空间作用强度、方向与范围进行定量测度与分析评价。

1.1作用强度

1.1.1经济联系强度。据公式（1）计得淮海经济区主要城市两两间的经济作用强度（图1）。两城市间经济作用强度大于30个经济度的有4对：徐州和枣庄（66.41个经济度，下同）、徐州和淮北（47.38）、徐州和宿州（37.20）、淮北和宿州（30.66）；在20~30个经济度间的有3对：徐州和宿迁（22.10）、徐州和淮安（20.64）、莱芜和泰安（29.84）；在10~20个经济度范围内的城市有8对：徐州和临沂（16.76）、徐州和淮安（14.75）、连云港和临沂（10.62）、盐城和淮安（13.79）、亳州和商丘（10.24）、枣庄和临沂（17.75）、枣庄和济宁（11.29）、日照和临沂（13.19）；其它城市间作用强度较低，均在10个经济度以下。总的来说，开封、周口、菏泽、阜阳、蚌埠5个城市与该区其它城市间的经济作用强度均在10个经济度以下，徐州则与除周口外的所有城市间的作用强度都在1.5个经济度以上，而两城市间作用强度最小的为周口和连云港，仅为0.10个经济度。据公式（2）计得该区主要城市空间作用的总体强度（图1），并据此将20个城市分为四类：高经济作用总强度的城市（作用强度在150个经济度以上，下同）、中高经济作用总强度的城市（100~150之间）、中经济作用总强度的城市（50~100范围内）和低经济作用总强度的城市（50以下）。徐州空间作用总体强度最大，达267.71个经济度，属于高经济联系强度的城市，是位居第二位的枣庄（作用强度为144.08个经济度，下同）的1.86倍，为总体强度最低的周口（9.25）的28.95倍，这表明徐州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劲头较强。枣庄、淮北、临沂、宿州处于高经济联系强度城市之列，与各个城市间经济联系较为紧密，可持续发展的潜力比较强。中经济联系总体强度的城市有5个，依次为淮安、宿迁、泰安、济宁和莱芜，在今后的发展中，其可持续发展的势头有待提高。处于低经济联系强度的城市有10个，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较弱，今后发展中必须注重经济转型，加强与其他城市间的经济联系，缩小与先进城市之间差距，促进淮海经济区的总体发展。

1.1.2城市流强度。计算城市流强度相关值（表1），据此将城市分为四类：高城市流强度城市（城市流强度值在300亿元以上）、中高城市流强度城市（200~300亿元）、中城市流强度城市（100~200亿元）以及弱城市流强度城市（100亿元以下）。由表1可知，徐州是高城市流强度城市，是淮海经济区的中心城市。作为苏北第一大城市、中国第二大铁路枢纽，徐州以其独特的交通运输优势和较快的经济发展取得了较大的城市外向功能量和较高的城市功能效率，城市流强度值高达384.19亿元，对淮海经济区起着辐射和带动作用，成为淮海经济区的发展核心。临沂和淮安属于中高城市流强度城市，其城市流强度要远远高于中城市流强度城市，是淮海经济区发展的重要城市，且临沂以高于淮安10%的城市流强度成为该区发展的副级中心。中城市流强度城市有6个，依次为日照、莱芜、枣庄、宿州、宿迁和盐城，成为淮海经济区发展的地方性集聚地和辐射中心。其余11个城市是弱城市流强度城市，是该区发展中较为必不可少的城市。可见，淮海经济区“一超多强”局面较为显著，未来发展的潜力巨大。在空间分布上，这些城市基本遵从“中心—”式分布［26］：淮海经济区的发展核心徐州，位于其中心位置，而弱城市流强度的城市主要分散于该区边缘地带。这与城市经济作用强度所得结论基本一致。

1.2作用方向据公式（3）计得淮海经济区主要城市的隶属度大小，由此分析淮海经济区主要城市的经济作用方向。由图2可知，徐州的首位联系城市是枣庄，其隶属度高达24.81%；其次为淮北，隶属度为17.70；隶属度最低的为周口（0.42）。从空间距离上看，徐州经济作用方向首先是距离较近但不相邻城市，其次是相邻城市，而对距离较远城市也有联系，可见其联系方向表现为“中心—”向外扩散的模式。由图3可知，其它主要城市对徐州的隶属度均在各自隶属度的前五位之列，说明徐州是淮海经济区的发展核心。对徐州的隶属度，排在首位的有6个城市，其中枣庄对其隶属度最大，高达46.09%，说明徐州是其主要联系方向；排在第二位的6个城市，隶属度在10.35%~16.25之间不等，且各个城市的首位联系城市表现为邻近城市；排在第三位的有菏泽、周口、开封、莱芜，除莱芜的首位隶属度达52.06%，联系方向表现为泰安方向外，其他城市的前三位隶属度相差不大，联系方向均指向相邻地域和中心城市徐州。日照、连云港对徐州隶属度排在各自隶属度第四位，这两个城市由于其地理位置的限制，联系方向表现为相邻地域指向；泰安对徐州的隶属度排在第五位，隶属度仅7.70%，其主要联系城市为莱芜、济宁。综上，城市空间作用的主要方向表现为与核心城市的紧密联系和与其周边城市紧密联系的共同作用，即显示出地域相邻指向性原则和中心城市指向性原则［16］。

1.3作用范围据公式（9）~（10）计得淮海经济区主要城市间的断裂点及场强（表2、表3）。由表2可见，徐州与各个城市间断裂点明显压缩到终点城市，说明徐州辐射能力较强。与淮北间的场强最大，达1.19亿元/km2，因此，可以此为强辐射半径的选定场强，来确定各城市经济辐射能量绝大部分扩散在多大范围内。从表3可知，各相邻城市间起点城市到断裂点距离占两城市距离的比重在0.4~0.6间波动，城市间辐射能力差距不大，且两城市距离较近时，其场强也较高，说明具有向对方空间产生经济影响的能力［27］。因此，以各相邻城市间场强均值为弱辐射半径的选定场强来计算城市弱辐射范围，以反映各城市对周边地区的主要影响范围［28］（图4）。由图4可以看出，淮海经济区中部以徐州为中心，距徐州44.92km和110.92km以内分别为其强辐射和弱辐射范围，这是由于其最强的城市综合实力积聚了较强的经济辐射能量；枣庄、淮北、宿州的强辐射半径均在徐州弱辐射范围内，说明它们受其辐射最强。东部以临沂、淮安、日照为中心。这些城市规模相当，辐射范围相互交叉地作用于对周边区域，其中，宿迁几乎被徐州和淮安的辐射平均瓜分，受这两个城市的屏蔽效应［29］较大，不利于其自身的发展。北部以泰安、济宁为中心，其中，泰安和莱芜的相互作用甚密，其辐射能力向对方空间逐步渗透。而西部城市的经济辐射能力较弱，彼此辐射半径不相互重合，发展较为分散，综合实力有待提高。总体来看，徐州无疑是淮海经济区的辐射中心，呈现圈层辐射其他城市的空间结构：核心层表现为徐州的弱辐射范围圈，包括徐州、淮北、宿州、枣庄；中心层表现为与徐州弱辐射范围有交叉的城市，包括临沂、宿迁、济宁、商丘、亳州、蚌埠、淮安；层表现为与徐州的弱辐射圈无交叉的城市，包括连云港、日照、泰安、莱芜、菏泽、开封、周口、阜阳、盐城。

2主要结论

本文基于空间作用强度、方向与范围的三维视角，运用经济联系强度的引力模式、城市流强度以及断裂点理论等方法，以地级市市区为基本研究单元，对淮海经济区主要城市经济联系的空间作用进行多方位的综合分析与评价，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徐州是淮海经济区的首要经济发展核心。从空间作用强度来看，淮海经济区20个主要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和城市流强度虽然存在较大差异，但徐州的作用强度值均为最大，无疑是淮海经济区的发展核心；另外，近来临沂城市发展势头较为强劲，亦已成为该区发展的次中心。第二，中心城市指向性和相邻地域指向性特征明显。通过经济隶属度的分析，发现淮海经济区20个主要城市空间作用的主要方向均表现为中心城市指向性和相邻地域指向性。徐州作为淮海经济区的发展核心，具有较强的中心辐射能力，其联系方向表现为典型的“中心—”模式。其他城市的主要联系方向除具有明显的区域中心（徐州）指向特征外，还具有相邻地域指向特征。第三，主要城市的空间作用范围大小不一，空间层次明显。从断裂点及作用场强来看，徐州对其他城市的断裂点明显压缩至终点城市，拥有最大的强辐射范围和弱辐射范围，成为淮海经济区的辐射中心，且呈圈层状辐射其他城市；处于不同圈层的城市，其受到的辐射力度各不同。第四，对于空间作用处于不同层次的城市，在未来的发展中应加以分类引导。徐州作为淮海经济区的中心城市，其对城市的辐射力度较弱，在未来发展中应在保持其强大总体实力的同时，注重综合服务的全面提升，加强与城市的经济联系，以增强城市辐射力度；对于中间层的城市，应在增强其对外综合服务的同时注重经济的总体发展，全面增强城市综合竞争力；对于层城市，其发展质量相对较差，以后发展中应加强经济转型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城市综合实力，同时加强与其他城市的经济联系，在城市取长补短中发展自我，促进淮海经济区的全面发展。

城市经济论文范文第2篇

依据城市物流发展水平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一致程度，将其分类为超前、匹配和滞后三状态。只有城市物流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匹配，效用才会最大。他们的匹配是强调城市物流供给与城市经济发展的需求相匹配。所谓匹配考察的包括单纯的量上的匹配，更强调质上的匹配[3]。超前区：城市物流需求不足，小于城市物流服务供给。超前区里可能是城市经济并没有预期繁荣，物流需求量不足，导致物流供给量过剩，市场反映出来的现象是物流设施设备大量闲置。另一种情况是物流企业不顾城市整体经济较落后的现实情况，引进各种先进物流技术，大量增加物流成本使物流需求方无法接受。

匹配区：城市物流需求与供给基本均衡，其表现为市场上基本无闲置物流资源，也不存在需求得不到及时满足的现象。匹配区内城市物流技术可能不是最先进的，物流设施不是最新的，物流发展水平也不是最高的，但其职能效用得到最大化，对城市经济的辅助协调作用体现得最明显。滞后区：城市物流需求明显大于物流服务供给，市场反映出来的表现为物流设施落后，误时延时频率高，物流管理水平低，进而导致物流成本高。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物流发展水平远比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落后。

二、城市物流对城市经济的影响

城市物流支撑着城市日常经济活动的正常运行。在第一第二利润源相继枯竭的二十一世纪，作为第三利润源的物流对城市经济的影响作用不言而喻。值得提出的是，城市物流对经济发展有正负两面影响。

1.负面影响无论城市物流发展水平是位于超前区或滞后区，对城市经济和环境的消极作用远大于积极作用。当城市物流水平滞后于城市经济发展时，其典型表现是库存仓储量大、服务水平低、物流成本高、物不能通畅其流。低效率的物流运作水平，妨碍了商品流通与区域城市间职能分工与合作，严重损害区域城市经济的“吸收”与“辐射”面积，更不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另一种伪命题是认为城市物流发展水平越快越好。须知若城市经济发展速度跟不上，导致物流有效需求不足，同样会造成物流资源大量闲置，物流成本居高不下，最后物流产业只能成为当地产业的累赘。

2.正面影响在匹配状态下，城市物流水平与城市经济发展之间能产生良性互动，从而在节约交易成本、扩大就业、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城市产业布局等方面都有积极的作用[4]。（1）节约交易成本，提高经济运作效率城市物流与经济的匹配发展，对节约交易成本的促进作用尤其大。从交易过程和交易主体行为两方面的考察，可见证现代物流对节约交易成本的积极作用。首先，在商品交易过程中，物流业越来越现代化、科技化，无疑减少了人工提高了服务水平，节约了时间，从而降低了相关交易费用。其次，从交易主体行为看，现代物流业发展导致供应链体系和供应网络体系的兴起，其中核心企业和各节点企业之间的关系不仅是相互协调互利互惠，更是一个相“组织学习”的过程，这减少了因交易主体的“有限理性”而产生的交易费用。供需双方交易成本的降低，最终反映在产品价格上，使商品具有低价格优势，从而使区域经济核心竞争力得到提升。（2）扩大就业物流业作为第三产业，从服务行业的特点和发展史来看，它是一个有助于社会扩大就业的行业。随着城市物流业的繁荣，其吸纳高、中、低等人力劳动力的数量越多，扩大就业的能力也就越强。在我国，近十几年来交通运输业、仓储业、邮电通信业等与物流相关的从业人数由1978年底的750万人增长到2010年的5000多万人，呈现快速上升趋势。（3）成为新区域城市经济增长点对于枢纽型城市，政府可以把物流业定位为主导产业。因为合理的物流产业规划有利于当地扮演区域专业分工的交通枢纽角色，它能作为区域经济的一个增长极。而物流业的高关联性和高辅，使得它的高速发展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兴旺，从而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4）影响城市的产业布局城市各产业的分布情况会受到物流业发展状况的影响。若物流产业在城市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产业带动性作用就能得以充分发挥。另外，它还能吸引机械制造业、会展业和信息服务业等服务性行业的聚集。物流园区、物流中心等的集聚效应对城市的产业布局形成显著影响。

城市经济论文范文第3篇

（1）转变观念，确立都市农业新定位。虽然宁波市区农业在市区GDP中所占比重不到2%，更有逐年下降趋势，但衡量都市农业的价值，不能仅凭产值等直接指标，更要看其对城市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产生的间接效益。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均将都市农业定位为城市经济、社会和生态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将都市农业的发展状况作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评价指标。但根据《宁波市“十二五”现代农业产业发展规划》，我市都市农业目前仍然被定位为“在现有产业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精品蔬菜瓜果、高档观赏园艺和生态稻米种植”，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作为我市城区蔬果花卉等初级消费农产品的提供者，在整个城市经济中扮演着次要角色。因此，在后续我市推进新型都市化与发展城市经济的进程中,要切实转变观念，重新调整都市农业定位，将其视为我市城市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都市农业发展水平作为重要指标纳入我市城市经济发展评价体系中。

（2）优化布局，构筑都市农业新框架。根据《宁波市“十二五”现代农业产业发展规划》，我市都市农业布局仍主要局限于沿绕城高速的市郊环形区域内，城市内部布局基本缺失，因此需要对我市都市农业生产布局和生产分工框架进行优化调整，做到充分利用好每一寸土地资源，充分发挥好中心城市的高端要素集聚优势。一是融合我市新型都市化规划，按照“一圈多点”的思路，更加灵活机动地筹谋规划都市农业生产布局，针对不同情况制定更加适合的用地政策，引入或实施不同的都市农业项目。首先，对于沿绕城高速分布的都市农业圈范围内的较为集中的农地，宜引入资源要素集中、生产经营相对集约化的经济功能较强的都市农业项目。对于此类土地，可探索建立农村耕地有偿使用、有偿退出和跨社置换机制，在符合规划和不改变用地性质的前提下，对农村耕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允许采取出让、租赁、作价入股等方式参加都市农业项目开发。其次，对于我市“两带三片双心”等城市组团间分片零散的农地,以及城市组团内部的点状分布土地,如道路沿线空地,河川空地,待开发用地,宜引入小微型、孵化型和生态社会功能较强的都市农业项目。对于此类土地，不论其所有权,不论其土地性质，只要适宜于开发利用的土地,均可考虑放宽政策，引入更加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来进行都市农业项目开发。二是按照“研发销售在城区、转化生产在周边”的分工思路，统筹谋划都市农业产业分工框架。首先，推进都市农业生产功能区的转型。着力把甬江南岸现代农业综合区、镇海九龙湖、骆驼、澥浦、江北慈城、东钱湖等重点农业生产功能区建设成为以精品型、服务型农业为核心的都市农业产业的重要集聚平台。其次，进一步强化农产品深加工能力，提升农产品加工附加值。将孔浦水产品加工园区、北仑现代农业综合开发区、镇海农业开发区及鄞州区、北仑区、江北的蔺草、茶叶和水果加工基地建设成为以创新型、科技型农产品加工为核心的都市农业与工商业融合的重要平台。再次，提升都市农业创意创新水平。借助我市国家高新区研发园、南、北高教园区、南部商务区等功能区，培育引进涉农创新型、营销型企业和团队，培育打造出我市都市农业创新项目孵化平台和品牌建设平台。

（3）聚集要素，延伸都市农业产业链。针对我市都市农业产业链短，产品附加值低，大力引导农业产业链的延伸，推进都市农业与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资源要素集中、高效配置功能、区域互相联动的都市农业产业链，将以农产品生产加工为主的产业形态转型为以提供服务附加值为主的产业形态，提升都市农业产业层级，打造都市农业品牌，提振都市农业的经济效益。一是要建立都市农业经营平台。建议由政府主导，直接引入社会信誉较高、经营情况较好、资本较为雄厚、技术较为过硬的平台企业。形成集农业信息服务、管理咨询、产品流通、营销推介为一体的现代信息支撑体系，为都市农业产业链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在平台建立后，可将整个我市都市农业圈产业链上的农业生产、农业生产配套服务、农产品加工、流通等产业主体吸纳到平台内集聚发展，同时平台企业和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共同肩负整个农业生产与流通环节的安全监管，保障最终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整个过程中的质量安全。二是要培育梯次合理、分工精细、合作有序的都市农业经营主体。首先，鼓励积极探索农村股份合作“庄园农业”发展模式。按照“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民主管理”的原则，依托村党组织和村委会等农村基层组织，选取产业特色鲜明、集体资产所有权清晰、农民参与积极性高的村集体开展试点工作，引导农户以土地入股开展合作，转变生产方式，将农村股份合作“庄园”做强做大为都市农业的重要市场主体。其次是大力发展农业龙头企业。鼓励和支持工商企业从事农业生产资料供应服务、农产品加工等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探索建立企业租赁农户承包耕地的准入和监管制度，集中扶持建设和引入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科技创新能力强、资源优势明显、产业增值效益大、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并紧密带动农户的都市农业龙头企业，在贷款贴息、技术改造、购置设备、扩大规模等方面加大对都市农业龙头企业的扶持和培育力度，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和市场化程度。三是要培育区域都市农业品牌。首先要大力鼓励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相关农业行业组织积极申请、注册和使用农产品证明商标、集体商标和原产地标识。其次要加强有一定知名度的都市农业品牌的二次创意开发。鼓励相关市场主体围绕已有知名都市农业品牌进行多方位的创意挖掘，使品牌以多种形式与不同的产业相融合,最终建立起以品牌为中心的都市农业产业链。最后是要提高都市农业品牌管理水平，充分利用会展、网站、媒体、户外广告等传统宣传平台和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平台，加强我市都市农业品牌宣传推介。

（4）创意创新，打造都市农业新亮点。我市部分都市农业项目既未充分发掘当地的农业生态、文化，也未开发创意或者创新技术，没有鲜明主题，立意和层次都不高。以我市都市休闲农业产业为例，基本上都是以农事体验、食宿为内容，不同项目之间只是体验内容和食宿服务稍有区别而已，没有专业化的市场差异定位，产品服务雷同，经营模式相同，可持续发展乏力。因此亟需根据区域农业条件，深入挖掘区域农业“三生（生态、生产、生活）资源，并通过创意创新对其加以整合和包装，使其成为都市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资本。可考虑采用如下几种创意方式：一是突出农产品本身特性。如我市现有的各个蔬果花卉精品园区，可考虑引进相关新型品种和新型培育技术，构建以各类蔬果花卉为本体的“新、奇、特”农产品种植、观光等项目，有效增加蔬果花卉等农产品的附加值。二是突出农产品的生产加工过程，可考虑对我市年糕制作、蔺草编织等进行发掘和创意，构建特色农产品制作体验等项目。三是发掘农业文化内涵的创意。可以考虑对我市“稻米文化”、“海洋渔业文化”相关的农业传统、农事节日习俗等进行深入挖掘和二次创意，定期举行相关商业庆典和文化艺术活动并发展相关衍生产业。

（5）融合社区，凸显都市农业新功能。都市农业对于推进新型都市化的价值不仅体现在经济效益上，还应体现在社会、生态效益上。社区支持农业（CSA）被世界公认为是一种可以兼顾经济效益、社会生态效益的都市农业成功发展模式，我国上海、北京、杭州等发达城市的CSA发展已趋向成熟，涌现了“小毛驴市民有机农园”等一批成功案例。我市目前的CSA则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仅有零星的“农产品配送”、“农产品直销”等一些初级业态，发展空间较大。因此，建议我市大力发展CSA以及其衍生的各种创新都市农业发展模式，推进都市农业与城市社区融合，与市民生活融合，与城市生态融合，打造产品安全有机、产业与消费者互相支持的可持续发展都市农业，凸显都市农业的社会生态效益。一是大力引导发展较大规模的生产型CSA项目，打造有影响力的CAS品牌。鼓励都市农业圈原有的种养殖特色鲜明、基础设施优良的特色农业精品园发展CSA项目。并从土地流转、土地租金，产品营销、设备购置、技术改造等方面进行适当倾斜和补贴。引导优质CSA项目与家庭、社区、食堂进行对接，建立CSA农场农产品进家庭、进社区、进食堂的“三进”的长效机制。提高优质CSA农产品市场占有率，打造CAS品牌知名度，解决CSA产品营销这个最大的难题。二是引导发展贴近市民、贴近社区，小微化、体验型的CSA项目。鼓励公共事业机构、企业和农民个人利用城市组团、片区间隙和周边空间的零散土地，以镶嵌式的“农业绿岛”、“农业花园”等形式发展小微化的CSA项目，提供农事体验、种（养）植等服务。对于该类项目，建议在许可情况下应尽量放宽相关政策准入条件，为其水、电等基础设施改善提供一定的便利，同时建立监督机制，对其在经营中对市容市貌、环境影响等方面进行引导和监管。

二、相关工作建议

（1）加强协同，完善机制。发展都市农业迫切需要建立一个能够协调与都市农业发展相关各部门的机构，建立统筹协调机制，共同制定相关政策，创新制度建设，完善机制，明确职责，形成合力，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在此机制下，农业主管部门认真履行规划指导、政策落实、项目落地、协调服务职能；发展改革部门积极支持规划内重大建设项目的实施；财政部门落实各类农业补贴补助资金；其他相关各部门立足自身职责，加强协同，推进规划实施；区县政府结合实际，明确发展目标，保障工作经费，扎实推进本地区都市农业发展的落实。为推动都市农业整体水平的提升和向高端化发展提供强力支撑。

（2）科学谋划，细化规划。作为都市农业起步较早、发展程度较高的城市，宁波尚未出台一个单独的综合性的都市农业规划，只是在《宁波市农业“十二五”规划》、《宁波市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等文件中散见对都市农业圈规划的描述。建议加强专项规划，从功能、产业、区域等方面对宁波都市农业进行系统规划，充分发挥都市型现代农业的经济、社会和生态功能，使农业的“蓝天碧水”与城市的“宜业宜居”相映生辉。

（3）加大投入，健全保障。加大政府资金对都市农业的扶持力度。建议农业财政专项扶持资金向都市农业重点倾斜，确立都市农业的财政专项扶持资金的增长机制；农业综合开发、国家现代农业发展资金、循环农业、农田水利建设资金、节水农业、地力提升、土地整理等项目资金要向都市农业重点倾斜；农机补助资金要向都市农业圈的服务组织和装备建设倾斜；积极整合现有各部门农业扶持资金，各农口部门产业发展资金集中投入都市农业建设；加大对都市农业科技进步支持。在现有良种补贴、粮食直补、大型农机具购置补贴等政策的基础上，考虑设立加速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在都市农业品牌创建、融资、税费减免、用地用水用电等方面，进一步研究加大扶持的具体政策和配套措施，保证各项优惠政策落实到位，对都市农业龙头企业技术革新、环保设施、发展精深加工及品牌建设等，给予重点扶持。

城市经济论文范文第4篇

作为经济区的核心和重心，同时也是增长极的城市对周围地区有较强的吸引力和辐射力。通常把城市间的相互引力作为衡量影响城市间经济联系紧密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也把它作为经济区划的重要依据。本研究基于由空间相互作用原理产生的引力模型来量化计算城市经济空间联系强度，它是根据距离衰减原理和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构造出来的一个模型，其公式为。式中：Pi、Pj分别为i、j城市的总人口；Gi、Gj分别为i、j城市的经济规模（用GDP总量衡量）；Dij为i、j城市之间的交通距离；Rij为i、j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引力模型只考虑了影响空间相互作用的少数因子，仅能粗略地估算区域间的空间相互作用力，即以人口和GDP作为城市质量的度量方法显然存在较大的缺陷，无法完全反映城市经济发展的全貌，因为城市发展程度是由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综合决定的。事实上，目前许多研究中已经注意到区域综合发展质量评定的重要性，本文通过建立一套完善的指标体系来反映城市的综合发展质量。此外，对模型建立过程中城市间距离问题的确定，起初很多学者简单地使用直线距离，但随着道路网络以及现代交通工具的发展，简单地采用两点间的直线距离为标准，就会出现较大的局限性。因为在交通便捷的地方，道路直线距离已不具备可比性，因此本文用两地间到达的最短的时间距离进行代替。式中，Rij代表两个区域间的空间经济吸引力；Mi、Mj分别表示区域i和区域j的“质量”，代替人们常用的人口与GDP的乘积来衡量区域城市发展的质量；Dij表示两区域间到达的最短时间距离，本文采用google地图软件测度两城市间的时间距离；k为经济引力系数，为简便起见，本文取k＝1。本文借鉴已有参考文献有关城市发展质量以及城市竞争力评价的相关指标［15－17］，以综合反映一个城市的发展水平为原则，将城市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划分为综合经济实力、基础设施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科技教育水平等4个维度和24个指标（见表1）。

二、城市经济空间联系的实证分析

根据构建的城市质量评价指标体系，选取江西省2012年的指标数据为分析对象。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江西统计年鉴2013》，部分指标数据经过整理而得。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数据进行分析。

（一）城市质量主成分分析主成分分析是利用降维的思想，在尽可能地保留原始数据信息的情况下，把多个指标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的一种多变量数据进行最佳综合简化的多元统计方法。一般步骤包括：数据标准化后计算其R阵、R阵的特征根和特征向量、根据主成分贡献率确定主成分个数，最后合成计算各主成分得到综合评价值。利用SPSS软件对所选择的原始数据进行处理，得到综合经济实力、基础设施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科技教育水平各评价维度的主成分分析结果，见表2。通过SPSS分析软件的因子分析功能对表2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特征值及方差贡献率矩阵，见表3。如表3所示，方差贡献率累计是85．920％，根据累计贡献率需大于85％的原则，提取第一主成分F作为新的变量指标来计算各城市的综合发展实力。由此，计算出江西省各个城市的城市质量，见表4．

（二）江西省城市联系度的测算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根据Google地图搜索得出城市间到达的最短时间距离，见表5。

（三）结果分析从城市质量计算结果（表4）可以看出，江西省区域内不同城市的发展状况差距较大，表现出较明显的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城市群中的要素基本流向了南昌市、九江市和赣州市，它们的城市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区内其他城市，其中以南昌最为明显。另外与前人简单以人口和GDP等指标进行测量相比，从综合经济实力、基础设施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科技教育水平等多方面采取指标进行测量，其结果更加全面和准确，更加真实反映了江西省各地区的发展水平。从城市经济联系结果（表6）中可以看出，以南昌作为核心城市而言，其对九江、抚州、新余、鹰潭的吸引力最大，这几个城市可以被看成一个以南昌为首的鄱阳湖生态城市群。作为赣南的赣州，其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来说较高，但是它对其他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却很有限，仅对周边城市吉安有较大的吸引力，而对其他城市的带动作用不大。处于赣西的宜春、萍乡、新余三市联系比较紧密，但是城市质量总体发展水平不高，因此对其他城市的辐射作用也较为有限。从城市经济联系结果也可看出。以时间距离来代替直线距离，更能反映当前的交通发展现状，其结果也更加直观［21］。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2011年10月，江西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构建“龙头昂起、两翼齐飞、苏区振兴、绿色崛起”的区域发展格局。为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极，实现江西在中部崛起战略，江西省依托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和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两大国家战略，大力构建多极支撑、多元发展的区域发展升级新格局。然而，本文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虽然江西省依托两大国家战略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江西省区域内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以南昌为中心，呈现出明显的中心空间结构，城市间的经济联系仍然不够紧密，区域内经济的协调发展和一体化进程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为进一步完善江西省的区域发展格局，增强城市间经济空间联系，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加快推动昌九一体化建设南昌与九江城市发展在全省处于领先水平，要实现龙头昂起，进一步推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发展，必须要做强南昌，做大九江，加快推进昌九一体化建设，加强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能力。一方面要重点推进打造南昌核心增长极，南昌市作为江西省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研究与高等教育中心，其经济发展质量以及与其他城市的经济联系度都较高，所以应积极打造南昌核心增长极。积极推进南昌大都市区建设，加快形成南昌一小时经济圈，充分发挥南昌对省内其他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作为与南昌经济联系强度最高的九江，应积极推进九江沿江开放开发，充分发挥门户城市的区位优势，加快临港产业开发，积极发展商贸旅游业，把九江建成具有鲜明赣文化特色的赣北区域中心城市、现代化港口旅游城市、区域性物流枢纽和长江沿岸重要工业基地。总的来说，要推动昌九一体化发展，两地应进行规划统筹，实现规划上的一体化；在基础设施建设上进行接轨，实现基础设施一体化；按照各自的产业特色和产业结构推动双方产业调整，实现产业的互补对接、积极推进金融、通讯、公共交通一体化；实现服务一体化，最终实现昌九同城效应。

（二）积极支持赣东、赣西区域发展从城市发展质量和联系度来说，赣东、赣西地区城市整体发展水平不高，城市之间联系不够紧密。所以应以沪昆线为驱动轴，加强政府规划引导和政策支持，优化两翼的区域生产力布局。具体来说，应根据两翼地区的区位条件、产业基础、资源禀赋来推动各个区域的发展。处于赣东地区的鹰潭市可依托龙虎山这一世界自然遗产优势，打造文化旅游城市；另外国内最大、世界第三的江铜冶炼基地落户鹰潭有利于该地区打造“世界铜都”和相关产业的物流节点；上饶市光伏、光学、先进装备制造业相较于江西其他地区基础比较好，可以发展成江西整个地区发展这些产业的基地；景德镇市作为“世界瓷都”享誉海内外，依托该产业可以进一步发展瓷文化旅游观光等等。另外，应加快推进昌抚一体化进程，推动抚州的发展，同时实现南昌乃至江西省与海西经济区的无缝对接，承接东部发达省份的产业转移，享受国家支持海西经济区建设的政策溢出效应。对于赣西地区，从萍乡、新余、宜春三市的经济联系度可以看出，三市的经济联系较为紧密。应推进新余、宜春、萍乡的城镇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同城化发展，加快打造钢铁、新能源、新材料、锂电、生物医药等产业集聚区，逐步形成一批特色优势产业板块，另外拓宽西部城市与长株潭城市群的合作对接，真正实现两翼齐飞，促进江西省内的均衡发展。

（三）大力推进赣南等原中央苏区的发展从城市发展质量来说，赣州市的综合发展质量仅次于南昌和九江，所以应进一步巩固赣州的次中心城市地位，形成“九昌赣”城市发展纵向核心轴线，带动全省经济发展。具体来说，应把赣州打造成赣粤闽湘4省通衢的区域性现代化中心城市和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并根据赣州的产业特点把赣州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钨产业、稀土产业、氟盐化工基地和世界最大的优质脐橙生产基地，最终把赣州建设成为对赣南地区以及周边城市具有较强带动功能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与赣州联系最紧密的吉安则应加强与赣州之间的经济往来，吸收并依托吉泰走廊，重点建设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和全国红色旅游精品城市，与赣州一起形成都市圈，加快赣南等原中央苏区的振兴发展。

城市经济论文范文第5篇

1.赣州市三次产业结构比例分析。由表（1）可以看出，赣州市完成生产总值11197412万元，比同期增长了19.04%，其中，第一产业完成增加值2118943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8.53%；第二产业完成增加值4967021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4.78%；第三产业完成增加值4111448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8.38%。赣州市三次产业结构比重由2005年的25.84%,36.39%,37.77%到2010年的18.92%,41.11%,39.97%，产业结构呈现出二、三、一的发展格局。以工业、建筑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发展势头迅猛，成为拉动赣州市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相比2005年增长了2.73倍，增速超过了赣州市总产值2.24倍的增速。从表（2）可以看出，赣州市的产业结构呈现出第二产业比重逐年递增，第一、第三产业及农业的比重逐渐降低，由2005年，2006年的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第一产业的格局转变为2010年的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第一产业。

2.从三次产业就业人数构成比例分析。首先对三次产业就业人员的构成比例进行纵向比较。从赣州市2004年至2010年的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构成情况的直线图表（4）分析得出，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构成比例仍然较高，虽然今年来一直处于下降趋势，但是所占就业人口比重仍然很高，因为江西是个传统的农业的大省；第二产业就业人员构成比例积聚上升，上涨的势头很猛；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数量较为稳定，但是其所占的比例明显上升。通过折线图可知，第二产业是迅速增加就业机会的产业，与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一致，符合区域经济的发展规律。

二、赣州市产业机构的发展趋势

通过对赣州市产业结构现状的分析，对三次产业中存在的问题有了清晰的认识和了解，从中得出赣州市产业结构未来的发展趋势。

1.调整农业比重，进一步优化农业内部结构。在今后农业的发展中，应注重科技的应用，将过多的农业劳动力向二、三产业分流，使得三产比例协调，同时对农业内部结构进一步优化，在种植业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大力发展林业、牧业、渔业，提高林业、牧业、渔业的产值比重。扩宽资金来源，大幅度增加农村科技投入，同时也要注重农业科技的创新，大力推广资源节约型农业技术，尤其要加强新技术的研究、引进和推广，全面提升农产品科技含量和竞争能力，建立农业优质、高效、生态、安全技术体系。

2.加强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发挥优势产业。对于矿业、稀土等传统工业应发挥自身优势，采用高科技技术，建立一批产业龙头企业，形成工业经济的支柱产业。对于食品加工业、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应注重行业重点优势的发展，工业是赣州市的经济命脉，在未来的发展中应注重信息技术的运用,密切联系市场,了解与把握市场动态,进行固定资产更新和产品创新。

3.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共同进步。三次产业间的发展是相辅相成，不可孤立的。一个地区的第三产业要想得到相应发展就离不开该地区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发展水平，而第三产业的发展反过来为农业、工业提供良好的服务，进一步促进农业、工业的发展，所以要想提高安徽省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就要在发展第一、二产业的同时，继续发展商贸流通、交通运输、市政服务等传统的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调整应该通过市场的有序竞争，淘汰相对过剩的低水平的服务企业，重点扶持对国民经济长远发展产生影响的基础部门如教育、科研服务部门，同时扶持对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有影响的技术密集、知识密集型部门以及一些新兴的服务行业如信息服务业。

城市经济论文范文第6篇

（一）中小型城市经济低碳化发展困境我国中小型城市经济发展在走低碳化道路时有着和大城市一样的不少问题，但也有一些大城市没有的问题，这就是中小型城市低碳化发展的特殊困境。资金不足。大城市在政策发展中会得到相对较多的政策扶持和更多的资本流入，但是中小型城市往往资金短缺，这极大的制约了中小型城市发展第三产业，其GDP发展只能依赖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环保设施落后。中小型城市的基础设施往往没有大城市好，环保设施还比较落后，很多工厂排出的废水和废气没有经过任何环保处理就直接排放出来，这也制约了中小型城市走环境友好型的道路。房地产业畸形发展引起诸多问题。近年来我国房地产业的旺盛也引起了建材业和各种高耗能材料业的发展，但是这些高耗能材料往往不符合环保标准，但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往往在一些中小城市得到广泛应用。另外，中小型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相对较小，由于缺乏人才很多中小型城市不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不得不依赖当地房地产业的发展，这就进入到中小型城市发展的一个恶性循环中去。

（二）中小型城市经济低碳化发展设计中小型城市往往人口相对大城市来说要少，所占地域面积要小，所以总体来说中小型城市的经济低碳化发展要注重多方联动和协调发展。这需要重视资源的整合和优势互补，加快建立低碳科技公共服务平台，突破行政体制障碍，提供高质量的低碳科技信息共享、资源整合、低碳技术扩散与低碳技术转化、产业孵化等服务，促进区域间的低碳产业分工、梯度转移和低碳产业集聚，构建功能互补、宏观布局、市场互联的低碳创新一体化机制。

二、中小型城市经济低碳化发展策略

（一）提高政策的平台服务能力和监管能力中小型城市经济走低碳化发展道路时，一定要提高政府的服务能力。比如在新能源汽车的推广中，政府不能因为是生产新能源汽车就放松了对这些企业的服务和监管。新能源汽车产业有设计、加工、销售等环节，其中的生产等环节也可能给当地资源环境带来一些压力，相关职能部门要要加大对这一环节的监管，还要针对新能源汽车在环保、能耗方面制定一个科学的标准，不能因为本身是新能源产业就降低生产的环保标准；政府还要在新能源汽车的推广方面做一些规划和服务工作，比如政府可以用优先给新能源汽车办理牌照的办法来鼓励市民使用新能源汽车。

（二）强化市民的环保意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中小城市的市民环保意识和大城市市民环保意识还有一定差距，那么在中小城市中强化市民的环保意识就成为一个解决中小型城市低碳化发展中困境的方案。环境问题是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大事，环境保护工作必须高度重视公众参与。要充分认识环境保护领域公众参与的内涵，维护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和批评权，通过公众舆论监督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制造者施加压力。

（三）建立有效的城市生态补偿机制积极参与开展碳交易，加强协同治理，积极推进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改善区域生态环境，扩大环境容量，拓展生态空间，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建立城市间生态补偿专项资金，用于补偿大兴区水资源使用权损失、生态林业用地使用权损失等费用，建立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

城市经济论文范文第7篇

1.1数据与变量本文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来研究厦门地区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和港货物吞吐量之间的短期和长期关系。衡量港口功能的主要指标为港口货物吞吐量，不仅能反映港口物流的规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港口腹地生产力的配置状况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因此选用港口货物吞吐量（HW）指标作为衡量港口物流发展水平的指标。国内生产总值（GDP）是反映国民经济实力的综合指标，文中采用厦门市GDP作为衡量厦门经济发展的指标。进出口总额（JCK）是衡量一个地区对外国际贸易情况的综合指标，本文使用厦门地区的进出口总额作为对外贸易的衡量指标。文中所使用的港口货物吞吐量数据来自2013年福建省统计年鉴，厦门市GDP数据以及厦门进出口总额数据均来自2013年厦门特区经济统计年鉴。其中GDP数据经过了国内GDP平减指数调整实际GDP，进出口总额也通过历年年平均汇率和GDP平减指数调整成实际进出口总额（按人民币计算）。为减小异方差，提高模型拟合优度，在进行向量自回归和脉冲响应分析时，对文中所使用变量都取了自然对数，分别记为LN_GDP、LN_JCK和LN_HW。

1.2单位根检验在建立VAR模型之前，需要检验所使用的时间序列的平稳性，也即检验时间序列是否存在单位根。本文采取ADF单位根检验（AugmentedDickey-FullerUnitRootTest）对所使用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的平稳性检验结果来看，原始变量的对数都是非平稳的，而对原始变量的对数经过一阶差分之后，所有变量都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因此差分之后的变量是平稳的。从检验结果来看，三个变量都具有一阶单位根，为（I1）序列。

1.3VAR模型的设定在进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之前，需要确定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理论上讲，设定VAR模型时要选择能使残差达到白噪声的最小滞后阶数。本文采用Lütkepohl等提出的信息准则来确定最优的滞后阶数，即根据AIC和SC取值最小准则来确定阶数。通常会出现两种情况：一是AIC和SC同时达到最小，那么最优滞后阶数取为此阶数；二是AIC和SC并不是同时达到最小，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采用LR检验进行取舍。从表2统计结果可知，本文为第一种结果，因此选择VAR（2）模型。

1.4协整方程和误差修正模型本文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检验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与否，协整检验时选择的滞后期为2，协整方程的形式为有线性趋势项且协整方程仅有截距项，具体检验结果见表3。从表3的协整检验结果来看，厦门地区GDP、进出口总额、港口货物吞吐量三个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它们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为（括号内为标准差）：从协整方程来看，长期厦门地区GDP和港口货物吞吐量存在正相关关系，当港口货物吞吐量增加时，对厦门地区经济有促进作用，这与实际情况相吻合。进出口总额也对厦门经济有着促进作用，在协整方程里面，厦门地区GDP与厦门地区进出口总额正相关。利用AR根验证协整关系的正确性，结果如图1所示。从AR的单位根分布图来看，本文所选择的VAR（2）是稳定的，所有的单位根的倒数的模都落到了单位元内。因此，进行脉冲反应分析的标准误也是有效的。

1.5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通过上面的Johansen协整检验可知三个变量存在协整关系，那么至少存在一个方向上的格兰杰因果。在确定变量的协整关系后，基于VAR（2）模型检验是否具有显著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来看，LN_GDP与LN_HW之间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即港口货物吞吐量在10%的显著水平下是厦门地区GDP的格兰杰原因，厦门地区GDP在10%的显著水平下是港口货物吞吐量的格兰杰原因。而LN_GDP与LN_JCK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厦门地区进出口总额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厦门地区GDP的格兰杰原因。

1.6脉冲响应函数分析VAR采用的是非结构化的方式建立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型，不能用模型进行结构性分析，且单个参数估计值是有偏的，因此对于模型估计的系数没有实际意义。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一个内生变量对残差冲击的响应。具体而言，就是随机误差项上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来自系统内部或外部）后对内生变量的当期指和未来值所产生的动态影响。根据已经建立的VAR（2）模型，分别给各自变量一个正的单位大小的冲击，得到关于因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图。图2-4脉冲响应图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数，纵轴表示内生变量受冲击后的当前值和未来值，实线表示累积脉冲反应函数，虚线表示预测效果的正负二倍标准差偏离带。图2中GDP的脉冲响应结果表明：给港口货物吞吐量施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正向冲击，GDP在前三期迅速增长，接着影响有所衰弱；而当在给本期进出口总额一个标准差大小的正向冲击，GDP的响应是在第二期影响增强，而后累计效果逐渐衰弱，港口货物吞吐量和进出口总额对地区经济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具有较长的持续效应，这验证上文中协整方程所示的长期关系。图3为进出口总额的脉冲响应图，结果表明：给地区生产总值一个单位大小的正向冲击，对进出口总额有正向的影响，之后这种影响逐渐衰减；给港口货物吞吐量一个单位大小的正向冲击，对进出口总额有正向的影响，这种效果在第二期达到最大，接着开始衰减直至第九期不再存在影响。短期内，地区经济的发展促进进出口总额的增长，并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长期的正向影响。同样地，短期内港口货物吞吐量扩大使进出口总额的增长，因为现行的进出口国际贸易物流方式大多是水运，港口货物吞吐量增大将促进国际贸易，与实际情况相符合。图4为港口货物吞吐量的响应分析图，结果表明：给地区生产总值一个单位大小的正向冲击，仅对厦门港货物吞吐量当期值有明显正向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第二期衰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给厦门地区当期进出口总额一个单位大小的正向冲击，对港口货物吞吐量有持续的正向影响，这可能是因为进出口总值增加促进了港口建设，因此对港口货物吞吐量具有持久影响。

2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以厦门特区1985年—2012年数据为基础，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等方法，对厦门港货物吞吐量、进出口总额、地区生产总值三者之间的长期和短期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它们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长期内厦门GDP和港口货物吞吐量存在正相关关系，当港口货物吞吐量增加时，对地区经济有促进作用，进出口总额也对地区经济也有着促进作用。根据脉冲响应分析结果，港口货物吞吐量与GDP之间相互促进，港口货物吞吐量对GDP具有持久影响，而GDP仅影响当期港口货物吞吐量。港口货物吞吐量与进出口总额之间也存在相互持久的正向影响。

从分析结果来看，大力发展港口物流无论是在短期还是在长期内，都对港口城市经济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厦门港拥有天然优越的水域条件和对台区位优势，2010年完成整合漳州港后，拥有的港区多达12个，有条件有能力发展建成区域航运中心。当前厦门港面临原有东渡核心港区搬迁、海沧等新规划港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港口腹地经济总量偏小、与珠三角等区域港口竞争加剧、港口物流增值服务功能不够完善等问题，发展亟待转型升级。建议紧密围绕“美丽厦门”大海湾城市战略，从规划、政策、腹地、技术、人才等方面抓紧加以完善。一是加快完善海沧、招银、东山湾等港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超前研究《厦门港总体规划》主要任务分解、时间节点和责任单位，待规划及环评获批后迅速推进；二是积极争取自贸港区政策，跟踪借鉴上海自贸区优惠政策经验，充分发挥厦门特区先行先试优势，探索对接台湾“六海一空”，建立两岸口岸通关互信机制；三是推广晋江、三明等陆地港模式，简化厦门港与陆地港间业务模式，增强厦门经济腹地实力；四是提升港口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打造智能港，增强港口服务；五是加大金融、保险、物流等多元化人才的引培力度。此外，增进厦门和国际地区的经贸往来，扩大进出口贸易量，推动厦门港和地区经济共同繁荣。

城市经济论文范文第8篇

大庆市位于黑龙江省西南部，松嫩平原中部，哈大齐工业走廊的中心地带。市区地理位置为45°46′N~46°55′N，124°19′E~125°12′E，全市总面积21219km2，现辖萨尔图、龙凤、让胡路、红岗、大同5区，肇州、肇源、林甸、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4县，其中市区面积5107km2。截至2012年，大庆市总人口281.7万人，其中非农业人口144.7万人，城镇化水平为51.4%，已进入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但区域城镇化水平差异显著，其中市区城镇化水平较高，市域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较低[17]。2012年大庆市地区生产总值为4000.1亿元，占黑龙江省总量的29.2%，工业增加值3157.4亿元，占全省总量的60.2%，3次产业结构为3.9：80.9：15.2[18]。大庆市从1976年闯过年产原油5000×104t大关之后，连续27a年产原油5000×104t以上，至2012年累计生产原油21.51×108t，目前原油产量约占全国的1/5左右，对中国原油产量和财政收入影响巨大[18,19]。长期以来大庆经济发展严重依赖石油资源，以石油开采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2012年大庆市规模以上工业重点行业中，石油石化行业实现增加值2274.2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份额高达56.8%[18]。产业结构高度单一的局面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城市经济发展极易受到石油产量和价格波动等各种不利扰动的冲击，具有典型的脆弱性特征。

2研究方法

2.1脆弱性评价模型基于石油资源优势而形成的单一石油型产业结构对石油城市经济发展起着主导作用，因此在众多影响石油城市经济发展的扰动因素中，石油资源供应能力的变化对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扰动较为突出。依据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的定义，对经济系统脆弱性的评价将从城市经济系统应对可采石油资源储量变化的敏感性，以及可采石油资源储量逐渐枯竭的应对能力两方面进行。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与系统不利扰动的敏感程度成正比，与系统对不利扰动的应对能力成反比。石油城市经济系统对可采石油资源储量变化的敏感性越低，且面临石油资源逐渐枯竭时经济系统表现出的应对能力越强则其脆弱性越低，据此构建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价模型为ESV=f(S，R)，其中，ESV表示经济系统脆弱性，S表示为经济系统敏感性，R表示经济系统应对能力。

2.2评价指标体系石油城市作为依托石油资源开采而兴起的典型资源型城市，其经济发展对可采石油资源具有高度依赖性，可采石油资源储量的变化是影响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扰动因子[20]。基于指标选取的科学性、典型性、可获取性和动态性等原则及对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内涵的理解，依据脆弱性评判的2个层面，选取反映对石油资源依赖程度的两个指标及外贸依存度予以衡量敏感性；应对能力的衡量要从城市的经济、社会、环境3方面综合考虑，主要是对可续发展能力的测度，因此选取10个指标作为经济系统脆弱性研究的指标体系（表1）。

2.3数据来源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1997~2013年《大庆统计年鉴》[18]、6个典型石油城市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2013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1]。

2.4指标权重的确定运用综合评价法对经济系统脆弱性进行评价时，指标权重系数的确定对评价结果会产生直接的影响。由于各样本数据收集完整，本文选取客观赋权法中常用的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22]。熵值法是利用评价指标的固有信息来判别指标的效用价值，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主观因素带来的偏差。

2.5灰色关联度分析法本文利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来测度评价指标与经济系统脆弱性之间的关系，找出经济系统脆弱性的主要影响因子[23]。

2.6BP神经网络模型经济系统脆弱性影响因素与脆弱性构成要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作用关系，这也是传统评价方法难以解决的问题之一。在考虑模型构建时，选择了BP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对未来年份数据进行预测[24]。采用3层BP神经网络，利用输入输出样本集对其进行训练，让网络对其隐层与节点进行学习和调整，以使网络实现给定的输入输出映射关系，最后把数据代入脆弱性评价模型，预测出经济系统脆弱性的发展趋势。本文设计的BP神经网络结构是由10个输入，10个输出，1个隐层，隐层由3个节点所构成。

2.7脆弱性等级划分目前，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价研究成果不多，脆弱性等级划分可供参考的成果也较少，借鉴现有研究成果[25~29]，采用等间隔分级法在（0，1）范围内将脆弱性评价指数值等间隔划分为5组（表2）。

3结果与分析

3.1经济系统脆弱性动态变化分析权重系数确定之后，根据公式(1)运用指标的权重值与该指标的标准化值的乘积作为该项指标的评价值，通过加权求和求出经济系统脆弱性的评价数值。通过计算，得出大庆市1996~2012年经济系统脆弱性指数，由此可得经济系统脆弱性演变特征（图1）。可以看出，17a来大庆市经济系统的脆弱性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研究期内长时间处于中等脆弱水平，目前脆弱性有明显降低趋势。1996~2012年，大庆市经济系统敏感性由0.145增至0.280，表明大庆经济系统对不利扰动的敏感性整体上呈现出上升趋势，但具有一定的波动性，可以分为2个阶段：①1996~2002年敏感性波动下降阶段，敏感性指数由1996年的0.145下降至2002年的0.008。这一时期属于大庆石油高产稳产时期，年产原油均在5000×104t以上，且石油开采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比重由1996年的61.96%下降至2002年的54.78%，石油开采业从业人员占单位从业人员比重由42.70%下降至21.54%。这一时期是大庆城市发展的中期阶段，城市经济总量较高，对城市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较强且对石油产业的依赖程度有所降低，因此经济系统敏感性处于下降态势。②2003~2012年敏感性快速增长阶段，主要原因是大庆在连续27a年产原油5000×104t之后，原油可采储量减少，开采难度加大，主力油田的综合含水率高达90%，开采成本不断攀升，2003年产量为4840×104t，首次低于5000×104t以下，2012年产油量为4000×104t，年均减产93×104t。这一时期石油开采业从业人员比重变化不大，基本保持在21%左右，对经济系统的扰动较小。外贸依存度由2003年的0.55%升至2012年的2.8%，经济系统在石油产业衰退及对外贸易依存度上升的双重扰动下，经济系统敏感性指数呈快速上升态势。评价结果表明，经济系统脆弱性的主导因素是系统的应对能力。1996~2012年，大庆市经济系统应对不利扰动的能力不断增强，虽然在此期间敏感性指数呈现先低后高的态势，但由于评价期内国际原油价格不断攀升，使石油开采业产值比重不断增加，弥补了原油战略减产对经济总量及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系统应对能力不断增强。近年来，大庆市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石化工业、延伸产业链条，同时积极发展现代农业、装备制造、新能源和新材料、高端服务等接替产业，地方工业快速增长，服务业及高新技术企业快速发展，刚性产业结构问题初步改观，系统应对不利扰动的能力逐渐增强。大庆经济系统脆弱性指数由1996年的0.686降至2012年的0.283，表明经济系统的脆弱性程度整体上呈现不断下降态势，但具有一定的波动性，可分为2个阶段：①1996~2004年波动下降阶段，1996年大庆市经济系统脆弱性指数最高，至2004年脆弱性指数降至0.440，这一时期经济系统应对不利扰动的能力虽不断增强，但整体较弱，导致经济系统的脆弱性程度下降缓慢，仍处于中等脆弱水平。②2005~2012年小幅上升后快速下降阶段，这一时期虽然大庆市应对能力不断增强，但随着石油资源的不断减产及近年来国内外石油市场价格变动、国家政策调整等，对大庆市经济系统的不利扰动不断增加，经济系统敏感性快速上升，敏感性程度较高，导致这一时期经济系统脆弱性出现小幅上升趋势。随着原油价格不断走高，城市经济总量不断增强，第三产业快速发展，非油经济比重不断增加，同时政府也加大了对城市的投资，经济系统脆弱性又呈快速下降趋势。大庆经济系统脆弱性属于高敏感性、高应对能力型，脆弱性总体处于波动下降态势，目前处于较低脆弱水平时期。

3.2大庆市与其他石油城市对比分析为了更好的了解大庆市经济系统脆弱性现状及发展程度，基于可比性原则，选择国内5个典型地级石油城市，运用本文所建立的评价模型和指标体系进行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价及对比分析（表3）。根据评价结果可知，2012年，大庆经济系统脆弱性低于克拉玛依市，高于其他4个石油城市，排在第2位。目前大庆市石油产业发展已处于成熟期后期阶段，石油产量逐渐减少，经济系统对石油产业衰退这一扰动因素具有较强的敏感性，石油资源行将枯竭对大庆市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已经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但大庆原油产量仍保持在4000×104t左右，总量仍然很高，对城市经济系统的支撑力仍然很大，城市经济系统的应对能力较强。因此，目前大庆经济系统的脆弱性是潜在的，没有十分明显地表现出来，而这一时期也为城市经济的转型和经济系统脆弱性的降低提供了契机，以石油产业为支柱，同时培育和发展其他相关产业和社会事业，构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格局[16]。大庆与克拉玛依、东营同处于石油产业发展的成熟期，城市经济基础雄厚，对石油产业的依赖程度较高，所面临的问题也高度一致，均处于潜在脆弱性较强阶段。克拉玛依由于对石油产业依赖程度最高，因此经济系统脆弱性也表现的最为明显。盘锦、濮阳、松原的经济系统脆弱性低于大庆市，均属于较低脆弱水平，虽然这3个城市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但与大庆相比石油产业规模都较小、对石油资源依赖程度较低，尤其是盘锦，经济转型初见成效，目前已进入城市发展的再生期，大庆可以借鉴盘锦经济转型的相关经验，抑制经济系统潜在脆弱性的爆发。可见，石油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与石油产业的发展阶段、对石油资源的依赖程度及经济系统应对能力高度相关。

3.3经济系统脆弱性演变影响因素分析为了进一步探明大庆市经济系统脆弱性的主导因素，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对大庆市经济系统脆弱性与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经过计算，求得大庆市经济系统脆弱性指数与各评价指标之间的关联度。分析结果表明（表4），与经济系统脆弱性指数关联度最高的3项指标分别是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R3）、采掘业产值比重（S1）以及三废综合利用产值（R5），这说明经济系统脆弱性与大庆市刚性产业结构高度相关，产业结构严重失衡，以采掘业为主的第二产业比重过高，第三产业比重过低。刚性的产业结构本身就具有脆弱性，在发展初期，石油开采业产值占经济总量的比重极高，导致刚性产业结构现象突出，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较高。随着石油资源的枯竭及战略性减产，城市积极实施经济转型，刚性产业结构问题有望改观，经济系统脆弱性也逐渐降低。实际利用外资能力（R6）、人均GDP（R1）、固定资产投资密度（R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R7）和地方财政自给率（R2）是影响经济系统脆弱性的次关键因素，属于社会经济发展及人民生活水平层面的因素，大庆市作为典型石油资源型城市，投资结构不合理、财政自给率逐年降低也对城市经济系统脆弱性造成扰动。外贸依存度（S3）及采掘业从业人员比重（S2）对经济系统脆弱性的影响最小，主要是因为研究期内大庆的外贸依存度较低且波动幅度较小，经济系统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及汇率变化的影响也较小，同时采掘业从业人员比重处于基本稳定状态，因此对经济系统脆弱性的扰动也较低。

3.4经济系统脆弱性演变趋势度预测利用BP神经网络模型，对1996~2012年的指标数据进行测算，预测出2014~2023年大庆市经济系统脆弱性各项评价指标值，并进行脆弱性评价，得出2014~2023年经济系统脆弱性的发展趋势（图2）。预测结果表明，大庆市经济系统脆弱性整体上显现出先上升后期平稳下降的态势。由较低脆弱性向中等脆弱演变后逐步回归较低脆弱水平。大庆市经济系统脆弱性的发生发展过程与石油产业发展周期高度相关。石油产业发达时期，产业结构单一性强，敏感性增大，但是对城市经济系统的支持力也增大，城市经济系统应对能力增强。随着石油产业的衰退及经济转型的实施，城市经济系统的脆弱性也将会有所增加。目前大庆原油产量稳产4000×104t已经11a，在探明储量没有明显增加的情况下，开采成本剧增，经济效益下滑，势必影响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同时，由于受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波动的影响，大庆市经济增速放缓，潜在脆弱性会有所释放，导致脆弱性进一步增加。但随着国家对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大力扶植及新一轮东北振兴规划的实施，大庆势必会抓住机遇进行城市经济系统的更新与重组，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努力发展形成多元化的产业体系，因此经济系统脆弱性也将会呈现下降的趋势，并处于较低脆弱水平。

4经济系统脆弱性调控途径分析

4.1经济系统脆弱性规避途径把握石油产业生命周期，准确掌握经济转型时机。城市经济发展对石油资源的高度依赖是造成大庆市经济系统敏感性的重要内在因素，尽早实现城市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格局，可以降低城市经济系统对石油开采业衰退的敏感性。大庆市应在石油资源衰退之前，利用资金、技术、人才等优势，主动考虑优化产业结构，着手进行经济转型，减少对石油资源的依赖度，这是规避“油竭城衰”，降低城市经济系统对石油开采业衰退不利响应的最佳时机。

4.2经济系统脆弱性拮抗途径首先，应依靠科技创新，加强石油资源勘探，减缓资源衰竭速度，为培育和发展新型支柱产业赢取充裕时间和资金支持。其次，延伸产业链条，提高产品附加值和资源转化收益率。依托油气资源，大力发展下游石化产业，建设世界级石化产业基地。同时，合理使用天然气资源，把天然气利用作为拉动大庆工业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由“油经济”变成“油化经济”，增强产业资金积累能力和发展后劲，降低原油产量下降对城市经济造成的影响。

4.3经济系统脆弱性适应途径大力培育替代产业，提高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在石油资源不断减少已无法回避的情况下，应大力培育和发展新型支柱产业，改变城市对石油资源依存度过高的局面，实现单体石油资源优势向多元整体经济优势的转变。同时，完善城市功能，大力培植石油开采业以外的其他产业部门，积极发展新兴第三产业，加快完善城市经济功能，促进城市向综合型城市转变。

5结论

经济系统脆弱性是石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利用评估模型，分析大庆市17a的数据，研究发现大庆市经济系统应对不利扰动的敏感性呈现上升趋势，同时系统应对能力也不断增强。经济系统的脆弱性属于高敏感、高应对能力类型。脆弱性整体上呈现出波动下降的趋势，目前处在较低脆弱水平，此时是大庆最佳的转型时期。通过灰色关联度分析，得出经济系统脆弱性主要影响因素为刚性产业结构和不合理的投资结构。基于BP神经网络模型，对经济系统脆弱性未来10a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结果表明大庆市经济系统脆弱性由于受到石油产业衰退的影响会呈现波动变化态势，但由于宏观政策及城市自身应对能力提高等原因，经济系统脆弱性总体上仍处于较低脆弱水平。通过与5个典型石油城市的横向对比分析，大庆市经济系统脆弱性仅低于西部的克拉玛依市，高于其余4个石油城市，经济系统潜在脆弱性较强。在经济系统脆弱性评价及发展趋势定量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大庆市经济系统脆弱性的规避、拮抗、适应等调控途径，以促进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系统脆弱性的主要影响因素在不同时期会有所变化，因此本文选择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模型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及优化，对于经济系统脆弱性的预测也有待深化。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对石油城市进行经济系统、资源环境系统、社会系统耦合的分析，开展脆弱性及可持续性综合研究。

城市经济论文范文第9篇

1.1研究方法与思路城市流是指城市间各种要素在城市群内相互流动、作用的一种基本形式，包括对流、传导和辐射［7］.城市流强度则是指在城市间的活动中，城市外向功能（各外向服务部门功能）所产生的影响量［8］，是表征城市与外界联系程度的数量指标。城市流强度作为衡量城市与外界联系的数量指标，一般用城市从业人员作为城市功能量指标，即通过计算该城市某一产业部门从业人员的区位商来衡量其是否具有外向功能量.本文将运用区位商原理，建立城市流强度概念与模型，对淮海经济区20个地级市的主要外向部门的区位商（Rij）、外向功能量（Ei）、城市流强度（Fi）等指标进行测算，分析与比较淮海经济区各城市经济空间联系强度，探寻城市流变化的一般规律.

1.2数据来源城市服务往往通过经济体系中关联度大、辐射性强的行业来实现.利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3年）》的相关数据，去除农、林、牧、渔业以突显城市的非农功能，重点关注外向型服务业和第二产业.选取淮海经济区20个地级市的采矿业，制造业，电气、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餐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15个行业的单位从业人员数、总从业人员数、各城市国内生产总值等指标，分析各市对外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能力.

2城市经济空间联系强度

2.1城市区位商分析根据公式（2）计算出淮海经济区20个地级市15个外向服务部门的区位商（表1）.区位商大于1，就拥有专业化水平，且越大说明了其专业化程度越高，反之，则没有专业化水平.徐州有7个外向服务部门区位商大于1，其中，采矿业3.17，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1.83.这源于徐州是全国重要的煤炭产地，其矿产资源丰富且是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是连接东西南北经济的重要“十字路口”.连云港有6个外向服务部门区位商大于1，但各个部门的区位商很接近，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区位商为1.30.作为淮海经济区重要出海口的连云港，并没有高效发挥出港口的拉动效应，而淮海经济区作为连云港最直接、最重要的经济腹地，也没有对连云港的发展起到载体和支撑作用.淮安、盐城以及宿迁分别有6，6与4个外向服务部门区位商大于1，说明这些城市的集聚与辐射能力相对较弱.菏泽、济宁、临沂、枣庄、日照、泰安及莱芜分别有5，5，6，4，8，2与5个外向服务部门区位商大于1，其中，济宁、枣庄、泰安和莱芜采矿业的区位商均大于4，说明这4个城市的矿产资源蕴藏量大，采矿业对城市经济的发展起到带动作用.开封、商丘及周口分别有5，4与8个外向服务部门区位商大于1.淮北、宿州、阜阳、蚌埠及亳州分别有2，6，7，8与5个外向服务部门区位商大于1，其中，淮北市采矿业的区位商高达13.86，是居于第二位的枣庄的2倍，成为其第二产业的主导部门.从整体来看，淮海经济区内各城市的第二产业均占有较大比重，而软件业、餐饮业、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职能领域所占比重较小，说明淮海经济区目前仍集中于传统的生产领域，产业结构层次低.另外，淮海经济区主要城市主要外向服务部门的区位商相比同期长三角经济区、珠三角经济区以及环渤海经济区等城市的区位商偏低，说明淮海经济区各城市的集聚与辐射能力相对较弱，各城市主要外向服务部门的区位商之间的差距并不显著，说明产业趋同现象严重.

2.2城市外向功能量分析根据公式（3）、（4）计算出淮海经济区20个地级市15个外向服务部门的外向功能量（表2）.徐州、菏泽、济宁、临沂、枣庄、泰安、商丘、周口和淮北的外向功能量Ei分别为14.73，11.99，20.15，13.18，12.41，15.02，14.16，13.34与11.35，说明这9个城市在淮海经济区城市经济空间联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济宁市、泰安市和徐州市的外向功能量Ei分别为20.15，15.02和14.73，居于淮海经济区的前3位，这3个城市在淮海经济区城市经济联系中的突出地位与其采矿业，电气、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金融业，教育和其他服务业外向功能的传导与辐射相关.另外，济宁市的外向功能量比位于淮海经济区几何中心的徐州市高37%，综合比较各部门的外向功能量数值可以发现，徐州只有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具有较明显的比较优势，主要得益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区域交通枢纽地位，但因缺乏具有比较优势的外向型服务业，削弱了其对周边城市的辐射作用.济宁市只有采矿业具有突出的比较优势，占城市外向功能量的84%，第二产业仍为主导产业，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亟待实现.值得注意的是淮北市，其外向功能量Ei为11.35，采矿业占99%，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占1%，其他部门外向功能量均为0，作为资源型城市的淮北市第三产业对外服务能力很弱，经济主要依托采矿业外向功能的强劲拉动.淮安、盐城、莱芜、开封、宿州、阜阳和亳州的外向功能量数值介于5~10之间，位于淮海经济区城市外向功能量的中间层次；连云港、宿迁、日照和蚌埠的外向功能量均在2~5之间，位于淮海经济区城市外向功能量的最低层次.这说明空间要素的流动性不强，其辐射能力弱，特别是作为港口城市的连云港，其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发展不甚成熟，拥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最后，不同城市的外向功能量差距并不太大，城市之间对外服务功能弱，反映出淮海经济区内尚未形成一个能覆盖整个区域的核心，空间组织松散，应加快区域中心城市的培育，充分发挥淮海地区的区位优势，努力打造区域内增长极.

2.3城市流强度分析根据2013年淮海经济区各城市的从业人员数qi，国民生产总值GDPi，利用公式（5）、（6）求出各城市的功能效益Ni，城市流强度Fi，城市流倾向度Ki，具体见表3.表3反映出淮海经济区各城市在区域中的联系地位：高城市流强度值的中心城市为徐州和济宁，是区域经济的集聚与辐射中心；中城市流强度值的中心城市为菏泽、临沂、枣庄、泰安、商丘和周口，是区域次级辐射中心；低城市流强度值的中心城市为连云港、淮安、盐城、宿迁、日照、莱芜、开封、淮北、宿州、阜阳、蚌埠和亳州，是地方市域的集聚与辐射中心.徐州、济宁的城市流强度分别达到931.73亿元和836.61亿元，对周边城市具有相对较强的辐射和带动能力，因此，可以作为淮海经济区的双中心城市.另外，通过分析Ei和Fi，各城市的第二产业职能均占有较大比重，而房地产、商业、社会服务等职能领域所占比重较小.这反映了淮海经济区目前的外向功能量不高，产业结构层次低，区域仍集中于传统生产领域的现实状况.上述对淮海经济区20个地级市的城市流强度分析表明其存在结构性差异.本文引入城市流强度结构公式，用数量比来描述组成城市流强度的因素，进而解释这种结构性差异对城市流强度的影响［10］.从公式Fi=GDPi•Ki可以看出，城市总体实力和城市流倾向度构成了城市流强度，且城市流强度的大小也由他们之间的相对比例决定。利用公式（7）、（8）对淮海经济区20个地级市的GDPi，Ki值进行同一化归，得到GDP′与K′，并作出淮海经济区主要城市的城市流强度结构图（图1）.从图1可以看出，淮海经济区各城市综合实力与城市流倾向度的结构性差异：高城市流强度值城市徐州和济宁的综合实力较高，是淮海经济区经济实力最强的两个城市，城市综合服务能力处于中游水平.两个城市的GDP′>K′，说明二市的城市流强度主要取决于城市综合实力；特别是徐州市的GDP′要明显高于K′，其相对较低的城市流倾向度则反映了徐州市的综合服务能力不强.作为淮海经济区的两大区域中心城市，从城市发展成长视角来看，今后要稳步提升城市综合实力，不断健全综合服务能力，打造区域经济增长极，加大对其他城市的辐射与带动作用.菏泽、临沂、枣庄、泰安、商丘和周口为中城市流强度值城市.其中，菏泽、枣庄、商丘和周口4个城市的K′>GDP′，尤其是商丘市的K′居于该层次中的首位，K′远高于GDP′，城市流强度主要取决于城市综合服务能力，故今后不仅要努力提高综合服务能力，还需重点增强综合实力.与菏泽、枣庄、商丘和周口四市相反，临沂、泰安两市的GDP′>K′，城市流强度主要受城市综合实力的影响.在今后的发展中，这两市要想成为区域副中心，应加强城市分工协作，积极培育特色产业，从而增强对外服务能力.低城市流强度值城市有连云港、淮安、盐城、宿迁、日照、莱芜、开封、淮北、宿州、阜阳、蚌埠和亳州，其中，连云港、淮安、盐城和日照四市的GDP′>K′.显然，他们的对外服务能力不强，从城市可持续发展着眼，进一步提高其综合服务功能相当必要.而宿迁、莱芜、开封、淮北、宿州、阜阳、蚌埠和亳州等市，其K′值均不同程度地大于GDP′值.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淮北、宿州和亳州三市较低的城市综合实力与较高的城市流倾向度之间形成极大的反差，这3个城市虽然不具备较高的外向功能量，但由于各市从业人员总量均很小，因此，以单位从业人员外向功能量来测算的城市流倾向度均较高.而盐城市由于从业人员数量巨大，因而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它的功能效益与城市流倾向度.因此，要加强这3个城市的外向联系能力，当务之急是要强化其综合经济实力，把重点放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上，将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区域外转移，大力发展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外向带动型新兴产业，提高综合经济实力与综合服务能力.

3结语

通过对区域城市经济空间联系强度的分析与比较可知，淮海经济区内各城市发育程度较低、城市流强度弱，尚未形成城市联系密切的高密度城镇群体，城市间经济联系较弱.因此，从增强区域内各城市之间的联系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来看，既要提高城市的整体经济实力又要提升其综合服务能力，把加强城市的辐射带动和扩散能力放在突出位置，在提升城市外向服务功能的同时重视城市内部的交流与合作，从而实现区域内各城市的全面均衡发展.目前，淮海经济区内缺乏一个或多个经济综合实力强、辐射带动作用明显的区域核心城市，从所选取的指标测算结果来看，位于淮海经济区几何中心的徐州市对外服务功能弱，集聚经济效应不明显，未来应重点培育2~3个经济实力强、辐射带动能力显著的区域中心城市.区域内其他城市要明确功能定位，立足于各自的特色产业部门来制定发展战略，建立合理的区域分工协作机制，实现经济统筹协调发展.淮海经济区的产业结构不合理，产业趋同现象严重，这使得区域内城市间协调程度低，城市间的集聚与传导功能不强，经济联系受阻，本该区域合作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也有所缺失.因此，政府部门应成立跨区域组织机构，打破行政壁垒，制定并合理推行促进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的政策，建立互补互促的产业布局，加强淮海经济区内各城市间的经济合作，促进经济一体化进程.淮海经济区的发展还要积极与区域外经济组织合作，不断加强与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等发展成熟的城市群的联系，努力实现沿海地带经济“低谷”的隆起.研究淮海经济区城市经济空间联系的强度差异，对其他经济欠发达省级边缘区的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另外，本文在计算城市外向功能量时没有考虑不同行业所占有的权重，有待于后续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城市经济论文范文第10篇

1.1模型引进以引力模型测算城市间经济联系是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及经济地理学研究不同区域、不同城市之间经济联系的一个重要工具。然而引力模型自形成之初便是以距离作为参照标准的，随后的国内外专家学者虽然对引力模型作了诸多的演变，但核心指标“距离”均未改变，本部分借鉴国内外部分学者对城市间的经济联系强度的测度标准，采用以下城市经济联系强度的引力模型。

1.2数据分析

笔者以北京、石家庄、郑州、武汉、长沙和广州6个节点城市为界线，计算相邻节点城市包含之间的地级市相互之间的经济联系，如郑州－武汉区间段，包括郑州与武汉分别到他们之间的许昌、漯河、驻马店、信阳、孝感5个地级城市以及郑州－武汉的高速铁路交通时间。另外，对于北京和广州这两个部级中心城市，适当的进行空间拓宽，可以测算到北京－郑州、广州－武汉。另外，京广高速铁路沿线共24个地级以上城市，人口和GDP均采用城市市辖区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4年》。

2模型分析

2.1数据计算通过数据查找、整理及计算，可以计算出北京等6个节点城市分别与之相邻的地级以上城市的高速铁路城市经济联系强度表。通过对表1的数据研究分析可知，以时间为指标测算的节点城市与临近地级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与距离呈现出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即随着距离的增加，城市经济联系逐渐降低，但由于城市规模的原因也会出现少部分如距离较近的许昌－郑州要比距离较远的漯河－郑州的经济联系强度要小的现象。

2.2数据分析高速铁路提高了沿线地区的可达性，使沿线城市跨区域的交流成为可能。根据表1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并取沿线城市经济联系强度的中位数Eij＝137为分界线，当节点城市i与其区域内的j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大于或等于137时，就视为j城市属于i城市的经济圈辐射范围；当节点城市i与其区域内的j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小于137时，就视为j城市不属于i城市的经济圈辐射范围。据此，针对京广高速铁路的经济联系强度分析，京广高速铁路沿线6个节点城市与沿线18个地级城市将形成3大城市经济圈（见图1（a））。北京经济圈横跨北京与河北两省市，包含北京、保定、石家庄3个城市；郑州经济圈同样横跨河南与河北两个省份，包含郑州、邯郸、安阳、鹤壁、新乡、许昌和漯河7个城市；武广经济圈横跨河南、湖北、湖南和广东4个省份，包含信阳、武汉、孝感、咸宁、岳阳、长沙、株洲、衡阳、广州、郴州、韶关和清远12个城市。从京广高速铁路城市经济圈图（见图1（a））可得出以下三个结论：一是武广城市经济圈呈现出跨区域经济的特征。京广高速铁路沿线信阳以南的10余个城市出现了城市间的经济联系的无缝对接，从信阳—广州占京广高速铁路沿线一半的地级以上城市都完全处在节点城市所在的经济辐射圈范围内，其中岳阳受到了武汉经济圈和长沙经济圈内两个节点城市经济的双重辐射影响。二是中部经济塌陷与城市经济联系相关性强。京广高速铁路沿线所在的湖北南部、河南南部等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城市规模不强，表现在城市经济圈中则呈现出北京城市圈、郑州城市圈及武广城市圈三个经济区之间不能有效的实现无缝对接，形成了城市经济联系的“经济塌陷区”。三是规模大的节点城市或位于省的边界的节点城市都实现了跨省区组合城市经济圈。如北京经济圈兼并了河北省的两个城市；郑州经济圈兼并了河北的邯郸；武广经济圈兼并了河南省的信阳。跨省级行政区经济圈的形成和发展将成为京广高速铁路沿线地区的经济协调发展及一体化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与京广高速铁路城市经济圈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前在京广高速铁路沿线五省一市形成的城市行政圈（见图1（b）），城市行政圈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各级行政边界是城市经济发展难以逾越的鸿沟。除北京的首都行政圈能够跨省联合河北省的两个城市，其他行政圈都局限在本省范围内，行政区阻隔是区域间和城市间经济交流的最大障碍。二是城市行政圈一旦形成，将处在相对稳定态势。如珠三角城市群这个行政经济圈的经济势力范围自形成之初就一直限定在珠江口的9个城市，粤东粤西粤北的广大地区则由于省上发展政策、现实经济发展环境等因素限制难以与发达的珠三角经济圈实现经济对接，致使城市间经济发展差距越拉越大。

2.3比较分析将京广高速铁路沿线由节点城市形成的城市经济圈与城市行政圈进行对比：首先，可以发现城市经济圈普遍要比城市行政圈空间范围更大，郑州可以将沿线河南省中部及北部城市乃至河北的邯郸都全部纳入到郑州经济圈里，而中原行政圈则在行政手段的干预下，仅包含郑州及其京广高速铁路沿线邻近的新乡、许昌和漯河等3个城市，即以经济联系规划的经济圈几乎是以行政手段规划的行政圈城市空间范围的数倍。其次，城市经济圈以经济联系为衡量指标，故可以实现跨省区的经济交流和经济融合发展，使节点城市的空间经济影响力和辐射力可以充分的发挥出来，而城市行政圈以城市行政区为主导下形成的，基本不会跨越省级行政边界。最典型的就是武广经济圈，武广经济圈横跨4省共12个城市，形成从信阳至广州延绵1200余公里，涵盖武汉、长沙、广州三大中心城市的高速铁路城市经济带；再看武汉行政圈、长株潭行政圈、广州行政圈，其经济区规划范围都只局限在本省有限的区域内，城市圈之间各自为战，受行政力量制约，无法实现跨省区的经济势力范围的空间扩张。再次，不同城市经济圈之间可以实现不同省份之间的无缝衔接，实现大区域间的融合发展，最终将实现北京经济圈、郑州经济圈与武广经济圈三者的大融合发展趋势。随着京广高速铁路的全线开通，每天来往沿线的高速铁路近100列，沿线的中小城市及小城镇与大城市之间的同城化效应异常明显，再看京广高速铁路沿线城市行政圈，每个城市行政圈都严格的以行政区范围为界限，致使京广高速铁路沿线5省1市之间形成了明显的4段缺乏节点大城市辐射的经济“塌陷区”，这显然不利于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一体化发展乃是区域的融合发展。

3结论及建议

经济联系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区域之间逐渐形成的一种物质流通形态，不是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和改变的。以经济联系为导向而形成的城市经济圈较行政规划而形成的城市行政圈而言，城市经济圈空间范围更大，沿交通干线的交通流通性更强，城市体系更加完善，能够实现跨省区覆盖，对区域间的经济协调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京广高铁北接环渤海经济圈，南接珠三角经济圈，中间串联了中原城市群、武汉都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等中部经济发达地区。通过对京广高铁城市经济带的研究，武汉、长沙和广州这三大城市在武广高铁的串联下，已经实现了对接与融合发展形成武广经济圈，而郑州经济圈与武广经济圈、与北京经济圈中间都只间隔1个城市。京广高铁城市经济带的发展格局已初步显现，特别是在武汉与广州之间已经形成了紧密经济联系带。根据对京广高速铁路沿线城市经济联系的研究及城市经济圈和城市行政圈之间的差异性的分析，笔者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基于交通经济带前提下发挥国家宏观规划的导向作用。国家在京广高速铁路沿线地区的各项发展规划要以培育空间经济发展轴线为出发点，首先提高轴线上的经济集聚效应与经济协作效应，进而以轴线为立足点不断向两侧辐射，以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改变“中部塌陷”的格局。二是中心城市发展要具有大局观念。即沿高速铁路方向，以实现区域合作与区域融合发展为主要发展目标，以强强联合与抱团发展为基本发展路径，以区域分工与组团竞争为发展形式，最终实现京广高速铁路的大融合趋势。未来在京广高铁的带动下，沿线24个地级以上城市在各自节点城市或共同节点城市的经济辐射下，形成一条紧密的城市经济联系带，北京、广州、武汉等重要节点城市则首先实现城市经济影响力及经济集聚力跨区域辐射，促进省区边界地区城市以经济联系为导向、以城市经济为方向、向邻近省市靠近，而非向以行政区为主导的城市行政圈靠近，进而实现京广高铁沿线地区经济的跨省区流通发展，促进京广高铁城市经济带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