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院工作经验总结范文
时间：2023-03-11 17:46:18
养老院工作经验总结范文第1篇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
选取河南大学护理学院2002级和2003级护理本科生为实验对象(该院自2003级护理本科改为四年制,因此两个年级同时学习《社区护理学》),两组学生具有较强的可比性。选择2003级162名护理本科生为实验组,2002级65名为对照组。
1.2方法
将162名学生分为16组,分别和开封市疾病控制中心、开封梁苑社区卫生服务站、河南大学校医院、河南大学附属中学医务室、河南大学幼儿园、开封市高级中学医务室、开封市第二师范附属小学、开封市SOS儿童村、五福养老院等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分别开展健康教育、健康档案建立等工作。比较两组期末考试总分、理论知识部分、工作实践部分平均成绩。
1.3统计学方法用SPSS统计软件分析,分别进行两样本t检验。
2结果(见表1)
3讨论
实验组与对照组的成绩总分以及理论知识部分和工作实践部分的成绩比较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可见社区实践可有效影响《社区护理学》的教学效果。注重社区实践的教学方法不仅可对学生的社区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产生明显的影响,同时也能提高其学习社区护理理论知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实验组与对照组相比,虽然理论知识部分和工作实践部分均存在显著性差异,但理论知识部分两组成绩的均数之差远小于工作实践部分的均数之差,说明社区实践对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作用更为明显。学生在社区中能承担的工作虽然有限,如健康教育宣传、问卷调查、协助建立家庭健康档案、资料整理等基本工作,但通过和居民的接触,使其积累了一定的社区工作经验,沟通能力、协调组织能力、应变能力大大提高。因受课时和社区实践环境所限,让每个学生都进行各种社区工作实践显然不可能,实践效果也难以保证。采取每个组固定实践地点、固定工作的方法可使学生对社区工作的认识较深。在无法进行社区实践活动时,通过讨论、案例分析、角色扮演等教学方式,引导学生有目的地应用课堂上学到的理论知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使学生掌握一些社区工作技巧和方法。
实验组的理论知识部分得分标准差小于工作实践部分标准差,说明工作实践部分得分的离散趋势更大,个体差异更明显。可能是因为不同小组社区工作的地点不同、环境不同,开展的具体工作也不同,因此对每个学生的实践经验积累也存在较大影响。所在的开封市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也相对滞后,目前所建的社区卫生服务站还不能完全承担社区护理的实践教学工作,所以必须采取多种措施。如在2003级学生中成立社区工作志愿小组,构建社区护理学习与工作的学生骨干,与现有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协助其开展社区工作;多方联系,深入养老院、SOS儿童村等卫生需求比较迫切的机构开展健康教育等社会工作,和居民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配合疾病控制中心、中心血站开展宣传工作;深入中小学开展创伤处理和急救知识的健康教育。采取多种措施保证了每个学生都能参与到社区工作的实践中来,确保了实践效果。
养老院工作经验总结范文第2篇
随着居家养老服务在我国的快速推进，学界关于居家养老研究的文献资料大量涌现。学者们从居家养老的概念定义、发展背景、服务需求、养老模式、存在问题与对策建议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研究。但是，这些研究还存在研究层次较浅、视野较窄、学科背景单一、理论研究不足、差异性关注不足等问题。
【关键词】
居家养老；养老模式；养老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急剧变迁，人口流动加速，老龄化程度加深加重，老年人口数量日益庞大，家庭结构小型化、空巢化，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家庭养老模式已无法单独应对老龄化挑战，迫切需要探索新的养老方式，社区居家养老由于兼备了家庭养老与机构养老的优点而受到老年人的认可与欢迎，成为我国应对养老挑战的重要方式。
一“、居家养老”的界定
概念是对事物本质的描述，对概念的阐释有助于把握事物的特征与规律。居家养老概念虽然在我国提出已久，但学者们对其内涵外延依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已有研究来看，学者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两个角度：一，从居家养老与家庭养老关系角度进行的界说。居家养老是家庭养老地点与社会养老服务方式的组合。陈友华以养老地点、养老资源和养老服务供给三个要素为标准，将养老分为不同模式。根据养老场所与居住方式的不同，养老可以分为居家养老与机构养老；根据养老资源提供者的不同可以分为社会养老、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根据养老服务来源的不同，可以分为社会养老服务、家庭养老服务和自我养老服务。居家养老模式即是上述“养老地点”与“养老服务供给”两个维度划分出来的“家庭养老”与“社会服务”的组合形式。[1]居家养老是一种以家庭养老为主，社会养老为辅的养老保障体系[2]，是家庭养老的补充与更新。居家养老模式古已有之，如邻里照顾、家政服务等，只是伴随着社会转型和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家庭社会化服务增多，社会化养老服务增多而已；二，从居家养老与机构养老的区别与联系进行界说。居家养老是一种不同于机构养老的养老方式，是老年人居住在熟悉的环境中安享晚年而非集中居住在养老机构，是一种“半社会化半家庭”的养老模式[3]；居家养老是改良了居住形式的机构养老，是“家庭养老院”，是“没有围墙的养老院”。“居家养老”+“社区照料”是把养老院的部分功能搬回了家。总而言之，上述两种视角分别从不同维度揭示了居家养老的内涵与特征，对认识和理解这一概念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对“居家养老”概念的界定共同涵盖了以下几层意思：第一，家庭是居家养老的主要场所，这里的家庭有别于传统意义的家庭，更强调熟悉的生活环境和情感上的归属性。第二，养老不完全是家庭的责任，也是政府与社会的责任。第三，居家养老的内容不仅涉及基本的生活照料、家政服务，还包括精神慰藉、康复护理、法律援助等更高层次的养老服务。第四，居家养老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二、居家养老模式的诸多实践与研究
（一）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研究。
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有关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1.居家养老意愿研究。这类研究以机构养老为比照对象，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统计老年人对居家养老与机构养老的倾向度。研究结论具有普遍一致性，大多数老年人倾向选择居家养老，机构养老需求虽有提高，但其比例仍远远低于居家养老。分城乡进行比较，城镇老人对居家养老选择度略低于农村老人。2.居家养老服务需求影响因素研究。在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研究中需求影响因素研究占比例较大。需求影响因素研究能够准确锁定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群体以及不同群体的需求特征。这类研究多遵循假设检验的思路，分析筛选影响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的可能因素，并对相关因素进行交互分析，最后对分析结果利用各种模型进行进一步的显著性检验，确定最主要因素。研究结果普遍显示，从不同人口、社会经济特征老年人的居家养老服务需求来看，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居住类型、家庭经济状况、自理能力、社会保障等都对养老方式选择有一定影响，其中以居住类型、年龄和自理能力的影响最为显著，即独居、高龄、不能自理老人对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最强烈，其他因素影响不明显。在群体需求特征上，高龄老年人对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的需求度较高，受教育水平高的老年人对法律援助、精神慰藉、服务热线的需求度较高。3.居家养老服务项目需求强度研究。需求强度反映了服务受体对不同服务项目需求的迫切性、优先程度以及不可或缺性，有助于政府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分轻重缓急的安排居家养老服务项目，有助于其他主体实现居家养老服务供给的精确对接。已有研究多以全国老龄办的居家养老三大类服务为基础，在此基础上研究者根据需求细化项目，再通过项目选择的频率统计或者需求强度测量确定不同服务需求的迫切性。研究结果显示，整体来看，城乡老年人最急需的养老服务项目主要有健康体检、健康教育、紧急救助、医疗护理、陪护就医、便民维修、家政服务和文化娱乐。分城乡来看，城市老年人对家政服务、文化娱乐、健康教育的需求程度较高，农村老年人对紧急救助、陪护就医、便民维修、健康体检的需求较高。纵观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研究，笔者认为存在以下几点问题：一，调查者与受访者对居家养老的认知存在差异。居家养老意愿调查中，普遍存在被调查对象将居家养老与家庭养老混为一谈现象，将居家养老等同于家庭养老。二，对居家养老服务需求的调查多停留在不同养老服务项目需求强度的描述分析上，缺乏指导实践的深入探索。服务需求只有转化成利用率才能实现居家养老的可持续发展。养老服务需求研究仅仅呈现了老年群体的一种主观愿望，与客观利用率之间存在较大落差。分析两者之间产生落差的原因并促成两者的平衡才应是需求研究的目的所在。
（二）居家养老实践模式总结。
关注不同地方的做法并对其经验进行总结。从已有文献来看，一方面学者的研究呈现为不同地方做法的描述，如对先进社区工作做法的介绍、实际工作部门一般性工作经验介绍和应用研究中地方做法的概述，理论层面的模式总结较少。另一方面，从已有的模式总结来看，模式提炼维度错综杂乱，有从服务提供主体维度将养老实践总结为“政府包户型”、“企业主导型”、“非营利组织运作型”、“志愿者凸显型”，也有从特色经营方式上将其归纳为“社区集中照料式”、“社区互助养老式”、“社会关爱探视式”，还有从多元主体作用方式上将其归纳为“政府+社会组织+志愿者”“、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政府+志愿者”等。以上归纳多以地方经验的特色概括为主，缺乏系统性的理论提炼。中国老龄办副主任阎青春通过对各地居家养老实践的深度分析和提炼，较为完整和系统的将居家养老模式概括为四种：一，政府主导，层级联动模式。这是一种政府采用行政强制力自上而下推动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建设运营的方式。其以政府主导的方式（即政府筹集资金、政府管理、政府运营）在城区、街道、社区居委会三级行政单位分级建立规模有别的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或站点，同时建立区、街道、社区三级管理机构，为辖区内老年人提供多样化社会养老服务，服务对象主要为老弱病残群体。二，政府主导，民间运营方式。这种模式的实现主要有两种方式，第一，公建民营方式，即由政府投资建设养老服务设施，建成后交由民间经营，提升运营效率。第二，政府资助民间力量建设居家养老服务站点或中心。政府通过出台各种优惠扶持政策，调动民间积极性参与养老产业。第三，政府资助，机构主办。此种模式的特点在于发挥机构养老的辐射作用，采用政府出资和社区筹资，委托或资助专业养老机构在社区举办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的方式，为社区居家老人提供专业化服务的运营方式。第四，政府购买，市场运营。其采用政府全额或部分出资在市场上购买服务的的方式为特殊老年群体提供基本养老需求。[4]上述文献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归纳总结了我国居家养老实践的具体模式，对其他地区推广居家养老模式具有一定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三、居家养老研究评述
近年来，学界对居家养老的研究越来越丰富，累积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数据资源，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以往的研究主要对居家养老的概念、理论现实意义、实践现状、运行机制、服务需求现状、存在问题与对策研究等进行论述，观点重复的较多，而且普遍存在以下问题：第一，缺乏将外部环境考虑在内的系统分析。已有文献多是专注于居家养老服务建设本身，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囿于学科视野，缺乏对居家养老服务建设所依赖的外部环境进行充分系统研究。任何项目、组织、制度的正常运转都是嵌入在一定的制度、结构甚至文化因素中，就像一颗种子的发芽必须具备适宜的土壤一样。居家养老服务要持续平稳运转，必须与其嵌入其中的制度结构、文化环境、认知观念、政治氛围相配套，当前文献缺乏从外部环境出发的系统研究。第二，相关研究多停留在表象描述，缺乏触及本质的深度分析。当前居家养老研究主要是以宏观抽样为主的实证研究，这类研究以服务需求和居家养老服务现状研究为主，研究注重对统计结果的现状描述，缺乏解释性分析。以个案研究、典型研究为主的经验介绍、模式总结和问题发现，停留于表面分析，缺乏系统深入的原因剖析和理论提炼。第三，缺乏城乡差异性视角。城乡拥有的经济社会资源存在明显差异性，尤其是西部农村地区，比如城乡社会组织的发育、养老市场的发展以及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等，现阶段的研究没有对城乡上述差异给予关注，而是倡导城乡统一的居家养老推进方式。第四，学科视角过于单一。当前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学、人口学、建筑学、医学等领域，与其他学科如公共管理、经济学、文化学、政治学等相关性较小。第五，居家养老研究过多的将目光聚焦于养老模式本身的研究，缺乏从老年人、养老问题、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等角度对居家养老模式进行深入分析。第六，相关研究多停留于地方实践的经验总结而缺乏学术性的理论指导与概括，虽然部分学者也尝试着进行了理论建构与提炼，但仍然不成熟。葺
[参考文献]
[1]陈友华.居家养老及其相关的几个问题[J].人口学刊，2012，(04).
[2]张波.我国居家养老模式研究综述与展望[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8).
[3]陈友华.居家养老及其相关的几个问题[J].人口学刊，2012，(04).
[4]阎青春.四种养老模式的利与弊[J].社会福利，2009，(03)。
养老院工作经验总结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文化志愿者；组织赈灾义演；义教；社区探访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0-0218-01
当今社会，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精神文化生活反而显得单调、贫乏。特别是现阶段，物价不稳，房价又高，人们的生活压力也明显加大，继而影响人们的精神追求。一些社会问题也逐渐显现，成为文明社会的不和谐音符。社会现实使一部份人（甚至一大部份人）的精神世界变得空虚、有的人甚至把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都丢掉。有的人追求的是在社会上“得到什么？”，而不是想要为社会“做点什么？”。这和当今提倡社会和谐显然有些相违背。此时，开展文化义工活动就显得更为重要。
本人身为潮州市文化馆的音乐辅导干部。想为文化义工工作做点事，并已有些做法和经验。群众艺术馆作为文化事业单位，担负着以文艺形式紧密配合党政部门各项中心工作，开展各项法规、政策宣传，组织文艺上山乡下活动；组织和辅导群众业余文化活动的职能。在开展文化义工活动方面，根据本人以往的一些做法、经验和对今后工作的探索，本人认为：
第一，可以依托本单位与“中国红十字志愿者”联合，成立“文化志愿者”。
文化馆的文化志愿者工作是文化馆公益性与志愿者精神的完美结合，它既是和谐社会发展所需，更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对文化馆发展的要求。志愿者走进文化馆是基于爱心和责任，自愿为社会和他人提供服务和帮助，其行为实质是回馈社会，为社会提供服务，用实际行动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志愿者不图物质上的回报，但非常在乎精神层面的满足，如为了实现自我、增长学识、锻炼提高、广泛交友、增加与社会的交流与融合等。要维系志愿者的工作热情，最重要的就是要充分满足他们这些需要，激发他们内心深处的荣誉感和责任心，使志愿者在尽义务的同时也享受到相应的精神层面的满足让更多的志愿者走进文化馆，成为“文化志愿者”。
让现有的“红十字志愿者”中的“文化义工”也加入到文化馆的“文化志愿者”行列。
第二，发挥文化馆的创作人才优势，创作与志愿服务相关题材的音乐作品，并组织“文化志愿者”开展培训和学习，定期排演节目参加各类公益演出。如公益歌曲，励志歌曲等，在弘扬社会正气和激励志愿者进步方面起到直接的作用，效果明显。如：排演《和你在一起》、《阳光总在风雨后》、《我们是兄弟姐妹》等歌曲。本人还为潮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创作和辅导《残联就是俺的家》和《天生我才》两首歌曲节目，参加由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广东省文化厅，广东电视台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第四、第五届“广东省残疾人艺术汇演”并获得优秀奖。为残疾人事业奉献一点爱心。
第三，组织赈灾义演：这方面我们还是有过丰富经验的。文艺工作者虽不能亲临一线开展救灾工作，但以自己独有的表现形式深入到基层，开展义演活动，发动募捐并安抚民众伤感的心情。同样在赈灾过程中起到很好的社会效应。本人就是在汶川地震发生时，参加潮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和潮州市文化馆联合举办的“大爱无疆，为汶川地震义演晚会”，本人创作并演唱了歌曲《天佑中华》的演出。
第四，社区探访：通过参加红十字社区志愿服务，我们曾经在探访中，得知许多的孤寡老人生活简易，精神很空虚，唯一值得寄托的就是对潮剧的喜爱，针对这一现象，本人和红十字社区志愿有关人员，主动联络电台，为老人们送去一些录音机，并且协同一些票友到养老院为老人们送戏送节目，让他们的晚年生活老有所乐。
第五，带领学生开展文艺专场演出，为特困患病儿童筹集医疗资金。去年的世界红十字会纪念日，我们通过在人民广场开展义演等方式，配合我市红十字会开展筹资劝募的工作。
第六，义教活动：本人了解到红十字志愿服务工作委员会秘书长曾妍慧介绍说，目前潮州市部分孤儿和困难家庭的孩子，因为自身和家庭的原因，没法参加一些艺术项目的学习，对艺术的那份饥渴和无助非常难受，这些孩子当中也不乏艺术的苗子，我当即表示，愿意安排出一部分时间，免费给这些孩子上课，引领他们进入艺术的殿堂，感受文化的魅力和快乐，让他们的生活多些阳光和希望。同时也让他们走出自己狭小的生活空间，认识更多的同龄孩子，增长知识，促进与人交往的能力，并逐步提高自信心，从而萌发对文化艺术的向往和热爱。
养老院工作经验总结范文第4篇
关键词：失独老人;知行易径;心理社会服务;新希望家园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4-0097-03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时间的延长，中国独生子女的父母们逐渐步入老年。由于各种原因，一部分独生子女先于其父母去世，形成了中国当代社会的一种独特的处境不利群体：失独老人。以北京市为例，2013年失独老人的数量已达8 781人[1]，且处于不断增长的趋势中。这其中的绝大部分并不在福利院，而是居住在社区之中。《中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许多学者也认为，失独老人的社会服务应以政府作为主导和第一责任人[2-5]。
社区是政府这个庞大神经网络的末梢，是指由居住在一定地域里的人们结成多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群体，从事各种社会活动所构成的相对完整的区域社会共同体[6]。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说：“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使得以社区为重点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变得非常必要。”[7]一项调查表明，有86.0%的失独老人在“有困难时，我希望社区能够及时帮助”题项上选择了“同意”或“非常同意”[8]。因此，社区有责任承担对失独老人的心理社会服务工作，这将直接影响到失独老人们的晚年生活质量。
北京市作为失独老人心理社会服务工作开展得较早且较好的城市，在市内的许多社区中建立了专门服务于失独老人的“心灵家园”，他们在紧急救助、经济帮扶、亲情牵手、志愿服务、走访慰问和宣传倡导等方面为失独老人提供服务[9]。由于对失独老人的心理社会服务缺乏可以借鉴的经验，这些机构的工作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取得了许多成绩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例如，某机构在清明节为数十位失独老人举行“孩子的追思悼念会”，致使失独老人的心灵伤疤被揭开，场面几乎失控。类似的事例提醒我们，对失独老人的心理社会服务一定要建立在了解他们需要的基础上。否则可能会收到适得其反的效果。而要更加全面、准确地了解失独老人们的需要，仅仅靠经验总结犹显不足，最好有相关的“需要理论”作为支撑。
加拿大学者曾家达（Tsang Ka Tat Adolf）提出的知行易径理论是一套特别适合老年人的心理社会服务理论[10]，它的核心观点包括了“强调在提供心理社会服务时，应该从服务对象的需要入手”。只要了解到这些需要，就可以和服务对象合作找出更有效的策略和技巧来满足他们，让他们可以无须再依赖过去的问题行为[11]。知行易径理论将需要概括为生理、行为、认知、情绪、动机、环境六个方面，如图1。
由于知行易径模式在老年人心理社会服务方面已有数十年积累，在世界各地的相关实践中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本文以其作为理论参照，来评估实践中的失独老人心理社会服务是否做到了“以失独老人的需要为出发点”，希望能借此发现相关实践经验中的闪光点，并改善其中可能存在的不足。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考虑到研究对象的典型意义，本研究选取北京市首家授牌专门服务于失独老人的心灵家园――展览路街道新希望家园作为研究对象。2006年，西城区展览路街道即开始探索特扶群体生育关怀和及时救助机制。2009年，展览路街道计生办与计生协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联合成立了全市首家以关爱失独家庭为目的的新希望家园，其服务对象涵盖街道的所有120多位失独老人。家园有专门的活动地点和工作人员。每周一至周五都有固定活动，周末或节假日也组织各种活动。总体而言，新希望家园多年来的工作得到了政府主管部门、辖区内失独老人，以及其他失独老人心理社会服务机构的好评。
（二）研究方式
本研究通过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访谈对新希望家园进行全面考察。其中，参与式观察是指研究者作为志愿者长期参与到新希望家园的日常工作中，使用非结构性的观察方式，对组织的环境、工作的内容和形式，尤其是工作人员与失独老人互动的情况进行观察，并做观察笔记。研究者也会从工作人员那里获得机构的相关资料来作为观察笔记的补充材料。半结构访谈是对新希望家园的1名领导和2名专职工作人员进行的访谈，内容主要包括机构的基本情况、机构对失独老人开展的具体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等。
（三）研究过程
本研究的资料搜集和整理是以下三个步骤的循环过程：（1）研究团队成员每周通过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访谈来搜集原始资料，并做好研究记录;（2）研究团队每周定期召开讨论会，由资料搜集者对搜集到的原始资料和研究记录进行报告，并与团队其他成员进行讨论，从中提炼和归纳出有意义的主题，并对下一步的具体研究计划进行讨论和修正;（3）研究者带着整合后的研究主题和修正后的具体研究计划，开始新一轮的原始资料搜集。
二、研究结果及讨论
（一）新希望家园的失独老人心理社会服务
新希望家园从“每一位失独老人都是独特的个体”的理念出发，给辖区内的所有失独老人建立了个人信息数据库，并制定出“一户一策”的帮扶工作方案，与每个失独家庭建立了相对稳定的跟踪服务关系。具体服务内容如下：
1.提供基本生活照料方面的帮助
由于失独老人没有孩子的赡养，在生活中可能遇到诸多不便，家园通过建立医疗、家政等服务队，为目标家庭提供健康咨询、电器修理等基本的生活照料服务。
2.提供心理疏导服务
由于部分失独老人的情绪状况令人担忧，家园引入专业心理服务机构，对他们开展必要的心理干预。同时，考虑到大部分失独老人有着旺盛的精神需求。家园通过举办舞蹈、书法、摄影等各类培训课程，培养和发展失独老人的兴趣爱好，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
3.帮助失独老人重建社会支持系统
一方面，家园有意识地组织失独老人同质性群体，满足他们抱团取暖的需要;另一方面，家园也积极引入社工、志愿者来参与失独老人的活动，以促进他们的社会融合。在组织这些活动的过程中，家园充分重视老人的自主性，举办的各项活动都有失独老人参与筹划和举办。
4.落实现有的失独老人帮扶政策，并以实际调研为基础，提出政策帮扶建议
政府制定的社会政策对于失独老人的关怀具有重大影响。家园一方面重视相关政策的落实，如帮助符合条件的失独家庭办理居家养老券、联系志愿单位与老人签订帮扶协议、帮助少数民族失独老人入住民族养老院，等等;另一方面，家园也根据实际情况开展研究，尝试提出失独老人帮扶方面的政策建议。
从知行易径的理论视角来看，新希望家园提供的上述服务基本能满足失独老人的生理、行为、认知、情绪、动机、环境六类需要。但新希望家园的服务模式主要是基于工作经验，若能引入知行易径理论的支撑，将会更具科学性。
（二）知行易径理论视角下失独老人的心理社会服务
从知行易径“从服务对象的需要入手”的理念出发，我们将对失独老人的心理社会服务划分为评估需要、归集需要、满足需要三个步骤，具体如下：
1.评估失独老人的需要
社区在对失独老人提供服务之前，要先评估他们的需要。评估需要的途径主要有以下四种：（1）失独老人自行提出;（2）第三方告知（如亲朋好友、邻里、志愿者等）;（3）工作经验总结，即社区在为失独老人提供服务的过程中，随着双方关系的发展而获知的信息;（4）利用测量学技术，即根据心理测量学的相关理论，设计出专门的问卷来评估。在上述四种途径中，有科学理论支撑的问卷评估法信效度最高。但由于社会赞许性等因素带来的测量误差，使用问卷搜集到的信息并不完全可靠，还需要与通过其他三种途径获得的信息相互印证。
2.归集失独老人的需要
在搜集到失独老人的需要信息之后，社区即可以根据知行易径的需要理论，将失独老人的需要归集到生理、行为、认知、情绪、动机、环境六个方面的需要类别中。失独老人的需要可能会主要在于但不限于下述情况中：
（1）生理需要。失独老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的各项机能逐渐退化，常出现心脑血管、骨关节等各种疾病，由此产生出一些生理方面的需要。
（2）行为需要。失独老人常见的问题行为有哭泣、离群索居、过度活动、无所事事、不善于继续处理和伴侣的关系等，并有应对这些问题行为的需要。
（3）认知需要。在中国“传宗接代”文化的影响下，许多失独老人在丧子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面临着重新寻找生活目标的任务。他们需要重新审视世界的安全性，并重建人际信任和自我价值，最终重新树立起生活的意义。
（4）情绪需要。失独老人在丧子之后可能会产生悲痛、愤怒、内疚、焦虑、孤独、疲倦、无助、惊吓、苦苦思念、解脱、麻木、担忧等消极情绪。他们有应对这些消极情绪，并逐渐培养出积极情绪的需要。
（5）动机需要。许多失独老人希望被别人尊重而不是居高临下地同情，他们有得到关注、平等对待以及有所依靠以便能及时解决困难的需要。
（6）环境需要。失独老人需要与其他失独老人以及关心他们的人建立关系的活动空间，也需要一个关注和爱护他们的社会大环境。
3.满足失独老人的需要
满足失独老人六类需要的主要方式如下：
（1）针对生理需要：一方面提供体检、就医、大病陪护等方面的服务，以维护失独老人的身体健康;另一方面，对健康状况不良的失独老人提供一些日常生活的照顾，例如在饮食、家务、出行方面提供必要的帮助。
（2）针对行为需要：对经常哭泣的老人提供陪伴、倾听、心理疏导;与离群索居的老人逐步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慢慢引导其走出封闭的内心;对过度活动的老人，不可轻易戳破其心理防御，而要逐渐引导其注意休息，在较长的哀伤过程中慢慢整合丧子的创伤经历;对于无所事事的失独老人，可以给他们提供参加文娱活动的机会;对于不善于继续处理和伴侣之间关系的老人，可以以家庭为单位提供心理疏导，对遇到婚姻危机的老人，可以在必要时提供法律援助。
（3）针对认知需要：可以通过心理和社工的干预来帮助失独老人，一方面建立与逝者的恰当连接，另一方面也为投入新生活做准备。尤其重要的是，帮助他们找到恰当的丧子归因方式，重构对生活世界的稳定信念。
（4）针对情绪需要：社区工作人员要具备一定的创伤心理学知识，能够对正常的哀伤与延长哀伤进行区分，一方面，为处于正常哀伤过程的失独老人提供空间和必要的帮助;另一方面，也为哀伤时间过长或程度过重的失独老人提供专业心理干预资源，例如与医院、高校、社工机构、志愿单位等开展合作，为老人建立心理健康档案、提供针对性的心理疏导服务等。
（5）针对动机需要：一方面，可以通过提供经济补助、争取政策帮扶的方式满足其养老方面的基本需求;另一方面，通过尊重和平等对待失独老人、在组织活动时体现他们的自主性、引导他们发挥余热来帮助他人，来协助他们重新建构社会支持系统，并逐渐恢复自尊和自我价值。
（6）针对环境需要：一方面，为失独老人提供固定的活动场所，组织唱歌、跳舞、各类比赛、兴趣课程等活动，并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组织失独老人外出游玩，在重要的节日对他们进行探访和慰问等，为他们营造良好的物理和人际环境;另一方面，通过媒体宣传等各类倡导方式，营造社会对失独群体的关爱氛围。此外，社区还可以利用自身政府背景，协调各部门为老人入住养老院提供方便。
满足失独老人的上述需要主要有如下四种途径：（1）利用社区自有的资源;（2）与其他心理社会服务机构开展合作;（3）横向联系并利用社会资源，如志愿单位的资源;（4）招募志愿者，通过志愿者的活动来满足失独老人的部分需要。
三、研究结论
第一，新希望家园为所属社区的100多位失独老人提供服务，其工作理念是以老人的需要为出发点，这与知行易径的心理社会服务理念相一致。
第二，“新希望家园”为失独老人提供的服务包括基本生活照料、心理疏导、重建社会支持系统、落实帮扶政策并提供政策建议等，这些服务基本上能够满足失独老人的生理、行为、认知、情绪、动机、环境六类需要。
第三，知行易径理论为失独老人的心理社会服务提供了更加清晰的视角和更加明确的操作方法，是社区进一步改进相关工作的重要理论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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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Mental and Social Services for Lost Only-Child old Ma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SSLD
――Taking the new hope home in the exhibition road of Beijing City as an example
YANG Yuting， ZHANG Yudi， JIA Xiaoming， GUO Puyang， HE Guoju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In this study， we have investigated the "new hope home" of the lost only-child old man through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and we hope to sum up the psycho social service model of the lost only-child old man which have promotion valu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ew hope home for the lost only-child old man provide service of basic life care，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support system， to implement aid policy and to provide policy advice etc.， can basically satisfy the lost only old man six classes need， these are knowing and doing easy diameter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st only old man heart physical and social service mode including needs assessment， the need for imputation， meet the need of three steps， provides a clearer perspective and more explicit method for related work.
养老院工作经验总结范文第5篇
【关键词】企业；退休人员；问题；审核
档案审核是一项比较复杂、系统的综合性工作，企业退休人员档案审核主要是为企业退休人员提供相应的服务，为保障企业退休人员合法权益，近年来国家不断出台相关政策来规范企业退休人员档案审核。下面主要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谈谈关于自己对企业退休人员档案审核的思考。
一、企业退休人员档案审核的问题
（一）领导层重视不够。企业退休人员在每年的退休群体中所占的比重较大，严格审核企业退休人员档案是关系民生的大事。而大多数领导认为档案管理和审核是工作人员的事情，档案室也就成为单位最“清闲”的养老院，档案室管理人员年龄普遍较大，新老交替工作链完全脱节，对档案室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方面的基础设施配备相对薄弱。企业退休人员退休审批中就是单纯地签字和盖章，对企业退休政策把握不到位，把关不严，审核不力。
（二）工作人员素质低普遍不高。企业退休人员档案的审核关系到企业退休人员的工龄、待遇和心理满意度等，因为在当前的工作中，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就是档案管理人员在工作中不积极，仅仅将档案的审核当作工作来做，而不是一项事业。工作中只凭已有的工作经验，对加强理论和业务知识学习欠缺，各级档案部门组织的档案专业知识培训普遍偏少，而且重理论轻实践，造成理论与实践“两张皮”和企业档案管理人员素质普遍偏低。
（三）相关部门通力合作性不强。企业退休人员在企业工作了一辈子，为企业的发展、壮大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也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出了努力。因此加强企业人员退休审核工作是关系到他们切身利益的大事，企业、经贸委、档案局和人社局在实际工作中配合性不强，相互独立，造成企业退休人员档案审核困难重重，百姓与工作人员矛盾不断升级。因此各相关部门都要通力合作，相互配合，为企业申请退休人员的档案审核提供一切可提供的帮助。
二、企业退休人员档案审核的解决策略
企业退休人员档案的审核主要是确定其档案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参加工作时间和缴纳基本社会保险费的情况等，企业退休人员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在审核过程中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切不可“一刀切”。企业退休人员档案的审核工作要单位领导、企业退休人员、档案审核工作人员和各相关部门的相互协作才能完成。
（一）主管领导的高度重视。中国已步入老龄化阶段，近几年是企业退休人员集中退休的活跃期，企业退休人员档案审核工作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单位领导要高度重视档案审核工作，保证企业退休人员的利益得到最大化的实现，不要只停留在签字和盖章上，要熟悉企业退休人员档案审核流程和标准，加大对档案室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力度，做好新老交替工作链的衔接等。
（二）企业退休人员要做好档案审核相关工作。企业退休人员要具有档案意识，在单位工作期间要学会收集档案和保存档案，特别是对重要材料要备份保存。在实际工作中发现，许多企业人员对自己参加工作时间、下岗时间、社会保险费的缴纳等情况无法确定，这对企业退休人员的档案审核工作有一定的影响，因此企业人员要具有档案意识，人在档案在，人走档案走。
（三）人社局采用“望、闻、问、切”法。1.细心观察，“望”清其表。所谓“望”，就是档案人员通过细致地观察，先对企业退休人员档案进行全面性、综合性地了解，能够把握住档案的“始终”变化和相互之间的联系。比如工作时间：根据政策要求，主要是把握住“企业招工登记表”所填写的时间，如果所占指标时间在1986年10月之前则将1986年10月之前的工作时间确定为视同缴费时间，之后则要从1986年10月开始缴费（从缴费起始时间开始计算工龄）。从而有效开展政策解答。2.耐心倾听，“闻”全其声。在工作中，“倾听”同样也是档案工作人员充分了解企业退休人员情况的有效手段。作为档案工作人员不仅要正确解释政策法规，还应像朋友一样善于倾听企业退休人员的心声，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随时随地的同企业退休人T“心理换位”，想其所想，再晓之以理、导之以行，才能真正成为企业退休人员工作中的良师益友，这也是档案审核工作顺利开展的一个重要前提。3.真心关怀，“问”明其想。根据工作经验总结得出，企业退休人员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特指男60岁，女50岁）主要的利益诉求就是工龄的确定、基本养老保险费缴纳情况和具体退休时间。那么，档案工作人员主要通过查询个人档案来初次确定，然后通过谈话形式和结合社保系统来二次确定，最后综合各方信息来最终确定，通过这三个重点问题的问询来解决企业退休人员的利益诉求，最终达到双方的一致统一。4.客观评价，“切”准其脉。在综合“望、闻、问”这三个重点，最终确定企业退休人员的利益诉求，对症下药才能达到药到病除的效果。
（四）各部门通力合作，团结一致。企业、经贸委、档案局、人社局和社保局等相关单位要做到相互配合、相互协作，在工作实际中，为企业退休人员打开“绿色通道”，为企业退休人员档案审核提供一切可提供的材料保障，使企业退休人员的利益得到充分保证。
三、结束语
养老院工作经验总结范文第6篇
关键词：老式小区 停车问题 交通出行 管理改造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 A
一．研究背景
随着汽车保有率的不断提升，上海中心城区停车泊位大约78万个，缺口高达36.7万个，缺口比例为32%。其中，居住小区车位缺口27.2万个，缺口比例37%，其中老式小区和弄堂问题尤为严重，原因有如下三点：
1.设计规划滞后：里弄及老式小区建设之初，私家车尚未普及，因此均未或较少考虑停车问题，泊位规划不足，无法满足业主的需求。
2.物业管理缺失：多数老小区和弄堂没有专门的物业，管理上的真空造成私家车随意停放，空间利用率低下。
3.公共空间遭侵犯：老小区内常有业主私搭乱建现象，弄堂也常被周边居民、摊贩当成“后花园”。
2005年10月，新华街道综合治理办公室为解决新华路拥堵治安问题，召开新闻会，进行新华路交通管治方案招标，由长荣大厦中标。这是一次政府、物业公司与居民联合进行的老式小区停车改造尝试。笔者选取上海市新华路569弄进行实证调研，希望通过研究其停车问题成因、通过改善软性组织管理方式最大化利用现有设施的改造过程及管理措施，为老小区及老式里弄停车问题寻求可行的解决措施。
二．实地调研
新华路569弄位于上海市长宁区，两边有长荣、田渡等5个居民小区，约1200户人家，还有10多家单位。早在2005年，小区车辆数就达到650辆左右，每日交通量多达2000余车次，交通问题十分严重，被列为长宁区当年急需解决的实事项目之一。它主要存在的交通问题是：(1)私家车增多，周边车位不足，车辆在弄堂内乱停； (2)交通无序且量大，高峰时常有拥堵、纠纷； (3)步行环境差，步行居民安全得不到保障；(4)管理不力，各个部门无权或无暇管理，出现拥堵时得不到及时疏散； (5)通行量大于道路承载能力，路面遭到破坏。
三．现行方案
3.1 人员与设施配备
首先，弄堂停车目前容纳了14名工作人员，其中2名领班，负责登记收费工作。工作实行轮班制，一班4人，高峰时间段则增加2人；改造中配备安装全小区联网摄像头，设置警卫亭；出入口设置计费刷卡机、电动升降杆，方便管理；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保证停车记录的准确性，569弄采用“提成+监督”管理制度，领班抽查停车记录以防漏记，月末根据停车量发放奖金，提高工作人员积极性。
3.2 管理系统
569弄经过整治管理，共设置60个车位，均匀分配给各个小区、单元，居民轮流排号，以年为单位获得停放资格，发放停车证以严格区分内外部车辆。569弄经过停车改造后，共发放了3类停车证以管理弄堂内车辆：
(1)全天停车证：可在全天任意时段在该弄堂内停车。主要针对在附近办公的人群。
(2)北/南区专用停车证：弄堂内因分布了多个小区及公司，为了便于管理，故根据车辆归属将车辆停放区以新华苑为界，划分为南北两区。区别于“专用停车证”，使用该类停车证的车主只能在对应路段停车。
(3)长荣大厦夜间停车证：长荣大厦物业身为改造的主要管理者，从为居民服务的角度考虑，拿出自己的部分停车位来填补弄堂内停车位的不足。
3.3 错时停车与应急预案
初期弄堂采用一车一位制，造成一定资源浪费。后采用错时停车制度，车位资源得到了双倍利用。白天居民外出上班，利用空置的停车位停放附近安全局、保密局等工作单位或公司的工作人员的车辆；下班后工作人员车辆驶出，居民回家后继续使用车位。白天可容纳40多车次的短时停车，夜间也可容纳5车次左右的夜间停车。
四. 改造成效
为了了解停车改造的实施效果，调查中向42位弄堂居民发放了调查问卷，其中19位为持有私家车的居民（5位持有弄堂停车位），23位居民为纯步行居民。
(1)停车：弄堂通过改造和错时停车，每日可以解决110车次的停车问题。5名在弄堂停车的车主中，有四位认为停车便利，一位反映夜间晚归时有时会碰到外来车辆占用了车位停车不便的现象。
(2)交通：13名在改造之前就住在弄堂周边的居民中，有77%认为改造后弄堂的交通状况得到了改善，拥堵有所减少；
(3)步行环境：43%受访者认为弄堂步行环境未受影响，但以私家车车主为主。16%居民认为停放的车辆使得弄堂更为狭窄，车辆会车时行人只能紧靠墙脚避让，步行体验不愉悦；42%居民认为弄堂内有幼儿园，老人、儿童的步行安全受到了一定影响；
(4)社会影响：569弄停车改造管理进入了上海市“万人就业项目”，目前容纳了14名失业下岗人员，具有积极意义；。
五．经验总结与改进方案
5.1 成功经验
弄堂停车因其空间局促、管理较难，更需要管理人员注重技巧、总结经验。
(1)总结工作经验：保安人员需灵活把握停车规律；保安人员应该熟记居民车辆和经常在此处停放的通勤车辆的驶入、驶出时间，以方便临时停放车辆的安排。
(2)注重管理方法：应当注意管理方法，使员工主动挖掘弄堂的资源潜力。如可实行“底薪+提成”制度，促进保安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3)加强与政府合作：主管人员应积极寻求政策倾斜，以获得管理的合法性，便于管理车辆。如新华路改造中雇佣者为下岗员工、失业人员，由此进入上海市“万人就业项目”，得到了相关部门的支持。
5.2 改进措施
569弄的停车改造虽然有机动性强、可操作性好、成本低、见效快等优点，但由于其自上而下、公司管理的改造过程，仍难免有其局限性，需要在推广过程中克服改进。笔者针对569弄现状，拟定进一步具有普适性的改进措施如下：
(1)人车分流，提高停车位设施合理性，保留充足步行空间
兼顾路旁空间利用和步行空间的平衡，在现有问题路段处不再设置停车位，还给步行居民充足的空间，而不是一味追求停车位的数量。在具体方法上，可沿弄堂西侧间隔一定间距种植绿化（如小乔木、盆栽），利用盆栽宽和司机的心理间距形成行人专用通道。
(2)限制车速，保证步行者的安全性
弄堂内应当适当设置路障以使车辆穿行速度降低，尤其是有托儿所、学校、养老院的弄堂，更应考虑弱势群体的权利诉求，保证空间的公平性。在具体措施上，可以隔固定间距人行道突起，进而限制弄堂车速。定政策倾斜，使改造管理更高效。
(3)绿化上墙，适当改善步行环境
如可利用结余资金增添绿化，为避免不必要地占用道路资源，可以和周围小区达成协议后栽种在小区靠弄堂的地块，由小区内蔓延至弄堂墙头，或者增加垂直绿化，从而减少汽车尾气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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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院工作经验总结范文第7篇
这次全市中小学德育工作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总结交流近年来我市中小学德育工作经验，明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思路和任务，努力开创我市中小学德育工作新局面。刚才，会议表彰了我市德育工作先进单位、先进个人，古冶区教育局等5个单位作了大会发言，他们的做法和经验，集中反映了全市中小学德育工作各个层面的实际成果，值得大家学习借鉴。一会儿瑞华市长将就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做重要讲话，下面我先简要回顾一下全市中小学德育工作，并就今后的工作讲几点具体意见。
一、近年来全市中小学德育工作简要回顾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市中小学德育工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深入研究和探索新时期学校德育工作的规律和特点，切实加强和改进中小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全市形成了生动活泼、扎实有效的德育工作局面。
（一）育人为本的办学理念得到进一步确立。为学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奠定良好的思想道德基础，是我市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以“学会学习和思考，学会生存和发展，学会关心和同情，学会合作和做人”为基本目标，注重学生道德基础、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为契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以评价制度和考试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在政策导向上做了初步探索，制定了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学校和学生评价体系。在实践中总结、探索出一系列加强与改进中小学德育工作的基本思路：始终坚持素质教育这一主题，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用统筹的思想加强德育，用创新的思想改进德育，用建设的思想抓实德育，用开放的思想推进德育；坚持“大处着眼，基础抓起”，以鲜活生动的教育活动，以多样化的教育方式使德育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全市初步形成了中小学纵向衔接，分层推进，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参与，课堂教学、社会实践、校园文化等互为一体的育人新格局。
（二）德育工作制度和机制不断创新。德育工作管理机制逐步健全。市、县（区）、校普遍成立了德育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了“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和职能部门分工协作，党、政、工、团、队齐抓共管的德育工作领导和管理体制。德育工作网络不断完善。建立了以主管德育的副校长、德育主任、团委书记、年级组长、班主任、政治课教师为骨干的校内德育工作网络；以家长学校、网上学校、校园开放日、家长会为主要渠道的家校联系德育工作网络；以社区为依托，以法制副校长、“五老”队伍和社区工作人员为主体的社会德育工作网络。德育工作长效机制基本建立。我们将德育工作纳入学校评估、校长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坚持过程检查与年终督导相结合，整体推进德育工作水平的提高。建立了中小学德育工作年报制度，设立了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和中小学德育成果创新奖，开展了文明和谐校园创建活动，坚持每季度评选精神文明建设十佳事迹，层层开展了十佳少年、十佳中学生、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和先进班集体的评选活动。各中小学校强化了德育常规管理，完善了各项管理制度，制定了各类人员的德育工作岗位责任制，形成了德育管理的整体效应，健全了德育工作运行机制。
（三）德育基础建设得到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不断深入。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师德建设的意见》和《*市中小学教师十严禁》，重新修订了《*市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评价办法》及《实施细则》，在全市全面开展了师德评价；坚持开展“十佳教师”、百名师德标兵评选和“学十佳事迹，铸高尚师魂”教育活动；创办了*市“网上师德论坛”，设立了师德监督电话，聘请了100名市级师德监督员。德育队伍不断加强。全市专兼职德育教师达到16000多名，每年组织班主任业务培训以及其他德育干部培训达2万多人次。在全市层层开展了百名优秀班主任评选和班主任素质大赛，组织了班主任工作优秀案例征集工作；大部分学校从当地公检法司部门以及老革命、老干部、老党员、老模范、老教师中聘请了法制副校长和校外德育辅导员；加强了关工委组织建设，全市参与关工委工作的老同志达1万多人，市教育局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单位。加快了德育基地建设和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建设。20*年全市用于德育工作和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建设资金达1500万元。市教育局与市委宣传部联合确定了第二批38个德育基地，市级德育基地达到50个，市县校三级德育基地已达到2000多个。继*市青少年科普活动中心向全市青少年开放后，我市又有8个县（市）区被批准立项，利用公积金建设青少年活动中心，争取国家和省扶持项目资金1350万元。滦南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已投入使用，滦县、唐海、开平3个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已完成主体工程。加强了家长学校建设。成立了*市家长学校工作领导小组，组织了家庭教育示范县(区)和示范家长学校的评选工作，路北区被评为河北省家庭教育工作示范县(区)，10所家长学校被评为河北省示范家长学校，市教育局被评为河北省家庭教育工作先进单位。全市有各类家长学校1600多所，家庭教育知识普及率城市达95%以上，农村85%以上。加强了校园文化建设。在全市持续开展了“安全文明校园”、“文明和谐校园”创建活动；各学校大力整治校容校貌，实施校园环境净化、绿化、美化工程，定期举办校园文化艺术节、体育运动会、书画展览等文化艺术活动，充分利用校园广播、校园网、班刊校报、德育展室、班级德育栏、德育角、宣传栏、板报等校园宣传阵地，丰富了德育内容和方法，拓宽了德育渠道，为学生提供了健康成长的“绿色空间”。
（四）德育内容不断拓展。大力推进课程德育。各学校认真贯彻落实《中小学德育大纲》和《中小学德育工作规程》，坚持按照国家小学思想品德课和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计划，开齐课程，开足课时，加强了思想政治课、思想品德课和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等德育主学科的教育教学。同时，重视学科渗透，把思想道德教育贯穿到各科教学之中，以课程改革和学科渗透为抓手，构建以参与式、启发式、讨论式为主的课堂教学模式，实现了知识、能力与思想品德和谐发展。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广泛开展“五个百”活动，即读百部爱国图书、看百部爱国影片、唱百首爱国歌曲、知百个英模、诵百首格言诗词。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连年获全国优秀组织奖。强化行为规范的养成教育。在全市开展了新修订的中小学《守则》和《规范》的学习、宣传和实践活动，在古冶区召开了全市中小学德育工作现场会，推广了古冶区的做法。许多学校结合学生学习、生活实际，将新《守则》、《规范》重点内容编成行为规范歌、新三字经等，在青少年学生中传唱、背诵；还有的学校将《守则》和《规范》编成课本剧，让学生表演、讲解和展示，在活动中受到教育。深入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市教育党委、市教育局下发了《关于在全市教育系统开展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活动的通知》；与市文明办、*晚报联合开展了征集“八荣八耻”童谣活动；在全市层层开展了“知荣明耻、从我做起”校园演讲比赛；围绕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开展了新童谣的编创、普及活动。全面推进了文明礼仪教育。组织了文明礼仪教育骨干教师培训，开展了文明礼仪示范校评选，全市有1746所中小学开设了文明礼仪教育课程。加强了法制教育、国防教育和禁毒教育，积极参与无毒社区、无毒乡镇创建活动，市教育局被评为创建“无毒社区”“无毒乡镇”工作先进单位。广泛开展各种主题教育活动和道德实践活动。利用“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月”、法定节日、传统节日、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纪念日等，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民族精神教育、理想教育等活动。在全教育系统先后组织了“缅怀革命先烈、继承革命传统”、“知荣辱，树新风”、“迎奥运，促和谐”等主题教育，举办了中学生“学习十七大精神，树立科学发展观”知识竞赛。结合创建文明城，广泛开展了“创建文明城，文明伴我行”主题实践活动。长年坚持开展学雷锋活动，全市6万多个学雷锋小组在居民社区、养老院、光荣院、截瘫病院、五保户家庭等处做文明使者。
（五）德育工作逐步形成特色。我市中小学德育工作在走向规范化、制度化的同时，不断推进工作创新，努力打造品牌，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古冶区的行为规范教育，路北区的文明和谐校园建设，路南区的“三结合教育”，丰南区的德育研究和星级学校创建，迁安市的网络德育，滦县、滦南县的文明礼仪教育等在探索实践中形成了区域特色。*一中组织学生参加“远足训练营”，开展抗挫折教育系列活动，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欢迎。*二中改革了家长会的内容和方式，制作了关爱连心卡，搭起了学校与家庭、教师、学生互相理解、互相关爱的桥梁。开滦一中在师生中开展“做最好的自己”活动，继《开滦一中学生道德细节50问》后，又推出《教师道德细节50问》。他们还将11月确定为“读书月”，开展师生互荐好书活动，成为全市“文明从读书开始”的引领者。有的学校还创建了特色班集体，如：书香班、快乐学习班、爱心特色班、最具活力班、和谐特色班等。各学校校园之星的评选、校园文化艺术节的开展、德育走廊的创建、班级德育栏的开设等也独具特色。
回顾总结前段工作，最深切的体会是：
——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人为本，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
——必须深刻理解德育的内涵，树立大教育观、大德育观，统筹、协调各方面力量共同促进学校德育工作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必须加强对德育工作的领导，坚持学校一把手抓德育，把育人作为学校的第一职责，把是否育好人作为检查办学质量的第一标准，确立德育的优先地位。
——必须大力推动德育制度创新、机制创新、载体创新、途径创新，着力把各方面的主动性、创造性、积极性调动起来，把学生的主体作用发挥出来。
——必须遵循教育的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构建循序渐进的德育体系，重视实践环节，坚持知行统一的原则。
——必须牢固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激发学生的主体创造力，增强德育的实效性。
——必须充分发挥主阵地作用，实现学生德育工作的全覆盖，增强德育的渗透性。
——必须关注教育者精神境界的提升、思想道德情操的培养、专业能力的提高，努力使教师既成为学生教育的指导者，更要成为学生良好品格养成的示范者。
这些都是过去工作的经验总结，也是今后工作中必须始终坚持的工作方针和原则。
在肯定成绩和总结经验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学校德育工作仍然存在很多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一是一些地方和学校领导缺乏科学的教育质量观，摆不正德、智、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认识不到思想政治素质在整个人才培养和人的全面发展中的基础地位，把书本知识多少和升学率高低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偏重智育，忽视德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把“育人”和“育智”割裂或对立起来，妨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突出表现在德育说起来重要、做起来后靠，领导关注的精力和时间不够、队伍组织不力、经费投入不足、活动开展不实、工作效率不高。二是德育的组织管理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德育目标过于笼统、空泛和形式化，上级管理德育主要靠文件，学校管理德育基本靠经验，缺乏强有力的理论和技术支撑；在管理体制上，多头管理导致责任不清；德育队伍素质参差不齐，少数教师师德水平不高；德育过程的整体衔接不力，影响了德育整体功能的发挥。三是德育的方法还缺乏科学性。长期以来，德育工作中或多或少存在着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忽视道德教育和个性心理品质培养；注重理论，忽视实际；注重说教，忽视训练；注重教师作用，忽视学生自身的作用；注重共性教育，忽视个性培养；注重防堵，忽视引导；注重高层先进性，忽视基础性；注重跟形势，忽视中小学生特点和教育规律等，导致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不强。四是相当数量的领导和教师将德育的目标当作德育起点，不尊重学生的德育主体地位，以试卷和标准答案“包办”德育的认知过程和认知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过程缺乏科学有效的引导，造成学生没有独立判断是非、美丑和人生应该追求什么、怎样追求的能力。目前，一些学生以自我为中心，不能与人和谐相处，知行脱节、表里不一、缺乏真情、不会感恩等，就是没有良好道德修养的突出表现。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在今后的工作中切实加以解决。
二、科学谋划，突出重点，切实增强德育工作的针对性
根据中央[2004]8号文件提出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主要任务，结合我市的实际，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的工作重点是：
1、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重点从思想品德养成入手，用革命先烈和伟人的高尚气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和抗雪灾、抗震灾的伟大壮举和众志成城精神,来激励中小学生认知中国共产党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帮助学生把个人的成长进步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祖国的繁荣富强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担负起建设祖国、振兴中华的光荣使命做好准备。
2、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要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为主题，以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革命传统教育为核心，以弘扬新*人文精神为主要抓手,大力培育民族精神。要把弘扬民族精神和发扬新*人文精神结合起来，把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培育和发展统一起来，把国家观念、国情意识、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贯穿起来。根据中小学生成长特点，从培养爱国情感做起，教育学生树立远大志向，树立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增强民族认同，激发民族志气，培育民族气节，增强他们对国家民族前途的信心。要结合本地、本校实际，结合重要节日、民间传统节日和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纪念日等，对学生进行爱国和民族精神主题教育，要充分利用每年9月的“中小学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月”，精心组织，精心策划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教育活动。
3、以基本道德规范教育为基础。着力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行为，大力普及基本道德规范，引导学生树立心中有祖国、心中有集体、心中有他人的意识，使他们懂得为人做事的基本道理。要把社会责任、崇尚正义、诚信守法、勤奋自强、团结合作、服务奉献的道德要求紧密联系起来，把培养劳动意识、创新意识、效率意识、环境意识、自律意识和进取精神、科学精神、团队精神、自强精神紧密结合起来，一以贯之地开展道德品质教育。要普遍开展新修订的《中小学生守则》、《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实践活动，通过多种形式的教育，使《守则》和《规范》在中小学生中能够入脑、入心，内化为行动，引导他们从小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自觉遵守社会公德。
4、把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作为重要内容。以“八荣八耻”为具体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中华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鲜明导向，是我们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加强和改进中小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指针。要把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贯穿于学校管理、教育教学等各项工作之中，教育引导青少年学生树立和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培养他们“热爱祖国、服务人民、崇尚科学、辛勤劳动、团结互助、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艰苦奋斗”的良好品德，使之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要深入挖掘、大力宣传和表彰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先进事迹和典型人物，用身边人、身边事教育师生，引领全社会思想道德建设。
5、大力推进文明礼仪教育。“德为立人之本，礼为做人之先”。我们要把握好文明礼仪教育与青少年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关系，把中小学文明礼仪教育作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载体和有效抓手，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推进。要从“明礼”这一基础抓起，加强学生自身修养，培养学生文明的举止、良好的习惯、优雅的风度、高尚的人格。要逐级开展文明礼仪教育教师培训，积极开展中小学文明礼仪教育校本课程、地方课程建设，结合实际，制定计划，保证文明礼仪教育每2周1课时。要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礼仪教育活动，强化训练，形成良好的行为规范。
6、深入开展法制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和诚信教育。要丰富法制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创新法制教育途径，切实增强学生学法、守法意识。广泛开展“珍惜生命、远离”教育和崇尚科学文明、反对迷信教育，防止、进校园。要严肃校纪，端正校风，扶正祛邪，有效预防和减少中小学生违法犯罪。要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的课题研究，加大对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投入，重视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和设施建设，定期对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进行检测和分析，开展行之有效的心理辅导和心理咨询活动，及时排解学生在学习、生活、成长过程中出现的心理困扰。要大力实施“降、活、提”工程，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负担，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和人格健全。要不断加强诚信教育，培养中小学生增强诚信意识，从小立志做讲诚信、讲道德的人。要在学生中大力倡导诚信作业、诚信考试，坚决杜绝中小学生考试作弊、替代作业等不诚信现象。要以培养“诚信师生”为目标，开展创建诚信校园活动，创造良好的诚信氛围。
三、拓宽渠道，改进方法，不断提高德育工作的实效性
1、加强和改进德育教学工作。按照教育部颁布的小学《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初中《思想品德》和高中《思想政治》四个学科课程标准，积极进行实验，解决好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联系不够密切的问题。要在研究地方课程、校本课程及乡土课程资源中，在开展综合实践活动中，充实、深化学校课程的德育功能。加强时事政策教育，保证每周安排一课时对学生进行时事政策和相关专题教育。要不断改进教学形式和方法，提高课堂教学效果，使德育课成为青少年学生喜爱的课程。
2、切实在各学科教学和教育工作的各个环节中渗透思想道德教育。高度重视学科教学在育人中的重要作用，使课程建设和课堂教学，体现教育教学全过程德育、教师全员德育的理念。要利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给我们推进中小学德育工作带来的良好契机，引导教师树立既教书又育人的思想，提高教书育人的自觉性和创造性。要立足课堂教学，全面理解学科课程目标与教育意义，结合学科特点和课程内容，充分挖掘学科中的德育因素，把德育渗透到教育教学的每一个环节，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使每一节课都成为德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使每一位教师都成为德育工作者。
3、大力净化校园环境，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教育活动。要高度重视校园文化的建设，形成良好的校风学风和校容校貌。每周一以及大型集体活动必须举行庄严、隆重的升旗仪式，举行国旗下讲话。要充分发挥校园广播、校园网、橱窗、板报和文化长廊等阵地的宣传作用，利用具有深刻内涵的标志性铭言、人物、故事、文物、景观布局、建筑装饰等，形成健康的人文景观，使学生受到健康文化氛围的熏陶。要积极开展各种富有趣味性的课外文化体育活动、怡情益智的课外兴趣小组活动，提高学生整体素质和创新意识，丰富课外生活。要精心设计入队、入团、入党、成人仪式及开学、毕业典礼，挖掘活动本身的教育意义，使学生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提高思想道德水平。实施“校园净化工程”，开展“远离不良文化”专项教育活动，对在学生中流行的不健康口袋书、灰色童谣、粗口歌、低级音像制品等不良文化产品进行集中收缴、销毁，引导学生“清理小书包，拒绝口袋书”,自觉抵制不良文化的影响。加强学校及周边环境的综合治理，清理校园周边的网吧、娱乐场所，建立完善学校周边的治安报警点和交通设施标志，加强对学校出租房屋和校外租住学生的管理。努力创建“人文校园、书香校园、平安校园、和谐校园”，全面提升学校的文化品位。
4、着力加强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坚持德育的开放性，把社会实践活动课作为必修内容，纳入教学计划，严格执行小学生每年不少于10天，初中生每年不少于20天、高中生每年不少于30天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规定。按照实践育人的要求，组织学生开展以生产劳动、科技创新、军事训练、社会调查、志愿者服务等内容的社会实践活动，把社会实践活动作为学生了解社会、拓展技能、培养意志品质的有效途径，让学生在实践中自我体验，自我教育。加快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建设。审批立项的场所要按照项目申报的承诺组织施工，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对工程进行公开招标，加强质量监督，确保在申报承诺期内保质保量完工。建设进度滞后的县区，要加快施工进度。对超过规定迟迟不开工、经督促仍不见效的，根据有关规定，取消建设项目，收回建设资金。已完工的场所，要按照这次会上下发的《*市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管理办法》，配好管理人员和教师，完善配套资金，制定活动计划，尽快向青少年开放，切实做好管理和使用工作。要积极利用德育基地和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的资源，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5、积极开展网络德育。网络对学生有着很大的吸引力。要加强校园网络阵地建设，寻找德育与网络的结合点，建立一批服务于学生、受到学生欢迎的专题网站。要利用现有的网络资源，建设校园绿色网吧，在课余时间及双休日、寒暑假向学生开放，吸引学生在校上网。要加快建设集德育管理、德育资源、德育活动为一体、以为学生服务为主的网络德育平台，通过网上班级活动、游戏竞赛、名师指点、咨询服务等多种形式，为学生提供现代化的德育辅导。有条件的学校要开展网络德育实验，建立德育工作网站或网页，暂时不具备条件的学校可以在局域网、校园网上多增加一些德育内容，多开辟一些德育栏目，形成网上德育强势。要加强中小学生的网络道德教育，增强学生的网上法制意识、责任意识和安全意识，培养他们文明上网、健康上网的习惯。
6、高度关注特殊学生群体的思想道德教育。近年来，外来务工子女、单亲家庭子女、贫困家庭子女、父母服刑子女和残疾儿童、留守儿童、城市流浪儿童等特殊群体的入学和思想教育问题日益突出，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学校要特别加强对这些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使他们得到更多的关心爱护，真正体现教育关怀与公平。要讲究工作方法和艺术，密切关注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情绪变化，对他们的成长进步给予及时鼓励，对他们容易出现的不良习惯和行为及时矫正。要加强与这些学生的家长、生活社区的联系，共同做好教育工作，确保他们进得来，留得住，学得好。对接收的四川灾区学生，要做好送温暖、献爱心活动，帮助他们解决学习、生活上的困难，消除灾害给他们造成的阴影。
四、抓好队伍，完善机制，进一步加强德育工作的保障体系建设
切实加强对德育工作的领导，将德育工作摆在素质教育的首要位置，建立健全德育工作机构，加大工作力度，真正形成一把手亲自抓，职能部门各负其责，全体教职员工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大力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引导教师树立“育人为本，师德为范”的教育观，加强品德修养，为学生树立起良好的榜样。要增强教职员工人人都是德育工作者的意识，在教师考核评价工作中，不仅要考核其教学能力，还要考核其做学生德育工作的情况。要大力表彰教书育人的优秀教师，弘扬为人师表、教书育人、敬业爱生的良好风尚。加强学校党组织、德育处、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建设，配齐配强专职德育干部。要选派优秀教师担任班主任工作，在推进人事制度和工资制度改革中改善班主任待遇。高度重视德育骨干队伍建设，有计划、有步骤地做好这支队伍的选拔、培养、培训工作，努力在全市培养一批有一定影响的德育工作专家、德育工作带头人。重视发挥关工委组织的作用，动员和鼓励社会教育力量参与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加强校外德育工作者、社会兼职德育工作者队伍的建设。加大经费投入，落实德育专项经费，用于德育基本建设、德育活动、德育课程教学改革、德育研究、队伍培训、专题教育等方面，保障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顺利开展。加强督导评估。认真落实《*市中小学德育工作评估办法》，全面开展德育评估工作。各级督导部门要把中小学德育工作作为督导评估的重要内容，将评估结果作为学校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要进一步完善奖励机制，大力表彰德育工作先进典型。
养老院工作经验总结范文第8篇
这次全市中小学德育工作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总结交流近年来我市中小学德育工作经验，明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思路和任务，努力开创我市中小学德育工作新局面。刚才，会议表彰了我市德育工作先进单位、先进个人，古冶区教育局等5个单位作了大会发言，他们的做法和经验，集中反映了全市中小学德育工作各个层面的实际成果，值得大家学习借鉴。一会儿瑞华市长将就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做重要讲话，下面我先简要回顾一下全市中小学德育工作，并就今后的工作讲几点具体意见。
一、近年来全市中小学德育工作简要回顾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市中小学德育工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深入研究和探索新时期学校德育工作的规律和特点，切实加强和改进中小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全市形成了生动活泼、扎实有效的德育工作局面。
（一）育人为本的办学理念得到进一步确立。为学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奠定良好的思想道德基础，是我市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以“学会学习和思考，学会生存和发展，学会关心和同情，学会合作和做人”为基本目标，注重学生道德基础、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为契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以评价制度和考试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在政策导向上做了初步探索，制定了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学校和学生评价体系。在实践中总结、探索出一系列加强与改进中小学德育工作的基本思路：始终坚持素质教育这一主题，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用统筹的思想加强德育，用创新的思想改进德育，用建设的思想抓实德育，用开放的思想推进德育；坚持“大处着眼，基础抓起”，以鲜活生动的教育活动，以多样化的教育方式使德育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全市初步形成了中小学纵向衔接，分层推进，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参与，课堂教学、社会实践、校园文化等互为一体的育人新格局。
（二）德育工作制度和机制不断创新。德育工作管理机制逐步健全。市、县（区）、校普遍成立了德育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了“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和职能部门分工协作，党、政、工、团、队齐抓共管的德育工作领导和管理体制。德育工作网络不断完善。建立了以主管德育的副校长、德育主任、团委书记、年级组长、班主任、政治课教师为骨干的校内德育工作网络；以家长学校、网上学校、校园开放日、家长会为主要渠道的家校联系德育工作网络；以社区为依托，以法制副校长、“五老”队伍和社区工作人员为主体的社会德育工作网络。德育工作长效机制基本建立。我们将德育工作纳入学校评估、校长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坚持过程检查与年终督导相结合，整体推进德育工作水平的提高。建立了中小学德育工作年报制度，设立了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和中小学德育成果创新奖，开展了文明和谐校园创建活动，坚持每季度评选精神文明建设十佳事迹，层层开展了十佳少年、十佳中学生、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和先进班集体的评选活动。各中小学校强化了德育常规管理，完善了各项管理制度，制定了各类人员的德育工作岗位责任制，形成了德育管理的整体效应，健全了德育工作运行机制。
（三）德育基础建设得到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不断深入。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师德建设的意见》和《*市中小学教师十严禁》，重新修订了《*市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评价办法》及《实施细则》，在全市全面开展了师德评价；坚持开展“十佳教师”、百名师德标兵评选和“学十佳事迹，铸高尚师魂”教育活动；创办了*市“网上师德论坛”，设立了师德监督电话，聘请了100名市级师德监督员。德育队伍不断加强。全市专兼职德育教师达到16000多名，每年组织班主任业务培训以及其他德育干部培训达2万多人次。在全市层层开展了百名优秀班主任评选和班主任素质大赛，组织了班主任工作优秀案例征集工作；大部分学校从当地公检法司部门以及老革命、老干部、老党员、老模范、老教师中聘请了法制副校长和校外德育辅导员；加强了关工委组织建设，全市参与关工委工作的老同志达1万多人，市教育局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单位。加快了德育基地建设和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建设。2007年全市用于德育工作和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建设资金达1500万元。市教育局与市委宣传部联合确定了第二批38个德育基地，市级德育基地达到50个，市县校三级德育基地已达到2000多个。继*市青少年科普活动中心向全市青少年开放后，我市又有8个县（市）区被批准立项，利用公积金建设青少年活动中心，争取国家和省扶持项目资金1350万元。滦南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已投入使用，滦县、唐海、开平3个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已完成主体工程。加强了家长学校建设。成立了*市家长学校工作领导小组，组织了家庭教育示范县(区)和示范家长学校的评选工作，路北区被评为河北省家庭教育工作示范县(区)，10所家长学校被评为河北省示范家长学校，市教育局被评为河北省家庭教育工作先进单位。全市有各类家长学校1600多所，家庭教育知识普及率城市达95%以上，农村85%以上。加强了校园文化建设。在全市持续开展了“安全文明校园”、“文明和谐校园”创建活动；各学校大力整治校容校貌，实施校园环境净化、绿化、美化工程，定期举办校园文化艺术节、体育运动会、书画展览等文化艺术活动，充分利用校园广播、校园网、班刊校报、德育展室、班级德育栏、德育角、宣传栏、板报等校园宣传阵地，丰富了德育内容和方法，拓宽了德育渠道，为学生提供了健康成长的“绿色空间”。
（四）德育内容不断拓展。大力推进课程德育。各学校认真贯彻落实《中小学德育大纲》和《中小学德育工作规程》，坚持按照国家小学思想品德课和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计划，开齐课程，开足课时，加强了思想政治课、思想品德课和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等德育主学科的教育教学。同时，重视学科渗透，把思想道德教育贯穿到各科教学之中，以课程改革和学科渗透为抓手，构建以参与式、启发式、讨论式为主的课堂教学模式，实现了知识、能力与思想品德和谐发展。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广泛开展“五个百”活动，即读百部爱国图书、看百部爱国影片、唱百首爱国歌曲、知百个英模、诵百首格言诗词。爱国主义读书教育活动，连年获全国优秀组织奖。强化行为规范的养成教育。在全市开展了新修订的中小学《守则》和《规范》的学习、宣传和实践活动，在古冶区召开了全市中小学德育工作现场会，推广了古冶区的做法。许多学校结合学生学习、生活实际，将新《守则》、《规范》重点内容编成行为规范歌、新三字经等，在青少年学生中传唱、背诵；还有的学校将《守则》和《规范》编成课本剧，让学生表演、讲解和展示，在活动中受到教育。深入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市教育党委、市教育局下发了《关于在全市教育系统开展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活动的通知》；与市文明办、*晚报联合开展了征集“八荣八耻”童谣活动；在全市层层开展了“知荣明耻、从我做起”校园演讲比赛；围绕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开展了新童谣的编创、普及活动。全面推进了文明礼仪教育。组织了文明礼仪教育骨干教师培训，开展了文明礼仪示范校评选，全市有1746所中小学开设了文明礼仪教育课程。加强了法制教育、国防教育和禁毒教育，积极参与无毒社区、无毒乡镇创建活动，市教育局被评为创建“无毒社区”“无毒乡镇”工作先进单位。广泛开展各种主题教育活动和道德实践活动。利用“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月”、法定节日、传统节日、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纪念日等，广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民族精神教育、理想教育等活动。在全教育系统先后组织了“缅怀革命先烈、继承革命传统”、“知荣辱，树新风”、“迎奥运，促和谐”等主题教育，举办了中学生“学习十七大精神，树立科学发展观”知识竞赛。结合创建文明城，广泛开展了“创建文明城，文明伴我行”主题实践活动。长年坚持开展学雷锋活动，全市6万多个学雷锋小组在居民社区、养老院、光荣院、截瘫病院、五保户家庭等处做文明使者。
（五）德育工作逐步形成特色。我市中小学德育工作在走向规范化、制度化的同时，不断推进工作创新，努力打造品牌，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古冶区的行为规范教育，路北区的文明和谐校园建设，路南区的“三结合教育”，丰南区的德育研究和星级学校创建，迁安市的网络德育，滦县、滦南县的文明礼仪教育等在探索实践中形成了区域特色。*一中组织学生参加“远足训练营”，开展抗挫折教育系列活动，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欢迎。*二中改革了家长会的内容和方式，制作了关爱连心卡，搭起了学校与家庭、教师、学生互相理解、互相关爱的桥梁。开滦一中在师生中开展“做最好的自己”活动，继《开滦一中学生道德细节50问》后，又推出《教师道德细节50问》。他们还将11月确定为“读书月”，开展师生互荐好书活动，成为全市“文明从读书开始”的引领者。有的学校还创建了特色班集体，如：书香班、快乐学习班、爱心特色班、最具活力班、和谐特色班等。各学校校园之星的评选、校园文化艺术节的开展、德育走廊的创建、班级德育栏的开设等也独具特色。
回顾总结前段工作，最深切的体会是：
——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人为本，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
——必须深刻理解德育的内涵，树立大教育观、大德育观，统筹、协调各方面力量共同促进学校德育工作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必须加强对德育工作的领导，坚持学校一把手抓德育，把育人作为学校的第一职责，把是否育好人作为检查办学质量的第一标准，确立德育的优先地位。
——必须大力推动德育制度创新、机制创新、载体创新、途径创新，着力把各方面的主动性、创造性、积极性调动起来，把学生的主体作用发挥出来。
——必须遵循教育的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构建循序渐进的德育体系，重视实践环节，坚持知行统一的原则。
——必须牢固树立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激发学生的主体创造力，增强德育的实效性。
——必须充分发挥主阵地作用，实现学生德育工作的全覆盖，增强德育的渗透性。
——必须关注教育者精神境界的提升、思想道德情操的培养、专业能力的提高，努力使教师既成为学生教育的指导者，更要成为学生良好品格养成的示范者。
这些都是过去工作的经验总结，也是今后工作中必须始终坚持的工作方针和原则。
在肯定成绩和总结经验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学校德育工作仍然存在很多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一是一些地方和学校领导缺乏科学的教育质量观，摆不正德、智、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认识不到思想政治素质在整个人才培养和人的全面发展中的基础地位，把书本知识多少和升学率高低作为唯一的评价标准，偏重智育，忽视德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把“育人”和“育智”割裂或对立起来，妨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突出表现在德育说起来重要、做起来后靠，领导关注的精力和时间不够、队伍组织不力、经费投入不足、活动开展不实、工作效率不高。二是德育的组织管理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德育目标过于笼统、空泛和形式化，上级管理德育主要靠文件，学校管理德育基本靠经验，缺乏强有力的理论和技术支撑；在管理体制上，多头管理导致责任不清；德育队伍素质参差不齐，少数教师师德水平不高；德育过程的整体衔接不力，影响了德育整体功能的发挥。三是德育的方法还缺乏科学性。长期以来，德育工作中或多或少存在着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忽视道德教育和个性心理品质培养；注重理论，忽视实际；注重说教，忽视训练；注重教师作用，忽视学生自身的作用；注重共性教育，忽视个性培养；注重防堵，忽视引导；注重高层先进性，忽视基础性；注重跟形势，忽视中小学生特点和教育规律等，导致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不强。四是相当数量的领导和教师将德育的目标当作德育起点，不尊重学生的德育主体地位，以试卷和标准答案“包办”德育的认知过程和认知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过程缺乏科学有效的引导，造成学生没有独立判断是非、美丑和人生应该追求什么、怎样追求的能力。目前，一些学生以自我为中心，不能与人和谐相处，知行脱节、表里不一、缺乏真情、不会感恩等，就是没有良好道德修养的突出表现。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在今后的工作中切实加以解决。
二、科学谋划，突出重点，切实增强德育工作的针对性
根据中央[2004]8号文件提出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主要任务，结合我市的实际，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的工作重点是：
1、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重点从思想品德养成入手，用革命先烈和伟人的高尚气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和抗雪灾、抗震灾的伟大壮举和众志成城精神,来激励中小学生认知中国共产党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帮助学生把个人的成长进步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祖国的繁荣富强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担负起建设祖国、振兴中华的光荣使命做好准备。
2、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要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为主题，以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革命传统教育为核心，以弘扬新*人文精神为主要抓手,大力培育民族精神。要把弘扬民族精神和发扬新*人文精神结合起来，把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培育和发展统一起来，把国家观念、国情意识、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贯穿起来。根据中小学生成长特点，从培养爱国情感做起，教育学生树立远大志向，树立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增强民族认同，激发民族志气，培育民族气节，增强他们对国家民族前途的信心。要结合本地、本校实际，结合重要节日、民间传统节日和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纪念日等，对学生进行爱国和民族精神主题教育，要充分利用每年9月的“中小学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月”，精心组织，精心策划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教育活动。
3、以基本道德规范教育为基础。着力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行为，大力普及基本道德规范，引导学生树立心中有祖国、心中有集体、心中有他人的意识，使他们懂得为人做事的基本道理。要把社会责任、崇尚正义、诚信守法、勤奋自强、团结合作、服务奉献的道德要求紧密联系起来，把培养劳动意识、创新意识、效率意识、环境意识、自律意识和进取精神、科学精神、团队精神、自强精神紧密结合起来，一以贯之地开展道德品质教育。要普遍开展新修订的《中小学生守则》、《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实践活动，通过多种形式的教育，使《守则》和《规范》在中小学生中能够入脑、入心，内化为行动，引导他们从小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自觉遵守社会公德。
4、把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作为重要内容。以“八荣八耻”为具体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中华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体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的本质要求，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鲜明导向，是我们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加强和改进中小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指针。要把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贯穿于学校管理、教育教学等各项工作之中，教育引导青少年学生树立和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培养他们“热爱祖国、服务人民、崇尚科学、辛勤劳动、团结互助、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艰苦奋斗”的良好品德，使之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要深入挖掘、大力宣传和表彰弘扬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先进事迹和典型人物，用身边人、身边事教育师生，引领全社会思想道德建设。
5、大力推进文明礼仪教育。“德为立人之本，礼为做人之先”。我们要把握好文明礼仪教育与青少年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关系，把中小学文明礼仪教育作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载体和有效抓手，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推进。要从“明礼”这一基础抓起，加强学生自身修养，培养学生文明的举止、良好的习惯、优雅的风度、高尚的人格。要逐级开展文明礼仪教育教师培训，积极开展中小学文明礼仪教育校本课程、地方课程建设，结合实际，制定计划，保证文明礼仪教育每2周1课时。要广泛开展丰富多彩的礼仪教育活动，强化训练，形成良好的行为规范。
6、深入开展法制教育、心理健康教育和诚信教育。要丰富法制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创新法制教育途径，切实增强学生学法、守法意识。广泛开展“珍惜生命、远离”教育和崇尚科学文明、反对迷信教育，防止、进校园。要严肃校纪，端正校风，扶正祛邪，有效预防和减少中小学生违法犯罪。要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的课题研究，加大对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投入，重视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建设和设施建设，定期对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进行检测和分析，开展行之有效的心理辅导和心理咨询活动，及时排解学生在学习、生活、成长过程中出现的心理困扰。要大力实施“降、活、提”工程，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负担，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和人格健全。要不断加强诚信教育，培养中小学生增强诚信意识，从小立志做讲诚信、讲道德的人。要在学生中大力倡导诚信作业、诚信考试，坚决杜绝中小学生考试作弊、替代作业等不诚信现象。要以培养“诚信师生”为目标，开展创建诚信校园活动，创造良好的诚信氛围。
三、拓宽渠道，改进方法，不断提高德育工作的实效性
1、加强和改进德育教学工作。按照教育部颁布的小学《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初中《思想品德》和高中《思想政治》四个学科课程标准，积极进行实验，解决好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联系不够密切的问题。要在研究地方课程、校本课程及乡土课程资源中，在开展综合实践活动中，充实、深化学校课程的德育功能。加强时事政策教育，保证每周安排一课时对学生进行时事政策和相关专题教育。要不断改进教学形式和方法，提高课堂教学效果，使德育课成为青少年学生喜爱的课程。
2、切实在各学科教学和教育工作的各个环节中渗透思想道德教育。高度重视学科教学在育人中的重要作用，使课程建设和课堂教学，体现教育教学全过程德育、教师全员德育的理念。要利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给我们推进中小学德育工作带来的良好契机，引导教师树立既教书又育人的思想，提高教书育人的自觉性和创造性。要立足课堂教学，全面理解学科课程目标与教育意义，结合学科特点和课程内容，充分挖掘学科中的德育因素，把德育渗透到教育教学的每一个环节，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使每一节课都成为德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使每一位教师都成为德育工作者。
3、大力净化校园环境，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教育活动。要高度重视校园文化的建设，形成良好的校风学风和校容校貌。每周一以及大型集体活动必须举行庄严、隆重的升旗仪式，举行国旗下讲话。要充分发挥校园广播、校园网、橱窗、板报和文化长廊等阵地的宣传作用，利用具有深刻内涵的标志性铭言、人物、故事、文物、景观布局、建筑装饰等，形成健康的人文景观，使学生受到健康文化氛围的熏陶。要积极开展各种富有趣味性的课外文化体育活动、怡情益智的课外兴趣小组活动，提高学生整体素质和创新意识，丰富课外生活。要精心设计入队、入团、入党、成人仪式及开学、毕业典礼，挖掘活动本身的教育意义，使学生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提高思想道德水平。实施“校园净化工程”，开展“远离不良文化”专项教育活动，对在学生中流行的不健康口袋书、灰色童谣、粗口歌、低级音像制品等不良文化产品进行集中收缴、销毁，引导学生“清理小书包，拒绝口袋书”,自觉抵制不良文化的影响。加强学校及周边环境的综合治理，清理校园周边的网吧、娱乐场所，建立完善学校周边的治安报警点和交通设施标志，加强对学校出租房屋和校外租住学生的管理。努力创建“人文校园、书香校园、平安校园、和谐校园”，全面提升学校的文化品位。
4、着力加强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坚持德育的开放性，把社会实践活动课作为必修内容，纳入教学计划，严格执行小学生每年不少于10天，初中生每年不少于20天、高中生每年不少于30天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规定。按照实践育人的要求，组织学生开展以生产劳动、科技创新、军事训练、社会调查、志愿者服务等内容的社会实践活动，把社会实践活动作为学生了解社会、拓展技能、培养意志品质的有效途径，让学生在实践中自我体验，自我教育。加快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建设。审批立项的场所要按照项目申报的承诺组织施工，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对工程进行公开招标，加强质量监督，确保在申报承诺期内保质保量完工。建设进度滞后的县区，要加快施工进度。对超过规定迟迟不开工、经督促仍不见效的，根据有关规定，取消建设项目，收回建设资金。已完工的场所，要按照这次会上下发的《*市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管理办法》，配好管理人员和教师，完善配套资金，制定活动计划，尽快向青少年开放，切实做好管理和使用工作。要积极利用德育基地和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的资源，每年至少组织一次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5、积极开展网络德育。网络对学生有着很大的吸引力。要加强校园网络阵地建设，寻找德育与网络的结合点，建立一批服务于学生、受到学生欢迎的专题网站。要利用现有的网络资源，建设校园绿色网吧，在课余时间及双休日、寒暑假向学生开放，吸引学生在校上网。要加快建设集德育管理、德育资源、德育活动为一体、以为学生服务为主的网络德育平台，通过网上班级活动、游戏竞赛、名师指点、咨询服务等多种形式，为学生提供现代化的德育辅导。有条件的学校要开展网络德育实验，建立德育工作网站或网页，暂时不具备条件的学校可以在局域网、校园网上多增加一些德育内容，多开辟一些德育栏目，形成网上德育强势。要加强中小学生的网络道德教育，增强学生的网上法制意识、责任意识和安全意识，培养他们文明上网、健康上网的习惯。
6、高度关注特殊学生群体的思想道德教育。近年来，外来务工子女、单亲家庭子女、贫困家庭子女、父母服刑子女和残疾儿童、留守儿童、城市流浪儿童等特殊群体的入学和思想教育问题日益突出，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学校要特别加强对这些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使他们得到更多的关心爱护，真正体现教育关怀与公平。要讲究工作方法和艺术，密切关注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情绪变化，对他们的成长进步给予及时鼓励，对他们容易出现的不良习惯和行为及时矫正。要加强与这些学生的家长、生活社区的联系，共同做好教育工作，确保他们进得来，留得住，学得好。对接收的四川灾区学生，要做好送温暖、献爱心活动，帮助他们解决学习、生活上的困难，消除灾害给他们造成的阴影。
四、抓好队伍，完善机制，进一步加强德育工作的保障体系建设
切实加强对德育工作的领导，将德育工作摆在素质教育的首要位置，建立健全德育工作机构，加大工作力度，真正形成一把手亲自抓，职能部门各负其责，全体教职员工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大力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引导教师树立“育人为本，师德为范”的教育观，加强品德修养，为学生树立起良好的榜样。要增强教职员工人人都是德育工作者的意识，在教师考核评价工作中，不仅要考核其教学能力，还要考核其做学生德育工作的情况。要大力表彰教书育人的优秀教师，弘扬为人师表、教书育人、敬业爱生的良好风尚。加强学校党组织、德育处、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建设，配齐配强专职德育干部。要选派优秀教师担任班主任工作，在推进人事制度和工资制度改革中改善班主任待遇。高度重视德育骨干队伍建设，有计划、有步骤地做好这支队伍的选拔、培养、培训工作，努力在全市培养一批有一定影响的德育工作专家、德育工作带头人。重视发挥关工委组织的作用，动员和鼓励社会教育力量参与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加强校外德育工作者、社会兼职德育工作者队伍的建设。加大经费投入，落实德育专项经费，用于德育基本建设、德育活动、德育课程教学改革、德育研究、队伍培训、专题教育等方面，保障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顺利开展。加强督导评估。认真落实《*市中小学德育工作评估办法》，全面开展德育评估工作。各级督导部门要把中小学德育工作作为督导评估的重要内容，将评估结果作为学校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要进一步完善奖励机制，大力表彰德育工作先进典型。
养老院工作经验总结范文第9篇
本文对村民自治中出现的“贿选”现象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和分析，提出了有关的对策建议。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作者在分析了不同时期、不同部门、不同学者对“贿选”所作界定的基础上，指出了这些界定存在的缺陷及其局限性，进而从违法行为构成要素的角度提出了“贿选”行为的三个构成要件：即贿选所侵犯的客体必须是村民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村委会选举活动；贿选的方式是以物质利益或非物质利益收买选民、候选人和选举工作人员，使之违反自己的真实意愿参加选举，或者在选举工作中进行舞弊活动；贿选的后果必须是足以造成妨害村民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破坏了村委会的选举。为了防止对“贿选”作出扩大解释，避免界定过死影响选举，作者将“贿选”与选举中常见的“拉票”行为、“承诺”行为作了区分，指出对待这些行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提出了区分的标准。最后为了便于实践中具体应用“贿选”的法律界定，作者提出了三个步骤认定“贿选”行为的标准和方法。
在本文的第二部分，作者较为深入地探讨了“贿选”存在的现实土壤，即权力真空、利益驱动、宗族势力和程序缺陷；通过对“贿选”成因的分析，为第三部分分析“贿选”的危害性、第四部分提出对“贿选”的法律规制和综合治理提供了依据。
在本文的第三部分，作者重点分析了“贿选”的危害性，即破坏民主规则、侵犯民利、恶化治理结构，提出如不根治“贿选”，势必危害整个农村选举，威胁整个村民自治，阻碍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的建设，指明了治理“贿选”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第四部分是本文的重点，在前文界定“贿选”的法律性质、探讨“贿选”成因、分析“贿选”危害性的基础上，作者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治理“贿选”，法律规制是综合治理的前提和基础，为综合治理提供法律依据，可以规范村委会选举，引导村民自治走上法治轨道；但是，要根治“贿选”不能单纯依靠法律规制，因为法律规制治标不治本；只有从“贿选”现象背后充分发掘其产生的现实土壤，多角度多层次综合治理，才能标本兼治。作者认为，法律规制应当包括选举程序规制、实体法律规制和建立司法救济三个方面，初步构建遏制“贿选”的法律框架；综合治理包括五项措施：即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加强村集体资产和财务帐户的监管、村民的民主启蒙和教育、适当弱化村委会的经济管理职能，强化村委会公共服务职能、“四个民主”的整体建设和协调发展，希望这些建议能对在法制框架内根治“贿选”起到参考作用。
在结语部分，作者再次强调要辩证地看待“贿选”现象，即不能因为“贿选”的存在就轻易否定村民的民主素质和村民自治的价值，更不能对“贿选”不管不问，放任自流。作者坚信，通过法律规制和综合治理，“贿选”这一基层民主建设初期的阶段性现象，将逐渐减少直至最终消失，退出历史舞台。
以村民自治为主要形式的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如果从1982年《宪法》确立村民委员会的法律地位算起，到今天已经走过23个年头。如果从198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算起，到今天已经走过了15个年头。如果从1998年《村委会组织法》正式颁布算起，到今天已经走过了7个年头。在波澜壮阔的农村民主实践中，农民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谱写了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辉煌篇章。“村民自治的伟大实践，构筑了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基本内容的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的框架，开辟了一条在党的领导下建设农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正确途径，加快了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进程。”（注释1） 作为村民自治一项重要内容的村民委员会会直接选举已经进行了十几年，仅1998年至2000年间全国就有27个省、市、直辖市进行了村委会换届选举，约有6亿农民参加了直接选举，参选率高达百分之八十（注释2） .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取得的巨大进展，对我国整个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起着良好的推动作用。但是，在村委会选举中也出现了一些影响正常民主选举，破坏选举规则的现象，贿选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
一、“贿选”是什么？——法律视角中“贿选”的界定
何谓贿选，顾名思义，选举中的贿赂行为，即竞选者在选举中通过一定的物质利益或其他方式对参加选举的代表和选民进行贿买，以使自己在竞选中胜出。贿选的主体是将要或正在参与竞选的人，贿选的对象是享有投票表决权的选举代表或选民。贿选的方式主要是给予代表或者选民一定的利益，如金钱、财产、可期待的利益回报或精神、感情上的享受等。
从宪法学意义上讲，我国有两类选举，一类是人大代表和国家公职人员的选举，一类是自治组织如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的选举。我国目前存在的贿选也主要表现为公职选举中的贿选和自治组织选举中的贿选两种。本文所论述的“贿选”专指在村民自治过程中的“贿选”。
关于“贿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五条规定：“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妨害村民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村民有权向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或者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及其主观部门举报，有关机关应当负责调查并依法处理，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当选的，其当选无效。”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民政部印发的《条文释义》将“贿赂”解释为：“所谓‘贿赂’，是指用金钱或其他物质利益收买选民、候选人、选举工作人员，使之违反自己的意愿参加选举或者在选举工作中进行舞弊活动。”“‘贿选’必须有实际的收买行为发生，而且确实对正常的选举活动产生影响，不能将‘贿选’问题无限扩大。”（注释3） 民政部基层政权司司长詹成付认为：“贿选，主要是指用钱、物买通选举人来选举自己或跟自己同派系的人，破坏了选举的公正性，对村民自治危害甚大。”（注释4） 这些解释来源于实践经验的总结，在施行村民自治的初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对规范和引导竞选行为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村民自治实践的深入，新的竞选手段不断出现，这些解释逐渐落后于实践，难以涵盖所有的竞选行为；由于缺乏对“贿选”的权威定性，一度使得大量的竞选行为游离与合法与非法的边缘，同时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2003年4月17日上午，山西省河津市下化乡老窑头村召开村委会选举大会，候选人王玉峰载选举现场允诺如果当选将给全体村民发放现金，结果获选票数超过半数，顺利当选；17日下午，村民们拿着户口本到村委会领取了“选举兑现款”，全村1300多人，每人领取1800元，王玉峰共支付230多万元（注释5） .王玉峰的行为引起了极大争议，有人认为，王玉峰构成贿选，但也有人认为王玉峰并没有拿钱买选票，自己发钱是兑现竞选承诺，而且是公开地发给村民，不能算是贿选。王玉峰的行为与花钱买选票是有所区别的，他的参选当选使全体村民“受益”，究竟算不算贿选？引起争议的不仅有公开场合的竞选行为，还有私下的“拉票”行为，如投票前挨家挨户拜访套近乎甚至带着子女磕头、承诺当选后“三年不纳粮”和“不搞计划生育”、给本村所有六十岁以上的老人赠送一条羊毛毯、允诺为本村学龄儿童解决入学问题等，这些不同于直接的“花钱买选票”的行为是否可以被界定为“贿选”？
2005年1月25日，民政部下发《关于做好2005年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的通知》，其中规定：“要认真研究和区分一般人情往来、候选人捐助公益事业以及承诺经济担保等法律未明确禁止的行为，与直接买卖选票行为的不同。”民政部基层政权司司长詹成付就此解释道：“选举人公布执政方案时，一些并不针对个人的承诺，如承诺实施自来水工程、翻修学校等，不属于贿选；候选人选举前已做或选举中承诺当选后要做慈善事业、公共事业，不属于贿选；候选人以自己的私产作为抵押，以表示施政决心，也不属于贿选。另外农村红白喜事，礼尚往来是人之常情，也应该区别对待。”（注释6） 民政部在换届选举前通知，主要起草人解释相关精神，其宗旨是为了规范和引导村民自治中的竞选行为，但是仍然没有解决长久以来的一个问题，民政部的《通知》和起草人的“解释”尽管更加详尽，但是前者作为工作通知，后者作为学理解释，并没有法律效力；《通知》也试图通过“法不禁止即自由”的法理涵盖所有的竞选行为，但却可能使得竞选行为陷入混乱无序的泥潭。因此，尽管有了这样的解释，如何界定贿选依然是现实中的难题。
从法律视角对“贿选”进行界定，进而上升到立法层面，是遏制“贿选”的当务之急，一方面可以解决有关解释缺乏法律效力和权威性的弊端，另一方面可以弥补“法不禁止即自由”导致竞选行为无序失范的缺陷。笔者认为，从违法行为构成要素界定“贿选”，相对比较科学；构成贿选必须具备三个要件：一是贿选所侵犯的客体必须是村民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村委会选举活动。村民的选举权，是指村民依法享有的对村委会候选人的提名权、对正式候选人的选举权以及其他有关权利。村民的被选举权，是指村民依法享有的村委会候选人的被提名权、当选权以及其他有关权利。村委会选举活动是指依法选举村委会的活动，包括选民登记、候选人提名、投票选举、补选、罢免等选举活动。贿选就是侵犯村民的民利，破坏了村委会选举活动的行为。二是贿选的方式，即以物质利益和非物质利益收买选民、候选人和选举工作人员，使之违反自己的真实意愿参加选举，或者在选举工作中进行舞弊活动；三是贿选的后果必须是足以造成妨害村民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破坏了村委会的选举。所谓“妨害村民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指非法阻止选民参加登记、投票，或者胁迫、诱使选民违背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以及迫使选民放弃自己的被选举权等；所谓“破坏村委会选举”，是指破坏选举工作的正常进行。以上三个条件，须同时具备，才能构成贿选。
“对待贿选，应该一面坚决制止一面小心区分；既要严格要求，使贿选无由发生，又要注意因为规定太死而妨碍选举。”（注释7） 因此，在实践中我们要防止对贿选作出扩大的解释，对“贿选”与“拉票”这两种在村委会选举过程中既有相似也有不同的行为加以区分。
村委会选举中的“拉票”行为有其合理的空间，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拉票行为都是正确的。村委会选举中的“拉票”行为也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哪些是合理应该的，哪些是不合理甚至是违法的，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注释8） .有的候选人在竞选演讲时施政方针来拉票，或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比如减少村里不合理开支，减轻村民负担；发展村集体经济；任职期间不要村里误工补贴；违反民主决策程序，造成损失甘愿受罚等，这些“拉票”行为都是正当的。但有些“拉票”行为就是不合理、不正常的了，如请客送礼，用金钱贿赂村民等。合理的拉票行为应当允许，经过实践检验可以作为典型的选举经验予以总结推广；而不合理的“拉票”实质上就是一种贿选，必须制止。
根据调查，一些地方村委会选举过程中，部分候选人在竞选中采用了承诺、允诺、许诺、许愿等方式。所谓承诺，简而言之就是事先答应对方将来达到了预期目的而给予某种好处（注释9） .如个别人在选举过程中作出了诸如当选后给本村修路、建桥、建学校、建养老院、幼儿园，全村的土地税、应交的公粮、村里的“三提五统”全部由自己承担，扩建企业吸收本村成年劳动力就业等承诺。也有竞选者作出了诸如当选后不搞计划生育、村民可以多分宅基地、分发集体财产等承诺。对于诸多承诺也须加以鉴别，既不能一棍子打死就认定为贿选，也不能毫无原则地放任自流。对于符合法律法规和党的政策的承诺，可以谨慎地予以支持，前提是所作出的承诺在其经济实力范围内，同时加强对承诺事项的事后监督和兑现，并且严格防止其当选后通过其他途径变相获取有偿“对价”；对于诸如严重违反国策的“不搞计划生育”、违法的“多分宅基地”、“分发集体财产”等承诺，要坚决反对，对提出这些承诺的候选人予以提醒和教育，坚持不改情节严重的可以列为取消候选人资格的情形之一，同时应向选民作出有关的说明，防止通过违法手段影响选举结果。
对“贿选”行为作一个比较宽泛的法律界定以及与其他竞选行为进行区分可能并不复杂，复杂的是制定一个科学、详尽、实用的认定标准；正因为这一认定标准的缺位，使得村委会选举中许多竞选行为存在极大的争议，直接影响了法律责任的追究和村民自治的成效。对“贿选”行为认定标准的拿捏更是实践中的难题，标准定的严一些紧一些，势必动摇广大村民刚刚激发出来的参政热情，打击村民参加竞选的积极性，同时限制了基层民主创新的动力，进而影响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标准定的宽一些松一些，也会出现很多问题，最为突出的就是对竞选行为缺乏有效的规范和引导，对一些明显的违法选举行为打击力度不够，使得村委会选举逐渐流于形式，村民自治成为停留在纸面上的、不切实际的空想，达不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预期目的。为了在保护村民参选热情和规范选举行为之间寻求平衡，既不能因为贿选的存在而否认村民自治的合理性，也不能对违法选举行为放任自由，笔者建议“贿选”认定的标准要“严宽结合，松紧适当”，用复合的认定标准取代单一的认定标准，同时将其他国家和地区规范选举行为的合理经验与中国的本土资源相结合：首先，要看该竞选行为是否在形式上存在利益（包括非物质利益）与权利（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交换。如果不存在利益与权利的交换，那么可以直接认定为合法的竞选行为。其次，如果该竞选行为形式上存在的利益与权利的交换，那么要看该行为指向的对象是特定的还是不特定的。如果该竞选行为指向的对象是不特定的，如向五保户发放抚慰金、资助村里学生上学、个人出资修路建桥，那么一般不宜认定为贿选行为；如果该竞选行为指定的对象是特定的，如直接上门送钱送物、现场向投自己票的村民发钱发物，那么一般应当认定为贿选行为。最后，即使是指向对象不特定的竞选行为，也要看这种行为发生的时间。美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一般禁止投票日前一段时间的竞选行为，如设宴款待、电视辩论等，防止这些竞选行为对选民意愿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在候选人部分涉及利益的竞选行为与村民正式投票之间设定期限限制，如不允许在投票日前一个月内进行涉及利益的竞选行为，防止针对不特定对象的竞选行为产生“收买”选民的效果。
二、“贿选”为什么会存在？——“贿选”的现实土壤
1、 权力断层
村民自治广泛推广之后，乡村之间的关系由“领导”变为了“指导”，这种
微妙的变化客观上要求村委会要从“对上负责”逐步转变为“对下负责”。在转型期，村委会出现了政治的断层和权力的空缺，乡镇想继续控制，村民积极要求自治，而村主任夹在两者之间，既要向上争取支持，扩大自身权威和权力；又要向下争取选票，获得村民的信任。政治断层中出现的“贿选”，既可能因为与乡镇千丝万缕的利益关联而得不到有效的制止，也可能由于村民自治程度尚且不高，缺乏决策力和影响力，出现放任自流的情况。因此，权力断层是村民自治中“贿选”现象的政治土壤。从这个意义上讲，“贿选”并不是和民主选举永远相伴而生的，而是我国基层民主实践的阶段性产物，是政治权力转移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种现象，随着村民自治程度的提高和乡村利益关系的厘清，会逐步减少、消失，退出历史的舞台。
2、 利益驱动
选举的过程是政治资源的配置过程，选举的结果意味着公共权力的获得，而公共权力获得者即取得了经济资源的控制权。因此，为了维护现有的经济利益或对现有的经济利益进行有利于自己的再分配，催生了属于权力寻租的“贿选”。在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贿选基本绝迹，但改革开放特别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后，贿选又死灰复燃。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随着社会结构的调整，利益群体的分化，人们必然会对经济上的要求上升为政治上的诉求（注释10） .村委会选举中出现“贿选”的重要土壤就是利益的驱动。在目前的体制下，村委会中的职务具有相当的吸引力，能为当选者带来一定的好处，从贿选者的动机来看，有的是为了通过当选获得工作补贴，有的是为了借此为跳板“招干”成为国家干部（注释11） .而据《中国商报》记者在宁夏同心县一个贫困乡的实地调查，一个普通村主任的实惠显而易见：“上级发放的救济款由他安排，左邻右舍的救济物资由他操心，连希望小学的捐款给谁都得由他点头”（注释12） .在地处沿海发达地区的乡村，这种利益的驱动更为明显：据《商务周刊》2002年11月15日报道，温州下辖的两区两市两县，不同程度受到“贿选风”的袭击，以沙城镇为例，其下辖的七三、七四两个村处于温州滨海经济开发区的中心地带，村土就是村金，村委会主任在土地征用、工程发包、集体财产借贷层面有很大空间。2001年年底，瑞安纪委在塘下、新城等地排查了10多个村子，一查一个准，一下处理了10多个村支书和村主任，暴露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工程发包、土地转让、挪用集体财产方面。转型期社会利益的分化、村集体利益的监管不严和个人利益的驱动，是村民自治中滋生“贿选”的经济土壤。
3、宗族势力
从贿选者的角度看，权力不仅能给个人带来利益，更能给家族带来荣耀感。贿选者对权力有极强的诉求，“权力需要”在其个人需要结构中占据主导位置，尤其是在宗族意识较浓的村庄，村委会主任往往成为各宗族争夺角逐的焦点，是否担任村委会主任往往成为判断一个宗族势力的标志（注释13） .在村委会换届选举时，各宗族为竞选村委会主任往往兴师动众，不遗余力，一旦达到目的，本宗族就会成为本村最具有势力的家族，满足了宗族成员的虚荣心理，也为通过公共权力牟取宗族利益铺平了道路。宗族势力与贿选是双向的，在家族观念浓厚、宗族势力庞大的村庄中，光靠“贿选”开道而没有宗族势力支撑的候选人，是很难顺利当选的；而一旦通过贿选手段达到当选目的，宗族既得利益和长远利益就有了保障。家族观念的盛行，宗族势力的存在，是贿选现象存在的重要土壤。
4、程序缺陷
村民对选举的结果是否具有影响力或者影响力的大小，是决定其对待选票态度的重要因素，而决定村民投票影响力的则是选举过程的民主程度。当前选举过程中不高的民主程度、存在缺陷的选举程序，对村民选举造成了负面影响。如果选举制度完善，选举程序合理，整个选举过程透明程度高，选举主持机构不施加影响，结果完全取决于选票，而且每一张选票具有同等效力，那么选民就会珍惜手中神圣的一票，放弃选票或接受贿选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目前发生贿选的地方，选举制度大多存在很多缺陷：选举过程的公开性不够，存在形形的暗箱操作，如村民的提名受到严格限制，乡政府为了控制各村委会在选举之前就“定好调子，划好圈子”，搞“陪选”，不当场唱票、计票，最终导致选举成为“作秀”。这样的选举实质仍然是上级指定、选拔、委任的“翻版”（注释14） .当选举过程公开性不强，透明度不高，村民选民投票对选举结果不能产生作用时，村民肯定对选举失去信心和应有的重视，而放弃选票甚至接受贿选，出让选票则成为一种必然选择。村民同样也是经济人，在选举过程中也有成本和收益的核算，与其浪费一张不会产生实质作用的选票，不如遵循“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出卖这张选票。选举程序的缺陷给“贿选”现象蔓延开了绿灯。
三、民主的毒瘤：“贿选”的危害性
贿选用非强迫的利益方式影响选民的意愿，是民主政治的副产品，是公共行为的私人化，政治行为的经济化，以非公平和违背现行法律法规的方式攫取利益——政治参与和获得公共权力，其危害很明显；贿选是“民主肌体上的毒瘤”（注释15） ，如果不能很好地治理贿选，势必危害整个农村选举，威胁整个村民自治，阻碍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的建设。
1、破坏民主规则
“贿选”通过利益交换选票进而影响选举结果，这是通过利益干涉民主政治的法则，以制造候选人之间不平等的形式侵蚀获取权力的途径。从表面上看，这类“贿选”充当着一种财富再分配的机制，普通选民甚至是其中的受益者；但事实上，受损的不仅是几个候选人的利益，还有公共权力的公正性。如果每个人都可以用财产购买选票，从逻辑上讲，一个人只要拥有了足够多的财产，就可以获取无限的权力，政治成为金钱游戏，权力必然缺乏公信力，代表公共利益的政治权力也不复存在（注释16） .从现实出发，一个人具有很强的经济能力并不等同于他具有很强的政治能力，正如比尔盖茨和克林顿各有千秋，从有利于社会发展和社会分工的角度看，这两类人应该各司其职，各守其责。如果经济力量严重侵蚀政治运作规则，那么很可能埋没克林顿这种出身穷苦的政治人才，显然不利于社会发展。本文第一部分所述的王玉峰向选民发现金的行为看起来对大部分村民都是有利的，但是依然要依法予以限制。法律之所以要规制贿选，是为了尽可能确保政治规则不会因经济力量的侵蚀而丧失运作能力；法治有必要在市场规则和政治规则之间划定界限，反映一种更为长远的理性。
2、侵犯民利
“贿选”侵犯了选民的选举权，使得同样一张选票在不同选民之间变得不等值。选举权是平等的，平等的具体表现就是每一个选民根据自己的判断作出选择，这种判断是基于对候选人的能力、表现等的信任和偏好，而不是基于暂时的财产诱惑。“贿选”同样侵犯了候选人的被选举权：如果可以用金钱收买选民，用利益交换选票，这样的后果将是政治运作的规则被破坏，政治变成“金钱游戏”，导致社会严重不平等最终破坏社会存在的必要秩序。以利益侵蚀本应代表公正的权力及其获得的途径，以效率为目标的市场法则侵蚀了以人人平等为目标的政治法则（注释17） .对候选人而言，金钱拥有量决定了不同候选人站在了不同的起跑线上，谁花的钱多谁就当选已然成为很多村庄选举中的潜规则，严重侵犯了候选人的被选举权。这种潜规则侵犯了村民的民利，不仅是对法治尊严的亵渎，更是对村民自治的伤害。
3、恶化治理结构
“贿选”会使得全体或部分选民受益，但这只是表层的利益，真正伤害的是村庄的治理结构。一个通过贿赂当选的村委会主任，从法律的角度缺乏合法性，从道德的角度缺乏正当性，直接导致其政治上没有公信力，在注重传统伦理道德的中国农村必然缺乏威信，也无法治理好整个村庄；对于接受了贿选的村民而言，“拿人手短，吃人嘴软”，既然接受了村委会主任的馈赠，那么很难再真正参与村民自治，只能将自治的权力拱手相让给贿选者，村民自治沦为村官自治；尽管贿选上台的村官缺乏公信力，但即使拥有的是有效的权力，也要将贿选的成本通过不同的形式悉数收回甚至超额收回，最终的结果将是村庄治理结构的恶化，“富村变穷，穷村越穷”。
四、遏制“贿选”：“贿选”的法律规制和综合治理
贿选的成因是复杂的，贿选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但并非是不可避免的。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当前发生的贿选现象并不能说明我们国家不能搞民主政治或者现阶段不宜搞民主政治，只能说明我们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上还存在有待完善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的贿选现象并非民主政治的灾难，恰恰是贿选的出现为我们反思具体制度的设计，为进一步解决如何保障民主政治建设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贿选”是“民主肌体上的毒瘤”，反映出来的是村民自治的历史进程中许多共性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遏制“贿选”是推进村民自治，加强基层民主建设的关键。也正因“贿选”产生的原因是多元的，“贿选”的危害是致命的，遏制进而治理“贿选”就不能简单地依靠说服教育、加大打击力度等单一的方式，而应该将法律规制与综合治理相结合：法律规制是综合治理的前提和基础，为综合治理提供法律的依据，可以规范村委会选举，引导村民自治走上法治的轨道；但是，要根治“贿选”不能单纯依靠法律规制，因为法律规制治标不治本；只有从“贿选”现象背后充分发掘其产生的现实土壤，多角度多层次综合治理，才能标本兼治。
（一）“贿选”的法律规制
1、选举程序规制：完善村委会选举程序，让贿选者的投机预期降低为零
没有科学、合理的程序，选举只能停留在纸面，流于形式；因此有必要从法律制度上完善村委会选举程序，不给贿选者以机会，让贿选者的投机预期降低为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缺乏详尽的程序性的规定，给贿选留下了许多法律的空白和漏洞，因此要在程序上完善村委会选举，有两条路径，一是适时修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细化选举程序；二是制定《村民委员会选举法》，以专门程序法的形式规范村委会选举程序。无论选择怎样的路径，都要建立在实践经验总结的基础之上，立足于中国村民自治的现实国情和本土资源，突出遏制贿选的核心内容。
（1）在选举的准备阶段，通过制度规范候选人的竞选行为。
鉴于贿选行为基本上都发生在选举的进行过程中和投票选举的现场，因此有必要在选举的准备阶段就通过一定的方式规范候选人的竞选行为，既不能限制候选人的民利，又要把竞选行为纳入规范化的轨道。笔者认为，候选人在得到提名后就应向选举委员会提交书面的“竞选纲领”，内容包括个人简历、竞选优势、本村发展规划、竞选支出、助选人员和竞选方式；这些内容经选举委员会审核之后，如没有违法违纪的内容，就可以向选民张榜公布，接受选举委员会和选民的共同监督。候选人如果顺利当选，那么竞选纲领中提出的“施政方针”作为一种承诺抑或是契约在其任期内具有约束力，作为其政绩考核的依据；更为关键的是，在事前就约定竞选支出、助选人员和竞选方式，对候选人在其后的选举过程中具有约束力，不得超出 “竞选纲领”中确定的范围。如果候选人在选举中违反“竞选纲领”中的约定，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情节较重、出现违法选举行为的，选举委员会可以取消其参选资格。
（2）在选举的进行过程中，确立村委会选举过程中的监督主体。
贿选现象的发生，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选举程序中监督主体的缺位。目前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充当“监督”角色的是乡镇政府，由于当前村委会在某些方面具有“半行政”性质，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存在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同时也容易导致乡镇政府借“监督”为名变相地“干涉”村委会选举。笔者认为，由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换届选举前成立村委会选举监督小组，同时吸纳各乡镇人大代表、媒体工作者、民政等部门工作人员作为观察员参加，专门负责监督村委会选举工作，在选举之日，由监督小组对整个选举进行全过程的监督（注释18） ，有效地防止贿选的发生。
（3）在投票选举的现场，秘密画票，公开唱票，当场宣布选举结果。
完善整个投票流程同样十分重要，选举时村民领票、写票、投票、唱票等环节都要设计严密，不给贿选人可乘之机，也不给选民造成心理压力，让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投票，使贿选人无从知道自己是否被选。这样，贿选人不能得到贿选带来的好处，必然打击其积极性，伴随贿选成本的提高，贿选现象也能逐步得到遏制。在调研中我们也发现，很多贿选者的“竞选班底”的重要职责，就是在投票现场参加“监票”，分头盯梢选民，监督投票，查看投票结果；甚至在选民将选票送入投票箱之前，悄悄查看选票上的名字，而后再目睹选票入箱。这种方式保证了“贿选”的成效，防止成本的浪费，但同时更干扰了选举的流程，使得选民无法充分表达意愿。因此，要严格执行回避制度，候选人的直系亲属不得担任选举工作人员，从而保证选举程序的公平、公正和公开，堵上“贿选”的后路。
（4）委托投票和流动票箱进一步规范化。（注释19）
根据各地反馈，委托投票和流动票箱是选举过程中最容易引发争议和出现不规范甚至违法的选举行为的环节。但是考虑到大多数省份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较多，如果取消委托投票，部分村可能出现参选人数不过半数的情况，因此建议各省制定或修订《村委会选举办法》，可以保留委托投票，但应当采用更为严格的限制，如明确将“外出”界定为“省外”，即只有投票期间在省外的选民，才可以书面委托投票；同时适当限制同一个人接受委托的人数，将贿选的可能性降低到最小；对于流动票箱的适用，应当明确限定于老弱病残确实不能到现场投票的人。这些措施通过实践的检验，也可以为制定统一的《村委会选举法》积累经验，同时也可以压缩“贿选”利用选举环节漏洞的空间。
（5）在公布选举结果之后，进行离任审计和上任审计。
村委会选举之后，村民最大的诉求就是公布前任村委会的账本，清查帐目，但是往往受到干涉和阻挠，新任村委会为了便于交接工作也往往息事宁人，造成帐目越来越乱，漏洞越来越多，亏空越来越大。因此，可以通过立法将“离任审计”和“上任审计”列为村委会选举必经程序，有了“离任审计”，就不会累积财务问题，也便于追究前任村委会的财务责任；有了“上任审计”，对新任的村委会就有了考核和监督的依据，确保 “当选时清清白白，离任时清清楚楚”，即使“贿选者”当选，也无法牟取私利，侵犯集体资产。
2、 实体法律规制：将“贿选”纳入刑法打击范围，增加贿选成本
关于村委会选举违法行为的处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五条做出了规定：“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妨碍村民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村民有权向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或者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及其主观部门举报，有关机关应当负责调查并依法处理，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当选的，其当选无效。”以此规定来处理选举中的贿选行为，存在三个问题：第一，村民可以向五个机关举报贿选行为，即乡人大、乡政府、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民政局，结果造成五个机关职责不明，处理效力不清，要么互相推诿，要们不同机关做出不同的处理结果，无法决定哪一个机关的处理决定效力优先（注释20） ；第二，对贿选行为处理过轻，除了宣布当选资格无效外，没有追究贿选者的其他法律责任，易于造成贿选者有恃无恐的心理：不贿赂不当选，贿赂了最多也只是当选无效，反正没什么损失，结果可能助长贿选行为的蔓延。同时，对接受贿选的选民没有相应的处理机制，出于“法不责众”的从众心理，不能从源头上杜绝贿选现象。第三，对贿选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针对上述缺陷，笔者认为可以从如下方面加以完善，首先，修订《村民委员会选举法》，明确规定一个具体的机关来处理选举中的违法行为，一般而言，由县级的人大常委会对基层民主选举履行法定的监督职能比较恰当和合适，可以排除乡镇中不确定因素的干扰，同时在人大代表选举中积累的选举工作经验提供了专业知识支持，确保做出的决定具有科学性，其权力机关的定位也使得做出的决定具有权威性。其次，加大对贿选违法行为的制裁，建议在刑法“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罪”一章中增设“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罪”，即在村民选举过程中，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侮辱、诽谤、伪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故意损坏选举设施、扰乱选举秩序等手段破坏选举或妨碍村民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剥夺政治权利；情节较轻的，可以单处剥夺政治权利。“将贿选行为纳入刑法的打击范围，对打击破坏村委会选举的行为可以做到有法可依，同时也为将村委会选举纳入诉讼渠道铺平道路。最后，对贿选进行明确的法律界定，通过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的形式取代没有法律效力的民政部的通知，对贿选的行为构成进行详尽的规定，既要合理规制贿选行为，保障村委会的选举秩序；又不能过分扩大贿选的范围，影响村民参加民主竞选的积极性和竞选机制的创新。
3、建立司法救济：将“贿选”纳入诉讼的渠道
有权利就必须有救济，没有救济的权利是不完整的权利；村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更是如此。目前，村委会选举还没有纳入我国选举诉讼的范围，司法监督的力度明显不足。这种缺乏权利救济的现状使得大量的违规甚至违法的选举行为以及属于法律空白的选举行为，长期以来游离于司法救济之外，不仅使得选民的民利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更使得“贿选”等行为得不到有效的规制。如果说选举程序的完善和实体法律的修订可以在事先遏止“贿选”行为的发生，那么司法救济的途径则是事后保护选民民利、打击违法选举行为的重要保障。笔者认为，应建立选举纠纷的救济机构，尽快解决司法救济缺位的现状，将“贿选”、选举程序瑕疵等行为纳入诉讼的渠道。在选举纠纷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法院在换届选举年设立专门的选举纠纷临时审判庭，建立选举诉讼简易程序及时解决选举纠纷，避免长期以来民政部门处理选举纠纷时大量适用“通知”、“决定”等没有法律效力或法律效力较低的文件，缺乏权威性的弊端（注释21） ，加强对选举行为的法律规制，逐步树立处理选举纠纷的司法公信力。
（二）“贿选”的综合治理
1、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注释22）
尽管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在我国的城市中，也存在贿选，但它在中国广大农村更为严重，更为普遍，对选举结果的影响更为重大，也更具危害性。为什么贿选在农村的作用如此之大呢？按照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人类需求层次论”，人的需求是分层次的，前一层次需求满足后，才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人的第一层次的需求是生存的需求，这是人的最基本的需求；其后才是更高层次的需求，包括民利得到尊重，自我价值实现等精神方面的需求。在中国许多尚未脱贫的农村，农民正处于为生存奋斗的第一层次需求阶段，当有人以金钱、物质利益诱使他们放弃民利时，他们往往屈从于现实的物质利益，出卖需求层次靠后的民利，将神圣的选票作价出卖。只有发展农村经济，使农民收入不断提高，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才能提高他们的需求层次，当富裕了的农民需求层次相应上升之后，会更珍惜自己的民利，即使不能根除贿选，至少也能提高贿选的成本，也就不会再出现部分选民为一条香烟、一袋洗衣粉出卖自己选票的可悲情形（注释23）
2、加强对村集体资产和财务帐户的监管。
正如前文所分析，利益驱动是“贿选”存在的经济土壤，正是村集体资产和财务帐户长期处于没有监管或监管不力的状况，给“贿选者”上任后收回成本打开了方便之门。在集体产权下，村委会首先是一个财产权主体而不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甚至是唯一的公共产权主体，可以对外签订合同，出让土地开发房产，管理本村集体经济企业，自收自支，游离于村民大会的监督。因此，如果光在选举上禁止贿选，而未在村集体资产管理上下更大的功夫，村集体资产还在村委会的控制之下失去相应的监督，村民对集体资产所拥有的权益还是没有保障，村集体资产及其收益还是有可能流失、被侵吞（注释24） ；在巨大的集体产权利益寻租的诱惑面前，不仅不能遏止贿选，而且可能使贿选愈演愈烈。
贿选是集体资产失管状态下的极容易出现的非常态的选举方式，显示了有关部门对村集体资产管理工作的薄弱。要根治贿选，应该同时从严管集体资产着手，堵住集体资产流失、被侵吞的漏洞；对村集体资产的控制权不能掌握在少部分人手上，有关部门要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严加监管和约束，只有村集体经济被严格监督和有效管理，变得无利可图时，村民的权益才会有保障，也可以从根本上约束部分候选人参选的不良动机，从而在经济利益的层面根除贿选现象，使得村委会换届选举走上规范化、有序化、法治化的正轨。
对于村级财务管理混乱以及连带而来的村官腐败问题，有的地方则通过“村账乡代管”的监管方式来解决。据《人民法院报》2003年5月14日《“村账乡代管”——管住了贪吃的嘴》一文报道，湖南省岳阳县在不改变现有体制、资产权属、资产性质和以村设账核算主体的情况下，由乡镇经管站代村做账，并实施监管。基本做法是，以乡镇经管站为依托，成立“农村合作经济财务会计中心”。中心设几名记账员，每个记账员负责10个左右行政村的记账工作。村级取消会计，设报账员，负责办理收支结算和报账手续。村民主理财小组对每项财务收支逐月审核，形成乡村两级双重监督与管理的新型财务监管格局。取得的效果是：乱收费办不到了；乱花钱没门了；干群关系变好了。
3、 村民的民主启蒙和教育。
村民是村民自治的主体，选谁不选谁，村民说了算；所以教育村民正确行使权利成为医治贿选的良方。许多贿选的实例表明，贿选者根本没有把赢得选举建立在为村民服务的参选目的上，更不愿意把赢得的公共权力用于为村民服务。贿选者一旦当选，就会把自己在选举期间的投入变本加厉地捞回来。把贿选的害处向村民说清楚，谁都会算帐，也就没有人或很少会有人拿自己的根本利益去满足贿选者了。
因此，解决贿选问题的另一个关键，就是让广大村民切实认识到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对于全村经济发展和自身利益的危害，认识到选举是村民神圣的权利，投好这一票，既是对全村村民负责，也是对自身利益负责，从而做到不受眼前利益的干扰，不误选、不乱选，保证选举的公平、公正。例如，山东胶州市铺集镇部分村庄“贿选”之风甚浓，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之前，党委书记杨波亲自起草了《告全体村民数》，每个村民人手一份。全文通报了该镇本届政府任期内的发展规划、具体措施和三年内确保实现的村民基本生活指标等情况，用数字的形式，给村民分析了一个好的村委会在推动集体经济发展和维护村民自身利益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一个差的村委会对于村民集体和自身利益可能造成的损失，最后他提醒村民要慎重对待手中神圣的一票，选出对自己负责的“当家人”。此外，该镇还注重发挥党员的作用，由部分老党员组成的文艺宣传队，围绕村委会选举自编自演了小品、戏曲，歌颂民主，鞭挞不正当的竞选行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这些措施有效地遏止了该镇的“贿选”之风，村委会换届成功率一举达到97％（注释25） .
培养和提高村民的民主意识，重点进行民主理论和知识的普及教育，使村民逐步摆脱“依附”、“等级”、“权力”、“人治”、“大民主”等把民主简单化和庸俗户等反民主和非民主的观念，培养适应民主政治发展所需要的平等、权利、参与、竞争等民主主体意识，形成独立的政治人格（注释26） ，将有助于促进村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杜绝“贿选”存在的“选民基础”，充分保障村民自治。
4、适当弱化村委会的经济管理职能，强化村委会公共服务职能。
公共权力过大必然加剧人们对权力的角逐。基层公共管理机构不仅拥有大量处理公共事务的权力，还拥有土地（农用土地在经济学的意义上本来属于私人物品）的控制权。公共权力还渗透到一些私人事务中。但由于过大的公共权力与狭窄的税收来源不对称，使得农民与公务人员之间的关系成为供养与被供养的关系，而不是服务与被服务之间的关系。基层政府的主要职能蜕化为向农民收取税费。这种背景下，公务人员的荣誉性微乎其微，使村民自治事业一开始就与巨大的利益关系纠缠在一起，旧力量不愿意放权，新力量下决心夺权，增大了政治发展转轨的难度。因此，农民对当选村长的第一要求常常是“查账”，而旧力量最害怕的是翻旧账。如果公共权力过大的问题不解决，村民自治的舞台永远是利益争夺的拉锯战场，民主政治的发展将困难重重（注释27） .
在以往的立法中，我们意识到了建立村委会这一自治机构的重要性，但没有看到村委会组织运行所耗费的巨大成本，更没有预见到村委会组织产生过程中会出现如此多的问题。减少村委会的权力，并不意味着剥夺村民的权利。因为村委会的权力和村民的权利不是同一概念。正是由于村委会的权力过大，村民自己能够掌握的权利太少，才导致村委会选举的变形。村委会作为自治机构，不应该过多地担负公共事务，更不能随意处分村民的集体财产。村委会的社会职能应当被强化，但其经济职能应当被削弱。村委会不应该成为“二政府”，也不应该成为经营性组织。国家在涉及到村民权利的问题上，应该直接听取村民的意见，而不应该通过村委会上传下达。村委会的职能越单纯，村委会选举中的贿选事件就越少。因此有必要通过立法弱化村委会的经济管理职能，强化公共服务职能，从制度层面真正让农民当家作主，平稳地推进乡村政治文明发展的进程。
5、“四个民主”的整体建设和协调发展。
民主选举之后，积极推进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工作，保障全体村民依法自治，可以防止“选时有民主，选完了没民主”现象发生，而这一现象正是治理结构上的漏洞。对于村民选举中出现的贿选行为，我们只有找出其社会性成因，才能从根本上采取措施杜绝。贿选者的贿选投入都是基于一定的利益考量，但是，如果将贿选的责任简单地归咎于贿选者，显然是不够的，除了要弄清楚贿选者的动机外，还要进一步研究为什么村民会选择贿选（注释28） .贿选者为什么对于其投入有很高的收益预期？实际上这涉及到村民自治的“四个民主”的整体建设和协调发展的问题。换而言之，即使“民主选举”很完善，如果“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机制没有相应建立、健全起来，很难实现真正的村民自治，也无法根除贿选。
结语
民主选举已经成为解决现代社会乃至乡土社会公共权力合法来源的重要路径，我们不能因为贿选现象的存在而怀疑甚至否认选举制度的伟大意义。当然，贿选现象暴露了现行选举制度的某些亟待完善的缺陷，通过制度创新完善现行选举制度也是根治贿选现象的应有之义。
治理贿选使村委会选举中的当务之急，处理得好，可以使村民自治制度顺利实施；处理不好，很可能使农村民主政治、村民自治走上歧途，甚至影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因此，治理贿选刻不容缓，同时也要看到，治理贿选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法律规制，也需要综合治理，更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我们坚信，通过法律规制和综合治理，“贿选”这一基层民主建设初期的阶段性现象，将逐渐减少直至最终消失，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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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参见：彭建军：《试论选举权实现的保障机制》，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第28页。
19参见：《浙江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修订）》
20宋春红等：《村民自治中贿选现象的成因及其遏制措施》，载《黄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8期第9页。
21参见烈东：《民政厅发文指导选举成被告》，载《乡镇论坛》2003年第12期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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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王晓敏：《基层换届选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载《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第55页。
27党国英：《村民自治的现实与未来》，载《南方周末》2002年9月20日。
养老院工作经验总结范文第10篇
本文对村民自治中出现的“贿选”现象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和分析，提出了有关的对策建议。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作者在分析了不同时期、不同部门、不同学者对“贿选”所作界定的基础上，指出了这些界定存在的缺陷及其局限性，进而从违法行为构成要素的角度提出了“贿选”行为的三个构成要件：即贿选所侵犯的客体必须是村民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村委会选举活动；贿选的方式是以物质利益或非物质利益收买选民、候选人和选举工作人员，使之违反自己的真实意愿参加选举，或者在选举工作中进行舞弊活动；贿选的后果必须是足以造成妨害村民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破坏了村委会的选举。为了防止对“贿选”作出扩大解释，避免界定过死影响选举，作者将“贿选”与选举中常见的“拉票”行为、“承诺”行为作了区分，指出对待这些行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提出了区分的标准。最后为了便于实践中具体应用“贿选”的法律界定，作者提出了三个步骤认定“贿选”行为的标准和方法。
在本文的第二部分，作者较为深入地探讨了“贿选”存在的现实土壤，即权力真空、利益驱动、宗族势力和程序缺陷；通过对“贿选”成因的分析，为第三部分分析“贿选”的危害性、第四部分提出对“贿选”的法律规制和综合治理提供了依据。
在本文的第三部分，作者重点分析了“贿选”的危害性，即破坏民主规则、侵犯民利、恶化治理结构，提出如不根治“贿选”，势必危害整个农村选举，威胁整个村民自治，阻碍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的建设，指明了治理“贿选”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第四部分是本文的重点，在前文界定“贿选”的法律性质、探讨“贿选”成因、分析“贿选”危害性的基础上，作者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治理“贿选”，法律规制是综合治理的前提和基础，为综合治理提供法律依据，可以规范村委会选举，引导村民自治走上法治轨道；但是，要根治“贿选”不能单纯依靠法律规制，因为法律规制治标不治本；只有从“贿选”现象背后充分发掘其产生的现实土壤，多角度多层次综合治理，才能标本兼治。作者认为，法律规制应当包括选举程序规制、实体法律规制和建立司法救济三个方面，初步构建遏制“贿选”的法律框架；综合治理包括五项措施：即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加强村集体资产和财务帐户的监管、村民的民主启蒙和教育、适当弱化村委会的经济管理职能，强化村委会公共服务职能、“四个民主”的整体建设和协调发展，希望这些建议能对在法制框架内根治“贿选”起到参考作用。
在结语部分，作者再次强调要辩证地看待“贿选”现象，即不能因为“贿选”的存在就轻易否定村民的民主素质和村民自治的价值，更不能对“贿选”不管不问，放任自流。作者坚信，通过法律规制和综合治理，“贿选”这一基层民主建设初期的阶段性现象，将逐渐减少直至最终消失，退出历史舞台。
以村民自治为主要形式的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如果从1982年《宪法》确立村民委员会的法律地位算起，到今天已经走过23个年头。如果从198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算起，到今天已经走过了15个年头。如果从1998年《村委会组织法》正式颁布算起，到今天已经走过了7个年头。在波澜壮阔的农村民主实践中，农民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谱写了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辉煌篇章。“村民自治的伟大实践，构筑了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基本内容的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的框架，开辟了一条在党的领导下建设农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正确途径，加快了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进程。”（注释1） 作为村民自治一项重要内容的村民委员会会直接选举已经进行了十几年，仅1998年至2000年间全国就有27个省、市、直辖市进行了村委会换届选举，约有6亿农民参加了直接选举，参选率高达百分之八十（注释2） .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取得的巨大进展，对我国整个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起着良好的推动作用。但是，在村委会选举中也出现了一些影响正常民主选举，破坏选举规则的现象，贿选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种。
一、“贿选”是什么？——法律视角中“贿选”的界定
何谓贿选，顾名思义，选举中的贿赂行为，即竞选者在选举中通过一定的物质利益或其他方式对参加选举的代表和选民进行贿买，以使自己在竞选中胜出。贿选的主体是将要或正在参与竞选的人，贿选的对象是享有投票表决权的选举代表或选民。贿选的方式主要是给予代表或者选民一定的利益，如金钱、财产、可期待的利益回报或精神、感情上的享受等。
从宪法学意义上讲，我国有两类选举，一类是人大代表和国家公职人员的选举，一类是自治组织如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的选举。我国目前存在的贿选也主要表现为公职选举中的贿选和自治组织选举中的贿选两种。本文所论述的“贿选”专指在村民自治过程中的“贿选”。
关于“贿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五条规定：“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妨害村民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村民有权向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或者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及其主观部门举报，有关机关应当负责调查并依法处理，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当选的，其当选无效。”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民政部印发的《条文释义》将“贿赂”解释为：“所谓‘贿赂’，是指用金钱或其他物质利益收买选民、候选人、选举工作人员，使之违反自己的意愿参加选举或者在选举工作中进行舞弊活动。”“‘贿选’必须有实际的收买行为发生，而且确实对正常的选举活动产生影响，不能将‘贿选’问题无限扩大。”（注释3） 民政部基层政权司司长詹成付认为：“贿选，主要是指用钱、物买通选举人来选举自己或跟自己同派系的人，破坏了选举的公正性，对村民自治危害甚大。”（注释4）
这些解释来源于实践经验的总结，在施行村民自治的初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对规范和引导竞选行为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村民自治实践的深入，新的竞选手段不断出现，这些解释逐渐落后于实践，难以涵盖所有的竞选行为；由于缺乏对“贿选”的权威定性，一度使得大量的竞选行为游离与合法与非法的边缘，同时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2003年4月17日上午，山西省河津市下化乡老窑头村召开村委会选举大会，候选人王玉峰载选举现场允诺如果当选将给全体村民发放现金，结果获选票数超过半数，顺利当选；17日下午，村民们拿着户口本到村委会领取了“选举兑现款”，全村1300多人，每人领取1800元，王玉峰共支付230多万元（注释5） .王玉峰的行为引起了极大争议，有人认为，王玉峰构成贿选，但也有人认为王玉峰并没有拿钱买选票，自己发钱是兑现竞选承诺，而且是公开地发给村民，不能算是贿选。王玉峰的行为与花钱买选票是有所区别的，他的参选当选使全体村民“受益”，究竟算不算贿选？引起争议的不仅有公开场合的竞选行为，还有私下的“拉票”行为，如投票前挨家挨户拜访套近乎甚至带着子女磕头、承诺当选后“三年不纳粮”和“不搞计划生育”、给本村所有六十岁以上的老人赠送一条羊毛毯、允诺为本村学龄儿童解决入学问题等，这些不同于直接的“花钱买选票”的行为是否可以被界定为“贿选”？
2005年1月25日，民政部下发《关于做好2005年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的通知》，其中规定：“要认真研究和区分一般人情往来、候选人捐助公益事业以及承诺经济担保等法律未明确禁止的行为，与直接买卖选票行为的不同。”民政部基层政权司司长詹成付就此解释道：“选举人公布执政方案时，一些并不针对个人的承诺，如承诺实施自来水工程、翻修学校等，不属于贿选；候选人选举前已做或选举中承诺当选后要做慈善事业、公共事业，不属于贿选；候选人以自己的私产作为抵押，以表示施政决心，也不属于贿选。另外农村红白喜事，礼尚往来是人之常情，也应该区别对待。”（注释6） 民政部在换届选举前通知，主要起草人解释相关精神，其宗旨是为了规范和引导村民自治中的竞选行为，但是仍然没有解决长久以来的一个问题，民政部的《通知》和起草人的“解释”尽管更加详尽，但是前者作为工作通知，后者作为学理解释，并没有法律效力；《通知》也试图通过“法不禁止即自由”的法理涵盖所有的竞选行为，但却可能使得竞选行为陷入混乱无序的泥潭。因此，尽管有了这样的解释，如何界定贿选依然是现实中的难题。
从法律视角对“贿选”进行界定，进而上升到立法层面，是遏制“贿选”的当务之急，一方面可以解决有关解释缺乏法律效力和权威性的弊端，另一方面可以弥补“法不禁止即自由”导致竞选行为无序失范的缺陷。笔者认为，从违法行为构成要素界定“贿选”，相对比较科学；构成贿选必须具备三个要件：一是贿选所侵犯的客体必须是村民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村委会选举活动。村民的选举权，是指村民依法享有的对村委会候选人的提名权、对正式候选人的选举权以及其他有关权利。村民的被选举权，是指村民依法享有的村委会候选人的被提名权、当选权以及其他有关权利。村委会选举活动是指依法选举村委会的活动，包括选民登记、候选人提名、投票选举、补选、罢免等选举活动。贿选就是侵犯村民的民利，破坏了村委会选举活动的行为。二是贿选的方式，即以物质利益和非物质利益收买选民、候选人和选举工作人员，使之违反自己的真实意愿参加选举，或者在选举工作中进行舞弊活动；三是贿选的后果必须是足以造成妨害村民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破坏了村委会的选举。所谓“妨害村民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指非法阻止选民参加登记、投票，或者胁迫、诱使选民违背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以及迫使选民放弃自己的被选举权等；所谓“破坏村委会选举”，是指破坏选举工作的正常进行。以上三个条件，须同时具备，才能构成贿选。
“对待贿选，应该一面坚决制止一面小心区分；既要严格要求，使贿选无由发生，又要注意因为规定太死而妨碍选举。”（注释7） 因此，在实践中我们要防止对贿选作出扩大的解释，对“贿选”与“拉票”这两种在村委会选举过程中既有相似也有不同的行为加以区分。
村委会选举中的“拉票”行为有其合理的空间，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拉票行为都是正确的。村委会选举中的“拉票”行为也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哪些是合理应该的，哪些是不合理甚至是违法的，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注释8） .有的候选人在竞选演讲时施政方针来拉票，或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比如减少村里不合理开支，减轻村民负担；发展村集体经济；任职期间不要村里误工补贴；违反民主决策程序，造成损失甘愿受罚等，这些“拉票”行为都是正当的。但有些“拉票”行为就是不合理、不正常的了，如请客送礼，用金钱贿赂村民等。合理的拉票行为应当允许，经过实践检验可以作为典型的选举经验予以总结推广；而不合理的“拉票”实质上就是一种贿选，必须制止。
根据调查，一些地方村委会选举过程中，部分候选人在竞选中采用了承诺、允诺、许诺、许愿等方式。所谓承诺，简而言之就是事先答应对方将来达到了预期目的而给予某种好处（注释9） .如个别人在选举过程中作出了诸如当选后给本村修路、建桥、建学校、建养老院、幼儿园，全村的土地税、应交的公粮、村里的“三提五统”全部由自己承担，扩建企业吸收本村成年劳动力就业等承诺。也有竞选者作出了诸如当选后不搞计划生育、村民可以多分宅基地、分发集体财产等承诺。对于诸多承诺也须加以鉴别，既不能一棍子打死就认定为贿选，也不能毫无原则地放任自流。对于符合法律法规和党的政策的承诺，可以谨慎地予以支持，前提是所作出的承诺在其经济实力范围内，同时加强对承诺事项的事后监督和兑现，并且严格防止其当选后通过其他途径变相获取有偿“对价”；对于诸如严重违反国策的“不搞计划生育”、违法的“多分宅基地”、“分发集体财产”等承诺，要坚决反对，对提出这些承诺的候选人予以提醒和教育，坚持不改情节严重的可以列为取消候选人资格的情形之一，同时应向选民作出有关的说明，防止通过违法手段影响选举结果。
对“贿选”行为作一个比较宽泛的法律界定以及与其他竞选行为进行区分可能并不复杂，复杂的是制定一个科学、详尽、实用的认定标准；正因为这一认定标准的缺位，使得村委会选举中许多竞选行为存在极大的争议，直接影响了法律责任的追究和村民自治的成效。对“贿选”行为认定标准的拿捏更是实践中的难题，标准定的严一些紧一些，势必动摇广大村民刚刚激发出来的参政热情，打击村民参加竞选的积极性，同时限制了基层民主创新的动力，进而影响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标准定的宽一些松一些，也会出现很多问题，最为突出的就是对竞选行为缺乏有效的规范和引导，对一些明显的违法选举行为打击力度不够，使得村委会选举逐渐流于形式，村民自治成为
停留在纸面上的、不切实际的空想，达不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预期目的。为了在保护村民参选热情和规范选举行为之间寻求平衡，既不能因为贿选的存在而否认村民自治的合理性，也不能对违法选举行为放任自由，笔者建议“贿选”认定的标准要“严宽结合，松紧适当”，用复合的认定标准取代单一的认定标准，同时将其他国家和地区规范选举行为的合理经验与中国的本土资源相结合：首先，要看该竞选行为是否在形式上存在利益（包括非物质利益）与权利（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交换。如果不存在利益与权利的交换，那么可以直接认定为合法的竞选行为。其次，如果该竞选行为形式上存在的利益与权利的交换，那么要看该行为指向的对象是特定的还是不特定的。如果该竞选行为指向的对象是不特定的，如向五保户发放抚慰金、资助村里学生上学、个人出资修路建桥，那么一般不宜认定为贿选行为；如果该竞选行为指定的对象是特定的，如直接上门送钱送物、现场向投自己票的村民发钱发物，那么一般应当认定为贿选行为。最后，即使是指向对象不特定的竞选行为，也要看这种行为发生的时间。美国、日本、我国台湾地区一般禁止投票日前一段时间的竞选行为，如设宴款待、电视辩论等，防止这些竞选行为对选民意愿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在候选人部分涉及利益的竞选行为与村民正式投票之间设定期限限制，如不允许在投票日前一个月内进行涉及利益的竞选行为，防止针对不特定对象的竞选行为产生“收买”选民的效果。
二、“贿选”为什么会存在？——“贿选”的现实土壤
1、 权力断层
村民自治广泛推广之后，乡村之间的关系由“领导”变为了“指导”，这种
微妙的变化客观上要求村委会要从“对上负责”逐步转变为“对下负责”。在转型期，村委会出现了政治的断层和权力的空缺，乡镇想继续控制，村民积极要求自治，而村主任夹在两者之间，既要向上争取支持，扩大自身权威和权力；又要向下争取选票，获得村民的信任。政治断层中出现的“贿选”，既可能因为与乡镇千丝万缕的利益关联而得不到有效的制止，也可能由于村民自治程度尚且不高，缺乏决策力和影响力，出现放任自流的情况。因此，权力断层是村民自治中“贿选”现象的政治土壤。从这个意义上讲，“贿选”并不是和民主选举永远相伴而生的，而是我国基层民主实践的阶段性产物，是政治权力转移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种现象，随着村民自治程度的提高和乡村利益关系的厘清，会逐步减少、消失，退出历史的舞台。
2、 利益驱动
选举的过程是政治资源的配置过程，选举的结果意味着公共权力的获得，而公共权力获得者即取得了经济资源的控制权。因此，为了维护现有的经济利益或对现有的经济利益进行有利于自己的再分配，催生了属于权力寻租的“贿选”。在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前，贿选基本绝迹，但改革开放特别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后，贿选又死灰复燃。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随着社会结构的调整，利益群体的分化，人们必然会对经济上的要求上升为政治上的诉求（注释10） .村委会选举中出现“贿选”的重要土壤就是利益的驱动。在目前的体制下，村委会中的职务具有相当的吸引力，能为当选者带来一定的好处，从贿选者的动机来看，有的是为了通过当选获得工作补贴，有的是为了借此为跳板“招干”成为国家干部（注释11） .而据《中国商报》记者在宁夏同心县一个贫困乡的实地调查，一个普通村主任的实惠显而易见：“上级发放的救济款由他安排，左邻右舍的救济物资由他操心，连希望小学的捐款给谁都得由他点头”（注释12） .在地处沿海发达地区的乡村，这种利益的驱动更为明显：据《商务周刊》2002年11月15日报道，温州下辖的两区两市两县，不同程度受到“贿选风”的袭击，以沙城镇为例，其下辖的七三、七四两个村处于温州滨海经济开发区的中心地带，村土就是村金，村委会主任在土地征用、工程发包、集体财产借贷层面有很大空间。2001年年底，瑞安纪委在塘下、新城等地排查了10多个村子，一查一个准，一下处理了10多个村支书和村主任，暴露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工程发包、土地转让、挪用集体财产方面。转型期社会利益的分化、村集体利益的监管不严和个人利益的驱动，是村民自治中滋生“贿选”的经济土壤。
3、宗族势力
从贿选者的角度看，权力不仅能给个人带来利益，更能给家族带来荣耀感。贿选者对权力有极强的诉求，“权力需要”在其个人需要结构中占据主导位置，尤其是在宗族意识较浓的村庄，村委会主任往往成为各宗族争夺角逐的焦点，是否担任村委会主任往往成为判断一个宗族势力的标志（注释13） .在村委会换届选举时，各宗族为竞选村委会主任往往兴师动众，不遗余力，一旦达到目的，本宗族就会成为本村最具有势力的家族，满足了宗族成员的虚荣心理，也为通过公共权力牟取宗族利益铺平了道路。宗族势力与贿选是双向的，在家族观念浓厚、宗族势力庞大的村庄中，光靠“贿选”开道而没有宗族势力支撑的候选人，是很难顺利当选的；而一旦通过贿选手段达到当选目的，宗族既得利益和长远利益就有了保障。家族观念的盛行，宗族势力的存在，是贿选现象存在的重要土壤。
4、程序缺陷
村民对选举的结果是否具有影响力或者影响力的大小，是决定其对待选票态度的重要因素，而决定村民投票影响力的则是选举过程的民主程度。当前选举过程中不高的民主程度、存在缺陷的选举程序，对村民选举造成了负面影响。如果选举制度完善，选举程序合理，整个选举过程透明程度高，选举主持机构不施加影响，结果完全取决于选票，而且每一张选票具有同等效力，那么选民就会珍惜手中神圣的一票，放弃选票或接受贿选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目前发生贿选的地方，选举制度大多存在很多缺陷：选举过程的公开性不够，存在形形的暗箱操作，如村民的提名受到严格限制，乡政府为了控制各村委会在选举之前就“定好调子，划好圈子”，搞“陪选”，不当场唱票、计票，最终导致选举成为“作秀”。这样的选举实质仍然是上级指定、选拔、委任的“翻版”（注释14） .当选举过程公开性不强，透明度不高，村民选民投票对选举结果不能产生作用时，村民肯定对选举失去信心和应有的重视，而放弃选票甚至接受贿选，出让选票则成为一种必然选择。村民同样也是经济人，在选举过程中也有成本和收益的核算，与其浪费一张不会产生实质作用的选票，不如遵循“等价有偿”的市场原则出卖这张选票。选举程序的缺陷给“贿选”现象蔓延开了绿灯。
三、民主的毒瘤：“贿选”的危害性
贿选用非强迫的利益方式影响选民的意愿，是民主政治的副产品，是公共行为的私人化，政治行为的经济化，以非公平和违背现行法律法规的方式攫取利益——政治参与和获得公共权力，其危害很明显；贿选是“民主肌体上的毒瘤”（注释15） ，如果不能很好地治理贿选，势必危害整个农村选举，威胁整个村民自治，阻碍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的建设。
1、破坏民主规则
“贿选”通过利益交换选票进而影响选举结果，这是通过利益干涉民主政治的法则，以制造候选人之间不平等的形式侵蚀获取权力的途径。从表面上看，这类“贿选”充当着一种财富再分配的机制，普通选民甚至是其中的受益者；但事实上，受损的不仅是几个候选人的利益，还有公共权力的公正性。如果每个人都可以用财产购买选票，从逻辑上讲，一个人只要拥有了足够多的财产，就可以获取无限的权力，政治成为金钱游戏，权力必然缺乏公信力，代表公共利益的政治权力也不复存在（注释16） .从现实出发，一个人具有很强的经济能力并不等同于他具有很强的政治能力，正如比尔盖茨和克林顿各有千秋，从有利于社会发展和社会分工的角度看，这两类人应该各司其职，各守其责。如果经济力量严重侵蚀政治运作规则，那么很可能埋没克林顿这种出身穷苦的政治人才，显然不利于社会发展。本文第一部分所述的王玉
峰向选民发现金的行为看起来对大部分村民都是有利的，但是依然要依法予以限制。法律之所以要规制贿选，是为了尽可能确保政治规则不会因经济力量的侵蚀而丧失运作能力；法治有必要在市场规则和政治规则之间划定界限，反映一种更为长远的理性。
2、侵犯民利
“贿选”侵犯了选民的选举权，使得同样一张选票在不同选民之间变得不等值。选举权是平等的，平等的具体表现就是每一个选民根据自己的判断作出选择，这种判断是基于对候选人的能力、表现等的信任和偏好，而不是基于暂时的财产诱惑。“贿选”同样侵犯了候选人的被选举权：如果可以用金钱收买选民，用利益交换选票，这样的后果将是政治运作的规则被破坏，政治变成“金钱游戏”，导致社会严重不平等最终破坏社会存在的必要秩序。以利益侵蚀本应代表公正的权力及其获得的途径，以效率为目标的市场法则侵蚀了以人人平等为目标的政治法则（注释17） .对候选人而言，金钱拥有量决定了不同候选人站在了不同的起跑线上，谁花的钱多谁就当选已然成为很多村庄选举中的潜规则，严重侵犯了候选人的被选举权。这种潜规则侵犯了村民的民利，不仅是对法治尊严的亵渎，更是对村民自治的伤害。
3、恶化治理结构
“贿选”会使得全体或部分选民受益，但这只是表层的利益，真正伤害的是村庄的治理结构。一个通过贿赂当选的村委会主任，从法律的角度缺乏合法性，从道德的角度缺乏正当性，直接导致其政治上没有公信力，在注重传统伦理道德的中国农村必然缺乏威信，也无法治理好整个村庄；对于接受了贿选的村民而言，“拿人手短，吃人嘴软”，既然接受了村委会主任的馈赠，那么很难再真正参与村民自治，只能将自治的权力拱手相让给贿选者，村民自治沦为村官自治；尽管贿选上台的村官缺乏公信力，但即使拥有的是有效的权力，也要将贿选的成本通过不同的形式悉数收回甚至超额收回，最终的结果将是村庄治理结构的恶化，“富村变穷，穷村越穷”。
四、遏制“贿选”：“贿选”的法律规制和综合治理
贿选的成因是复杂的，贿选的危害是十分严重的，但并非是不可避免的。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当前发生的贿选现象并不能说明我们国家不能搞民主政治或者现阶段不宜搞民主政治，只能说明我们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上还存在有待完善的地方；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的贿选现象并非民主政治的灾难，恰恰是贿选的出现为我们反思具体制度的设计，为进一步解决如何保障民主政治建设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贿选”是“民主肌体上的毒瘤”，反映出来的是村民自治的历史进程中许多共性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遏制“贿选”是推进村民自治，加强基层民主建设的关键。也正因“贿选”产生的原因是多元的，“贿选”的危害是致命的，遏制进而治理“贿选”就不能简单地依靠说服教育、加大打击力度等单一的方式，而应该将法律规制与综合治理相结合：法律规制是综合治理的前提和基础，为综合治理提供法律的依据，可以规范村委会选举，引导村民自治走上法治的轨道；但是，要根治“贿选”不能单纯依靠法律规制，因为法律规制治标不治本；只有从“贿选”现象背后充分发掘其产生的现实土壤，多角度多层次综合治理，才能标本兼治。
（一）“贿选”的法律规制
1、选举程序规制：完善村委会选举程序，让贿选者的投机预期降低为零
没有科学、合理的程序，选举只能停留在纸面，流于形式；因此有必要从法律制度上完善村委会选举程序，不给贿选者以机会，让贿选者的投机预期降低为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缺乏详尽的程序性的规定，给贿选留下了许多法律的空白和漏洞，因此要在程序上完善村委会选举，有两条路径，一是适时修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细化选举程序；二是制定《村民委员会选举法》，以专门程序法的形式规范村委会选举程序。无论选择怎样的路径，都要建立在实践经验总结的基础之上，立足于中国村民自治的现实国情和本土资源，突出遏制贿选的核心内容。
（1）在选举的准备阶段，通过制度规范候选人的竞选行为。
鉴于贿选行为基本上都发生在选举的进行过程中和投票选举的现场，因此有必要在选举的准备阶段就通过一定的方式规范候选人的竞选行为，既不能限制候选人的民利，又要把竞选行为纳入规范化的轨道。笔者认为，候选人在得到提名后就应向选举委员会提交书面的“竞选纲领”，内容包括个人简历、竞选优势、本村发展规划、竞选支出、助选人员和竞选方式；这些内容经选举委员会审核之后，如没有违法违纪的内容，就可以向选民张榜公布，接受选举委员会和选民的共同监督。候选人如果顺利当选，那么竞选纲领中提出的“施政方针”作为一种承诺抑或是契约在其任期内具有约束力，作为其政绩考核的依据；更为关键的是，在事前就约定竞选支出、助选人员和竞选方式，对候选人在其后的选举过程中具有约束力，不得超出 “竞选纲领”中确定的范围。如果候选人在选举中违反“竞选纲领”中的约定，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情节较重、出现违法选举行为的，选举委员会可以取消其参选资格。
（2）在选举的进行过程中，确立村委会选举过程中的监督主体。
贿选现象的发生，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选举程序中监督主体的缺位。目前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充当“监督”角色的是乡镇政府，由于当前村委会在某些方面具有“半行政”性质，乡镇政府与村委会存在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同时也容易导致乡镇政府借“监督”为名变相地“干涉”村委会选举。笔者认为，由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换届选举前成立村委会选举监督小组，同时吸纳各乡镇人大代表、媒体工作者、民政等部门工作人员作为观察员参加，专门负责监督村委会选举工作，在选举之日，由监督小组对整个选举进行全过程的监督（注释18） ，有效地防止贿选的发生。
（3）在投票选举的现场，秘密画票，公开唱票，当场宣布选举结果。
完善整个投票流程同样十分重要，选举时村民领票、写票、投票、唱票等环节都要设计严密，不给贿选人可乘之机，也不给选民造成心理压力，让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投票，使贿选人无从知道自己是否被选。这样，贿选人不能得到贿选带来的好处，必然打击其积极性，伴随贿选成本的提高，贿选现象也能逐步得到遏制。在调研中我们也发现，很多贿选者的“竞选班底”的重要职责，就是在投票现场参加“监票”，分头盯梢选民，监督投票，查看投票结果；甚至在选民将选票送入投票箱之前，悄悄查看选票上的名字，而后再目睹选票入箱。这种方式保证了“贿选”的成效，防止成本的浪费，但同时更干扰了选举的流程，使得选民无法充分表达意愿。因此，要严格执行回避制度，候选人的直系亲属不得担任选举工作人员，从而保证选举程序的公平、公正和公开，堵上“贿选”的后路。
（4）委托投票和流动票箱进一步规范化。（注释19）
根据各地反馈，委托投票和流动票箱是选举过程中最容易引发争议和出现不规范甚至违法的选举行为的环节。但是考虑到大多数省份的农村，外出务工人员较多，如果取消委托投票，部分村可能出现参选人数不过半数的情况，因此建议各省制定或修订《村委会选举办法》，可以保留委托投票，但应当采用更为严格的限制，如明确将“外出”界定为“省外”，即只有投票期间在省外的选民，才可以书面委托投票；同时适当限制同一个人接受委托的人数，将
贿选的可能性降低到最小；对于流动票箱的适用，应当明确限定于老弱病残确实不能到现场投票的人。这些措施通过实践的检验，也可以为制定统一的《村委会选举法》积累经验，同时也可以压缩“贿选”利用选举环节漏洞的空间。
（5）在公布选举结果之后，进行离任审计和上任审计。
村委会选举之后，村民最大的诉求就是公布前任村委会的账本，清查帐目，但是往往受到干涉和阻挠，新任村委会为了便于交接工作也往往息事宁人，造成帐目越来越乱，漏洞越来越多，亏空越来越大。因此，可以通过立法将“离任审计”和“上任审计”列为村委会选举必经程序，有了“离任审计”，就不会累积财务问题，也便于追究前任村委会的财务责任；有了“上任审计”，对新任的村委会就有了考核和监督的依据，确保 “当选时清清白白，离任时清清楚楚”，即使“贿选者”当选，也无法牟取私利，侵犯集体资产。
2、 实体法律规制：将“贿选”纳入刑法打击范围，增加贿选成本
关于村委会选举违法行为的处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五条做出了规定：“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妨碍村民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的，村民有权向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府或者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及其主观部门举报，有关机关应当负责调查并依法处理，以威胁、贿赂、伪造选票等不正当手段当选的，其当选无效。”以此规定来处理选举中的贿选行为，存在三个问题：第一，村民可以向五个机关举报贿选行为，即乡人大、乡政府、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民政局，结果造成五个机关职责不明，处理效力不清，要么互相推诿，要们不同机关做出不同的处理结果，无法决定哪一个机关的处理决定效力优先（注释20） ；第二，对贿选行为处理过轻，除了宣布当选资格无效外，没有追究贿选者的其他法律责任，易于造成贿选者有恃无恐的心理：不贿赂不当选，贿赂了最多也只是当选无效，反正没什么损失，结果可能助长贿选行为的蔓延。同时，对接受贿选的选民没有相应的处理机制，出于“法不责众”的从众心理，不能从源头上杜绝贿选现象。第三，对贿选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针对上述缺陷，笔者认为可以从如下方面加以完善，首先，修订《村民委员会选举法》，明确规定一个具体的机关来处理选举中的违法行为，一般而言，由县级的人大常委会对基层民主选举履行法定的监督职能比较恰当和合适，可以排除乡镇中不确定因素的干扰，同时在人大代表选举中积累的选举工作经验提供了专业知识支持，确保做出的决定具有科学性，其权力机关的定位也使得做出的决定具有权威性。其次，加大对贿选违法行为的制裁，建议在刑法“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罪”一章中增设“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罪”，即在村民选举过程中，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侮辱、诽谤、伪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故意损坏选举设施、扰乱选举秩序等手段破坏选举或妨碍村民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并剥夺政治权利；情节较轻的，可以单处剥夺政治权利。“将贿选行为纳入刑法的打击范围，对打击破坏村委会选举的行为可以做到有法可依，同时也为将村委会选举纳入诉讼渠道铺平道路。最后，对贿选进行明确的法律界定，通过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的形式取代没有法律效力的民政部的通知，对贿选的行为构成进行详尽的规定，既要合理规制贿选行为，保障村委会的选举秩序；又不能过分扩大贿选的范围，影响村民参加民主竞选的积极性和竞选机制的创新。
3、建立司法救济：将“贿选”纳入诉讼的渠道
有权利就必须有救济，没有救济的权利是不完整的权利；村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更是如此。目前，村委会选举还没有纳入我国选举诉讼的范围，司法监督的力度明显不足。这种缺乏权利救济的现状使得大量的违规甚至违法的选举行为以及属于法律空白的选举行为，长期以来游离于司法救济之外，不仅使得选民的民利得不到应有的保护，更使得“贿选”等行为得不到有效的规制。如果说选举程序的完善和实体法律的修订可以在事先遏止“贿选”行为的发生，那么司法救济的途径则是事后保护选民民利、打击违法选举行为的重要保障。笔者认为，应建立选举纠纷的救济机构，尽快解决司法救济缺位的现状，将“贿选”、选举程序瑕疵等行为纳入诉讼的渠道。在选举纠纷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法院在换届选举年设立专门的选举纠纷临时审判庭，建立选举诉讼简易程序及时解决选举纠纷，避免长期以来民政部门处理选举纠纷时大量适用“通知”、“决定”等没有法律效力或法律效力较低的文件，缺乏权威性的弊端（注释21） ，加强对选举行为的法律规制，逐步树立处理选举纠纷的司法公信力。
（二）“贿选”的综合治理
1、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注释22）
尽管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在我国的城市中，也存在贿选，但它在中国广大农村更为严重，更为普遍，对选举结果的影响更为重大，也更具危害性。为什么贿选在农村的作用如此之大呢？按照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人类需求层次论”，人的需求是分层次的，前一层次需求满足后，才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人的第一层次的需求是生存的需求，这是人的最基本的需求；其后才是更高层次的需求，包括民利得到尊重，自我价值实现等精神方面的需求。在中国许多尚未脱贫的农村，农民正处于为生存奋斗的第一层次需求阶段，当有人以金钱、物质利益诱使他们放弃民利时，他们往往屈从于现实的物质利益，出卖需求层次靠后的民利，将神圣的选票作价出卖。只有发展农村经济，使农民收入不断提高，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才能提高他们的需求层次，当富裕了的农民需求层次相应上升之后，会更珍惜自己的民利，即使不能根除贿选，至少也能提高贿选的成本，也就不会再出现部分选民为一条香烟、一袋洗衣粉出卖自己选票的可悲情形（注释23） .
2、加强对村集体资产和财务帐户的监管。
正如前文所分析，利益驱动是“贿选”存在的经济土壤，正是村集体资产和财务帐户长期处于没有监管或监管不力的状况，给“贿选者”上任后收回成本打开了方便之门。在集体产权下，村委会首先是一个财产权主体而不是公共服务的提供者，甚至是唯一的公共产权主体，可以对外签订合同，出让土地开发房产，管理本村集体经济企业，自收自支，游离于村民大会的监督。因此，如果光在选举上禁止贿选，而未在村集体资产管理上下更大的功夫，村集体资产还在村委会的控制之下失去相应的监督，村民对集体资产所拥有的权益还是没有保障，村集体资产及其收益还是有可能流失、被侵吞（注释24） ；在巨大的集体产权利益寻租的诱惑面前，不仅不能遏止贿选，而且可能使贿选愈演愈烈。
贿选是集体资产失管状态下的极容易出现的非常态的选举方式，显示了有关部门对村集体资产管理工作的薄弱。要根治贿选，应该同时从严管集体资产着手，堵住集体资产流失、被侵吞的漏洞；对村集体资产的控制权不能掌握在少部分人手上，有关部门要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严加监管和约束，只有村集体经济被严格监督和有效管理，变得无利可图时，村民的权益才会有保障，也可以从根本上约束部分候选人参选
的不良动机，从而在经济利益的层面根除贿选现象，使得村委会换届选举走上规范化、有序化、法治化的正轨。
对于村级财务管理混乱以及连带而来的村官腐败问题，有的地方则通过“村账乡代管”的监管方式来解决。据《人民法院报》2003年5月14日《“村账乡代管”——管住了贪吃的嘴》一文报道，湖南省岳阳县在不改变现有体制、资产权属、资产性质和以村设账核算主体的情况下，由乡镇经管站代村做账，并实施监管。基本做法是，以乡镇经管站为依托，成立“农村合作经济财务会计中心”。中心设几名记账员，每个记账员负责10个左右行政村的记账工作。村级取消会计，设报账员，负责办理收支结算和报账手续。村民主理财小组对每项财务收支逐月审核，形成乡村两级双重监督与管理的新型财务监管格局。取得的效果是：乱收费办不到了；乱花钱没门了；干群关系变好了。
3、 村民的民主启蒙和教育。
村民是村民自治的主体，选谁不选谁，村民说了算；所以教育村民正确行使权利成为医治贿选的良方。许多贿选的实例表明，贿选者根本没有把赢得选举建立在为村民服务的参选目的上，更不愿意把赢得的公共权力用于为村民服务。贿选者一旦当选，就会把自己在选举期间的投入变本加厉地捞回来。把贿选的害处向村民说清楚，谁都会算帐，也就没有人或很少会有人拿自己的根本利益去满足贿选者了。
因此，解决贿选问题的另一个关键，就是让广大村民切实认识到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对于全村经济发展和自身利益的危害，认识到选举是村民神圣的权利，投好这一票，既是对全村村民负责，也是对自身利益负责，从而做到不受眼前利益的干扰，不误选、不乱选，保证选举的公平、公正。例如，山东胶州市铺集镇部分村庄“贿选”之风甚浓，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之前，党委书记杨波亲自起草了《告全体村民数》，每个村民人手一份。全文通报了该镇本届政府任期内的发展规划、具体措施和三年内确保实现的村民基本生活指标等情况，用数字的形式，给村民分析了一个好的村委会在推动集体经济发展和维护村民自身利益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一个差的村委会对于村民集体和自身利益可能造成的损失，最后他提醒村民要慎重对待手中神圣的一票，选出对自己负责的“当家人”。此外，该镇还注重发挥党员的作用，由部分老党员组成的文艺宣传队，围绕村委会选举自编自演了小品、戏曲，歌颂民主，鞭挞不正当的竞选行为，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这些措施有效地遏止了该镇的“贿选”之风，村委会换届成功率一举达到97％（注释25） .
培养和提高村民的民主意识，重点进行民主理论和知识的普及教育，使村民逐步摆脱“依附”、“等级”、“权力”、“人治”、“大民主”等把民主简单化和庸俗户等反民主和非民主的观念，培养适应民主政治发展所需要的平等、权利、参与、竞争等民主主体意识，形成独立的政治人格（注释26） ，将有助于促进村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杜绝“贿选”存在的“选民基础”，充分保障村民自治。
4、适当弱化村委会的经济管理职能，强化村委会公共服务职能。
公共权力过大必然加剧人们对权力的角逐。基层公共管理机构不仅拥有大量处理公共事务的权力，还拥有土地（农用土地在经济学的意义上本来属于私人物品）的控制权。公共权力还渗透到一些私人事务中。但由于过大的公共权力与狭窄的税收来源不对称，使得农民与公务人员之间的关系成为供养与被供养的关系，而不是服务与被服务之间的关系。基层政府的主要职能蜕化为向农民收取税费。这种背景下，公务人员的荣誉性微乎其微，使村民自治事业一开始就与巨大的利益关系纠缠在一起，旧力量不愿意放权，新力量下决心夺权，增大了政治发展转轨的难度。因此，农民对当选村长的第一要求常常是“查账”，而旧力量最害怕的是翻旧账。如果公共权力过大的问题不解决，村民自治的舞台永远是利益争夺的拉锯战场，民主政治的发展将困难重重（注释27） .
在以往的立法中，我们意识到了建立村委会这一自治机构的重要性，但没有看到村委会组织运行所耗费的巨大成本，更没有预见到村委会组织产生过程中会出现如此多的问题。减少村委会的权力，并不意味着剥夺村民的权利。因为村委会的权力和村民的权利不是同一概念。正是由于村委会的权力过大，村民自己能够掌握的权利太少，才导致村委会选举的变形。村委会作为自治机构，不应该过多地担负公共事务，更不能随意处分村民的集体财产。村委会的社会职能应当被强化，但其经济职能应当被削弱。村委会不应该成为“二政府”，也不应该成为经营性组织。国家在涉及到村民权利的问题上，应该直接听取村民的意见，而不应该通过村委会上传下达。村委会的职能越单纯，村委会选举中的贿选事件就越少。因此有必要通过立法弱化村委会的经济管理职能，强化公共服务职能，从制度层面真正让农民当家作主，平稳地推进乡村政治文明发展的进程。
5、“四个民主”的整体建设和协调发展。
民主选举之后，积极推进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工作，保障全体村民依法自治，可以防止“选时有民主，选完了没民主”现象发生，而这一现象正是治理结构上的漏洞。对于村民选举中出现的贿选行为，我们只有找出其社会性成因，才能从根本上采取措施杜绝。贿选者的贿选投入都是基于一定的利益考量，但是，如果将贿选的责任简单地归咎于贿选者，显然是不够的，除了要弄清楚贿选者的动机外，还要进一步研究为什么村民会选择贿选（注释28） .贿选者为什么对于其投入有很高的收益预期？实际上这涉及到村民自治的“四个民主”的整体建设和协调发展的问题。换而言之，即使“民主选举”很完善，如果“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机制没有相应建立、健全起来，很难实现真正的村民自治，也无法根除贿选。
结语
民主选举已经成为解决现代社会乃至乡土社会公共
权力合法来源的重要路径，我们不能因为贿选现象的存在而怀疑甚至否认选举制度的伟大意义。当然，贿选现象暴露了现行选举制度的某些亟待完善的缺陷，通过制度创新完善现行选举制度也是根治贿选现象的应有之义。
治理贿选使村委会选举中的当务之急，处理得好，可以使村民自治制度顺利实施；处理不好，很可能使农村民主政治、村民自治走上歧途，甚至影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因此，治理贿选刻不容缓，同时也要看到，治理贿选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法律规制，也需要综合治理，更要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我们坚信，通过法律规制和综合治理，“贿选”这一基层民主建设初期的阶段性现象，将逐渐减少直至最终消失，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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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维涛：《法律未明确禁止的行为不属贿选》，载《法制日报》2005年1月26日。
7刘维涛：《法律未明确禁止的行为不属贿选》，载《法制日报》2005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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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宋春红等：《村民自治中贿选现象的成因及其遏制措施》，载《黄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8期第9页。
14宋春红等：《村民自治中贿选现象的成因及其遏制措施》，载《黄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8期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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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许志永：《贿选的危害性及其法律规制》，载《北京邮电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第58页。
17许志永：《贿选的危害性及其法律规制》，载《北京邮电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第58页。
18参见：彭建军：《试论选举权实现的保障机制》，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第28页。
19参见：《浙江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修订）》
20宋春红等：《村民自治中贿选现象的成因及其遏制措施》，载《黄岗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8期第9页。
21参见烈东：《民政厅发文指导选举成被告》，载《乡镇论坛》2003年第12期第10页。
22方晓悟：《村民自治中若干问题与解决路径》，载《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第10页。
23 陈冬生：《村委会选举中的贿选问题及其对策》，载《山东工商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第93页。
24 武志兰：《如何制止乡村选举中的贿选》，载《新京报》2004年3月31日。
25 赵作成：《从累死狗到遏制贿选》，载《中国民政》2003年第1期第51页。
26王晓敏：《基层换届选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载《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第55页。
27党国英：《村民自治的现实与未来》，载《南方周末》2002年9月20日。
28鄢一忠、吴理财：《村民自治在解决问题中前行》，载《开放潮》2004年第1期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