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保险制度论文范文

养老保险制度论文篇1

关键词：2006年；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研究；综述

一、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必要性问题探讨

学者苏颖从构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整体角度出发，认为“由于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快于城市”，加之“土地和家庭养老保障养老功能的弱化，应该创造条件，逐步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村社会保险司副司长刘从龙从中国农村的养老现状出发，强调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迫切需要发展。因为：一是农民养老不完全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其对社会稳定会产生重大影响；二是农村传统养老方式功能弱化，迫切需要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三是农民的生产生活越来越依赖市场，迫切需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学者赵慧洁，周田宇从构建和谐社会和党的十六要求出发，认为“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势在必行”。学者鲁晓明从构建和谐社会视角，论述了我国农村构建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必要性。学者秦建文，石文伟从社会发展的微观和宏观层面指出：“随着中国农村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深化，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福建省福州市社会科学院张忠松通过对山区65岁以上老年农民养老问题的样本分析，发现山区老年人口面临经济供养总量低等诸多问题，呼吁山区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亟待建立。

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政府责任问题

关于中国政府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中的责任，学者赵建萍认为“政府应该承担起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职能”。关于政府在个人账户基金组成方面的作用，学者刘汉屏，李英娟认为政府应该成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主体之一，“在坚持个人、集体和政府三方共同出资的前提下，政府还应该根据农村农民的不同分类，承担不同的作用，利用公共财政通过多种方式进行补贴”。学者汪柱旺认为：“从社会养老保险的特性和政府的职能来推演，政府应发挥其在农村养老保险中的主导作用，并以其主体地位来制定保障农村养老保险发展的法律规范，推进切实有效的政策措施，加大政府财政资金的投入力度，并强化其对农村养老保险的监控管理，从而促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学者廖煜娟，潘怀明认为，国家应该“加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推行力度，建立个人养老金账户、最大限度地发挥家庭养老保障功能、提高土地保障功能、大力推行社区养老、逐步建立省级农民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构建和不断完善农村养老法律体系。”黑龙江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赵瑞政认为，公共财政应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进行直接投入，建立起农民、集体、政府三方出资的新模式。黑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农村养老保险处处长贾立春认为，政府应承担建立农村养老保险的必要资金投入，对基金运营采取兜底措施，基金管理层次下移，养老金核定、保值、增值、安全运营以县为单位进行管理，并有责任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

三、农村养老保险模式选择问题

关于中国农村养老保险模式选择，学者刘汉屏，李英娟提出分层分类式农村养老模式的理论，认为可根据农村的现状将农村社会养老模式分为四类：对于外出务工人员的养老保险制度，可以以县或市为单位，直接在这些务工人员所在地设立个人的养老保险账户，农民在外打工时可以定期向家乡的账户注入一定的资金，数额以个人承受能力或选择为准，前提是政府对养老保险的缴费标准设立级次，以满足不同收入层次人群的需求；对于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可以采取以‘土地换保障的形式’；对于贫穷落后地区农民的养老保险，应该以政府为主；对于普通农民的养老保险，可以根据各地GDP层次的高低分为三小类，逐步增加国家财政补贴，适当减少个人的缴纳比例。学者廖煜娟，潘怀明认为，根据中国的现实国情和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我国应该选择“多支柱多层次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模式”。张忠松建议在山区要坚持以家庭养老为主并探索多种社会养老的办法，以满足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老年人口养老需求；山西省忻州市委党校的王申堂提出了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改革“过渡模式”

的设想，指出要多途径解决现阶段我国农村的养老问题。

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管理问题的探讨

（一）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筹措问题

学者涂余华认为“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筹集存在着保费筹集原则与参加自愿原则的矛盾，农民参保缺乏积极性；预筹积累为特征的储蓄型保险制度导致养老基金互济性差；保费筹资来源不稳定，社会养老缺乏充足可靠的资金保障；保费投资形式单一，缺乏增值的有效途径等问题。应该通过各级财政补贴、土地资本化、税收等渠道完善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筹措问题”。学者秦建文，石文伟则认为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筹措应该“委托商业保险公司运作”。

（二）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问题的探讨

为了确保农村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学者涂余华认为，应该“设置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专营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运营养老保险基金；在养老保险增值率高于银行同期利率的地方，允许养老基金进行适当的投资组合，适当放宽投资领域。”学者邹德新，曹旭杰认为，应该“提高基金统筹层次，保证基金保值增值”。学者王令耀认为“必须加强对基金的监督管理，建立开放式的监督机制，完善审计、监察、财政等有关部门联合组成的外部监督制度，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逐步纳入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管理的轨道。从开始收缴到存储及投资，均由专业对口银行运营，民政部门负责调控与监督，实行岗位目标管理责任制，强化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定期向各方面公布有关情况，增加透明度，提高干部和工作人员的管理水平和业务素质，以确保基金安全”。建议“在保证养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安全的基础上要逐步放松投资管制，允许养老基金进行适当组合，同时可以放宽投资的领域，选择投资回报较高而且稳定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进行投资，进一步提高盈利能力”。

五、地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问题

学者宋斌文，张琳结合浙江省宁波市农村养老保险的现状，分析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主要问题，提出农村养老保险的改革设想。学者胡婷婷也对宁波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发展进行了思考，建议“积极稳定和规范现行农村养老保险；加紧研究和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学者高民庆探索推进成都农村社会保险工作的对策：“逐步建立统一新型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分层推进全市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府资金筹集机制，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集体资金筹集机制，推出土地承包经营权享受政府社会补贴政策，农民工应享受政府社会保险补贴政策。”

学者史维良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陕西省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研究，认为陕西省农村居民的养老宜采取“以家庭养老为主、同时与社区（集体）保障、国家救济相结合”的保障形式：家庭保障仍然是该地区农村养老的保险的主要方式，同时应赋予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坚持“低水平，广覆盖”的进入原则，本着“先易后难、由点到面、逐步推进、重点突破”的方针，有计划分步骤地抓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工作：本着被征地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先行和具备条件的地方先行的“两个先走”的原则，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工作的进行。

六、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问题方面，黑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农村养老保险处处长贾立春认为，由于农村保险费完全靠农民个人积累，公共财政没有投入，国家规定农村养老保险金只能存银行和买国债，但国家并没有同时提供优惠的利率和特种的定向国债，影响农民眼前的资金周转，致使农民没有参保积极性；

学者彭嘉圣认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各级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重视不够；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要求；国家和集体的财力有限；传统的、落后的保障方式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农户对参保缴费顾虑较多。学者朱红瑾，吴昊认为：“现行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已经呈现‘盛世危机’的迹象，及时而妥善地解决农村养老保险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当然之举。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应该以政府财力为后盾，借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和被征地人员养老保障制度的先进经验，让广大农民群众充分享受到改革开发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从而成为正真意义上的社会保险”。

学者孙涛认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运行低效的原因是：农村人口多，老年人比重过大，农民收入水平低，缴费压力大，缺乏国家的财政支持和集体单位的配套缴费，养老基金的运营及管理不合理，银行利率持续递减，养老保险金发放标准过低，缺乏法律、法规的保护；所以，国家“财政支农费用中应该增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补贴资金；把减免的部分农业税转变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允许农民以产品或劳务抵支养老保险金；建立农民养老保险的动态账户；允许农民实行土地权投保；建立赞助基金”。学者邹德新，曹旭杰在指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制度发展中存在“制度覆盖面小，缺乏共济性；政府责任模糊，保险缺乏社会性；保障水平低，难以保障基本生活；基金管理水平低，难以防范金融风险；缺乏强制性，参保率低”问题的同时，提出完善我国农村社会养老制度的思路：“坚持低水平、广涵盖、可持续、强制性的原则；建立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坚持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支持三方共同负担的筹资模式；提高基金统筹层次，保证基金保值增值”。

学者李永成认为现行农村养老保险的困境是：“农村人口的老龄化；现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不是正真意义上的社会保险；国家对农村养老保险重视不够；在农村采取完全是积累型的养老保险模式带来了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大部分是收入较高的居民，而其即使不参加养老保险，今后的养老问题也比较容易解决；农村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与此同时，李永成也提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困境的解决之道：“破除在相关管理部门那种以土地养老的观念；结合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建立不同层次的农村社会养老制度；开拓资金来源，促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发展；建立个人账户储备积累、缴费确定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政府适当为农村养老保障提供相应的财政补贴；尽快开展进城农民工养老保险工作。”学者鲁晓明认为：“层次低、不统一是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现状；多重制约、破解难度大是建构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需要解决的问题；立足实际、制度创新是构建中国特色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可行思路。”

学者张献认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缺乏社会保障应有的社会性和福利性；保障水平过低；基金保值增值困难；忽视了农民养老的文化因素；忽视了农民养老的心理因素；忽视了必要的法律基础”。同时认为，应该积极总结和分析苏南模式和广东模式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在有条件的地方逐渐推广。学者秦建文，石文伟认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是“村民的思想意识跟不上社会的发展；农民的收入普遍很低；缺乏政府财政支持”。应该通过“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法律体系；加大财政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支持力度；明确基本保障标准；委托商业保险公司运作”等措施予以完善。学者蔡鸿铭认为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着“法律层次低，缺乏约束力；国家重视不够，养老保险滞后；自给来源不足，吸引力小；基金增长速度慢，入不敷出；违规存放基金，造成巨额损失”等问题。其原因是“传统观念依旧，现代保险意识尚未形成；集体经济薄弱，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管理体制尚未理顺，破坏基金的完整性；改革措施步配套，束缚养老保险制度发展”。蔡鸿铭建议采取“加快法制建设，真正体现公平与效益；强化政府责任，加大扶持力度；发挥家庭养老的优势，再造土地的保障能力；理顺管理体制，提高基金统筹管理层次”等方法予以完善。

而学者杨翠迎、张晖等人在对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经济可行性进行分析后认为：目前建立全国范围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不可行的，只有东部和中部一些省份才具备开展这项工作的条件，西部的大部分省分则不具备开展农村养老保险的条件。学者任保平认为：在建立全国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时应坚持城乡接轨、地域与职业相结合、发达地区先行一步、分类设计和分类实施的策略。

学者肖云，文莉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提出完善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议：“提高政府和集体的出资比例，强化青年农民的投保意愿；提供发展多种收入途径的有利环境，促进传统养老向社会养老转化；实行三种保险多重结合逐步过渡到社会养老，不断改变青年农民的养老观念；提高政府信誉，增强农民投保信心”。吴承平、吕世辰学者认为，要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立法要先行，即首先要制定和颁布《农村社会保障法》。在此基础上，制定《农村养老保险条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条例》《农村社会救济工作条例》等规章制度，同时完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的内容，最终建立起与农村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

在2006年老年学学术高峰论坛上，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唐钧指出，目前，我国农村养老问题突出：享有退休金的老人仅占5.5%，享有集体养老补贴的仅有0.4%，认为自己经济没有保障的农村老人高达45.3%；农村老年人中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政府和社会的充分重视，政府对农村老龄化程度已经大于城市且有继续发展的趋势的问题，至今没有研究专门的应对策略。唐钧认为，国家应重视老龄化问题的真正难点——农村的养老保障问题，应建立一个“可持续、求适度、行得通”的有自我发展潜力的养老保险制度。在中国新农村建设一周年论坛上，刘从龙指出，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一是参保率低，覆盖面窄，保障不足和保障程度低；二是政府责任特别财政扶持没有到位；三是基金保值增值存在较大困难三方面的问题。刘从龙认为应该采取如下的对策：一是把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制度纳入国家和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作为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二是进一步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制度配套政策，理顺管理体制，规范业务管理；三是落实政府责任特别是加大各级财政对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制度的投入，积极引导农民参保，逐步扩大覆盖面和保障水平。刘从龙认为，对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试点地方，则应该：一是加大政府财政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投入；二是建立农民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稳定的筹资机制；三是完善各项管理制度，规范业务管理，提高管理水平。

贾立春认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之所以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是由于原有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设计模式本身存在缺陷；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决定了公共财政更倾向于投向城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完全靠农民个人积累，集体补贴微乎其微，保险金的增值幅度与银行利率大致相当，缴纳保险金影响到农民眼前的资金周转，所以农民没有参保积极性。其建议国家必须形成统一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政策，否则会给农民的流动造成障碍。赵瑞政建议：尽快建立和推行强制性和激励性相结合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经济较好的乡镇可优先发展；分阶段推行强制性储蓄积累，充分调动农民的参保积极性。学者胡婷婷针对传统农村养老保险的弊端，提出构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构想，并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基本原则、参保范围对象、保险费缴纳、养老金给付以及与现行农保衔接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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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险制度论文篇2

要估计个人从养老保险制度中获得的终生纯受益，需要知道个人的终生养老金和终生保险费。如果养老保险制度已经运行几十年，制度趋于成熟，那么就应该存在个人从开始缴纳保险费到开始领取养老金直至死亡的整个过程的数据。利用这样的数据可以很容易地计算出个人终生养老金和终生保险费的现值，得到养老金纯受益额，并以此比较代际间和代际内的收入转移，考察养老保险制度的收入分配效应。但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实行以“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不过10来年，还不存在反映个人一生的缴费和受益关系的数据。美国、日本、意大利等发达国家虽然有这样的数据，但很难提供给研究者使用。所以国外的研究文献在分析养老保险中的收入转移时，一般是利用一年或几年的个人收入调查数据，在一定假设条件下进行估计。本文也是利用国家统计局进行的住户调查数据，根据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有关规定估计个人养老金纯受益额，并以此讨论养老保险制度的收入分配效应。

本文的具体估计程序如下：首先根据国家统计局2002年城市住户调查的微观数据估计个人的工资收入函数，之后根据函数的估计结果得到个人工资年收入的预测值，并在一定的工资增长率和利息率的假设条件下，估计出每个人一生的工资收入分布；再根据养老保险制度对缴费和养老金计发办法的规定，计算出每个人的终生养老保险费、终生养老金纯受益额等变量，讨论代际内和代际间的收入再分配效果。

（一）工资收入函数及终生工资收入

我们以个人工资收入的对数值为被解释变量，以个人的年龄、学历、职业等个人特征为解释变量来估计工资收入函数。

根据上面的工资收入函数估计结果，我们可以由(2)式得到个人在某一时点的工资年收入的预测值。但这样得到的工资预测值只反映了年龄—收入效应，而没能反映工资收入的年龄群体效应(CohortEffect)⑤，因此在计算个人一生的工资收入的(3)式中，我们加入了每个时点的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

（二）终生受益与终生缴费

我国在1997年《决定》中，对不同的群体采用了不同的养老金计发办法。对改革前退休的人员即通常所说的“老人”按改革前的规定计发；对改革前参加工作改革后退休的人员即“中人”，个人缴费和视同缴费年限累计满15年的，退休时发给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和过渡性养老金；对改革后参加工作的人员即“新人”，个人缴费年限累计满15年的，发给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在现实中，人们参加工作和退休的年龄有所不同，因而“老人”，“中人”和“新人”的划分与年龄没有固定的对应关系。但如果作为一种标准模式，假定人们20岁参加工作60岁退休的话，则2002年时65岁以上的人属于“老人”，26岁至64岁的人属于“中人”，25岁以下的人属于“新人”。本文选取的样本是2002年年龄在20-59岁之间的就业人员，因而“中人”最多，有少量“新人”。本文根据上述政策规定和假设计算个人的终生养老金受益，即“中人”的终生养老金受益额为退休至死亡期间领取的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和过渡性养老金总和的现值；“新人”的终生养老金受益额为退休至死亡期间领取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总和的现值。这样，根据1997年《决定》的有关规定，我们可以分别由(4)、(5)、(6)式求得个人一生中领取的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老金和过渡性养老金。在2005年《决定》中，由于调整了个人账户的计入比例和基础养老金的计发办法，所以个人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根据(7)、(8)式进行计算。

1.基础养老金（1997年《决定》方案

4.基础养老金（2005年《决定》方案）

下面我们介绍个人终生养老保险缴费金额的计算方法。1997年《决定》规定企业缴纳养老保险费的比例是职工工资总额的20%，个人为本人缴费工资的3%，以后逐年提高至8%。由于企业缴费部分对企业来讲也是雇员人工费用的一部分，从经济学含义来看这部分成本最终也是由受雇人员承担的。所以本文在计算个人的终生养老保险缴费时，设定企业负担的部分按个人工资水平所占份额分摊给个人，保险费率按本人缴费工资的28%计算。另外，私营企业职工、自由职业者等的保险费率，根据2004年9月国务院公布的《中国的社会保障状况和政策》白皮书，为本人所在地的社会平均工资的18%。在2005年《决定》中这一比率调整为社会平均工资的20%。同时，1997年《决定》和2005年《决定》都对保险费的缴纳设有上下限，即缴费工资超过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300%的个人，其缴费上限为社会平均工资的300%；缴费工资低于上年度社会平均工资60%的个人，按60%计算。这些规定都反映在本文对不同职业和不同工资收入的个人的养老保险缴费计算中。

（三）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在2002年对全国进行的城市住户调查。该调查涉及住户成员个人特征及收入、家庭资产等内容；从数据中我们可以得到个人在2002年的工资年收入、年龄、开始工作年龄、就业状态、工作单位的所有制性质和行业等信息。本文选取了代表东北地区、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辽宁、广东、四川的样本数据进行定量分析，三省合计样本数为26072人，实际用于本文的工资收入函数估计及养老金纯受益估计的样本为20-59岁的就业人员，共计8576人。

2、主要估计结果

利用上面介绍的分析方法，我们得到了工资收入函数的估计结果（见表1），(12)并以此得到样本人员8576人一生中各个时点的工资收入预测值的贴现值以及终生养老保险缴费额的贴现值、终生养老金领取额的贴现值，从而可以计算出每个人的终生养老保险纯受益额，描述代际间和代际内的收入转移状况。我们首先用终生纯转移率（终生养老保险纯受益额除以终生工资收入额）这一指标来测度代际间的收入转移程度。

注：1.*、**、***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下显著。

2.省略变量分别为女性、高中、个体／私营、一般职员、批发零售餐饮业、广东。

3.下行为HCSE(heteroscedasticityconsistentstandarderror)。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2年住户调查数据。

图1给出了在1997年改革方案下的辽宁、广东、四川三省分年龄的终生纯转移率的分布，纵轴表示各年龄组所有样本的终生纯转移率的平均值，横轴表示2002年时的年龄。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三省都在35岁左右与横轴相交，也就是说35岁左右的人员，一生领取的养老金和一生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基本持平，比35岁年轻的人员则缴费贡献大于养老待遇。这意味着这些年代的人员的养老金内部收益率低于资本收益率，通过养老金制度他们一生工资收入的1%-10%左右被转移给其他人员。从保险精算公平的角度看这样的养老保险制度对35岁以下的人员的待遇设定不合理，他们逃避加入改革后的养老保险是一种合理的经济行为选择。

图2是对1997年方案和2005年方案的比较。由于从图1中我们已经知道三省的分布趋势是相同的，所以这里我们只选取了辽宁和广东两省作比较。图2的结果表明：第一，与1997年方案相比，各代人的终生纯转移率都有所提高，即在2005年方案下各代人都能领取更多的养老金；但养老金的边际增长率随年龄的增加而增加。第二，在2005年方案下，一生领取的养老金和一生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基本持平的年代变为30岁左右的人员，缴费贡献大于养老待遇的年代的人员，被转移出去的收入也有所下降，为一生工资收入的1%-3.5%左右。概括起来讲，与1997年方案相比，2005年方案增加了年轻一代的养老

金待遇，但同时加大了中老龄年龄组的收入差距。

表2显示了工资年收入的十等分组的终生纯转移率和终生纯受益额在不同年龄分组中的分布情况（1997年方案）。20-29岁的年龄组和50-59岁的年龄组，按每5岁分组和按10岁分组的结果趋势相同，所以表2中这些年龄段只给出了10岁分组的结果。从表2中我们看到：终生纯转移率的变化趋势三省都是随着工资收入的增加而减少；终生纯受益额则在不同年龄组显示出不同的结果，即比30岁年轻的人员和70%的30-34岁的人员的终生纯受益额为负值，40岁以上的人员为正值；终生纯受益额的变化趋势在不同年龄组也不同，比45岁年轻的人员，终生纯受益额与终生纯转移率的变化趋势相同，即随着工资收入的增加而减少，但45岁以上的人员，其终生纯受益额则基本上是随着工资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也就是说，在1997年改革方案下，在45岁以上的年龄组中存在着由低收入向高收入转移的逆向收入转移倾向，但在比45岁年轻的人群中则没有这样的逆向转移，养老保险制度发挥着由收入高的人向收入低的人转移的再分配功能。由此可以看出，在传统的现收现付制下存在的收入逆向转移的倾向（宋晓梧，2001），通过制度改革得到了改善。

图1分年龄分省份的终生纯转移率

注：(1)终生纯转移率＝（终生养老金领取额－终生保险缴费额）／终生工资收入额×100。

(2)终生养老金领取额等为2002年时点的贴现值；年龄为2002年时点的岁数。

图2分年龄分省份的终生纯转移率比较

我们还根据2005年《决定》的规定作了同样的分析，发现与1997年方案相比，通过养老保险制度产生的逆向收入转移的年龄段降低了，由原来的45岁以上变为40岁以上，而且逆向转移的程度加大了。图3显示了两种方案下逆向转移程度的不同。另外，本文还按工作单位的所有制性质分析了不同年龄组的终生纯转移率的分布情况，发现按1997年方案估计的话，在国营企业和三资／股份企业工作的35岁以下的职工以及在集体企业工作的30岁以下的职工，其终生纯转移率为负值；而私营／个体企业和灵活就业人员的终生纯转移率在各个年龄组均为正值。只是这样的估计结果是在以下前提条件下得到的，即该人员从1997年起直到退休，一直都按制度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从而可以按制度规定获得各项养老金。如果缴费年限累计不满15年的话，不能领取到基础养老金，则他们一生的养老负担与受益的关系将发生变化。我们又按工作单位的所有制性质计算了终生保险费率（终生养老保险缴费额除以终生工资收入额），发现在35岁以下年龄组的私营／个体企业和灵活就业人员的终生保险费率为30%-40%，也就是说这些人员为了老后领取到全额养老金，必须把一生工作收入的三到四成用于缴纳养老保险费，这显然是不现实的。这种状况在2005年方案下也同样存在。我国养老保险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扩大覆盖面，让城镇各类企业职工都在养老保险的覆盖之下。但从以上分析结果看，如果没有其他再分配制度的辅助，私营／个体企业和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养老保险就会发生生活困难，可能即使想参加养老保险也无法参加。

图3(a)工资年收入的十等分组的终生纯受益额比较

图3(b)工资年收入的十等分组的终生纯受益额比较

3、主要发现和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国家统计局城调队收集的2002年城市住户调查数据，对1997年和2005年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了实证性的定量分析，从中获得了一些有意义的分析结果。其一，在1997年方案下，养老保险缴费与待遇基本相等的代际人员为2002年时35岁左右的那代人，比35岁年轻的代际人员是缴费大于待遇，他们一生收入的1%-10%通过养老保险制度被转移给其他代际的人员。在2005年方案下，一生领取的养老金和一生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基本持平的代际人员为2002年30岁左右的人员，他们被转移出去的收入有所下降，为一生工资收入的1%-3.5%。因此，可以说2005年方案提高了各代人的养老金待遇，降低了养老保险制度的代际不平衡。其二，在1997年方案下，改革前的养老保险制度中存在的逆向收入转移效果得到改善，但在2005年改革方案下，2002年时40岁以上的群体中存在较明显的逆向收入转移倾向，且逆向转移的程度比1997年方案更强。其三，在不同年龄组表现出的养老金终生纯受益的不同，基本上是年龄和工资水平的差距的反映。也就是说越年轻的人员，工薪收入越高的人员，其从养老保险制度中得到的纯受益越小。从终生养老金纯受益的角度看，工薪收入较低的私营／个体企业和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养老保险受益最大。但从终生保险费率看，他们的负担也最重，参加养老保险变得不现实；所以要想扩大覆盖面，让城镇各类企业职工都有参保的积极性和可行性，还需要其他再分配措施配套。

综上所述，2005年12月的改革提高了各代人的养老金纯受益，缩小了低年龄组和高年龄组之间的代际不平衡，但加大了高年龄组的代内不平衡，扩大了逆向收入转移的程度。所以从改善代际间的不平衡状态来看是好的，但从改善代际内的收入分配效应来看却是不好的。如何建立一个在代际间和代际内都有良好再分配效应的养老保险制度仍然是今后的重要课题。

本文的上述结论是在假设今后养老保险制度的缴费和养老待遇计发办法不变，且财政收支能维持平衡，参保人在整个工作期间按规定全额缴费的条件下得到的。如果这些前提条件有所改变，那么估计结果也会有相应的变化。另外，作为本文的后续研究，我们准备在接下来的研究中进行以下分析：第一，在分析养老保险制度的代际间和代际内的收入转移状况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有无养老保险制度时的终生贴现收入的不平等程度的变化，以期得到更多关于养老保险制度对收入分配不平等影响的结论。第二，对未来的实际工资增长率、实际利率、养老保险缴费率及基金实际回报率等参数采用不同的数值进行估计，以此考察宏观经济参数的变化以及养老保险制度本身在缴费和受益设定方面的调整对个人终生养老金纯受益额等的影响。第三，利用本文分析得到的1997年和2005年养老保险制度方案下的收入转移的基础数据，进一步考察上述不同方案下的储蓄效应和劳动供给效应。

注释：

①本文考察的对象是我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除非特殊说明，下文中提到的养老保险制度就是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②如按时间序列列举，近几年的主要研究文献有：劳动保障部和博时基金(2001)、世界

银行(2001)、赵耀辉和徐建国(2001)、王燕等(2001)、袁志刚(2001)、宋晓梧(2001)、孙祁祥(2001)、何新华等(2002)、郑秉文(2003)、李绍光(2003)、郑伟和孙祁祥(2003)、蔡昉和孟昕(2003)、任若恩等(2004)、封进(2004)、何立新和金子能宏(2005)、王新梅(2005)、程永宏(2005)。

③本文的主旨在于通过定量描述中国养老保险制度中存在的收入转移状况，为学术界评价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以及抉择机构确定今后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向提供客观依据，而对现存的收入再分配是否公平合理不做讨论。

④从已经发表的研究文献来看，还没有文献从该角度分析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

⑤指在个人特征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由于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的因素，出生年代在后的人会比出生年代在前的人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

⑦为简化计算起见，本文选用一般男性的正规退休年龄60岁。

⑧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0年、1993年、2002年、2003年卷；《中国金融年鉴》1997、2000、2003年卷。

⑨死亡年龄利用世界银行(2001)中提供的寿命变动预测结果。

⑩按现行政策规定，个人账户资金的回报率参照同期银行存款利率计入。2003年的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是1.98%。本文参考世界银行(2001)、赵耀辉和徐建国(2001)以及何新华等(2002)的参数设定，在计算时将Ir设定为4%。

(11)“中人”的过渡性养老金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组织编写、由焦凯平等编(2001)第29页和第46页的说明计算，即过渡性养老金＝指数化月平均工资×系数×未建立个人账户的年限；指数化月平均工资＝退休上年月社会平均工资×历年缴费平均工资指数；个人缴费工资指数为本人缴费工资与社会平均工资之比。

养老保险制度论文篇3

关键词：农民工；养老保险；价值选择；政策设计

Abstract：Theendowmentinsurancesystemofruralmigrantworkersisfacingpolicyfailure，becausetheirinsuranceaccountscannotbetransferredtotheplacewheretheymigrated.Thereforetheyhavetoterminatetheendowmentinsurancerelationship，whichhasledtothe“thetideofendowmentinsurancetermination”.Torelievethepredicamentofthetide，weneedanewvalueselectionofshiftingfromeither-orvalueorientationtomulti-valuepropositionthatpaysmoreattentiontointerestbalanceandadjustment.Withthis，thispapersuggeststhattoprotecttheendowmentinsuranceinterestofthemigrantworkers(especiallytheruralmigrantworkers)，weexecuteanendowmentinsuranceonaprovincialbasiswithoutlosingtheurbanmode，establishasystemofpermanentsocialsecuritynumber(SSN)，executethesystemofsocialsecuritydocumentrecord，setupacentralclearingandsettlementsystemandbranchitoutprovincially.

Keywords：ruralmigrantworkers；endowmentinsurance；valueselection；policydesign

经过学界多年的呼吁，近几年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在全国各地陆续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然而，这一惠民色彩浓重的公共政策，在“退保潮”的强烈冲击下，成为政策失效的经典范本。导致退保潮一浪高于一浪的原因在于农民工的养老保险关系无法在不同地区之间顺利地转移接续，而不断地跨地区流动是农民工最通用的就业方式，农民工的养老保险权益就这样在无法跨地区转移接续的养老保险制度中付之阙如，农民工唯一能够选择的就是退保。重新审视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价值诉求并进行重新定位，是突破地区分割壁垒、破解退保困境的必要环节。

一

1987年，深圳率先开始尝试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此后，鉴于农民工数量巨大并且增加迅速，广东(1998年)、北京(1999年)、浙江(2001年)、上海(2002年)等省市也陆续开始探索适应本地农民工的养老保险措施和办法。2005年，国家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决定要求，“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城镇各类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都要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在这一决定的推动下，将农民工纳入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范畴迅速成为各地社保部门的重要职能，并且成效明显。

目前国内各地实行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大致可以分为3种类型[1]。①扩面模式：即在现有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体制框架内，将覆盖面扩大至农民工群体。在这体制中，农民工的养老保险与城镇职工采用统一的政策，唯一的差异在于农民工因工资水平低而缴费基数明显低于城镇职工。目前采用这种模式的省市最多，深圳、广东、江苏、浙江、河南等采用这一模式。②仿城模式：即参照“城保”制度的做法，为农民工设计独立的社会养老保险实施方案，并且作为独立的体制进行单独管理。目前主要有北京市采用这种方式，北京市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原则与扩面型养老保险办法大体相似，唯一的差异在于：当农民工与原就业单位终止劳动合同时，养老保险可以保留或转移，但不允许退保。2001年8月颁布的《北京市农民工养老保险暂行办法》第十条规定，“农民工个人账户存储额，只有在本人达到养老年龄时，才能支取。农民工在达到国家规定养老年龄前死亡，其个人账户存储额中的个人缴费部分可以继承”。③综合保险模式：即是指将农民工的养老、医疗、工伤等多种社会保险置于同一个框架下统一承办、独立管理的社会保障方式，该方式由上海市于2002年首创实施，成都市于2003年开始推行。综合保险与前述两种模式的主要差异为，一是将农民工的养老、医疗、工伤等社会保险项目设在同一账户中，所缴纳的综合保险费，按照不同比例分别用于养老、医疗和工伤3个保险项目；二是全部由企业(雇主)缴费，农民工个人无需缴费；三是保险基金的管理、运作和支付完全由商业保险公司承担，这样无论农民工如何流动迁移，在男子满60岁，女子满50岁时，可以凭“老年补助凭证”到户籍所在地的商业保险公司约定的机构领取老年补贴。

以上3种模式各有利弊，其中，扩面模式是各地普遍采用的模式，最具代表性。但这一模式正在普遍遭遇退保困境。由于养老保险关系跨地区转移接续困难，频繁流动的农民工往往只能选择退保。在农民工聚集的广东省，农民工退保率长期保持在95%以上，东莞市社保部门60%的工作是为农民工办理退保手续[2]；2008年1月份，苏州市也有600多万民工办理了退保[3]。2001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20号文件《关于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是退保的主要依据，该文件规定，“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合同制职工，在与企业终止或解除劳动关系后，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保留其养老保险关系，保管其个人账户并计息，凡重新就业的，应接续或转移养老保险关系；也可按照省级政府的规定，根据农民合同制职工本人申请，将其个人账户个人缴费部分一次性支付给本人，同时终止养老保险关系，凡重新就业的，应重新参加养老保险”。退保困境的产生正是源于这一制度安排。

相比之下，上海市首创的综合保险模式，由于借助商业保险公司的管理平台和信息网络，很好地解决了农民工养老保险跨地区转移接续的问题。但这一交由商业保险公司运作的措施有两点始终被质疑，一是独立于现有的社会保障体制之外，不能发挥其与社会保险的调剂、补充和统筹功能；二是政府对综合保险不承担托底责任，当保险资金出现危机时，责任完全由保险公司和个人承担，而保险公司的市场经营风险，极有可能会完全由属于弱势群体的参保者承担[4]。因此，游离于整体的社会保障体制之外、不具备社会保险统筹共济功能的综合保险模式也难以成为解决退保难题的有效方案。

二

农民工退保浪潮背后的作用机制是什么?为何被视为农民工权益保障的重要举措却遭到了农民工的冷遇和放弃?农民工的高流动性为何在养老保险的政策设计中被简单化地处理为“退保”?答案正如学界所一致认定的那样，造成农民工养老保险无法转移接续的关键在于各地方政府尤其是发达地区政府的地方利益保护主义，在现有的政策设计中，将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制内，对发达地区而言是利益极大的。

因此，于建嵘尖锐地指出，正是由于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普遍持有的地方保护主义和对农民工的歧视，在有意识地维护着现有养老保险无法转移接续的缺陷。农民工发生跨地区流动时，尽管现行政策对养老保险关系的处理有“转移接续”和“退保”两种选择，但一些地方政府在具体执行中，都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占有以农民工参保名义征缴到的巨额保险费，因此，要么鼓励农民工退保；要么不告知利弊，就干脆将政策解释为“解除劳动合同必须退保”。地方政府与农民工争利，导致农民工的保障待遇得不到保障，“制度上的福利”演变为“实际上的负担”[5]。身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面对这样的养老保险，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脚投票，在无奈中被迫退保，放弃权益。

有关资料为上述观点提供了有力的佐证。1998年，广东省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仅仅不到600万人；在出台了将农民工“纳入”的政策后，参保人数急剧增加，到2004年增长到将近1600万人，6年中增加了167%，约占当年全国参保人数的十分之一。而与此同时，参保的离退休人员却只从143万人增加到220万人，仅占全国参保离退休人员人数的二十分之一。广东省也因此成为养老保险基金结余最高的省份，2004年全省累计结余的养老保险基金高达597亿元，约占全国的五分之一。由于广东省农民工退保率长期维持在95%以上，该省将近600亿的“累计结余”很大比例是企业为农民工缴纳的养老保险基金，因为在现行政策下农民工退保后，这部分基金无需支付给农民工，永久地归入当地社保基金[6]。广东省便是从农民工养老保险中获益最为明显的省份。

然而，从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的视角出发，中国各地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才是养老保险制度的缺陷状态不得不维持下去的主要理由。农民工在整个就业年龄段中，往往辗转若干个省份和城市工作，而养老金的缴纳地和领取地之间往往工资水平和养老金缴纳水平方面悬殊较大，跨地区转移后，养老金发放标准将难以设定，其间需要突破过多的管理难题，相应的管理成本也将十分高昂。从几个农民工输入大省(市)的工资水平对比看，似乎也确有道理。2007年，上海全市职工平均工资为34707元，北京为39867元，广东全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达到29443元，江苏为27374元，湖南为18275元，四川为21312元，安徽为22180元，相当于江苏的80%，江西省为18400元，仅相当于广东的62%。如果以城市作为比较单位，则差异更大。2007年江苏省13个省辖市中，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为南京市，达到35908元，最低的为宿迁市，为16852元，只及南京市的47%。

三

显然，学界密切关注的是政策设计背后的价值选择，认定现行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是建立在严重的价值偏误基础之上的，即地方利益优先的价值定位严重偏离了社会保障的公平准则。而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着重强调的则是政策设计所面临的技术问题，将地区分割壁垒的形成归因于地区经济差异导致的技术障碍。

应当说，学界的剖析是准确的。农民工养老保险是一项典型的公共政策，而公共政策是社会利益的调节器，是对社会价值进行权威性的分配，公共政策与其他领域政策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的公共性，必须以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实现为价值导向。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决定着公共政策将以怎样的方式来分配公共利益，也关系到政策目标的设定、政策执行的难易以及政策实施的有效与否。然而，当前中国的公共政策存在一些显著的价值缺失和偏误。例如，公共性价值缺失，某些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为强势群体所左右；公共政策的自利化及功利化倾向突出，政府在政策设计和实施环节中，利益明显向自身倾斜，甚至不惜与民争利[7]。简言之，价值选择决定政策设计，政策设计决定政策成败。

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失效的根本原因在于价值偏误。其实，中央政府已经充分注意到农民工就业的基本特性是就业稳定性差、收入低、流动性大，也原则性地建议“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要适应流动性大的特点，保险关系和待遇能够转移接续，使农民工在流动就业中的社会保障权益不受损害”[8]。然而，在具体的政策设计中，对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跨地区转移接续并未提供可以操作实施的配套方案，而仅仅是一项供各地方政府参考和自由选择的原则性措施。这一政策显然为各地的地方利益保护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自由选择的情况下，促使农民工“退保”是对地方利益最为有利的措施，因此，为农民工办理退保手续往往是发达地区社保部门年终岁末主要的业务和职能。

然而，退保导致的农民工养老保险的政策失效，将为未来的中国社会预备了一个数以亿计的养老保障缺失的老年人口群体，将成为未来中国社会严重的民生负担。2008年2月27日，国家统计局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五号)显示，至2006年末，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为5.13亿人，其中，40岁及以下的新一代农民工人数已达1.08亿，占外出从业劳动力的82.1%。农民工的“高流动性”是一系列社会结构因素所决定的，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改变。农民工群体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产物，其就业的低收入、间断性和地域间的高流动性以及与城市社会的隔离状态被一些学者称为“半城市化”，并且这种“半城市化”状况有可能演变为一种坚固的结构性现象[9]。一方面，“半城市化”固化的趋势可能意味着农民工将长期处于流动状态；另一方面，如果说老一代的农民工多采用“城市—家乡”的城乡流动模式，那么新一代农民工(主要指40岁以下的农民工)最有可能采取的区域流动方式将是“城市—城市”的城际流动模式，多项实证研究显示，新一代农民工基本没有农业劳动的经历和技能，心理和行为上已经对农村环境十分抵触，在区域归属的认定上极少有人认为将来会回到农村，定居城市正在成为新一代农民工的最大愿望和热切追求[10-11]。因此，他们未来的养老保险将不可能依靠目前农民和老一代农民工普遍依赖的土地保障，能够跨地区转移接续的养老保险体制极有可能是未来数以亿计的老年农民工唯一可以依托的基本生活保障，而养老保险政策的公共价值就在于能够为被保险对象提供基本的老年生活保障。

由此看来，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的价值选择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政策设计，不仅关乎一项具体的公共政策的现实效果，而且关乎未来中国整体的社会负担状况和民生状况。打破地区壁垒，使农民工养老保险能够无障碍地跨地区转移接续，无疑应当成为这一政策的关键目标。

四

地区分割导致的退保困境和政策失效有无可能突破呢?回答是肯定的，但前提必须是重新进行价值定位，即从“两极化”的价值定位走向多元化的价值定位。当前，一极是各级决策者，奉行政府和地方利益优先的价值定位；另一极是学界，坚持公共利益至上，痛击农民工养老保险中的地方割据，高呼应放弃地方利益。价值选择上的两极对垒，在某种程度上延缓了政策调整的步伐。

和谐社会理念在公共政策领域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公共政策的目标导向，“应该从固执地追求事实上难于真正实现的公共利益向均衡和协调社会多元利益位移”[12]。一个现实是，在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框架中，地方政府和农民工群体都成为其中的利益相关者。公共选择理论也指出，政府遵循“理性人”假说，同样具有自身利益，并且将采取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方式。当然，政府追求的“利益”既包括经济利益，也包括政治利益，两者利益的共同最大化是其追求的目标。因此，必须赢得各个主体的充分认可和共同参与，才可能使该政策行之有效。一味要求发达地区牺牲地方利益，地方政府便毫无动力推动和实施这一政策，则这一惠民政策无从启动。以中国之大，没有地方政府的倾力而为，任何国家层次的政策都无法落到实处。罔顾农民工群体利益，实行地区分割，则农民工用脚投票，纷纷退保，使这一政策劳而无功。

因此，必须从目前两极对垒的价值选择转向和谐协调的价值定位，以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益优先、适当兼顾地方利益为目标。政府在坚持公共服务原则的前提下，尽可能协调农民工群体利益与地方利益。

以现有的信息化条件和公共管理能力，地区经济差异以及工资水平的悬殊给农民工养老保险政策设计所带来的技术障碍，远非难以破解的难题。工资水平在各地悬殊不一，并非中国特有，各国都是普遍存在的，但借助信息化技术和网络化的管理平台，并且配置适应高流动就业方式的养老保险政策设计，许多国家已经建立了一套较为成熟的、可以无障碍地跨地区转移接续的社会保障体系。美国的社会保险号制度就为频繁流动的美国人解决了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问题。欧盟国家劳动者的养老保险权益甚至可以实现在不同国家之间无障碍地兑现。由此可以推断，中国突破这一困境肯定不存在无法突破的技术障碍。

鉴于中国的现实情况，调整和完善农民工养老保险，使其能够无障碍地跨地区转移接续，目前基本有两类思路：一是期望国家尽快实行一体化的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提高统筹层次。这一思路有其合理性，但由于农民工往往是跨省流动，提高统筹以适应农民工跨省流动的养老保险体制，必须在中央一级实行统筹，否则依然难以解决地区分割问题。而中央层次的统筹，要付诸实施可能需要长期的等待。二是弹性保险制度，这一思路要求在基本制度框架全国统一的情况下，在以下几方面实行弹性化管理：缴费基数、费率或缴费额弹性化，即在规定范围内根据个人的收入状况和承受能力选择缴费档次；缴费地点和时间弹性化，即农民工可自由选择在输出地或输入地缴费，也可自由选择按年、季、月缴费[13]。这一思路依然将农民工的输入地固定化，养老保险关系的转移接续依然无法实现；而如果选择在输出地缴费，事实上是不具有可行性的，输出地的社保机构是无法对输入地企业的缴费行为进行监管的。三是在现有框架下实行全国结算的思路，即“工作地缴费，分段记录；退休地发放，全国结算”，其主要办法是，在目前各地分割的养老保险体系下，在中央和省一级建立一个专门的社会保险金支付的核算中心，专门为曾经在各省市之间流动的退休人员服务，流动就业者就可以在其退休后定居的地方领到其应该领到的所有养老金，然后再由中央的核算中心牵头，实现各省市之间的资金流转[6]。

妥善而尽快地解决农民工养老保险跨地区转移接续问题，需遵循利益协调的价值定位，新的思路需充分考虑到与现有地区分割式的养老保险体制的兼容和对接，全国结算的思路颇有启发。因此，笔者提出以下思路：保持现有各地实行的仿城型养老保险模式基础上，实行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建立终生社会保险号；实行社会保险档案记录管理制度；设立养老保险中央结算中心及其在各省的分支机构，以保障跨地区流动人员(首先是农民工)的养老保险权益。具体办法为：①借鉴美国的社会保险号，给每个公民设定一个终身的、与身份证号码一致的社会保险号。②社会保险号作为一个账户，首先在养老保险中使用，实行全国联网，记录每个就业者的详细养老保险缴费记录。具体的缴费档案和记录，必须在全国任何一个社保机构中供查询；并且，由就业者自己保存一份，跟随本人流动。③就业关系中断、变革或异地流动时，养老保险关系和缴费记录由社会保险号确认，随人转移，重新就业时，在新的就业地凭社会保险号自动接续。④个人所缴纳的基金进入个人账户，随人转移，但企业为其所缴纳的养老保险基金留在原缴费地。⑤养老保险的缴费累计时间：将现有的累计15年改为累计缴费180个月。如果不满180个月，养老金的发放则需按缴费时间计算相应折扣。⑥多次跨地区转移的就业者的养老金发放标准的设定：根据其详细的缴费记录中的各个工资基数和相应的养老金缴费额，与退休地的平均工资比较计算获得一个养老金发放系数。⑦建立养老保险中央结算中心，在各省设立垂直分支机构，一方面专门负责异地转移流动就业者的养老金结算与发放，另一方面负责各省之间的养老保险基金的资金结算与流转。⑧不允许参保者退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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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险制度论文篇4

一、人口老龄化的趋势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自70年代中期起，大力控制人口数量过速增长，加强计划生育，努力提高人口素质。认真实施控制人口增长政策的结果，就是大大降低了出生率。这样就由原来的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转化，人口的年龄结构势必发生变化，向老龄化发展。出生率下降的速度越快，幅度越大，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和达到的程度也越快，越高。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要解决人口老化问题，而放松计划生育，以提高出生率来调整人口年龄结构，形成恶性循环；更不能以低出生率，高死亡率，违背社会道义来延缓人口老化过程，而由低出生率，低死亡率过渡到相对静止稳定状态。中国同世界上任何国家一样，要想达到相对静止稳定的人口发展阶段必然要经过人口老龄化阶段，这是无法回避的自然规律。人口学专家研究证明，中国老龄化进程带有四个方面的主要特征：

（一）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比较快。1982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为7663万，占全国总人口比例为7.6%，到2000年将达到1.3亿，占总人口10%以上。英国老年人口从5.0%增长到7.0%用了80多年，瑞典用了40多年，1920年日本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5.3%，到1970年增长到7.1%，用了50年的时间，而我国完成这一增长过程仅仅需要18年的时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在2000年即可跨入老年型，世界人口年龄结构跨入老年型要在2010年，我国将比世界总体人口年龄结构提前10年进入老年型。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之快将达到世界之最。

（二）老年人口数量巨大。据预测到2040年，老年人口将增长到3.8亿，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上升到25.3%。老年人口数比欧洲所有国家人口还多。

（三）我国高龄老人数量与比例将增大，85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将由1990年的200多万，占老人总数的3.2%增加到下世纪中叶的5000万以上，占老人总数的15%以上。

（四）我国传统的大家庭模式正在向“核心家庭”模式演变。按照人口学家最近做出的家庭人口预测，我国独居或只与配偶居住的65岁以上老人占老人总数比例将由1990的10%迅速上升到2050年的27%。

从上述人口年龄结构的老龄化诸特点来看，中国将在下世纪初进入老年型国家，并排位于发展中国家行列之首。国家正处于经济尚未充分发展的阶段，原来基本由国家承担的养老方式变得日益不适宜，需要探索新的路子，发展新的方式，这就要求我们首先要大力发展经济，将逐步消除“经济滞差”和解决老有所养两方面结合起来，把两方面的工作都做好。然而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虽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是仍存在不少问题。

二、解决人口老龄化的养老所存在的问题

首先是资金不足，养老金支出膨胀。有统计表明，1998年养老金缺口是50多亿，1999年是100多亿。其次是替代率太高。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企业养老金的平均工资替代率高达80%以上。然后是交费率高，企业负担重。目前的状况是，养老金的交费率高达30%左右。还有“统账”结合导致完全的现收现付，个人账户出现空账。三、解决的对策——建立综合的养老保险制度

（一）实施社会养老和家庭养老相结合的养老方式

在解决养老方式上重视精神生活的一面，注意到老年人为社会贡献的事实，重视家庭养老的功能，实施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并举的方针。

一般健康和生活优裕的老人仍希望在自己的家里度过晚年。积极倡导家庭养老模式，投入财力、物力、人力，为居家养老提供全面的配套福利服务。同时，又重视对养老设施的建设，把养老设施作为老人们最后的生活保障。

（二）实行多层次、多形式的养老保障制度

第一个层次是国家立法规定的，低有保证、高有限额的强制性的基本保险。第二个层次是，各企业自定的企业保险年金。这种保险比政府规定灵活得多，形式多种多样，标准有高有低。第三个层次是，个人养老保险。政府对企业、社会团体、私人举办的保险项目，只提供法律上的保护和政策上的支持。

以上三个层次的养老保险各有特色。在管理上，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实行一体化、定额支付的原则，基本养老保险并不是保障当事人的全部生活，而只是保障最标准、最基本的需求部分，必须要依靠企业及个人的自助努力，要协调好互助与自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由企业内部决定，个人储蓄养老保险则遵循自愿原则。在基本模式方面，前者是部分积累筹资，后两者是完全积累筹资。

（三）逐步实现费用征收的多元化

在考虑企业和个人经济承受能力的前提下，逐步减少企业的养老保险的交费率，引进“受益者负担”的原则，以解决养老保险的财源问题。在费税改革方面，在适当的时候，将“费”变为税，保证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此外还可提高一些社会福利设施的收费标准和扩大有偿服务范围。

（四）倡导养老保障事业的社会化

在不少发达国家，尽管具体管理养老保障项目的机构很多，既有政府机构（中央的和地方的），也有民间团体和私人企业，但总的倾向上看，养老保障制度是由政府集中管理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实施养老保障制度的一切细节，从资金来源，运用的方向,甚至保障的标准、收支的程序，大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养老保障基金的管理机构通常由受保人、企业或雇主和政府三方代表组成的理事会领导。

人口老龄化意味着老年人越来越多，它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另一方面也要求尽快建立综合的养老保险制度。人口老龄化给代际供养带来了财政上的困难。因此，社会保障体系中社会和国家只能承担基础性的保障，一方面使劳动者一旦因风险失去收入来源后能享有基本生活条件，另一方面使国家和社会能够长期地提供保障。中国虽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是具有优越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老年保障事业方面也应该把握和运用这种优势，统筹全局，缜密考虑，真正成为全世界解决老年人口问题的榜样。

参考文献：

1、华克伟.最新企业社会保险管理实务全书.北京:中国知识出版社，2006.

2、胡晓义.中国社会保障.北京:中国社会保障杂志社，1999-2006年.

3、马斌.社会保障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保障出版社，2006-7-1.

4、陈佳贵.中国社会保障发展报告（1997-2001年）[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养老保险制度论文篇5

关键词：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中国；借鉴

Abstract：Sincein1961whenJapanesenationalannuitysystemwasbuilt，thepeasantshavebeenincludedinendowmentinsurancesystem.Japanrealizednationalannuity，andturnednationalannuityintothecommonpartofeverykindofpension，andsolvestheproblemoftheindependenceofeverykindofpension，andthenhasverticalendowmentinsurancesystemwiththecharacteristicsofthemultiple-pillars.Currently，Chinafacesthesocialproblemssuchaspopulationaging，urbanization，thebiggapbetweentheurbanandtheruralareasandsoon，whichissimilartothesituationofJapanin1961，thus，theexperienceintheprocessoffoundingandreformingtheruralendowmentinsurancesystemofJapanhasenlightenmentonChina.

Keywords：Japan；ruralendowmentinsurancesystem；China；experience

一、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形成——国民年金制度的建立

1959年，日本政府颁布了《国民年金法》，把被排除在工薪阶层之外的农民、个体营业者(20岁以上、60岁以下)等强制性的纳入到养老保险体系中，1961年缴费型的国民年金正式实施，进入了“国民皆年金”的时代。

凡投保者加入25年以上、年龄65岁以上的，均可领取国民年金(基础养老金)。在初期，采取了“10年年金”“5年年金”过渡性举措，使该制度逐步走向成熟，1986年进入全支付阶段。免费享受国民年金的对象主要是年龄已经60岁以上，或者属于生活保护的低收入无缴纳能力者，个人提出并经严格审查后，可免费享受国民养老金保险，但退休后其免交期间的养老金仅有原水平的1/3。

二、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过程——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的形成

(一)农民年金制度的建立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期，为了适应工业化、城市化的要求，1970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农业劳动者年金基金法》,并于1971年1月开始实施。该法鼓励农民离开土地，但农民年金的加入采取自愿性原则,完全尊重农民个人意愿，农民因进城或老龄因素(65周岁以上)转让经营权后，在支付其国民年金的基础上，进一步支付的年金，是国民年金制度的重要补充，财政补助的比例根据参保者的年龄及参保年限实行不同的补助标准。加入农业者年金必须满足以下3个要件：(1)年龄在20-55岁之间；(2)具有一定规模以上土地的名义权；(3)必须是国民年金的加入者。从实际加入情况来看，1973年实际加入者为105万人，1975年最高峰时达到116万人，以后开始减少。[1]

(二)公共年金一体化的形成——1985年对国民年金的大幅度修改

1973-1978年的石油危机，使日本经济由10%的增长率跌落至1974年的负增长。农村大量劳动力涌入城市，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导致了以农村人口为对象的国民年金参保者人数急剧下降。由于日本年金的二重构造，各类缴费和发放年金的标准不统一，在不同行业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现象，引发了新的社会的不公平感。另外人口迅速的老龄化、少子化，导致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倍增，养老金的支付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1975年的9.4%迅速上升到1985年的14%。[2]养老金收支不平衡，行业分立型的保险制度出现了难以支撑的局面。

1984年，日本内阁会议决定实施公共年金一体化，1985年日本修改了《国民年金法》，规定参加厚生年金、共济年金的工薪阶层及没有参加养老保险制度的工薪阶层的配偶、20岁以上的学生等也必须参加国民年金，从而形成了双层关联结构的年金制度，把普遍型的国民年金和职域型的厚生年金有效地结合起来，并解决了离婚、配偶丧失获得养老金的机会。作为第一支柱的国民年金成为任何老人均有权分享的基础年金，公共年金的共通部分，确保1人1份同额养老保险。

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全民保险制度从一开始形成了二重构造的模式，国民年金是基础养老金，受雇佣者阶层不仅有厚生年金，而且有国民年金作为基础，双层构造模式对以后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随着日本实现了“全体国民皆保险”、“全体国民皆年金”，下一步的任务主要是解决养老保险层次复杂、相互分立的问题。

新设立了老龄基础养老金，它以老人生活最低标准设立养老金额，实行统一的缴纳标准和定额支付标准，每个国民只要缴费25年，65岁后都可以享受的年金制度。

(三)国民年金基金制度的建立

为了缓解不同参保者间的差距，1991年，日本制定了《国民年金基金法》向不满足于第一层次基础养老金(国民年金)的农民、自营业者提供更高层次的养老保险。1995年国民年金的支付标准为65000日元，按日本的生活水平，这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3]该制度规定凡满20周岁以上60周岁以下的农民、自营业者均可自愿参加，按月缴纳定额的“附加保险费”，65周岁后，在享受国民年金的同时，还可获得“附加养老金”。该制度还规定免费参加国民养老金保险费者和加入农民年金者，中途不得退出，不能再参加国民养老基金。国民年金基金的支付年限按参保人交纳保险费的年限而定，加入的年龄越晚，每月交纳的保险费越多。国民年金基金对高收入的农民、自营业者有一定的吸引力，因为它既可以用来养老又可享受到参加民间私营的生命保险所不能享受到的免税政策。

(四)2004年国民年金财政收支平衡的改革

从2004年开始，通过一系列年金课税制度的改革，国家财政提高了对国民年金的负担比例。规定：从2004年开始增收年金税;从2005年开始增收个人所得税;从2007年开始增收消费税。通过征税的方式来扩大国家财政的收入，到2009年使国库负担基础养老金的比例从1/3逐渐上升到1/2。同时控制国民年金的个人缴费过快增长，从2005年4月开始在13300日元的基础上每年增加280日元，至2017年固定在16900日元(2004年价格)。为了确保养老金财务收支长期平衡，改变以往的只根据工资增长率、物价指数来确定养老金给付水平，而且参照参保率和平均寿命程度(浮动调整率)来对给付水平进行调整。国民年金至少5年进行一次缴费率核算，若人口结构或经济发展情况与事先预测的不符，就要对缴费率进行小幅调整，以确保收支平衡。

三、日本养老保险制度尚待解决的问题

(一)实行现收现付制代际负担不公平

日本的公共养老金计划采取的是现收现付制,而且替代率比较高。现收现付制通过代际转移、以支定收、收入均等化来实现人人平等,并且能够实现代际之间和同一代人之间收入的再分配。养老金和工资一样，都对产出有要求权，所以，采取哪种融资的模式(现收现付或积累制)就存在着广泛的争议。然而，支付当前和未来待遇的能力是产出的核心问题(Barr,Nicholas.2001)。[4]1966年，亨利·艾伦在萨缪尔森“生物收益率”基础上指出：只有当人口增长率和工资增长率之和大于市场利息率时，现收现付式养老保险制度才是可取的。在这种情况下，现收现付式养老制度可以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5]现收现付制度财务平衡的公式是：C=B×D，C代表缴费率，B代表替代率，D代表赡养率，当人口老龄化(赡养率)提高时，要保持住替代率，只有提高缴费率。缴费率的提高使社会财富的分配在更大程度上向现有的老年人倾斜，而现在承受很重缴费负担的劳动者进入老年后，将享受不到与上一代人同等的养老待遇，代际之间资金缺口的弥补最终还要依赖财政的转移支付。

(二)国民年金的空洞化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滑，步入90年代以后，又出现了长期萧条与回升乏力，居民收入降低、财政收入减少使保障费财源日显不足。失业者、需要社会救助的贫困者负担不起或拖欠养老保险费用，养老金财务危机影响一些青年人、农民和个体工商户加入养老保险的信心，他们对现收现付制度代际负担义务不公平感到不满。2001年度国民养老金保险费欠缴率达29.1%，为1961年开始建立国民养老保险制度以来的最高水平。[6]人口老龄化使养老金支出不断扩大，并且劳动年龄段人口比例下降，缴费的基数不断缩小，养老金空洞化现象日趋严重。

(三)日本农村的人口老龄化和城乡养老保险水平差异大

二战后，随着农村年轻的劳动力开始大量流向城市，留下的仅是年老的父母，尤其是边远地区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60年代农村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农村的老龄化进程比城市快了10年左右。虽然日本在1961年把排除在工薪阶层之外的农民、个体营业者(20岁以上、60岁以下)等强制性的纳入到养老保险体系中，但是除了国民年金外，农村与城市在其他项目的养老保险在保费负担和保障水平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异。如农民加入的基础养老金,加入40年且年满65岁时可领取的养老金人均最高限额仅每月6.7万日元,而工薪阶层加入的其他5种养老金制度的月平均水平为18.6万日元,是农民养老金金额的三倍多。[7]

四、日本的经验对中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设计的启发

(一)在推进农村养老保险过程中应立法先行

战后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及全民皆年金制度建立的过程，也是相关法规不断完备、充实的过程。从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和发展不难看出，在《国民年金法》基础上进行了不断的修改和完善，为政府依法给农民提供养老保险服务提供了依据。我国应整体规划，尽早出台类似与日本《国民年金法》的《社会保险法》，从法律上确认城乡全体公民人人平等享有社会保险权益，坚持普遍性和区别性原则相结合。确保社会全体成员的社会保障基本权利，确立统一的社会保险法制精神、原则、待遇等，如规定不同地区，不同保险项目、不同职业者的基本养老保险(社会统筹账户)应全国统一，在此基础上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规定各自的个人账户的缴费水平。在统一的《社会保险法》基础上，因地制宜的设计不同的补充法律、法规，以形成多层次法律体系。

(二)突出政府在推进农村养老保险过程中主导性的作用

以农民为主要对象的日本国民年金制度是国家(政府)对每位国民的基本生活给予的公平的保障，体现了国家在推进农村养老保险过程中主导性的作用，国家财政一开始负担基本养老金费用的1/3，2004年在财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日本政府还是决定到2009年使国库负担基础养老金的比例从1/3逐渐上升到1/2。不管是在经济起步阶段就制定“全民皆保险”计划，还是在以后逐步提高国家对基本养老金责任来看，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设计都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因为发展中国家往往在经济起飞阶段，往往错误的将其理解为加大财政负担或把其看作是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国际社会保障协会顾问詹金斯(Jenkins,Michel)曾指出，“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非工薪职员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在此之前农村的农业从业人员以及其他非正规行业的劳动者不能得到社会保障的有效保护事例有很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8]当然我们也应汲取日本“负”面的教训，在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初期，不应设置过高水准的养老保险制度。

(三)建立全民性的基础养老保险制度

建立全国性的农村养老保险必须由制度层面推进到操作层面。我们是否可以借鉴日本的国民年金制度规定，凡20岁以上的国民均须加入并享受国民基础年金，形成了全国统一的、覆盖范围广泛的、强制性的、共通的第一层次养老保险。实现上述的目标关键是要解决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社会统筹资金的问题，把社会统筹账户作为不同人群、不同层次保险模式的共同部分，从而实现1人1份同额养老保险。

应当承认我们与日本的养老保险制度不处在同一个层次上，日本现在的养老保险的主体部分是厚生年金，但日本上世纪60年代制定的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目标对我们同样具有适用性。第一，首先解决无养老保险者的问题，向其提供公共年金。第二，在实现了“全体国民皆年金”后，逐步解决养老保险层次复杂、相互分立的问题，使各种制度由分散逐步走向统一。

把目前各地探索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实际是“个人养老储蓄计划”)的“过度模式”转化为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社会统筹账户)。建立类似于日本全民皆保险的国民年金(基础养老保险)，而应首先解决社会统筹账户资金问题，中央、省、市、县各级财政负担基础养老金的1/3，财政缴纳部分全部进入社会统筹账户，为职业(纯留地)农民、农民工以及被征地农民、乡镇企业农民职工等建立统一的社会统筹账户，改革现行企业职工、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养老金制度，在扩大覆盖面的同时，就可以考虑适当调低目前社会统筹20%左右的缴费率。统一所有参保者的社会统筹账户，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农民参保的补贴应当全国统一。

(四)建立立体化、多支柱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目前世界银行把原来推崇的多支柱从三支柱扩大到多达五个支柱，并认为所有的养老金制度原则上都必须建立基本的养老保险制度，使其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收入再分配以消除贫困的支柱。低收入国家的经验使我们注意到，必须建立基本支柱或零支柱(非缴费型给付)的全民养老金或社会养老金(RobertHolzman,2005)。[9]例如目前日本有免缴国民年金保险费者400万人，约占第1号被保险者的20%。国民的基本养老金制度应由缴纳型和免费缴纳型组成，针对农村中没有能力者(五保户老人、残疾者)，建立类似于日本免费缴纳的基础性养老金制。坂脇昭吉认为公共年金特别是国民基础年金，其目的就是减少国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依赖。[10]建立类似与日本农村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第一层次为强制性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为职业(纯留地)农民、农民工以及被征地农民、乡镇企业农民职工等建立统一的社会统筹账户。

在解决了无养老保险者的问题后逐步解决养老保险层次复杂、相互分立的问题。条件成熟时把农村养老保险的社会统筹账户作为企业职工、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各类养老金制度的共通部分。从而形成了双层关联结构的保险制度，把普遍型的社会统筹账户和职域型的各类养老保险制度有效地结合起来。第二层次是农民个人根据个人的土地经营、收入等情况自愿参加国民个人储蓄养老计划(附加养老金)，将其作为强制性国民基本养老金制度的补充。中央和省级政府对农民参保者应当实行全国统一补贴，在国民储蓄养老的补贴标准上，各地市级、乡镇政府、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因地制宜。第三层次为自助的商业保险，满足富裕农民更高的需求。多层次的养老保险制度有利于兼顾公平和效率，实现从分散到统一，再到多层次的养老保险制度也是我国所要追求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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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吕学静.日本社会保障制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36.

[4]BarrNicholas.TheTruthaboutPensionReform[J].FinanceandDevelopment，2001，38(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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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林德明.日本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历程及现状[J].世界农业,2004(5):30-33.

[7]顾天安.日本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探析及其启示[J].日本研究,2005(4):44-48.

[8]Jenkins,Michel.Extendingsocialsecurityprotectiontotheentirepopulation:ProblemsandIsues[J].InternationalSocialSecurityReview，1993，46(2).

[9]RobertHolzman，RichardHinz.Old-AgeIncomeSupportintheCentury：AnInternationalPerspectiveonPensionSystemsandReform[R].TheWorldBank，2005：5.

[10]坂脇昭吉,中原弘二.现代日本的社会保障[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6:89.

养老保险制度论文篇6

关键词：公职人员，退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保险制度有了迅速的发展，在1997年正式建立起了企业养老保险制度。但时至今日，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还延续计划经济时期的模式，具体表现为：公职人员的现行养老保险制度仍维持不变；全部由财政供款的事业单位，仍维持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已改制为企业的，执行现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并保持已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不变；由财政部分供款的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在调查研究和试点的基础上另行制定。这种由国家财政全权负责的养老方式不但不利于整个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还会影响到人员之间的自由流动，并加剧国家财政困难。故建立相应的公职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是整个社会的迫切要求。本文通过对中外公职人员的养老保险制度的比较，对我国公职人员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提出建议。

一、我国公职人员养老保险情况

(一)公职人员的界定

从法律角度讲，我国公务员与我国的国家于部已不是同一口径，“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中(除工勤人员)的工作人员”以外的传统国家干部称为事业单位人员，诸如各种教育、科研、卫生人员和军人都未包括在公务员范围内。政府公务员与其他干部在基本岗位、职务系列和各方面待遇上，均有法律规定的区别，这种情况使公务员和其他事业单位人员在养老保险立法与管理上有了自己的独特性又有交叉性。故在本文中，将公职人员的概念定义为实行几乎相同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家机关及相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即公务员(含参照国家公务员制度管理的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由国家财政全额供款的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

(二)我国公职人员养老保险基本情况

1.公职人员养老保险现状

(1)现行的退休规定

国家公务员的退休条件规定为：①男年满60周岁，女年满55周岁，或者丧失工作能力的，凡符合条件之一者应当退休；②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50周岁，且工作年限满20年的，经批准可以提前退休；③工作年限满30年，本人提出要求，经批准可以提前退休。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退休条件规定为：①男年满6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工作年限满10年的应当退休；②男年满50周岁、女年满45周岁、工作年限满10年，经医院证明完全丧失工作能力的，可以提前退休；③因工致残，经过医院证明完全丧失工作能力的，可以退休。

此外，对高级公务员的退休年龄还有一些补充规定：一是对担任省长、部长职务的，不分男女均规定为65周岁，二是对担任副省长、副部长和正副司局长及相当职务的不分男女均规定为60周岁；三是对少数高级专家，经过主管机关批准，可以适当延长退休年龄。其中，副教授及相当这一职称的最长不超过65周岁，教授及相当这一职称的最长不超过70周岁。此外，对学术上造诣高深，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杰出高级专家，可以暂缓退休。

(2)公职人员养老保险享受的条件和待遇

国家公务员退休后，其基础工资和工龄工资按本人原标准的全额计发，职务工资和级别工资两项之和按规定比例计发，工作年限满35年的按88%计发，工作年满30年不满35年的按82%计发，工作年满20年不满30年的按75%计发，其中工作年满10年不满20年的按60%计发，工作年限不满10年的按40%计发。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退休后，按本人职务工资和津贴之和的一定比例计发，其中工作年限满35年的按90%计发，工作年限满30年不满35年的按85%计发，工作年限满20年不满30年的按80%计发，工作年限满10年不满20年的按70%计发。

2.现行制度的主要问题

这一制度的主要特征：(1)经费完全来源于财政，每年根据支付退休费的实际需要直接由国家财政预算列支。(2)待遇与工作年限挂钩，以退休时工资为基数，按一定比例计发，并随在职人员一起调整。(3)退休干部由原单位管理。

这一制度的主要弊病：(1)没有基金积累。养老金由财政预算支出，与每年财政预算支出的分配比例有直接关联，若增加退休费用，势必减少国家对其他方面的投入。特别是在退休人员逐年增多、养老金费用剧增的情况下，没有积累，实报实销，其对财政支出的掣肘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从而也直接影响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2)待遇给付不尽合理。养老金以退休时的工资为基础，而这种“点”工资并不能合理体现实际贡献，而且容易出现突击提级、长工资等弊端。退休待遇随在职人员一起调整，缺乏合适退休人员自身特点的科学正常的调节机制，没有解决退休金增长与社会经济水平相协调的问题。(3)缺乏自我保障意识。养老金由国家统包，助长了依靠国家养老的思想，只会造成“国家支付费用增多——人们的待遇要求愈高——财政负担愈重”的恶性循环。(4)影响机关行政效率。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由本单位管理，每个单位都需配备专人专门从事退休管理工作，机构、人员和设备无法发挥其最佳效益。有的单位在职人员与离退休干部人数之比已达1：1，管理繁杂的退休人员队伍，必然牵扯精力，也无益于退休人员的妥善管理。(5)影响各类人员之间的合理流动。由于机关事业单位职工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分设，造成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待遇水平与企业退休人员的待遇水平难以衔接。在中国，国有企业职工远比美国、日本等市场经济国家国有企业的职工多，同时国有企业职工，特别是企业中高级管理人员同机关事业单位的人员相互流动较多，更有必要建立覆盖城镇所有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防止机关事业单位只有人员的流进，而没有人员流出的问题。(6)各类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支付压力大。由于各类事业单位是独立的法人主体，在国家拨付的不同等级、数额的事业经费的基础上，自行解决养老保险问题。但多数事业机关的国家事业费基本不增长，有些还大幅削减，而离退休人员的数量却在不断增长。因此，多数事业单位只能将服务性收入的一部分用于解决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问题。这种以单位为基础的养老保险方式，对事业单位经济压力很大，干部职工所承担的风险则更大。特别是在改革进程中，政府机构合并撤销，政府公务员的下岗分流将对这部分公职人员产生冲击。

二、外国公职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概况

(一)几个典型国家公职人员养老保险的享受条件和待遇

1.瑞士：公职人员的养老金由退休金、退休补贴、遗属补助金三大部分构成。享受条件是以工龄、职级为依据：(1)一般公务员退休后每年可领取原工资40%—60%的退休金；(2)退休补贴依据公务员的工作时间长短领取不同标准的补贴额。补贴额从每年加发1／12年薪额至1／5年薪额不等；(3)一定数额的遗属补贴。

2.英国：公职人员的退休金结构由三部分组成：(1)退休年金包括准退休年金，以最后一年工资×1／80×工龄计算；(2)一次性退休金补助，相当于上述年金的三倍；(3)其他优惠福利。领取条件是工作年限及年龄。

3.日本：公职人员的退休待遇优厚，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本人缴纳的养老保险少于雇主缴费。本人缴纳的保险费为本人工资的5.15%，而所在单位为雇员缴纳公务员工资总额的7.1%，国家负担管理费的全部和15%的保险金补贴。二是为稳定公职人员队伍，日本公务员退休后，除退休年金外，国家还向退休者发放一次性退休补贴，所需费用全部由政府负担，达到25年工龄可领取长期性退休补贴，补贴数额每年最高可达退休前最后月薪的257.5%。为使公职人员及时退休，防止公务员队伍老化，服务年限超过30年的补贴比例又下降下来。

(二)公职人员养老金的筹集模式

在养老金具体筹集模式方面，有统筹基金部分积累制、个人帐户完全积累制或财政现收现付制多种形式。在养老保险费用来源上，有的是国家(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有的则是由国家(单位)统包，个人不缴纳养老保险费。(1)由政府全部负担。如德国公务员的养老金筹集依据德国《官员供养法》，其费用全部由政府负担，列入财政预算。瑞典公务员除享受全民都统一享受的国民养老金计划的有关待遇外，还有专门的公务员退休金计划，凡达到65岁，工龄满30年都可在退休时领取全部退休金，退休金的经费全部来源于政府拨款。(2)由雇主、雇员、国家共同负担。如美国公务员退休制度是由1920年建立的公务员退休制度和1983年新建立的《联邦公务员退休制度》构成。1920年的制度规定，费用来源是由用人单位和公务员本人各自筹集，各自缴纳资金的50%；1983年《联邦公务员退休制度》规定，经费来源是雇主和雇员分别按个人工资和工资总额的6%纳税。除上述两种制度外，美国政府在《联邦公务员退休制度》中还为公务员建立了个人帐户储蓄计划。公务员按最高不超过工资10%的比例储蓄，政府按一定比例为公务员个人储蓄账户提供补贴，最高补贴到5%。奥地利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的资金来源为公务员缴纳和政府财政补贴两部分，公务员一般缴纳工资额的10.25%，其余部分则由政府财政负担。

(三)上述几国养老保险存在的主要问题

1.由于就业模式的变化，上述几国传统的公职人员终身雇佣制近些年被灵活的雇佣方式代替，不同的雇佣方式要求在养老保险方面也要有所区别，从而传统的公职人员养老金制度面临着适应新情况的改革任务。

2.国外公职人员养老金筹集也同样面临财政危机。虽然上述几国属于富裕的发达国家，但由于近年来养老金支付水平不断提高以及国内经济增长缓慢，不少国家面临财政困难。

3.国外基本养老金制度面临着制度模式、条件环境等重大变革，这些变革对原有养老保险制度的正常运行产生了影响和冲击，引发公职人员养老金保险制度实行必要的改革[3]83。

(四)中外公职人员养老保险情况比较

1.在养老金的筹集支付上，世界各国都是政府承担主要责任，个人承担小部分责任甚至不承担责任，故各国政府都面临着养老金财政支付困难的问题，相继通过降低替代率和延迟退休年龄来降低财政的负担。

2.在养老金的替代率上，各国都采取与工作年限和退休年龄相关的政策，降低政府负担的替代率，通过个人的养老计划，来满足原来的生活需求。但我国公职人员养老金的替代率处于较高水平，在近几年达到100%还有增长的趋势。

3.在退休年龄问题上，世界各国都开始将退休年龄向后推移，而且男女同年龄退休已成为一种趋势。而我国还在坚持建国之初设立的退休年龄，甚至有很多人还提前退休，有的40多一点就退休在家，增加了退休金的支付时间和财政对养老金的给付数量，造成财政困难的局面。

4.我国社会保障的支出中，公职人员的养老福利保险支出比例过高，不利于社会的公正和稳定。从图1和图2可发现：公职人员的退休金占到了总支出的90%，其他保险支出只有10%，而美国在1995年就将此比例控制在45%以下。当今的中国仍需要通过不断的改革来达到1995年美国当时的比例水平。

三、改革并完善我国公职人员养老保险制度的方向与措施

总体上，国家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方案设计有两大选择方式：(1)两大群体各自单独设计自己独立的养老保险方案；(2)在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基础上，分别解决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各自群体的单独补充办法。针对我国现行公职人员养老金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国外公职人员养老保险的实施情况，本文提出以下改革并完善我国公职人员养老保险制度的思路。

(一)改革的方向

第一、框架设计必须与全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大框架相协调。我国社会养老保险改革的目标是向全国统一、规范和完善的独立于企业、事业之外的社会保障系统发展。由于全国统一的独立于企业、事业单位之外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大框架还在探索之中，因此，政府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养老保险的框架设计必须与全国统一的独立于企业、事业单位之外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协调。

第二、在筹资方式上，除国家公务员外，建议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亦与企业相同，由国家、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

第三、在制度模式问题上，向企业和全国统一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靠拢，也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基本模式。

第四、在管理问题上，应向简化管理机构与管理层次方向发展。在国家基本养老保险上，事业与企业的基本养老金应实行统一核算、统一管理；公务员、事业单位与企业职工的养老金发放，都应全部向社会化、社区服务化方向发展。

(二)对不同类型人员养老保险的补贴办法

新旧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转轨是在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改革基础上进行的。2000年地方政府机构进行大的改革，相当数量的公务员分流到事业单位和企业，而事业单位也进行大的改革，其单位性质和隶属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政府不可能对3200万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的社会养老保险采取相同的补贴政策，只能根据不同类型机构的性质和不同政策定位决定其养老保险的政策。如果我国的社会组织仍然采取两分法的基本结构，建议适当放宽事业单位参照公务员的范围，保证公益性事业单位人员的社会保险保障。公职人员养老保险制度在范围划分上，应当从实际职责上认真研究，避免简单按公务员条例的界定范围确定公职人员的养老保险范围。

从国外情况看，公务员和公职人员在人员界定上并不完全一致。在养老保险制度上，一些国家享受公职人员养老保险的范围大于公务员范围，这样也有利于公职人员养老保险的管理。可采取两种办法：一是将两者一并划入公职人员养老保险办法。二是采用补贴性补助办法。德国采用了第二种办法。在德国，对于那些在公共服务机构中工作，但本人又不是公务员、法官或军人的人员，基本上是参加法定养老保险。所以，这些人员的社会保险属法定养老保险的范畴。他们养老金的最高额略低于公务员的养老金水平。但在不少情况下，就工作内容来说，公务员与非公务员完成的是相同的工作，采取的是同样的行动，于是，产生了养老保险应不留差异、趋同一致的需要。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德国的各级政府建立了相应的福利机构，设立了补充性养老保险和遗属福利制度。通过这种形式，起到了类似于企业养老金法中的企业补充保险的作用。

(三)计发方式与过渡衔接办法

目前企业养老保险制度的养老金计发方式与政府机构、事业单位离退休费计发方式差别较大。如果按照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标准计发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主要问题有两个：

一是存在新旧制度计发标准的差额问题。如果以现行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为标准，统一全社会的养老保险计发标准，那么新制度实施后的机关、事业单位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数额要低于以前离、退休制度的标准，这种差别不予考虑或处理不当，会引起执行中的困难，影响社会稳定。

二是政府机构、事业单位的现行基本工资收入标准是全国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则按属地化原则管理，养老金筹集以个人工资为基数计算，计发时按当地社会平均工资为基数计算。由于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很大，中央政府分驻各地的公务员如国税系统、海关系统及各省市的政府公，务员在缴纳基本相同的养老保险费后，退休后养老保险待遇会有较大差别。为了鼓励科技、医务、教学人员到贫困地区工作，国家曾经有各种鼓励政策，包括工资地区差别，在实行属地化的统一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后，贫困地区的教师、医务人员、技术人员按个人工资计算的缴费额可能高于(至少相当于)发达地区，而退休收入将低于发达地区，由此产生的政策性影响将可能严重阻碍中西部的发展，这些都需要研究解决。

(四)资金筹集方式问题

我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已从现收现付体制改革为基金预筹积累的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的制度。对新参加工作的职工而言，进行养老金筹集是没有问题的。目前已经离退休的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职工没有养老金积累；目前在职、但在实施新制度之前参加工作的老职工在过去的工作年限中也没有养老金积累，而他们的养老问题必须予以保证。因为按照旧体制下低工资、高福利政策，他们的养老金已经通过“预先扣除”转化为过去的政府收入凝固在国有资产中，政府则承担他们的养老保障义务，目前国家财力有限，新旧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转换过程中新基金的筹集矛盾十分突出。因此，必须在如下问题上进行决策：(1)对老体制下的事业单位等公职人员养老金隐性负债的总值进行估算，并做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建议此部分隐性养老金债务由国家财政单独筹集，不与改革新出台的制度混在一起。／2)改革实施后新参加工作的事业单位人员，其筹资按基础养老金和个人帐户养老金两部分筹集。(3)事业单位“中人”的过渡问题。实施改革后“老人”待遇不变，“新人”向企业或公务员制度并轨。而“中人”的平稳过渡办法可采用过渡性养老金计发系数方法单独补贴一块，以不降低事业单位的总体待遇水平。具体办法可在企业现行1.0-I.4基础上适当加大系数值，以解决事业单位90%与企业单位80%的待遇差距问题。

(五)养老金水平问题

首先要确定公职人员养老金替代率问题。目前我国企业养老金的替代率在1999年是77.30%，2000年是71.20%，2001年是63.15%，2002年是63.43%，而同期公职人员的养老金从接近100%增加到2002年的106.43%，和企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国际惯例来看，根据专门的统计和测算，退休金总的替代率在70%已经足够了Iql89-190，而基本养老金则在40%左右，剩余部分就通过附加养老金来解决。

附加养老保险采取待遇确定型还是缴费确定型，这是目前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采取待遇确定型的好处可能很多，比如，公务员退休后的职业年金是确定的，并能根据实施这项制度以后自己的工作年限和工资等因素，把未来的领取额大致算出来；各级财政不必为此安排更多的预算资金，因为在职业年金制度实施的初期，领取人数不会很多。但是，这样的制度设计是不是最优的，需要进一步研究。

养老保险制度论文篇7

【关键词】农民工;养老保险;问题;对策

将农民工纳入社会养老保险体系,是保障其基本权益的措施之一。近年来我国每年进城农民工一般保持在1.5亿左右,由于农民工以中青年为主,大部分都还没有达到养老年龄,农民工养老问题目前还不突出,没有成为社会问题。但若现在不重视,在不久的将来,大规模的农民工年老体衰后的养老问题将发展为十分复杂的社会问题。农民工年老后在哪里养老,城市还是农村?谁将承担养老义务,是农民工自身、是其子女还是国家和社会?这些问题不解决,将给社会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因此,解决好农民工的养老问题刻不容缓。

一、当前农民工养老保险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1997年国务院颁发《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标志着我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确立。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2亿人被纳入该制度的覆盖范围。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范围包括各类企业及其全部职工,明确规定包括1年以下的农民工,而且农民工对于养老保险有强烈的需求。但从现实情况看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情况并不乐观,存在许多障碍。

(一)制度有缺陷

目前实行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规定,参保农民工只要累计缴费满15年,达到了规定年龄就可领取退休金。但农民工从事的多数是体力活,多数是灵活就业,也很少有单位会这么长时间雇佣他们。由于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难,造成农民工大量退保的现象。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难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统筹层次低。二是转移办法滞后。三是省际之间缺乏协调机制。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遇到问题,迁出地省社保机构解决不了,迁入地省社保机构也不管,农民工不知找谁才能解决问题。

(二)立法滞后,执法不严

近年对农民工的权益保护国家和地方都制定了许多政策、措施,但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立法不足、执法不严和行政管理不到位的现象。我国劳动力市场长期处于严重供大于求的状况,劳动者必须依靠法律的武器来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而我国现阶段法律法规的缺失和低“硬度”使维权工作缺乏力度,其存在的不少漏洞和操作性不强,以及缺乏明确的责任追究条款等问题,使该部法律在维护劳动者权益的问题上显得软弱无力。对于涉及农民工报酬、劳动保护、社会保险等问题,大多都是出现了问题或投诉举报才进行检查处罚,主动监督不足。由于我国相关法律立法滞后、行政管理和执法的缺位,导致企业在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等社保费用时,是逃费的多,纳费的少,主动纳费的更是微乎其微。

(三)企业不愿参保

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企业、城市脏、累、差的体力活和高危行业,这些企业人工费用所占比例较高,参加养老保险对企业的压力较大,大多数企业缺乏为农民工缴纳保费的积极性、主动性。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采取不给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上是弱者,只要能找到一份活干就行,几乎没有可能考虑是否参加养老保险等事项,农民工生存压力大,他们只能考虑当前的生存问题,因而产生部分收入低的农民工愿意企业不参加养老保险而给予一定的补贴,导致许多企业根本不给农民工参加任何社会保险。

(四)农民工自身缺乏保障意识

农民工自身方面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认识问题。虽然农民工普遍意识到以后养老是一个存在的问题,但认为自己现在还年轻养老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抱着“车到山前必有路”的想法。二是生存压力。目前农民工工资收入一般不足1000元,在西部地区只有600元。三是就业压力。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劳动力供大于求,农民工为生计满足于有活干,只能放弃养老保险等权力。四是法律意识淡薄。对不签劳动合同,克扣拖欠工资,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等侵权行为,往往持克制,忍耐的态度,没有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也是养老保险制度在农民工中推行不力的原因之一。

二、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险制度的措施

建立平等、统一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社会发展目标和当前的城乡差异现实,决定了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必须具备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农村养老保险的可衔接性,才能有助于逐渐消除人身差异,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才能提高国家、社会在老龄化高峰来临时承受风险的能力。

(一)加快立法、建立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体系

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险资金的筹集、管理与使用缺乏应有的法律保障,至今尚未颁布《社会保险法》,制约了社会保险制度的发展。加快《社会保险法》、《职工养老保险法》的立法工作,已成为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首要任务和迫切要求。目前,农民工参保率在低位徘徊与参保后其利益得不到保障有直接关系。由于农民工流动频繁,单位和农民工参保缴费后,社会保险关系难以转移和接续。要吸引更多的农民工参保,就要设计适应农民工高流动性的养老保险制度。

(二)制定全国统一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异地转移与接续办法

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要求劳动保障部门抓紧制定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异地转移与接续办法。2010年1月1日新施行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规定,农民工中断就业或返乡没有继续缴费的,由原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保留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保存其全部参保缴费记录及个人账户,个人账户储存额继续按规定计息。农民工返回城镇就业并继续参保缴费的,无论其回到原参保地就业还是到其他城镇就业,均按前述规定累计计算其缴费年限,合并计算其个人账户储存额,符合待遇领取条件的,与城镇职工同样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农民工不再返回城镇就业的,其在城镇参保缴费记录及个人账户全部有效,并根据农民工的实际情况,或在其达到规定领取条件时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或转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暂行办法》的出台实施,一有利于维护参保人员特别是广大农民工的养老保险权益。二有利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随着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统一,特别是2009年全面实现了省级统筹,劳动者在省内流动就业转移接续养老保险关系,有了制度和体制的基础。三是有利于促进城乡统筹。《暂行办法》规定,农民工在城镇之间流动就业或间断性在城镇就业,只要参保缴费并达到规定条件,与城镇职工享受同样的养老保险待遇。这对统筹城乡和区域发展,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有序转移就业,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具有深远影响。

(三)强化监督和管理,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当前要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严格查处各类侵犯农民工权益的现象。对于农民工权益的保护工作,要走综合整理的道路,从用人单位这个源头抓起,从签订劳动合同入手,对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事件,特别是不给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企业要进行严肃查处,杜绝企业不给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现象的发生,将在企业打工的农民工全部纳入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

(四)加强社会保险知识的宣传培训,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在加强农民工技能培训的同时,还要针对农民工对养老保险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的现象,加强对养老保险重要性的宣传、养老保险知识的教育。包括:养老保险的重要性,参加养老保险是企业应尽的义务、是农民工应享受的权利,企业不给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农民工怎样维护自己的权利,如何办理养老保险转移,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与农村养老保险的关系、如何衔接等。采取各种形式不断提高农民工的素质,增强农民工养老保险意识,督促企业为其参加养老保险,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利,不断提高农民工的参保率。

养老保险制度论文篇8

(一)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保障范围小，覆盖率低，统筹层次较低

随着多元化社会的发展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以及频繁的城市就业的互动，有一定规模的城镇职工不在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范围中．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着区域分割、社会人群分割等多重分割，导致我国大部分地区仍然是市级统筹水平，有的地区甚至实行县级统筹，宏观调控和微观调控能力不强，提高统筹层次较为困难。

(二)现行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筹资方式单一

养老保险资金是以企业，个人支付和财政补助为主要的筹资形式。基本养老金由于国家政策的限制导致其经营渠道少，收入不高;投资补充保险基金以及它的运作并没有形成市场运作机制

(三)现行的城镇养老保险制度责任主体不明确，政府，企业和个人的责任划分不清，个人账户有空账运行的问题，隐性债务巨大

1、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管理体制还没有完全理顺，相关部门分工不够明确，存在相互交叉问题和掣肘问题。没有建立技术系统支持，运行质量和效率不高，养老保险服务手段落后，难以适应我国信息化社会和社会化管理服务需要。

2、就当下的实际情况来说，我国个人账户在管理运行过程中存在着空账运行的问题。

3、当下中国的养老保险金隐性债务达到了GDP的50%。

(四)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带来的养老压力与挑战

现在的中国已经开始踏入老龄化社会的行列，高龄化现象越来越严重，老年人口会达到7400多万人。压力具体表现在:1、退休年龄偏低带来的问题。寿命的延长并没有伴随退休年龄的提高，这个现象就导致了退休人员能够领取养老金的时间相对增长，同时也造成了就业人员与已退休人员在养老金收支的不协调。2、提前退休现象所产生的问题日渐显著。提前退休问题对养老保险基金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具体表现在费用少支出大的不协调，因此提前退休是中国城镇养老保险金财务危机产生的主要来源。

(五)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监督、审计机制不完善

由于尚未出台统一的社会保障法，中国现有的城镇养老保险制度在管理方面的缺陷就是条块分裂、责任模糊、管理机构混乱。具体表现在:

1、立法缺乏有效公平的观念。

2、立法缺乏统一规划。

3、法制结构的不。

4、立法机构秩序混乱，层次较低。

二、完善我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对策建议

(一)完善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建立明确合理的责任制

在构建中国养老保险体系过程中，针对不同人群的劳动关系特征，确立适应不同人群的相应的保障制度，有效及时地采用能够覆盖全民的、适度集中的、有序排列的多元制度。多层次的养老保险体系可以做到合理有序的分工，明确划分政府、企业和个人各自的职责，充分发挥企业以及市场的作用，保留传统养老的优点，充分发挥个人和家庭在养老问题中的作用。

(二)完善多元化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筹资模式，提高缴费率

目前单通道的养老保险筹资模式还存在着融资水平高，结构僵化等问题，因此，在权衡基金收支平衡时，还要充分考虑到社会成本和可以承担的范围，在以上基础再进行研究合理、公平、适当、有序的筹资，对筹资渠道进行拓展，适时地调节筹资层。具体可以采用的方法:

1、建立公有财产收入机制。

2、国有资产融资、债券融资、税收融资、产业融资等渠道，为补偿资金来源。

3、建立基金的灵活调剂机制。

(三)调整养老金的增长方式

由于我国存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情，所以调整养老金的增长方式要循序渐进。要根据各个群体关于城镇养老保障的不同需求进行鉴别，有所区别，有所重点地进行调整。

(四)采取科学方法应对老龄化高峰

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已经趋于发达国家，但是经济却处于发展中国家，老龄化与经济发展的矛盾，要求我们要制定科学的方法与制度来用对人口老龄化与高龄化的挑战。以充分考虑养老金替代率为基础，将养老金待遇和公民个人缴费情况合理挂钩，但要注意的是，要处理好保障制度与保障标准的关系。

(五)完善城镇养老保险监管机制

建立与完善相关的监管机制，例如要加强对养老保险基金在内的社保基金的监管机制，加强基金管理和运营的规范性和公开性，实行社会化、透明化和民主化的管理和监督。养老保险基金监管应该是由内部监管与外部监管相结合的，一方面通过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实行对自身的监管。另一方面，通过外部的监管来促使养老保险制度实施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使养老保险制度能够更好的运行。

三、结语

我国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体系是在经济体制转型期间建立与发展起来的。在制度设计和制度调整方面存在着许多调整，及时调整并完善制度已经刻不容缓。可持续发展是能够满足每一代人需求的发展，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在完善制度时以更高的视角审视;用与完善制度的政策不仅能够解决当前的问题，更应该放眼于未来，防患于未然，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制度发展的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