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范文
时间：2023-03-08 10:42:05
行政诉讼范文第1篇
行政诉讼法实施十年来，对于保障公民权利，促进行政管理的法治化，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推动和法治建设，均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行政诉讼制度在实践当中也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从而导致行政诉讼制度的公信力不足，社会各界对行政诉讼的期望值下降。在抽样调查中，有66％的群众对法律能够保障公民与政府地位平等表示怀疑；有25％的法官、40％的律师、21％的行政官员认为行政审判仅是一种形式，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行政诉讼处于困境之中已成为不容回避的现实，并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行政诉讼实践中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4：（1）行政案件数量偏低，增幅减慢，部分地区出现负增长。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比较狭窄，法院对有关的规定又作了很多限制性的解释和理解，导致很多与人民群众利益息息相关、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纠纷，如涉及农民负担、计划生育、企业经营自、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等争议不能或难以通过行政诉讼得到解决5；因法律知识欠缺，有的相对人不知道运用行政诉讼来保护自己的权利；行政机关对原告打击报复，相对人的诉讼安全得不到保障，导致原告不敢告；行政审判公正性不能确保，导致原告不愿告等。（2）行政案件撤诉率高，并且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非正常撤诉。在近年人民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中，以原告撤诉方式结案的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并呈逐年上升趋势。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非正常撤诉，即原告撤诉并非因为其对原具体行政行为或重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再有异议，而是基于外力的影响而不得不撤诉。6（3）行政审判质量不高。行政审判的重点应当是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但在实践中却常常出现法院与行政机关在法庭上一起审原告的场面；由于常常受到政府不适当的干预，行政审判的公正性难以保证；法院对行政行为在事实与法律问题上的审查力度缺乏明确的认识；行政判决不规范，内容过于简单，缺乏说理性和说服力。（4）行政判决执行难。执行是行政诉讼的最后一环，只有将判决的内容付诸实施，行政纠纷才能最终得到解决。但在实践中，行政判决常常得不到执行，有些行政官员甚至公然藐视法院判决。因此，反思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的内在缺陷并提出改革的构想，是我们不能不重视的重大课题和重要使命。
美国著名法学家弗里德曼将法律制度区分为三个方面，其一是实在规则，由实体性规则以及有关机构运作的规则所组成；其二是结构，指一贯的、持久的法律制度框架，它是“持久的模型，体制性的架构，是将程序保持在轨道之内的坚硬的骨骼”，笔者将其理解为体制问题；其三是法律文化，指全体或部分公众对法律的态度、评价、意见或预期，它是“一般文化中的习惯、意见、做法或想法，这些因素使社会势力以各种方式转向法律或背离法律”。7笔者认为，弗里德曼的区分是具有启发性的，对于我们深入分析法律制度具有参考价值。下面笔者即主要依据这一框架，从行政诉讼的法律规则、体制和文化三个方面，分析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的建议。
一、行政诉讼规则的缺陷及克服
我国行政诉讼法实施10年来的实践表明，行政诉讼法的诸多具体规则存在缺陷；这其中的一部分已由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予以完善8，但尚有相当部分需要通过立法等方式进一步完善。
行政诉讼制度自1914年在有着长期专制统治传统的中华古国尝试建立1，已有80多年的历史。在这样一个漫长的时间段中，行政诉讼制度的命运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政治以及文化的急剧变迁而变化。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由于缺乏法治成长的政治基础、经济基础、文化基础及和平环境，行政诉讼制度只能作为一个纸面上的法存在，并未发挥多少实在的功能，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微乎其微2。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和依政策治国观念的束缚，行政诉讼制度没有得到重视。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市民社会在国家之外逐渐得以发育，个人获得越来越多的自主空间，要求国家保护其利益的愿望愈益强烈，权利意识大为增强。而在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强调党政分工和国家机关之间的合理分工，为司法机关监督行政机关扫清了体制障碍。行政诉讼制度的基础从多方面得以奠定。1989年4月，在此前所颁布的大量涉及行政诉讼的单行法律、法规以及行政审判实践的基础上，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行政诉讼法》，并于1989年10月1日起开始施行。行政诉讼法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行政诉讼制度最终得以确立并走向成熟，是社会主义中国民主法治建设中的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诚如有学者指出的，在中华民族近两千年的成文法历史中，在中国法律现代化的进程中，该法的颁行意味着“一场静悄悄的革命”的开始。3
行政诉讼范文第2篇
关键词：维持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立法背景
我国1989年制定的行政诉讼法，规定了维持判决、履行判决、撤销判决、变更判决和重作判决五种行政判决；2000年公布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补充规定了确认判决和驳回诉讼请求判决。这些判决形式，在行政审判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一理论，特别是维持判决理论中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盲点和误区，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本文将分析当时的立法背景和现行制度中的不足，并提出要以驳回诉讼请求判决来全面取代维持判决。
一、问题的提出
（一）为何仅在我国有维持判决制度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一审行政案件，认为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应当作出维持判决。维持判决，一方面意味着法院对就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肯定，另一个方面，也意味着驳回了原告对具体行政行为的诉讼请求。可以说，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维持判决制度是行政诉讼中最具中国特色的，因为，不管是欧洲大陆法系国家还是在英美法系国家，都没有行政维持判决制度［1］。对此，我们不禁产生第一个疑问，为什么国外不存在维持判决制度，而在我国却有这一规定呢？是否当初立法时，我国存在着什么特殊的历史背景？
（二）驳回诉讼请求判决与维持判决的具体关系如何
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颁布之前，维持判决在行政判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作为行政诉讼的特有制度，一直深入人心。但是，这个司法解释却新增了“驳回诉讼请求判决”，也就是第五十六条所规定的：“被告不作为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自从确立了驳回诉讼请求至今，两者重复并行的现象便频频出现，同样的内容，有的地方适用维持判决，而有的地方适用驳回诉讼请求判决，既然同样是原告败诉，为何会有两种判决方式？由此，我们不禁又会产生第二个疑问：维持判决和驳回诉讼请求判决两者是并列关系，抑或种属关系？在现实制度下，有没有必要保留维持判决？
针对上述两个问题，本文将分别以两部分来阐述。
二、维持判决确立的背景和现实状况
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特定制度的演进、形成总是特定时期的产物，那么，在我国颁布《行政诉讼法》之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背景促使了人们去选择维持判决制度呢？虽然我们现在无法猜测当时参与立法者的真实想法，但是，这至少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理论研究水平有限
《行政诉讼法》制定颁布时，对行政诉讼的研究相当有限，没有足够的理论依据。当时，人们并没有认识到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和维持判决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把两种判决方式等同起来［2］。然而，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表明，维持判决的适用条件更严格、适用范围更狭窄；而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在理论上，凡原告诉请的理由不能成立的，都可以适用。两者在适用条件和适用范围等方面都存在差异。由于这个认识上的盲点，致使当时没有足够的理论依据来反驳维持判决。
（二）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
《行政诉讼法》第一条中明确规定了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可以说，这一立法目的直接催生了维持判决制度；同时，维持判决制度又是这一立法目的最直接、最明显的体现，两者之间存在着难以割舍的关系。事实上，“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这一立法目的的价值取向就在于维护行政权的行使。在我国，司法权日趋边缘化，相对于强大的行政权而言，司法权只是一个配角。在这种权力分配格局之下，司法很难独立和中立。作为行政权配角的司法，在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情形下，法院理所当然应与行政机关保持一致，宣告维持行政职权的行使，也就变成了再自然不过的事，于是，行政维持判决制度就在这样的独特背景下确立起来了。
但是，从行政诉讼制度的整个发展史来看，无论是法国行政法院的建立，还是英美国家司法审查范围和德国行政诉讼种类的扩张，贯穿于其中的要义和宗旨都是控制政府权力，而不是维护政府职权的行使。事实上，行政诉讼之所以是行政诉讼的根本特征就在于控制行政权的目的和功能，行政诉讼承载着控制政府权力，保护个人权利的特定价值。现实生活中，行政权已足够强大，普通的个人与组织绝没有与国家行政机关相抗衡的力量，行政机关完全有能力行使行政职权。而行政诉讼本身，正是人们防止过于强大的行政权侵害公民权利的一种制度安排。维持与支持不是行政诉讼的目的，也不是行政诉讼的功能，因此，维持判决制度所体现的这个维护行政职权的功能，与行政诉讼制度本身的价值目标是相背离的［3］。可以说，维持判决制度的正当性是缺失的，制定维持判决制度当时的一些立法背景现在已经改变了。
三、维持判决存在的不合理性
（一）从诉讼法的一般原理来看，维持判决不针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作出，超出了司法权的范围
司法权是一种中立性、被动性的权力，司法权的行使遵循不告不理原则。由司法权的性质所决定，判决要与原告的诉讼请求相衔接。从行政诉讼法的一般原理来看，判与诉是相对应的，判决是对诉讼请求的回应［4］。任何超出诉讼请求的问题，法院都不应主动去裁判，否则便超出了司法权的范围。也就是说法院的判决，只应当是对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的肯定或否定的回应。
而在行政诉讼中，维持判决主要针对的诉讼请求，是撤销具体行政行为。相信不会有原告提出“维持具体行政行为”的诉讼请求，所以，维持判决必然是一种超出了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而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使法院中立的司法形象、司法独立的司法理念不断遭受冲击，使人们强烈地感受到法院不顾当事人的诉请，“乱行”裁判，与行政机关“官官相护”，最终使人们放弃通过行政诉讼的途径主张权利、解决纠纷的方式，虚置行政诉讼化解政府与当事人之间发生的纠纷、规范行政行为的诉讼功能。我国行政审判的现状、困境与问题可能就是最好的反映。
（二）从行政行为公定力上看，人民法院作出维持判决没有实际法律意义
根据行政法的一般原理，有效的具体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在被有权机关依照法定的程序予以撤销或变更、确认违法、确认无效之前，应当一直视为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即具有确定力、拘束力和强制执行力。该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不因被提起行政诉讼而中止或者终止。此就是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制度，对行政机关依法有效行使行政职权，发挥国家机关的职能作用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否则，行政管理相对人可以以行政行为违法为由，或者以其他借口，对抗或者拖延行政行为的履行。
从行政诉讼的角度考量，影响被诉行政行为法律效力的只能是人民法院作出的撤销判决、变更判决、确认违法或无效判决。只要人民法院没有作出上述判决，则被诉行政行为就依然发生着法律效力。正是从这个角度考察，维持判决对该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可以说，如果被诉行政行为合法，人民法院作出维持被诉行政行为的判决，实属没有必要，不具备任何实际的法律意义。
（三）从审判的实际效果上看，维持判决限制了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妨碍了对相对人的救济，易使法院和行政机关陷于尴尬境地
由于人民法院作出的维持判决，不仅对原告有约束力，对被告行政机关也具有约束力。因此，当事人均应当自觉履行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的维持判决。但如果行政机关在维持判决生效后发现，因客观原因，或实际情况发生了变化，需要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变更或撤销时，又该怎么办呢？事实上，法院的维持判决限制了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削弱了行政执法的有效性、合理性、灵活性。维持判决成为行政机关独立行使行政职权、依职权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进行自纠的障碍，妨碍了对相对人的救济，损害了其他当事人的利益，致使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法院作出的维持判决均不能取得应有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5］。
四、建议
（一）将行政诉讼“维护”行政权行使的价值观转化为行政诉讼“控制”行政权的价值观
十多年的社会变革、十多年的司法实践、十多年的理论研究成果已使行政诉讼“维护行政权行使”的价值倾向更多地向行政诉讼应“控制行政权行使”方向转变。当然，这个价值观的转变，并不仅仅是删除行政诉讼法第一条“维护”的立法目的就可以实现，更重要的是要在民众中间培植行政诉讼法针对政府、控制政府权力的观念。这种控权价值观念的培植必须通过具体的微观制度设置和具体的制度运作才能奏效，比如不应将法律简单地宣布为统治阶级的意志，革新“法律工具论”、“全能型衙门”的传统观念，强化法的权利保障功能，加强和提高行政审判的地位和作用。
（二）以驳回诉讼请求判决来代替维持判决
维持判决，主要是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的判定，并没有回应原告的诉讼请求，置原告的诉讼请求于不顾，直接对实体问题作出判决。一经生效，行政主体便不能轻易变更，限制了行政主体适应形势变化进行行政管理的灵活性，堵住了行政机关纠正错误行为的途径。
而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则是把裁判的中心放在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上，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而作出。驳回诉讼请求，只是意味着原告的主张不成立，而被告的行政行为可能是合法的，也可能是由于涉及合理性问题法院不便审查，还可能是因情势变化，行政行为作出的法律依据已不合法，法院不便妄加评论等，可以涵盖许多情况。而且，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意味着行政行为仍然有效，维护了国家机关分权的宪法原则，赋予行政机关最大的自由裁量空间，有利于行政机关独立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所以，从理论上看，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完全可以替代维持判决。
［参考文献］
［1］张旭勇.行政判决的分析和重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16.
［2］江必新.论行政诉讼中的肯定裁判［J］.法学杂志，1988，（6）：16-17.
［3］孙笑侠.法律对行政的控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3.
［4］贺万方.司法的理念与制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108.
行政诉讼范文第3篇
正如人们所期盼的，20年前该法的颁布施行，标志着我国行政法治建设的起步，也标志着我国公民公权利的司法保障制度开始确立，其积极意义不容忽视：该法明显促进了保护公民权利、抑制权力过度扩张的行政法治理念、理论和意识的树立和形成，启动并加快了我国各级政府法治建设的步伐；该法建立了公民与政府可以平等“对簿公堂”的平台，使司法权可以对行政权有所制约，使我国权力结构模式逐步趋向完善；该法还明显加快了我国行政立法体系的完善，推动了我国行政法理论体系的建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年来中国行政法学理论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世人刮目相看。
但《行政诉讼法》和其他任何一部法律一样，其生命力只能体现在其实施过程中。由于这部法律的特殊性，因此其实施必然遭遇到比其他法律更多的瓶颈和困难。20年，在漫长的中国法治化进程中可以说仅仅是短暂的瞬间，但该法的实施，已经给了我们很多的反思和启示。
现实与纸上的差距
首先就是要深刻研究《行政诉讼法》的实施环境，深刻研究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尤其是新形势下官民关系和矛盾的新特点，把《行政诉讼法》的实施看作宪法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实施的重要环节来推进。
对于我国法治进程的宣传，包括对于《行政诉讼法》实施效果的宣传要实事求是，既要宣传成绩、鼓舞信心，更要挖掘问题，寻找对策。切忌盲目歌功颂德，一片叫好，而漠视客观问题和困难之存在。借用总理最近在回答外国人士时的一句话来表达：“实现公平正义是我们政府的良心”，作为有良心的公法学者和政法部门领导，应该把《行政诉讼法》实施作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目标之重要一环、作为巩固人民民主政权之重要一环来对待。这样的纪念才有其真正的价值。
事实上，我国目前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时期，也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时期，法治建设方面恰恰存在不少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人民最不满意、最为关注的。就2009年来说，、典型大案要案甚多，舆论报道和群众关注的案件和事件频繁发生(实际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在一个报告中也承认：“行政案件申诉上访率高，是长期困惑法院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可见，目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因素依然大量存在，社会矛盾的关联性、敏感性、对抗性明显增强，而且越来越集中地体现在农村土地征用、城镇房屋拆迁、劳资纠纷、医患矛盾、环境污染等敏感事件上，由于官民关系在一些地方恶化，以致发生多起令人震惊的杀害官员的犯罪案件，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总书记在2005年就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社会，2007年又提出“三个至上”，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宪法法律至上”。近几年来，最高人民法院不断发出“人民司法为人民”的强烈口号，以及提出“能动司法”、“司法能动”等使人耳目一新的号召。但是《行政诉讼法》的实际实施效果如何呢?那么多的官民之间的纠纷乃至的频发过程中，行政诉讼制度在预防、消解和解决这些社会矛盾的过程中究竟发挥了多大的实际作用?为什么人民的诉愿、期待和渴望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回应?无论是从民众的渴望，还是学者的期待来看，《行政诉讼法》总体实施效果还有待提高，现实中的《行政诉讼法》与纸上的《行政诉讼法》还有不小的差距。大环境更重要
《行政诉讼法》的实施触动行政权力利益的神经，更牵动着广大公民，包括利益受损公民敏感的神经。因此，目前《行政诉讼法》实施中的困难，与其说是这部法律有其不成熟、不完善的一面，有立法细节和技术的不完善的方面，还不如说这部法实施的社会环境还存在不理想的方面。《行政诉讼法》实施所遇到的社会环境浓缩了我国改革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在最近的调查报告中指出：在我国改革过程中，市场已在逐步从高度集权的总体性体制中分离，但是当前一种以权力重组市场要素、以权力的扩张占领社会领域、企图以独大的权力包揽一切的趋势十分明显。他们的见解是：“中国迫切需要一种更有效的治理结构。是通过社会的重建，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相互配合的治理结构，还是造就一种更强大的权力来包打天下?我们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笔者附和这一见解：当前中国实施《行政诉讼法》所遇到的是“强权力、弱市场”的大环境，是“富的愈富，穷的愈穷”的大环境，是某些地方非法管治手段频出的大环境。
一方面，党中央广辟言路。开展网民“直通中南海”的民主尝试活动，另一方面，类似某地教育局红头文件禁止教师“乱说话”等公然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事件不断发生，这就是中国目前斑驳复杂的法治环境。如果对大环境不了解、对大方向不明确，奢谈《行政诉讼法》的实施又何其容易。中央领导同志布置2010年政法队伍的三项重点工作是化解社会矛盾、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司法，笔者认为这三项重点工作正是针对目前我国社会环境和法治环境提出来的。《行政诉讼法》的实施与这三项重点工作紧密相关。因此，从文本和规范研究《行政诉讼法》自身存在的问题固然重要，但功夫更在法外，从该法与外部社会环境相适应，特别是从外部法治环境之改善来着手提高《行政诉讼法》的实施效果看来更为关键。
总理在最近召开的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指出：“在和平建设时期，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腐败，而孳生腐败的根本原因是权力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民主化进程中，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政府，需要多大范围、多大力度的行政权力，需要对行政权力给予何种合适而有效的监督，是我们首当其冲需要思考的问题；尤其要看到，党中央提出要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之后，中国公民的维权法律意识空前觉醒，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的《行政诉讼法》应该如何与时俱进、适应环境并改造环境是迫切需要解决的实践性课题。
多问几个“为什么”
最后，《行政诉讼法》的实施应该从当前审判实践中的问题解决人手，要从研究久拖不决的大案、要案、难案人手，从容易导致或者已经导致发生的老大难案件人手，认真研究和处理这些典型性案件、影响性案件，从立法、执法、司法等多角度找到问题的症结。特别要增强忧患意识和问题意识：为什么20年前就存在的难、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申诉难至今依然没有很好解决，为什么公民不敢告、政府不愿当被告、法院怕受理行政案件的情况至今依然没有发生较大改变，为什么行政诉讼案件申诉上访案件居高不下，为什么一些典型性案件久拖不决或难以执行，为什么一些案件公民不能通过理性的法律途径解决而非要通过上访乃至酿成方才引起重视，为什么我们的“维稳”工作要付出如此昂贵的代价等等，这些问题都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
目前，违法行政行为表现形形，妨碍司法公正的手法也多种多样。例如，为了规避行政诉讼，有些地方政府部门不断出台维护自己的特殊利益、不惜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所谓“规范性文件”，而对于应该出台或者应该修改的“规范性文件”则按兵不动；有的地方片面强调提高“调解结案率”、“撤诉案件率”，在所谓“大调解”机制下法院和政府联手做动员原告的“撤诉”工作、“调解”工作，软硬兼施，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有些秉公执法的官员和法官在系统内部受到排挤，使他们在公正执法时畏首畏尾，踌躇不前；律师一般都不愿意接受行政诉讼案件的委托，特别是当原告一方的律师风险大、收入低、麻烦多多。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在各地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有些经济发达地区《行政诉讼法》的实施环境并不一定比经济落后地区好。
行政诉讼范文第4篇
行政诉讼调解的原则
诉讼案件调解的原则是指适用于调解过程的始终，调解主持人、诉讼当事人和参与人都应当共同遵守的准则，它是调解活动顺利进行和调解结果公正有效的保障。行政诉讼调解的原则须能反映行政诉讼的自身特点。
（一）自愿原则
这是任何调解都应当遵循的原则，是调解的首要原则。尊重当事人的意愿是调解合法成立的基础，双方当事人自愿是开展调解的前提条件。行政诉讼中，法官不得违背或强迫当事人的意愿强行开展调解，可以提出调解建议，但须取得双方当事人的一致同意后才能启动。对违反自愿原则而进行的调解案件，法院可依职权终止调解程序，对已结调解案件，经当事人申请，法院查实后应宣布原调解协议无效。调解自愿不仅指自愿接受调解，还包括自愿接受调解达成的协议，前者是程序的自愿，后者是实体内容的自愿。行政诉讼调解程序的启动也有两种方式，一是由合议庭根据案情提出调解建议；二是由一方或双方当事人提出申请，但不管以哪种方式启动调解程序，以及运行与终结都必须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愿，征得当事人的同意，方可开展调解。
（二）合法原则
行政诉讼保护公民权益、监督行政权的目的的实现离不开调解的合法性原则的保障。行政诉讼调解的合法原则包含三方面的内容：首先是调解的案件范围须符合法律规定，法律禁止调解的案件不能进行调解；其次是调解协议的内容不能违反法律规定；最后是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损害国家和社会公众的利益，以及第三方的合法权益。对涉及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政诉讼案件，行政机关在诉讼中可以在法定的职权范围内有条件地处分实体权，变更或撤销原行政行为，以换取与相对方的和解，达成的和解协议有效。反之，放任或鼓励行政机关超越职权达成调解协议，则纵容了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造成行政管理混乱，也损害了国家、社会公众和其他组织的根本利益，达成的协议当然无效。因此，只有在调解中坚持合法性原则，才能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保护国家、公众的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权益。
（三）有限调解原则
行政诉讼只能采取有限调解制度，且不能将调解制度作为行政诉讼的一项基本形式。第一，由于行政主体的职权范围受到法律的明确规定，因此调解也必须严格限定于被告的法定职权范围之内，任何超越职权达成的调解协议都是无效的。在行政诉讼调解中，原告通常可以对其诉讼权利自由地做出处分或放弃的决定，但作为被告的行政主体则不能对其法定职权做出任意处分，只能在法定范围内做出变更或撤销原行政行为的决定。第二，依法行政的法治原则规定行政主体不能随意处分手中的行政职权，不同的行政行为可以处分的形式和范围也不同，与其相对应的行政案件受到的调解限制也就不同。因此，并非所有的行政诉讼案件都可以适用调解。第三，行政诉讼立法的宗旨就是对行政机关手中的行政权进行监督和限制，要防止调解权被滥用的情况发生，就必须对调解的适用范围做出严格的限定，确保立法宗旨的有效落实。由此可见，但凡涉及限制性规定的行政行为，须严格在法定范围内进行调解，不涉及限制性规定的行政行为，调解也不能损害国家、公众和第三方的利益，这就体现了行政诉讼的有限调解原则。
（四）保护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利益原则
行政诉讼调解不得损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凡是涉及公众权益或第三方利益的调解，人民法院都应加强审查，通知有关组织或第三方参与，以确保公众利益或第三方利益得到保护。
行政诉讼调解的适用范围
行政诉讼调解的一方为行使国家公权力的行政机关，明确界定行政诉讼调解的适用范围，对顺利启动调解、确保调解的合法有效具有重要意义。
（一）适用调解的行政诉讼案件
1．牵涉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案件。指行政行为分为羁束和自由裁量两种，其划分标准为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时受法律、法规约束的不同程度。由于法律、法规对羁束性行政行为的内容和方式都做出了非常明确而详细的规定，行政主体没有自由选择的余地，不得做出任何更改，只能依法执行，因此，羁束性行政行为不适用调解。自由裁量性行政行为允许行政机关在规定的范围内做出自由（多种）的选择，因为法律、法规对它的方式、程度、内容等只规定了一定的种类和范围。在自由裁量范围内，行政主体所做出的决定都是合法的，只不过这个合法的决定对行政相对人来说是否最合情合理。由此可见，自由裁量就是行政机关寻找最合情合理决定的过程［3］。对涉及自由裁量权的案件进行调解，改变行政主体备受争议的行政行为，使其行为更加合情合理，为行政相对人所接受，符合行政诉讼的根本宗旨。
2．合意行政行为的案件。指因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在履行行政协议或行政合同的过程中引发的诉讼案件。由于行政合同是经双方自愿协商达成的合意，因此，在遇到此类案件时，双方当然可以就争议内容再次进行协商，调解解决。
3．处置民事权益导致的行政案件。指行政机关依职权或应相对人的申请，对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民事权益做出裁决，或许可行政相对人的一定行为，或对行政相对人的民事实体权利做出确认，而被利害相关人至法院而引发的诉讼案件。此类案件可参照民事纠纷调解形式，由原告即利害相关人和行政相对人互相协商，行政机关依协商结果，对原行政行为做出变更或撤销的决定，从而化解行政争议。
4．不履行或懈怠履行法定职责，但仍有履行必要的案件。指行政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拖延履行职责、拒绝履行职责或对相对人提出行政申请不予答复等而引发的诉讼案件，这类案件大部分牵涉到土地、环保、公安、规划、工商等行政执法领域。对于因行政机关拖延或者拒绝履行职责而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法院经过庭审调查后认为仍有履行必要的，可以主持诉讼双方进行调解，促使行政主体自觉地尽快履行职责，避免以判决的形式强制要求行政机关在一定的期限内履行职责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节省相对人的诉讼成本。如果被告已无继续履行职责的必要，且其不作为行为直接对原告利益造成了损害，原告则可以提出损害赔偿要求，法院应根据行政赔偿诉讼的有关规定处理，也可以进行调解，较便捷地结束诉讼。
5．适用了错误的法律、法规的案件。指在做出具体行政行为时适用了错误的法律、法规而引发的诉讼案件。其具体表现为：适用了废止无效的法律法规；违反适用规则而导致了法律冲突；本应适用此法而错误地适用了彼法；错误地适用了法律法规的具体条文；有规章以上的规范性文件却适用了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等等。对这类诉讼案件，法院可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在双方就正确的法律适用达成共识后签订和解协议，从而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利益，也使行政主体的不当行政行为得到纠正。
6．滥用法定职权的案件。指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故意违反法律赋予其职权的权限和程序，在法定范围内做出违反法律精神和原则的具体行政行为而引发的诉讼案件。从表面上看，好像是一种“合法”行为，是行政机关在其法定职权范围内做出的行政行为；从主观上看，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出于不正当的动机而故意实施的行为；从本质上看，严重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精神和原则，严重背离了法定行政目的的行为。因为滥用的职权是行政主体的法定职权，这就为行政主体更正自己的原行为奠定了基础，也使调解适用成为可能。
（二）不适用调解的行政诉讼案件
1．行政行为合法合理的案件。指行政机关实施的行政行为在执行程序、适用法律和处置结果等方面均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假如被诉行政行为存在引用证据确凿、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恰当、选择自由裁量正确，并严格遵照法定程序运行等情况，则属于合法合理的行政行为，原则上不适用调解，法院在查明案情后应当做出维持原行政行为的判决。对合法合理的行政行为，都应该得到坚决的支持和执行，没有任何退让的理由，因为行政机关的一丝退让都会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给社会公众利益造成损失，所以，行政行为合法合理的案件缺乏开展调解的理据。再者，司法权对行政权不仅是监督和制约，还有一定的配合关系。行政诉讼中，法院通过判决对合法合理的行政行为给予进一步的确认，对维护行政权的权威，增强行政机关对社会的管理是非常有帮助的。
2．事实不清楚、主要证据不全面的案件。指行政主体在对某一行政事件做出具体行政决定时，对事件的事实调查不清楚，对关键的证据材料收集不全面，未能充分证明行政相对人行政违法行为的成立。法院进行案件调解前，必须先查明案件事实，分清各方责任。对证据不全、事实不清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不能分清原告与被告行为的合法性和正确性，因此，这类案件的合法性和正确性也就无法判断，那么也就不能适用调解，即使原被告双方形成合意，调解也不能成立。
3．行政行为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程序的案件。指行政机关在进行具体的行政行为时没有严格遵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方式、步骤等程序性规范，严重违反法定程序。行政机关行使职权，不但要遵守行政实体法，还要受到行政程序法的制约和规范。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行为时违反了法定程序，尽管最终处理的结果正确且合法，但人民法院都应依法做出撤销该行政行为的判决。因为行政职权的行使程序由法律法规做出了明确而严格的规定，必须遵守，不存在协商的余地，对违反法定程序的案件，也就缺乏调解的基础。
4．超越职权（没有管辖权）的行政案件。指行政机关的职权都受到法律规定，必须在法律限定的范围和幅度内行使权力。超越职权的行为，通常是行政主体在职责上，或者权力上，或者地域范围上，或者时间时效上超出了法律规定的限度。行政机关实施了不属于自己权限范围内的行政行为，该行为理应无效，其当然也不能再次对该行政行为进行处置，只能由法院对该行为依法判决撤销。
5．牵涉公民身份关系的行政案件。指像户口登记、婚姻登记、身份证发放等这类牵涉公民身份关系的行政行为，只有“违法无效”与“合法有效”两个选项，因此不适用调解。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操作程序
建立最适合行政诉讼特点的调解程序结构模式，是行政诉讼调解制度顺利实施的关键。其操作程序既要借鉴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成功做法，也要突出行政诉讼的特殊性。
（一）调解启动的庭审阶段
如前述所述，“六类行政诉讼案件”是适用调解的，另外“五类行政诉讼案件”是不适用调解的。因此，法院只有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案件的类型和性质等做出准确判断后，也就是经过了庭审中或庭审后判决前的阶段才能做出启动调解的决定，而不能在庭审前还不了解案情的情况下就随意启动调解。经过法庭审理程序，案件的事实和法律关系才能清晰地展现出来，当事人经权衡利弊后才能明确地做出是否接受调解的决定。如果在诉讼的开始阶段，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之间的矛盾还是处于异常激烈的状态，互相都比较抗拒，贸然进行调解，不仅违背了行政诉讼合法性审查的原则，而且还会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使原本能够调解成功的案件调解失败。因此，只能在庭审中或庭审后判决前的两个阶段启动行政诉讼调解。
（二）调解程序的启动
启动调解程序必须由当事人书面提出调解申请。法院根据案情，也可以提出调解建议，诉讼双方接受建议后也要提出书面的调解申请。
（三）调解的组织形式
行政诉讼审理采取的是合议制的组织形式，行政诉讼调解的组织形式应与其相一致，也由审理该案的同一合议庭法官共同主持调解，这样既可以使审判和调解得到较好的衔接，又能发挥合议庭的集体智慧，还可以起到互相监督的作用，进一步确保调解的公正性。
（四）调解的时限与次数
调解中往往容易出现久调不决，或以拖促调的情况，因此规定调解的时限是非常必要的。调解时限应在行政诉讼的审理期限内，即不超过3个月，调解失败的，应及时转回审判程序。同时为了节约司法资源，防止原被告意见反复，无休止地随意提出调解，对调解的次数进行限定是非常有必要的。从既节约司法资源又保障当事人必要权益的角度进行考量，调解的次数设定为不超过两次比较合适，两次调解可在庭审中或庭审后判决前各进行一次，当然也可以在其中的某一阶段集中进行两次调解，但同一案件的总调解次数不能超过两次。
（五）调解协议审查的内容和标准
由于调解的范围只能限定于行政主体法定的职权范围内，任何超越法定职权的调解都是无效的，因此法官必须对调解协议的内容进行审查。审查的内容包括：调解协议的内容有无超越被告的法定职权范围；调解协议是否反映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内容是否违反法律或损害国家、公众及第三方利益等。经审查符合规定的，法院制作正式调解书。
（六）调解书的生效
为体现法律的严肃性，避免当事人在调解时的随意性，增强调解成效，行政诉讼调解不应再设立反悔权制度，而当事人在协议生效后的期限内对调解有异议的，可通过再审程序解决。即：当事人经平等协商达成协议，并在法院制定的调解书上签名确认后，调解协议即产生法律效力，任何一方不得反悔［3］；任何一方当事人认为调解协议或过程存在错误的，可在调解书生效之日起10天内，参照行政诉讼上诉程序，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
（七）承认调解书的法律效力
行政诉讼范文第5篇
论文摘要：行政诉讼功能是设定行政诉讼目的的客观依据，对行政诉讼功能的认识过程也是对行政诉讼本质的认识。行政诉讼的主要功能是：行政纠纷解决功能；行政相对人权利保护功能；权力制衡功能；政策形成功能。
行政诉讼制度如何更好地发挥其作用，我们不仅要研究行政诉讼的目的，更要把握行政诉讼之功能。“如果说目的是主体的特性，那么，功能则是客体的功用和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律本身没有什么目的，目的是立法者和司法者的目的，但法律有功能，他能为立法者和司法者的目的提供某种服务”。行政诉讼功能是设定行政诉讼目的的客观依据，因此可以说：对行政诉讼功能的认识过程也是对行政诉讼本质的认识过程。长期以来我们对行政诉讼功能在认识上的偏差直接影响了行政诉讼制度的实践。我们认为行政诉讼主要具有行政争议解决功能、相对人权利保障功能、权力制衡功能与社会政策形成功能，中国行政诉讼功能有必要在回应时代要求的过程中得到及时、有效的调整与完善。
1．行政纠纷解决功能
行政诉讼制度作为一种诉讼制度，首先关注争议的解决，但与其他两大诉讼制度显著不同，行政诉讼解决的是行政纠纷。行政诉讼主要解决一般的公众(包括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与政府之间的行政纠纷，解决公民权利同国家权力之间的冲突。作为现代社会不可缺少、其他诉讼不可替代的纠纷解决方式，他发挥着社会减压阀和平衡器的重要作用。行政争议解决功能是行政诉讼的基本功能。
从法学的角度看，解决行政争议，并不是指使行政争议实际消失，而只是意味着一种法律上的解决，即在法律上提供一个确定的结果。至于行政争议要想在实际上消失，还取决于一些非法律上的因素，如当事方的价值观是否与法律的评价标准一致，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败诉后是否有足够的财产可供执行等等。但尽管如此，不能认为行政审判不具有在实际上解决行政争议的效果，或者认为行政诉讼在法律上对行政争议的解决对于争议的实际平息毫无意义。虽然并非任何纠纷都需要通过诉讼方式解决才能达到最佳效果，现代社会也可以通过行政申诉、行政复议等大量非讼方式解决行政争议，但是运用司法权通过诉讼解决纠纷无疑是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基础与范式。
相比较其他解决机制，行政纠纷通过诉讼方式解决具有如下特点：(1)解决结果具有权威性，即相对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诉讼居于优势地位，一旦纠纷被求之于诉讼，其他解决方式都应终止或暂时停止。通过采取行政诉讼以外的纠纷解决方式解决行政争议，当事人往往在花费了很多的时间、精力以后仍然可能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往往又不得不在最后走上行政诉讼解决的道路。(2)诉讼裁决的结果具有终局性。就解决纠纷而言，通过诉讼裁决是最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诉讼裁决的结果一般不受其他非诉讼程序的审查，具有终局性。
2．行政相对人权利保护功能
行政诉讼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标志着行政相对人法律地位的提高及其合法权利有了新的切实保障。行政诉讼产生主要是通过审查行政主体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追究其违法行政行为的法律责任从而为相对人提供权利救济。对行政相对人而言，行政诉讼功能首先是权利保障功能。
行政诉讼制度的出台意味着我们已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西方国家的人权观，即认为人权是用以保护个人对抗多数人社会的盾牌，而且认为对人权的最大威胁恰恰来自多数人社会及其代表——政府，所以有必要对政府权力尤其是极具扩张性的行政权进行限制。如果说行政权止于公民权利，那么行政诉讼制度就是公民权利的金钟罩，是阻挡行政权越界的一柄利剑。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利，不仅包括其实体权利，也包括程序权利；不仅保障行政相对人的人身权、财产权，而且保障行政相对人的知情权等等。行政诉讼通过对相对人的权利保障实现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统一。
有“公法钥匙之称”的行政诉讼法作为行政法的一部分，是权利救济法，具有监督行政权，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功能。“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面临着逾越正义和道德界线的诱惑。人们可以把他比作附在权力上的一种咒语——他是不可抵抗的。”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有可能会损害公民的权益，这就不仅需要对行政行为进行事前、事中的监督，对行政活动的消极后果进行事后救济也是极为重要的，而这种救济又主要是由行政诉讼法来完成的。
如果从行政诉讼的属性来看，行政诉讼应该被认为是一身具有三重身份的制度：解决行政争议的诉讼制度、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行政法制监督制度、对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行政管理相对人进行救济的行政法律救济制度。行政诉讼像民事诉讼一样具有解决纠纷的功能，然而解决纷争固然是诉讼的基本功能，但由于行政机关拥有许多公民所不拥有的权力，如行政复议的权力，行政复议能够解决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的纠纷；又如行政强制执行权，行政相对人不服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拒绝执行，行政机关可依法强制执行。在这些情形下，行政机关完全有能力解决行政争议，没有必要依赖于司法。国家如果只是单纯为了解决纠纷确立行政诉讼完全是一种资源的浪费。行政诉讼制度的存在理由主要是为了提供新的权利救济途径，更好地保护公民权利。当公民与国家之间产生行政纠纷时，由一个独立的第三方——法院解决这一纷争，有利于公民面对强大的行政机关时能得到有效的保护。这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行政诉讼的权利保护功能强于纷争解决功能。
同时，由于行政争议不同于民事争议，民事争议发生在民事主体之间，民事主体地位平等，双方不仅在实体法上而且在程序法上也享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纠纷的解决就意味着法律对各自权利义务的确认与保障。可以说，解决纠纷是民事诉讼的首要功能；而在行政争议中，争议双方是事实上不平等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尽管有学者称行政诉讼原被告是平等主体关系，但这种平等仅具一种应然性，事实上，行政机关比相对人拥有更多的权力。只有承认他们之间的不平等，才能在立法时给予公民更多的保护，如行政诉讼中被告负举证责任。所以将行政诉讼的权利保护功能定位为首要功能，更有利于行政诉讼目的和价值的实现。
3．权力制衡功能
行政诉讼的必要性，在独立的司法审判意义上，并不完全取决于争议解决的效率需要，而主要是由民主法治的发展所要求的。也就是说，惟有在的视野下，行政诉讼的功能才能获得恰当的理解。行政诉讼法的发生和发展与现代民主、尤其是分权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主张有限政府，强调任何国家权力的有限性；三权分立，强调分权，突出了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独立性和相互制衡性，共同构成了西方国家确立行政诉讼制度的基本理论原则。法国在解释三权分立时，“主要强调了分权，突出了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独立性，反对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活动的干扰，从而在行政系统内设立了独立的行政法院系统，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行政诉讼制度”，而英国由于“革命时普通法院与国会的同盟关系，以及英国没有明确的公法与私法之分，因此，英国强调了三权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监督的制衡性，使英国形成了主要由普通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行政诉讼制度”④。表面上看西方国家确立的行政诉讼制度不尽相同，但各国行政诉讼制度的理论基础在基本点上是共同的，都重视行政诉讼制度的权力制衡功能。
在行政争议中，作为一方当事人的国家行政机关，无论在客观力量上，还是在法律权限上，本可以以国家的名义解决争议。事实上，相当多的行政争议都是由行政机关解决的。1990年以来我国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复议案件数量与法院处理的行政案件数基本持平。我国法律将行政诉讼与行政复议都看作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可剥夺的权利，认为他们可以根据自身利益的需要和对公正的追求和判断，来决定是否行使和怎样行使行政救济的请求权。从解决争议的效率角度看，行政诉讼并非是必不可少的。行政诉讼的必要性只能从宪法规定的民主制度，从扩大救济渠道和扩大对行政权的监督渠道，为公民提供更充分，更公正的保护方面才能得到解释。⑨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比较强调从对行政机关的法律控制角度来认识和理解行政诉讼及其功能。
从具体制度设汁来看，我国行政诉讼法对相对人的权利保护，是通过人民法院依法监督行政主体的途径来实现的。这种监督主要表现为对行政主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予以撤销或确认其行为无效，从而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在行政诉讼中，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利与监督行政主体追究其行政责任，两者密不可分，这就是行政诉讼的特有构造，它有别于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如果忽略行政诉讼的特定构造，来谈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显然就没有了根基。值得指出的是，行政诉讼的这一特定构造，体现了法治主义的理念和依法行政的要求。对于人民法院和行政主体而言，行政诉讼作为行政法制监督体系中事后法律监督的重要形式，体现司法权对一行政权的监督制约。基于行政主体的权力直接或间接来自人民，人民权利与之具有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关系，保护相对人合法权利与监督行政主体依法行政又是相辅相成的。这在行政诉讼具体制度设计上有显著体现。如在规定当事人在诉讼中地位平等原则的前提下，对受案范围、管辖、诉讼时效等界定，实际上是对作为当事人一方的相对人在权利行使上的依法规制，防止相对人违法运用诉权。关于被告对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举证责任，诉讼过程中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等规定，则体现了对行政主体诉讼权利的限制。至于具体诉讼程序以及判决形式的有关规定，也包含了保护与监督的统一。在此基础上，促成相对人与行政主体共同达致行政法律关系的和谐，避免非理性的对抗和冲突。
法治的核心在于保护人民权利，而围绕相对人权利保护，法治提出了两项要求即行政行为必须合法和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由中立的第三方即法院进行审查。行政合法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行政机关的活动必须遵守法律。另外，在以实现和维护实质正义的法律状态为目的的法治国家，所有公权力的合法行使都应当遵循作为法律之法的正义原则。换言之，行政行为遵守法律不只是遵守实体法，现代社会经济日益发展变化，社会问题日益增多，权力机关已无法包揽全部法律的制定，而且由于行政管理范围的扩大，活动的专业性、技术性增强，行政机关必须主动地进行多方面的管理，而这些内容并没有法律的规定，此时的行政机关的活动仍要守法，遵循法律之法——正义原则。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内容还包括“法律优位”和“法律保留”。“依法行政是行政权力存在的先决条件，当然，行政机关会约束自己遵守法律，行政系统内部上级行政机关也会约束下级行政机关遵守法律。然而不能排除行政机关可能有不守法的时候，行政系统内部有不能自我约束的时候。因此，行政权力的行使必须受到外部的监督。行政权力愈大，外部监督的机制也必须随之加强。司法审查是法院监督行政机关遵守法律的有力工具，没有司法审查，行政法治等于一句空话，个人的权利就缺乏保障。”⑦行政诉讼中行政主体要将做出行政行为的理由与步骤公之于众，让法院、相对人乃至全体公民了解行政行为是否经得起推敲。在诉讼过程中不只行政机关，整个的社会都会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予以关注。这样做出行政行为的机关才更有压力去依法行政，矫枉过正，实现行政法治。
根据在民的原则，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政府权力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来自人民的赋予。法院可以视为公众“最终说理的地方”，让行政机关自行判断自己行为的是非，显然违反了“任何人不能做自己的法官”的原则；而即使让上级行政机关纠正下级行政机关的谬误，他们之间依然是“快刀难断藕丝情”。而来自外部的行政诉讼制度，因其恰恰作为一种外部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具有普遍性、经常性、程序严格性、公正性等优点。
4．政策形成功能
政策形成功能，即通过行政诉讼活动，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国家社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并参与国家宏观事务的决策。在依法治国的原则下，国家解决大量事务所依靠的政策主要是法律。行政诉讼法作为法律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与行政法共同作用以实现行政诉讼法律体系的功能。
当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共同承担着法律的使命时，行政法做为实体法内容，行政诉讼法作为形式，行政诉讼法贯彻实施行政法的工具功能已为人们所接受。其实，行政诉讼从来就不是为行政实体的法律而存在的，它是为解决行政争议而产生和存在的，是为实现现实意义上的法律而存在的。实现法律的需要是它存在的一个重要价值，但绝不仅仅为了实体法而存在。何况，实体法从来就不是一部天衣无缝、包治百病的全书，即便是昨天如此，明天所面对的社会现实就会发生不同程度的错位，它只能预测未来，却从来不能百分之百地确定未来的一切，而法律的使命又恰恰是以昨天、今天的习惯、理念、信仰所形成的规则去诊断明天的世事。也就是说，诉讼具有实现社会政策的制定功能。
行政诉讼范文第6篇
(一)行政诉讼性质界定
性质即“事物的特性和本质”，是“一种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属性”，是事物一般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性质是事物的内在规定性，“质是使事物成为它自身并使该事物同其他事物区别开来的内部规定性。质和事物的存在是同一的，特定的质就是特定的事物存在本身”。一件事物或者一类事物的“本质”就是指它的那样一些性质，这些性质一经变化就不能不丧失事物自身的同一性。从性质概念在哲学意义上的内涵可知，行政诉讼的性质是指行政诉讼这样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制度的根本属性，它既表明行政诉讼作为一种法律制度的一般性，又表明行政诉讼区别于其它法律制度的特殊性。
1、行政诉讼性质是行政诉讼的内在规定性。行政诉讼性质与行政诉讼制度的存在是同一的，即有行政诉讼制度必有这样的性质；具备某些特定性质的事物一定是行政诉讼制度。不同国家的行政诉讼制度表现形式不同，名称也不尽一致，如果仅从表象判断，无法进行深入地比较研究。行政诉讼的本质为我们解决了这一问题，不管名称为何，表现怎样，只要在本质上具有共性就是行政诉讼制度。
2、行政诉讼性质通过行政诉讼现象表现出来。本质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是通过思维抽象得出的结论，认识行政诉讼的本质只能从行政诉讼现象人手，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拨开覆盖在现象表面的面纱，才能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不能简单地将行政诉讼现象视为行政诉讼的本质。
3、行政诉讼性质具有稳定性。决定行政诉讼性质的是行政诉讼内部的矛盾关系，只要基本矛盾没有改变，行政诉讼性质就不会改变。稳定性下蕴涵着复杂性，矛盾不同方面的相互转化和斗争决定行政诉讼性质表现的重点不同。行政诉讼性质的稳定性为我们正确认识行政诉讼性质提供了可能性，行政诉讼内部矛盾的复杂性为我们认识特定历史条件下行政诉讼性质带来了困难。
4、行政诉讼性质具有多元性。行政诉讼的性质并非是单
一、唯一的，而是具有多个方面的性质，即在某一层次上的本质表现为多个方面。“多元的法律本质相应地支配着多元的法律现象”；反过来看，多元的法律现象反映多元的法律本质。多元本质之间并没有轻重之分、本质与非本质之别。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某一方面的本质表现更突出。
5、行政诉讼性质具有层次性。正确认识行政诉讼的性质，首先要认识其多元本质，其次，要认清其多层次的本质。行政诉讼性质的多元性与多层次性是不同的，多元性从横的方面反映行政诉讼性质，多层次从纵的方面反映行政诉讼性质。
(二)行政诉讼性质与相关范畴辨析
1、行政诉讼性质与价值。行政诉讼价值是行政诉讼这种客观事物对主体需要的满足程度。性质具有客观性，价值具有主观性。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表述为：性质决定价值，价值反映性质。一个国家特定历史时期行政诉讼的性质表现直接决定行政诉讼的价值：行政诉讼性质突出表现为行政法律监督制度，则更加追求秩序与效率价值；行政诉讼性质突出表现为行政救济制度，则更加追求公正与自由价值。价值不能脱离性质，价值反映性质并实现性质。性质与价值的辩证关系告诉我们，对一国行政诉讼制度的认识可以通过性质来考察价值，也可以通过价值来反推性质。
2、行政诉讼性质与立法目的。性质具有客观性，目的具有主观性，性质决定目的。立法者不能脱离行政诉讼的客观性质而希望通过行政诉讼达到不切实际的目的，这是一种纯粹的主观臆想，这样的目的根本不可能实现。“立法目的与法律的性质密切相关，只能在法律的性质之中择其要者追求之。追求某种脱离开该法律性质的所谓目的必然偏离法律的实质，从而可能使得其所制定的法律是彼法而非此法。”受行政诉讼性质的制约，行政诉讼立法的目的亦有多种选择。
3、行政诉讼性质与功能。行政诉讼性质是行政诉讼制度作为一种科学制度的客观存在，而行政诉讼功能是这一制度在客观上所发挥的作用。性质与功能都具有客观性。从总体上看，制约行政诉讼功能的相关因素按其重要性可以分为决定性的因素和影响性的因素。行政诉讼的性质决定行政诉讼的功能，行政诉讼的功能同时受制于其它条件如立法目的、法治环境、法律意识等因素的影响。行政诉讼性质是决定行政诉讼功能的首要因素，性质不同，功能自然有差异。
二、行政诉讼之外部现象与内部矛盾
(一)行政诉讼性质之考察视角
1、过程视角：行政诉讼表现为一种“诉讼”。行政诉讼的主管机关是司法机关。当代各国行政诉讼制度各具特色，行政诉讼主管机关的名称、法律地位、性质等方面的差异也很大，但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行使司法权的机关。“行政诉讼的核心是以审判方式的诉讼程序解决行政争议，监督行政活动。至于解决争议的机关是行政法院或普通法院，或法律所创设的其它机构，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2、内容视角：法院侧重审查“被告”的行为。司法审查的对象是被告的行政行为。虽然各国行政诉讼(司法审查)范围宽窄不同，但总体来看，可受司法审查的行为都是行政行为。“对法院来说，某种行为是不是行政行为，往往可能构成司法审查的先决条件，因为只有行政行为才能成为司法审查的对象。”行政诉讼强调被告的举证责任。从各国行政诉讼(司法审查)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来，都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被告对自己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
3、主体视角：原被告双方法律地位“恒定”。一般情况下，行政诉讼的原告是行政相对人，也就是说只有行政相对人才享有权；而行政主体则没有权。这是因为在行政管理法律关系中，相对人处于被管理、受支配的地位，与行政主体之间产生争议时需要寻求有关机关的救济；而行政主体因享有行政权，不需要司法权的救济。与此相对，行政诉讼的被告始终是享有行政权的组织。
(二)决定行政诉讼性质的内在矛盾
1、权力与权力的关系。权力制衡(约)是行政诉讼产生的内在动因。就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而言，行政应受立法支配。为了保证立法对行政的有效控制，设置一定的监督机制是必不可少的，司法审查就发挥了这种监督作用。立法权对行政权的支配关系为司法审查提供了依据，司法审查的核心就是审查行政权的行使是否合法。就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而言，对行政权的控制既有来自立法权的控制也有来自司法权的控制和行政权自身的控制。但司法控制具有不可比拟的优点。司法审查以司法权力来制约行政权力，它典型地反映国家权力的分工与制约，保障人民的民利，体现体制的民主理念。就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关系而言，不同体制的国家两者关系差异较大：一种关系是司法权从属于立法权，受立法权的监督。另一种关系是司法权独立于立法权，对立法权负有监督职责。我国属于第一种体制。在这种关系下，法院不能对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行使审查权，因为司法机关的地位低于立法机关，但法院可以审查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
2、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具体来看，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包括公民权利与立法权的关系、公民权利与行政权的关系以及公民权利与司法权的关系。对公民权利进行救济是行政诉讼的核心关怀。就公民权利与立法权的关系而言，一方面，立法权应制定实体法规范确认公民的权利；另一方面，立法权也应设置相应的司法程序以保护公民的权利，在权利受到侵害时为其提供及时的法律救济。公民通过行政诉讼维护自己的权益，既要有实体法关于权利的规定，又要有程序法对救济途径的规定。就公民权利与行政权的关系而言，国家行政经历了从消极行政到积极行政的转变，因此带来了行政权的膨胀。而行政权膨胀的结果之一就是有可能侵犯公民权利，行政权的范围越广，侵权的机会就越多。对于现代的积极行政，如果缺少救济途径，则法律尊严无从维护，公民权益失去保障。就公民权利与司法权的关系而言，“有权利必有救济”已成为一条法律定理。
三、行政诉讼性质之全面透视
(一)程序性：行政诉讼司法程序之属性
1、行政诉讼是解决“行政争议”的程序。从法学的视角看，社会生活主体之间发生的争议主要有三种，即民事争议、刑事争议和行政争议。行政争议是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国家行政机关与行政管理相对人之间发生的有关行政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争执。
2、行政诉讼是运用“司法权”解决行政争议的程序。行政争议可以通过自力救济、社会救济和公力救济这三种形式来解决。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最大的差别在于主体地位的不平等性，这一点决定了行政争议更适合通过公力救济的方式加以解决，自力救济和社会救济的方式容易使弱者一方的权益受到侵害。解决行政争议的公力救济方式包括立法机关解决争议、行政机关解决争议和司法机关解决争议。行政诉讼的实质是通过司法途径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以解决行政争议。
3、行政诉讼是运用司法权解决行政争议的诉讼程序。行政诉讼是运用司法权解决行政争议的诉讼程序制度。作为一种诉讼程序制度，行政诉讼的性质与行政复议的性质具有根本的差别：前者是诉讼程序制度，结果是司法行为；后者是行政程序制度，结果是行政行为。“行政诉讼是运用司法权解决行政争议的诉讼程序制度”这一命题只完成了对行政诉讼性质认识的第一步，只停留在这一层面上并没有全面的认清行政诉讼，也不能说明为什么行政诉讼要从民事诉讼中分离出来。监督行政与救济权利的需要是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分野的重要原因，与民事诉讼相比，行政诉讼承载了更多的政治功能。
(二)监督性：行政诉讼权力制约之属性
1、行政诉讼是“监督行政”的制度。行政法制监督包括立法机关的监督、行政机关的自我监督、司法机关的监督和社会力量的监督。法院通过行政诉讼进行的监督，是通过个案的审理发挥监督的作用，其直接监督的对象是被的行政行为，但对行政机关今后的执法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行政诉讼作为一种控制行政权的制度，由法院通过对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使国家行政权力与其责任相符并保证其在法律范围内运行。”
2、行政诉讼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在行政诉讼中法院居于主导地位，原告与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处于平等的地位并且都应接受法院的支配，通过这种诉讼活动发挥监督的作用。司法机关的监督与其它主体监督相比，具有法律性、中立性、事后性、被动性、有限性、监督方式独特性的特点。
3、行政诉讼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法律监督制度。行政诉讼是一种行政法律监督制度，而不是对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的监督。以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为视角，行政诉讼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作为一种行政法律监督制度，司法权行使的被动性特征决定了行政诉讼是一种消极、被动的监督方式，也就是说，行政诉讼作为一种监督制度发挥作用的前提完全取决于相对人是否。
(三)救济性：行政诉讼权利救济之属性
1、行政诉讼是“救济权利”的制度。在我国，行政机关解决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违法的行政纠纷的途径主要是行政复议、和行政仲裁，行政复议是行政机关救济的主体，和行政仲裁是其有益补充。司法机关的救济就是行政诉讼，通过行政诉讼可以调处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
2、行政诉讼是“司法权”提供的救济。平等主体之间的侵权行为可以诉诸法院解决，而在非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侵权行为，弱者一方更有理由寻求司法权的保护。与行政权和立法权提供的救济相比，司法权提供的救济具有中立性、被动性、终局性的优点。
行政诉讼范文第7篇
?［关键词］ 维持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立法背景
? abstract: there are theoretical misunderstandings existed in judgment maintaining which is one of very important decisions in 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s and hard to operate in practice. in this situ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analyze the deficiency of the legislative background and the system of the time and replace judgment maintaining with rejected petition judgment .
? key words:judgment maintaining; rejected petition judgment; legislative background
?我国1989年制定的行政诉讼法，规定了维持判决、履行判决、撤销判决、变更判决和重作判决五种行政判决；2000年公布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补充规定了确认判决和驳回诉讼请求判决。这些判决形式，在行政审判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一理论，特别是维持判决理论中存在着一些认识上的盲点和误区，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操作。本文将分析当时的立法背景和现行制度中的不足，并提出要以驳回诉讼请求判决来全面取代维持判决。
??一、问题的提出
??（一）为何仅在我国有维持判决制度
??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一审行政案件，认为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应当作出维持判决。维持判决，一方面意味着法院对就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肯定，另一个方面，也意味着驳回了原告对具体行政行为的诉讼请求。可以说，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维持判决制度是行政诉讼中最具中国特色的，因为，不管是欧洲大陆法系国家还是在英美法系国家，都没有行政维持判决制度［1］。对此，我们不禁产生第一个疑问，为什么国外不存在维持判决制度，而在我国却有这一规定呢？是否当初立法时，我国存在着什么特殊的历史背景？
??（二）驳回诉讼请求判决与维持判决的具体关系如何
??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颁布之前，维持判决在行政判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作为行政诉讼的特有制度，一直深入人心。但是，这个司法解释却新增了“驳回诉讼请求判决”，也就是第五十六条所规定的：“被告不作为理由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自从确立了驳回诉讼请求至今，两者重复并行的现象便频频出现，同样的内容，有的地方适用维持判决，而有的地方适用驳回诉讼请求判决，既然同样是原告败诉，为何会有两种判决方式？由此，我们不禁又会产生第二个疑问：维持判决和驳回诉讼请求判决两者是并列关系，抑或种属关系？在现实制度下，有没有必要保留维持判决？
??针对上述两个问题，本文将分别以两部分来阐述。
??二、维持判决确立的背景和现实状况
??从历史演进的角度看，特定制度的演进、形成总是特定时期的产物，那么，在我国颁布《行政诉讼法》之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背景促使了人们去选择维持判决制度呢？虽然我们现在无法猜测当时参与立法者的真实想法，但是，这至少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理论研究水平有限
??《行政诉讼法》制定颁布时，对行政诉讼的研究相当有限，没有足够的理论依据。当时，人们并没有认识到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和维持判决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把两种判决方式等同起来［2］。然而，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表明，维持判决的适用条件更严格、适用范围更狭窄；而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在理论上，凡原告诉请的理由不能成立的，都可以适用。两者在适用条件和适用范围等方面都存在差异。由于这个认识上的盲点，致使当时没有足够的理论依据来反驳维持判决。
??（二）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
??《行政诉讼法》第一条中明确规定了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可以说，这一立法目的直接催生了维持判决制度；同时，维持判决制度又是这一立法目的最直接、最明显的体现，两者之间存在着难以割舍的关系。事实上，“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这一立法目的的价值取向就在于维护行政权的行使。在我国，司法权日趋边缘化，相对于强大的行政权而言，司法权只是一个配角。在这种权力分配格局之下，司法很难独立和中立。作为行政权配角的司法，在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情形下，法院理所当然应与行政机关保持一致，宣告维持行政职权的行使，也就变成了再自然不过的事，于是，行政维持判决制度就在这样的独特背景下确立起来了。
??但是，从行政诉讼制度的整个发展史来看，无论是法国行政法院的建立，还是英美国家司法审查范围和德国行政诉讼种类的扩张，贯穿于其中的要义和宗旨都是控制政府权力，而不是维护政府职权的行使。事实上，行政诉讼之所以是行政诉讼的根本特征就在于控制行政权的目的和功能，行政诉讼承载着控制政府权力，保护个人权利的特定价值。现实生活中，行政权已足够强大，普通的个人与组织绝没有与国家行政机关相抗衡的力量，行政机关完全有能力行使行政职权。而行政诉讼本身，正是人们防止过于强大的行政权侵害公民权利的一种制度安排。维持与支持不是行政诉讼的目的，也不是行政诉讼的功能，因此，维持判决制度所体现的这个维护行政职权的功能，与行政诉讼制度本身的价值目标是相背离的［3］。可以说，维持判决制度的正当性是缺失的，制定维持判决制度当时的一些立法背景现在已经改变了。
??三、维持判决存在的不合理性
??（一）从诉讼法的一般原理来看，维持判决不针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作出，超出了司法权的范围
??司法权是一种中立性、被动性的权力，司法权的行使遵循不告不理原则。由司法权的性质所决定，判决要与原告的诉讼请求相衔接。从行政诉讼法的一般原理来看，判与诉是相对应的，判决是对诉讼请求的回应［4］。任何超出诉讼请求的问题，法院都不应主动去裁判，否则便超出了司法权的范围。也就是说法院的判决，只应当是对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的肯定或否定的回应。
??而在行政诉讼中，维持判决主要针对的诉讼请求，是撤销具体行政行为。相信不会有原告提出“维持具体行政行为”的诉讼请求，所以，维持判决必然是一种超出了原告诉讼请求的判决，而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使法院中立的司法形象、司法独立的司法理念不断遭受冲击，使人们强烈地感受到法院不顾当事人的诉请，“乱行”裁判，与行政机关“官官相护”，最终使人们放弃通过行政诉讼的途径主张权利、解决纠纷的方式，虚置行政诉讼化解政府与当事人之间发生的纠纷、规范行政行为的诉讼功能。我国行政审判的现状、困境与问题可能就是最好的反映。
??（二）从行政行为公定力上看，人民法院作出维持判决没有实际法律意义
??根据行政法的一般原理，有效的具体行政行为一经作出，在被有权机关依照法定的程序予以撤销或变更、确认违法、确认无效之前，应当一直视为是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即具有确定力、拘束力和强制执行力。该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不因被提起行政诉讼而中止或者终止。此就是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制度，对行政机关依法有效行使行政职权，发挥国家机关的职能作用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否则，行政管理相对人可以以行政行为违法为由，或者以其他借口，对抗或者拖延行政行为的履行。
??从行政诉讼的角度考量，影响被诉行政行为法律效力的只能是人民法院作出的撤销判决、变更判决、确认违法或无效判决。只要人民法院没有作出上述判决，则被诉行政行为就依然发生着法律效力。正是从这个角度考察，维持判决对该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律效力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可以说，如果被诉行政行为合法，人民法院作出维持被诉行政行为的判决，实属没有必要，不具备任何实际的法律意义。
??（三）从审判的实际效果上看，维持判决限制了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妨碍了对相对人的救济，易使法院和行政机关陷于尴尬境地
??由于人民法院作出的维持判决，不仅对原告有约束力，对被告行政机关也具有约束力。因此，当事人均应当自觉履行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的维持判决。但如果行政机关在维持判决生效后发现，因客观原因，或实际情况发生了变化，需要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变更或撤销时，又该怎么办呢？事实上，法院的维持判决限制了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削弱了行政执法的有效性、合理性、灵活性。维持判决成为行政机关独立行使行政职权、依职权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进行自纠的障碍，妨碍了对相对人的救济，损害了其他当事人的利益，致使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法院作出的维持判决均不能取得应有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5］。
??四、建议
??（一）将行政诉讼“维护”行政权行使的价值观转化为行政诉讼“控制”行政权的价值观
??十多年的社会变革、十多年的司法实践、十多年的理论研究成果已使行政诉讼“维护行政权行使”的价值倾向更多地向行政诉讼应“控制行政权行使”方向转变。当然，这个价值观的转变，并不仅仅是删除行政诉讼法第一条“维护”的立法目的就可以实现，更重要的是要在民众中间培植行政诉讼法针对政府、控制政府权力的观念。这种控权价值观念的培植必须通过具体的微观制度设置和具体的制度运作才能奏效，比如不应将法律简单地宣布为统治阶级的意志，革新“法律工具论”、“全能型衙门”的传统观念，强化法的权利保障功能，加强和提高行政审判的地位和作用。
??（二）以驳回诉讼请求判决来代替维持判决
??维持判决，主要是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的判定，并没有回应原告的诉讼请求，置原告的诉讼请求于不顾，直接对实体问题作出判决。一经生效，行政主体便不能轻易变更，限制了行政主体适应形势变化进行行政管理的灵活性，堵住了行政机关纠正错误行为的途径。
??而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则是把裁判的中心放在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上，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而作出。驳回诉讼请求，只是意味着原告的主张不成立，而被告的行政行为可能是合法的，也可能是由于涉及合理性问题法院不便审查，还可能是因情势变化，行政行为作出的法律依据已不合法，法院不便妄加评论等，可以涵盖许多情况。而且，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意味着行政行为仍然有效，维护了国家机关分权的宪法原则，赋予行政机关最大的自由裁量空间，有利于行政机关独立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所以，从理论上看，驳回诉讼请求判决完全可以替代维持判决。
??［参考文献］
?［1］ 张旭勇.行政判决的分析和重构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16.
?［2］ 江必新.论行政诉讼中的肯定裁判［j］. 法学杂志，1988，（6）：16-17.
?［3］ 孙笑侠.法律对行政的控制 ［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3.
?［4］ 贺万方.司法的理念与制度 ［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108.
行政诉讼范文第8篇
一、立法中的争议
关于中国行政诉讼的目的，无论是在《行政诉讼法》制定之前，还是在《行政诉讼法》实施之后都存在争论，莫衷一是。在《行政诉讼法》制定前，就有学者提出：“过去我们曾经颁布过一些关于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具体行政法规，但极不完备，以致在实际生活中常常出现投告无门，或者由于管理机关的职责不清，互相推诿，而使公民的控告、申诉长期不得解决，他们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切实的保障。”①这是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角度理解行政诉讼制度的。《行政诉讼法》制定中，出现了保护公民权益与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权力的观点之争。“一种意见认为，行政诉讼立法的目的在于保障和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另一种意见对此并不否认，但同时强调行政诉讼立法的目的还在于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权力，认为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和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使权力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①《行政诉讼法》最终采纳了第二种观点。②
从立法背景和立法意图来看，当时的分歧主要集中在行政诉讼的目的究竟是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还是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条规定：“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如果从字面意义上看，我们可以把“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查行政案件”理解为是实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手段和途径；同时，“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明显居于立法目的中的主要地位；而且如果将“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解释是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在语义诠释学上也可以说得通。有关行政诉讼目的的争议，不仅没有因《行政诉讼法》的颁布而停止，反而引发了更多的争议，其中不乏激烈的批评，矛头直指《行政诉讼法》第1条中“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规定。③
仔细分析可以发现，这一目的载入《行政诉讼法》，既有主观认识的误区，也是彼时现实使然。在行政诉讼中，被诉行政行为经过法院审查后，合法的不支持原告的请求，固然表现为被告行政机关没有败诉，但这只是诉讼结果的客观反映，并不能改变行政诉讼的宗旨，不能把行为或制度的目的与行为或制度产生的附随效果混为一谈。当然，不可否认，这一认识与其时行政权强大和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不健全等有关。伴随着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和行政法律制度的完善，不能也不宜将维护行政权力作为行政诉讼目的，已成为理论界的共识。目前，可以见到的不同版本的《行政诉讼法》修改建议稿均删除了这一内容。有充足的理由可以预见，维护行政权力这一目的会为未来的《行政诉讼法》所摒弃。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有关行政诉讼目的的论争在《行政诉讼法》修改中不再会出现。事实上，针对行政诉讼目的的确定，学术界争议的焦点已悄然发生转换。近十年来，对此问题的争议集中在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权益与监督行政机关三者之上或三者关系的处理之上。④
在这三重目的中，解决行政争议并未出现在《行政诉讼法》中，是学术界对行政诉讼作为一种诉讼形态的本质反思的结果。较早将解决行政争议或行政纠纷作为行政诉讼目的探讨的，见诸《行政诉讼程序目的论》一文。⑤虽然该文是从批判工具主义（诉讼）程序观角度展开分析的，但却从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联与区分中推演出行政诉讼具有解决争议或纠纷的目的。这一认识近年来得到学术界的响应和认可。保护公民权益与监督行政机关明确出现在《行政诉讼法》第1条之中，但二者关系的处理则是重要问题。表面上看，将监督行政机关与保护公民权益并置为行政诉讼目的似乎没有问题。监督行政机关可以达成保护公民权益，而保护公民权益正需要将行政机关置于强有力的监督之下。就一般意义上分析，这一论证很合理、很完美。然而，深入分析就可以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微妙而深刻的差异，并因此会给行政诉讼安排带来重大的不同。监督行政机关着眼于促进行政的正当、合法、有序地运转，致力于营造客观的良好的行政秩序，因此行政诉讼的安排必然聚集于对行政行为合法与违法的判定。相反，保护公民权益的立意在于保护个体的权益，而不是客观的行政秩序，相应的行政诉讼的安排主要围绕着当事人的权利是否受到侵犯以及如何予以救济。
二、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作为行政诉讼的根本目的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就单纯的行政诉讼目的确定而言，目前修改《行政诉讼法》可能面临的主要问题和争议，是如何在解决行政争议、保护公民权益与监督行政机关三者之间作出抉择。学术界有观点认为，应把保护公民权益作为行政诉讼的惟一目的，将解决行政争议、监督行政机关排除在未来行政诉讼目的之外。这一观点意在强化行政诉讼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的目的，初衷及设想总体上符合我国《行政诉讼法》修改的方向，但仅将保护公民权益作为行政诉讼的惟一目的却有绝对化之嫌，并不具有现实性。作为复杂系统或制度安排中一环的行政诉讼，其建立往往并非基于一种目的，而常常是多重目的。客观而言，目前世界上的行政诉讼制度安排的确也展现出多种面相，存在不少多重目的并存的安排。在一些国家或者地区的行政诉讼中客观诉讼与主观诉讼并存，①甚至允许行政公益诉讼的存在。
例如，我国台湾地区明确规定“行政诉讼以保障人民权益，确保国家行政权之合法行使，增进司法功能为宗旨”。③更为重要的是，保护公民权益与解决行政争议、监督行政机关虽然可能存在差异甚至冲突，但保护公民权益与后二者之间并非绝然对立，相反在诸多情况下实现保护公民权益的目的恰恰需要依赖于后二者。行政诉讼作一种诉讼形态，其必须满足诉讼所必需的结构特性。行政诉讼以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与行政主体的对峙、对抗为前提，围绕双方的行政争议而展开，并通过消除、解决争议最终达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的目的。解决行政争议不可避免地成为公众、争议各方诉诸行政诉讼的预期目的并进而成为国家设置行政诉讼制度所追求的目的，脱离开解决行政争议，则保护公民权益无从实现。同时，正是由于行政争议的一方是掌握行政权力或公共权力的行政主体，行政诉讼的建立必然带有将行政权力或公共权力置于司法监督之下的目的，而要实现保护公民权益的目的，恰恰需要使行政权力或公共权力受到审查和监督，否则保护公民权益也可能成为空谈。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请求撤销被诉行政行为的行政诉讼为典型的行政诉讼制度，系通过审查行政活动的合法性以达到保护公民权利目的的。这一诉讼安排契合依法行政原理要求，因此行政诉讼的目的具有行政合法性控制的主张顺理成章。即使在“重视人民权益保护之今日”，这一观点“亦仍占有关键性地位”。④
因此，在我们看来，允许多重目的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三者地位同等重要。修改《行政诉讼法》必须解决保护公民权益、解决行政争议、监督行政机关三者的关系和优先顺序，以避免上文已论及的三者之间特别是保护公民权益与监督行政机关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就行政诉讼产生及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言，其本质正在于将行政权力或公共权力置于同等地位，矫正行政管理或公共管理过程中行政权力或公共权力居高临下的局面，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说理、表达不满和获得救济的机会。因此，行政诉讼的首要目的和根本目的正是要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益，解决行政争议和监督行政机关只能服从和服务于这一首要目的和根本目的，而不能凌驾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之上。只有如此，才能避免三者之间出现冲突和不一致。基于此，可以考虑将直接确定行政诉讼目的的《行政诉讼法》第1条内容修改如下：“为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解决行政争议，保障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根据宪法制定本法。”①
我们认为，我国行政诉讼的首要目的或者根本目的是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理由在于：相对于已然非常强大的政治国家或权力一方而言，用法律来保护相对弱小的个人权利是相当必要的，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符合的这一要求。而中国本身具有极深厚的官本位传统，此种背景下强调民权保护具有相当大的时代意义。从行政诉讼的产生看，行政诉讼是适应现代社会中行政主体一方的不法行政行为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为切实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如果没有行政主体一方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侵害，即不会存在行政诉讼。因此，行政诉讼的目的只能是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非其他。②
从行政诉讼的性质来看，“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是对相对人提供保护的救济途径。民之所以要告官，原因在于行政管理中“民”始终处于服从于“官”的地位，对于违法的、侵害其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相对人也必须忍受；若无行政诉讼，难以对公民的合法权益提供保障，对于违法侵害其合法权益的行政行为，相对人可通过行政诉讼途径免受其约束，从而达到行政主体和相对方法律上的平衡。行政职权的特殊性，决定了行政机关的行政职权无须通过行政诉讼加以维护。在行政管理中，行政机关享有实现自己意志的全部特权，行政机关依靠自身的力量即可以强制行政相对人接受行政管理，不必、也无须借助行政诉讼来实现其所代表的国家意志。因此，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也就无从谈起。③
有人认为，人民法院通过行政诉讼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加以审查，违法的作撤销判决，合法的作维持判决，这不是表现了对行政权力的维护吗？若法院判决维持合法的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即必须执行，否则法院可以强制执行，这不正是保障吗？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④因为从学理上讲，行政行为具有公定力的特性，行政行为一经作出，便假定其合法有效，除非被国家有权机关依法撤销，否则效力始终存在。由是观之，行政行为的效力来自其自身而非法院的维持判决，法院只是可能在一定情形下否定行政行为的效力，维持判决只是对具体行政行为效力的确认，而决不是赋予。至于人民法院对于行政判决的强制执行，以及对于行政机关申请的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只是人民法院承担的一项执行职能，其本身与行政诉讼要旨相去甚远，不在行政诉讼目的考虑之内。当然，我们说中国行政诉讼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不排除行政诉讼的解决争议的功能，也不否认行政诉讼客观上起到了监督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作用。
三、行政诉讼制度安排应落实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这一根本目的
《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诉讼目的的规定至关重要，它直接宣示了行政诉讼的宗旨和意图。然而，行政诉讼目的并非只体现在《行政诉讼法》第1条规定之中，更为关键的是如何将其落实在行政诉讼制度的具体安排之上。如果行政诉讼的目的不能充分体现在行政诉讼的具体制度中，行政诉讼的目的就会落空，甚至会导致公众和社会对行政诉讼制度产生负面评价和失去信心。因此，某种意义上与其说行政诉讼目的体现在《行政诉讼法》第1条规定的语词之中，还不如说体现在行政诉讼具体规定和各项制度中。然而，遗憾的是，现有研究关注行政诉讼目的确定的多，而深入分析如何落实行政诉讼目的的少，表现为多侧重对《行政诉讼法》第1条规定修改的研究。具体而言，现有研究多指出应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作为行政诉讼的惟一目的或根本目的，但在具体安排上却不主张或者没有论及对现有行政诉讼制度的调整。而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的问题恰恰在于在具体安排上偏离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的目的。
如前所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目的被明确载入《行政诉讼法》之中，而且从起草者的意图和条文规定本身看，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目的被置于相对较高的地位，至少不是屈从于维持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这一目的。然而，这一设计或理想先是在落实到具体安排时出现了偏差，继而遭遇行政诉讼外部环境不佳，从而使行政诉讼不仅没有达到既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又监督行政机关的理想效果，反而走向相反。具体而言，这表现为现行行政诉讼完全以行政行为为中心而不是以当事人的权利保护为基点进行制度设计的。现行行政诉讼制度不是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或权益保护为核心安排的，相反是围绕具体行政行为建立的。该制度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作为基本原则，以具体行政行为为中心运转，原、被告双方针对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与否展开争议，法院在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的基础上对其是否合法作出裁判。①
不可否认，这一制度安排可以通过撤销甚至变更行政行为以达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的效果，但从整体后果上无法给予当事人以充分的救济。同时，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的具体运转所面临的困境，放大了这一制度安排的缺陷，从而导致行政诉讼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的不力。因而，《行政诉讼法》的修改，不仅要旗帜鲜明地倡导和确定行政诉讼的首要目标和根本目的在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而且要致力于纠正现有制度安排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上出现的偏差。
一是将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提供充分、有效的救济作为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行政诉讼基本原则在行政诉讼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其贯穿于行政诉讼始终，因此行政诉讼基本原则的确立，直接关系到行政诉讼目的的实现。公认的，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是现行《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尽管这一基本原则对我国行政法制度的发展曾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将其作为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似与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为根本目的的行政诉讼制度精神不合。因此，为实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这一根本目的，建议把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提供充分、有效的救济作为行政诉讼基本原则，②以替代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当然，这不意味着不再需要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一旦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诉讼请求涉及对行政行为认定的，合法性审查仍然是法院判断是否支持当事人诉讼请求、是否给予当事人权益保护的基础和前提，法院理应对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
二是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诉讼请求和权益保护是否成立作为审理和裁判的中心。行政诉讼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请求权益保护而启动，理应围绕这一请求是否成立而展开，并以此作为裁判的对象。现行行政诉讼制度完全把行政行为作为行政诉讼安排的中心，导致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诉讼请求关注不够。因此，应予以一定的弱化。事实上，并非所有的行政诉讼都需要围绕行政行为展开，在不少情况下，审理行政行为并对其合法与否作出判定，对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益无所助益。当然，这不是要根本否定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原则，也不是要彻底打破现有行政诉讼安排，推倒重来，若如此行事，可能导致历经20年所建立起来的行政诉讼基本做法和累积的基本经验丧失，甚至可能出现混乱。较为合理、可行的方案是，仍以撤销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作为行政诉讼的主体程序，并借鉴《民事诉讼法》立法方式针对行政赔偿补偿案件、行政裁决案件、行政合同案件和行政不作为案件等设置特别程序，以满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保护的需要。
三是致力于根本性解决争议。现行行政诉讼时常会出现法院虽作出了裁判，但却无法满足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诉求，因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行政争议，特别是在涉及到民事权益时更是如此。表面上，原告或第三人争议的是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但实际追求的是民事权益保护。由此，导致实践中出现了循环诉讼、反复诉讼的情形，这不仅无法实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的目的，而且增加了诉累和成本以及社会不安当因素。因此，应当为法院在行政诉讼中一并或同时解决民事争议提供空间或可能，同时允许法院在一些案件中可以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原始争议开始审理，以利于根本性解决争议。
四是适当增加判决形式。目前的判决形式较为单一，无法适应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益的需要，也跟不上行政诉讼审判实践的需要。可以扩大变更判断的适用范围，增设禁令判决，加大履行判决中法院的干预度。①
行政诉讼范文第9篇
一、行政诉讼法具有独立地位的理论根据
某一法律是否为独立的法律部门，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是要看其是否符合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按照我国法理学界公认的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行政诉讼法能否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核心的问题在于其是否有自己独特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从行政诉讼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来分析，行政诉讼法具有独立地位存在以下几方面的理论根据：
(一)行政诉讼法调整的行政诉讼关系不同于行政法调整的行政关系。
法律调整的对象是指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主张“行政诉讼法是行政法组成部分”的学者认为，行政诉讼法与行政法是不可分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完全同于民事诉讼法与民法、刑事诉讼法与刑法的关系。行政法是调整行政管理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行政关系、规范行政权行使的法律部门，行政诉讼法是调整行政管理相对人因不服行政主体具体行政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讼的行政诉讼关系，维护和监督行政权是对规范行政权行使的法律的正确执行的保障。笔者认为，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行政诉讼法调整的行政诉讼关系与行政法调整的行政关系是不同的社会关系，要由不同的法律规范来调整。行政诉讼关系是在行政诉讼过程中产生的人民法院与行政诉讼参与人之间的行政诉讼权利义务关系，行政关系则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基于行政管理而形成的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行政诉讼关系和行政关系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形成的根据不同。行政诉讼关系是基于诉权和审判权而形成的。没有当事人诉权的行使，就不会有行政诉讼关系的产生，行政诉权是行政诉讼关系形成的前提，并且贯穿于行政诉讼的整个过程。法院的审判权，是行政诉讼关系的重心所在，因为行政诉讼的主要任务在于法院行使审判权审查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行政关系是行政主体因行使行政权而产生的社会关系，行政权是行政关系的核心，也是行政关系形成的根据。二是主体的范围不同。行政诉讼关系主体的范围除行政相对人和行政主体以外，其他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也可以作为行政诉讼的原告，并且人民法院、诉讼人、其他诉讼参与人也是行政诉讼关系的主体。行政关系的主体仅包括行政相对人和行政主体。三是主体的地位不同。在行政诉讼关系中，我国《行政诉讼法》第7条明确将“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平等”作为行政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加以规定，因而作为被告的行政主体与原告之间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在行政关系中，行政主体居于主导地位，拥有凌驾于行政相对人之上的优越权力，如处罚权、决定权、裁决权等，因此，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地位在事实上是不平等的。此外，“维护和监督行政权是对规范行政权行使的法律的正确执行的保障”不能成为行政诉讼法是行政法一部分的理由。一是因为行政诉讼法具有独立的功能，其首要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行政权的行使并不能认为是行政诉讼的目的；二是因为行政诉讼法虽然对行政法的正确执行具有保障作用，但这只是不同部门法作用的不同，就像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对刑法、民法的正确执行具有保障作用一样。
(二)行政诉讼的司法监督和法律救济不同于行政法中的“行政司法监督”和“行政法律救剂”。有学者认为，行政诉讼既是解决行政争议处理行政纠纷的一种手段、一个途径，同时又是对行政行为实施司法监督和对行政管理相对人实施法律救济的一种手段、一个途径；对行政行为的司法监督与对行政行为的行政监察监督、审计监督等同为对行政权的监督机制，统称“行政法制监督”；通过司法程序提供的司法救济与行政复议、申诉、控告等提供的救济，同为对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法律救济机制，统称“行政法律救济”。但是，我们应当看到，行政诉讼的司法监督和法律救济作用是通过人民法院行使行政审判权解决行政案件的方式实现的，体现了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诉讼关系的调整。行政法只能调整行政关系中由行政机关实施的“行政法制监督”和“行政法律救济”，如果超出了行政关系的范围，则只能由其他相应的法律来调整，例如，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就应当由宪法来调整。
(三)行政诉讼法与行政法之间并不是种属关系。在法学理论上，虽然对某一法律部门又可以划分为若干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子部门，但子部门是法律部门的进一步细化和具体化，是由调整包含在法律部门大范围中的一些特殊种类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构成，它同法律部门是一种种属关系。如同样是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民法法律部门中的各种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根据其调整的特殊种类不同，又可划分为著作权法、合同法、商标法等子部门。子部门与法律部门的种属关系，是由两者调整同一性质社会关系的种属关系所决定的，子部门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和法律部门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在性质上是同一的，只不过是法律部门调整的社会关系中的一种特殊种类而已，并且子部门的普遍原理、基本原则和基本范畴来源于法律部门。如前所述，行政诉讼法调整的行政诉讼关系和行政法所调整的行政关系是两种具有不同性质和特点的社会关系，并不是特殊与一般的种属关系。尽管行政诉讼法与行政法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但行政诉讼法的普遍原理、基本原则和基本范畴并非主要来源于行政法。行政诉讼法作为三大诉讼法之一，体现了诉讼法共有的普遍原理和基本原则，并且主要使用了诉讼参加人、管辖、证据、诉讼程序等诉讼法上的基本范畴。(四)行政诉讼法有不同于行政法的调整方法。行政诉讼法的调整方法不具有强制性，行政诉讼关系不能凭人民法院的单方意志而产生，必须以原告提起行政诉讼为前提，人民法院不能主动介入行政争议而只能被动受理，因为行政诉讼实行的是“不告不理”原则，原告有权决定是否提讼，在后还享有依法撤诉的权利。行政诉讼法对行政违法行为主要采用撤销、责令履行义务等形式，对行政诉讼当事人权利义务的确定一般使用判决或者裁定的方法。行政法的调整方法则具有强制性，即根据行政主体的单方意志，凭借行政主体的行政权力而主动介入，因为国家行政职权是不能让渡和放弃的，法律赋予了行政职权也就意味着赋予了行政职责，如果行政主体不行使相应的行政职权，就是违法的不作为，因此，不论行政相对人是否愿意，行政主体都应当依法对其实施行政行为。行政法对违法行为主要采取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制裁形式，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确定一般使用行政确认、行政许可、行政裁决、行政处理等方法。
(五)法律部门的划分与具体的法律规范之间并不完全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有学者认为，作为行政实体法的法律文件，同时载有行政诉讼法的规范，如相对人不服某种具体行政行为可提起行政诉讼的诉权、条件、时限等。作为行政诉讼法的法律文件亦往往同时载有行政实体法的规范。因此，行政诉讼法是行政法的一部分。这种认识误解了法律部门与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在我国，行政诉讼法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表现形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除此之外，行政诉讼法的渊源还包括宪法和国家机关组织法及其他法律、行政法律、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中有关行政诉讼的规范以及有关行政诉讼的有权法律解释。行政法的渊源，则包括宪法与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与单行条例、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法律解释、条约与协定。行政实体法律文件中载有行政诉讼法的规范，行政诉讼法律文件中载有行政实体法的规范，这是法的渊源问题，并不是法律部门之间、法律部门与其子部门的划分标准。法律规范之间交叉的现象是十分常见的，如民事实体法中可能有民事诉讼法的规范，刑事实体法中可能有刑事诉讼法的规范，在行政法规中还可能有刑事法律或民事法律的规范。
二、行政诉讼法具有独立地位的事实根据
(一)行政诉讼法与行政法的相互区别
行政诉讼法与行政法除了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不同外，还存在其他方面的区别。这些区别就是行政诉讼法具有独立地位的事实根据之一。
第一，法律的价值和效力层次不同。我国行政法理论认为，行政法的价值主要在于“平衡”，即：既要保护行政权的有效实施，又要防止行政权的滥用或者违法行使，以保护公民权利。行政诉讼法的价值则由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所构成，其内在价值包括程序自由、程序公正和程序效益等具体形态，其外在价值主要包括实体公正价值和秩序价值。我国有学者将行政诉讼法的价值概括为秩序、效益、公正和自由。行政诉讼法与行政法在法律效力层次上也存在差别。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典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是仅次于宪法的国家基本法。但我国没有统一的行政法典，行政法是由一个由庞大的体系所构成，既有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法律，又有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还有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行政规章等。从总体上说，行政诉讼法的效力层次高于行政法。
第二，适用的机关不同。行政诉讼法的适用机关是作为国家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行政法的适用机关是国家行政机关和其他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在我国，行政司法审查权只能由人民法院行使，只有人民法院才有权适用行政诉讼法，国家行政机关和其他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无权适用行政诉讼法。在行政诉讼过程中，从形式上看是人民法院第二次适用行政法，但实质上人民法院的任务主要在于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也就是说，对国家行政机关和其他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适用行政法进行司法审查。在一般情况下，人民法院不能代替行政主体直接适用行政法，否则就构成了司法权对行政权的侵犯。
第三，法律的类别不同。行政诉讼法是程序法，行政法是实体法，行政法中的程序规范不同于行政诉讼法律规范。一般认为，部门法分为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类别，如刑法和民法属于实体法，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则属于程序法。行政诉讼法是人民法院运用司法审查权对行政案件进行审理和裁判时必须遵守的司法程序的法律规范，因此，对行政诉讼法属于程序法在理论上是没有争议的。问题在于，由于行政法既有实体规范，又有程序规范，特别是有的国家还专门制定了行政程序法典，有的学者据此认为，“行政法常集实体与程序于一身”，进尔认为行政诉讼法虽为程序法，也应当是行政法的组成部分。还有学者认为，行政诉讼法调整的行政诉讼制度与行政法调整的行政司法制度是紧密相联系的，行政诉讼往往以行政复议、行政裁判等行政司法程序为前置程序。行政司法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通常是解决一个行政案件的前后两个阶段，二者紧密衔接和相互联系。因此，行政诉讼法应当归属于行政法。事实上，就行政法的程序规范的内容来看，主要包括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的程序规范和行政复议的程序规范。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的程序规范，应当视为行政行为合法有效的形式要件，就像民法上的要式法律行为应当具备法律上的形式要件一样。我们不能因为民法上对要式法律行为的形式要件作了规定而认为民法具有程序法的性质。尽管行政法的程序规范比民法的规定要多，我们同样不能认为对行政行为形式要件的规定具有程序法的性质，因为这种作为形式要件的程序规范只是作为判断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标准之一。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通常被视为都是解决行政争议的法律制度，但两者的性质、审理权限、审理方式、审理依据、主持机关和法律效力等方面均存在明显的区别。虽然行政复议从形式上看是对行政争议的解决，但它的实质是行政主体再一次实施行政行为。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法律一般允许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时，复议机关应当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复议机关所在地也是确定行政诉讼管辖的因素之一。行政裁判、行政复议等行政司法制度在性质上为行政法律制度，不同于行政诉讼制度。行政案件是行政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人和行政主体之间的争议，原告可能是对包括行政裁判在内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也可能是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在行政诉讼中，行政裁判、行政复议是法院直接审查的对象。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不能认为行政裁判、行政复议是行政诉讼的前置程序，也不能认为行政司法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是解决一个行政案件的前后两个阶段，否则，就会形成行政主体在行政案件中既是争议的一方当事人又是争议解决者的矛盾。由此可见，从本质上说行政法应当属于实体法。(二)我国的政体和行政审判权的设置
从某些西方国家的法律制度来看，行政诉讼法与行政法往往紧密结合在一起，很难截然分开，没有像我国这种独立的和统一完善的行政诉讼法律制度。但是，对某些西方国家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状况，我们要进行具体的分析，不能简单地采用“拿来主义”。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司法活动中拥有解释宪法的权力，法国的行政法院具有历史形成的权威和地位，并且与普通法院并不属于统一的司法系统，因此，在美国和法国的行政审判中，法院有权提出或者改变行政活动的法律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国家的行政诉讼又成了行政权力的根据之一，因而将行政诉讼(司法审查)作为行政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之所以把行政诉讼法纳入行政程序法，还与美国行政法的观念密切相关。在美国，“行政程序法是规范行政权力和为公众提供法律救济的法，而不是有关行政权力操作规则的法律。……行政法被理解为控制政府权力的法，而不是有关公共行政的法律。”但是，把行政诉讼法作为专门规范法院审查行政行为的程序法，是不少国家的通行做法。例如，德国在历史上把行政诉讼作为一种监督行政来定位，存在独立的行政诉讼的成文规则。德国公法的核心内容是由宪法、(普通)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共同构成的。其中，行政诉讼法被称为“公法之钥匙”，是公法中最为变动不居的法律领域。不仅如此，行政诉讼法学在德国也是一门较为发达的法律学科，出版了许多较有影响的行政诉讼法学著作，如乌勒(Ule)的《行政诉讼法学简明教材》(1960年第l版，1987年第9版)；施密特·格莱塞尔／霍恩(SchmittGlaeser/Horm)的《行政诉讼法学》(1975年第1版，2000年第15版)；申科(Schenke)的《行政诉讼法学》(1993年第l版，2002年第8版)；弗里德赫尔穆·胡芬(FriedhelmHufen)的《行政诉讼法学》(1994年第l版，2003年第5版)；符腾贝格(Wurtenberger)的《行政诉讼法学》(1998年第1版)；特丁格尔／瓦伦多夫(Fetting-er/Wahrendorf)的《行政诉讼法学》(2000年第1版，2002年第2版)。
就我国而言，我国的政体和行政审判权的设置是行政诉讼法具有独立地位的另一事实根据。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都由权力机关产生，对权力机关负责，接受权力机关的监督。在我国，作为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中并不享有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提出或者改变法律规则的权力，只能依法对被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根据我国宪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国家的审判权由人民法院统一行使，行政案件则由人民法院设置的行政审判庭负责审理和裁判。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民事诉讼一起，成为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国家审判权的三种具体的诉讼形式。在行政审判体制改革研究的过程中，有学者提出我国也应建立行政法院。即使这种主张得到立法机关的采纳和认可，我国的行政法院也只能是专门性质的人民法院，仍然应当属于人民法院体系的组成部分，否则，就会动摇审判权由人民法院统一行使的宪法原则。尽管行政诉讼法与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一样，规定的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应当遵守的诉讼原则和程序，且某些原则与程序是相通的，但行政诉讼法规范的是法院对行政案件的审理，在许多程序和制度上有其特点，行政审判中所使用的一些专门方法，是其他程序法所不能代替的。
三、明确行政诉讼法具有独立地位的意义
“划分部门法的基本目的应当是有利于部门法律的系统化、清晰化、科学化，有助于法的制定和实施，有助于人们了解和掌握本国全部现行法和将要制定的法。”明确行政诉讼法具有独立的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有利于建立行政诉讼法学的学科体系。行政诉讼法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以行政诉讼法为研究对象的行政诉讼法学也就能够成为独立的法律学科。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学还不发达，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建立完整的学科体系。究其原因，虽然与我国对行政诉讼法的研究时间较短有关，但受理论界认为行政诉讼法是行政法组成部分观点的影响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如果将行政诉讼法视为行政法的组成部分，行政诉讼法学也就只能是行政法学的分支学科。行政法学的学科体系是以行政权为中心的，这就阻碍了行政诉讼法学学科体系的建立。行政诉讼法学作为与刑事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平行的诉讼法学科，其学科体系应当以行政诉权为基础，以行政审判权为中心，行政诉讼价值、目的、标的、结构、判决既判力等问题，应当在行政诉讼法学的学科体系中得到充分体现，因为这些问题是任何一门诉讼法学必须研究的基础性问题。但是，我国目前的行政诉讼法学教科书，基本上是对行政诉讼法典和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的注释，并没有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学科体系。只有明确行政诉讼法具有独立的地位，将行政诉讼法学作为独立的法律学科，才能根据诉讼活动的普遍规律，结合行政诉讼的特点。加强对行政诉讼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从而建立完整的行政诉讼法学学科体系。
(二)有利于行政诉讼法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与行政法学、刑事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学等法律学科的研究状况相比，行政诉讼法学的研究相对滞后。行政诉讼法学的研究基本上没有专门的队伍，大多由行政法学者进行研究，但是，行政法学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他们主要关注的是行政强制、行政许可、行政复议、国家赔偿、行政程序等行政法的热点问题，行政诉讼问题一般没有作为研究的重点。问题还在于，从事行政诉讼法学的研究，对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有特殊的要求。虽然熟悉行政法学有利于行政诉讼法学的研究，就像研究民事诉讼法的学者必须具备民商法知识一样，但是，行政诉讼法学属于诉讼法学，并且行政诉讼法是从民事诉讼法中脱胎出来的，因此，如果不熟悉诉讼原理和民事诉讼法的知识，就无法对行政诉讼法进行深入的研究。行政法学者往往习惯于从行政权的视角看问题，大多不善于从诉讼原理和规律出发来研究行政诉讼制度。这样，就导致了“精彩的、较有深度的论文已不多见，行政诉讼法学的论文从总量上看也不多，行政诉讼法学研究几乎没有形成热点，基本上是散兵游勇，各自为战，大量的低层次的重复研究，形成各说各的理，没有对立与争鸣的局面”。要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关键在于明确行政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学的独立地位。只有这样，行政诉讼法学的研究才会形成具备特定知识结构的专门研究队伍，研究水平才可能有质的提高，从而可以促进我国行政诉讼法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三)有利于规范行政诉讼法学的教学工作。由于对行政诉讼法是否是独立的法律部门、行政诉讼法学是否是独立的法律学科在认识上存在分歧，政法院系在专科、本科教学安排和研究生培养方向的做法并不完全相同。在专科、本科的教学计划中，有的将行政诉讼法作为一门独立课程开设，有的则将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合并为一门课程。就研究生培养方向而言，有的在诉讼法专业设行政诉讼法方向，有的则在宪法与行政法专业设行政诉讼法方向，有的甚至在上述两个专业同时设行政诉讼法方向。如果明确行政诉讼法具有独立的地位，将行政诉讼法学作为独立的法律学科，就可以改变目前这种混乱状况。行政诉讼法学应作为法学专科和本科一门独立的课程，在学习宪法学、行政法学、刑事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学之后开设，行政诉讼法也应当作为诉讼法专业研究生的专业方向。这样，就体现了法学教学的规律性，有利于培养从事行政诉讼实务和行政诉讼法学研究的专门人才。
(四)有利于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和实施。法律制度的完善需要法学理论的研究提供决策参考，法律制度的实施也需要法学理论提供指导。如果行政诉讼法学的理论研究落后，行政诉讼制度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完善，行政诉讼制度的实施也不可能出现良好的局面。我国行政诉讼法自实施以来，虽然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以及监督行政主体依法行使行政职权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这部法律毕竟脱胎于计划经济时期，难以完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为此，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将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列入了议事日程。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在实际运行中，也存在诸多问题，还出现了不少新的情况。无论是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还是行政诉讼制度的顺利实施，都需要行政诉讼法学理论的指导。只有明确行政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学的独立地位，结合我国行政诉讼实践，加强行政诉讼法学的理论研究，探索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行政诉讼规律，才能有利于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和实施。
总之，随着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和人权保障的观念深入人心，在行政诉讼中，对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进行有效的司法监督，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进行有效的司法保护，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越来越多的人们认为，实体法与程序法不分，是行政法制不发达的表现，行政诉讼程序应当具有独立的价值，行政诉讼法应当与行政法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如果行政诉讼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行政诉讼法学是独立的法律学科在我国形成共识，就会迎来我国行政诉讼法制建设和行政诉讼法学研究的春天。摘要：行政诉讼法作为调整行政诉讼关系的法律规范，其法律地位如何，在法学界长期以来存在不同的认识。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行政诉讼法与行政法的相互区别以及我国的政体和行政审判权的设置，决定了行政诉讼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明确行政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学的独立地位，有利于建立行政诉讼法学的学科体系，有利于行政诉讼法学研究的繁荣和发展，有利于规范行政诉讼法学的教学工作，有利于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和实施。
行政诉讼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一、 行政诉讼调解概述
所谓行政诉讼调解，就是指在诉讼的过程中，通过协商使当事人达成合意进而终止诉讼的活动，当然，这种协商是要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进行的，实际上，法官在调解的过程中也担任着重要的角色，实际上，法院调解是在审判程序上进行的。在现在的行政诉讼中，调解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种性质，一种是公法契约，另一种就是诉讼行为，这两种性质充分体现了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区别。其中，公法契约是指行政机关根据公法上所提到的内容与行政相对人的意向是相符合的，诉讼行为是行政诉讼程序的重要部分，虽然行政诉讼调解主张的是“处分权主义”，但自身也带有一定的公法性质，这就使得双方需要商议的空间增长，但是也并非无限[1]。
二、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需求
我国早在2000年前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经济行政案件不应进行调解的通知》中明确规定了经济行政案件不可进行调解，我国《行政诉讼法》中的第50条也明确规定了“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但是第67条却规定行政案件中的赔偿案件是可以适用调解的，这与立法中的禁止性规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际上，在《行政诉讼法》中明确的提出了解决行政争议，对人们的纠纷问题进行全面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行政诉讼调解的使用范围。假如，现在很多的行政案件是在法院默许的基础下进行调解的，那么在这一年中的撤诉率就占所有案件的48%左右，这充分说明了《行政诉讼法》中明令禁止的条例是形同虚设的，同样，行政诉讼制度也是矛盾的。
当下司法界最为关注的问题就是行政诉讼调解法律规定和实践之间的关系，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稳定社会秩序，我国自2008年起，就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这条法律条例将撤诉作为切入点，以此来解决现实问题，通过以上的种种可以看出，法院系统正在积极地探索一条能够解决目前尴尬局面的“新”的制度机制，以此来解决因行政争议带来的矛盾和满足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需求[2]。
三、 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合理性基础
（一） 理论前提
目前，我国大部分的相关学者认为，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制度的原因是：如果允许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制度就会损害法律的权威性，并且会使行政相对方屈从于行政主体，所以，在此种行政理论不断演进的背景下，行政权力的观点非常严峻。实际上，服务行政观念在我国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构建上具有重大意义，提供了强大的理论前提，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和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目前的行政管理已经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事实上，行政行为的强制性是非常弱的，由于行政行为必须要依赖行政主体和当事人之间的合作来完成，所以，仅仅是行政这一方面是不能实现的[3]。虽然行政调解是解决行政纠纷的有效方式，但是要想真正的消除双方的纠纷，还是要结合当下的服务行政观念的，所以说，行政观念的转变与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构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二） 法理依据
可以说，行政诉讼的法律地位的平等性为构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提供了相对的法律依据。在我国现行的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代表的是国家，所以在行使权利的时候，需要单方面的执行，而行政诉讼法律关系则不同于行政法律关系，一旦进入到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就变了，完全变成了行政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那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有关规定，行政诉讼的法律地位的平等性在行政诉讼的过程中，为当事人进行谈话、调解奠定了基础[4]。
（三） 外部环境
自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就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定为战略目标。所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构建一个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实有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但是，要知道，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就是解决社会上存在的纠纷问题，所以，这类问题成为当下的首要问题。由于纠纷案件具有复杂性和广泛性，所以，需要对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利益进行协调，不仅如此，还需要人民法院作出相应的整合，以此来维护社会的稳定。
（四） 国际需求
就目前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来说，比较适应国际争端的解决机制，并为其提供了国际需求。在国际《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谅解》中规定，WTO的基本原则就是协商和理解，所以，在进行行政审判的时候应该严格遵循WTO的基本原则，这样才能充分体现出效益的价值，可以使贸易方面的纠纷在国内得到解决，避免了走国际化解决途径[5]。
（五） 域外经验
在国外的一些国家中，其行政诉讼的调解机制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存在着，比如，美国，美国的法院都在法律条例上附设调解制度，实际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就已经提出了“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之后在1990年的时候，美国就颁布了《行政争议解决法》，并在1996年的时候对其进行修改，并确立了该法律为永久法律。由此可见，调解制度在国外是倍受重视的，所以，我国在构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时候，要在体现本土的基础上吸取国外的经验。
（六） 司法实践
在实际的行政诉讼司法实践中，依旧通过协调、和解来进行解决，虽然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已经明确规定了在行政诉讼案件中除了赔偿诉讼案件之外不适用调解制度，但是就目前的撤诉案件概率来分析，仍旧占据40%以上，这就说明在行政诉讼的案件中适用调解制度能够有效地解决一些纠纷，这对促进社会和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七） 特有的价值功能
实际上，行政诉讼调解制度能够解决行政诉讼中的合理性问题，由于现在大部分的行政诉讼案件判决的合法、合理性问题都无法解决，所以，将行政诉讼调解制度应用在行政诉讼案件之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实质正义的要求。同时还能够有效地解决官民之间的矛盾，使得社会效果和法律得到统一。现在的《行政诉讼法》完全忽略了行政诉讼的基本功能，要知道，《行政诉讼法》的建立就是解决人们的利益纠纷，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基础。不仅如此，还有利于节约行政诉讼成本，实际上，在现在的行政诉讼过程中，要想实现行政诉讼的目的就要以最低的诉讼成本达到最大的效益。
四、 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必要性
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必要性主要有四点：第一，由于行政争议是在人民内部产生，所以，当纠纷通过法院进行调解，则会使双方能够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从而解决存在的问题，化解纠纷。第二，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能够满足我国的国情。第三，由于我国人民对民法和刑法区分不开，所以二者存在一定的联系[6]。第四，使得行政机关有自由裁量的权利，这样在进行行政诉讼的时候。可以使其诉讼存在一定的调解基础。
五、 我国现行立法明确禁止行政诉讼适用调解制度的现状
我国《行政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的时候不适用调解”，这句话一方面是人民法院担心损害原告的利益，另一方面是担心损害到国家法律的权威性。事实上，大量的行政案件都是进行“调解”的，所以，现在很多行政诉讼的撤诉率很高，一般情况下，都是原告在申诉的过程中，被告改变了一些行政行为，使得原告提出诉讼，当然也有是通过了解法律，原告自知理亏，所以主动提出撤诉，第一种撤诉方式实际上属于原告和被告之间的诉讼交易，也可以说成是调解。由此可见，大部分的撤诉原因都是通过调解进行的，所以，应该对《行政诉讼法》进行改革[7]。
六、 在行政诉讼中调解制度的建议
为解决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现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修改相应的法律，并在行政诉讼中建立相应的调解制度，同时，还要规定调解制度必须在双方都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对其诉讼案件进行调解，为避免随意地改变行政行为，应当作出明确规定，对于不能改变的被诉行政行为，法院不能进行调解。而对于合法、合理的行政行为，法院则可以判断其具备调解的前提。在整个的诉讼过程中，要对诉讼阶段进行调整，不能将调解原则随意的应用到行政诉讼中，尤其是在交换证据的时候，如果双方达成一致，进行调解，那么行政诉讼的调解就可以在庭审后进行，或者是庭前证据交换后再进行，这样才可以保证调解制度在行政诉讼中得以应用。
结束语：
综上所述，文章从以上几个方面做出探讨，不管是从理论基础还是从生活实践的角度看，都应该将调解制度应用在行政诉讼中，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但是不能在遇到行政诉讼的时候一味地调解，也不能将调解作为万能的良药，必须要根据实际的行政诉讼案件确定是否进行调解。
[参考文献]
[1]陈咏梅.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建构[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2（4）：27-31.
[2]李乐平，王睿倩.完整构建我国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J].河北法学，2009，27（3）：184-190.
[3]王睿倩.完整构建我国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J].湖北社会科学，2009，（5）：151-155.
[4]付博镓.浅析行政诉讼调解制度[J].青春岁月，2015，（15）：367.
[5]陈立风.在我国行政诉讼中建立调解制度的实践需要及理论可行性分析[J].法学杂志，2007，28（3）：90-93.
[6]禹，陈志华.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构建--兼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立法建议[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6）：108-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