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程序法范文
时间：2023-03-12 18:35:48
行政程序法范文第1篇
第二章，行政程序法的基础理论。笔者从批驳“程序法等于诉讼法”的观点入手，阐述了行政程序法的概念、渊源和功能。行政程序法作为程序法的一种，是指规范行政机关和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中，又以行政机关的程序义务为规范的重点，主要规定了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所应履行的程序义务。行政程序法的渊源包括宪法、行政程序法典、单行行政程序法律和程序与实体规范并存的单行法律文件。在现代社会，行政程序法具有以下三项功能：保证实体法正确实施、行政程序公正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行政效率。
第三章，行政程序法的历史发展。笔者分析了行政程序法产生的理论基础、现实条件和行政程序法发展的三个阶段，认为行政程序法的产生以法治理论、权力制约理论
、人的主体性理论和程序正义理论为理论基础，而行政权力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扩张带来的制约行政权力、提高行政效率的现实需要直接促使了行政程序法的出台。行政程序法的产生，是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经济、政治以及法律文化深刻变革的综合产物。行政程序法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奥地利为代表，立法的目的主要是提高行政效率；第二阶段以美国和德国为代表，这一阶段较之第一阶段，更强调对公民权利的保护；第三阶段以日本为代表，仍以促进行政的公开、透明，保护公民权利为主要内容，但立法的重心由欧美转移至亚洲。笔者最后概况总结了中国行政程序立法发展的三个阶段及相应的特点。
第四章，行政程序法的目标模式和体例模式。关于目标模式，笔者明确了目标模式的划分标准，指出目标模式的划分具有相对性，并对权利模式与效率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提出中国未来行政程序法应该选择权利效率并重模式。关于体例模式，笔者明确了体例模式的划分标准，分析了分散规定式和统一法典式两种体例模式各自的优缺点，提出中国未来行政程序立法应选择统一法典式，但目前制定统一行政程序法典的时机尚未成熟，可以先在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执行法中规定相应的行政程序，同时着手制定行政程序法的准备工作，等到时机成熟，不再制定单行的行政程序法律，转入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
第五章，行政程序法的适用范围、基本内容和立法架构。关于适用范围，笔者分析了适用范围的规定方式，适用行政程序法的主体和事项。关于基本内容，笔者指出行政程序法与行政法法典化的关系，认为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内容可从三个方面界定：1、是否包括实体法；2、是否包括内部行政程序；3、是否包括行政复议程序。关于立法架构，笔者分析了程序与实体并存型行政程序法的立法架构和行政程序法程序性规定的立法架构，并对我国未来行政程序法的立法架构作出设想。
第六章，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笔者在总结我国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首先对基本原则作了定位研究，指出：一方面，基本原则是行为准则，体现了公平、正义等法的价值追求，另一方面，基本原则又具有根本性，往往由思想原则和法律理论转化而来，需要通过具体原则和制度加以贯彻和执行，才具有可操作性；其次，对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体系作了总结，指出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与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相吻合，具有两大特点：1、并不限于程序原则，还包括实体原则；2、并不限于公法原则，还包括私法原则；最后，详细论述了其中的程序性原则行政公开原则、参与原则、作出决定原则、程序及时原则。
第七章，行政程序法的核心制度──听证。本章分两部分：听证概述和正式听证制度，其中以正式听证制度为重点。因为听证在中国是一个使用非常混乱的概念，所以在听证概述部分明确了听证的含义、种类，分析了听证的功能和听证的适用范围。在正式听证部分，考虑到中国《行政处罚法》虽然规定了正式听证制度，但由于规定过于原则，给下一位阶的行政处罚程序立法和执法带来很大困难，因此，这一部分对国外正式听证制度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分析了国外行政程序法关于正式听证的适用范围、主体及正式听证中的各项具体制度，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
行政程序法范文第2篇
【关键词】基本原则法律程序价值取向具体内容
行政程序是指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时必须遵守的方式、步骤、空间和时限。[1]它针对的是行使行政职权的过程，具有产生行政行为效力的结果。这使行政程序区别于行政诉讼这种事后救济程序，因为在行政诉讼判决之前，该行为是已具备法律效力的。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是该法的理论基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和执行情况。对它的研究有利于构建合理、完整的行政程序法体系。因此，笔者认为亟需对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的有关内容进行研究。
一、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内涵的界定
（一）“基本原则”的内涵
“原则”一词在现代汉语中的公共含义为说话或行事所依据的法规或标准。[2]在法律英语中，原则具有以下含义：（1）法律的诸多规则或学说的根本真理或学说，是法律的其他规则或学说的基础或来源。（2）确定的行为规则、程序或法律判决明晰的原理或前提，不能对之证明或反驳，它们构成一个整体或整体构成部分的实质，从属于一门科学的理论部分。[3]所以，原则应当有别于规则，规则是原则的具体化，原则则是规则的抽象反映，具有概括性。
同时，具体原则也应当有别于基本原则：前者是一定领域内规则的反映，而不包括每个领域；后者则具有普遍适用性，包括所有领域。可以说，具体原则是基本原则在特定方面的体现，较之具有范围的限定性和内容的灵活性。
（二）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与行政法基本原则
行政程序法与行政法的范围不同，前者为后者的组成部分，因此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应与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在层次上有所区别，或者在某种程度上说，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较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其具体原则，只适用于行政程序这一领域。它是行政法基本原则在行政程序方面的延伸和扩展，在行政程序法方面更具有指导性和补充性。这也是在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确立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的意义所在。
（三）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与行政程序法具体原则
如前面所述，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原则是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区别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与具体原则有利于更好的应用特殊优先于普通这一原理，同时在具体原则无法解释时用基本原则进行补充，使行政程序的执行更具合理性与合法性。
综上所述，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是具体适用于行政程序领域具有普遍实用性的根本原则。其应具备三个构成条件：（1）基本原则应贯穿于每一个行政程序法律关系的整个过程；（2）基本原则普遍适用于行政程序的各方面；（3）基本原则在行政程序的适用上具有特殊性，区别于其他法的基本原则。
二、行政程序的价值取向
（一）法律程序的价值
法律程序是按照一定的方式、步骤、时间和顺序形成法律关系的过程。法律程序在英美的普通法系中成长壮大，美国甚至将“正当律程序原则”写入他们的宪法。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第14条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这一宪法规定明确了法律程序在美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这是与英美普通法系重视程序的传统相适应的，它对其他英美法系国家，甚至德国、法国等大陆法系国家在程序立法上提供了示范。程序是现代民主公正的象征，它的先定性使人们可以预先对程序过程中的权利义务进行分配，有效的实现权利义务关系，同时充分保障各方的利益，避免了过去那些暗箱操作等专制行为，可以说是法律程序的产生标志着人类由野蛮走向文明。
如上所述，法律通过由人们普遍认可的程序让法律的决定过程变得更加透明公开，使各方的利益都得到尽可能的保护，这体现了法律程序公正一面的价值；同时法律程序人们在处理法律事务时有据可依，减少了相互协商的成本，排除了某些无用的争辩，这又是法律程序在效率价值上的体现。
（二）各国行政程序立法的价值取向
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依法行使国家行政权，针对具体事项或特定的人，对外部采取的能产生直接法律效果，使具体事实规则化的行为。[4]由于行政行为的特殊性，行政法律关系，不同于民事法律关系，双方当事人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其中，行政机关是强势群体，行政相对人是弱势群体。行政行为的单方意志性等诸多特点使这种公权力的行使具有很强的内部性和技术性，促使世界各国纷纷开始制定自己的行政程序法规，但因各国的情况不同其在行政程序立法上的价值取向也有所不同。
在世界范围内，美国是行政程序立法的代表。继承了英美普通法系的传统，以判例法为核心的美国法制特别重视程序，突出表现在对权力的救济甚至以救济程序的存在为前提，即没有救济程序就没有救济权利。尤其在行政程序的重视上，超过了世界上的任何国家。美国联邦1946年制定行政程序法，适用于重要的行政程序，统一行政机关中的行政程序，在不能使用行政程序法，也无其他法律关规定特别的程序时，适用宪法中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宪法中的条款不仅拘束行政机关，而且国会的立法不符合正当的法律程序条款时，也将被法院宣告无效，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很少发生。[5]
美国的《联邦行政程序法》于1946年完成，其中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稽延。美国制定联邦行政法的根本原因是罗斯福新政以来政府职能扩张和集中，形成了行政国家的现实。[6]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传统的个人商品经济被社会化大生产的市场经济所代替，人与人在经济上彼此更加依赖。在过去讲求充分自治的市场经济，政府的角色只是“守夜人”，基本不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个人的局限性和对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追求此时必将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如环境污染）和他人利益（如垄断行为），这都是市民社会自身无法解决的。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出现，经济的萧条，社会的动荡，“市场万能”的观点慢慢被瓦解，社会开始纷纷呼吁国家加强宏观调控。政府的触角开始伸入到人们的经济生活中，并被赋予了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政府的职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和集中。
强大的自由裁量权在适当处理社会事务的同时也极易被滥用，侵害人民的权利。所谓权力导致腐败，必然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正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利益，限制政府权力的行使，在行政权力扩张既成事实的情况下，《联邦行政程序法》通过对听证程序核心地位的确立以及对政府信息的充分公开使行政职权的行使处于一个公开透明的监督环境下，确保行政职权的公正行使。可以说，美国的这一立法也是自然公正原则的延伸，在程序的价值上以公正为先。
德国是大陆法系的代表，以成文法为主，注重法律体系的完整与统一，将各种法律规范统一于法典之中，所以行政程序法是自然形成于德国行政法法典化的过程中，提高行政效率是立法的明确目的。
拥有悠久法制历史的德国，繁多的地方行政立法为联邦提供了完备的立法基础，涵盖了行政领域内的所有内容，但在适用时也带来了一定的繁杂和混乱。一个大陆法系国家也应将各类法规汇集成普遍适用的法典。严谨、简约的德国人为统一行政行为，减少不必要的协商和冲突，通过使行政法法典化来简化行政，提高效率。由于行政程序的确立使行政行为按照既定的程序行使，提高行政行为的可操作性，是简化行政的必备途径，所以德国的行政程序法在简化行政的过程中应运而生。同时行政救济程序也是行政法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自然应包含在行政法典内。另外与美国立法不同的是，德国立法更为抽象概括，具有普遍适用性；而美国立法更与具体实际相结合，更具灵活性与具体性。
奥地利《行政程序法》的制定主要是为法院的司法审查提供标准，因为先前颁布的《行政法院法》第6条规定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行为应当遵循必要的程序，这赋予法院进行程序合法性审查的权力。但对于什么是“必要的程序”法律并未说明，而在处理中往往依赖于法院的司法解释。这使行政机关在执法时变得很被动，因为无法确定“必要的程序”而完全可能因为法院的解释使该行为被撤销。在这种重重的背景下，1925年国会通过了行政程序法草案。
可以看出，奥地利的这一立法是为了消除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的牵制，避免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执法的过度干涉，属于权力机关内部在分权原则下各自相互制衡的体现，这是由先前立法不够完善造成的历史局面所决定的。行政程序法的确立是为了更好的使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提高行政效率。
（三）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价值取向
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但由于法制起步较晚，立法相对滞后，在法制体系上很不完整，并不能像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拥有完备的立法基础，而我国也常常对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律进行移植或借鉴。虽然我国在20世纪后期，相继颁布《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等具体行政程序立法，但由于彼此的相互分割，不能形成统一的体系和普遍的标准，我国在应当适用行政程序的领域还存在很大的空缺。
我国立法向来以实体内容为主，而在长期的法律实践中，“重实体，轻程序”是法制领域的通例，在注重法律决定本身效率的同时往往忽视对公正性的把握，对当事人的权利因程序的不足也得不到很好的事中保护，而停留在事后救济上，如法律诉讼。另外在对行政执法的监督上，由于公民在政府信息了解上的不对称性，外部的监督并不能起很大作用。而且，虽然我国其他权力机关加强了对行政执法的内部监督，但由于行政执法的技术性使其他权力机关在操作和判定上缺乏统一明确的标准，具有很大的难度，而且全球性的普遍扩张的行政职权在范围和强度等方面较其他权力机关都具有一定的优势，所以我国现阶段行政职权的不合理行使状况等现象仍然存在，同时这也是我国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法律程序的价值中，若单考虑效率，“高效”的独裁制度大可代替程序；同时，由于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相对人的存在，行政程序表面上是增加了行政成本，但民主公正的程序加强了相对人对行政机关的信任，减少了行政行为执行中的阻碍；同时减少了行政执法中的错误成本，降低了事后提起行政争议的可能，这样反而提高了行政效率。所以当今民主国家的行政效率应当是建立在公正之上的，没有了公正，效率除本身形式外无实质意义可言。
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7]所以结合我国国情，我国在行政执法上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其公正行使，这也是符合世界普遍认识的。缺乏一定的行政“界限”容易，但光靠监督解决这一问题是不够的，所以必须从行政执法过程自身入手。行政程序的介入正是将行政职权的行使限定，通过法定程序的形式使行政权力本质上得到控制，同时也给其他权力机关的监督提供了标准，增强了行政执法的透明度，保证行政的公正性。
三、我国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内容
在我国，关于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内容的学说在学术界并未统一。有的学者认为，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是公开原则、合法原则、公正原则、参与原则和效率原则；[8]还有学者认为，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是法定原则、公开原则、效率原则、诚信和信赖利益保护原则、行政相对人参与原则。[9]由于我国并未制定行政程序法，所以以上观点都只是在学理上的论定，但对于我国的行政程序立法都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在确立我国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时，除了应当注意前面所叙述应具备的三个条件，但由于这只是在性质上的认定，笔者认为还需注意的是；
1.行政程序法在内容上应以程序上的规定为主，对程序本身的内容和性质进行说明，包括程序的方式、步骤、空间和时限几个要素；实体上的规定针对行政主体在行使程序中自由裁量权，但对于行政程序组织方面的内容，由于行政程序法是行政法的一个子部门法，程序法只对程序运作过程的内容进行规定，组织方面的内容在行政法中规定即可，这也体现行政程序法与行政法的统一性。据此，在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上也应分程序本质上的原则和程序行使上的原则。
2.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之间不应具有交叉性，而应保持相互独立。虽然基本原则具有抽象性和概括性，但仍应却有一定的独立性，否则在法律适用上会造成混乱，与法律的确定性不符。
3.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应在内容和标准的理解上具有唯一性，使行政程序基本原则符合行政程序法本身的特质，不应与行政程序带来的社会效益相混淆。
基于上述的分析和认识，笔者认为我国行政程序基本原则应是在程序本质原则上包括公开原则、参与原则和时限原则；在程序形式上的原则包括法治化原则和平等原则。
（一）公开原则
公开原则是指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以及个人隐私外，行政程序的行使应向相对人和社会公开，以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权力行使。
公开原则是我国作为人民民主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要求，其中的“民主”应包括政治上的民主，即人民可以广泛参与到民主政治中。公开原则让人民充分了解行政执法的过程，为参与政治提供了前提。同时公开原则使程序为人们所预先了解，增强了行政行为的可接受程度。
公开原则首先要求行政程序本身公开，让人们了解程序的流程和程序中的权利义务分配，这是程序公开的基础；其次，行政程序的行使过程公开，防止行政机关暗箱操作，体现公正，这是程序公开的重点；最后，行政程序的结果、信息公开，这是对程序实体上的要求，以保证是指公开与形式公开相统一。
（二）参与原则
参与原则是指行政相对人为维护自身合法利益而参与行政程序，就涉及自身利益的事项进行阐述。
虽然行政行为具有单方性，其做出无须通过相对人的意见，但行政相对人作为行政法律关系中的当事人，是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应当赋予其参与的权利，以保障行政程序顺利进行；[10]参与原则使相对人能够对自己的权利进行救济，是当代公正民主的要求；赋予相对人参与权是表现行政执法的公正性和严肃性，行政决定对其更具说服力；参与原则促使行政主体在当事人监督下公正行使职权；参与原则是我国人民政治民主的直接体现。
参与原则要求行政程序在设置上应考虑行政相对人参与的实际可能性，在方式、时限等方面给予足够的渠道和便利，保证其意见充分表达；同时，除特殊紧急情况，行政相对人的参与应作为某些可能严重影响自身权益行政行为的生效要件；另外，其他法规也应落实对参与相对人人身安全的保护，保证其参与的积极性。
（三）时效原则
时效原则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程序的行使过程中应严格遵守关于时限的规定，及时地行使行政权力，具有高效性。这一方面要求行政相对人在法定的时限内主张维护自己的权利，逾期则不对其主张的权利进行保护；另一方面要求行政主体在法定的时限内处理该行政案件，做出行政决定，逾期不处理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迟到的正义非正义”，无论是对行政行为的实施还是对相对人的救济，法律都要求其在公正的基础上具备一定的效率性。因为行政行为不同于其他法律行为，所涉及的范围很广，它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经济生活，行政主体所面临的繁重行政事务要求其处理具有效率性；社会事务的发展变化要求行政管理具有效率性，社会总是瞬息万变，这就要求行政主体及时地针对当时的情形做出合理的行为，符合行政法的精神，任何滞后的行政管理都可能不再适合变化的情形，反而阻碍社会的发展；行政程序的效率性还可保证对相对人的及时救济，保证相对参与的积极性，维护行政权力的威严。
时效原则除上述对行政主体和相对人在程序内容上的要求外，还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考虑行政程序本身的效率性，仅保留实质内容，去除赘余，精简程序；其次，考虑行政程序适用的必要性，即一个行政行为的做出是否应当引入行政程序（如紧急情况的适用）；还有，考虑行政程序适用的效率，即有多种程序方案可选择时，选取最为便捷的，但以充分实现公正为先；最后，在行政程序上可引入司法中的判例制度，优先适用先前情况相同的处理方式，但以相对人未提出合理抗辩为限。
（四）法治化原则
法治化原则是指行政机关依照法律的规定行使行政程序，违反法律规定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这是对行政主体执行行政程序提出的基本要求，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就是为了规范行政程序行为，让行政主体以法律的规定行事，否则法律将失去意义。
法治化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在法律明确规定适用行政程序的，必须适用该程序并严格按照法定程序的方式、步骤、空间和时限要求进行，不得随意变更适用其他程序或变更程序内容或不适用程序，否则该行政行为无效。
（五）平等原则
平等原则是指行政行为的作出应与先前行政行为保持一致，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由于行政执法上的技术性，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中人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行政程序适用也一样。平等原则即是对行政主体在行政程序中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要求，其建立在法治化原则之上，即羁束性法规之外的条款才适用自由裁量。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应具有合理性，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虽然在行政关系中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地位并不平等，但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权利地位则应当是相等的。法律平等应体现正义观念，即每一个人必须得到他所应当得到的东西，相同的的情况必须给予相同的待遇，不同的情况必须给予不同的待遇。[11]可见，法律的平等并不是平均主义，而是有原则的区别对待。平等原则有效的控制了行政主体的自由裁量权，增加了行政主体对行政程序实体内容的公正操作性和相对人对行政程序实体内容的预见性。
平等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在行政程序方式、步骤、空间和时限的适用上对相同情况下的行政相对人给予同等对待，同等处理，不同情况应合理的区别处理，保证行政程序适用前后的统一协调。
[结束语]本文对我国行政程序基本原则的确立从程序的选择适用到开展进行，再到程序的结果都做出了一定的限制；反映了行政程序的普遍特性；同时对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作为程序参与人提出了新的要求，符合基本原则的三个构成要件。而且在实现公正的基础上促进程序效率的提高，使法的价值上实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我国作为人民民主政权的社会主义国家更应通过行政程序立法来保证行政职权公正行使和保障人民的民利，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行政程序法的制定也必将使我国的民主法治更进一步。
注释与参考文献
[1]罗豪才：《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王万华：《行政程序法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3]陈红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张正钊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7页
[5]王名扬：《比较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页
[6]翁岳生：《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953页
[7]（法）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8]路建：“试论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载于《黑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9]张效琴：“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之构思”载于《法学研究》，2006年第4期
[10]章剑生主编：《行政程序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行政程序法范文第3篇
【关键词】行政程序；行政程序违法；行政程序违法责任
一、行政程序违法的表现
（1）步骤欠缺。即某行政法律行为的作出应依行政法规规定的步骤进行，但行政主体违法而未采取或履行相应的步骤。法律通过规定行政程序以规范行政权力运行的轨迹，为行政主体设定相应的程序性义务，作为行政主体必须按部就班、不折不扣地履行，其中就包括行政程序不得跳越，即行政主体不能遗漏、疏忽法律预先设立的行政程序而进行活动，否则势必会侵犯行政相对方的权利，影响法律的公正与严肃。（2）顺序颠倒。即行政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先后顺序作出行政行为而构成的违法。行政程序是由若干个步骤、阶段在时间上延续所构成，如同链条一环紧扣一环，从而保证行政程序法律关系主体的活动顺利进行，因而行政程序不得颠倒，即行政主体不能先进行后面的行政程序，再进行前面的行政程序，否则将会导致行为无效。（3）形式违法。即行政法律行为的作出应当采取某种法定形式而未采取，或采取了法律禁止的形式，构成程序违法。随着行政法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对行政行为的法定形式的要求也愈加严格，一方面是为了监督行政主体的执法；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好地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利。然而，由于我国的行政法规建设起步较晚，人们的法律意识还比较淡薄，以致现实生活中违法现象时有发生。（4）时限违法。即行政法律行为的作出超过法定的时间限制，从而构成违法。为了保证行政活动的高效率，行政程序的各个环节应当有时间上的限制，而在我们“依法行政”的建设过程中，行政主体没有按照法律规定操作的现象并不鲜见，如行政主体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的期限给予当事人充分答辩时间和出席陈述时间;或未按法定期限作出裁决，既不通知当事人也不经批准延期的;或已过追诉时效仍追究相对人法律责任的等等。
二、对行政程序违法的司法审查
（1）对行政程序违法进行司法审查的程序。一是审查法定步骤。步骤是程序的重要要素，任何行为都必须按照法定的步骤来进行，否则就可能造成程序违法。二是审查法定顺序。这一点要求行政程序中不能出现顺序颠倒，也不能出现顺序混乱。三是审查法定形式。一定的行为必须以相应的形式表现出来，如书面形式、口头形式等，若某一行为不按法律规定的形式来进行则属程序违法。四是审查法定时效。行政程序遵守法定的时效，是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重要条件之一。（2）对行政程序违法司法审查的结果。行政程序违法的司法审查应以公正和效率为标准。如果违反法定行政程序的行政行为损害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应当认定无效，并依法予以撤销;如果行政行为违反行政程序，但并没有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或者影响微小，可不认定该行政行为无效。
三、我国目前行政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规定
行政程序违法不仅指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的程序规则，也指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违反正当程序原则。我国行政程序违法责任的现状一、行政程序违法的界定法定行政程序是一国为了实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和提高行政效率这一双重的行政程序价值目标，而将一些行政程序法律化的产物。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规定，具体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的应予以撤销。但是对于法定行政程序中“法”的外延应如何界定，法定程序的范围有多大，在理论界尚有不同的认识。有学者将“法定程序”中的“法”限定为法律、法规，法律法规未规定即意味着立法机关赋予行政执法机关自由裁量权。（1）1989年颁布、1990年10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行政诉讼法》，从司法审查的高度对行政行为提出了程序要求，规定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是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必要条件之一，《行政诉讼法》在多处涉及行政程序问题。（2）行政复议程序违法处理规定在《行政复议条例》中，也将行政主体的行政程序作为复议机关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和适当性的重要内容。在《行政复议条例》中，对行政相对人提出了许多程序方面的要求，同时对违反法定程序所造成的法律责任也作了明确规定。（3）行政处罚法违法规定在我国行政程序的立法史上，对程序空前重视以及对程序违法的处理具有突破性进展的是1996年的《行政处罚法》。该法不仅在行政处罚的具体程序设置方面具有开拓性意义，而且明确规定，行政处罚必须依照法定程序实施，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第3条）。
参考文献
[1]皮纯协．行政程序法比较研究[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88
[2]王锡锌．行政过程中相对人程序性权利研究载[M]．中国法学．2001（4）
行政程序法范文第4篇
我国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行政法制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条例》、《行政监察条例》、《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等一系列规范政府行为、控制滥用权力、保护公民权益的行政法律、法规相继出台，使我国向法治国家的道路迈出了一大步。
我国行政法的立法虽然取得了重要的成绩，但相对于我国经济、民事和刑事立法来说，仍落后不少，相对于世界法制发达国家的行政法立法来说，更是存在着差距。这种落后和差距的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我国行政程序立法很不发展，不仅缺少全国的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而且很少单行的专门行政程序法律文件，行政程序的规定仅散见于有关行政管理的法律、法规之中。这些规定很不集中，很不统一。而且有的法律、法规有相应的行政程序规范，有的法律、法规则仅有行政实体规范而完全没有任何行政程序规范。在现行几百上千件有关行政管理的法律文件中，较集中规定了行政程序的法律文件仅有下述几件：（1）1987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2）1987年4月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办公厅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3）1988年12月国务院的《行政区域边界争议处理条例》；（4）1990年2月国务院的《法规、规章备案规定》；（5）1990年12月国务院的《行政监察条例》；（6）1992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7）1994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修订）；（8）1994年10月国务院的《行政复议条例》（修订）。
分析我国整个现行行政立法和上述载有有关行政程序规范的各项法律文件，可以发现，目前我国行政立法，特别是行政程序立法，存在着下述问题：
（一）重实体，轻程序。
现行行政立法多只注重解决行政管理的实体问题如行政机关的权限、职责，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行政行为的条件、标准等；而忽视对相应管理行为的程序予以规范，如对行政行为的方式、步骤、时限，行政机关的程序义务，行政相对人的程序权利等，有关行政立法中很少规定。
（二）重事后程序，轻事前、事中程序。
在现有行政法律文件中，行政程序规范多只涉及事后监督和救济，如行政监察、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而很少规定事前、事中的程序，如行政情报公开、事前听取相对人意见、制定行政决定，作出行政行为过程中举行听证，向相对人说明理由等。
（三）重保障效率的程序，轻权力制约和权利保护程序。
现行有关行政管理的法律、法规中所规定的程序，多只注重保障行政管理的效率，而对涉及一定的权力制约、防止行政权滥用和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却有所忽视。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是目前我国规定行政程序较为完善、且程序规范较重视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一个法律，但即使是这样一个法律，它也有着上述偏向：如为保障处罚裁决和处罚执行的效率，规定了一系列有关的程序，包括规定对轻微违法行为的当场处罚，规定被处罚人对处罚裁决的履行期限以及规定公安机关对不自觉履行处罚裁决的被处罚人的强制执行措施等，规定这些程序自然是必要的，然而另一方面，该法对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为进行行政处罚行使调查权、取证权、裁决权、强制执行权等却没有同样规定相应完善的制约程序，如调查权与裁决权分离，调查取证应出示相应的证件，科处涉及人身权的处罚应举行听证等。
（四）重特别程序，轻统一程序。
在现行行政程序法规范中，除行政复议程序是有关复议的统一程序法规外，其他行政领域的程序规范都是分散的，就特定问题特定事项规定的特别程序。例如，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适用国务院自行规定的程序，各部委和各省市政府制定规章适用各部委、各省市政府自行规定的程序；行政机关科处行政处罚，治安处罚适用治安处罚程序，海关处罚适用海关处罚程序，工商处罚适用工商处罚程序；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更是每一种许可适用每一种不同的程序。诚然，行政行为是各种各样的，每一种行政行为都有其特殊性，因此，针对各种行政行为的特殊性规定相应的特别程序是必要的，但各种类别的行政行为（如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以至整个行政行为也必然有其共性，从而制定调整各种领域的相对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以至制定调整整个行政领域的统一行政程序法典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然而中国目前尚没有任何统一的行政程序法（《行政处罚法》现正在制定过程中，不久将出台，该法出台后，可认为是中国行政处罚领域第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
二、中国行政程序立法的模式选择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健全和完善我国行政法制，以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我国目前迫切需要加强行政程序立法。中国行政程序立法怎么立，应选择什么样的模式？笔者就此谈些个人浅见。
（一）目标模式
行政程序法主要有两种目标模式：一是效率模式，一是权利保障模式。根据前一种模式，行政程序的设计主要考虑如何更有利于行政机关行政职权的行使，如何更有利于行政机关对社会进行管理，更有利于其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至于如何防止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过程中滥用权力，如何防止行政机关在对社会进行管理的过程中侵犯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如何为受到行政机关行政行为侵犯的相对人提供救济，则作为第二位的目标考虑。当第二位的目标与第一位的目标一致，不相冲突时，则同时兼顾到第二位的目标。但当第二位的目标与第一位的目标——行政效率——相冲突时，则舍弃第二位目标而保障第一位目标。根据后一种模式，行政程序的设计主要考虑如何防止和控制行政权滥用，如何避免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职权中和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至于提高行政效率，则只是行政程序设计考虑的第二位目标，当此目标与第一位目标——控制权力和保护权利——相一致时，则同时予以兼顾，但当二者不一致而相互冲突时，则舍弃效率而保障权利。
我国行政程序立法应选择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选择效率模式还是权利保障模式，这恐怕需要进行认真研究。我国法制历来有重义务，轻权利，以公民义务为本位的传统，古代封建法制如此，统治时期的旧中国的法制如此，解放以后新中国的法制也深受这种传统的影响。以公民义务为本位的法制显然不利于防止行政专制和政府官员滥用权力，不利于民主政治建设。为了纠正我国法制传统上的这种偏向，加强国民的民主、法治意识，行政程序立法似应选择权利保障模式。
但是从我国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状况来讲，法制的民主性又不可能推进过快。民主和效率虽然不是截然矛盾的，但民主如果脱离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推进过快，公民个人权利的保障如果脱离社会公益的维护而强调过分，又确实可能影响效率，影响经济发展速度，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正是处于这种考虑，我国目前在社会分配和社会保障方面确定的政策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种政策虽然并不完全适用于行政程序立法，但行政程序立法的目标选择也不能不把效率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由此可见，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目标模式既不能完全选择效率模式，忽视对行政权力的控制和对公民权益的保护，也不能完全选择权利保障模式，忽视提高行政效率和保障行政管理的顺利进行。在对各种有关程序制度和规范的设计上，尽可能做到二者兼顾，既有利于控制滥用权力和保护公民权益，又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在某些情况下，行政程序的设计可能难于兼顾二者：控权即难于提高效率，提高效率即难于控权。对于这种情况，则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和具体对待。例如，在设计行政处罚程序上，具有司法性质的听证程序有利于控权和保护相对人权利，但实行这种程序显然难于兼顾效率，特别是对于大量轻微违法行为的处罚，如果都采用正式的听证程序，就会造成大量人力、财力以及时间的耗费，且不利于及时、有效制止和打击违法行为，维护社会秩序。那么行政处罚是否应该放弃此种程序，而采取行政机关直接处罚的简易程序呢？简易程序当然有利于加快处罚速度，提高处罚效率，但是这样做显然不利于保障处罚的准确、公正和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因此，协调二者的矛盾，行政处罚程序的设计和选择就不能简单地采取二者非此即彼的思路，而可以考虑同时设计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程序，分别适用对不同类别的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例如，对严重违法行为实施的较重行政处罚（如劳教、拘留、吊扣营业执照、数额巨大的罚款）可以规定适用听证程序；对一般违法行为实施的较轻的行政处罚（如数额不大的罚款或责令作出或不作出某种行为的处罚等）可规定适用普通程序；对某些特殊的违法行为（如交通、市场、市容管理等方面的违法行为）适用的小额罚款或警告处罚，可适用效率更高的简易程序。行政程序如果这样设计，就可以同时兼顾行政效率和控制行政权，保护相对人权益两方面的目标，这样的行政程序立法目标模式既不是完全的效率模式，也不是完全的权利保障模式，而是一种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模式。
（二）法体模式
行政立法的法体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统一法典模式，二是单行法律、法规模式，三是无独立行政程序法而完全与实体法合体的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制定全国各行政领域均统一适用的法典，内容可包括有关行政立法（行政法规和规章的制定）、行政执法（行政许可、行政监督、行政强制、行政处罚等）、行政司法（行政裁决）的程序，甚至可包括行政合同和行政指导这一类非标准行政行为的程序。在统一法典模式下，并不排除同时制定某些特别单行程序法律、法规，规定某一特定领域或特定事项的较具体的行政程序；更不排除特别行政管理法律、法规中在规定行政实体问题的同时，规定相应的更具体的行政程序。
第二种模式是不制定统一适用于各行政领域的行政程序法典，而分别就特定领域或特定事项制定单行行政程序法律、法规，如行政法规、规章制定程序法、行政许可程序法、行政处罚程序法、行政强制执行程序法、行政裁决程序法等。第二种模式也不排除在特别行政管理法律、法规中规定有关行政事项的更具体行政程序。
第三种模式是既不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也不制定任何专门行政程序法律、法规，而是仅在相应行政管理法律、法规中规定有关行政程序，行政程序法与行政实体法完全合体。
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行政程序立法通常都采取第一种或第二种模式。采取第三种模式的国家实际上是极不重视行政程序，不愿意对行政权的行使加以较严格的程序制约。具体法律、法规对行政程序的规定随意性很大：往往是这一法律加以规定，另一法律不加规定；这一法律这样规定，那一法律那样规定。立法机关由于受到现代强有力的行政权的影响，即使在具体法律中规定行政程序，通常也是更多地照顾行政机关的利益，而不是更多地考虑如何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权利。
我国行政程序立法选择什么模式？一些人主张第三种模式，更多的学者主张第二种模式，少数学者主张第一种模式。笔者倾向于第一种模式。因为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能更好地规范行政主体行政职权的行使，控制行政权的滥用，从而更好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分散的独立的行政程序法律法规不能在整个行政领域确定统一的、体现现代民主、法治精神和效率原则的程序规范和制度，其能发挥的作用将远不及第一种模式，尽管它比第三种模式要优越得多。此外，从我国法制目前的进展情况分析，也完全具备条件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更不要说有许多外国行政程序统一法典立法的现成经验可供参考借鉴。
（三）制度模式
行政程序既不同于立法程序，也不同于司法程序。但行政程序既要借鉴立法程序的某些规则、制度（如对某些行政行为效益的事前评估、可行性研究、专家咨询论证等），也要吸收司法程序的某些规则、制度（如听证、不单方接触、职能分离等）。特别是现代行政程序，通常更多地借鉴和吸收司法程序的有关规则、制度。行政程序根据借鉴司法程序规则、制度之多寡，即行政程序司法化之强弱，可分成若干种不同的制度模式。一般来说，司法化强的行政程序制度模式，更有利于保障公正、准确，保护相对人权益，但对行政效率往往有负面的影响；而司法化弱的行政程序制度模式，则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但却不利于保障公正、准确和保护行政相对人权益。
我国行政程序立法应选择什么样的制度模式，恐怕不能一概而论，需要根据行政事项的性质、内容而决定设计适当的程序制度。但从我国行政立法应与世界各国法律接轨的角度看，目前世界上一些行政程序法制定较早的国家通行的有关行政程序制度无疑可供参考，特别是下述制度更具有借鉴意义：
听证制度。听证制度是许多国家的行政程序法都规定了的制度。它适用的范围非常广泛，无论是行政立法，还是行政执法（特别是行政处罚），或者是行政裁判，都可以采用听证制度。听证就是当面听取相对人的意见、申述、建议，接收其提供的证据和有关材料，并根据需要组织当事人辩论、质证，行政机关在充分考虑到各种相关因素和权衡各种意见后再作出行政决定。听证是一种特别有利于公众参与，防止行政偏私和权利滥用，保证行政公正和反映相对人利益的制度。
情报公开（情报自由）制度。情报公开是现代行政程序的一项重要制度。它包括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行政法规、规章、行政政策、行政决定及行政机关据以作出相应决定的有关材料、行政统计资料、行政机关的有关工作制度、办事规则及手续。所有这些行政情报，凡是涉及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只要不属于法律、法规规定应予保密的范围，都应依法向社会公开，任何公民、组织均可依法查阅和复制。情报公开是公民行使法定权利、履行法定义务的重要条件，是行政相对人防止行政机关在行使职权中侵犯其权益的保障，同时，情报公开也是公民知政的手段，而公民知政又是参政的前提。
职能分离制度。职能分离是为了加强权力制约，防止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权力，侵犯相对人权益，而将行政机关内的某些相互联系的职能加以分离，使之分属于不同的机关或不同的工作人员掌握和行使。例如，行政机关就相对人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其调查控告职能应与作出处罚裁决的职能分离，将此两种职能分属于不同的机构或不同的工作人员。负责调查违法行为事实和提起指控的机构或工作人员不能同时作出行政处罚裁决，行政处罚裁决应由相对独立于调查违法行为和提出指控的机构或工作人员的另外的机构或人员作出。这样做除了防止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权力外，也有利于行政决定的公正、准确。
不单方接触制度。不单方接触是指行政机关就某一行政事项同时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相对人作出行政决定或行政裁决，不能在一方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单独与另一方当事人接触（包括接受一方当事人的宴请，在家接待一方当事人的求见等）和听取其陈述，接受其证据。不单方接触也包括行政处罚裁决机构就相对人违法行为作出处罚决定的过程中，不能在被处罚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单独与调查违法行为和提出指控的行政机构或工作人员私下商量、交换意见和讨论处罚内容。不单方接触制度有利于防止行败和偏见，防止行政机关对一方当事人偏听偏信而损害另一方当事人的权益。
说明理由制度。说明理由是指行政机关作出涉及相对人权益的决定、裁决，特别是作出对相对人权益有不利影响的决定、裁决，必须在决定书、裁决书中说明根据（法律、法规根据或政策根据）和理由（事实证据及有关分析说明等）。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规章或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在可能的条件下，也应在有关政府公报中说明其根据、理由。说明根据、理由不仅是现代民主政治的要求，而且也有利于相对人理解相应行政行为，从而减少行政机关实施执行中的困难或阻力，以提高行政效率。
行政程序法范文第5篇
对此定义，我们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作进一步理解：（1）行政立法既包括行政法规、规章的制定，还包括行政法规、规章的修改、废止，因此，行政法规的修改、废止程序也是行政立法程序的内容之一。然而，在论及此问题时，行政法规、规章的修改、废止程序经常被人们所忽视，甚至在制定行政立法程序法规中也出现了这样的失误。[1]（2）行政立法程序是法定程序。“法定程序”意味着行政主体在进行行政立法时，必须接受行政立法程序的约束。行政主体进行行政立法如违反法定程序，将产生对行政主体不利的后果。如美国，规章经过评论后，行政机关必须将最终制定的正式规章文本公布在《联邦登记》上，否则不能生效。对此，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2条规定：“除非某人确己时获知有关内容，否则机关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其遵守本应公布但并未在《联邦登记》上的规定事项或使其受到不利影响。”我国《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8条也有这方面的明确规定：“涉及国务院两个以上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制定行政法规条件尚不成熟，需要制定规章的，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联合制定规章。有前款规定情形的，国务院有关部门单独制定的规章无效。”（3）行政立法程序是一种公民参与程序。行政立法程序不是行政主体内部程序，而是一种开放式的法律程序，公民只要认为行政立法内容与其有利害关系，他就可以亲自参与或者通过自己的代表参与行政立法程序发表意见，使行政立法内容更有利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行政立法程序中设置听证程序正是公民参与的具体体现。当然除了听证之外，行政立法程序是体现公民参与的机制还有如座谈、论证、协商、咨询、评论等。无论采用何种参与程序，其目的都是最大限度地让公民参与行政立法程序；同时，行政立法可以采取多种公民参与方式，尽可能让更多的公民参与行政立法程序。当然，在确保公民参与行政立法程序的同时，应当保证行政立法的基本效率。
行政立法程序作为一个行政权行使的过程，我们可以将其分为如下几个步骤来作进一步分析：
一、动议
动议，即向有行政立法权限的行政主体提出要求进行某项行政立法的建议。动议的功能类似司法程序中的“”，它是行政立法程序启动的一个条件。动议涉及到的问题是：
（一）动议主体。所谓动议主体，即提出要求进行某项行政立法的建议的组织或者个人。我国目前行政立法的动议权的归属是：（1）制定行政法规的动议权属于“国务院有关部门”。《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第7条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认为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的，应当于每年年初编制国务院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前，向国务院报请立项。”（2）制定规章的动议权属具有规章制定权限的行政主体所属的机构或者工作部门。《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9条规定：“国务院部门内设机构或者其他机构认为需要制定部门规章的，应当向该部门报请立项。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或者下级人民政府认为需要制定地方政府规章的，应当向该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报请立项。”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到，我国行政立法的动议权主体是有严格限制的。不仅其他国家没有行政立法的动议权，更不用说确认公民的行政立法动议权。究其原因，可能是我们长期以来一直视行政立法为行政机关内部事务，其他国家机关、公民无权参与行政立法。现行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所作出的上述规定，正是这种认识的产物。
公民是否有权动议行政立法？在国外并不少见。如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3条5款规定：“各机关应给予利害关系当事人申请或者废除某项法规的权利。”有学者将其归纳为“机关的服务或管理对象”，它们“可以是被管制的公司、机关某项计划的受益者、律师、支持团体、机关雇员组织、商会和职业协会等。”[2]葡萄牙《行政程序法》第115条规定：“一、利害关系人可向有权限机关提出请愿，要求制定、修改或废止规章。为方便行政机关了解其内容，该请愿须说明理由。二、有权限制定规章的机关应对提出上款请愿的利害关系人提供资讯，以及其对请愿所持立场的理由。”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程序法》第152条规定：“法规命令之订定，除由行政机关自行草拟者外，并得由人民或团体提议为之。”显然，确认公民有动议行政立法的权利是有先例可循的。因此，我认为，如果在行政立法程序中确认公民行政立法的动议权，一方面是符合扩大公民参与途径的民主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也能提高行政立法的可行性和公民遵守行政法律规范自觉性。
（二）动议方式。动议方式是指行政立法的动议主体提出要求进行行政立法建议的具体形式与手段。行政立法的动议是行政立法程序启动的条件，行政立法本身不是一个三言二语可以说清楚的法律问题，因此，行政立法的动议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
行政立法的动议应当记载如下内容：（1）立法目的的说明；（2）立法的依据；（3）立法理由。对于上述内容，应当附具相关的材料，以支持上述的相关论点。
（三）动议效果。行政立法的动议应由动议人向有权限的行政立法主体提出。行政立法主体在收到动议人提出的行政立法动议请求后，应当及时审查并根据动议内容情况分别作出如下处理：
1.经审查，认为动议人要求进行的行政立法适合行政管理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应当列入行政立法计划，并着手进行行政立法的草案起草的准备工作。
2.经审查，认为动议人要求进行的行政立法无客观需要，或者已列入行政立法计划的，应当附具理由以书面形式通知动议人。
3.经审查，认为动议人要求进行的行政立法事项依据宪法、立法法等规定，不属于行政立法事项的，也应当附具理由以书面形式通知动议人。
4.经审查，认为动议人要求进行的行政立法不属于本机关的行政立法权限范围内，应当以书面形式告知动议人向有行政立法权限的行政立法主体提出，也可以直接移 送有行政立法权限的行政立法主体，并同时告知该行政立法动议人。
二、预告
预告是行政立法主体将行政立法的草案通过公布的方式告知公众的行为。它类似于行政决定程序中“告知”程序。预告的功能在于让公众了解行政立法草案的内容，以便公民决定是否需要表达自己的意见。 [3]
行政主体在决定进行某项行政立法后，必须拟定行政立法的草案。行政立法草案拟定系行政立法内部程序，行政程序法可以不作规定。行政立法草案拟定有两个途径：其一是行政立法主体所属于职能部门组织拟定。这种方式的优点是拟定人熟悉行政立法所调整的行政管理事务，可以提高行政立法的可行性，但不足之处是因过分强调部门利益、地方利益，行政立法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利益，甚至是国家整体利益和公共利益。其二是通过课题招标组织行政体制外的专家拟定行政立法草案。这种方式的优点是拟定人与行政立法没有利害关系，能够比较中立地看待行政立法所要解决的问题，确立的行政法律规范可能相对比较公正，但不足之处是行政体制外的专家对行政立法所要调整的行政管理事务不太熟悉，可能会使有的行政立法条款脱离实际而无法实施。因此，最好的方式是将这两种行政立法方式的结合起来，使行政立法草案拟定人员中既有熟悉行政管理事务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也有与行政立法有关的法律、经济等方面的专家。
预告程序涉及到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预告方式。行政立法主体将拟定的行政立法草案应当在规定的政府公报和报纸上公布。如美国行政立法草案公布在《联邦登记》上，我国《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没有规定具体的公报或报刊。行政法规或规章草案在何处公布，由行政立法主体自由裁量。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草案可以选择在《法制日报》、《人民日报》上公布，地方政府规章草案可以在省、市的日报上公布。
行政立法预告应当包括如下内容：A.行政立法主体的名称、法定代表人、住所地、电话号码。如与其他行政立法主体共同制定的行政立法草案，应同时公布其他行政立法主体的上述内容。B.明示行政立法主体的行政立法权限及其行政立法的上位法依据。C.行政立法草案全文，如有必要应当附行政立法草案的说明和重要法律概念的解释。D.告知公众陈述对行政立法草案意见的时间、地点，如果行政立法主体认为需要举行行政立法听证会的，应当告知行政立法听证会的有关事项。
行政立法草案预告后，公民如直接向行政立法主体要求提供有关行政立法草案等的复印件，行政主体可以在收取复印成本费之后，及时向申请的公民提供行政立法草案等资料，行政立法主体一般不得驳回公民的申请。
2.预告时间。预告时间是为了给公民有了解行政立法草案，并能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所需要的准备时间。由于行政立法草案听取公民的意见有多种方式，而每一种方式在具体实施的方式、步履等都是有很大的差异，如美国以接受公众意见的方式不同将听取公众意见的方式划分为正式听证和非正式听证。正式听证采用司法化的听证程序，而非正式听证则没有那么严格适用民司法听证程序。因此，如果行政立法主体认为某项行政立法需要采用听证方式来接受公民意见的，应当给予公民较长的准备时间，如果行政立法主体认为可以采用座谈、论证、咨询等方式接受公民意见的，可以灵活地确定行政立法草案公布的时间。[4]
3.预告效果。行政立法草案预告之后，对于行政立法主体来说，由于预告仅仅起到告知的作用，它不是行政立法的正式公布，因此，行政立法主体根据需要可以改变预告的行政立法草案的内容。对于公众来说，只要行政立法主体履行了行政立法草案的预告义务，就可以推定公民已经了解了行政立法草案的内容。如公民没有在规定的时间陈述意见，不能因其没有看到行政立法草案的预告而主张行政立法程序违法。
三、听取意见程序之一：听证
对行政立法听证的理解，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听证原本是司法审判的方式，后经过适当改造后引入立法、行政领域。由于立法权、行政权的功能不是借助于程序三角情景，借用司法审判程序来解决立法、行政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行政立法听证如要尽可能保持司法审判的特性，也只能适用与公民有重大利益关系的行政立法。这种听证在美国行政法称之为正式听证。由于行政机关制定规章是否适用正式听证，取决于国会在法律中是否有特别规定。自联邦《行政程序法》公布以来，国会很少在法律中要求行政机关制定规章采用正式听证程序。因此，美国戴维斯教授说，法官、立法者和行政官员都同意这样的看法：正式程序对于制定普遍适用的规章并不适用。由于这种原因，使用正式程序的情形是少之又少，可能几乎没有，在将来可能会没有。[5]我国《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中规定的“听证会”属于正式听证，但不应当理解成为它是一种保留了较多司法审判程序特征的听证形式。其二，听证的主要功能在于给认为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公民陈述意见的机会，从而构通行政立法主体与公民之间有关系。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我们可以不拘泥于公民陈述意见和行政立法主体听取公民陈述的具体形式，从而使行政立法听证方式多样化。日本、韩国等创立的公听会、我国行政立法中座谈会、论证会等都是行政立法听证的具体形式。美国在联邦《行政程序法》规定的“评论程序”基础上，创设了一种混合式的规章听证程序，更是对行政立法听证程序革新的产物。[6]这说明，混合式的听证方式可能更符合行政立法的要求。因此，我认为行政立法的听证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听证主持人。听证主持人可以由行政官员担任。为了保证听证程序基本公正，行政立法草案起草负责人不宜担任听证主持人，以避免其对有关行政立法内容先入为主，不能公正、全面地听取公民的陈述意见。美国的行政法官制度是一种比较好的法律制度，但它并不一定适合我们国家。在没有建立起科学的公务员制度之前，引入行政法官制度可能是空中楼阁。为了确保行政立法听证的公正性，行政立法机关可以聘请专家、律师主持听证会。不过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在行政立法机关陈旧观念没有得到完全转变之前，这种方法也是不可行的。这种陈旧观念主要是行政立法机关将行政立法当视为行政机关内部事务。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那些专家、律师等“外人”是无权染指行政立法的。我国现行《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对行政立法听证主持人没有作出规定。这意味着由谁主持行政立法听证由行政立法机关自行决定。
2.听证的范围。听证的范围是要解决哪些行政立法需要通过听证程序制定。听证作为一种听取公民对行政立法草案意见的程序，相对于其他听取公民意见的程序而言，它比较正规，因此，凡是涉及到与公民合法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行政立法都应当举行听证会，听取公民对行政立法草案的意见。由于“重大影响”是一个模糊的法律概念，因此，解决此问题的方案有二：其一，通过立法列举重大影响的具体情形，不设兜底条款；其二，由行政立法机关自由裁量，但公民对行政立法机关的裁量解释可以提请司法救济。美国的办法是由国会通过具体法律决定行政制定规章是否要举行正式听证。这也是一种解决听证范围的方案之一。
对于这个问题，我个人倾向于不要将适用听证的行政立法范围确定得过大，否则可能影响行政效率，况且，没有纳入听证范围的行政立法，行政立法机关也可以采用其他方法、途径听取公民对行政立法草案的意见。从我国现行行政立法程序的规定也可以看出，听证作为一种听取公民对行政立法草案意见的程序，并不是一种首选的方式。[7]《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第22条规定：“行政法规送审稿直接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切身利益的，国务院法制机构可以举行听证会，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这一规定是将行政法规是否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切身利益”作为举行行政立法听证会的条件。应该说，它也属于行政立法与公民合法权益有“重大影响”的范围。
3.听证的具体步骤。凡是属于听证的行政立法草案，在正式公布之前应当举行听证会，听取公民对行政立法草案的意见。听证的具体步骤应当是：
（1）通知。在行政立法预告中，行政立法机关应当将行政立法听证的时间、地点、参与方式等向社会 公告。通知应当刊登在公民日常生活中最容易接触到的报纸上，必要时也可以通过电视、广播电台告示。为了给公民有充分的准备时间，至少应当在听证会举行前60天发出通知。
（2）确定听证代表。听证代表是指在听证会上进行专门发言的公民。听证代表可以由利益团体推举，也可以由公民自荐。行政立法机关可以根据听证会的具体情况确定听证代表。为了确保听证代表的广泛性，利益集团推举代表与自荐代表应当保持一定的比例。同时，听证代表也应当具有一定的参政议政能力，对所进行的行政立法内容有一定的了解，行政立法机关不能因害怕有人在听证会上提出反对意见而确定一些“听话代表”，[8]这样的听证会必然是流于形式。因此，在确定听证代表程序中，应当设置一些机制让行政立法机关无法“圈定”它所喜欢的听证代表，如在保证听证代表广泛性、代表性的基础上，通过随机抽签获定听证代表等。
听证代表应当在听证会举行前30天公布。行政立法机关应当将与听证有关的材料寄送给听证代表。被确定为听证代表的公民应当就行政立法草案的内容进行必须的调查、咨询，写出听证发言报告，准备好相关的材料。行政立法机关对听证代表需要的有关材料应当提供，除非听证代表所要的材料涉及到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3）听证会举行。听证会可以按下列程序进行：A.听证主持人宣布听证会开始，宣布听证的行政立法的名称、制定机关，宣布听证纪律和发言顺序等。B.行政立法制定机关代表就行政立法的法律依据、主要内容和理由发言。C.听证代表按议题的先后顺序发言，行政立法机关代表可以在每个听证代表发言后，对该听证代表的发言作出解释、回复。D.旁听人员经听证人同意，也可以在限定的时间内发言。E.听证主持人认为听证代表的发言没有新的观点，可以宣布听证会结束。
4.听证笔录。听证会由记录员制作成为笔录，并由听证主持人、听证代表和行政立法机关代表签字。听证笔录不是行政立法的唯一依据，行政立法机关可以在听证笔录之外寻找立法依据。行政立法机关对于听证代表的发言可以不予以采纳。但这并不是说行政立法机关在听证会后可以将听证笔录扔进废纸蒌，直径公布行政立法。如果真如此，这样的行政立法听证会不就是欺世欺民的把戏？。因此，法律应当规定行政立法机关如不采纳听证代表的发言，应当在行政立法草案说明中给出理由。[9]这种理由不仅可以释去公民对行政立法草案所存的疑虑，也可以增加公民对行政立法的认同感。
四、听取意见程序之二：座谈会、论证会
座谈会、论证会作为一种行政立法听取公民意见的程序，与听证会相比较之简单、随意。但是，它们也是一种重要的行政立法听取公民意见的方式。我国目前《立法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都将这两种方式作为听取公民对行政立法意见的方式之一。
1.座谈会。座谈会在我国是一种传统的政府听取民意的方式，在我们日常政治生活中被政府所广泛使用，即使是非政府组织也常常采用座谈会的形式了解民意，倾听民众的呼声，如妇联在“三八节”前召开妇女座谈会，听取妇女对妇联工作的意见和要求。由于座谈会形式是我国民众所广泛熟悉、认知的一种政府与公民交流形式，因此，采用座谈会形式听取公民对行政立法的意见可能是一种比听证会更加有效的行政立法程序。
其实，与我国座谈会形式相似的“会谈”程序在美国规章制定程序也是一种重要的听取公民意见的方式。在美国，会谈作为一种口头听取意见的程序，它有两形式：一种是由不确定的利害关系人非正式地会见机关官员，说明他们所希望的规章结果，并抨击他们所反对的立场。另一种是指以讨论规章为主题的有确定是时间和确定出席者的一种会议。这种会议由机关官员主持。负责这个规章的工作人员出席。他们可以相互提问与交谈。[10]这种灵活的听取意见的程序，既可以让行政立法机关听到了对行政立法草案的更多的不同意见，同时也不会过多地增加行政立法机关的经济负担（与听证会相比）。这种会谈式的规章制定听取意见方式在美国规章制定程序中被广泛使用。
通过座谈会听取公民对行政立法的意见，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由于座谈会如何召开的主动权完全掌握在行政立法机关手中，因此，在确定参加座谈会的人员之后，应将行政立法草案和相关的材料送至他们手中，并依据实情况确定召开座谈会的时间、地点。（2）在座谈会中，行政立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应对行政立法的内容作一简要介绍后，由参加座谈会的人员逐个发言。在这个过程中，行政立法机关除了对他们提到的问题作必要的解释外，不必与他们进就某一问题展开辩论。（3）座谈会由行政立法机关工作人中制成笔录，不必由座谈会参加人员签名，因为座谈会上参加人发言可以看成是行政立法机关与公民之间的就行政立法问题所作的一种思想沟通。这有助于公民认同行政立法，缓和行政立法在执行中与公民之间形成的张力。
2.论证会。论证会“即邀请有关专家对草案内容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科学性进行研究论证，作出评估。”[11]与座谈会不同的是，参加座谈会的人员与所讨论的行政立法草案之间具有较直接的利害关系。他们往往会从自己利益得失出发，对行政立法草案发表自己的看法，因此，他们的发表具有较强的主观性。而参加论证会的人员往往是某一方面的专家，与所讨论的行政立法草案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他们往往从专业知识角度对行政立法草案提出自己的观点，并随附相关的科学依据或者合法性依据，因此，他们的观点具有较强的客观性，也具有较强的说服力。行政立法机关对专家们的论证意见应当要予以高度重视。但是，专家们的观点往往具有较强的理想色彩，对法律条款的具体意见可能因脱离实际而欠缺可操性。这一点行政立法机关也应当有一个必要的认识：不要过度迷信专家的观点。从行政立法实践看，过度地依赖专家进行行政立法，结果往往是所制定的行政法规、规章脱离行政管理实际情况，欠缺可行性，
通过论证会听取专家们对行政立法草案的意见，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选择合适的专家参加论证会。每个专家都有自己的研究领域，一旦超出了自己的研究领域他也就与常人一样无知，即使是同一个学科中也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民法专家对行政法领域中的问题可能也是一个“法盲”。因此，确定参加论证会的人员必须是行政立法草案内容涉及到的领域中的专家，否则，论证会不可能达到预期目的。（2）正确对待专家的意见。论证会不能开成行政立法草案的“合法性”论证会，即专家只能对行政立法草案说“是”。行政立法机关应当鼓励专家提出反面意见，并正确地对待专家的反对意见。行政立法机关在行政立法程序中所处的地位实际上是既是“当事人”又是作出裁决的“法官”，如果听不到、听不进别人的反对意见，其最终制定的行政立法必然欠缺必要性、可行性和科学性。（3）专家应当保持必要的中立地位。专家观点的可信度往往与其是否保持中立地位成正比关系。专家以专业知识立身、传言，以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社服务。因此，在参加行政立法论证过程中，专家应当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对行政立法草案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科学性进行论证，不能为了几百块的论证费不顾专业知识一味顺从行政立法机关的需求，成为行政立法机关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的辩护士。如果专家不对行政立法草案所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应当提出的观点，那无疑助长行政立 法机关违法立法。
五、听取意见程序之三：信函、电子邮件等
利用现代通信手段听取公民对行政立法草案的意见是行政立法程序发展出的一种新的听取意见方式。我国《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第58条规定中的“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已经包含了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听取意见的方式。这种听取意见程序可以提高行政立法的效率，同时也便利于公民对行政立法草案发表意见。它作为公民参与行政立法的新渠道，在具备相关的条件下应当鼓励行政立法机关优先采用这种听取意见的方式。美国在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制定后，国会通过立法以及法院的判例创造了联邦《行政程序法》规定之外的规章制定机关听取公众意见的方式，从而弥补了联邦《行政程序法》规定的不足。从实践看这种听取对规章制定的意见的方式也是很有效的，因而在规章制定中被广泛使用。
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听取公民对行政立法草案的意见，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行政立法机关应当以适当的方式预告行政立法草案，以便公民可以便利地取得行政立法草案，如通过政府网站预告行政立法草案。为了使公民能够提出更具有针对性的意见，行政立法机关可以设立必要的咨询点，解答公民对行政立法草案认识上的疑惑。（2）对公民通过信函、电子邮件等方式提出的意见，行政立法机关应当给予简要的回复，尤其是不采纳的意见或者建议，应附具不采纳的理由。如果有数个公民提出相同的意见或者建议的，行政立法机关可以通过报纸刊登集中回复意见。
六、决定
行政立法草案在听取公民意见的基础上修改后，由行政立法机关负责人决定是否可以成为行政法规、规章。因行政机关系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故行政首长可以在听取其他行政机关组成人员意见的基础上作出最终决定。[12]
行政立法草案决定系行政立法的内部程序。这个程序涉及到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行政立法草案在由行政立法机关负责人作出最终决定之前，应当交付本机关组成人员审议。机关组成人员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也可以提出对行政立法草案的修改意见。（2）在机关组成人员对行政立法草案进行正式审议之前，先应由负责行政立法草案起草的部门就行政立法草案的内容作专门的说明。对行政立法草案的说明要全面，尤其是公民在听取意见程序中所提出的反对意见及其理由，不得作偏面的引导。（3）行政立法机关讨论行政立法草案是否可以允许公民旁听？美国根据行政会议公开法第2条的规定，除法定不能公开的行政会议外，合议制行政机关举行会议必须公开，允许公民观察。[13]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允许公民旁听行政机关讨论行政立法草案的会议时机尚未成熟。如果行政立法机关能够允许新闻媒介多作一些较深入的报道，尤其是行政立法涉及到争议较大的问题，就已经很不错了。实际上，适当地公开行政立法草案审议的内容，是有助于社会认同行政立法的。
行政立法草案决定虽然系行政立法内部程序，但是它也有与公民相关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行政立法机关如不采纳公民提出的意见或者建议，应当拟就必要的回复理由。一个讲理的政府是极其重视这个问题的。如果对公民热情地提出的意见或者建议-对于政府来说，能够听到公民的意见或者建议，那应该说是最大的喜事-置之不理，明确拒绝也道出可以经得起质疑的理由，那么政府的威信也就会失去社会民众的认可。政府本来是为了民众而存在的，因此回复民众的意见或者建议无论在制度上还是道义上，都不会有任何障碍的。正是基于这一点，我认为在行政立法程序中确立行政立法说明理由制度是相当重要的。 [14]
七、公布
公布系行政立法的最后一个程序。行政立法草案经行政立法机关负责人决定通过后，便成为行政法规、规章。“法律未经法定形式公布不能产生效力”已经成为一项法治原则。行政法规、规章如秘不示人，公民就无法了行政法规、规章的内容，也就不可能通过行政法规、规章主张权利，而行政机关如将事先未公开的行政法规、规章作为作出对公民不利决定的依据更是没有公正可言。15]因此，行政法规、规章的公布也是一个不容轻视的行政立法程序。
关于行政立法公布程序，其涉及的问题有：（1）行政立法公布刊物。行政立法机关的公报应为行政立法公布的法定刊物，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但是，由于行政立法机关公报的有一个出版周期，可能会导致公民不能及时了解行政法规、规章的内容，因此，我认为，公报公布的行政法规、规章应作为标准文本，行政立法机关应选择公民最能便利看到的、在全国或者本行政区域内发行的报纸公布行政法规、规章文本。（2）行政立法公布与生效。为了给公民一个了解、熟悉行政立法内容的时间，行政立法原则上应在公布之后经过若干时间生效。[16全国性的行政立法考虑到我国国土辽阔、资讯传递工具相对落后的实际情况，公布后的生效时间可以确定为120天，地方行政立法公布后的生效时间为30天。
-
* 章剑生，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苏州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1] 如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中只规定了“修改行政法规的程序，适用本条例的有关规定”，但对同样是行政立法的行政法规废止程序却没有提及。
[2] 于安：《美国行政规章制定程序初探》，载罗豪才、应松年主编：《行政程序法研究》（行政法学研究丛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页。
[3] 我国《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虽然没有规定“预告”程序，但它有的规定也体现了预告的精神，如该条例第19条第2款规定：“重要的行政法规送审稿，经报国务院同意，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23条规定：“规章送审稿直接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有关机关、组织或者公民对其有重大意见分歧，起草单位在起草过程中未向社会公布，也未举行听证会的，法制机构经本部门或者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向社会公布，也可以举行听证会。”
[4] 韩国《行政程序法》（1996）第38条规定：“行政机关召开公听会，应于公听会召开日之14日前将下列各款之事项通知当事人等，并采取刊登于官报、公报或日报等方法广泛周知。（1）题目。（2）日时及场所。（3）主要内容。（4）关于发言者之事项。（5）发言申请方法及申请期限。（6）其他必要事项。美国在规章制定中，实质性规定必须在其生效前不少于30天公布，以便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参见于安：《美国行政规章制定程序初探》，载罗豪才、应松年主编：《行政程序法研究》（行政法学研究丛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9页。
[5] 参见于安：《美国行政规章制定程序初探》，载罗豪才、应松年主编：《行政程序法研究》（行政法学研究丛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页。
[6] 评论一词在这里的定义并不是固定的。它一般是指公众或利害关系人对机关通告的建议规章向机关提交的信件、申请、短文、电报以及其他形式的书面的或口头意见。它是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非正式制定规章程序的基础和关健步骤，是公众参与制定规章的正式渠道。而混合程序是对评论程序的一种革新发展。它一般是指机关在评论过程中同时使用书面表达和正式程序的口头表达和抗辩 的公众参与方法。因为它将非正式程序和正式程序的公众表达意见的方式结合起来，所以称为混合程序。参见于安：《美国行政规章制定程序初探》，载罗豪才、应松年主编：《行政程序法研究》（行政法学研究丛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8—109页。
[7]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58条规定：“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
[8] 许多人对乔占祥没有入选今年铁路春运价格听证会代表感到遗憾，也有人发文指责国家计委的这种做法。中国消费者协会的解释是，乔占祥状告铁道部是票价上涨的行政程序不合法而不是票价，而且乔占祥的律师身份决定了乔不会受春运价格上涨的影响。这种解释我个人认为是站不住脚的，甚至是荒唐的。大概谁也不会否认，今天国家计委举行铁路春运价格听证会，与去年乔占祥状告铁道部的“涨价令”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因果联系。这一点国家计委有关负责人也曾公开首肯过。因此，我认为乔占祥因其有状告铁道部的经历符合《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第8条规定的听证代表应当具有“代表性”的条件。然而，谁能成为听证会的代表，根据这一条的规定是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聘请。也就是说，谁能成为价格听证会的代表，是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单方面决定的。乔占祥没有成为本次铁路春运价格听证会的代表，既有法律规定不明确的原因，也有政府方对乔占祥在听证会上可有做出“混淆视听”举动的担心。
[9] 遗憾的是，我国《行政处罚法》、《立法法》、《价格法》、《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都规定了听证会，但对听证笔录行政决定中的法律作用却是避而不谈，对行政机关不采纳听证当事人、听证代表意见是否需要说明理由也没有任何规定。从行政法原理上说，至少是出于对行政相对人的人格尊重，对不予采纳的听证意见也应给出理由。这样可以使社会公众通过行政机关给出的理由评价行政机关作出决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10] 参见于安：《美国行政规章制定程序初探》，载罗豪才、应松年主编：《行政程序法研究》（行政法学研究丛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2页。
[11] 乔晓阳主编：《立法法讲话》，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224页。
[12]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6条第2款规定：“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各部、委员会实行部长、主任负责制。”第105条第2款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实行省长、市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负责制。”关于对行政首长负责制的理解，在宪法学、政治学界是有不同看法的。主要的分歧是行政首长负责制的权限究竟有多大？如其他政府组成人员反对，行政首长是否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作出与他们相反的决定？我认为是可以的。我国现行的行政首长负责制已经质变为“大家作主，大家都不负责任”的状态，美其名为“集体领导，集体负责。”真正的行政首长负责制，如总理负责制是“指国务院总理对他主管的工作负全部责任，与负全部责任相联系的是他对自己主管的工作有完全决定权。”周叶中主编：《宪法》（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23页。
[13] 公民对行政会议的观察权，包括出席、旁听和观看的权利，不包括参加会议进行发言的权利。合议制行政机关应当尽可能提供更多的房间来容纳更多的公众，但它没有义务满足所有公众都参加的要求，只要有一部分公众参加，特别是新闻界参加，就已经符合公开的要求。参见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下），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5版。
[14] 关于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制度请参阅本书的第9题。
行政程序法范文第6篇
【关键词】行政程序；司法审查；规范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8-139-01
一、规范行政程序的意义及现状
行政程序不仅是维护公共权力意志的必要过程，更是规范行政人员与公民日常行为和维护官民关系的重要渠道。体制健全的行政程序，即可以达到保护公民权益的目的，同时还可以维护法律的施行，能够有效的增加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合法性。但是我国现在的现状却是经常性的忽略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强化对行政程序的司法审查已是势在必行。现实生活中，我国行政管理领域并不重视行政程序价值，行政程序缺乏独立的法律地位，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范围过窄而且行政立法不完善。
二、法定程序的界定
根据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查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对此我们称之为合法性审查原则。合法性审查原则是指人民法院在受理行政案件时，需对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否合法进行审理并作出公正的裁判的诉讼行为。
判断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是否合法的首要前提是能否准确把握法定程序的概念。行政程序可分为两部分，分别为一般行政程序和法定行政程序。一般程序具有适用范围广、较简易程序相对严格、复杂的特征。一般程序的内容，包括立案、调查、处理决定、制作处罚决定书、说明理由并告知权利、当事人陈述和申辩、送达处罚决定书。但大多的一般行政程序是在行政活动过程中由行政机关根据工作经验、习惯，自觉遵守的程序规则。这种程序规则虽被反复适用和遵循，不具有强制性。法定行政程序法具体规定了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的方式、过程、步骤以及时限，是调整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发生的关系的法律规范系统。行政程序法能够有效的控制公共权力滥用，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和民主自由。在司法审查中要把一般行政程序和法定行政程序进行区分，要把握好法定程序的范围。
三、一般行政程序厘定
一般行政程序，主要是指政府机关相关工作人员在长时间的工作环境当中自然形成并未大多数行政机关所接受和遵守的经验及习惯，因此其虽然在常规工作当中经常为人所使用，但是并不具备法律效应。
违反行政规章以及行政规章以下的规范制度都不属于违法法定程度。因为行政审判依据的是法律法规，而并不是是规章，规章在此过程当中的角色和作用更多的是参照，此时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就更加的不具备法律效应，甚至都不能够作为参照或者是依据，此时法定程序便只包括法律法规当中所规定的行政程序。
四、一般行政程序的价值
（一）行政程序可以有效的控制行政权
依法行政是通过行政程序规范权力的运行。一般行政程序既具有工具属性，又具有目的属性，二者是统一存在的。只有依靠程序公正，合法，才能控制行政权力滥用、减少和杜绝权力腐败现象。行政程序具有控权的独立价值，但它不是是一种孤立单一的控权制度，而是与实体控权相伴而行，与实体控权共维护着国家法制的运行。
（二）行政程序具有提高行政效率的作用
只有程序适用公正公平，不偏倚，透明度强，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才能让人信服，能够主动接受行政决定。在行政时高度公开，可以减少黑幕和、贪污枉法的产生。从而减少执法过程中的冲突，提高行政人员在执行任务过程中的工作效率。
（三）一般行政程序所具有的现实意义
行政程序法的稳定性、层次性和渊源性使得行政程序法具有公正、效率、秩序性。行政程序内在价值体现于具体的原则和制度之中，具有公开、公平、参与、及时性。行政程序的外在价值实现了实体的工具性价值，即行政程序有利于实体法的正确实施、行政程序可以有效地控制行政权、行政程序有利于提高和维护公民的法律地位、行政程序有利于提高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行政程序有利于权利的遏制和腐败现象的消除。
五、一般行政程序在司法审查过程中需要遵守的原则
行政程序法范文第7篇
关键词：行政听证；公正； 程序
一、国外行政听证制度
（一）听证主持人。1.听证主持人的选任。从各国的规定看，听证主持人的确定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美国的行政法官制；另一种是由行政机关的首长或指定的人员担任。后一种是各国普遍采用的做法。在美国，行政法官主持听证是正式听证的正常情况，但如果其它法律规定由其它人员主持听证的，由其它人员主持。在德国、日本，基本上是由行政机关的首长或指定的人员担任。但是，德国遵循明显的职能分离原则，规定由计划拟定人、听证机关和计划确定机关在程序中履行不同的职责，扮演不同的角色。比较两种情况，美国由行政法官专门从事听证，富有经验，又有独立于行政机关的一系列保障，更有利于公正的决定的作出。2.听证主持人的权力。日本的听证主持人除了组织听证的权力，还可在听证结束后向行政机关递交的报告书中写明其认为当事人的主张有无理由的意见。日本行政程序法第24条第3项规定：“主持人于听证结束后，应尽快做成报告书，载明当事人对于利益处分的事实根据的主张，主持人认为有无理由的意见。”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6条第3款第8项规定，行政法官有“作出初步性决定或建议性决定”的权力，初步性决定和建议性决定在规定的时间内，如无人向该行政机关提出申诉，该行政机关也没有主动复议，即成为该行政机关的决定。建议性决定供行政机关作出决定时参考，但大多数情况下，行政机关非常看重该建议。
（二）听证适用的范围。美国的听证制度不仅广泛适用于政府行政的各种决策过程，而且也适用于国会的许多立法决策过程。80年代后期，美国政法学界人士纷纷主张应该扩大听证的范围。例如，美国法学协会第二号决议案便建议扩大法规制定时行政参与的机会，而缩小免除听证的范围，即便是通常被视为不能听证的国防、外交决策也应严格限制在确属机密事项的范围之内；美国行政会议建议案第69-8号也主张扩大听证的范围。日本的听证制度广泛适用于政府的各类决策领域，大到国会委员会审查案，小到行政机关制定命令，均可适用听证程序。德国听证制度先就听证程序作出一般性规定，然后就确定规划事项作出细致听证程序规定，所以其适用范围受到限制，这与德国法律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不无关系。
（三）听证程序形式。美国的听证分为非正式听证、审判型听证和混合听证。德国的听证分为正式听证和非正式听证两种。日本听证分为法定听证和任意听证，而且在日本行政决策过程中的听取意见的程序，除了听证外，还包括申请程序中公听会和不利处分中的辩明程序。美国在选择是否适用正式听证程序时，主要考虑三个因素：（1）受行政行为影响的私人利益；（2）由于行政机关所使用的程序，这些利益可能有被错误剥夺的危险，以及采取增加或代替程序保障可能得到的任何收益；（3）包括相关的行政作用在内的政府利益，以及增加的或代替的程序要求可能带来的财政的和行政的负担。除此之外，在确保程序公正的同时，灵活适用听证形式，提高听证效率。在选择听证程序形式时，德国注重实际效率，以实行非正式程序为主导，正式程序为例外的原则为指导。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10条规定：“如果法律对程序形式没有特别规定，行政程序不受确定形式的拘束，行政程序应该简单，合乎目的并迅速地进行。”日本采用的做法与德国相似。
二、借鉴国外经验，完善我国行政听证制度
在我国当前有关法律对听证主持人的规定中，主要采用以行政机关首长或指定的人员来担任主持人。比如在《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中，规定听证主持人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有关负责人担任；《行政处罚法》规定听证由行政机关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主持。我国相关法律也注意到了对听证主持人的独立性的保障问题，如《行政处罚法》第42 条第1款第4项规定：“听证由行政机关指定的非本案调查人员主持；当事人认为主持人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有权申请回避。”这项规定为我国行政处罚听证创设了职能分离制度和回避制度。但仅仅是原则性规定，难以真正有效保障行政处罚听证主持人的独立性。因此，这种主持人的选择必须实现一定程度的制度创新。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行政法官制度，通过考试考核选拔听证主持人，逐步建立一支高素质、高水平、具有独立地位的行政听证官队伍，同时明确行政听证主持人的职权。对于一些重大决策，听证会应设立以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各专门委员会为核心的听证委员会作为保证其顺利进行的重要机构。我国对行政听证适用范围的规定过于单一、缺乏弹性，不能适应保障公民权益和各市场主体权益的需要。如我国的《行政处罚法》规定，只有“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适用听证程序，而对公民影响更大的譬如刑事和行政拘留等，则不在听证之列。我国《价格法》要求各地和中央政府公布政府定价的价格目录，只有在价格目录之内的定价和调价，才必须举行价格听证；而实际上，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原来属于国家定价的项目，可能已经不需要国家定价，因而不需要搞价格听证，如民航价格听证；而原来不需要举行价格听证的项目，则随着形势的发展需要举行价格听证，如有线电视收费、自来水价格、公园门票调价等。因此，随着民主法治的进步、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听证制度的适用范围也应该逐步扩大，与社会上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相联系，并真正做到把理论性、制度性的东西运用到实际操作中去。从我国各地举行的行政听证来看，由于没有可供操作的具体细则，各地听证会的举行没有比较规范、标准的程序，都是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进行，这既影响听证的效率，也影响听证的效果。制定普遍适用的听证规则是急需改进的一个方面，因为缺乏共通的听证规则意味着听证会作为公民直接参与行政决策的一种途径难以做到制度化，没有这样的规则，公民就不会认识到行政听证是自己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依法参与听证、表达意见的权利就会变成被邀请参与听证、反映看法的“特惠”。目前，全国已有一些省市制定了听证规则，但缺乏全国统一的具备法典效力的实施细则，因此，我们应早日制定行政听证程序的统一规则。
参考文献：
[1]应松年.《行政程序立法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2]应松年.《比较行政程序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3]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
[4] [日]南博方：《日本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5][德]奥托·迈耶著，刘飞译.《德国行政法》，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6]罗显成，完善我国行政听证程序的构想[J]，行政与法，2005年第2期.
行政程序法范文第8篇
关键词：行政参与；行政程序；听证；民主行政
行政权在国家和社会的运作管理方面起到极大的作用。但是，为防止行政权力滥用，必须对其做出相应限制，作为行政程序法中重要原则之一的行政参与原则，在此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保障了人权，正如行政法学家宋功德指出："行政过程中行政相对方参与的程度，或者说与行政主体进行正面较量的机会，其意义并不限于实体意义，它体现了行政主体对于行政相对方人格的尊重以及行政过程中对于程序的推崇。"①
一、行政参与原则的内涵
（一）行政参与的概念
行政参与，是指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行为过程中，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应当尽可能为行政相对人提供参与行政行为的各种条件和机会，从而确保行政相对人实现行政程序权益，同时也可以使行政行为更加符合社会公共利益。②
学者们常常认为行政程序法的参与原则是指有效参与，即受行政权力运作结果影响的人有权参与行政权力的运作，并对行政决定的形成发挥有效作用；③此外，行政参与以行政相对人的自主参与为前提，并且行政参与不是无限制的，因为行政决定的影响面比较广泛，如不加限制必定会造成行政决定的混乱，因此必须加以限制。
（二）行政参与原则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条第2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与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第2条第3款规定："人民依据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除此之外，我国《立法法》、《价格法》等法律也都作了相关规定，为行政参与原则提供了宪法和法律依据。
二、行政参与原则的内容
（一）听证权
行政听证制度是指行政机关在作出影响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决定之前，由行政机关告知决定理由和听证权利，行政相对人陈述意见、提供证据以及行政机关听取意见、接纳证据并作出相应决定等程序所构成的一种法律制度。④听证制度体现行政公平和平等，行政相对人充分行使了参与的权利，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行政决定过程。听证制度不仅使行政相对人发表自身意见，约束行政权力滥用，而且缓和了与行政机关的利益冲突。
（二）通知权
通知权要求行政机关将行政程序的运行方式、时间等一系列与行政相关人切身利益相关的环节等及时让行政相对人知晓。通知权是行政相对人参与原则实现的前提，使行政相对人更有效率地进行行政参与。
（三）陈述权
陈述权是指行政相对人对于其经历的整个行政案件的事实过程有陈述的权利。作为行政案件的亲身经历人，行政相对人的陈述权有利于整个案件事实的查明和正确处理，更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行政相对人的陈述作为证据的来源，有利于处理行政案件的效率性。另外，陈述权的行使必须在行政程序过程中。
（四）抗辩权
当行政相对人面临行政机关对其实施的不利行政行为时，便可根据事件的真实情况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诉和反驳，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抗辩权以通知权为前提，陈述权为补充。抗辩权使行政过程更加民主、公正，正如英国大法官丹宁勋爵曾说："这些在人类活动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具有垄断地位并可剥夺他人生计的机构，必须遵守正义的基本规则。它们不得不经审讯，不给他人以辩护机会就惩罚他人。任何与此原则相背的合同或做法都是无效的。"⑤
（五）申请权
行政相对人请求行政主体实施行政程序的权利，即申请权。行政程序中的申请权主要包含以下权利：听证申请权、回避申请权、卷宗阅览申请权、复议申请权。⑥申请权是行政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作为主体资格的重要体现，根据申请权，行政相对人可以更好的约束行政权力的恣意行事。
三、我国行政参与原则实施的现状及相应建议
（一）我国行政参与原则实施的现状
关于行政参与原则，我国法律只以原则的形式规定，缺乏具体可行的操作措施；此外，行政参与原则的实施存在机制不完善、行政参与原则实现过程缺乏效率、耗费资源；听证、抗辩等制度缺乏相关的参与保障机制，造成行政决定专断不合理的后果；一些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参与意识薄弱等，这些都对参与原则的实行造成阻碍。
（二）促进行政参与原则实现的相应建议
从立法方面对于行政参与原则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严格明确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对此我国应当尽快出台《行政程序法》，使行政参与的各项内容及时准确地确立，为其提供具体的法律指引；行政参与的各项具体制度运行的机制，除了充分合理地利用现有资源，节约程序运行成本外，法律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许可其根据地方情况制定相关程序运行法规，增强可操作性，另外从执法角度来看，行政机关也应当从其各方面义务的履行中，切实尊重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对于违反行政参与的行为作出严厉惩罚，更应当动用司法保障这样才能约束行政权力；对于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的行政参与意识，除了通过各方面的宣传手段，也可以通过经济刺激、法律援助等手段来提高。
行政参与原则使行政决定更加合理、有效、公正的实施，也使公众对其可接受性进一步提高，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注释：
①宋功德。寻找均衡--行政过程中的博弈分析[J].中外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
②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376。
③王万华。行政程序法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186。
④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385。
⑤威廉・韦德。行政法[M].徐炳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137。
⑥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378。
参考文献：
[1]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2]王万华.行政程序法研究[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
[3]章剑生.行政程序法学原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4]应松年.行政程序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5]杨海坤、黄学贤.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化--从比较法的角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行政程序法范文第9篇
一般认为，英美法系主要关注行政程序，而大陆法系则较为关注行政组织与行政行为，这是两大法系的主要区别。正当程序主要来源于英国自然公正的原则，其主要包含了两方面内容，其一，为了避免出现偏私，任何人都不能在与自己有关的案件中担任法官;其二，任何人都可以享有在自己可能受到权力不利影响时为自己辩护的权利。自然公正原则最初只适用于司法或准司法程序，后扩大至行政权。1791年，美国将正当程序上升至宪法原则，正式写入《美国宪法》，后来美国法院为了确保国家立法、司法和行政行为的公平合理性，又将其解释为实体性正当程序与程序性正当程序。行政法是与国家活动和政府行为联系最为直接和密切的部门法，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两大资本主义法系。通常情况下人们会认为正当程序原则的来源于英美国家，但是正当程序观念在大陆法系中的诞生最早可追溯至罗马法时期，在罗马共和国时期，为了保护公民的权益就已经存在了“向公民申诉制度”，这种向民众申诉的制度是对公民权利的基本保障。通过对执法官权力的限制确保其不能随意判处市民死刑，这一制度的确立和产生表明了当时的罗马市民已经有权要求获得公开审判，并可以在审判中提出自己的意见。相关学者指出，民众申诉制度的确立已经构成了罗马法刑事诉讼制度的必要组成部分，可以起到维护公民权利的作用。然而，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法来源于资产阶级革命，而并非溯源于罗马法。欧洲大陆上的国家普遍都认为法的唯一来源是国家，其传统行政法学主要是在法律实证主义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公共利益较之私人利益而言处于更重要地位。在这种法律行政体系之中，行政机关是权衡公共利益和维护公共权益的唯一主体，私人介入被认为会损害公共利益，影响行政效率，因而这种行政行为的方式主要是单方行为，对公民权益的保护完全赋予随后的司法审查。此外，在典型的自由主义时期，行政与社会严重脱离，私人利益被排除在行政机关的考虑范围之内。处于发展中的全球行政法正塑造着全球治理的新模式，知识产权、服务贸易及法律实施等领域的全球化是全球行政法出现的基础和前提，正当行政程序在全球行政法中担任着决策和规制程序的重要作用，有利于充分保障决策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二、影响正当行政程序与行政法全球趋同的因素
随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各国行政法中所包含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都发生了极大改变，而且不同国家之间的行政法相互模仿、相互借鉴、相互影响，最终使得行政法的发展呈现出全球趋同的趋势。比如，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中都存在一些类似的制度规定，一些国家都设立独立或者半独立的管制机构;实行地方自治或者区域自治;其中正当行政程序是其中的一个重要体现，其作为行政行为的基本原则在国家宪法中被明确规定。首先，正当行政程序在大陆法系国家中的快速发展受代议制民主危机和参与式民主的影响。在代议制民主下，往往不能选举出真正能代表选民利益的代表，因此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人们对代议制民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通过代议制民主产生的选民代表一般由少数政治精英统治，并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支配，使得社会公民难以与国家机关进行有效沟通，不能满足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需要。随着社会利益多元化格局的出现，政府与市民社会间的界限开始模糊，立法者想要以唯一的方式来界定公共利益优先的意愿显然已不可能达成，因而参议制民主形式开始出现。政府不再单独作出决策，而是与社会和公民共同协商，从而使得决策更加科学化和民主化。在这一社会背景影响下，正当行政程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借鉴。其次，在大陆法系国家中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正当程序与法治国理念的密切联系，进而加强了正当程序在国家宪法中的地位。法治国的基础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能够得到基本的保障和尊重，如果国家要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就必须有实定法的规定，尤其应该有明确的宪法规定，而行政程序可以保证这种限制不被超越。在法治国中，决定程序必须经由程序原则而法治化，具体包括程序公开化、法定听证权的保障以及平等原则。随着近代人权保护理念的深入人心，各国也显得后加大的对人权的保护力度，比如在德国、法国以及意大利的国家宪法中都有对人权保护的明确规定。法治国理念的发展与人权保护密切相关，不少国家纷纷将人权列入司法保护的范围，作为人权保障的正当程序也被当作基本原则列入国家宪法体系之中。
三、正当行政程序与全球行政法的逐步形成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全球化已经成为势不可挡的必然趋势。在这种趋势下，法律全球化也逐渐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20世纪末，美国著名学者斯图尔德提出了全球行政法的概念，与传统行政法存在很大差别，而且由于其主体的多元性，使得全球行政法的确立没有统一的宪法基础，进而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在当今世界范围内正当行政程序是体现全球行政法形成的重要方面。首先，正当行政程序是约束国家遵守全球性规则的工具，由于正当行政程序是同样适用于国家与私人的全球行政规制规则，保护私人的权利和自由以及约束行政权力两方面是行政法的实质所在。全球行政规制规则对私人的保护也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干预国内公权力制定规则，二是对制定全球行政规则的超国家规制机构进行约束，这两个方面都集中体现了正当行政权力的重要作用，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虽然很多国家的内部行政规则在法律效力上仅仅局限在一个国家内部，但是，其实际影响范围已经超过了国家范围，尤其是在经济领域，很多人会因为不同国家质检行政规制的不同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其次，正当行政程序是处于形成状态的全球行政法出现的主要原则。截止到目前为止，全球行政法的概念还仅仅只是处于描述性阶段。全球行政法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主要内容是正当行政程序的应用和发展，该程序的应用有利于全球规制机构合法性的有效加强。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国际方面对全球行政法本身的理解和认识还存在诸多不完善和不成熟的地方，构建一个统一完整的法律体系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但也正是如此，才更加体现了正当行政程序的重要性。
四、结语
综上所述，现阶段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在行政法方面逐渐表现出来趋同的发展趋势，而且就目前已经初步形成的全球性行政法来看，正当行政程序在其中扮演着尤为重要的角色，成为构成行政法全球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此，各国应该正确认识行政法的全球化，并实施有效措施来应对这种发展趋势。
行政程序法范文第10篇
关键词：程序性 缺陷 原因
《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自它颁布实施以来国内外好评如潮，但因其是我国首部地方性行政程序法规，其存在的缺陷与不足是无法避免的，笔者拟从程序性角度对《规定》存在的缺陷进行分析，以期我国在行政程序立法工作中尽量避免类似问题的出现。
1 《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的程序性缺陷
法律程序的“程序性”是湖南师范大学黄捷教授在他的一篇文章《论审判行为的程序性和科学性》中提出的概念，是指法律程序的程序性强弱和多少的问题。[1]笔者比较赞同黄教授的观点，本文首先从程序性的密度和韧度两个角度来分析其缺陷。
1.1 从程序性的密度角度考量
程序性密度是指开展特定社会活动获得公正与效益目标所需的程序规则与实际存在的程序规则数目之间的比值。[2]《规定》在内容上表现为程序实际需求的数量和实际存在的比值不合理。《规定》的程序性缺陷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1.1 行政立法听证程序缺位
《规定》中提到了两种行政行为必须举行听证，即行政决策听证和行政执法听证，但行政立法是否需要吸纳公众的意见，如果需要那要不要举行行政立法听证，该《规定》对此并无提及。立法公正是法律正义实现的前提和基础，而行政立法听证制度正是一种用以实现实质正义的公正的程序措施。行政立法活动如果欠缺听证程序，不吸纳公众意见则容易导致行政立法机关在行政立法活动中无所顾忌。许多国家都制定了行政立法听证制度。如德国《行政程序法》第28条“对当事人之听证”确立了听证一般原则，并且规定了行政立法听证的适用范围等。美国1946年通过的《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3条对于行政立法听证的适用范围和方式做了明确的规定。从程序性的密度角度来进行分析，这里实际需要的听证程序应包括行政决策听证、行政执法听证和行政立法听证，但《规定》实际只提出了决策听证和执法听证，实际需要的程序明显少于实际存在的程序，程序性的不足可见一斑。
1.1.2 重复性规定多，突破性规定少
石柏林等人在分析、研究《规定》时指出其与其它行政立法条例存在诸多重复性的地方，如规定中“关于限时办结制度中的期限规定，是将《行政许可法》的第42、43条整合而来。第65条关于行政机关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所作的分别处理，与《行政许可法》第32条的规定几乎是重复的”，[3]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下位法法律效力必须服从于上位法，在此情况下，《规定》必须遵守上位法已经作出的规定，故很难突破上位法的规定制定新的条规，从密度角度来考量则是实际存在的程序数量多于其内在需求，所以也存在着程序性的不足。
1.1.3 行政行为欠缺经济保障
行政立法通常以维护民主、公平，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或规范政府的行政行为以达到高效率的实现为其基本诉求，因此，经济因素在行政法律制度设计中，往往很容易被忽略。但政府机关因经费的不足而导致的相互推诿、办事拖拉等问题普遍存在，如果将经济因素考量纳入立法框架往往能够“填补制度操作中的一些漏洞”，[4]有利于行政程序制度实施。然而《规定》并没有吸取先进的经验将经济因素纳入设计中，而经济因素方面的程序保障之缺位也是其存在的程序性缺陷之一。
1.2 从程序性的韧度角度来考量
韧度问题实质即质量问题，指的是程序自身的“合理”度和整体对外关系。从《规定》自身的合理度和整体对外关系出发研究，会发现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导致其整体质量不高，有待提升。
1.2.1 内容规定略显粗糙，操作性差
《规定》在立法的过程中力求解决地方行政中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其可操作性较之其他行政法规已经有所改观，但有些规定仍然显得粗糙。《规定》提出，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应当履行告知义务，对行政执法的告知应采用书面形式。但这种告知需不需要在指定的时间内送达行政相对人本人，如果没有在规定的时间送达其行政执法是否有效，《规定》并未提及。凤凰山庄状告长沙市市政府一案即因为执法程序中对告知权的书面传达未按照规定时间送到，其效力问题发生歧义，最终导致长沙市市政府败诉。如果在《规定》中对逾期未送达，执法行为仍有效或无效作出明确的规定，即可规范政府的行政执法，保障此案例中的相对人的权益。再如《规定》对听证主持人任职资格的规定。众所周知，听证会主持人对行政听证程序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对行政听证主持人资格国外予以了严格的规定，有的国家甚至规定主持人必须为“相应的行政长官”。 [5]而《规定》第一百三十一条并没有明确规定听证主持人的任职资格。笔者认为听证主持人除了应具有相应的法律知识和专业知识并经过统一组织培训外，听证主持人还应具备一定的主持艺术及技巧，并且听证主持人应当是非行政主体中非参与案件调查取证的人员或单位，听证主持人应介于行政和司法之间，其地位应具备一定的独立性。但《规定》中并未对听证主持人的任职资格有详尽的规定。这些方面的欠缺也是该《规定》程序性韧度不够的体现。
1.2.2 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和纠错机制缺位
《规定》中对重大行政决策规定了调查研究、专家论证、公众参与、合法性审查和集体研究等五个必经程序，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所作出的行政决策涉及的范围和金额越来越大，在片面追求政绩的过程中不排除决策者出现盲目决策和草率决策的行为，决策者最初的出发点可能是好的，但有时也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负面效果，当然其中也有可能存在决策腐败。往往一些投资几个亿的工程半途而废，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极度浪费；还有可能因决策失误导致各种事故灾难，造成人员伤亡、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决策失误造成的后果相当严重。行政决策风险评估机制即是对重大行政决策行为进行事前监督，将决策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并且失误一旦造成后怎样来化解该种行为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和挽回社会影响，同样需要建立重大行政决策纠错机制来规避风险，但《规定》对此并无提及。所以从程序性韧度角度来考量，重大行政决策程序也明显存在着程序性的不足。
1.2.3 行政程序监督欠缺司法保障
《规定》在具体条文中极少运用“司法”二字，体现不了司法审查保障。仅有的两处也不能体现其与司法程序、行政程序之间相互制约、相互衔接的实质关系，只是蜻蜓点水式的提到需要接受司法监督，但如何监督，怎样监督并没有实质性的程序和相关的办法措施规定。这主要是受到了上位法的限制。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地方政府规章无权扩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只有法律和法规才能扩大。”[6]所以《规定》只能回避司法审查制度，这次地方性立法也使行政监督欠缺司法保障成为了其最大的遗憾。欠缺司法的强制性保障，无论是《规定》中规定的行政公开，还是公众参与或与此相关的新型行政程序规则体系，行政系统内部的传统因素都能使其被消灭于无形。中国目前行政责任追究制度也不够完善，当行政主体在执法过程中违反法定程序时，由于欠缺行政体系之外的司法权的介入，行政内部的问责也只是流于形式，责任追究效用也很难发挥作用。仅这点而言，《规定》的质量有待提高。
2 《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的程序性缺陷原因分析
《规定》对我国的程序法治建设和行政法学研究都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因此，研究其程序性缺陷存在的原因是十分必要的。笔者拟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2.1 缺少程序法治意识
受传统专制集权思想的影响，人们对行政行为的内容、结果较重视，对造成这个结果的“过程”（即程序）是否合理合法并不在意。传统的行政程序不具有制约政府行政行为、保障行政相对人权益的功能，因此，行政机关在执行公务过程中若违反了程序，在程序救济权没有确立的情况下，受害者一方面欠缺程序法治的意识，逆来顺受；另一方面因无法可依没法追究行政机关的违法责任，只能忍气吞声。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行政程序法规的行为一方面没有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另一方面更没有形成法律追究责任的强大社会压力和司法监督以及惩戒机制，由此阻碍了我国行政管理活动的发展。在此种因素的影响下，湖南省在制定《规定》的过程中势必考虑欠缺周全，导致本该制定出的相关程序却没有制定出来，或者有关程序制定出来了，但内容不够具体全面（如听证制度），导致《规定》存在程序性密度的缺陷。
2.2 缺少上位法的支持
《规定》作为我国首部行政程序性规范，其效力范围有限，仅仅针对湖南省一般行政行为。对其它的特殊行政行为、特殊程序、抽象行政行为等行为方面缺少制度建设和规范。一部完善的全国统一性的行政程序法对地方各地的程序性操作能提供更加规范的监督指导作用。目前由于缺少上位法的支持和监督、指导，造成其在执行过程中“无法可依”、“无章可循”，也不能更好的克服自身的不足和缺陷，造成即使是有问题也没有具体的解决办法。当《规定》与其它法律法规存在冲突和矛盾时，只能选择回避，无法对行政行为进行规范和监督。西方国家制定行政程序法时会针对程序性问题制定明细操作手册，对具体程序问题提供支持和监督。而《规定》因缺乏上位法的支持导致其制定过程中要么程序性规定缺乏，要么重复啰嗦。
2.3 缺少配套保障制度
《规定》作为一部行政程序规定，旨在规范政府行政行为，完善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作为我国法律体制中的一部分，与其他法律、法规相辅相成，共同为“法治”社会服务。但是《规定》因系我国行政程序法规的首创，没有其他相配套的制度机制辅助和支持。如《规定》中对行政行为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的程序性问题，没有配套的分类管理细则，导致《规定》实际中缺少操作性。又如《规定》中对政府文件管理提出要求，但是没有指定配套的具体的管理办法，这势必导致程序执行和操作与设计目标有差距。再者《规定》要求政府信息公开化，但是没有一个相配套的信息公开的办法或规定。由于缺少相配套的机制或制度建设，《规定》的程序性质量并不高，导致其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可操作性降低。
参考文献：
[1]黄捷.《论审判行为的程序性和科学化》[J].政法论丛，2010.
[2]黄捷，刘晓广，杨立云等著.《法律程序关系论》[M].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8-21.
[3]石柏林，吴杰勇.试析《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
[4][美]欧内斯特.盖尔霍恩.行政法和行政程序概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