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政制度范文

时间:2023-03-16 18:58:48

宪政制度

宪政制度范文第1篇

关键词:制度;政治文化;中国;日本

中图分类号:K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3-0196-02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打响,中国遭受西方近代文明强烈冲击,但经过70年后才颁布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而同期遭受西方挑战的日本,早已在1889年制定《明治宪法》,成为亚洲历史上第一个实行制度的国家。为什么日本不仅比中国近乎早20年就能制定并施行近代宪法,而且之后更打败中国和俄国,成为亚洲经济、军事力量强大的近代化国家?从制度与文化的互动关系来看,这与国情相关。在某一特定时期,制度与文化的互动变革孰先孰后,完全取决于特定国情和改革者智慧。

一、制度与政治文化的互动关系

“制度就是一系列权威机构制定的规则、程序和道德伦理的行为规范。”一个社会可能具备两套“制度”:纸上的制度和实际操作中的制度。制度,对于中国、日本或是亚洲其他国家来说都不是土生土长的产物,而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制度包含那些尚未完全获得实施的宪法制度,制度一般指基本政治制度,而非具体政策。“在社会发展与变迁过程中,制度与文化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之中。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更经常发生的是新思想首先引发制度变化,而未必能动摇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新制度和旧文化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最后结果或者是新制度成功地颠覆旧文化,或者是旧文化新制度或至少迫使其在实施过程中带上固有的文化含义。”政治文化与制度并不是简单的“自变量――因变量”关系,而是存在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复杂联系。没有文化的支持,制度无法建立,而没有制度的实践,也不可能完成文化的更新与变迁。从制度与文化的互动关系来看,制度和文化变革必须齐头并进,而在某个特定阶段,制度与文化的互动变革孰先孰后,完全取决于特定国情和改革者智慧。

二、中日国情比较

在19世纪接受西方挑战之前,中日两国均为传统君主专制政体。自唐朝以后,日本全盘引进中国权威式家长制政治文化,将“权威”与“恭顺”作为支配社会秩序的基本原理。但是,中国实行绝对君主制,皇帝拥有绝对实权,而日本天皇只是有名无实的傀儡元首,只起到统合大和民族的精神权威作用。在日本传统政治文化结构里,除天皇文化与权威家长制之外,武士掌握权力的政治制度使得崇尚武力的武士道成为维系日本民族的重要精神支柱之一。中日两国接受西方文明挑战的具体情况差异甚大:

1.接受西方文明冲击的时间。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因排斥和抵抗的态度而饱受西方国家欺凌,中国这种“示范性”作用加上西方列强的猛烈冲击使日本在总体上表现得顺从一些。

2.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日本的资本主义萌芽已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势力,而“中国仍然停留在封建社会的漫长跋涉中,弱小的资本主义萌芽虽然早已出现,但在封建主义种种压制下还无法迅速成长并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中国外受西方列强、内受封建顽固势力的严重阻挠。

3.能否建立稳定的新政权。在中国,西方列强的入侵加剧清政府在国民心中合法性的丧失,传统政治权威的瓦解使中国陷入军阀混战局面,国家政权频繁更替;而日本在经历了革命性的明治维新变革之后,由下层武士高举天皇精神权威建立明治新政权,一系列旨在打破封建旧秩序的变革不仅巩固新生政权,为立宪提供稳固的政权依托,而且也为引进立宪观念作好文化基础。

4.面对西方文明的态度。一开始,中日两国均对西方强大科学与军事力量持敌视和恐惧态度。但西方科学不可阻挡的优越性以及日本民族移植文化的历史背景让其充分发挥文化自我革新能力,从而做好立宪心理准备,孕育文化萌芽;而中国天朝大国的妄自尊大传统观念使其固守“夷狄”文化次等的态度,光辉灿烂的古代中国文化在近代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包袱,“天朝上国、天下第一”的虚骄心理使其坚持消极被动的态度藐视西方先进文明。

5.有否大众参与。中国宪法制度一直不能获得实施的重要原因是宪法制度缺乏文化的支持,而大众参与的缺失则构成中国预备立宪和尝试立宪失败的必然原因;而日本民间意识的萌醒使广大民众的推动力强有效地促进立宪文化的兴起。19世纪遭受西方文明强烈冲击的日本社会已孕育立宪文化,很快选择立宪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并为制定明治宪法作好各方面准备,而中国的时代背景使立宪观念的形成经历极其缓慢的道路,选择立宪暂时难以实现。

三、制度与政治文化的互动过程

制度的建立需要政治文化的支持,而制度的实践可以促成政治文化的变革。制度与文化这种复杂多变的互动关系,可以从日本明治宪法的制定过程得到充分体现。明治新政权时代的特定国情促使日本产生立宪文化,欣然接受制定宪法的决定,这表明在特定阶段里新生的政治文化能促使新制度产生。而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政治文化两种基本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却使明治宪法的设计、建构过程充满矛盾,使其成为一个政治畸形儿。家长权威制、中央集权等日本传统政治文化因素使明治宪法呈现妥协性与不彻底性的特点。“明治宪法把近代立宪主义嫁接在源自古代世界的神政、家长式观念上,是束缚议会权力的伪装立宪主义。”在制定明治宪法过程中,日本传统政治文化并不都只起到消极阻碍作用,作为统合大和民族的象征――天皇文化取代近代立宪制国家中宪法本应有的权威性地位,统合朝野和民间各种力量,为明治政府选择模本提供终极依据并为制度在亚洲国家的生存发展发挥最终决定性作用。反观19世纪的中国,因为政权真空、军阀混战、封建观念等政治时代背景使中国社会民不聊生,这时需要一方势力唤起国民的政治参与意识来共同统合中国,但历史给予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既然旧的政治文化没有发生变革,那么新的制度就不可能产生,更别谈文化了。因此,在19世纪这一特定时期,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扼杀了近代制度的产生,这必然导致后来中日立宪进程的巨大差距。

19世纪中日立宪进程的差距说明,制度与文化并非简单的“决定论”关系,制度建立需要文化支持,而制度实践可以促成文化变革。“制度只有获得社会不同利益集团的普遍支持和承认才能获得有效实施,而是否能获得支持和承认取决于制度和文化是否相适应。”从制度与文化的互动关系来看,制度和文化变革必须齐头并进,而在某个特定阶段,制度与文化的互动变革孰先孰后,完全取决于特定国情。就日本来说,新旧政治文化的冲突促成制度的产生但同时使其具备妥协性与不彻底性的特征,而当时的中国因为传统政治文化没有发生变革,所以不可能产生近代制度,新文化更无从谈起。

参考文献:

[1]魏晓阳.制度突破与文化变迁――透视日本的百年历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董以山.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之比较[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1).

宪政制度范文第2篇

一、中国社会需要什么样的制度

在中国研究宪法和制度,首先涉及到中国需要建设什么样的的问题。“宪法”和“”对于中国而言无疑是舶来品,包括概念和其中所蕴涵的理念都是如此。西方的宪法和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是否存在西方所说的宪法理念的社会基础?在谈到宪法和时,言必谈西方,或者言必谈西方的标准,是否合适?我认为,中国具有自己特定的历史和特定的文化,我们必须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从宪法和的根本目的出发,设计适用中国的宪法和制度,并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宪法和其根本目的无非是保障人权的,应当根据中国的国情积极完善适应中国国情需要的宪法和制度,以在中国背景下,达到保障人权的根本目的。

《法国人权宣言》说,在权力没有分立和人权没有保障的社会就没有宪法。我国并不实行权力分立制度,如果按照《法国人权宣言》所确定的关于宪法的第一个标准,我国即不存在宪法。权力分立制度建立的基本前提是对国家权力的极度不信任,包括对作为民选的议会的不信任,而在我国,这些西方的理念并不存在。在我国,社会成员对国家权力所抱有的基本态度是:既需要对国家权力进行监督和控制,又需要充分保障国家权力的有效行使,以使其能够通过运行达到保障基本人权的效果。中国当然需要借鉴西方作为人类共同文明结晶的理念和精华,但不可能照搬照抄西方的宪法和制度。实际上,即使是西方国家也不存在完全相同的宪法和制度,各国都在寻找符合自己国家国情的宪法和制度,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等都是如此。

二、关注我国《宪法》的解释问题

宪法属于规范范畴,它需要与社会实际保持一致,才能起到调整和规范社会关系的作用和基本功能。如何使宪法规范与中国的社会实际保持一致?其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以往我们比较多地注意到宪法修改这种方式。我国社会处于急剧变革的时期,《宪法》与社会实际之间出现不一致的现象必然会发生,因此,宪法修改的频率较之其他国家要快,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宪法修改是使宪法规范与社会实际保持一致的最后的也是最迫不得已的方法。

宪法修改的确有其优点,如经过修改之后的宪法规范与社会实际的一致性比较明确。但宪法修改所造成的社会代价也是有目共睹的。宪法修改的频率过快,难以培育社会成员对宪法的尊严感、神圣感,也就难以树立宪法的权威。宪法如果没有权威,法律的权威也就难以确立起来,依法治国、法治国家的目标也就难以达到,统一的宪法秩序也就难以形成,国家的法治秩序、国家的长治久安也就不能保障。

因此,在不是必须对宪法规范进行变动的情况下,可以更多地运用宪法解释的方法,使宪法规范得到适用。宪法解释既可以使宪法规范经过有权机关的解释达到与社会实际之间的衔接适用,也可以使宪法规范的含义更为丰富和立体,让社会成员对《宪法》有更明确、具体的理解和认识,它对《宪法》的震动也比较小。我国以往基本上没有运用过宪法解释的方法,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中国的宪法解释制度,并积极地运用宪法解释,以解决我国社会生活中发生的具体问题。

三、必须研究普通法律中的规定和问题

《宪法》是最高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但同时,《宪法》又是或者说只能是从宏观上、总体上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问题,而不可能对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问题作详细的规定。这就需要普通法律依据《宪法》的基本原则、基本精神和规定,作具体化的规定。因此,《宪法》内容的具体含义需要由普通法律明确,或者说〈宪法〉规定的具体界限必须要由普通法律子以明确。我们在理解《宪法》的内容时,既需要从《宪法》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基本精神出发,也必须从普通法律的具体规定出发。我国宪法学者在阐述《宪法》的内容时,较少从普通法律的规定出发,这就造成宪法学的内容显得比较简单、枯燥、粗糙,没有血肉。人们在学习和理解《宪法》的内容时,就难免会觉得其生涩难懂。

同时,我们所说的《宪法》效力是针对普通法律而言的。只有充分研究了普通法律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规定之后,才能判断法律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规定是否与《宪法》相一致。否则,《宪法》只能像只孤悬在高处的葫芦,看得见但摸不着。《宪法》与普通法律之间缺乏一种对接关系和基本联系,人们也就很难感受到《宪法》也是法,《宪法》也需要进行适用,并且《宪法》还有最高的效力。特别是《宪法》的适用与法律的适用之间的差异、《宪法》调整的对象与普通法律调整的对象的差异等等,人们均无法得到感性的认识,对《宪法》的最高效力没有亲身体验的可能。

四、研究我国的宪法案例

宪政制度范文第3篇

[关键词]理念;财政精神;财政改革

一个政府的运作总是建立在一定的财政基础之上。科学合理的财政制度关系到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近年来,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审计风暴”,揭示出了我国财政活动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引起了一些深层次的思考。但是这些讨论鲜有从宪法学角度对产生问题的根源进行剖析。运用宪法方法分析财政部门法,可以从公共权力与个人权利的一般关系中发现财政的本质属性,在制度本源上把握其基本理念和价值目标。本文试图从宪法学的视角切入,对财政的精神内涵进行分析,在比较中反思我国财政体制上的漏洞,使我国的财政体制改革体现理念。

一、纬度下的财政

所谓财政,是指国家和其他公共团体为满足公共欲望而取得、使用和管理资财活动的总称心。国家财政制度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总是与一定的历史条件相联系,与国家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相适应。综观西方各国财政制度的发展历史,公共财政与国家始终具有不可分割的相互依赖性。因此,财政制度的精神内涵要体现的基本价值。

是指一种使政治运作法律化的理念或理想状态,它要求政府所有权力的行使都被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宪法的制约。的核心和宗旨是限制政府权力,保证公权力在宪法所规定的范围内行使,以保障公民权利,也就是实行民主政治和法治以保障和实现人权,从而最终达到国家权力回归于人民。民主、法治和人权三要素作为的基本内涵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现代财政是以实现公共需要和弥补市场失灵为中心展开的,最大可能地体现社会公众的意志。和所指向的目标相一致,财政的核心在于满足“公共欲望”,根本要义在于“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如果对收入的用途没有约束,收入就变得等同于政府决策者的私人收入”,因此在财政制度设计上,也体现了秩序的精神,通过贯彻民主、法定等原则,保证政府的财政行为受到民众的控制。

二、理念下财政精神诠释

国家取得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过程,直接涉及国家公权力的行使、公民权利与国家公权力间的相互关系、政府部门间的关系以及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等问题。这些方面涉及国家政治的根本性事项,现代国家的制度通过民主、法治、分权等基本精神和制度构件,作出了有效而充分的规定。因此在财政领域,运用宪法学的视角来阐述财政制度的精神内涵,更有助于把握财政的精髓。

在的品格诠释下,国家财政制度的精神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一)理念决定了财政必须遵循民主。的首要原则是“人民”,国家公权力的行使受制于人民,表现在财政法领域就是财政民主。在现代国家,政府主要是依靠税收而运作治理社会的,其财政权力根本上来源于人民。政府受社会公众的委托,出于社会公众的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从社会公众手中集中一部分财力,以提供公共安全、公共秩序等公共产品。税收在实质上是凭借公权力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一种剥夺,因此国家的财政行为也理应受到公民财产权的限制。否则政府若滥用财政权,就会成为对公民财产权裸的侵犯。

为了防止政府滥用财政权,国家在授予政府征税权的同时,也为限制其权力作了制度设计。财政民主的理念强调财政由人民控制,首先表现为只有人民同意才征税,其次是人民对财政预算支出的控制与监督。具体到财政制度上,表现为“财政议会主义”,即一国重大财政事项须经过议会同意才能付诸实施,否则就不具备合法性,这实质就是赋予普通公民和企业参与国家财政事务的权力。

(二)理念决定了财政必须遵循法治。法治是的“题中应有之意”,因为本身是法治的最后与最高阶段。没有法治作基础,就不可能产生实质意义上的。强调依法治国,国家的财政行为,同样必须遵循法律规范,实现财政法定。

财政法定是财政民主实现的重要途径。在财政法的发展史上,财政法定往往与民主交错重叠,英国的《大》《权利法案》,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等重要的宪法文件,大多以人民“同意权”的形式,表述人民在财政方面的基本权利。因此,财政法定实质上是“人民”的形式要求,旨在保障民主原则在制度上予以实现。

财政法定是实现人民在财政方面基本权利的必要手段,也是宪法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伴随着财政职能的扩张,财政的影响越来越大。除了税收之外,费用征收、国债发行、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无一不关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以往,法律保留的范围一般也只限于侵害行政,而与财政支出有关的授益行政大都通过授权立法的形式由政府决定。事实上,财政支出在法律上并不简单地表现为授益行为。在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对特定主体的授益,其实就是对其他主体的侵害。有鉴于此,财政法定的范围不仅仅包括税收,包括其他财政收入形式,也包括财政支出。制度上,财政法定表现为议会对具体财政问题进行审查批准,并将有关财政活动的普遍规则制定为法律,不仅仅国家的财政权力法定、义务法定,而且财政活动的程序也必须法定。

(三)决定了财政必须遵循分权。法治的核心是“他律”而非“自律”。实现国家不同权力之间的相互独立和相互制约,历来是密切关注的。出于对权力行使者可能滥用权力的警惕,宪法强调人民对政府的控制和政府内各部门间的相互制约,关注国家权力的理性设置和运作。宪法中的分权制度既包括确立国家机关之间横向分权的政权组织制度,又包括纵向分权的国家结构形式。

控制政府的财政权力是有效制约国家权力的关键,财政权力监督制度是权力制约体制的核心与关键。国家权力行使者在没有制衡的情况下,可以肆无忌惮地滥用征税权力侵犯人民的财产权。出于对国家可能滥用征税权的警惕,财政制度同样需要通过分权制衡来限制国家财政。

和国家的分权相一致,财政制度的合理运转同样涉及横向和纵向两方面的分权制衡。横向上,主要是在国家内部建立相对分散与独立的权力中心,以实现不同部门之间的相互制衡。建立包括立法机构财政监督、司法机构司法审查、审计部门对政府的财政情况审计等在内的权力制衡体制,并从人员、财政、权力等各方面保障其独立性,实现有效的制衡。纵向上,涉及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地方政府相互之间的财权划分,主要是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权力和公共职能,通过法律保障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稳定和相互制衡。

三、我国财政制度的内在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财政制度都属于传统的高度集权的国家分配型财政,与现念存在脱节。运用财政的精神内涵检视我国现行的财政体制,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发现问题,推动我国财政制度向适度分权的公共财政转型过渡。

(一)民主原则没有有效贯彻。由人民代表大会控制财政权,代表人民对我国政府的财政行为进行决定、管理和监督,是财政民主在我国财政制度上的具体体现。根据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审查、批准国家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调整预算的职权。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却没能真正将这个权力落到实处。资料表明,建国以来我国只有两项工程是提请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一是1956年批准的黄河规划和三门峡水电站工程建设项目;二是1992年批准的三峡工程建设项目。而南水北调工程其总投资额约为3500亿元,建设工期达30年,“国家大剧院”50亿元的预算,都没有经过人民代表大会的审议批准,就上马了。

政府预算是财政收支活动接受立法机关和社会成员监督的重要途径,理应包含政府的所有收支行为。但我国各级政府部门在“预算资金”外,还存在大量“合法”的“预算外资金”。甚至在这些资金之外,还有许多违法的预算外资金。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导致国家分配秩序极度混乱,财政活动失序的问题大量存在,而且使正当的财政受到很大侵蚀,赤字规模不断扩大,财政危机潜滋暗长(二)法律规范少,效力层次低。财政关系到国家的命脉,因此对于财政支出、收入和管理等方面的重大事项,都应由效力较高的法律来进行规范,这是财政法定原则的内在要求。但目前我国除了在《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立法法》等基本法律对国家财政制度有零散的规定外,经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在财政收入领域仅有三部,财政管理领域只有两部,财政支出领域则完全空白;其余的大部分为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有的甚至只是财政部或税务总局的内部规范性文件。

我国在财政制度上法律规定的不足,以及法律责任的缺失,造成了大量财政行为得不到有效规范。依据宪法规定,凡是经过人大审议通过的政府财政预算,即成为具有效力的法律法规,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改变。任何一级政府违反国家预算,都应当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但由于大量财政管理方面的具体制度都是由行政法规甚至部门规章作出的,法律规范效力低,在实践中约束力不强,容易受到行政部门的干预和调整。

效力层次低也导致违反财政制度的责任难以落实。我国财政监督部门很难对违反国家财政制度的部门进行实质性问责,全国人大也缺乏有效手段对相关的行政部门追究责任。在历年的“审计风暴”之后,都鲜闻有关部门领导被追究法律责任、行政责任的情况。而且被审计出大量问题的各大部门,面对社会舆论的质问和监督,更是集体失语,既无领导干部根据《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引咎辞职,也无高级领导干部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规定而受到处分。

(三)财政制度设计缺乏有效制衡。尽管我国在财政制度上设计了多种形式的监督,但并未能有效地起到制衡作用。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有关规定,我国政府的财政监督机构主要有财政部、审计署、监察机关等,它们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对财政违法行为作出处理。此外,还有立法机关的监督,行政机关中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其中,对政府财政行为进行专门监督的机构是国家审计机关,我国国家审计机关称为审计署。我国审计机关在国务院总理领导下行使职权。这样是将审计作为一种行政控制——政府对自身财政的监控,是行政机关内部的监督。

我国政府预算是由中央政府制定的,再由同属行政部门内的审计署来监督,这有违分权之基本精神。从制度上看,我国审计署的经费由财政部门控制,审计长由政府总理提名,且没有任期上、职务上的保障,很难实现审计独立、确保审计有效和公正。且审计署在国务院机构中排名靠后,很难有足够权威来监督其他部委。

纵向上,由于缺乏宪法、法律的规制,我国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大多是以政策、法规等形式加以规定,缺乏稳定性,这导致我国实际上形成了“财政联邦主义”结构和体制。地方政府往往缺乏必要的财政权,因此其财政所得的税收收入无法为其履行提供地方性公共物品的职能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许多地方政府继而转向税收之外的其他财政收人来源寻求资金的支持,大量收取各种名义的行政规费,从而形成了“费大于税、费挤占税”的局面。这样一来,“预算外”和“制度外”等非税收财政收入大规模上升,给我国的财政管理和社会管理带来了混乱,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四、思维下的我国财政改革

我国财政制度存在的问题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注,党和政府也一直致力于深化财政制度改革。从上文中可以看出,财政制度的健全与国家的建设休戚相关。只有从改革与完善中国制度的角度着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财政存在的问题,使财政改革体现理念,形成秩序。

(一)保障人民代表机关对财政的控制。“一个不受民意和法律约束的政府最终也无法受到民意和法律的保护。”政府从人民手中取得财政收入,就必须让人民充分了解这些钱的具体花费情况,对人民负责。人民代表机关对政府财政行为的控制,主要体现在审议政府财政预算和监督预算执行上。代议机关审议与通过政府预算,是监督、控制政府的主要途径,是建立与巩固责任制政府、实施的关键。整个政府的财政从征税始,到预算支出、绩效评估,每一步都应该在民意代表机构的决定与掌控之中。

在预算的编制上,要通过逐渐改善预算草案,完善预算报告及列支制度,在政府预决算中列出各项开支的具体情况等,使预算案真正体现政府开支;在预算内容上,要完善预算收入制度,通过法律将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管理渠道,逐渐减少并最终杜绝政府的预算外收支;在预算的执行上,落实责任制度,对相关部门采取问责手段,实现对预算的严格管理和有效落实,约束政府对资金分配的恣意性。如此,才能尽可能保持财政平衡,防止赤字过高,防止政府财政危机的出现。

(二)加强法制。实现财政关系的法治化。我国当前以政策代替立法、以法规规章代替法律的不正常现象必须通过严格的授权立法制度予以消弭。法理上称之为“法律保留”原则。法律保留是指某些立法事项由法律规定,行政机关不得染指,或非经授权不得就其立法。

贯彻法律保留原则,以法律的形式对我国财政制度的基本内容予以明确、具体的规定。具体包括:在修改宪法时将财政和税收作为专题加以规定,将涉及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关系的财政、税收、规费和公债等内容规定于宪法中;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立法权制定财政基本法律,例如《财政基本法》《财政监督法》《转移支付法》等,并完善《预算法》《政府采购法》,使之更具操作性;对于需要由行政部门制订规则来调整财政关系,也必须由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据《立法法》的要求授权,并在授权的法律中明确授权的目的、内容和范围。

伴随着财政关系的法治化,财政责任也必须法定。进一步完善财政责任的追究,将分散于《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对于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的处理规定纳入法律规范,通过落实法律强化对违反财政制度的部门和个人的责任追究。

(三)健全财政上的权力制约体系。我国财政制度已经包括了横向和纵向的分权。但由于审计部门并不独立,中央与地方关系缺乏法律规定,并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制衡。当务之急是在现有国家结构上,进一步深化国家制度改革,理顺权力制约关系。

西方国家宪法基于“权力制约与平衡”的原则,往往通过设立专门的审计机关,将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过程及其效益纳入财政监督的范围。与我国不同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将审计监督作为代议机关之财政监督权在监督范围上的拓展,因此其审计人员的任免权由议会掌握,对议会负责,并且经费保障独立。

审计独立是有效、公正审计的前提条件。为了改善我国目前审计部门作用不强的问题,比较公认的观点是,将审计署从国务院部门中独立出来,在人大下设审计院,与高检院、高法院平行,专门负责审计。通过使审计机关隶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审计功能从行政功能中分离出来,使之具有相对独立性,专司监督公共财政的功能。审计将问题曝光后,由人大常委会来提起政治性问责,由检察机关启动司法性问责。

宪政制度范文第4篇

民主制度的脆弱和曲折使很多人对其产生了怀疑。尤其落后国家的人们常常对民主失去信心,因为民主使他们的国家缺乏统一的政治权威,从而在政治上处于动荡状态,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发展。实际上,这是一个误解。不是民主使这些国家处于政治动荡状态,而是的实现过程,即由非体制向体制的转变过程使这些国家政治动荡。民主制度是一种新型的政治制度,在其成长过程中需要政治领袖的认同和反复演练,更需要整个社会民主意识的提高和全体人民的坚定支持。

如果将宪法和法律理解成一个社会共同体所应遵循的规则,那么,宪法就是所有规则中的最初始的规则(也可以说成是元规则)。产生的特殊性在于,宪法所规范的是,即国家最高权力。由于没有也就没有规范最高权力的法律,因此建立的过程是无“法”可依的。我国学者吴思先生将暴力对社会规则的决定性定义为“元规则”,认为:“所有规则的设立,说到底,都遵循一条根本规则,即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一条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在没有任何规则的情况下,暴力通常是决定最高权力归属的最后手段。这样,我们看到建设与暴力有着某种必然的逻辑关系。但暴力并不能直接产生,相反暴力斗争更为自然的产物是专制统治。我们知道,暴力斗争的最高形式就是战争。而从军事常识看,只有权力高度集中的军事组织才有战斗力。这样看来,在取得国家最高权力之前,最有力的权力角逐者必须率先建立起高度专制性的军事集团。一旦战胜所有其他政治派别,这一高度专制性的军事集团很自然地就会建立起全国性的。国家最高权力的这一特点可以让我们比较容易地理解为什么专制君主制度在人类历史上那么普遍。例如,古代埃及、巴比伦、印度和古代中国。即便在欧洲,罗马帝国灭亡后的1000年间,在政治上属于许多地方性的自治公国,尽管这些公国面积都很小,但在各自的版图内,都是实行独裁统治的。

但是在历史上也产生了例外,比如,古希腊罗马。在那里,国家最高权力没有最终集中到某个人身上,而是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处于某种平衡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势力之间达成某种契约就成为可能。换一句话说,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实力相当,没有一派有绝对取胜的把握。这时候各派之间就可能进行妥协达成契约,即制定了宪法。因此,如果我们从政治的实际演变观察,将宪法理解成各政治派别之间妥协达成的契约,比启蒙思想家们所说的是人民之间达成的契约更准确。在古代和近代产生的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政治派别的斗争和妥协:古雅典的山地派、海滨派和平原派;古罗马的贵族与平民;英国的天主教与新教之间,资产阶级与土地贵族之间;美国的联邦派与民主派,大州与小州之间等等。如果没有政治派别之间的共存与妥协:某一派政治势力拥有绝对的优势;或者人们尤其政治领袖之间无法妥协,一定要诉诸你死我活的军事斗争,那么就不可能产生。这时即便制定了宪法,也不会起作用。因为一旦某个政治领袖或政治派别拥有了支配一切的力量,他也就不需要契约—¬即宪法了。这个政治领袖就成为一切规则或法律的来源了,于是专制便产生了。

然而,一个国家的各派政治派别之间很难达成妥协,其原因在于,没有任何人去强制履行它们之间达成的契约。如果有任何一个政治派别的政治势力发展壮大到拥有绝对优势,其他政治派别根本无法对抗和制约,那么,他也就没有必要去履行这个契约了。对他的“违约”或违宪行为,其他任何人也都无可奈何。因此,从逻辑上看,一个公正且有权威的第三方的协调和仲裁更有助于的建立。公元前594年的雅典,平民准备以暴力贵族政权,内战一触即发。在危急的关头,梭伦被选为拥有立法和改革现存制度的非常权力的执政官,受命调停矛盾。在美国华盛顿在宪法制定过程中也成为各派政治势力能够接受的人物,事实上成为联邦派与民主派,大州与小州之间的矛盾的调解人。1992年,中国、美国、苏联、法国的共同努力促成了柬埔寨基本实现。联合国和国际社会派出的观察团在各国建立的过程中几乎成了不可缺少的角色。可以想象,如果没有国际社会的干预,阿富汗的内战肯定要持续更长的时间。

一、自然演进型

英国是这一类型的代表。英国的制度是从中世纪封建制度逐步演变而来的。分封制度在英国发展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分封制度使得贵族在其领地世代相传,加之,贵族通常与王室有血缘或其他非常密切的关系。这就有可能造成贵族与国王分庭抗礼的局面。中世纪英国发展的过程突出表现在国王和贵族之间的斗争,以及王位的争夺上。在这一过程中,英国并不是一开始就学会了妥协,而是妥协与暴力交替出现。1215年,贵族逼迫国王妥协,签署了《自由大》。而在1399年金雀花王朝终结到1485年都铎王朝建立,血腥的暴力则占据支配地位,其中长达30年的玫瑰战争最为惨烈,自相残杀几乎把贵族给杀光了。最后两大贵族之间的王位争夺以婚姻的方式达成了妥协。十七世纪中叶国王与国会因争夺国家最高权力而引发的内战,并将国王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最后这场革命在1688年以不流血的“光荣革命”,即国会与国王之间达成了某种妥协而结束。制度能够在英国产生有赖于英国传统习惯和中世纪分封制度中有丰富的妥协因素:分封制度本身接近契约关系;继承制度和婚姻关系在扩张领土上的广泛应用等等都是某种协商和妥协的产物。最为关键的因素是盎格鲁—萨克逊的贤人会议的传统,教会的制约和习惯法的限制使得国王几乎从来都没有演变为东方式的完全不受限制的专制君主。克仑威尔在内战后借助议会军建立起来的专制统治使得英国人充分认识到,通过圣洁的革命建立起来的专制统治比传统君主制度危害更大。丰富的妥协经验和对革命以及革命建立起来的专制统治危害的认识使英国人更倾向于采用渐进妥协的方式完成政治变革。二百年来,英国能够成功避免法国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这一席卷全球的革命浪潮的冲击,充分反映了英国制度的高度适应性和稳定性。英国的发展更多地表现了其自然发展的过程。实际上有许多看起来很偶然的因素对英国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例如,汉诺威王朝的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因不会英语,逐渐对国内事务失去兴趣,便指派一名大臣主持会议,由此开创了十分重要的内阁制度。综观人类社会的民主制度,其发展过程可以这样来归纳:一个国家——英国,因为各种必然的和偶然的原因发展出一种独特的政治制度,由于这一制度能够更好地实现政治稳定和保障人权,逐步被其他国家效仿和采纳。当然,英国产生民主制度有其非常特殊的条件。

二、卓越领袖引导型

在建立民主,尤其以暴力手段专制统治建立民主的过程中,通常会形成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这个有卓著威望的领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政治倾向通常决定一个国家是采用专制体制,还是采用体制。卓越领袖如果选择并通过自己的政治实践为的运行树立典范,就可能在这一政治领袖的引导下进入轨道,从而实现目标。这一类型的典型国家是美国。在美国独立战争的后期,华盛顿本人在战争中建立了崇高威望,由于战争的需要,华盛顿不仅掌握着军事上的最高指挥权,大陆会议还将其他民政权力也都交给他。而这个时候美洲大陆如何发展还很不确定,十三个州实际基本上是完全独立的十三个国家。为了打仗,大陆军欠下了巨额债务,军人们也面临着在战争胜利后一贫如洗被遣散回家的局面。金融家、投机家、军人都迫切希望华盛顿进一步攫取更大的权力以保证他们债权的实现。而且当时在那时人们的经验中,几乎没有靠民主共和治理一个大国的经验。包括汉密尔顿等多人奉劝华盛顿承担起国王的责任。华盛顿当时面临的情况是当国王是几乎水到渠成的选择,而不当国王则几乎面临军事反叛这样前所未有的困境。在这段历史中,我们看到,即便以民主独立这样崇高目标组织起来的军事集团,也会发展出自身的特殊利益要求。如果我们对照中国古代,一个军事集团的特殊利益要求决不是仅仅局限于军饷这点微不足道的利益,而是可能将整个国家作为自己的猎物。在已经接近胜利的情况下,如果军事领袖不当皇帝,那他的属下就无法当宰相、尚书、省督、巡抚……。这使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很多革命,尽管其最初目的非常纯洁,到最后终究免不了走向专制,比如英国十七世纪中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十八世纪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在决定美国未来的关键时刻,华盛顿没有动摇其民主的信念。经过艰苦的工作,华盛顿说服了那些骚动的军人,拒绝了当国王的请求,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民主制度。在担任两任总统后,华盛顿拒绝第三次连任回到家乡过起隐居生活。华盛顿的这些做法无疑对美国实现起了典范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宪法制定过程中是充分妥协的产物:大州与小州、联邦派与民主派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利益冲突,但最后都妥协在新的宪法之下。在这个过程中,华盛顿起着重要的协调和引导的作用。

人们通常注意到了美国民主建立过程中存在暴力,但却没有仔细具体分析。事实上,在独立战争之前,美国的各州都已经建立了相当完善的民主,各州都有议会,乡镇一级也有民意机关。也就是说,美国的民主是在英国民主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美国是先有了州议会,再由州议会派代表组建大陆会议,由大陆会议选派总司令华盛顿。一句话,美国是先有民主,然后才有独立战争。三、不断革命型

法国是不断革命型的典型。法国是英国的近邻,饱受专制之苦的法国人对英国的真是羡慕之极。然而,从一个非国家过渡为制度通常要经过社会革命,乃至暴力革命,原因在于这些非国家有着与难以共存的政治传统和社会结构。无法在专制传统的社会结构上建立起来;人们也无法等待整个国家通过渐进来实现这一过渡。人们既然已经认识到了民主的优点就想一下子实现民主,于是社会革命甚至暴力革命就不可避免了。法国通过革命来实现。然而革命只能建立体制,却不能使很好地运行下去。吉伦特党、雅各宾党、热月党政权、拿破仑第一、第三帝国、波旁复辟王朝、奥尔良王朝、共和国……。革命在法国建立了一个又一个体制,随后又被一个又一个革命抛弃了。革命成了癖好,法国陷入了灾难性的政治动荡之中。普法战争失败以后,各种政治势力纷争不下,支持君主制的仍有波旁党人、奥尔良党人和拿破仑党人。1875年1月,支持共和的修正案以353对352的一票多数获得通过。1875年7月,第三共和国宪法通过,由参议院组织法、国家权力组织法和国家权力关系法三部分组成,只有34条。这样勉强妥协产生的宪法,内容和形式都很不完善,而恰恰是这样一个不完善的宪法是法国历史上最长寿的宪法。从这段经历看,法国通过不断革命来实现民主,其历程非常漫长,整个社会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更重要的是,不断革命是否能实现民主并不肯定。国家在长期的政治动荡以后通常建立一个新型的专制制度以恢复政治秩序。这样,这些国家仍然面临新的实现民主的任务。1875年的宪法虽然并不完善,但由于其建立在各派政治势力的妥协的基础上,因此能够成为规范法国政治的根本准则。

法国民主的最终落成是在镇压了极端势力——巴黎公社以后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法国民主是镇压了暴力革命后各派政治势力的妥协。

四、非暴力运动争取型

印度是这一类型的代表。印度在甘地的领导下同英国殖民主义者进行的长期的斗争,终于赢得了民族独立并实现了向民主体制的过渡。非暴力运动争取权利的原理是以非暴力的方式,如请愿、游行示威,甚至故意违反法律来充分展示自己的冤情和苦难,抵制压迫,让压迫者充分了解自己统治的残暴和不义,从而争取更多的同情,分化压迫者内部阵营。这一方式力图唤起压迫者的良知和善良的本能,从而自动放弃自己残暴的统治方式。最经典的非暴力运动是甘地1930年组织的抵制食盐法中的一幕:……盐仓外已掘好壕沟,布满铁丝网。24名英国警官指挥着400名警察,个个手执带钢尖的木棍或手枪,随时准备砸向敢越雷池者。在离盐仓100码处,队员们重新编组。第一组涉水过沟,走向铁丝网。警察用木棍狠击队员头部,一个个应声倒下,血流如注。第二队队员又踏着鲜血补上,警察照行其事。队员们没有反击,没有搏斗,甚至没有听到愤怒的咒骂,只传来低微的。队员们改变战术,他们25人一组,走到壕沟前就坐着不动了。警察照打不误,已被打倒的人还要补上几棍,鲜血从头上的伤口往外冒。一批又一批的队员前进,坐下,被打倒,躺下,没有一人还手。在甘地的鼓舞下,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接受鞭打与被捕入狱已成光荣与时鬃,示威群众常整夜不散与警察周旋。……就是在这样一种奇特的斗争下,英国人不堪其苦,允许印度独立。

应当指出,甘地的非暴力思想为人类解决利益纠纷和权力冲突提供了文明的解决方案:制度结合非暴力运动的补充为人类最终摒弃暴力,实现政治文明化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模式。尤其考虑到,随着科学的进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发明,暴力斗争和武装冲突所造成的破坏和代价越来越大。人类甚至面临被自己的发明毁灭的危险。甘地非暴力思想的意义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1999年底,甘地被评为改变了上一个千年历史的十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五、有限暴力争取型

南非是这一类型的代表。以曼德拉为代表的非国大同南非白人种族主义政权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最初,非国大继承甘地的思想通过非暴力运动来争取民主。但是白人政权的残酷镇压使非国大的非暴力斗争陷入了绝境。在这种情况下,曼德拉组建“非洲之矛”这一武装组织。值得注意的是,“非洲之矛”所进行武装斗争是有限度的,它以破坏各种设施为目的,尽量避免对人员的伤害。南非争取民主的方式也是对甘地过于理想化方式的发展。有限暴力斗争这一方式的运用为后来南非实现民族和解创造了了条件。在实现南非民族和解,建立民主的过程中曼德拉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尽管曼德拉本人受尽白人政权的迫害,但他没有主张用暴力手段进行报复,而是推动民族和解。终于使南非主要政党在1993年达成妥协。1994年曼德拉被选为南非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

六、外国强加型

日本是这一类型的代表。二战以后美军对日本实施了单独占领。1946年,“盟军最高司令部”民政局在麦克阿瑟的授权下起草了《日本国宪法草案》,完全按照美国政府的意见使天皇成为为象征性的国家最高元首。日本政府在占领当局的强大压力下,被迫按照这一蓝本修改了原有宪法草案。同年11月,《日本国宪法》正式公布于世。应当指出,从原有的政治体制转化到体制也是在占领当局的强大压力下进行的。因此,可以认为,日本的完全是美国强加给它的。这一强加的过程是在日本完全丧失国家的前提下进行的,它给日本带来了屈辱,但日本从体制中受到的恩泽却是莫大的。在体制下,日本经济迅速腾飞,成为第二号经济强国。此外,由外国强加了宪法并在丧失的前提下被外国强行加以改造,这一方式极大地缩短了漫长痛苦而又前途莫测的建立体制的历程。但是,这一方式注定要遭到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坚决反对而成为一种例外。

七、国际社会帮助型

柬埔寨是这一类型的代表。1975年——1979年红色高棉统治柬埔寨造成了五分之一,约一百七十万人被迫害致死。1979年,越南入侵柬埔寨并扶植了忠于越南的韩桑林政权。这一政权受到红色高棉、前国王西哈努克和其他各派政治势力的坚决反对和武装抗击,整个国家政治秩序陷入混乱局面。在国际社会,主要是中国、美国、苏联和法国的长期努力下,终于在1991年达成巴黎协定并于1993年进行了议会大选,制定了新宪法。但是,由于国际社会没有对原有政治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造,尤其军队没有实现国家化,终使其两大党派洪森主导的人民党与拉那烈主导的奉辛比克党之间于1997年发生冲突,拉那烈被驱逐出国。后虽各派政治势力达成了妥协,但柬埔寨的前途仍有待进一步观察。国际社会在帮助一些国家实现民主这一事业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例如,我们可以看到国际社会于2001年在阿富汗结束了其20年的内战,建立了过渡政府,并制定了新宪法。

八、承接宗主国的民主制度

这一类型的典型国家是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前英国殖民地国家。

以澳大利亚为例。澳大利亚实现独立和争取的过程至少给人这样几个印象:一、持续时间长,从1830年到1900年,长达70年;二、充分运用或嫁接宗主国的宪法和民主制度,例如组建院外集团、呈交请愿书等;三、渐进、逐步完成,从争取立法会议成立,到争取部分议员民选,再到全部议员民选;四、范围也逐步扩大,从新南威尔士扩大到其他地方;五、充分妥协,从澳大利亚本身各派之间,各殖民区之间的妥协,到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妥协。正是因为澳大利亚在独立之前渐进接续了宗主国的民主制度,并在长达70余年的时间内充分学习和演练了这一制度,才使得澳大利亚独立以后民主制度的运作自然流畅、毫无困难。考虑到,澳大利亚人均为英国人后裔,已经深受民主制度的熏陶并有着相当高的法治素养,其他地区,比如非洲国家,迅速地独立并脱离宗主国产生政治动荡就毫不奇怪了。澳大利亚争取独立和民主运动的实践非常值得其他国家的借鉴。

宪政制度范文第5篇

关键词:,宪法时刻,财政立宪主义,民主

引言

不得不承认,是一个舶来品,我国的建设实际上是一个学习探索的过程。1954年宪法关于根本政治制度的规定,直接受到了前苏联苏维埃制度的影响,从而与法国“大革命”时期“1793年宪法”的国民公会制度有着某种联系。我国的实践在世界立宪主义的谱系中必然占据一定位置,对世界实践和理论做出贡献。面对我国的成就,理论的滞后情况十分严重:宪法学家所研究的立宪主义的普遍原理脱离我国的历史实际而缺乏解释效力,学者们有关我国立宪历史的具体研究由于种种局限也未能提出和修正立宪主义的一般理论。

承认立宪主义跨文化的普遍性,并不否认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如果回顾最近几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所取得的成就不难发现一个初步的规律性现象:近年来公共财政制度的建设担当了“宪法时刻”的重任,人大制度得以强化的重要途径是通过强化对政府预算的审查进行的。全国人大预算工作委员会预先审查预算草案,体现了全国人大的宪法权威;全国人大第十届二次会议除了对200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200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进行审议以外,还增加了一个重要的事项,首次对7个中央部门的预算进行了审查。和其它的改革类似,人大审查预算的探索实际上是从地方先行的:2001年广东省率先制定实施《预算审批监督条例》;2002年广东省人大常委会设立预算监督室;2003年广东省十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拿出了一份长达605页的“广东省省级部门预算单位预算表”,囊括了省政府所有的102个部门年度预算[②];浙江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成立由专业审计人员组成的预算审查处,建立预算草案确认制度和预算修正案提出制度[③].

如何解释这样一个现象?有人提出:公共财政制度是国家政治体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重要性不下于选举制度、政党政治、议会制度和舆论监督制度[④].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因为公共财政制度的建设可以成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结合点,从收入和支出两方面改造公共财政,以遏制腐败、加大政府透明性,调节收入分配、缓解社会矛盾,增强国家能力。但是,上述观点存在着理论缺陷:误解了民主的实质并且缺乏历史维度。

一、对抗与妥协:财政与的发生

在英国,最初的预算只是统治者(国王)对被统治者(贵族)的赋税要求的表征,被统治者为了“讨论”统治者的财务需求,议会制度(贵族院)渐具雏形。在17世纪内战之前的600多年里,英国政治是国王和贵族的对抗和妥协的历史。国王的强权与贵族的反叛经常是由税收问题而引起的,两者交替处于斗争的上风,结果形成了某种平衡,并以《大》(1215年)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英国法治传统的起源。阿瑟。库恩在研究英国国会制度发展时对此评论道:在爱德华三世当政时,长期枯竭的财政状况,需要国会提供更多的咨询,遂使其活动范围不再局限于确定赋税标准,变成一个讨论一般立法问题的议事机关,国会权力的得以持续提高[⑧].如果说“召集平民院开会的原初道理在于国王的财政需求,平民院的权威和影响来自、也一直是基于它对征税和政府开支的批准权以及批准之前的审议权”[⑨].一个有力的反证就是,国会一旦失去了征税的权力,地位就会急剧下降。在约克及都铎王朝,即1461年至1603年,贵族间连连内战,战时财产的没收,使得国王在财政上可以独立,赋税的厘定已非必要,在很多年(如1477年-1483年)根本就不召开国会。直到查理一世时代,国会的权力才逐渐上升,还是因为赋税问题而引起内战,经过光荣革命,最终确立了议会,奠定以英国的基本原则。因而,“对政府费用的征集和控制是平民院生存的核心。”[⑩] 哈耶克对此有所洞见,他指出:英国的起源于对政府行为的控制,至少在最初的时候,主要是经由对岁入的控制来实现的,从14世纪末起,英国开始了把财政权一步一步地移交给下议院的那种进化进程,最终到了17世纪末,上议院明确认可了下议院对“财政法案”所享有的排他性权力[11].

之母的历史说明了:的实质不过是国家权力的不同部分之间的对抗妥协机制,财政因素在的起源过程中恰好担当了对抗和妥协的关键媒介物。马克思曾经指出:“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权力:一种是财产权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权力,另一种是政治权力,即国家的权力。”国家权力在经济上实现自己的形式就是税收,人民权利在经济上实现自己的形式主要是针对国家的财产权。我国有学者认为,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是宪法学的一个根本问题,甚至是“宪法学的全部内容”,二者统一的本源是社会的物质财富,本质上都是社会经济过程的产物。[12]还有学者指出,对产权和政权这一冲突的解决应该成为最为根本的宪法“问题” [13],人民的财产权、经济社会权利和国家的权力尤其是财政权之间的关系是我国未来社会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实际上,国家财政来源于公共税收, 合理的税制税负及纳税人或纳税人的人大代表机关对公共财政支出的监督就成为关键的环节之一。人大审查预算及公共财政制度的建设的目标并不是为了单纯限制政府的权力,其意义在于提供了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制约政府以及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平衡的媒介。

二、权力与权利:财政与民主的演进

虽然英国的议会因议会掌握财政大权而确立,议会的预算控制权成为英国的柱石[14],但是,英国的和民主并不是依靠议会抓牢财政权而得到进一步发展的。财政的重心逐渐转移到内阁,议会的财政权仅仅体现为税法的通过和预算的审查,议会反而通过内阁向议会负责等控制机制得以巩固。民主的推进,选举权的扩大,与赋税也不再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了,因为人民拥有了争取民利的其它手段。人民的财产权和国家的财政权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美浓部教授正确地指出:政治的主要势力由议会移于政府是各国的共同趋势,立法及预算,形式上虽然经过议会的决议,其实只不过是依据政府的提议要求,形式上加以承认罢了。因为国家的职能范围日益扩大,程度日趋复杂,对于如此复杂的任务,必须具有专门的知识与经验,而议会不过是由诸多平凡人构成的合议组织,充分的审查判断能力受到怀疑[15].财政因素对民主的影响的衰减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的,通过选举制度和政治权利保障制度,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博弈机制得以成熟,预算审查失去了作为议会和政府之间讨价还价的主要媒介的意义,因而也就失去了在产生初期的显著地位。“无代表不纳税”固有的民主意义黯然失色,甚至有可能退化为“无纳税无代表”的反民主思想。由事实为证:塞缪尔。亨庭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极少提及赋税因素[16];中东一些自然资源出口国家,其民主的发展与赋税之间也不存在必然的联系,等等。

在体制下,阶级冲突退居其次,政府角色和功能由消极而趋向积极,预算的内容已非只是单向、消极的赋税分摊;政府预算的重心由岁入方面转移到岁出方面,其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福祉的影响亦相当深远和广泛。随着福利国家的扩张,政府和经济之间关系空前密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如何处理政府和经济之间的关系成为政治和经济理论的主要课题之一。公共选择学派提出了财政立宪理论,主张在立宪的阶段就制定出近乎永久性的、基本的、稳定的财政制度, 限制政府的税收和支出;作为宪法学的财政立宪主义,有其独特的研究方法和对象,而政府财政权与人民财产权关系的理念和原则是其内容的核心。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孙斯坦教授在《自由市场和社会正义》一书中主张制定调整政府和经济之间关系的“财政宪法”[17];乌尔弗拉姆(gary wolfram)教授在《纳税人权利和财政宪法》中提出,财政宪法就是“保护纳税人的权利免受无限政府侵害一套程序性安全装置” [18].

在民主的发展历史中,财政因素从权力对抗的关键中介装置演化为体制内程序性的“财政议会中心原则”和“税收法定原则”,再到二十世纪下半叶人民权利主张得以表达的媒介,财政因素与的关系经历了一个历史“循环”。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在人民强烈的要求下,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纷纷采取了积极步骤,加强税制的公正和透明,加强对人民的财产权的保护。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建立一套广泛的纳税人权利的努力,包括制定和修正一般行政程序法或单独的赋税程序法和一些“纳税人权利宣言”、“纳税人”、“纳税人权利法案”的出现。这些变化越来越具有全球化的趋势[19],影响到立宪主义的发展方向。

实际上,财政制度不仅是各国宪法文本的重要内容,而且一直是传统宪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英国宪法学家戴雪在其名著《英宪精义》中专设“财政”一章,探讨国库与法律的关系[20];日本当代宪法学家庐部信喜把宪法学体系分为三部分:总论、基本人权和统治机构,财产权和财政分别是基本人权和统治机构部分的重要内容[21].遗憾的是,我国宪法学对于宪法的研究,多侧重在人权宪法与政治宪法部分,至今尚未把财政宪法作为重要的研究课题[22],对于财政宪法的研究十分薄弱,财政立宪主义理论的宗旨正是在于探索财政因素在我国建设中可能的作用机理,对我国的发展做出应有的理论贡献。

三、公共财政:我国建设的制度通道

第四次宪法修正确认“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弱势阶层成员也能享受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获得公平适度的生存条件,必将成为社会公正的新的成长点。社会保障制度的进一步落实要求我国政府必须对市场进行适度的干预,参与对财富的分配和再分配。我国公共财政制度的建设已经起步,并取得了一定成就,作为保护两代人权的制度平台的公共财政制度,承担着双重任务:确保个人能够依其能力与努力,自由地从事经济与社会活动,使财产权受到充分保护;使个人创造的财富再分配,使社会的全体成员能够分享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果实,确保人民最低限度的物质与文化。

近年来,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制度和政治体制改革是相辅相成的:剥离政府活动与营利活动、缩小公共职能以限制行政权力、实现国家权力中立化;完善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制度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限制政府在分配方面的活动。如前所述,公共财政制度的完善成为我国加强人大制度的现实路径。人民代表大会体制对财政预算的审议以及对年度基本开支项目、公共投资、再分配、拨款以及各种津贴进行认真而仔细的公共审议,这是宪法的基本制度的要求;而在编制和审议财政预算案的程序中,人民代表可以逐步学会妥协的技巧,提高从事政策竞争和政策参与的能力[23].正如有学者指出,“这里也可以看到使人民代表大会真正成为最高权力机构的契机,看到由于需要对财政进行专业审查而产生的人大代表专业化和专职化的需求,看到建立一个法治的也是更有权威的政府的机遇。” [24]

公共财政制度的完善也是我国正确处理中央地方关系的关键之一。无论大国还是小国、联邦制国家还是单一制国家、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央地方关系的关键因素之一就是财政权的分配问题。财权、财力在各级政府间的分配量度,直接关系到中央、地方政府各自利益的满足程度或实现程度,财权、财力的归属与分配,涉及中央与地方各自利益及两者的对比度。因此财政的集权分权是中央地方关系确立、调整的重要内容。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财政制度改革的核心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的划分,分税制和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既可以推进我国的地方制度的建设又可以使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获得制度保障。

现阶段,我国公共财政制度的建设作为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结合点,其意义十分重大。放在世界的大视野中观察,其中国特色体现在:公共财政制度同时具有国家权力制约和阶层利益平衡的媒介功能。我国实践呼唤既符合世界规律又符合中国历史事实的理论,对我国公共财政制度的建设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①]著名的美国宪法学者阿克曼(bruce ackerman)曾在1987年(美国立宪两百周年)时提出“宪法时刻”理论,所谓“宪法时刻”就是宪法典范移转之生命周期的关键历史时刻,他认为美国的立宪史上有三个重要的“宪法时刻”,分别是建国(founding)时期、内战重建(reconstruction)时期和新政(new deal)时期。see,bruce ackerman, we the people, vol 1, foundations.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②]参见,南方网广东2004年两会焦点话题,

[③] 参见,《中国青年报》评论:《让纳税人的钱花在实处》,2004年2月26日。

[④] 王绍光:《美国“进步时代”的启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

[⑤] [日]美浓部达吉:《宪法学原理》,欧宗、何作霖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79页。

[⑥] see,richard bonney,edited ,the rise of the fiscal state in europe c. 1200—181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这部论文汇编是研究欧洲财政历史的著作《formative years of european fiscal history》的第三卷。

[⑦] 参见,杨龙:《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国家理论》,

[⑧] [美]阿瑟·库恩:《英美法原理》,陈朝璧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6页以下。《大》第1 条的最后宣告“朕与嗣君当以诚意永久遂守本俾世世保守之”。依据《大》设立的25 人委员会,开创了有组织地控制王权的先河。以后的历任国王只要征税就必须与新兴贵族和资产阶级达成妥协,一再宣誓遵守《大》,这种“王室确认书”先后出现了32次之多。在在通常形式的“王室确认书”以外,1295年爱德华一世召开了由贵族、教士和自治城市的代表组成的“模范议会”,爱德华一世以成文法的形式签署《无承诺无课税法》,规定“非经王国之大主教、主教、伯爵、男爵、武士、市民及其他自由民之自愿承诺,则英国君主及其嗣王,均不得向彼等课征租税,或摊派捐款。”1368年爱德华三世以成文法的形式添加了如下宣示:任何成文法则的通过,如与《大》相悖,则“必然是无效的”。

[⑨] j.griffith and m. ryle,m. wheeler booth parliament:function, practice and procedures.sweet & maxwell ltd,1989 ,p247 .转引自,蒋劲松:《议会之母》,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第667页。

[⑩] a. adonis, parliament today,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3, p177. 转引自,蒋劲松:《议会之母》,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第《议会之母》,667页

[11] [德]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第426页。

[12] 参见童之伟:《公民权利国家权力对立统一关系论纲》,载《中国法学》1995年第6期。

[13] 赵世义、刘连泰、刘义:《现行宪法文本的缺失言说》,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 年第3 期。

[14] 1742年,英国政治家h.约翰对议会控制财政评论到“如果没有每年的同意,行政权根本就无法行使。”洛宾逊对此解释到“应该认为,这一赋予议会在决定国家的开支水准、开支的门类安排的程序中以中心角色的理论是英国的柱石之一。”a. robbinson, parliament and public spending:the expenditure committee of the house of commons,1970-76. heinemann education books,1978 p1,转引自,蒋劲松:《议会之母》,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第668页。

[15] 美浓部达吉:《宪法学原理》,欧宗佑、何作霖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16页。

[16] [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

[17] [美] 孙斯坦:《自由市场与社会主义》,金朝武、胡爱平、乔聪启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95以下。

[18] gary wolfram,taxpayers rights and the fiscal constitution,protecting the rights of taxpayers,in donald p.racheter and richard e.wagner (edited),politics,taxation, and the rule of law -the power to tax in constitutional perspective ,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boston hardbound, 2002.

[19]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1990年发表了题为《纳税人权利和义务:oecd国家的法制概览》,国际财政联合会(ifa)进行了几个有关纳税人权利的主题调查,如《赋税与人权》(taxation and human rights ,1988)和《涉税事件机密信息保护》(protection of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in tax matters,1991)

[20] [英]戴雪:《英宪精义》,雷宾南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第343-355页。雷宾南翻译为“财”,实际上就是“财政”(revenue)。

[21] [日]芦部信喜:《宪法》,李鸿喜译,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

[22] 在大多数《宪法》教材中,“财政制度”的理论地位是不明确的。

[23] 季卫东:《季卫东:政治文明建设方兴未艾》,《21世纪经济报道》,1月2日。

宪政制度范文第6篇

「关键词财政法公民财产权财政权财政立宪

一、财政与——历史解读

西方制度的形成和确立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的发明或者说发现,是人类理性与实践探索的结晶。制度最先在英国产生,随后传播到美国和法国,直至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财政在其中起到的关键作用——财政权问题,正是产生的根本原因。

英国是制度最初的实践者。人民(一开始以地主和贵族为主,后来以商人和新兴地主为主)对约束政府征税权的制度的需求和国王因税收需要而对制度的供给,一起推动了英国制度的发展。⑴

在英国封建社会时期,频繁而长期的战争使得国家的国库紧张,国王必须要像臣民征税来获得财力支持,往往通过开会来讨论由贵族、地主和商人提供资金的问题。因此,在理查一世时代(1189—1199)“不得人民同意则不课税”的原则已略有雏形。⑵

约翰王时期(1199-1216)英国与法国之间争端不断,1212年英王约翰又与罗马教皇争权并于次年被俘。为了筹措战争费用并且赎回自己,他屡次不经贵族和自由民的同意而征税,激起了贵族的反抗。在贵族军队的胁迫尤其是筹款赎身的压力下,1215年约翰王不得不签下《大》,这是英王与英国的贵族、诸侯及僧侣缔结的限制国王权力,特别是征收租税权力的法律,由此“不得人民同意不课税”的原则被赋予了正式法律的地位。征税权不属于国王而是人民授予的这一理念也开始深入人心。

当然,国会最终获得征税权并不是这一个文件就确定了的,而是经过了漫长的斗争和一次次的确认,才将控制税收的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其中战争因素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大》之后,亨利三世、爱德华一世、爱德华三世等数位皇反复重申这一原则,制度逐渐形成。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时期,国王为了加强集权,试图用专制压服议会专享受税收权不成,于是通过罚款和劝捐方式填补国库亏空,遭到激烈反对。由于苏格兰战争,查理一世甚至几次解散议会而任意征税,激怒了新贵族和资产阶级,造成了自己的覆灭。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国会才真正完成了对国王征税权的控制,君主立体开始形成。后经19世纪的两次国会改革,下议院最终掌握了财政权。通过一系列宪法性的文件,如1627年《权利请愿书》、1688年的《权利法案》、1919年《议院法》等,财政立法权限、程序和国家财政体制等基本财政法律制度得以确立,英国的制度最终确立。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英国史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英国的财政法史。⑶

英国之后18世纪法国也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也正是由于国家因战争造成财政危机,国王向第三等级征税,第三等级因不满承受税收负担却不能控制国王的征税权,因此激烈反抗开始的。到19世纪,法国也模仿英国最终建立了现代税收和制度。

美国作为曾经的英国殖民地,其政治法律制度中继承和模仿英国的因素也很多。1776年北美13个殖民地反抗英国统治,其最初的起因也是英王向殖民地征收印花税和茶叶税。而人民认为“没有代表(议会议员)就不纳税”,即在未向英国国会派遣议员以控制征税权之前,殖民地不应纳税。独立战争由此打响,并最终在美国也确立了制度。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正是起因于“税收危机”,税收关系到人民的根本财产利益,人民为了反抗国家任意征税侵犯个人的财产权,才寻找到了“”这一出路。近代西方制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民要求政府采用规范的税收制度,停止任意侵犯私人财产权的斗争史。⑷宪法在它诞生的一开始,就担负了平衡国家财政权,保障人民财产权的重任,宪法和的完善离开财政制度的确立,是绝对不可能的。

二、宪法对财政法理念与价值的影响

财政在制度的形成过程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另一方面,当宪法作为反抗专制的成果被固定下来之后,宪法理念的发展又对财政法的现代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现代财政法的理念价值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现代财政法的基本原则是财政民主主义、财政法定主义、财政健全主义和财政平等主义。财政民主主义着眼于财政的民主基础,法定主义着眼于财政的法律形式,健全主义着眼于财政的安全稳健,平等主义着眼于财政的公平合理。这四个原则既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又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但它们的理念和价值几处毫无疑问是根源于宪法的。

财政民主主义是现代社会整个财政法的基础,在财政法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它要求人民通过一定方式对重大财政事项行使决定权。由于现代社会人民行使权力的机构大多是议会,所以也称财政议会主义,即一国的重大财政事项必须经过议会的同意才能付诸实施,否则就不具备合法性。从渊源上看,财政民主实质上是根源于宪法的人民理论,它是这一理论在财政法领域内的落实。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规定了国家的属于人民,我国宪法第2条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国家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应当是财政法的根本法律依据和理论基础,它也说明应当将人民的民主参与放在财政法制定的首要地位。

财政法之所以如此强调民主,与财政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密不可分。当代许多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都维持在35%左右,北欧的高福利国家甚至超过60%.我国在2002年也已达18.5%,如果加上预算外收入和各种制度外收入,可能也不会低于40%.⑸巨大的资金集中于国家手中通过财政收支不断循环,不仅是国家经济运转的推进器,也是国家政治活动的主要资金来源,现代财政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财政收入是来源于人民的,在理论上也是用之于民的,那么到底如何收取和支配这些资金,理应由人民掌握最后的决定权。所以,议会作为人民的代表,对与财政计划的每一个环节必须从一开始就参与决策的制定,这正是现代民主的要求。否则,国家机关就会藉“公共”之名,不当的追求部门的私利,在财政事项制定程序中引入民主,虽然也并不尽然就能真正代表公共利益,但相比之下这是最好的方法。

财政法定主义是指议会对于具体财政问题进行审查批准和将有关财政活动的普遍规则制定为法律,它实际上是财政民主的一种实现方式。在财政法的发展史上,财政法定主义往往与民主交错重叠,

英国的《大》、《权利请愿书》、《权利法案》,美国的《独立宣言》、《弗吉尼亚权利法案》,法国的《人权于公民权利宣言》等重要的宪法文件,大多以人民“同意权”的形式,表述人民在财政方面的基本权利。因此,财政法定主义实质上就是“人民”的形式要求,它是实现人民在财政方面基本权利的必要手段。同时,财政法定主义也是宪法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是财政法治的制度基础。

财政平等主义包含了对正义的价值追求,它要求平等对待,也是宪法平等原则在财政法中的具体适用。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是财政平等主义直接的宪法依据。平等主义要求人民对财政事务有平等的参与权,人民利益也应当受到平等保护,财政法必须建立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否则就与古代专制君主的横征暴敛无异。

宪法理论对于财政法理念和价值观的影响是深刻和根本性的,财政法就是宪法在财政领域内的具体实现,现代财政法必须以民主为制度基础,并且体现民主性,因为国家的财政权力根本上是来源于人民的,应当由人民来决定有关的重大财政事项。财政法涉及公权力的分配、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在财政方面的相互关系、公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的基本制度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因此只有在宪法的框架内制定和运行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财政法也应当以维护和保障基本人权、促进人权保护水平为依归,这也是与宪法“保护人权”的根本宗旨相一致的。

三、宪法与财政法的互动关系

宪法与财政法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现代税收的出现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税收成为了近代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由于不断的战争造成了国家财力紧张,原有收入已经远远不够维持巨大的开支,政府成了“穷人”,必须依靠纳税人才能获得足够的收入。而当时西方社会又恰好形成了这样一个“有钱无权”的中间阶层,他们自然希望通过控制政府征税权来与政府相抗衡,以维护自己的财产权。另一方面从国家自身来说,它也希望通过一个固定的机制来稳定的获取财政收入,使得国家既可以筹措资金又不会破坏社会的秩序。对财政体制的供给与需求相结合,是西方制度形成与发展的关键。相比之下,传统中国没有出现制度,与没有出现现代税收是一致的。⑹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小农经济天然具有分散性,不能产生一个类似的中间阶层,无法有效制约政府的权力。面对沉重的课税,农民唯一的办法就是揭竿而起,一个封建王朝,然后再由另一个王朝取而代之,如此陷入循环往复的怪圈。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宪法与财政法,或者说是与财政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财政权既是产生的根本原因,又是宪法规范的重要内容,也是体制运行的重要保障。⑺国家的产生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进步,比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度具有优越性,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现代国家的主要职能在于提供公共产品和保护财产权,一方面国家要为人民服务,它对公民财产的汲取就具有合理性,正如洛克所言:“政府没有巨大的经费就不能维持,凡享受保护的人都应该从他的产业中支出一份来维持政府。”而另一方面,国家拿走原本属于公民的部分财产,实质上就是凭借公权力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一种剥夺,所以国家的财政行为也理应受到公民财产权的限制。这种限制首先表现为只有人民同意才征税,其次是人民对财政预算支出的控制与监督。否则政府若滥用财政权,就成为对公民财产权裸的侵犯。政府不是万能的,它的无限膨胀也是可怕的,而私人财产权的保障和巩固就是阻挡政府这个“利维坦”最有效的障碍之一。因此在宪法中授予和限制征税权,把财政问题上升到宪法的高度——即财政立宪主义,对有限政府的实现具有关键意义。⑻布坎南等人认为,应在宪法上明确规定一些有关税收的规则,以防止政府滥用财政资源,要在最高的法律层次上确保纳税人对政府征税权的控制。⑼

财政权也是体制平稳运行的重要保障。宪法要处理的两对最基本的矛盾,除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矛盾外,还有公权力之间的矛盾,包括横向,也包括纵向的权力关系????——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现代国家大多是由多层次政府构成,中央与地方政府各自担负着不同职能,而其职能的实现有赖于财政功能的发挥。财政权限在各级政府之间的合理划分,关系到地方政府在整个国家政权机关体系中的地位,甚至关涉到地方自治与国家结构、国家体制等根本性的宪法问题。⑽中央与地方财政权限的划分,其实就是一个中央与地方经济利益分配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是会影响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的。一个政府的“正当”统治是建立在国家财政的基础之上的,统治秩序合法化的过程就是良善的财税制度逐步确立的过程。极度恶化的财政状况足以导致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危机”,并招致政权灭亡的命运。⑾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财政危机促成了专制制度的灭亡和民主的产生。

四、与财政——中国的启示

分析宪法与财政法的互动关系让我们明确:中国制度的完善将得以与财政法自身的完善,得益于宪法自身加强对国家财政权的控制,以及对公民财产权的保障。中国要完成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伟大转变,两者作用的发挥至关重要。

我国现行宪法仍然保留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精神残余,它只是充分肯定了一些基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事实,大部分内容以国家政策为导向,设置了太多“国家”的积极义务和理想目标,没有体现人权与政权之间的张力和平衡,政权淹没了产权和人权。⑿这与西方国家宪法的内容形成鲜明对比。有学者认为,贯穿西方宪法的是一种普遍的对抗式的思维和对政府的不信任态度,而中国宪法体现却是一种建构式思维,在这背后是一种合作式的思维模式——宪法不需要防范谁。⒀这种思维下的宪法无法得到真正有效的实施,缺少了这一基石,法治国家是无法真正实现的。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政府几乎拥有不受法律约束的控制和权力,这根源于当时的财政基础——除农村外,几乎全是国家所有制经济,政府的财政收入形式主要由工商税和企业上缴的利润构成。换句话说,是国家自己养活着自己,其行为当然无法受到约束与限制。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现在正处在转轨的关键时期。当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时,其自主性必然不断增强,企业对于自己的财产和利润必然会有由自己掌握的愿望,国家要获得财政收入,就不能单靠行政权力征收,而必须依靠财政法来规范国家与公民、企业之间的财政法律关系。通过财政法一方面规范国家的财政行为,保障公民和企业对于其财产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为国家的财政行为提供法律上的依据,便利国家征税权的行使,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不因个人和企业的违法行为而遭受损失,从根本上保证国家各项职能的实现。财政法功能的充分发挥,将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和国家对经济宏观调节的实现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的基本精神就是有限政府、权力制约和权力保障。宪法不仅要授予国家必要的权力,还必须有效制约这种权力,限定权力的边界,规范其行使,以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只有充分保护公民财产权,才能解放市场主体创造财富的能

力,才能契合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要求。财政权是国家权力的根本,只有对财政的约束才是对权力的硬约束。⒂财政权是代议机关的重要职权,是人民的基本保障。因此,我国宪法应当明示人大享有财政权,对基本的财政事项作出规定,增强对政府权力的控制,才能更好的应对社会现实,维护其权威性。我国的财政法必须以民主为基础,并以维护和保障基本人权为其宗旨,增进全民福利,促进社会发展。

「注释

(1)《西方发展中的税收动因研究》刘守刚,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2)同上

(3)《财税法学》刘剑文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版

(4)《西方发展中的税收动因研究》刘守刚,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5)《财政法基本原则论纲》熊伟,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4期

(6)《西方发展中的税收动因研究》刘守刚,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7)《财政立宪主义论纲》李龙朱孔武,载《法学家》2003年第6期

(8)同上

(9)《西方发展中的税收动因研究》刘守刚,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10)《财税法学》刘剑文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版

(11)《现行宪法文本的缺失言说》赵世义刘连泰刘义,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第3期

(12)(13)同上

(14)《财政立宪主义论纲》李龙朱孔武,载《法学家》2003年第6期

宪政制度范文第7篇

风云际会的二十世纪已然成为历史。沉思百年中国行宪史的屈辱与光荣、苦难与奋争,当有益于未来的再造与复兴、昌盛与辉煌。

百年中国的行宪历程自清廷的钦定宪法大纲始。清人不堪担当旧邦维新的重任,示国人以行宪之骗局。辛亥志士在戊戌六君子的血泊中痛定思痛,而启倾覆帝制之政局。孙中山先生创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军政、训政、三时期之学说,并以临时约法初建中华新政制之格局。然而君主虽除,皇权与臣民心理未去,袁氏、张勋复辟、曹锟贿选宪法等毕现行宪之艰难。内忧频仍之际,又加日人入侵的外患。经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之后,中华民族仍无化干戈为玉帛、和平民主建国的智慧,而兄弟阋墙,遂使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不具全民共识之基础。中共建国之后,33年中四易宪法。自八二宪法以来则三次修宪,以适应风雷激荡之变局。

观察与反思百年史,乃可有以下的基本经验:

(一)古今中西的文化问题关系到问题的解决。中西文化问题方案主要有中体西用论,如张之洞以及梁漱溟熊十力等新儒家;全盘西化论,如胡适等;以及综合创新论,如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及张岱年等。中华文化之中,政治问题与文化问题本不分为两片,而天人关系、群己关系、身心关系综括为内圣外王关系。内圣外王关系即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政治与宗教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等关系的综会。内圣外王问题可统领以下的政治宗教关系、国家社会关系、上中下社会结构问题,乃至革命改良关系问题。这一问题乃是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根本问题,至今仍未最后解决。

(二)政治与宗教的关系为问题的一大关键。问题之中有两重关系:第一重关系是国家与社会之关系。这之中存在着权利(包括财产权、基本人权和人民)与权力(的要义是分权制衡与法治)之对立、互动和平衡。第二重关系是政治与宗教之关系。百年中国有三大主流意识形态: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皆是如牟宗三先生所言的思想、信仰与实践的统一,但中国的新道统、学统、政统尚未建立。新宗教、新中道尚在孕育之中。此中值得重视的是中共的公民宗教,以及与共产党的政党伦理:三民主义与思想邓小平理论。

(三)公民社会的建设乃是建设的基础,亦是中国问题的最大难题。建设的核心:公民权利与国家公共权力的恰当安排实就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适当调整。有三个观念:人道政府(关心公民的权利:财产权和人权)、有限政府(关切国家公共权力:通过和分权制衡的原理既授予权力又限制、约束权力,以达致权力的正当行使)、法治政府(法治:权利与权力资源的恰当乃至最优化配置)。而这三个观念都需要公民社会的支持。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宗法社会到政党社会三个时期。和中共建立的政党伦理成功整合与转化了传统政治的思想资源和制度资源,把中国社会从宗法社会转变为政党社会。而中国社会转型的真正成功在于从政党伦理到契约伦理,从政党社会到公民社会的转变。

(四)重视上层结构与下层结构的关系,以及中层结构的建设。建立了中国的上层结构,中共建立了中国的下层结构。新的变革任务是建立和优化沟通上下结构的中层结构,进而建立现代中国社会的整体结构[1]。而制度恰是中层结构的核心部分。法治是现代国家的通行治理方式。

(五)恰当理解革命与改良的关系。从维新变法的改良到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中国在传统政制转型的政治博弈中选择新瓶装新酒。[2]二十世纪中国发生了革命的五次浪潮:辛亥革命、五四思想革命、国民革命、共产主义革命、。20世纪后20年邓小平改革乃是对改良的复归。未来中国的建设仍需国人对于革命与改良问题作深入的思考,进而形成建设的共识。

二 自由政制的基本框架

(一)宪法之为约法的两重约定

1.神人之约

宪法之为约法,乃因此中体现了两重约定:神人之约或天人之约,以及治者与被治者之约。[3]主义产生于基督教传统的西方文明。的宗教之维提供了主义超验正义的来源。主义"植根于西方基督教的信仰体系及其表述世俗秩序意义的政治思想中。"[4]神创造了人,人因堕落而有原罪,人此生的意义是勤奋工作,深自忏悔,以期死后升入天堂。天国与人间分属彼岸和此岸,所以上帝之城和人间之城两立,因此,"凯撒的物当归凯撒,神的物当归神。"[5]由于神的物归神,恺撒的物归恺撒,所以有政治与宗教的分离。人是灵与肉、天国与人间、无穷大与无穷小、

天使与野兽之间的一个中项。在人身上充满了知与无知、崇高与卑贱、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冲突。是人则不是神,政治之事属乎人间,宗教之事属乎心灵和神,神与人二元对立不可调和。

2.治者与被治者之约

近代西方理性化的进程中,民族国家与教会的对立、君权与教权的对立逐渐转化为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对立,也就是国家与社会的对立。社会高于国家,公民社会的建设乃是此中的一大关键。

(二)政制构造

自由主义在经济上表现为受保障的财产权、自由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在政治上表现为以普选为基础的代议制和法治;在道德文化上表现为个人的权利观念和自主观念。[6]

(三)中华新政制的自生秩序

农业文明人与自然的相因相成,天人关系的经验积累的悟性的智慧使中华文化传统崇尚天人不二、 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知行合一,道器不二,体用不二。道德秩序(moral order)即是宇宙秩序(cosmic order),宇宙秩序即是道德秩序。心、神及宇宙,是三无差别。

中华文化之传统政治哲学核心是处理内圣外王关系,其结论是内圣外王不二,成己成物不二。[7]内圣外王之道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为内圣之业,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外王之业。"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8]由修身而下学而上达,而学为君子,以至于取义成仁,成贤成圣,此为内圣外王之纵向意义。其纵贯在于人格的修养以实现境界的不断提升。而横向意义则由修身而达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由内圣而至于外王,由成己而成物。道德高于政治,修身先于从政。内圣与外王主要是平面地自内向外推开。

内圣外王问题隐含着中华文化的超越性问题:中华文化的内在超越路向横向扩展有余,而上下纵贯不足。此体现为内圣外王主要是平面化地自内向外展开,而如西方文化之十字架隐喻的自上而下的纵贯十分不足。[9]

依照牟宗三先生的论述,儒家是纵贯纵讲,道和释是纵贯横讲,西学的主流是纵贯横讲。儒家的心体、性体、道体、知体(良知之体),都是一体。而康德也是纵贯纵讲,因为讲意志的自律。智的直觉不能给我们知识,它是创造原则,而非认知原则。不能以感触直觉的方式去认识它。感触直觉在横的关系中,它能给予一个对象而不能创造一个对象。横的认知关系属于感性和知性,智的直觉在纵的关系中。上帝与人都具有智的直觉(悟性)。智的直觉只有从道德的实践中才能转化出来。由康德的道德的神学(moral theology)转变成儒家的道德的形上学(moral metaphysics)。儒家以道体代上帝,心体与道体为一,结果只剩下一个。牟先生认为,中华文化的政道不足,而治道有余。中华文化为理性之运用表现(Functional Presentation),而缺乏理性之架构表现(Constructive Presentation)。然而,牟先生对起源于自由主义的民主学说有着深刻的误解。这以牟宗三的政道与治道之分最为典型。他认为在中国古代的君权之下,政道无民主,治道有民主。[10]"这里他把科层组织的合理化与民主这个有关国体的问题混淆起来。民主涉及的是国家权力的组成、运用和更迭方式,而不是指国家机器中的任何一特定部分。" [11]

中华文化的新中道主要有自立、实践与人类三个观念。自立是中华文化的民族之根身和文化之道身从沉睡到匍伏到站起到直立的过程,即主体之建立过程,实践与人类则体现了根身与道身的双足和头脑的觉醒。此三个观念的形成贯穿了近代中华文化的思想史: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到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到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哲学,此中体现了文化自强自觉自主自由进而自立的愿望。自立实践人类三观念的恰当安排即是一个中心,两手抓,即自立中心(太极),实践与人类分处两翼(两仪)[12]。新中道是冲突(二元)与和谐(一元)之间的某种折衷或平衡,因而是不一不二的。中华新文化的演进过程是儒学、佛法、哲学、神学四学之会通,而形成新中道的过程。

(一)新内圣外王关系:旧内圣外王即明体达用。新内圣与新外王[13] 则是不一不二的关系:首先,内圣与外王不一,二者应一分为二,内圣归内圣,外王归外王;其次,内圣与外王不二,二者合二为一,之道和道德之道究竟为一。外王问题不仅是民主与科学问题,而且是整体的政制问题。此中存在着知识论难题,即知识与价值的复杂关系。

为什么要内圣归内圣,外王归外王?牟宗三先生的良知的自我坎陷的不可能首先在于其遭遇到知识论的难题。主观与客观的复杂关系不可能通过黑格尔式的正反合的逻辑而解决。此种内圣系统与外王系统的复杂关系实为内圣系统与外王系统的复杂互动。而且,预设良知、仁为最高本体的道德形而上学难以自圆其说。但内圣与外王既分又合,内圣与外王不一不二:首先,内圣与外王不一,内圣归内圣,外王归外王;其次,内圣与外王不二,内圣之域与外王之域可以相互作用。

1.儒家伦理与契约伦理:返本开新,以"良知的自我坎陷"从而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新儒家路向不可能成为新文化的主流。依照李泽厚先生的界说,伦理当分为社会伦理与宗教伦理。中华文化新的社会伦理乃是儒家伦理与清教伦理综会而成的契约伦理。既往的儒家伦理为交融的伦理,再变为慎独的伦理、顺服的伦理,这与心性修养、气的感通、道德政治相联系。而西学之伦理为交谈的伦理、独白的伦理,此种言说的论定指向社会公义的目标和法权政治。"'交融的伦理'之转而为'交谈的伦 理',这是一个学习与调适的过程,并不是本质上的转换。"[14] 未来的社会关系当从"血缘性纵贯轴"转向"人际性的互

动轴"。此应从顺服伦理上溯到慎独伦理,再达于交融伦理,再转接于交谈伦理。而主体之间的沟通不同于感通,沟通经由言说,感通以非言说的气为主导。由此心性修养与社会公义,内圣归内圣,外王归外王。

刘军宁提出,"儒教与自由主义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互动关系,并在实践层次上呈现出相互结合的趋向。"儒教自由主义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与儒家伦理的三点一线。[15] "在政治上,儒教自由主义表现为代议政治、法治、政党政治加上儒家的施政作风。在经济上,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加上克勤克俭、互帮互助的儒家工作伦理,同时政府受儒家富民养民思想的影响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的调控管理。在道德文化上,儒家自由主义既引入自由主义对个人权利、自立自主和竞争精神的强调,又保留了儒教忠恕孝顺、尊老爱幼、重视教育和注重集体利益等价值倾向。" [16]

儒教自由主义的伦理即是新外王的契约伦理。此种契约伦理的建设有两个核心的价值观念:一是主体,主体的自我建立即是道德主体与实践主体的自强自觉自主自由,亦即是自立;二是交往,主体是自由而彼此平等的,主体之间的恰当关系当是互为主体性(intersubjectivity),此可以阐释为孔子的"仁"。 [17]

2.在内圣之域,新儒家需要真正的思路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梁漱溟先生乡村建设的路线已不合于时世,而十力先生以及门人牟宗三唐君毅的心学路线亦只能曲高和寡,儒门淡薄乃为不争之事实。新儒家宜深切体认时世之变局,以日新之气度学习基督教会之践履精神和谨严组织,创造中华文化的新的言说方式和传教路径,以奉献于中华新文化建设之大业。

(二)新内圣之五自精神:自强自觉自主自由会聚为自立精神。中华文化的精神不仅是儒家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18]而是儒家的自强精神和佛法的自觉精神的会聚。儒言自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19]佛即觉者:自觉觉他觉行圆满。

西方的精神乃是自主与自由的精神。自主观念来自希腊传统,自主就是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为自己的生命、自由、幸福奋斗的权利和能力,相信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育成熟的理性,成就健全、和谐的人格。而自由则要求不受强制的状态。"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20]自由和民主的关系,乃是根与果的关系。如以严复先生的话来说,则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民主政治、制度的实现首先需要一个文化的心灵中真正贯注了自主与自由的精神。自由的种子首先要撒播在中国大地上,然后得雨露的滋润,自由精神之光的普照,自主与自由之树乃能生生不息,然后方能收获民主之果实。

自强和自觉的精神与自主和自由的精神在人生的意义世界中得以会聚。人者天地之心也。人生由混沌无知的自然,到对于功利的驰驰以求,到天下为公的道德境界,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天地境界。这样一个自我提升的过程经由生命心灵的自觉发心、立志,以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力行。而自立的要义就是生命心灵的自强自觉和自主自由。

中华新文化的精神则是中华文化慧命的承续,是文化精神的扩展与丰富,是中华文化之生命心灵的充盈。新文化精神是自强、自觉精神和自由、自主精神冲突与融合而综会成的自立精神。民主乃是一套设计精良的制度,它"旨在维护具有尊严和价值的自我(self),因为自我被视为首要的价值",[21]其指向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在其中,一群人,尤其是拥有权力的人,不能压迫另一群人。由此,在民主的外王的设置下,人的自强和自觉的内圣之业可以无限延伸,直至获得生命和心灵的真正的自主和自由,那就是天地之间真正自立的人的实现。

(三)新外王即新政制:新政制乃是中华政制与西方政制的会聚。此种会聚不仅是两种政制的对话,更是两个文化系统的冲突与融合。为此,新政制的建设不仅要研究和汲取中西政制及人类政制的智慧、及教训,更需上达于文化系统之中,对于人类文化的既往智慧和现实变局、未来大势有通透的洞察,以中华文化之恢弘气度观察与融会人类文化,以人类文化慧命之发扬广大为中华文化之己任。由此而从容应对中华文化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收拾传统政制之残局,整理民主共和之新局,开创中华文化未来之新政制。

此种新政制是一种自生秩序[22]。本文尝试把中华新政制的构造概括为两个方面、五个观念和八种制度。[23]两个方面指保障公民权利与限制公共权力;五个观念是产权、人权、分权、、法治;而八种制度包括:立法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权利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监督制度、联邦制度。

中国之智慧是一种清明的理性,是取象思维与概念思维的合一,是析解理性的一分为二与生命理性(悟性)的合二为一。

中国之道的求索是中华文化自立的历程。的实现一则需要实践的操作和践履,一则需要人类的眼光与胸怀。

注释:

1、 黄仁宇,1997:《中国大历史》第295页,北京:三联书店。

2、 试以瓶与酒的比喻简说各国行宪经验:英国人可以理解为旧瓶装新酒,美国人则是把新瓶新酒说成是旧瓶旧酒,日本人在美国人的刺刀下面不情愿地以新瓶装新酒,但新瓶的上端(国家元首)保留了旧瓶的装潢(天皇)。法、俄、中则热衷于新瓶新酒的革命乌托邦实验。打烂旧瓶是中国二十世纪的流行话语,则连旧瓶的碎片也不放过。

3、 而依照柏克的说法,还存在第三重约定,即前代与后代之约。详见《法国革命论》(柏克,1998)129页的有关论述。

4、 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的宗教之维》第1页,周勇、王丽芝译,三联书店1997年。

5、 《新约·马可福音》12:17。

6、 刘军宁:《自由主义与儒教社会》,《公法评论》()网站。

7、 内圣外王问题与西方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个人社会关系可互相参照。

8、 《大学》。人?文化?符号是三位一体的(卡西尔1985)。道家太极图乃是内圣外王关系的文化符号诠释。此可与佛教逆十字的隐喻以及中华文化新符号:中国之中的象征相印证。佛教隐喻此处暂不论述。而"中"字具有极大的多义性,可从多维予以诠释。首先,中是"1"和"0"的组合;其次,中是上下纵贯的,这体现了中华文化对于中华文化之伞未能上下撑开(唐君毅语)之缺陷的弥补,以及对上下超越路向的接纳;第三,中之字型是左右对称的,这象征了中华文化的阴阳平衡的中和智慧;第四,中之音韵为东韵,此韵具有良好的共鸣,有一种内在的力量;第五,中体现了中华文化一以贯之的中道思维。

9、 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第4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10、 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第4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11、 刘军宁:《自由主义与儒教社会》。

12、 此处作者受到唐力权先生的"根身性相学"的深刻启发(唐力权,1997)。孙中山、、邓小平的思想与周易的关系,似乎是一重要的但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

13、 新儒家所言的民主科学不能概括新外王的全部内容。因为政制的安排不仅是民主问题,而是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诸观念和制度的复杂构造,此种构造归之于民主是不够准确恰当的。

14、 林安梧:"心性修养"与社会公义?中华文化迈向二十一世纪的纠结之一,《原道》?辑79页,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

15、 刘军宁:《自由主义与儒教社会》,《公法评论》()网站。

16、 刘军宁:《自由主义与儒教社会》,《公法评论》()网站。

17、 新伦理的生成过程在中华近代思想史中有清晰的发展踪迹可以追溯。如孙中山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五爱,邓小平的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此种政党伦理(刘小枫,1998)为新伦理生成的重要环节。遗憾的是,儒家由于言说方式的局限,未能如既往儒家提出如"三纲五常"之类的伦理纲要,从而无法深入中国社会的日常伦理生活之中。新伦理尚在激荡生成之中,基本框架的形成尚待时日。

18、 《张岱年学术论著自选集》第547页,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

19、 《周易》乾卦、坤卦象辞。

20、 《新约·约翰福音》8:32。

21、 卡尔·J·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的宗教之维?第15页,周勇、王丽芝译,三联书店1997年。

22、 自生秩序(spontaneous order)或扩展秩序是哈耶克思想的核心概念。自生秩序是人类群体生长出的复杂结构,它介乎本能和理性之间,使人类文明成为可能。这种秩序并不是人类的设计或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自然发生的:它是在无意之间遵守某些传统、主要是道德中产生的,是人类行为的结果,但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

宪政制度范文第8篇

关键词:;财政法;公民财产权;财政权;财政立宪

Abstract:ThefinancehasplayedtheextremelyessentialroleintheWesternconstitutionalgovernmentsystemestablishment''''shistoricalprocess,butnowinvariouscountries''''constitution,betweennationalandcitizen''''sfiscalrelationsalsohaveoneofbasicstatuscontents,thesephenomenaallinaremakingclearbetweentheconstitutionandthefinanceactthecloserelationship.Thisarticlethroughtheanalysisconstitutiontheoryregardingthefinanceactideavalue''''sinfluenceandthefinanceacttotheconstitutionalgovernmentdemocraticsystemestablishment''''skeyrole,attemptstoshowbetweentheconstitutionandthefinanceactexiststheinteractiverelations,aswellasdealwiththiskindofrelationstocompleteproperlyregardingChinaapproach“themarketeconomy”and“thecountryundertheruleoflaw”thisprofoundtransformationbasicfunction.

keyword:Constitutionalgovernment;Financeact;Citizenpropertyrights;Financialpower;Financialconstitutionalism

一、财政与——历史解读

西方制度的形成和确立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的发明或者说发现,是人类理性与实践探索的结晶。制度最先在英国产生,随后传播到美国和法国,直至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财政在其中起到的关键作用——财政权问题,正是产生的根本原因。

在英国封建社会时期,频繁而长期的战争使得国家的国库紧张,国王必须要像臣民征税来获得财力支持,往往通过开会来讨论由贵族、地主和商人提供资金的问题。因此,在理查一世时代(1189—1199)“不得人民同意则不课税”的原则已略有雏形。⑵

英国是制度最初的实践者。人民(一开始以地主和贵族为主,后来以商人和新兴地主为主)对约束政府征税权的制度的需求和国王因税收需要而对制度的供给,一起推动了英国制度的发展。⑴

约翰王时期(1199-1216)英国与法国之间争端不断,1212年英王约翰又与罗马教皇争权并于次年被俘。为了筹措战争费用并且赎回自己,他屡次不经贵族和自由民的同意而征税,激起了贵族的反抗。在贵族军队的胁迫尤其是筹款赎身的压力下,1215年约翰王不得不签下《大》,这是英王与英国的贵族、诸侯及僧侣缔结的限制国王权力,特别是征收租税权力的法律,由此“不得人民同意不课税”的原则被赋予了正式法律的地位。征税权不属于国王而是人民授予的这一理念也开始深入人心。

当然,国会最终获得征税权并不是这一个文件就确定了的,而是经过了漫长的斗争和一次次的确认,才将控制税收的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其中战争因素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大》之后,亨利三世、爱德华一世、爱德华三世等数位皇反复重申这一原则,制度逐渐形成。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时期,国王为了加强集权,试图用专制压服议会专享受税收权不成,于是通过罚款和劝捐方式填补国库亏空,遭到激烈反对。由于苏格兰战争,查理一世甚至几次解散议会而任意征税,激怒了新贵族和资产阶级,造成了自己的覆灭。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国会才真正完成了对国王征税权的控制,君主立体开始形成。后经19世纪的两次国会改革,下议院最终掌握了财政权。通过一系列宪法性的文件,如1627年《权利请愿书》、1688年的《权利法案》、1919年《议院法》等,财政立法权限、程序和国家财政体制等基本财政法律制度得以确立,英国的制度最终确立。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英国史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英国的财政法史。⑶

美国作为曾经的英国殖民地,其政治法律制度中继承和模仿英国的因素也很多。1776年北美13个殖民地反抗英国统治,其最初的起因也是英王向殖民地征收印花税和茶叶税。而人民认为“没有代表(议会议员)就不纳税”,即在未向英国国会派遣议员以控制征税权之前,殖民地不应纳税。独立战争由此打响,并最终在美国也确立了制度。

英国之后18世纪法国也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也正是由于国家因战争造成财政危机,国王向第三等级征税,第三等级因不满承受税收负担却不能控制国王的征税权,因此激烈反抗开始的。到19世纪,法国也模仿英国最终建立了现代税收和制度。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正是起因于“税收危机”,税收关系到人民的根本财产利益,人民为了反抗国家任意征税侵犯个人的财产权,才寻找到了“”这一出路。近代西方制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民要求政府采用规范的税收制度,停止任意侵犯私人财产权的斗争史。⑷宪法在它诞生的一开始,就担负了平衡国家财政权,保障人民财产权的重任,宪法和的完善离开财政制度的确立,是绝对不可能的。

二、宪法对财政法理念与价值的影响

财政在制度的形成过程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另一方面,当宪法作为反抗专制的成果被固定下来之后,宪法理念的发展又对财政法的现代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现代财政法的理念价值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财政民主主义是现代社会整个财政法的基础,在财政法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它要求人民通过一定方式对重大财政事项行使决定权。由于现代社会人民行使权力的机构大多是议会,所以也称财政议会主义,即一国的重大财政事项必须经过议会的同意才能付诸实施,否则就不具备合法性。从渊源上看,财政民主实质上是根源于宪法的人民理论,它是这一理论在财政法领域内的落实。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规定了国家的属于人民,我国宪法第2条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国家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应当是财政法的根本法律依据和理论基础,它也说明应当将人民的民主参与放在财政法制定的首要地位。

现代财政法的基本原则是财政民主主义、财政法定主义、财政健全主义和财政平等主义。财政民主主义着眼于财政的民主基础,法定主义着眼于财政的法律形式,健全主义着眼于财政的安全稳健,平等主义着眼于财政的公平合理。这四个原则既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又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但它们的理念和价值几处毫无疑问是根源于宪法的。

财政法之所以如此强调民主,与财政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密不可分。当代许多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都维持在35%左右,北欧的高福利国家甚至超过60%。我国在2002年也已达18.5%,如果加上预算外收入和各种制度外收入,可能也不会低于40%。⑸巨大的资金集中于国家手中通过财政收支不断循环,不仅是国家经济运转的推进器,也是国家政治活动的主要资金来源,现代财政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财政收入是来源于人民的,在理论上也是用之于民的,那么到底如何收取和支配这些资金,理应由人民掌握最后的决定权。所以,议会作为人民的代表,对与财政计划的每一个环节必须从一开始就参与决策的制定,这正是现代民主的要求。否则,国家机关就会藉“公共”之名,不当的追求部门的私利,在财政事项制定程序中引入民主,虽然也并不尽然就能真正代表公共利益,但相比之下这是最好的方法。

财政法定主义是指议会对于具体财政问题进行审查批准和将有关财政活动的普遍规则制定为法律,它实际上是财政民主的一种实现方式。在财政法的发展史上,财政法定主义往往与民主交错重叠,英国的《大》、《权利请愿书》、《权利法案》,美国的《独立宣言》、《弗吉尼亚权利法案》,法国的《人权于公民权利宣言》等重要的宪法文件,大多以人民“同意权”的形式,表述人民在财政方面的基本权利。因此,财政法定主义实质上就是“人民”的形式要求,它是实现人民在财政方面基本权利的必要手段。同时,财政法定主义也是宪法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是财政法治的制度基础。宪法理论对于财政法理念和价值观的影响是深刻和根本性的,财政法就是宪法在财政领域内的具体实现,现代财政法必须以民主为制度基础,并且体现民主性,因为国家的财政权力根本上是来源于人民的,应当由人民来决定有关的重大财政事项。财政法涉及公权力的分配、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在财政方面的相互关系、公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的基本制度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因此只有在宪法的框架内制定和运行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财政法也应当以维护和保障基本人权、促进人权保护水平为依归,这也是与宪法“保护人权”的根本宗旨相一致的。

财政平等主义包含了对正义的价值追求,它要求平等对待,也是宪法平等原则在财政法中的具体适用。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是财政平等主义直接的宪法依据。平等主义要求人民对财政事务有平等的参与权,人民利益也应当受到平等保护,财政法必须建立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否则就与古代专制君主的横征暴敛无异。

三、宪法与财政法的互动关系

宪法与财政法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现代税收的出现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税收成为了近代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由于不断的战争造成了国家财力紧张,原有收入已经远远不够维持巨大的开支,政府成了“穷人”,必须依靠纳税人才能获得足够的收入。而当时西方社会又恰好形成了这样一个“有钱无权”的中间阶层,他们自然希望通过控制政府征税权来与政府相抗衡,以维护自己的财产权。另一方面从国家自身来说,它也希望通过一个固定的机制来稳定的获取财政收入,使得国家既可以筹措资金又不会破坏社会的秩序。对财政体制的供给与需求相结合,是西方制度形成与发展的关键。相比之下,传统中国没有出现制度,与没有出现现代税收是一致的。⑹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小农经济天然具有分散性,不能产生一个类似的中间阶层,无法有效制约政府的权力。面对沉重的课税,农民唯一的办法就是揭竿而起,一个封建王朝,然后再由另一个王朝取而代之,如此陷入循环往复的怪圈。

财政权也是体制平稳运行的重要保障。宪法要处理的两对最基本的矛盾,除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矛盾外,还有公权力之间的矛盾,包括横向,也包括纵向的权力关系¬¬——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现代国家大多是由多层次政府构成,中央与地方政府各自担负着不同职能,而其职能的实现有赖于财政功能的发挥。财政权限在各级政府之间的合理划分,关系到地方政府在整个国家政权机关体系中的地位,甚至关涉到地方自治与国家结构、国家体制等根本性的宪法问题。⑽中央与地方财政权限的划分,其实就是一个中央与地方经济利益分配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是会影响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的。一个政府的“正当”统治是建立在国家财政的基础之上的,统治秩序合法化的过程就是良善的财税制度逐步确立的过程。极度恶化的财政状况足以导致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危机”,并招致政权灭亡的命运。⑾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财政危机促成了专制制度的灭亡和民主的产生。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宪法与财政法,或者说是与财政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财政权既是产生的根本原因,又是宪法规范的重要内容,也是体制运行的重要保障。⑺国家的产生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进步,比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度具有优越性,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现代国家的主要职能在于提供公共产品和保护财产权,一方面国家要为人民服务,它对公民财产的汲取就具有合理性,正如洛克所言:“政府没有巨大的经费就不能维持,凡享受保护的人都应该从他的产业中支出一份来维持政府。”而另一方面,国家拿走原本属于公民的部分财产,实质上就是凭借公权力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一种剥夺,所以国家的财政行为也理应受到公民财产权的限制。这种限制首先表现为只有人民同意才征税,其次是人民对财政预算支出的控制与监督。否则政府若滥用财政权,就成为对公民财产权裸的侵犯。政府不是万能的,它的无限膨胀也是可怕的,而私人财产权的保障和巩固就是阻挡政府这个“利维坦”最有效的障碍之一。因此在宪法中授予和限制征税权,把财政问题上升到宪法的高度——即财政立宪主义,对有限政府的实现具有关键意义。⑻布坎南等人认为,应在宪法上明确规定一些有关税收的规则,以防止政府滥用财政资源,要在最高的法律层次上确保纳税人对政府征税权的控制。⑼

四、与财政——中国的启示

分析宪法与财政法的互动关系让我们明确:中国制度的完善将得以与财政法自身的完善,得益于宪法自身加强对国家财政权的控制,以及对公民财产权的保障。中国要完成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伟大转变,两者作用的发挥至关重要。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政府几乎拥有不受法律约束的控制和权力,这根源于当时的财政基础——除农村外,几乎全是国家所有制经济,政府的财政收入形式主要由工商税和企业上缴的利润构成。换句话说,是国家自己养活着自己,其行为当然无法受到约束与限制。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现在正处在转轨的关键时期。当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时,其自主性必然不断增强,企业对于自己的财产和利润必然会有由自己掌握的愿望,国家要获得财政收入,就不能单靠行政权力征收,而必须依靠财政法来规范国家与公民、企业之间的财政法律关系。通过财政法一方面规范国家的财政行为,保障公民和企业对于其财产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为国家的财政行为提供法律上的依据,便利国家征税权的行使,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不因个人和企业的违法行为而遭受损失,从根本上保证国家各项职能的实现。财政法功能的充分发挥,将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和国家对经济宏观调节的实现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我国现行宪法仍然保留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精神残余,它只是充分肯定了一些基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事实,大部分内容以国家政策为导向,设置了太多“国家”的积极义务和理想目标,没有体现人权与政权之间的张力和平衡,政权淹没了产权和人权。⑿这与西方国家宪法的内容形成鲜明对比。有学者认为,贯穿西方宪法的是一种普遍的对抗式的思维和对政府的不信任态度,而中国宪法体现却是一种建构式思维,在这背后是一种合作式的思维模式——宪法不需要防范谁。⒀这种思维下的宪法无法得到真正有效的实施,缺少了这一基石,法治国家是无法真正实现的。

的基本精神就是有限政府、权力制约和权力保障。宪法不仅要授予国家必要的权力,还必须有效制约这种权力,限定权力的边界,规范其行使,以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只有充分保护公民财产权,才能解放市场主体创造财富的能力,才能契合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要求。财政权是国家权力的根本,只有对财政的约束才是对权力的硬约束。⒂财政权是代议机关的重要职权,是人民的基本保障。因此,我国宪法应当明示人大享有财政权,对基本的财政事项作出规定,增强对政府权力的控制,才能更好的应对社会现实,维护其权威性。我国的财政法必须以民主为基础,并以维护和保障基本人权为其宗旨,增进全民福利,促进社会发展。

【注释】

(1)《西方发展中的税收动因研究》刘守刚,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2)同上

(3)《财税法学》刘剑文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版

(4)《西方发展中的税收动因研究》刘守刚,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5)《财政法基本原则论纲》熊伟,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4期

(6)《西方发展中的税收动因研究》刘守刚,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7)《财政立宪主义论纲》李龙朱孔武,载《法学家》2003年第6期

(8)同上

(9)《西方发展中的税收动因研究》刘守刚,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10)《财税法学》刘剑文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版

(11)《现行宪法文本的缺失言说》赵世义刘连泰刘义,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第3期

(12)(13)同上

宪政制度范文第9篇

关键词:财政法公民财产权财政权财政立宪

Abstract:ThefinancehasplayedtheextremelyessentialroleintheWesternconstitutionalgovernmentsystemestablishment''''shistoricalprocess,butnowinvariouscountries''''constitution,betweennationalandcitizen''''sfiscalrelationsalsohaveoneofbasicstatuscontents,thesephenomenaallinaremakingclearbetweentheconstitutionandthefinanceactthecloserelationship.Thisarticlethroughtheanalysisconstitutiontheoryregardingthefinanceactideavalue''''sinfluenceandthefinanceacttotheconstitutionalgovernmentdemocraticsystemestablishment''''skeyrole,attemptstoshowbetweentheconstitutionandthefinanceactexiststheinteractiverelations,aswellasdealwiththiskindofrelationstocompleteproperlyregardingChinaapproach“themarketeconomy”and“thecountryundertheruleoflaw”thisprofoundtransformationbasicfunction.

keyword:Constitutionalgovernmentfinanceactcitizenpropertyrightsfinancialpowerfinanceconstitutionalism

一、财政与——历史解读

西方制度的形成和确立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的发明或者说发现,是人类理性与实践探索的结晶。制度最先在英国产生,随后传播到美国和法国,直至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财政在其中起到的关键作用——财政权问题,正是产生的根本原因。

英国是制度最初的实践者。人民(一开始以地主和贵族为主,后来以商人和新兴地主为主)对约束政府征税权的制度的需求和国王因税收需要而对制度的供给,一起推动了英国制度的发展。⑴

在英国封建社会时期,频繁而长期的战争使得国家的国库紧张,国王必须要像臣民征税来获得财力支持,往往通过开会来讨论由贵族、地主和商人提供资金的问题。因此,在理查一世时代(1189—1199)“不得人民同意则不课税”的原则已略有雏形。⑵

约翰王时期(1199-1216)英国与法国之间争端不断,1212年英王约翰又与罗马教皇争权并于次年被俘。为了筹措战争费用并且赎回自己,他屡次不经贵族和自由民的同意而征税,激起了贵族的反抗。在贵族军队的胁迫尤其是筹款赎身的压力下,1215年约翰王不得不签下《大》,这是英王与英国的贵族、诸侯及僧侣缔结的限制国王权力,特别是征收租税权力的法律,由此“不得人民同意不课税”的原则被赋予了正式法律的地位。征税权不属于国王而是人民授予的这一理念也开始深入人心。

当然,国会最终获得征税权并不是这一个文件就确定了的,而是经过了漫长的斗争和一次次的确认,才将控制税收的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其中战争因素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大》之后,亨利三世、爱德华一世、爱德华三世等数位皇反复重申这一原则,制度逐渐形成。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时期,国王为了加强集权,试图用专制压服议会专享受税收权不成,于是通过罚款和劝捐方式填补国库亏空,遭到激烈反对。由于苏格兰战争,查理一世甚至几次解散议会而任意征税,激怒了新贵族和资产阶级,造成了自己的覆灭。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国会才真正完成了对国王征税权的控制,君主立体开始形成。后经19世纪的两次国会改革,下议院最终掌握了财政权。通过一系列宪法性的文件,如1627年《权利请愿书》、1688年的《权利法案》、1919年《议院法》等,财政立法权限、程序和国家财政体制等基本财政法律制度得以确立,英国的制度最终确立。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英国史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英国的财政法史。⑶

英国之后18世纪法国也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也正是由于国家因战争造成财政危机,国王向第三等级征税,第三等级因不满承受税收负担却不能控制国王的征税权,因此激烈反抗开始的。到19世纪,法国也模仿英国最终建立了现代税收和制度。

美国作为曾经的英国殖民地,其政治法律制度中继承和模仿英国的因素也很多。1776年北美13个殖民地反抗英国统治,其最初的起因也是英王向殖民地征收印花税和茶叶税。而人民认为“没有代表(议会议员)就不纳税”,即在未向英国国会派遣议员以控制征税权之前,殖民地不应纳税。独立战争由此打响,并最终在美国也确立了制度。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正是起因于“税收危机”,税收关系到人民的根本财产利益,人民为了反抗国家任意征税侵犯个人的财产权,才寻找到了“”这一出路。近代西方制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民要求政府采用规范的税收制度,停止任意侵犯私人财产权的斗争史。⑷宪法在它诞生的一开始,就担负了平衡国家财政权,保障人民财产权的重任,宪法和的完善离开财政制度的确立,是绝对不可能的。

二、宪法对财政法理念与价值的影响

财政在制度的形成过程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另一方面,当宪法作为反抗专制的成果被固定下来之后,宪法理念的发展又对财政法的现代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现代财政法的理念价值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财政民主主义是现代社会整个财政法的基础,在财政法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它要求人民通过一定方式对重大财政事项行使决定权。由于现代社会人民行使权力的机构大多是议会,所以也称财政议会主义,即一国的重大财政事项必须经过议会的同意才能付诸实施,否则就不具备合法性。从渊源上看,财政民主实质上是根源于宪法的人民理论,它是这一理论在财政法领域内的落实。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规定了国家的属于人民,我国宪法第2条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国家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应当是财政法的根本法律依据和理论基础,它也说明应当将人民的民主参与放在财政法制定的首要地位。

现代财政法的基本原则是财政民主主义、财政法定主义、财政健全主义和财政平等主义。财政民主主义着眼于财政的民主基础,法定主义着眼于财政的法律形式,健全主义着眼于财政的安全稳健,平等主义着眼于财政的公平合理。这四个原则既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又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但它们的理念和价值几处毫无疑问是根源于宪法的。

财政法之所以如此强调民主,与财政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密不可分。当代许多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都维持在35%左右,北欧的高福利国家甚至超过60%。我国在2002年也已达18.5%,如果加上预算外收入和各种制度外收入,可能也不会低于40%。⑸巨大的资金集中于国家手中通过财政收支不断循环,不仅是国家经济运转的推进器,也是国家政治活动的主要资金来源,现代财政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财政收入是来源于人民的,在理论上也是用之于民的,那么到底如何收取和支配这些资金,理应由人民掌握最后的决定权。所以,议会作为人民的代表,对与财政计划的每一个环节必须从一开始就参与决策的制定,这正是现代民主的要求。否则,国家机关就会藉“公共”之名,不当的追求部门的私利,在财政事项制定程序中引入民主,虽然也并不尽然就能真正代表公共利益,但相比之下这是最好的方法。

财政法定主义是指议会对于具体财政问题进行审查批准和将有关财政活动的普遍规则制定为法律,它实际上是财政民主的一种实现方式。在财政法的发展史上,财政法定主义往往与民主交错重叠,英国的《大》、《权利请愿书》、《权利法案》,美国的《独立宣言》、《弗吉尼亚权利法案》,法国的《人权于公民权利宣言》等重要的宪法文件,大多以人民“同意权”的形式,表述人民在财政方面的基本权利。因此,财政法定主义实质上就是“人民”的形式要求,它是实现人民在财政、方面基本权利的必要手段。同时,财政法定主义也是宪法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是财政法治的制度基础。

财政平等主义包含了对正义的价值追求,它要求平等对待,也是宪法平等原则在财政法中的具体适用。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是财政平等主义直接的宪法依据。平等主义要求人民对财政事务有平等的参与权,人民利益也应当受到平等保护,财政法必须建立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否则就与古代专制君主的横征暴敛无异。

宪法理论对于财政法理念和价值观的影响是深刻和根本性的,财政法就是宪法在财政领域内的具体实现,现代财政法必须以民主为制度基础,并且体现民主性,因为国家的财政权力根本上是来源于人民的,应当由人民来决定有关的重大财政事项。财政法涉及公权力的分配、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在财政方面的相互关系、公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的基本制度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因此只有在宪法的框架内制定和运行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财政法也应当以维护和保障基本人权、促进人权保护水平为依归,这也是与宪法“保护人权”的根本宗旨相一致的。

三、宪法与财政法的互动关系

宪法与财政法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现代税收的出现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税收成为了近代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由于不断的战争造成了国家财力紧张,原有收入已经远远不够维持巨大的开支,政府成了“穷人”,必须依靠纳税人才能获得足够的收入。而当时西方社会又恰好形成了这样一个“有钱无权”的中间阶层,他们自然希望通过控制政府征税权来与政府相抗衡,以维护自己的财产权。另一方面从国家自身来说,它也希望通过一个固定的机制来稳定的获取财政收入,使得国家既可以筹措资金又不会破坏社会的秩序。对财政体制的供给与需求相结合,是西方制度形成与发展的关键。相比之下,传统中国没有出现制度,与没有出现现代税收是一致的。⑹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小农经济天然具有分散性,不能产生一个类似的中间阶层,无法有效制约政府的权力。面对沉重的课税,农民唯一的办法就是揭竿而起,一个封建王朝,然后再由另一个王朝取而代之,如此陷入循环往复的怪圈。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宪法与财政法,或者说是与财政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财政权既是产生的根本原因,又是宪法规范的重要内容,也是体制运行的重要保障。⑺国家的产生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进步,比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度具有优越性,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现代国家的主要职能在于提供公共产品和保护财产权,一方面国家要为人民服务,它对公民财产的汲取就具有合理性,正如洛克所言:“政府没有巨大的经费就不能维持,凡享受保护的人都应该从他的产业中支出一份来维持政府。”而另一方面,国家拿走原本属于公民的部分财产,实质上就是凭借公权力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一种剥夺,所以国家的财政行为也理应受到公民财产权的限制。这种限制首先表现为只有人民同意才征税,其次是人民对财政预算支出的控制与监督。否则政府若滥用财政权,就成为对公民财产权裸的侵犯。政府不是万能的,它的无限膨胀也是可怕的,而私人财产权的保障和巩固就是阻挡政府这个“利维坦”最有效的障碍之一。因此在宪法中授予和限制征税权,把财政问题上升到宪法的高度——即财政立宪主义,对有限政府的实现具有关键意义。⑻布坎南等人认为,应在宪法上明确规定一些有关税收的规则,以防止政府滥用财政资源,要在最高的法律层次上确保纳税人对政府征税权的控制。⑼

财政权也是体制平稳运行的重要保障。宪法要处理的两对最基本的矛盾,除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矛盾外,还有公权力之间的矛盾,包括横向,也包括纵向的权力关系??——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现代国家大多是由多层次政府构成,中央与地方政府各自担负着不同职能,而其职能的实现有赖于财政功能的发挥。财政权限在各级政府之间的合理划分,关系到地方政府在整个国家政权机关体系中的地位,甚至关涉到地方自治与国家结构、国家体制等根本性的宪法问题。⑽中央与地方财政权限的划分,其实就是一个中央与地方经济利益分配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是会影响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的。一个政府的“正当”统治是建立在国家财政的基础之上的,统治秩序合法化的过程就是良善的财税制度逐步确立的过程。极度恶化的财政状况足以导致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危机”,并招致政权灭亡的命运。⑾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财政危机促成了专制制度的灭亡和民主的产生。

四、与财政——中国的启示

分析宪法与财政法的互动关系让我们明确:中国制度的完善将得以与财政法自身的完善,得益于宪法自身加强对国家财政权的控制,以及对公民财产权的保障。中国要完成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伟大转变,两者作用的发挥至关重要。

我国现行宪法仍然保留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精神残余,它只是充分肯定了一些基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事实,大部分内容以国家政策为导向,设置了太多“国家”的积极义务和理想目标,没有体现人权与政权之间的张力和平衡,政权淹没了产权和人权。⑿这与西方国家宪法的内容形成鲜明对比。有学者认为,贯穿西方宪法的是一种普遍的对抗式的思维和对政府的不信任态度,而中国宪法体现却是一种建构式思维,在这背后是一种合作式的思维模式——宪法不需要防范谁。⒀这种思维下的宪法无法得到真正有效的实施,缺少了这一基石,法治国家是无法真正实现的。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政府几乎拥有不受法律约束的控制和权力,这根源于当时的财政基础——除农村外,几乎全是国家所有制经济,政府的财政收入形式主要由工商税和企业上缴的利润构成。换句话说,是国家自己养活着自己,其行为当然无法受到约束与限制。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现在正处在转轨的关键时期。当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时,其自主性必然不断增强,企业对于自己的财产和利润必然会有由自己掌握的愿望,国家要获得财政收入,就不能单靠行政权力征收,而必须依靠财政法来规范国家与公民、企业之间的财政法律关系。通过财政法一方面规范国家的财政行为,保障公民和企业对于其财产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为国家的财政行为提供法律上的依据,便利国家征税权的行使,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不因个人和企业的违法行为而遭受损失,从根本上保证国家各项职能的实现。财政法功能的充分发挥,将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和国家对经济宏观调节的实现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的基本精神就是有限政府、权力制约和权力保障。宪法不仅要授予国家必要的权力,还必须有效制约这种权力,限定权力的边界,规范其行使,以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只有充分保护公民财产权,才能解放市场主体创造财富的能力,才能契合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要求。财政权是国家权力的根本,只有对财政的约束才是对权力的硬约束。⒂财政权是代议机关的重要职权,是人民的基本保障。因此,我国宪法应当明示人大享有财政权,对基本的财政事项作出规定,增强对政府权力的控制,才能更好的应对社会现实,维护其权威性。我国的财政法必须以民主为基础,并以维护和保障基本人权为其宗旨,增进全民福利,促进社会发展。

【注释】

(1)《西方发展中的税收动因研究》刘守刚,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2)同上

(3)《财税法学》刘剑文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版

(4)《西方发展中的税收动因研究》刘守刚,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5)《财政法基本原则论纲》熊伟,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4期

(6)《西方发展中的税收动因研究》刘守刚,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7)《财政立宪主义论纲》李龙朱孔武,载《法学家》2003年第6期

(8)同上

(9)《西方发展中的税收动因研究》刘守刚,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10)《财税法学》刘剑文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版

(11)《现行宪法文本的缺失言说》赵世义刘连泰刘义,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第3期

(12)(13)同上

(14)《财政立宪主义论纲》李龙朱孔武,载《法学家》2003年第6期

宪政制度范文第10篇

【关键词】财政法公民财产权财政权财政立宪

【正文】

一、财政与——历史解读

西方制度的形成和确立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的发明或者说发现,是人类理性与实践探索的结晶。制度最先在英国产生,随后传播到美国和法国,直至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财政在其中起到的关键作用——财政权问题,正是产生的根本原因。

英国是制度最初的实践者。人民(一开始以地主和贵族为主,后来以商人和新兴地主为主)对约束政府征税权的制度的需求和国王因税收需要而对制度的供给,一起推动了英国制度的发展。⑴

在英国封建社会时期,频繁而长期的战争使得国家的国库紧张,国王必须要像臣民征税来获得财力支持,往往通过开会来讨论由贵族、地主和商人提供资金的问题。因此,在理查一世时代(1189—1199)“不得人民同意则不课税”的原则已略有雏形。⑵

约翰王时期(1199-1216)英国与法国之间争端不断,1212年英王约翰又与罗马教皇争权并于次年被俘。为了筹措战争费用并且赎回自己,他屡次不经贵族和自由民的同意而征税,激起了贵族的反抗。在贵族军队的胁迫尤其是筹款赎身的压力下,1215年约翰王不得不签下《大》,这是英王与英国的贵族、诸侯及僧侣缔结的限制国王权力,特别是征收租税权力的法律,由此“不得人民同意不课税”的原则被赋予了正式法律的地位。征税权不属于国王而是人民授予的这一理念也开始深入人心。

当然,国会最终获得征税权并不是这一个文件就确定了的,而是经过了漫长的斗争和一次次的确认,才将控制税收的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其中战争因素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大》之后,亨利三世、爱德华一世、爱德华三世等数位皇反复重申这一原则,制度逐渐形成。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时期,国王为了加强集权,试图用专制压服议会专享受税收权不成,于是通过罚款和劝捐方式填补国库亏空,遭到激烈反对。由于苏格兰战争,查理一世甚至几次解散议会而任意征税,激怒了新贵族和资产阶级,造成了自己的覆灭。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国会才真正完成了对国王征税权的控制,君主立体开始形成。后经19世纪的两次国会改革,下议院最终掌握了财政权。通过一系列宪法性的文件,如1627年《权利请愿书》、1688年的《权利法案》、1919年《议院法》等,财政立法权限、程序和国家财政体制等基本财政法律制度得以确立,英国的制度最终确立。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英国史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英国的财政法史。⑶

英国之后18世纪法国也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也正是由于国家因战争造成财政危机,国王向第三等级征税,第三等级因不满承受税收负担却不能控制国王的征税权,因此激烈反抗开始的。到19世纪,法国也模仿英国最终建立了现代税收和制度。

美国作为曾经的英国殖民地,其政治法律制度中继承和模仿英国的因素也很多。1776年北美13个殖民地反抗英国统治,其最初的起因也是英王向殖民地征收印花税和茶叶税。而人民认为“没有代表(议会议员)就不纳税”,即在未向英国国会派遣议员以控制征税权之前,殖民地不应纳税。独立战争由此打响,并最终在美国也确立了制度。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正是起因于“税收危机”,税收关系到人民的根本财产利益,人民为了反抗国家任意征税侵犯个人的财产权,才寻找到了“”这一出路。近代西方制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民要求政府采用规范的税收制度,停止任意侵犯私人财产权的斗争史。⑷宪法在它诞生的一开始,就担负了平衡国家财政权,保障人民财产权的重任,宪法和的完善离开财政制度的确立,是绝对不可能的。

二、宪法对财政法理念与价值的影响

财政在制度的形成过程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另一方面,当宪法作为反抗专制的成果被固定下来之后,宪法理念的发展又对财政法的现代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现代财政法的理念价值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现代财政法的基本原则是财政民主主义、财政法定主义、财政健全主义和财政平等主义。财政民主主义着眼于财政的民主基础,法定主义着眼于财政的法律形式,健全主义着眼于财政的安全稳健,平等主义着眼于财政的公平合理。这四个原则既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又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但它们的理念和价值几处毫无疑问是根源于宪法的。

财政民主主义是现代社会整个财政法的基础,在财政法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它要求人民通过一定方式对重大财政事项行使决定权。由于现代社会人民行使权力的机构大多是议会,所以也称财政议会主义,即一国的重大财政事项必须经过议会的同意才能付诸实施,否则就不具备合法性。从渊源上看,财政民主实质上是根源于宪法的人民理论,它是这一理论在财政法领域内的落实。大多数国家的宪法都规定了国家的属于人民,我国宪法第2条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国家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应当是财政法的根本法律依据和理论基础,它也说明应当将人民的民主参与放在财政法制定的首要地位。

财政法之所以如此强调民主,与财政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密不可分。当代许多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都维持在35%左右,北欧的高福利国家甚至超过60%。我国在2002年也已达18.5%,如果加上预算外收入和各种制度外收入,可能也不会低于40%。⑸巨大的资金集中于国家手中通过财政收支不断循环,不仅是国家经济运转的推进器,也是国家政治活动的主要资金来源,现代财政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财政收入是来源于人民的,在理论上也是用之于民的,那么到底如何收取和支配这些资金,理应由人民掌握最后的决定权。所以,议会作为人民的代表,对与财政计划的每一个环节必须从一开始就参与决策的制定,这正是现代民主的要求。否则,国家机关就会藉“公共”之名,不当的追求部门的私利,在财政事项制定程序中引入民主,虽然也并不尽然就能真正代表公共利益,但相比之下这是最好的方法。

财政法定主义是指议会对于具体财政问题进行审查批准和将有关财政活动的普遍规则制定为法律,它实际上是财政民主的一种实现方式。在财政法的发展史上,财政法定主义往往与民主交错重叠,英国的《大》、《权利请愿书》、《权利法案》,美国的《独立宣言》、《弗吉尼亚权利法案》,法国的《人权于公民权利宣言》等重要的宪法文件,大多以人民“同意权”的形式,表述人民在财政方面的基本权利。因此,财政法定主义实质上就是“人民”的形式要求,它是实现人民在财政方面基本权利的必要手段。同时,财政法定主义也是宪法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是财政法治的制度基础。

财政平等主义包含了对正义的价值追求,它要求平等对待,也是宪法平等原则在财政法中的具体适用。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是财政平等主义直接的宪法依据。平等主义要求人民对财政事务有平等的参与权,人民利益也应当受到平等保护,财政法必须建立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否则就与古代专制君主的横征暴敛无异。

宪法理论对于财政法理念和价值观的影响是深刻和根本性的,财政法就是宪法在财政领域内的具体实现,现代财政法必须以民主为制度基础,并且体现民主性,因为国家的财政权力根本上是来源于人民的,应当由人民来决定有关的重大财政事项。财政法涉及公权力的分配、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在财政方面的相互关系、公权力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的基本制度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因此只有在宪法的框架内制定和运行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财政法也应当以维护和保障基本人权、促进人权保护水平为依归,这也是与宪法“保护人权”的根本宗旨相一致的。

三、宪法与财政法的互动关系

宪法与财政法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现代税收的出现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税收成为了近代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由于不断的战争造成了国家财力紧张,原有收入已经远远不够维持巨大的开支,政府成了“穷人”,必须依靠纳税人才能获得足够的收入。而当时西方社会又恰好形成了这样一个“有钱无权”的中间阶层,他们自然希望通过控制政府征税权来与政府相抗衡,以维护自己的财产权。另一方面从国家自身来说,它也希望通过一个固定的机制来稳定的获取财政收入,使得国家既可以筹措资金又不会破坏社会的秩序。对财政体制的供给与需求相结合,是西方制度形成与发展的关键。相比之下,传统中国没有出现制度,与没有出现现代税收是一致的。⑹中国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小农经济天然具有分散性,不能产生一个类似的中间阶层,无法有效制约政府的权力。面对沉重的课税,农民唯一的办法就是揭竿而起,一个封建王朝,然后再由另一个王朝取而代之,如此陷入循环往复的怪圈。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宪法与财政法,或者说是与财政之间的确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财政权既是产生的根本原因,又是宪法规范的重要内容,也是体制运行的重要保障。⑺国家的产生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进步,比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度具有优越性,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现代国家的主要职能在于提供公共产品和保护财产权,一方面国家要为人民服务,它对公民财产的汲取就具有合理性,正如洛克所言:“政府没有巨大的经费就不能维持,凡享受保护的人都应该从他的产业中支出一份来维持政府。”而另一方面,国家拿走原本属于公民的部分财产,实质上就是凭借公权力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一种剥夺,所以国家的财政行为也理应受到公民财产权的限制。这种限制首先表现为只有人民同意才征税,其次是人民对财政预算支出的控制与监督。否则政府若滥用财政权,就成为对公民财产权裸的侵犯。政府不是万能的,它的无限膨胀也是可怕的,而私人财产权的保障和巩固就是阻挡政府这个“利维坦”最有效的障碍之一。因此在宪法中授予和限制征税权,把财政问题上升到宪法的高度——即财政立宪主义,对有限政府的实现具有关键意义。⑻布坎南等人认为,应在宪法上明确规定一些有关税收的规则,以防止政府滥用财政资源,要在最高的法律层次上确保纳税人对政府征税权的控制。⑼

财政权也是体制平稳运行的重要保障。宪法要处理的两对最基本的矛盾,除了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矛盾外,还有公权力之间的矛盾,包括横向,也包括纵向的权力关系¬¬——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现代国家大多是由多层次政府构成,中央与地方政府各自担负着不同职能,而其职能的实现有赖于财政功能的发挥。财政权限在各级政府之间的合理划分,关系到地方政府在整个国家政权机关体系中的地位,甚至关涉到地方自治与国家结构、国家体制等根本性的宪法问题。⑽中央与地方财政权限的划分,其实就是一个中央与地方经济利益分配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是会影响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的。一个政府的“正当”统治是建立在国家财政的基础之上的,统治秩序合法化的过程就是良善的财税制度逐步确立的过程。极度恶化的财政状况足以导致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危机”,并招致政权灭亡的命运。⑾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财政危机促成了专制制度的灭亡和民主的产生。

四、与财政——中国的启示

分析宪法与财政法的互动关系让我们明确:中国制度的完善将得以与财政法自身的完善,得益于宪法自身加强对国家财政权的控制,以及对公民财产权的保障。中国要完成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伟大转变,两者作用的发挥至关重要。

我国现行宪法仍然保留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精神残余,它只是充分肯定了一些基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事实,大部分内容以国家政策为导向,设置了太多“国家”的积极义务和理想目标,没有体现人权与政权之间的张力和平衡,政权淹没了产权和人权。⑿这与西方国家宪法的内容形成鲜明对比。有学者认为,贯穿西方宪法的是一种普遍的对抗式的思维和对政府的不信任态度,而中国宪法体现却是一种建构式思维,在这背后是一种合作式的思维模式——宪法不需要防范谁。⒀这种思维下的宪法无法得到真正有效的实施,缺少了这一基石,法治国家是无法真正实现的。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政府几乎拥有不受法律约束的控制和权力,这根源于当时的财政基础——除农村外,几乎全是国家所有制经济,政府的财政收入形式主要由工商税和企业上缴的利润构成。换句话说,是国家自己养活着自己,其行为当然无法受到约束与限制。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逐步向市场经济过渡,现在正处在转轨的关键时期。当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真正成为独立自主、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时,其自主性必然不断增强,企业对于自己的财产和利润必然会有由自己掌握的愿望,国家要获得财政收入,就不能单靠行政权力征收,而必须依靠财政法来规范国家与公民、企业之间的财政法律关系。通过财政法一方面规范国家的财政行为,保障公民和企业对于其财产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为国家的财政行为提供法律上的依据,便利国家征税权的行使,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来源不因个人和企业的违法行为而遭受损失,从根本上保证国家各项职能的实现。财政法功能的充分发挥,将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和国家对经济宏观调节的实现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的基本精神就是有限政府、权力制约和权力保障。宪法不仅要授予国家必要的权力,还必须有效制约这种权力,限定权力的边界,规范其行使,以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侵犯。只有充分保护公民财产权,才能解放市场主体创造财富的能力,才能契合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要求。财政权是国家权力的根本,只有对财政的约束才是对权力的硬约束。⒂财政权是代议机关的重要职权,是人民的基本保障。因此,我国宪法应当明示人大享有财政权,对基本的财政事项作出规定,增强对政府权力的控制,才能更好的应对社会现实,维护其权威性。我国的财政法必须以民主为基础,并以维护和保障基本人权为其宗旨,增进全民福利,促进社会发展。

【注释】

(1)《西方发展中的税收动因研究》刘守刚,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2)同上

(3)《财税法学》刘剑文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版

(4)《西方发展中的税收动因研究》刘守刚,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5)《财政法基本原则论纲》熊伟,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4期

(6)《西方发展中的税收动因研究》刘守刚,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7)《财政立宪主义论纲》李龙朱孔武,载《法学家》2003年第6期

(8)同上

(9)《西方发展中的税收动因研究》刘守刚,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

(10)《财税法学》刘剑文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版

(11)《现行宪法文本的缺失言说》赵世义刘连泰刘义,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第3期

(12)(13)同上

(14)《财政立宪主义论纲》李龙朱孔武,载《法学家》200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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