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化概论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20 22:25:41
西方文化概论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高校;“西方文化概论”;史料;历史学
“西方文化概论”在国内高校中大多被列为文科，尤其是历史、中文、哲学等学科门类的必修或选修课程。这门课程内容庞杂，涉及从古代到近现代的西方文化，无论是授课还是听课都有相当难度。为了避免通史性以及梳理性的授课思路，笔者选取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文化中具有显著特色的部分作为代表来讲解，通过以小见大的案例分析方式，加深学生对西方文化的理解与把握。“西方文化概论”这门课程作为选修课，根据课程学时的安排，共分为12个主题，分别是绪论、古希腊文化与神话故事、罗马文化与罗马道路、罗马文化与罗马法、希腊罗马的婚姻与家庭、典雅爱情、黑死病的文化影响、美第奇家族与文艺复兴运动、图像与历史、美国电影与美国文化、欧美国家的慈善事业与基督教文化、结语。在国内的很多高校中，这门课程的授课工作大多是由文学、哲学学科背景出身的教师来承担。由于笔者是史学背景出身，同时授课对象是历史学专业的本科学生，因此希望在这门课程的教学过程中突出史学色彩，通过相关文献资料、论著及论文等史料的引入，在让学生了解西方文化发展的同时提高历史学专业学生对史料的重视程度以及史料应用水平。同时，通过研读这些材料让学生更好地了解西方文化的发展状况及特点。
一、课程中文献资料的引入
文献资料向来是史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史料来源之一。在“西方文化概论”课程中，大量引入当时人的著述及法典等文献资料，可以令学生正确地把握西方文化的发展以及不同时期的特点等内容。尤其在了解西方古代及中世纪文化过程中，文献资料的应用尤为重要。在进行“绪论”“古希腊文化与神话故事”专题的讲解过程中，笔者尝试引入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文献。在“绪论”中，引用了一段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的描述，“印度以东的全部地区是一片砂砾地带;在我们多少确实知道的所有亚细亚民族当中，住在日出的方向，住在最东面的民族就是印度人，因为由印度再向东便是一片沙漠而荒漠无人了”［1］239。由此，让学生更好地了解“何为西方”。通过希罗多德的描述，让学生了解到最早划分出东方与西方的是其著作中所描绘的发生于公元前5世纪的希波战争。在“罗马文化与罗马道路”“罗马文化与罗马法”这两大专题的授课过程中，笔者大量引入了《塞奥多西法典》《查士丁尼法典》的条文。在讲授罗马法之时，笔者引入了《塞奥多西法典》中两段有关女性地位及财产的条文，“如果任何人与一个女孩订立婚约并且未能在两年内实现这一婚约的话，并且如果女孩在这一时间已经过去后改而嫁给其他人的话，不应由于加速她的婚姻而归罪于她诈骗，并且也不能允许她的婚姻誓言归于无效”［2］67。“如果一个女儿从其家父处接受了一笔嫁资并随后结婚的话，如果其家父未立遗嘱而去世的话，如果她希望与其兄弟一同继承的话，她应被要求将其嫁资与其家父的田产合并，然后她就能成为共同继承人与其兄弟分割遗产。”［2］82通过这两段法典条文的引入，让学生了解到罗马法对于女性权益较为保护，同时也较为强调对本家族遗产的保护。在“典雅爱情”“黑死病的文化影响”等专题的授课过程中，笔者则引入了但丁的《新生》、薄伽丘的《痴情的菲亚美达》《爱情十三问》《十日谈》。笔者在讲到文艺复兴早期人文主义者的典雅爱情观念的时候，引入了薄伽丘作品中的一段话:“夫人啊，您是我唯一的欢乐与幸福!如果说这话不中我的下怀，那我准是在说谎。如此自猜自想真令人心花怒放，我不由得从内心发出一声甜美的:您是属于我的。”［3］9这段话隐喻了作者第一次看到菲亚美达的情景。从《痴情的菲亚美达》的内容来看，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骑士”对于心爱的贵妇人的爱，一种平等的、女性稍占主导地位的，并且具备婚外恋性质的单恋，一种与中世纪骑士精神中的典雅爱情一脉相承的爱情观。我们发现，但丁、薄伽丘等文学巨匠笔下的女神是理想女性的化身，也是激发诗意灵感的源泉，通过巨匠的名作化为不朽。引入这些相关的重要文献资料，不仅可以让学生更为准确且深入地了解到不同时期、不同地域西方文化所体现的特征，同时对于历史学本科学生而言，有利于提高其运用史料的意识和能力。
二、课程中论著及论文的引入
对于很多古代、中世纪以及近现代的文献资料，高校历史学本科学生把握起来还有一定的困难，所以在课程讲授过程中，除了文献的引入外，笔者还引用了大量的近现代国内外学者的对相关主题进行研究的成果，尤以论著和论文为主，将它们作为补充。如威尔•杜兰的《世界文明史》、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布林顿的《西洋文化史》、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朱伟奇的《中世纪的骑士精神》、彭小瑜的《中古西欧骑士文学和教会法里的爱情婚姻观》、李化成的《黑死病期间的英国社会初揭(1348—1350年)》等。以“典雅爱情”专题的讲授为例，笔者引入了布林顿在其著作《西洋文化史》中关于典雅爱情的定义:“衰退中的骑士精神培养出‘罗曼蒂克的爱情’，对一个理想的女人所产生的爱，一种做不到、非尘世的和精神上的爱。这个理想的女人是可以使崇拜者高贵起来……骑士精神也将的冲动升华作精神上的爱慕。”［4］186并且分析了这一定义中的两个重要词语“衰退”“高贵”。“衰退”指出了雅典爱情出现的时间，是在中世纪中后期;“使崇拜者高贵”是典雅爱情的作用。此外，笔者还引入了威尔•杜兰的一段话:“有两种影响力缓和骑士的野蛮作风———女人和基督教。女性的德行再度被发扬，以遏止英武男人好战的血气之勇。”［5］452同时，分析了威尔•杜兰这段话所指出的贵妇人在骑士精神特征转化过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这样的引入和分析可以让学生在上课之初就了解到中世纪存在于贵妇人和骑士之间这一神秘爱情的基本情况。在“黑死病的文化影响”中，在讲述黑死病来源的不同说法时，笔者引用了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一书中的看法:“在1252年蒙古军队从远征云南—缅甸的行动中撤回不久，鼠疫杆菌就侵入到蒙古的野生啮齿动物群落，并逐渐转化成地方病。随后几年，随着受感染的老鼠、跳蚤和人无意识地把杆菌传播到新的啮齿群落，而向西沿着大草原扩张。”［6］97通过这样的引入，让学生体会到从古至今东方与西方的文化都有交集，无论是通过何种方式进行传播和交流。通过引入相关学者的论著及论文作为补充，为学生提供更多不同的了解西方文化的特点及内容的视角，同时，也使课程内容更加丰富生动。
三、小结
除文献资料以及近现代学者的论著和论文外，在“西方文化概论”课程中，笔者还引入了部分考古证据、影像资料、印章等史料作为课程内容的重要支撑。在授课对象主要为历史学本科学生的课程中，进行大量史料的引用可起到良好的效果。事实上，在这门课程结束之后，从学生所提交的读书报告和小论文的情况看，这门课程所选择的十二个专题不仅激起了很多学生对西方文化的兴趣，同时他们也努力在对相关史料的研读与分析中，试图就其中的某个感兴趣的论题进行独立的分析并撰写论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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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概论论文范文第2篇
医疗决策中的框架效应研究
《临床医学的诞生》读书报告
全球医患关系研究现状分析
医师职业精神:聚焦真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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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滥用致盲案引发的法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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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里扎洛夫技术的起源、发展与传播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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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的超越——读史铁生《病隙碎笔》有感
一步一字——《大国卫生之论》读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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绽开一朵人文的浪花——医学与文学的汇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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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关系的本质:医学的专业视角及其伦理意蕴
医疗不良事件报告系统功能实现的影响因素分析
浅谈我国现行医疗体制与医师职业精神的培养和提升
影视欣赏与人文情怀——西方文化与影视欣赏课介绍
欢乐背后的忧郁——肺结核对华托绘画风格的影响
社会支持、自尊与高中生抑郁、焦虑情绪关系的研究
健活,对话胡大一——一个临床专家的健康传播史
人文化的医学——论文化的互动性与跨学科的互动建构
人道原则和行善原则在“肖志军拒签手术”案中的缺位
我国公共卫生领域公民权利的法律研究热点及对策
中国医学社会学30年:研究现状、结构困境与发展前瞻
美国医师如何看待医师职业精神:几项全国性调查的综述
永生的苦楚——《格列佛游记》对长寿渴求的反世俗建构
《个性化健康管理:人类“第三大计划”中国进行时》读书报告
“疯狂”的影像解读——当代中国电影中的精神失常因素
新加坡和中国原地健康老龄化中的家庭参与和社会支持对比研究
“人文学科是荷尔蒙”——探索中的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人文与健康中心
过街:文学与医学的“摆渡”——一个新兴研究领域的西方视角
医者:道德麻痹与宣泄——医生作家笔下的德行异化医生与治疗者
现代文学与描述生命伦理学——兼论大江健三郎作品中的生命伦理意识
学习知识、学习方法——“国际卫生与卫生国情概论”课程总结
轻松而严谨,自导而创新——“国际卫生与卫生国情概论”课程感想
金苹果:食之有味,得之不易——“国际卫生与卫生国情概论”课程心得
三分课堂,三分实践,四分读书——“国际卫生与卫生国情概论”课程心得
淡定:医师应具备的一种品德——在北京大学医学部2013年度毕业典礼上的发言
“深水区”中的搏击——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职业研究所之利益冲突研究
西方文化概论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当代大学生 价值观 文化维度模式理论 第三文化
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文化价值观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可以说是跨文化交际的核心。因为交际本身在扮演着传递文化价值观的角色的同时，也直接受到价值观的冲击与影响，产生变化与形成不同的形态。文化价值系统是评估一群人行为的理想或标准，它代表一组经由学习获得的法则，这些法则是用来解决文化所碰到的问题与如何做决策的依归。
既然文化价值观是举止行为的一组评判的法则，它们无法经由感官来直接观察，必须从实际生活的面向才能观察归纳出来。因此，为了研究文化价值观，可以把文化价值观更进一步具体化到文化价值取向的层次，以便使用实证的方法加以观察研究。荷兰心理学家Hofstede（1983，1984）从组织传播学的角度，发展出一套广为引用的文化价值取向模式，把文化价值归纳为五个基本的维度：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权利距离、男性化社会/女性化社会、不确定性规避和时间取向。作为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核心，文化价值观直接影响着交际的过程与结果。Hofstede的文化维度模式为定量研究文化价值观提供了可操作的变量，不少后续的实证研究证明它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预见性。中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在每个文化维度上都体现出差异，这的确给跨文化交际带来了不便。我们在承认中西方文化价值观差异的同时，更要考虑到文化价值观的动态性特征，要看到中西方在文化价值观上的发展变化趋势。
文化价值观是一个民族文化中最深层的部分，具有很强的传承性特征。但是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西方交际的不断深入，文化价值观逐渐呈现出适应性调节的变化性特征。当代大学生接受着中西方文化的熏陶，思维活跃，观念创新，在他们身上也可以看到文化价值观的变化及发展趋势。随着科技的发展，经济的全球化，广泛的移民潮，以及多元文化的发展，中西方之间的差异在逐渐缩小。因此，一味地强调中西方在文化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只注重差异比较研究，不仅不利于跨文化交际的发展，反而会阻碍中西方的文化交流。我们可以看到Hofstede的五个文化维度所体现出的文化差异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随着文化间的交流而不断变化着的。当代中国大学生代表着最先进最前沿的思想，在中西方文化的相互影响下，他们的文化价值取向可以代表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发展变化趋势，为跨文化交际的研究带来全新的动力。
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学者们对于文化价值观一直给予极大的关注。美国的人类学家Kluckhohn与Strodbeck最先使用“价值取向”这个概念，提出了五项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普适性问题，并针对每个问题提出三种价值取向。美国的人类学家Edward T. Hall（1976）提出了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的概念，丰富了人们对跨文化交际中的交际与交际环境关系的研究内容。荷兰心理学家Hofstede是不同文化比较研究的创始人，他的文化维度模式在世界范围内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Hofstede对世界五十多个国家的文化进行过调查、分析、比较，两次在IBM调查了11.6万名员工，从大量的调查数据着手进行研究，试图找出能够解释导致大范围内文化行为差异的因素，他指出所有的差异都可追溯到基本维度中的一个或几个中。这些维度是：个体主义/集体主义、权利距离、男性化社会/女性化社会和不确定性规避。考虑到孔子的儒家思想对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影响之后，Hofstede在前四个文化维度的基础上增加了第五个维度――时间取向。Hofstede的文化维度模式是迄今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文化价值观调查研究，自问世以来一直是海外学者进行跨文化研究的主要工具之一，对跨文化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近30年来，国际上出现了以Hofstede文化维度模式为基础的研究成果，范围涉及社会学、心理学、组织行为学、跨文化交际学、会计、金融等领域。
文化价值观是解释人们交流方式和信息理解差异的关键，胡文仲在《超越文化的屏障》中以“贯穿一切的红线”比喻其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但是，我国对文化价值观的研究仍处于借鉴引入阶段，很少有突破性的进展和理论上的创新，至今还未产生较有影响的理论或测量工具。国内对于价值观的研究许多都采用了Hofstede的文化维度模型，或证实（以五项文化维度为理论基础对比中西方文化差异），或补充（进一步细化五项文化维度模式），或质疑了原理论（批判文化维度两极划分的现象）。大部分的研究重点更侧重于分析文化差异，由于此模式来自于IBM调查数据，因此更多地被应用于了解组织的文化价值取向。而且，就Hofstede的文化维度模型，每一项文化维度都有独立细致的研究，尤其是个体主义/集体主义与权利距离两项。但是，文化价值观不可能是静止不动的，随着跨文化交际的不断发展，中西方的文化价值观互相影响，不断发生变化。可见，仅仅研究文化差异是不够的，更应该看到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发展变化趋势。所以本文以Hofstede的文化维度模式为理论依据来研究中国当代大学生的文化价值取向，大学生是世界发展的未来，相信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中西方文化价值观发展的未来，希望可以为跨文化交际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从对吉林省各高校的大学生的价值观所进行的调查反馈的结果来看，当代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依据Hofstede的文化维度模式理论，当代大学生在如上所述的五个维度上均有不同程度的西化。例如，大学生较以往更加强调自我、更加倾向于美国社会所倡导的个人主义，渴望个性独立，渴望更多地靠个人的能力和智慧来解决问题，而并非像从前那样过分依靠集体的力量。从男性化与女性化的角度来看，当代大学生无疑已经摆脱了过去重男轻女的偏见陋习，中国社会也早已不再是男权社会，如今的大学生提倡男女平等，尊重和保护女性成为了他们思想意识的主流。不仅如此，在学习和工作中，他们的竞争意识也展现得并不明显，相反，重合作、讲平等的意识凸显出来，解决问题时靠的更多的是沟通而不是冲突，这种欧美国家的女性化社会特征已渗透到当代大学生的生活和思想意识之中。从权力距离的角度来分析，传统的上级特权观念已被当代大学生所摒弃，他们认为上级是“和我一样的人”，不接受管理特权和上下级平等意识在大学已成为不成文的规定，这同传统中国的特权观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可以看出，作为客文化的西方主流文化在全球化的大背景的推动下，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而作为主文化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来自西方主流文化的冲击，在当代中国大学生的价值体系中或淡化或与西方价值观相融合，形成第三文化。
由于主文化和客文化的不同，主文化又无法适应这种巨大的文化差异，进而形成了完全不同于主文化与客文化的新的文化体系。但是第三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存在着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尚未完全成熟的大学生在选择和树立文化价值观时并不能够准确甄别某种价值观的正确与否，因此他们在选择和树立文化价值观时需要正确的引导和帮助。作为高级人才培养机构的大学有必要提出系统的、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方案，引导大学生在中西方文化价值观交融和冲突的过程中，选择正确的价值取向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因为这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发展，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融合，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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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化概论论文范文第4篇
[关键词]西方文论 翻译 新文学 现代出版
[中图分类号]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13） 02-0107-04
晚清以来的西方文化典籍的汉译工作到了民国时期进一步推进，一系列著作相继得到翻译与出版。西方文化典籍的翻译与出版不仅开启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同时引发了传统与现代、“西方化”与“本土化”的论争。就中国现代文论的现状来看，“西方化”与“本土化”的论争演化为“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西方化”的命题[1]。要解开这一命题的症结，我们还需要作现象学式的“还原”，通过重返历史，追根溯源，从而还原西方文论最初在中国翻译与出版的初始原貌。
1 西方文论的东渐历程
民国期间，西方文学作品包括小说、戏剧与诗歌继续得到翻译出版，为新文学的创作与生产提供了某种借鉴。然而文学创作话语规则的缺席却让新文学的创作缺乏理论的指引。继文学作品翻译出版之后，西方文艺理论的系统介绍已是大势所趋。地理学意义上的西方毕竟相隔遥远，而文化意义上的“西方”却又充满太多的异质性，因此西化成功的日本也就成为新文学家们的首选；毕竟二者在文化上还存在着很多的渊源与姻亲关系。由此西方文论在中国翻译的历程，最初经由日本这一中介得以传播。正是通过日本文论的翻译，欧美文论与俄苏文论相继地参与着新文学话语规则的建构。
据不完全统计，民国建立前的十五年间，共有956部日文书被译成汉文；至民国成立后十五年间，日译汉的著作有1759部。而其中，通过日文翻译的文论大约50部左右[2]。民国期间对于日本文艺理论作品的引进，较为人熟知的是章锡琛对日本文论家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的翻译。1920年章锡琛正式在《新中国》杂志上连载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部分内容，后因杂志停办而搁浅。次年他又在《文学》杂志上重新翻译与发表，后于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而在这年7月，汪馥泉也将翻译的《新文学概论》交由上海书店付梓，后又于1930年4月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再版。基于本间久雄对本书的二次改编，章锡琛又于1930年对之作了重译，并于当年交由开明书店出版。除此之外，本间久雄的《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也由沈端先于1928年翻译出版，其所著的《文学研究法》也由李自珍翻译，于1932年由星云堂书店出版。
在通过日文翻译的文论中，除了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在当时影响较大外，还有厨川百村的著作。厨川百村的《苦闷的象征》，先是鲁迅于1924年和1928年分别交由新潮社与北新书局出版。丰子恺也于1925年翻译了该著作，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厨川百村的另一本著作《出了象牙之塔》，由鲁迅翻译，分别于1925年与1928年由未名社与北新书局出版；由绿蕉、大杰翻译的《走向十字街头》，分别于1928年与1932年由启智书局与新文艺书店出版。
除这二人的著作之外，翻译过来的日本文论还包括青野季吉的《新兴艺术概论》（冯译，1930年现代书局）、芥川龙之介的《文艺一般论》（高明译，1933年光华书局）、藏原惟人的《新写实主义论文集》（吴之本译，1930年现代书局）、森山启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林焕平译，1940年希望书局）、夏目漱石的《文学论》（张我军译，1931年神州国光社）、滕森成吉的《新兴文艺论》（张资平译，1928年联合书店）、小泉八云的《文学讲义》（惟夫编译，1931年联华书店）、狄原朔太郎的《诗底原理》（孙工译，1933年中华书局）等，在当时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日本文艺理论的翻译出版为新文学的创作与教学提供了一定话语规则的支持。比如鲁迅在教导青年学生“研究文学”的时候，认为应该从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和厨川百村的《苦闷的象征》着手[3]。然而仔细阅读当时翻译出版的日本文艺理论专著，我们发现，一方面日本文艺理论专著多为西方文艺理论专著的改写，另一方面日本文艺理论专著的翻译出版也呈现出明显的欧美化倾向和俄苏化色彩。
其实欧美文艺理论的翻译，早在民国之前就已经开始。1905年，《新民丛报》第3年第22号起连载蒋智由翻译的法国学者维朗的《维朗氏诗学论》，标志着中国开始系统翻译西方文艺理论。随后黄远生、鲁迅、周作人、王国维等人开始碎片式引用或化用欧美的文艺理论作品来阐释中国文学。然而国人对欧美文艺理论的全面了解，实始于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正如本间久雄自己所言，“文学通论”部分参照了“Hunt的Literature， Its Principle and Problems； Winchester的Some 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 Mackenzie的the Evolution of Literature”等，而“文学批评论”则参考了“Gayley and Scott的 An Introduction to Methods and Materials of Literary Criticism，Saintsbury的 History of Criticism以及Moulton的the Modern Study of Literature”[4]。正是这一系列书目，日后几乎成为中国人学习西方文艺理论的必读书目，同时成为当时学者研究新文学，甚至旧文学的理论工具。1923年西谛发表的《关于文学原理的重要书籍介绍》一文中，第一次系统地介绍了这些文艺理论书目[5]。而1933年郁达夫在《青年界》第4期发表《英文文艺批评举要》一文中，则再次列举了类似书目。
为了正面直接阅读研究欧美文艺理论，国人开始直接地从英文或其他语言中翻译欧美文艺理论。在章锡琛翻译《新文学概论》的第二年，景昌极与钱新便在《文哲周报》上翻译发表了温切斯特的《文学评价之原理》，后于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印刷出版。1926年傅东华在《小说月报》17卷1―8期上翻译发表莫尔顿的《文学之近代研究》。第二年又在《小说月报》第18卷上发表莫尔顿的《文学进化论》。除此之外，一系列的欧美文艺理论得到翻译出版。除了以上两部作品之外，傅东华还先后翻译了勃利司・藩莱的《诗之研究》（1923），蒲克的《社会的文学批评论》（1926），琉威松的《近世文学批评》（1928），卡尔佛登的《文学之社会学的批评》（1930），亨特的《文学概论》（1935）。除了傅东华之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翻译的欧美文艺理论还包括多人于1929年翻译的瑞恰兹所著《科学与诗》，宋桂煌于1930年翻译韩德生的《文学研究法》与《小说的研究》等。据笔者大致计算，民国期间翻译的欧美文艺理论（俄苏文论除外）也在50部左右。总体来看，欧美文艺理论著作的直接翻译让国人对外国文学作品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另一方面欧美文艺理论的输入也直接地影响着当时中国文学话语规则的建构与重构。正是在欧美文艺理论的基础上，中国文学研究不仅有了全新的理论基础，而且改变着本土的文学理论重构。比如陈仲凡、郭绍虞等人便是在温切斯特、圣茨伯里、亨特等人建构的体系上，来重新思考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体系的[6]。
随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左翼作家的不断壮大，俄苏文艺理论传入日本，在日本出现了许多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文艺理论，文艺与现实、文艺与革命、文艺的阶级性等问题成为探讨的重心。而此时输入的日本左翼文学理论便即时地迎合了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于是从日本留学归来的鲁迅、周作人、郭沫若、张资平等作家便开始俄苏文论的译介。鲁迅最初从日本翻译俄国文学的时候开始介绍俄国文艺理论。他于1929年便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的《文艺与批评》，第二年又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值得注意的是两部文艺理论著作，甚至包括以前的《壁下译丛》等都是从日文转译而来。后来随着三四十年代政治运动的风起云涌，俄国文艺理论的革命性与阶级性很好地吻合了其时的政治环境与社会环境，于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俄国文艺理论便取代了20世纪二十年代欧美文论的主导地位。这一时期包括俄国民主主义文艺理论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艺理论以及其他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都在这一时期得到翻译传播。据本人粗略统计，此时翻译过来的俄国文艺理论著作也多达50种。
2 西方文论的翻译：“西方化”还是“本土化”
自晚清开始输入西学以来，对于西方著作的译介一直都存在着“西方化”与“本土化”的问题。即使是最初翻译的一些自然科学，我们的知识分子也在不断地印证着“东学西渐”的痕迹[7]。如果西方文学与中国文学仅就具体的文学作品而言，只要不是变异很大，尽管彼此之间有巨大的文化差异，但本土的中国读者还是能够阅读理解的。作为西方文学的话语规则而言，因其理论的抽象性，以及与本土文学的完全异质性，不管是在翻译过程中，还是读者的阅读接受中，都横亘着巨大的文化鸿沟。因此就翻译效果而论，到底是通过直译而达到完全的西方化还是通过转译、改译或者编译而部分本土化，这是当时西方文论在翻译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二难选择。
就前面所描述的西方文论在民国期间的翻译出版作品来看，大致出现了这样几个特点。
一是因交流中转及语言障碍而导致的文本的转译。尽管民国时期输入了很多日本文艺理论著作，但囿于日本本民族文学的需要，绝大多数文艺理论著作是对欧美或俄苏文艺理论的借鉴与改编。比如在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两本文艺理论专著《新文学概论》与《苦闷的象征》便是如此。当被加工过的日本文艺理论翻译成中文后经历了第三次转译，由此国人对西方文艺理论的理解就必然出现误读与不适应的情形。而这一点已经被当时的翻译家发现。翻译的尴尬，促使更多的有识之士直接从西方文论原著进行翻译。然而很遗憾的是，一方面囿于当时文化交流的匮乏，另一方面囿于语言的障碍，即使是摆脱了日文的限制，却又掉进了英文的转译之中，因为这两种语言在当时最为流行。由此民国时期的西方文艺理论的翻译必然地会出现很多的转译。即使像傅东华、曹靖华这样的专职翻译家，有的时候也得从英文版去翻译法国的文艺理论及俄国的文艺理论。
二是翻译过程中出现的节译与改译问题。因东西方文化的异质性，文本翻译过程中必然出现“归化”与“顺化”的问题。对于当时新兴的西方文艺理论，国人最初感到的是与传统本土文论之间极大的异质性。因此很多翻译家在翻译的过程中必然会采用节译与改译，对原著中的某些内容作相应的改编。比如章锡琛深感国人对日本文学的不了解，因此在翻译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与《文学概论》的过程中，往往将过多的日本文学典故与例子删掉。而这一点景昌极在翻译温彻斯特的《文学评论之原理》的时候也同样涉及这一问题。因东西文学的差异，在翻译过程中“取诸本国文学以代之。其急切不能得者，则译以明畅之词。或竟以散文译诗句，以求达意”。因此“原著中典例，每于译文中易以本国之类似者……盖因国人于西方学术掌故，所知甚罕。故易以本国材料，为人人所共晓者”[8]。
三是很多西方文论的翻译者采用了编译或辑译的形式。如当时非常有名的东方杂志社为庆祝建刊20周年，将以前在该刊发表的一系列西方文艺理论，以《东方文库》丛书的形式由商务印书馆结集出版。其中包括《写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近代文学与社会改造》《文艺批评与批评家》等。这些编译作品大多由单篇论文组成，来源不同，风格多样，节译与改译并存。对于俄苏文论，因其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与制度化特征，很多俄苏文论，尤其是苏联文艺理论多采用集体编译的形式出版。1935年出版的苏联文学顾问会编著的《给初学写作者的一封信》，1940年出版的苏联康敏学院文艺研究所编的《科学的艺术论》等，均是集体编译。这种集体编译的形式对于后来新中国的文学撰写出版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3 中国现代出版业与西方文论
游走在商业与人文两端的中国现代出版业，既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生存空间，同样也生长出新文学的话语规则。然而在商业与人文、生产与消费、阅读与接受的两端，西方文论的翻译与出版，并不像新文学那样有着明显的利益制衡。因为作为新文学的小说、诗歌，一方面作为精英阶层引领社会文化方向的文化话语，另一方面也同样为大众提供难得的文化产品以资消费，甚至是娱乐。但作为文学生产与写作而存在的文学话语规则，因其理论上的形而上学性，势必很难吸引大众的阅读兴趣，最终在普通读者的文学消费层出现真空。西方文论最终还是在中国得以大量翻译出版，有的甚至一版再版。原因何在？据笔者看来，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新文学杂志与相关出版社出于文学创作与研究的需要，翻译出版西方文艺理论，成为必然的历史选择。这些杂志社与出版社一方面为新文学作家的文学生产、写作与发表提供阵地，另一方面也通过输入国外文艺理论为新文学理论建设提供话语支持。纵观整个民国时期的新文学流派的作家们，无论是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还是“左联”的作家们，他们一方面本人亲自创办杂志社或出版社，另一方面又供职于这些杂志社与出版社。他们一方面利用自身的身份优势，大量发表新文学作品，另一方面也大量翻译国外文学作品以资借鉴。如章锡琛翻译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最先发表在文学研究会的固定刊物《文学》上。而傅东华翻译的蒲克的《社会的文学批评》、莫尔顿的《文学进化论》《文学之近代研究》等则发表在新文学骨干成员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之上。又比如“左联”的众多刊物后来成为俄苏文论的发表阵地。现代派作家施蜇存所办的水沫书店更是出版了《科学的艺术丛书》，系统地介绍了当时的马列文论以及俄苏文论。
二是众多专职翻译家与杂志社、出版社的结盟。自1905年废除科举制以来，投身写作与翻译成为众多知识分子的生存选择。一方面他们通过文学生产掌握着新文学的话语权，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依赖于杂志社与出版社而获得生存资本。比如最早系统翻译西方文艺理论的章锡琛，一方面凭借其熟练的日语翻译了好几本日本的文学理论著作，另一方面更是凭借其掌握的媒介，将其翻译的文论发表出版。又如傅东华的经历亦是如此。在中学毕业后，凭借良好的外语水平，最先供职于中华书局作专职翻译员，后来又去商务印书馆专门从事翻译工作。尽管最后任职于复旦大学，但其一生的经历都与出版活动难分难舍，不仅翻译出版了众多的西方文学作品，而且翻译了众多的西方文学理论。正是这些同时拥有外语背景与留学经历的现代知识分子积极加盟出版事业，为西方文艺理论的翻译出版提供了便利。
注 释
[1]曹顺庆，谭佳.重建中国文论的又一有效途径：西方文论的中国化[J].外国文学研究，2004（5）
[2]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文学理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
[3]鲁迅.而已集・读书杂谈[M]//鲁迅全集（第3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日]本间久雄著；章锡琛译.新文学概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
[5]西谛.关于文学原理的重要书籍介绍[J].小说月报，1923，14（1）
[6]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M].上海：中华书局，1927
[7]姚振华.东学西渐[J].东方杂志，1904（6）
[8][英]温彻斯特著；景昌极等译，梅光迪校.文学评论之原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
西方文化概论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文化生态 通识教育 文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G6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03-0031-02
在全球一体化形势下，西方文化单边主义和“西方中心论”甚嚣尘上，在此情形下，作为拥有悠久雄厚、博大深邃历史文化资源的中国，更应坚守民族文化阵地，充分保持民族文化自觉，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势资源向世界推广，为营造健康和谐的文化生态贡献智慧与力量。高校通识教育本就肩负着人文精神濡养的神圣使命，在此境遇下，更应承担起民族文化传承的庄严责任，培育具有通融识见、博雅精神、全球视野、民族情怀的复合人才。
一、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生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文化逐步渗透至世界各地，特别是20世纪以降，全球化到来之际，西方文化以更加强劲的态势席卷全球，在此进程中许多弱小国家甚至失却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加入西方文化运程中。[1]
我国具有悠久雄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即便在强势冲击之下，仍然保持着鲜明的民族文化身份，然而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不可小觑。当下，特别是青年人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举例而言，街市中随处可见牛仔裤和露脐装，为数不少的青年人对阿迪达斯、耐克、LV、GUCCI等国外大牌趋之若鹜，看电影务求美国大片，手机非iphone不用，餐饮追慕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旅行非欧美不行。过度追求实用主义、功利主义，遇事先问“有什么用”“给多少钱”，若看不到立竿见影的成效，得不到随手即得的收益要么干脆不做，做了也是百般不情愿。言必称“民主”、行必追“自由”的大有人在，一些青年人不顾观点是否正确，必须争取发言权，不管师长的要求是否合理，必须追求绝对的自由。这些现象固然不是发生在全体青年人身上，但绝不应该视而不见。而提及原因，究其根本，不能不说是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一些人对民族文化的评价是“土”“僵化”“过时”，而这些评价并不是建立在对中国文化的全面而准确的了解之上的，更谈不上深入研究和分析。
西方世界希求全球一体西方化，这种企图既不合理，也不科W，世界文化本就应该百花争艳，丰富多彩，若单一推行一种文化，势必导致文化生态失衡。在此情境下，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民族文化自觉，唤醒民族文化记忆，传承、弘扬和推广民族文化优势资源，推进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促进全球文化生态的和谐稳健发展。
二、全球化语境下高校通识课程的目标与任务
首先，唤起青年学生的文化自觉。
青年学生心智尚不成熟，喜欢刺激，爱冒险，很容易被陌生而新鲜的异国文化吸引，并不加区分地加以模仿，形成追求物欲、注重实利、逾越长幼界限、盲目追求自由等不良品行。当前，高校通识课程的着眼点应落在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上。教师通过带领学生发现传统文化经典的仁、智、和、美，通过引导学生发现传统经典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唤起学生的阅读和学习兴趣，鼓舞学生深入阅读和品鉴作品，并阐明全球一体化的利与弊，定能达到培养学生捍卫民族文化尊严、树立文化自觉的效果。
第二， 着重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素养。
从本质上讲，很多学生之所以追捧异国文化的原因主要在于对我们的民族文化缺乏深入的了解，因此一旦学生对民族文化产生了热情，有了深入了解，便会主动地捍卫民族文化尊严，坚守民族文化自觉。高校通识课程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通过引领学生了解中国文化源流脉络，结合品读和鉴赏经典作品，学生自然会领悟到民族文化的智慧、仁爱与美，伴随着理解的不断深入，学生的精神与人格也会潜移默化地受到濡染，民族文化素养日积月累间得以形成。
第三， 兼顾世界文化，培养胸怀天下、匡世济民的健全人格。
坚定了文化自觉，丰富了民族文化素养，在此基础上，还应培养学生的全球化视野，通识课程中开设世界文化经典赏析，带领学生了解和接触异国文化，进行古典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相互观照，不仅有助于培养学生强烈的科学意识和人文情怀[2]，还有助于形成匡正天下的广阔胸襟和豪迈情怀。
第四，提高学生的辨识能力。
通识课程教学过程中，讲解心理学、哲学、美学、阐释学、读者接受理论等知识和原理，引入历代学问家对同一问题的相似和不同看法，带动学生从不同角度对同一事物做出判断，从同一角度对不同事物做出比较和鉴别，启发学生增强分析和判断能力，提高辨识能力，形成正确而独立的思考习惯，加强批判思考能力。
三、当前高校通识课程面临的问题与因应对策
首先，在课程设置方面，进行统整性安排，在传承民族经典文化的同时，兼顾其他东、西方文化经典，帮助学生铸成心系民族、胸怀天下、匡世济民、胸襟豁达、旨趣高远的健全人格。[3]中国文化经典类课程可引领学生了解中国文化渊源流脉的同时，指导学生阅读前秦时期儒、释、道、名、法、墨各家经典作品，阅读各朝代诗词曲赋经典作品，其他东方国家文化经典课程可以有选择地安排埃及、波斯、犹太、印度、阿拉伯、日本、印度思想文化和经典作品讲析，西方文化经典类课程可引导学生了解西方文化发生发展，指导学生阅读古希腊神话、哲学经典，阅读西方各国文艺复兴、古典主义、启蒙时期、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典型代表作品。
〖JP〗
第二，课程内容采取“典”、线、面结合。[4]“典”即经典作品，线即时间脉络，面即空间线索。以往国内高校通识教育往往以概论课形式为主，即侧重关注“线”的脉络，而忽视了对作品原典的关注及同时期各国作品的横向比较，极易造成学生对经典作品“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或只知其一，不闻其余的缺憾。实践证明，了解线、面的同时，对经典作品展开真正的阅读，才能切实体会经典的魅力，深切理解作品的内涵，并起到潜移默化的濡染作用。
第三，教学模式方面，以往国内高校以课堂教学居多，导致任务繁重的通识课程在极为有限的课堂教学时g里很难达成教学目标，最终不得不直接采用概论法或碎片法完成教学，效果往往不容乐观。当前，我们不妨利用发达的网络资源，将不足以在课堂呈现的内容以网络授课或视频教学的方式传达给学生，这样既增强了授课的容量又突破了传统课堂的时空限制，不失为一种好方法。更为关键的是，通过采用网络在线学习的方式，也可以实现在线讨论、线上答疑、专题研讨等交流互动，同步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泛在学习能力。另外，基于通识课程传授的内容，可以组织相关知识竞赛、征文比赛、朗诵比赛、读书汇报活动等赛事活动，以赛带学，以赛促学。
第四，教学评价方面，宜采用重过程考核的形成性评价。改变“一张考卷定全局”的局面，将平时考核比例提高至70%-80%，平时考核由考勤、作业、演讲、读书质与量、阅读创见、品读深刻程度、小组合作情况、参加活动
情况等部分构成，期末成绩可以根据课程内容和授课方式采取论文、音视频、创意作品等方式。教师可根据课程内容在授课之初将学生分组，小组的任务是互相辅助、监督、合作完成既定任务。考核形式包含教师打分和小组成员互评、自评三部分。这种动态的重过程考核方式更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造性，且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合作学习和自主能力。
综上所述，全球化格局下，我们已经初步完成了“世界化”进程，面对西方霸权文化企图单边世界文化的严峻态势，肩负着人文精神培养的高校通识教育更应承担起民族文化传承的神圣使命，以中国经验和中国元素建构大学生的社会生活理念和生命价值观[5]，培养植根于民族文化传统，有本有源的新时代知识分子生力军[6]，为创建和谐稳健的世界文化生态提供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和中国力量。
参考文献：
[1]王岳川.“中国形象”在全球“国家形象”的地位[J].资治文摘，2012（6）：24-25.
[2] [3]周景辉，聂英杰. 中美大学通识教育课程比较与分析[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542-546.
[4]聂英杰，周景辉.全球化语境下高校文学类通识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4（5）：102-104.
[5]王岳川.从“去中国化”到“再中国化”[J].花城，2009（2）：196-199.
西方文化概论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文化生态通识教育文化传承
在全球一体化形势下，西方文化单边主义和“西方中心论”甚嚣尘上，在此情形下，作为拥有悠久雄厚、博大深邃历史文化资源的中国，更应坚守民族文化阵地，充分保持民族文化自觉，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势资源向世界推广，为营造健康和谐的文化生态贡献智慧与力量。高校通识教育本就肩负着人文精神濡养的神圣使命，在此境遇下，更应承担起民族文化传承的庄严责任，培育具有通融识见、博雅精神、全球视野、民族情怀的复合人才。
一、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生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文化逐步渗透至世界各地，特别是20世纪以降，全球化到来之际，西方文化以更加强劲的态势席卷全球，在此进程中许多弱小国家甚至失却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加入西方文化运程中。［1］我国具有悠久雄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即便在强势冲击之下，仍然保持着鲜明的民族文化身份，然而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不可小觑。当下，特别是青年人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举例而言，街市中随处可见牛仔裤和露脐装，为数不少的青年人对阿迪达斯、耐克、LV、GUCCI等国外大牌趋之若鹜，看电影务求美国大片，手机非iphone不用，餐饮追慕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旅行非欧美不行。过度追求实用主义、功利主义，遇事先问“有什么用”“给多少钱”，若看不到立竿见影的成效，得不到随手即得的收益要么干脆不做，做了也是百般不情愿。言必称“民主”、行必追“自由”的大有人在，一些青年人不顾观点是否正确，必须争取发言权，不管师长的要求是否合理，必须追求绝对的自由。这些现象固然不是发生在全体青年人身上，但绝不应该视而不见。而提及原因，究其根本，不能不说是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一些人对民族文化的评价是“土”“僵化”“过时”，而这些评价并不是建立在对中国文化的全面而准确的了解之上的，更谈不上深入研究和分析。西方世界希求全球一体西方化，这种企图既不合理，也不科学，世界文化本就应该百花争艳，丰富多彩，若单一推行一种文化，势必导致文化生态失衡。在此情境下，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民族文化自觉，唤醒民族文化记忆，传承、弘扬和推广民族文化优势资源，推进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促进全球文化生态的和谐稳健发展。
二、全球化语境下高校通识课程的目标与任务
首先，唤起青年学生的文化自觉。青年学生心智尚不成熟，喜欢刺激，爱冒险，很容易被陌生而新鲜的异国文化吸引，并不加区分地加以模仿，形成追求物欲、注重实利、逾越长幼界限、盲目追求自由等不良品行。当前，高校通识课程的着眼点应落在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上。教师通过带领学生发现传统文化经典的仁、智、和、美，通过引导学生发现传统经典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唤起学生的阅读和学习兴趣，鼓舞学生深入阅读和品鉴作品，并阐明全球一体化的利与弊，定能达到培养学生捍卫民族文化尊严、树立文化自觉的效果。第二，着重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素养。从本质上讲，很多学生之所以追捧异国文化的原因主要在于对我们的民族文化缺乏深入的了解，因此一旦学生对民族文化产生了热情，有了深入了解，便会主动地捍卫民族文化尊严，坚守民族文化自觉。高校通识课程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通过引领学生了解中国文化源流脉络，结合品读和鉴赏经典作品，学生自然会领悟到民族文化的智慧、仁爱与美，伴随着理解的不断深入，学生的精神与人格也会潜移默化地受到濡染，民族文化素养日积月累间得以形成。第三，兼顾世界文化，培养胸怀天下、匡世济民的健全人格。坚定了文化自觉，丰富了民族文化素养，在此基础上，还应培养学生的全球化视野，通识课程中开设世界文化经典赏析，带领学生了解和接触异国文化，进行古典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相互观照，不仅有助于培养学生强烈的科学意识和人文情怀［2］，还有助于形成匡正天下的广阔胸襟和豪迈情怀。第四，提高学生的辨识能力。通识课程教学过程中，讲解心理学、哲学、美学、阐释学、读者接受理论等知识和原理，引入历代学问家对同一问题的相似和不同看法，带动学生从不同角度对同一事物做出判断，从同一角度对不同事物做出比较和鉴别，启发学生增强分析和判断能力，提高辨识能力，形成正确而独立的思考习惯，加强批判思考能力。
三、当前高校通识课程面临的问题与因应对策
首先，在课程设置方面，进行统整性安排，在传承民族经典文化的同时，兼顾其他东、西方文化经典，帮助学生铸成心系民族、胸怀天下、匡世济民、胸襟豁达、旨趣高远的健全人格。［3］中国文化经典类课程可引领学生了解中国文化渊源流脉的同时，指导学生阅读前秦时期儒、释、道、名、法、墨各家经典作品，阅读各朝代诗词曲赋经典作品，其他东方国家文化经典课程可以有选择地安排埃及、波斯、犹太、印度、阿拉伯、日本、印度思想文化和经典作品讲析，西方文化经典类课程可引导学生了解西方文化发生发展，指导学生阅读古希腊神话、哲学经典，阅读西方各国文艺复兴、古典主义、启蒙时期、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典型代表作品。第二，课程内容采取“典”、线、面结合。［4］“典”即经典作品，线即时间脉络，面即空间线索。以往国内高校通识教育往往以概论课形式为主，即侧重关注“线”的脉络，而忽视了对作品原典的关注及同时期各国作品的横向比较，极易造成学生对经典作品“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或只知其一，不闻其余的缺憾。实践证明，了解线、面的同时，对经典作品展开真正的阅读，才能切实体会经典的魅力，深切理解作品的内涵，并起到潜移默化的濡染作用。第三，教学模式方面，以往国内高校以课堂教学居多，导致任务繁重的通识课程在极为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里很难达成教学目标，最终不得不直接采用概论法或碎片法完成教学，效果往往不容乐观。当前，我们不妨利用发达的网络资源，将不足以在课堂呈现的内容以网络授课或视频教学的方式传达给学生，这样既增强了授课的容量又突破了传统课堂的时空限制，不失为一种好方法。更为关键的是，通过采用网络在线学习的方式，也可以实现在线讨论、线上答疑、专题研讨等交流互动，同步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和泛在学习能力。另外，基于通识课程传授的内容，可以组织相关知识竞赛、征文比赛、朗诵比赛、读书汇报活动等赛事活动，以赛带学，以赛促学。第四，教学评价方面，宜采用重过程考核的形成性评价。改变“一张考卷定全局”的局面，将平时考核比例提高至70％－80％，平时考核由考勤、作业、演讲、读书质与量、阅读创见、品读深刻程度、小组合作情况、参加活动情况等部分构成，期末成绩可以根据课程内容和授课方式采取论文、音视频、创意作品等方式。教师可根据课程内容在授课之初将学生分组，小组的任务是互相辅助、监督、合作完成既定任务。考核形式包含教师打分和小组成员互评、自评三部分。这种动态的重过程考核方式更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造性，且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合作学习和自主能力。
综上所述，全球化格局下，我们已经初步完成了“世界化”进程，面对西方霸权文化企图单边世界文化的严峻态势，肩负着人文精神培养的高校通识教育更应承担起民族文化传承的神圣使命，以中国经验和中国元素建构大学生的社会生活理念和生命价值观［5］，培养植根于民族文化传统，有本有源的新时代知识分子生力军［6］，为创建和谐稳健的世界文化生态提供中国智慧、中国经验和中国力量。
作者:周景辉 聂英杰 单位:大连工业大学
参考文献：
［1］王岳川．“中国形象”在全球“国家形象”的地位［J］．资治文摘，2012（6）：24－25．
［2］［3］周景辉，聂英杰．中美大学通识教育课程比较与分析［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542－546．
［4］聂英杰，周景辉．全球化语境下高校文学类通识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4（5）：102－104．
［5］王岳川．从“去中国化”到“再中国化”［J］．花城，2009（2）：196－199．
西方文化概论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中国文艺学 日本近代文艺思想 中间人
历史上，日本一直是在学习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形成并发展着自己的文化。但近代以来，这种状况却发生了逆转。近代日本在吸收和融会西方文化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成为东西方思想的交汇点。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包括文艺学领域内，日本对于中国学术近代化的完成都起到了传播西方思想和学说之“中间人”的重要作用。
“文艺学”作为一种现代形态的学科，在我国虽然是在20世纪中、后期才得以建立和发展，但20世纪初的“西学东渐”以及新文化运动将西方一些近现代的学术思想、观念、体系、方法译介到中国，对中国文艺学科的创立起到了重要作用。文艺学西学东渐的途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直接从西方输入，一是间接从日本输入。其中，近代日本作为输入西方文艺观念、文艺理论、艺术批评和艺术史学的“中间人”，对中国文艺学科由古典形态向近代形态的转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现代形态的中国文艺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16世纪末到18世纪中期西方耶稣会士东来及其“学术传教”活动是历史上东西方文化的第一次大碰撞，学术界称之为第一次西学东渐。这对中日两国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接受西方先进文化的契机，但两国的统治者和知识分子对待西方文化的不同态度。导致了此后两国文化发展的不同进程。
在日本，西学的传入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640年以前的南蛮文化和此后的“兰学”。由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突出表现在、社会思想和伦理观念方面。南蛮文化时期大量传入的西方科学技术如天文历法、地理学、航海术等经过曲折的发展，为日本近代文化的产生作了准备，并在此基础上兴起了“兰学”。兰学时期，大部分日本知识分子对西学基本持肯定、欢迎态度，而且不遗余力地进行翻译和宣传，对兰学在日本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而幕府统治者对西方文化在采取了长期的反对甚至镇压政策之后，也逐渐认识到兰学对于发展生产和巩固统治的积极作用。因此，19世纪初，兰学成为被统治阶级所承认、为政权服务的“公学”，得到幕府的保护和支持。这些积极的外部条件使得兰学能够在日本得以长期稳步地发展并不断得到普及。兰学通过近百年的科学研究活动，加深了对西方科学内涵以至社会原理的体系性理解，并形成了一个独立从事西方科学研究的社会群体。由此，“兰学”成为日本社会与西方先进文化联系的纽带，为“明治维新”和日本近代文化的崛起打下了制度上、科学上以及思想上的坚实基础。
而在一衣带水的中国，十九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日渐衰败，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下的中国人仍然陶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中。然而事实上，不论是在科学技术层面、社会制度层面还是思想文化层面，中国都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内忧外患的情境之下，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睁眼看世界”。他们不仅仅以科技层面的声光电化之知识、坚船利炮之技艺为满足，还要求进一步探究西方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以及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和学说。可以说直到这时，中国人才开始真正认识到西方文化的先进性和全面学习西方文化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以各种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学说为中心的西方文化思想开始广泛传入中国，在中国知识界形成了第二次“西学东渐”的热潮。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西学东渐带来了近代形态的西方文化，对于中国古典形态的文艺学来说，也同样经历了一次近代化的启蒙。西方近代美学和文艺思想的输入推动了中国的文艺学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变。这一转变涉及其性质、内容、形式、方法、体例及思维方式等各个方面，从而使中国文艺学的近代化成为可能。
文艺学西学东渐的途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直接从西方输入，一是间接从日本输入。其中，近代日本作为输入西方文艺观念、文艺理论、艺术批评和艺术史学的“中间人”，对中国文艺学科由古典形态向近代形态的转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现代形态的中国文艺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近代以来，日本学习西方文化的状况达到了空前的高潮。明治维新之后的“文明开化”运动使得日本仅用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便取得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过一、二百年才取得的成就。日本向西方学习的成功也刺激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愿望。但当时从中国直接去欧美以及翻译西文著作比去日本并翻译日文书籍相对困难得多，而且日本已经大量吸收了西方文化并且经过了筛选和消化。因此向去芜存菁的临国日本学习，比直接向西方国家学习要简便有利得多。当时的一些开明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如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说：“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1](《游学第二》)“我取径东洋，力省效速”[1](《广译第五》)。可以说，中国人把通过中日文化交流的渠道来学习和吸收西方文化看作了一条可以事半功倍的捷径。而向日本学习的主要途径就是派遣留学生。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派往日本的留学生多达五万余人。大批的留日学生为传播西方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在日本接受了许多新思想、新知识。并通过翻译日文书籍将这些新文化介绍到国内。
西方近代美学和文艺思想同样大多是由留日学生根据日文书籍或西方原著的日译本翻译介绍到中国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日本文艺学由古代到近代的转型已经基本完成，在学科体系、范畴、观念、方法等方面都已充分吸收、融合了西方思想并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可以说已经基本具备了近代化学科的性质。文艺学领域内日文书籍的大量翻译和广泛传播，对中国古典文艺学的各个方面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促使中国的文艺学开始向近代化学科转变。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翻译日本文艺学著作的数量不断增加，水平也不断提高。因此，郭沫若在评论中日文艺学关系时认为：“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就因为这样，中国的新文艺是深受了日本的洗礼的。”[2](P33)可以说，中国文艺学近代转型的过程。主要是一个向日本学习的过程，中国近代文艺学的各个方面都不可避免地接受了日本的影响。
日本文艺思想对中国的影响首先表现在近代文艺学美学概念和范畴的引入。日本人在接受西方新思想、新学说时，除了用日语直接音译西方外来语之外。还利用汉语的意译法创造了大量新词汇。文艺学领域内的许多重要概念 或范畴如“哲学”、“美学”、“文学”、“美术”等，最初都是日本学者借用汉语翻译西方著作时确定下来的。由于这些用汉语表达的概念或范畴大都比较准确地把握了西方文艺思想的内容与特征，因此中国学者在翻译日文书时也都普遍沿用了这些表达方式。关于这种情况，中国近代美学的开创者王国维曾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作过较为公允的评价。他说：“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夫普通之文字中，固无事于新奇之语也，至于讲一学，治一艺，则非新增语不可。而日本之学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则沿而用之，何不可之有?……要之，处今日而讲学，已有不能不增新语之势。而人既造之，我沿用之。其势无便于此者矣。”[3](P387)这些新学语的普遍使用，表明了西方先进的文艺思想已经进入中国文艺学的视野之中，成为近代文艺学所表达的内容。
由日本传入的新学语的接受和使用一方面使许多基本范畴和概念在中国文艺学中确定下来，为中国近代文艺学体系的形成做了必要的准备：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美学和文艺观念的更新，促进了中国文艺学在表达方式上的变革。
表达方式的变革在话语特征上体现为对美学和文艺理论的表述更加准确和规范。中国古典文艺学的话语表述特征是诗意化，思想家们惯于用名言隽语、比喻例证的形式来表述自己的思想。日本新学语的引入，使中国古典文艺学向近代形态的转换有了基本概念和基本框架上的支持。这对于近代文艺学所要求的清晰、精确的逻辑分析话语模式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更为重要的是，表达方式的变革在外在形式上体现为文体表现形态的转换。中国古典文艺学以“诗话”、“词话”为主的文体形态受到冲击，具有近代特征的“新文体”逐渐被接受和运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留日学者借鉴日本经验，主张冲破中国传统的文体规范，变革旧的文体形式，开展了一场具有近代意义的“文体解放”运动。
由日本传人的“新学语”带来了大量的新知识和新见解。对于正处于启蒙时期的中国文艺学来说，新知识意味着新的思想内容，新见解则代表着新的文艺观念，而这些都远非中国旧有的“词章”、“典故”所能包容。因此。表达新的思想内容和新的文艺观念的需要带来了文学体裁的变革，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倡导的“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梁启超“文体改革”的主张直接受到日本文学的影响。他在《夏威夷游记》一文中提出“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其灵感就是来自于对日本明治时期的政论家德富苏峰作品的阅读感觉。“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生面者，余甚爱之。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4](P191)所谓“诗界革命”、“文界革命”的基本精神就在于引进“欧西文思”，即要在诗文中表现西方的新思想、新精神。要达到这一目的，新文体的语言就应该力求通俗化，做到通俗易懂，平易畅达，并“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4](P191)，以便彻底冲破古文规范的限制，更自由地表达作者的情感。作为文体改革的主要倡导者，梁启超不仅提出理论上的主张，而且身体力行，广泛借鉴并学习日本新文体的风格。他在作文章时“不避排偶，不避长比，不避佛书的名词，不避诗词的典故，不避日本输入的新名词”[5](P220)，努力尝试各种新的表达方式。这种日本化的新文体对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几使一时之学术，浸成风尚。而我国文体，亦遂因此稍稍变矣。”[6](P95)
日本近代文艺思想的大规模引进与吸收，不仅使中国文艺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思想材料和新的表现方式：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文艺学具体的学术存在形态也在日本近代文艺学的强劲影响下自然而然地开始了由古典向近代的转换。这种转换以方法的更新为依据，以体系的建构为目标，以各种新的文艺思潮、流派的引介为具体内容，在文艺学原理、艺术史学、文艺理论和批评等方面都有所体现。
中国文艺学中关于美学和艺术原理的基本体系，主要是受到日本艺术理论家黑田鹏信的影响。他的《艺术概论》一书是一部系统讲述艺术一般原理的著作。其内容包括从艺术的本质特征到艺术的创作欣赏、从艺术分类、艺术起源到艺术内容形式和风格流派等，包含了艺术理论中一些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问题。这是最早被翻译成中文的有关艺术理论的书籍，它所提出的基本框架和基本问题不仅在当时为中国艺术理论体系提供了范式，而且其中的主要部分至今仍沿用在中国艺术概论的教学过程中。此外，黑田鹏信的另外两部著作《美学纲要》和《艺术学概论》也被译成中文。这三本译作对于中国美学和艺术基本原理体系的形成产生了深刻而又持久的影响。
在艺术史论方面，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对日本美术史家木村庄八和板垣鹰穗等人的系列西洋美术史著作的译介，是当时重要的理论成果。其中鲁迅翻译的日本学者板垣鹰穗所著《近代美术史潮论》对中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这本书将近代美术如何演进到现代美术作了全面的阐述，揭示了西方现代主义美术思潮发生的根源和必然性。这本介绍西方近现代美术史的演变过程的著作，不仅为中国美术界提供了近代新的艺术及其思潮的信息，而且也为中国的美术史研究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方法，使中国近现代美术思潮的产生有了必要的理论准备。当时，学习和借鉴日本的成果成为开展近代意义上的艺术史论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许多后来很有成就的艺术史论家都曾翻译过日本学者的著作，并借鉴其内容、方法及体例等进行近代艺术史的研究。取得了不少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
在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方面，日本对中国的影响更为显著。“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文学界彻底摆脱了封建文化的制约。开始全面吸收近现代新的文艺思想并应用到文艺创作和评论当中去。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当时中国新文学的主要人物几乎全部都是留日学生，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他们在倡导新文学的同时还翻译了很多日本书籍，其中以厨川白村的影响最大。他的代表作是鲁迅翻译的《苦闷的象征》，在引言中，鲁迅先生给予这部作品如下的评价：“……作者自己就很有独创力，于是此书也就成为一种创作，而对于文艺，即多有独到的见地和深切的会心。”[7](P296)厨川白村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的达十四种之多，他的文艺思想一度成为中国文艺理论的准绳，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文艺学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许多艺术家、文艺理论家、文艺批评家也都是留日学生，他们接受了日本和西方新的文学和艺术思潮，写作了大量理论文章，内容涉及艺术本体论、艺术创作欣赏及批评理论、艺术思潮与当代艺术评论等诸多方面。他们对近代文艺理论中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都作了深入的思考，使从国外学到的思想和理论真正融入到中国文艺学之中，为中国近代文艺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可以看出，中国文艺学由古典形态向近代形态的转换是在日本这个“中间人”的作用下发端、开展并逐步完成的，这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历史事实。因此，在绘制中国现代文艺学发展史的构图中。在“中国”与“西方”之间添加“日本”这个板块，对于更全面地认识中国文艺学的历史和现实，以及更好地进行东西方文艺学领域的交流，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张之洞，劝学篇・劝学篇书后，冯天瑜、尚川评注，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沫若文集》第10卷，桌子的跳舞，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3］论新学语之输入，王国维论学集，傅杰编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4］梁启超，夏威夷游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22，中华书局，1898年版。
［5］胡适，近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见《胡适文集3》，欧理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6］诸宗元，译书经眼录序例，见《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张静庐辑注，中华书局，1957年版。
［7］叶渭渠，日本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简介；李颖，女，1976年出生，内蒙古包头市人。2005年毕业于南开大学文学院，获文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学、美学。现为北方工业大学文法学院中文系都教师。
西方文化概论论文范文第8篇
论文摘 要：自古以来,动物词汇与人类文明密不可分,它们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本论文着重通过对英汉两种语言中动物词语的比较，体现出它们独特的内涵意义，并最后总结出翻译这些动物词汇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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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中国从原始的氏族社会开始就有图腾文化,图腾信仰实质上是原始的自然崇拜和原始的祖先崇拜观念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种人格化的自然崇拜观念，龙便是很好的图腾崇拜的代表。但是龙的形象在英语文化中则全然不是这样的象征意义，龙在西方表示邪恶和丑陋的意思，其形象在两部动画—《怪物史莱克》和《花木兰》里就有很好的诠释。
?因此“a dragon of woman”是“凶悍的女人”的意思，而不表示“龙女人”。词的人文涵义往往能折射出该民族特定时期尖锐的社会矛盾，如妇女的地位和种族歧视等（戴 2001: 1）。英语中的动物类词语用来指女性时，贬义词多于褒义词或中性词,在美国俚语中就更加突出了。如“cat”指“心地恶毒的女人”，“dog”指“”，“pig”指“”等等，这些词语的文化内涵的人文性毫不掩饰地透露出了对女性的鄙视,反映出了女性社会地位的低下（胡 2004:64）。鉴于东西方民族人文心理等各种差异，我们在翻译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处理，照顾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心理。比如在翻译“亚洲四小龙”要翻译成“four tigers”， 而不能翻译成“four dragons”。
?二．中英文动物名称的文化内涵比较
?（一）文化内涵基本对等
?在中西方两种民族文化中，猪都有“脏，丑的”涵义，所以肥的像猪可以翻译成为对应的英语“as fat as a pig”； 而云雀都有快乐活泼的意思，所以有“as happy as a lark”和其完全对应的中文“像百灵鸟一样快乐”；猴子在两种文化中都是调皮的，所以“拿别人当猴耍”可以翻译成“make a monkey out of somebody”。
?（二）不对等现象或文化缺省现象
?众所周知的龙在中西方有不同的文化内涵，代表性的还有狗等。狗在西方表示“友谊”，是人类忠实的伙伴，其褒寓意如old dog will not learn new tricks(老人学不了新东西)； lucky dog(幸运儿)等。但是狗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往往带有贬义，所以有很多带有贬义色彩的成语如“狐朋狗友”，“狗仗人势”等。如果你在中国也用you are a lucky dog就可能会产生不愉快的情绪。当汉语的 “走狗”译成running dog，西方人感觉这狗很好而且很可爱，活蹦乱跳的。an old dog likes him never barks in vain. whenever he barks, he always has some wise course句中的“an old dog”“老狗”，汉语中是骂人的词，而英语中却指“年事已高，却经验丰富的人”，故为“行家老手”之意，对应过来就像汉语中的“老马识途”中的“老马”。故这句英语译成“像他这样的行家老手，从来不会随便发表意见，一旦发表，总有高见”。
?三.翻译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在翻译中英文有关动物的文化内涵词时，有以下几种情况：1. 甲乙语言中有相同的喻意但是设喻形式或喻体略异。2. 甲乙语言中喻意相同，但是喻体相异，即意合而“形离”。3. 甲语言中喻体带有浓厚的文化色彩，乙语言中只存在与之有相同喻义的表达法（卢 2006:297）。
?（一）直译
?对于中西方文化对等的动物内涵，我们尽量采用中英文中为大家普遍接受的翻译， 这样既没有歧义，又易拉近中西方人的距离。如前面提到的中英文基本对等的动物词语天鹅，猪，鸭子等等。天鹅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就是优美，所以翻译是就直接可以说“as graceful as a swan”, 在形容人的姿态笨拙的时候就可以说“as clumsy as a duck”。
?（二）意译或取其比喻义
?虽然中西方文化中有很多相似的表达，文化内涵意义相同的地方也时常碰到，但是作为两种不同的语系，其大多数的文化内涵是不相似的或者是完全不同的。对于中西方民族文化内涵不同或者相反的词语，要异译或直接取其比喻意。例如，虎在中国人心目中是动物之王, 如“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 “狐假虎威”等都表示虎的权威。但是在西方文化中，虎恐怕要退居二线，让位于狮子了。所以在翻译这些的时候一定要做相应的调整，如“the lion—king of animals.”翻译成中文则是“老虎—山中霸王”。 “深入虎穴 ”翻译为 “ beard a lion in his den”。有些英语短语在中文中很难找出对应的有相同文化内涵的动物名称时就要去其动物名称的词语，灵活得取其比喻义，如“as merry as a cricket”，“as cunning as a dead pig”, 要分别翻译成“非常快活”，“十分狡猾”。
?四．结论
?本论文从比较分析了动物词汇在中英两种文化中的不同内涵，结论得出：文化内涵相等或极大相似的文化内涵词可直译；而对于具有相似内涵的动物文化词，翻译时要做相应调整；最后对于中英文化中完全不同的文化内涵词，要意译或取其比喻义。
?但是就翻译时是否要考虑受众心理的问题，在我和一位著名的法国作家交谈的时候，他曾经在提到美国作家大卫·霍克斯翻译的《红楼梦》时，非常不解甚至是愤慨。他认为杨宪益的译文很好地传承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而霍克斯预想将中国文化变成西方人的东西，反而弄巧成拙，既失去了中国文化的原有韵味，也不是完全的西方人的红楼一梦。这位法国作家进一步解释说，古典的东西就是原本的富有文化底蕴的东西，而读书的期望就是要吸收原本的实实在在的东西，所以翻译时一定要忠实于原文，不要随意篡改原本的东西；即使考虑到读者的接受心理也不行。所以对待这些不同内涵词，翻译时一定要综合考虑，审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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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戴水姣.《英汉动物类词语的文化内涵浅析》［j］ 外语教学16期
?［2］ 郭建中. 《文化与翻译》［m］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
?［3］ 胡文仲.《 跨文化交际学概论》［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西方文化概论论文范文第9篇
相互构造:文学理论内部分支学科的彼此支撑
文学理论教材在我国的编撰状况可以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适合教学的“文学概论”,例如北京师范大学童庆炳教授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另一种是“文学理论经典原着选编或汇编”,例如曾经产生过很大影响的伍蠡甫先生主编的《现代西方文论选》。这也是在文学理论内部呈现的有关教材与教学的两种不同构造方式,也是两种不同的文学理论建设思路。前一种是“六经注我”,即用此前古今中外所有与文学相关的理论为当代的文学理论教学框架服务。这一种思路的优点是形成广阔、整一的学术视野,一切理论为我所用。其突出的缺点是教材内容杂多,板块化严重,再加上教学实践中课时有限、学生理解困难等各方面的因素,这就造成了宏大的教材体系与实际教学课时严重不符的矛盾。后一种则是“我注六经”,选编经典理论原着文本,力图还原理论语境与内涵,从而使经典文本的面貌得以近乎完整的呈现。这种思路的编撰方式所带来的优点是不言而喻的,它让教师与学生看到了文学理论的多样形态,原来理论可以有漫谈、书信、宣言、系列论文或专着等多种形式,同时也使学生跳出唯本质论、唯一元论的窠臼而打开新的视野。但这样的“我注六经”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比如从编者的角度而言,中西文论以什么样的标准选编,选编的各类主题怎么安排;从学生的角度来讲,没有文学理论的基础知识,例如“文本”、“文学活动四要素”等一些最基本的概念,他们拿什么样的知识去解读经典文本成为一个现实而迫切的问题。在这里,似乎形成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饶舌问题。当我们把两种教材的编写思路进行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两个结论。首先是关于“概论”和“文论史”的时间关系问题。其实它们不是简单的先后关系。我们看到,前一种思路更适合被命名为“概论”,而后一种基本可以称为由不同文论文本构成的一部静态的“文论发展史”。然而,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实际上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一个学科叫作“文艺学”、“文学理论”、“文论史”,而且也没有哪一位古人试图去进行文学理论或文学批评写作。我们不能说,文学理论从德谟克利特或者柏拉图开始,尽管他们提出了“摹仿”这一思想;我们也不能说文学理论从《尚书?尧典》开始,尽管其中有“诗言志”这一朱自清所说的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文学理论或者其他理论的形成,并不是一种自古就有的自觉行为和自觉意识,也不是各种相关资料积累到一定程度自发形成的自然事件,而是在现代学科体制影响下的一种回溯性质的摘选,[11]于是才形成了一代人自己的“文学理论”,这其中既包括我们开头所谈的“概论”性质的文学理论,也包括由各种资料汇编而成的“经典文论选”。在这个意义上说,“概论”和“经典文论选”都是现代学科形成之后的产物,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共生的关系,在教材编写与教学实践中不应该偏废其一或进行简单的拼凑。因此,在《文学理论新编》(第3版)[12]中,以“概论”问题为经、以“经典”文论文本为纬的教材编写体例笔者不能完全赞同,而且在教学实践中,由于课时的限制,也很难进行全本讲授,学生要花费很大的精力进行文本阅读,不符合本科阶段的教学要求。其次,“概论”和“文论史”经典文本阐释所形成的互文关系,也并不能够彻底还原原作者本来的用意和目的,我们只能说是后人站在自己的学术基础和学术立场上进行的解读。如同“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样,一代人也有一代人自己的文学理论。“概论”的形成,是现代学科体制建立的成果,特别是现代艺术体系、现代美学体系将文学纳入到艺术的家族之内的结果,所以我们在众多版本的《西方文论选》中才看到很多谈艺术的理论文本,最典型例证便是康德的《判断力批判》、黑格尔的《美学》进入到“文论”框架下的经典文本选读。由于建立了“概论”的学科视野,才使得后来的学者审视先前的资料,进而把它们甄选出来,进行新的解读,从而成为“概论”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各种“文论”被挑选的过程,也丰富和发展着“概论”的知识,从而形成一代又一代的文学理论。于是,“概论”和“文论”之间在空间上存在这样的互文和阐释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说,“概论”和“文论”无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存在着相互构造的双向互动关系。那么,“概论”和“文 论汇编”的构造关系在教学中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呢?我们又该如何利用这种构造关系呢?本来,古代文论、西方文论和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学概论应该是大学本科教学中不同时段的三门课程,而且都有相应的学分设置。笔者认为,这种文学理论分支课程之间的整合应该形成在教师讲授的引领下,学生自己对相关知识进行融会贯通的学习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说,同时开设文学概论、西方文论、古代文论等分支课程就成为一个可以尝试和具有操作性的办法。因此,在文学理论教材的设计上,笔者认为从可操作性的角度来说,文学概论应该保持它“概论”的特点,而不是混入各种经典文本的汇编。还以童庆炳主编、赵勇副主编的《文学概论新编》为例,除了第一章“文学与文学理论”之外,从第二章开始,“文学与语言”、“文学与审美”、“文学与文化”等各章之间的逻辑关系也并不特别明晰。此外,每一章的标题下放置了中西文论相应的文本,其实我们细看之后就会发现,每一章标题中所涉及的问题和范畴都是从西方文论中来,中国古典特色的文论思想并没有体现出来。因此,本文的观点是,“文学概论”还应该保持“概论”的特点,而学科内部的构造性特征可以在教学中体现出来,而没有必要要求一本教材承担太多的功能。
平等构造:营造理论教学中的民主氛围
每一个人都是依据自己所处的语境、依据自己的专业背景对世界进行着认知构造,这种构造性使得每一位文学思想家以自己不同的体系、学说提供给文学理论大家庭关于“文学理论”的不同版本。这些有关“文学理论”的不同版本之间可能会有重合,但却呈现出彼此不同的面貌,这才形成了当代文学理论多样性的魅力。每一代人有每一代的文学,每一代人也有每一代人的文学理论。而面对经典文献进行学习时,也一定会带着当代人特有的眼光来重新解读。构造理论观为教材与教学中的民主与平等提供了理论支持。我们所接触的世界其实从更表象、也更直接的层面上来说,是一种认知构造的世界,所谓本体世界只是在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这就赋予每个人以理解和阐释的权力,从根本上道出了理论教学中人人平等的思想。鉴于此,笔者在自己的文学理论课堂中进行了有关平等性的尝试和实践。第一,摆正中西文艺理论的位置,纠正学生对中西理论文本阅读的认识偏差。文学概论课从学科诞生到引进我国,再到自主教材编写,都遵循了现代学科体制影响下的知识框架。例如,从新中国早期以群先生主编的《文学基本原理》到蔡仪先生的《文学概论》,再到当代在高校教学系统内影响最大的童庆炳先生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莫不如此。这一点当然是现代学科体系建立的实践成果,也是我国高校文艺学教学的有效途径。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在高校古代文论的教学中,也是以西方文艺理论的基本框架进行建构,如以文学的外部研究、内部研究为纲,或以文学创作论、文学接受论、文学作品论等文学活动四要素为纲,对中国古典的“诗文评”进行学科化的剪裁,引导学生进行知识性的学习。这样的方法是本科教学绕不开的途径,但同时也在长期的耳濡目染中给学生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中国的文学理论缺乏系统性,需要靠西方的学科框架来对材料进行统摄。这样就给学生一种错觉:我们传统文艺理论中所谈的内容,只是西方文艺理论的内容,只能是“人家有的咱也有”,终究不过是努力地在西方文论强大的系统面前寻找自己零散的支撑,因为游戏规则是以西方的学科体制为基准的。笔者在课堂上做过一些调查,有很多同学认为“西方文艺理论非常系统,而中国文艺理论比较零散”,而且有不少同学从文字结构、文化形态、研究方法等多个角度来论证这个观点。在纠正这类思想倾向时,笔者首先告诉同学们,这是我们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是以“分”为主导,而是以“合”为主的,我们的文化天然地强调着集体的作用。在文艺理论的认知构造中,我们也有独具特色的范畴,如气、韵、神等。其次引导学生建立思维方式并没有优劣之分的观念,指出当代在中西文艺理论交流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转变就是,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从中国古典资源中汲取营养,从中国当代的文艺现状与理论研究中吸取经验。再次则引导学生打破“中国文艺理论=古代”,“西方文艺理论=现代”的二元对立观念。中国当代亦有很多独特的文艺理论范畴,如“话语蕴藉”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证,它将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中关于“话语”的概念和我国古典文艺理论中的“蕴”、“藉”观念兼收并蓄,成为我国文艺理论的独创,并在文艺批评实践中发挥着非常大的作用。此外,北京大学叶朗先生将古典文艺理论中的“意象”注入当代人的独特理解,融入了西方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这一点在2010年的世界美学大会期间,引起了国外学者的持续关注和热烈讨论。具体到教材中的例子来看,在《文学理论教程》中,一直保持着将“典型”、“意境”和“意象”三个审美理想并列的学术思路,这就为我们中国的文艺理论与国外的文论进行平等的定位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而且笔者在教学别重视纠正学生对待中西文艺理论材料的不良倾向和不正确的态度,将教学民主贯彻在每节课当中。第二,在教学中恰当运用“构造”理念引导学生进行积极思考,打破教师“一言堂”的课堂。以亚里士多德的文艺思想教学为例。每一节课在开始时都会简要介绍这位思想家的生平,如同我们认识一个人一样,这是必不可少的教学环节。在简单介绍完亚里士多德的生平之后,笔者在PowerPoint课件中用动画形式给出亚里士多德着名的箴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然后告诉学生,在对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进行学习时,始终要把握的重要线索即是亚里士多德与其师柏拉图思想的不同之处。用对比法进行教学,不仅加深了学生学习新课的印象,而且也在对比中复习了前面曾经学过的内容。于是,在《诗学》的学习过程中,笔者引导学生一步步回答上述提出的问题,并在本课教学的最后对二人思想异同进行总结。特别之处在于,在这一总结过程中,教师并不给学生固定的答案,而且是请同学自己积极思考,自己进行整理。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位同学进行了如下回答:首先,柏拉图是在《理想国》中谈诗歌问题,并没有专门的一本专着来谈“诗”;而亚里士多德则不同,他在专门的《诗学》中系统地分析“诗”,并对“诗”作出细致的比较,并给比较的结论以有力的论述支撑。其次,在亚里士多德这里,“诗”比“史”更高明,是因为诗用形象的、情感的手法来表现规律,而史仅仅是一种静态的记录;但在柏拉图那里,诗歌仅仅是摹仿,是影子的影子,不能把握本质。在该生回答结束之后,笔者就她的答案给出点评。在肯定该生阅读理论文本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启发学生,关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文艺思想的比较并不仅限于课堂所列举的这些内容,在阅读中同学们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受把这一部分进行再充实。于是,又有同学提出,可以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诗”的创作方法进行比较,柏拉图说诗歌是神灵赋予诗人以迷狂,而亚里士多德认为诗人要掌握更多的知识;以此为契机,更多同学提出了读者的反应、诗歌的社会作用等更加丰富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并不是教师事先给出的答案,是同学们自己在课堂上探索的成果。
多元构造:文艺理论教材与教学中的民族性体现
我们正处于全球化的时代。众所周知,“全球化”首先是一种经济与政治现象,其次扩展到文化领域。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全球扩张和全球贸易往来的不断密切,地球早已不再是一个个封闭国家的集合体,转而变成了联系日益紧密的“小村庄”。随着大规模机器生产模式的全球扩张,机械复制的单一文化模式也逐渐渗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全球化带来了生产效率的绝对提高,但同时也带来了生活方式与艺术表现形式的单一化。全球化是人类生产力发展不可逆转的过程,也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语境。就文化领域而言,全球化所带来的单一化、同质化则是文化沙漠的表现之一。毋庸置疑,克服全球化弊端的不二途径,必然是不断发掘各民 族特有的文化传统和艺术表现形式。在提倡文艺理论教学民主化的过程中,发掘各民族的优秀文学作品和独特文艺理论资源成为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因此,在备课过程中,笔者有意识地参考我国各个民族的文学作品与文艺理论,在教学举例中适时引用少数民族文艺理论,一方面拉近了少数民族学生与文艺理论课的距离,同时也使构造中的课堂教学变得丰富多彩,从而使这门诞生于西方文化体系中的文学概论和西方文论课不再只是现代西方知识体系的“一言堂”。在此略举两例。例如,在西方文艺理论课涉及当代生态美学时,笔者不仅从生态美学的诞生背景,即现代工业社会所带来的环境问题谈起,而且从我国古代文论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寻找传统文化与生态美学相结合的理论依据;更为重要的是,适时探讨我国少数民族从生活习惯、文学作品、哲学理念上所体现出的对“生态”之美以及人与环境之和谐关系的重视。例如,在壮族人民的思想观念中,有大量人与生态共生共荣的例子,壮家人所谓“山中千年树,刀斧不能近”就是一个十分古老的习俗。每当狂风暴雨之后,壮族村寨家家户户都要关心护佑平安的“神树”是不是受到伤害,如果树木平安无恙,壮家人就会特别高兴,围坐在树下唱树歌:“老树面向东方,枝叶繁茂根长。一年四季平安,千载百姓吉祥。树有神灵长寿,人有神树安康。”[13]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壮族独特的生态文明,表现为人与自然的“依生”、“竞生”和“共生”状态。再如满族的“鹰把式”(驯鹰手)每年都要把驯好的老鹰放归山林,为的就是让老鹰繁殖后代而不赶尽杀绝。另外,白族作家景宜的《美丽的红指甲》也体现了人与环境的融洽关系。如果仅仅停留在例证的引用上,还是不能赋予民族文艺理论足够的意义。换句话说,引用只能说明在西方观点的统摄下,中国的材料仅有例证的作用,民族文艺理论的独特价值并不能就此说明。因此,在教学中笔者特别注意对民族文艺理论进行现代阐释,让具有理论价值的民族文艺理论再次绽放它绚丽的光芒。这就需要用比较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将我国民族文艺理论与西方文艺理论进行对比,在比较中发现和寻找中西文艺理论的差异,构造彼此可以对话的平台,进而为我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在讲授西方文论中的悲剧意识时,笔者结合我国古典小说的高峰之作《红楼梦》中所体现的悲剧意识,来唤起学生对于西方悲剧观的深层体认,同时有意识地引导学生走出中西悲剧理论完全对立的思维套路。因为在笔者的课堂上,曾经有很多学生赞同“中国没有悲剧”的观点,他们认为“大团圆”的结局打破了“悲剧”所应该具有的悲怆之情。通过这种对比,可以引导学生认识到,中国悲剧也不只是“过程悲怆而结尾团圆”这一种模式。笔者在这一课的教学中采用了以下三个步骤:首先,从《俄狄浦斯王》这部戏剧入手,引导学生看到古希腊人在面对各种人生境遇时的主动选择。其次,通过提问启发学生看到主人公在种种主动选择之后所表现出的“被动”,而恰恰是种种“主动”一步步走向命运所注定的“被动”,所以这种悲剧性就来源于人面对命运安排时所遭遇的“不可抗衡”。第三,引入《红楼梦》中黛玉焚稿和宝玉出家等情节,展示宝黛二人在面对命运安排时所做的挣扎和抗衡,并道出贾府这样显赫百年的大家族却落得“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惨淡结局。这时学生对于古希腊悲剧、王国维所谈的“《红楼梦》是悲剧中的悲剧”这一观点以及叔本华的悲观哲学就有了感性而具体的体认。由于学生对《红楼梦》非常熟悉,在这样中西对照的教学环节下,学生不仅能够对西方理论有了基本的认识,而且还能够对我国优秀的民族文艺产生直观但不乏深刻的学习感受。
结语
西方文化概论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外国文学；教学；改革
外国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一门重要专业基础课，外国文学时间跨度 极大，从远古至当代，上下几千年；内容极为丰富，欧美、亚非文学无所不包。课程容量其他课程无法比拟 ，外国文学教学内容多而教学课时偏少，再加上文化上的隔膜，背景知识缺乏，外国人名难记等，影响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给外国文学 教学造成很大困难 。如何在有限的课时内既能让学生对外国文学有比较全面 的认识 和了解，又达到 教书育人的目的，我们对这个问题 进行 了认真 的 思考和深入的探索，并在教学实践 中进行 了一些 尝试，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 。
―、注意引导 培养兴趣
要搞好外国文学教学，当然首先 要提高教师的业务素质和教学能力，这是前提。在此基础上，第一要解决学生对外国文学的认识问题 。据调查，入大学前曾阅读过一定数量外国文学作品的学生为数很少，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只了解中学课本上的几篇外国文学作品。入学后，他们对外国文学的认识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对外国文学不感兴趣，觉得不学也无所谓；二是认为外国文学作品读不懂，难以理解；三是觉得外国文学很新奇，渴望有更多的了解。针对这些情况，关键要增强他们对外国文学的感性认识，引导学生有计划、有步骤、循序渐进地阅读外国文学名著，给他们开阅读书目、检查读书笔记，让他们互相交流读书经验和心得体会。
二、改革教学内容 完善课程体系建设
邓小平早就指出中国教育要“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今天，各国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在这样一个开放的时代，吸取其他民族的精神财富，洋为中用，对我国文学的发展和我国的文化建设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外国文学是了解其他国家和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习俗的一扇窗户。学习外国文学可以扩展我们的视野，开阔我们的胸襟，但是，外国文学浩如烟海，这就需要老师有所取舍，当然首先要依据教学大纲和教材。大纲是粗线条的， 而 我们的外国文学教材大多体例陈旧、套话太多，充满着陈词滥调，缺乏个性。比如讲到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几乎每个作家都要提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于连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拉斯蒂涅、杜洛阿、包法利夫人、高老头、葛朗台、安娜等都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但是对他们独特的个性、他们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则几乎不讲。
为改变这一状况，我们首先抓课程体系建设，适度压缩基础课时（一学年，108课时），增加选修课课时。专业选修课涉及的内容，基础课只做简略介绍，并提醒学生欲想深入了解，可选修有关课程。我们目前已经开除和准备开出的选修课有：比较文学概论、西方文论、东方文学专题、二十世纪西方文学专题、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专题、美国小说史、福克纳小说研究、西方文学思潮、西方文化概论、现代主义文学专题等。
第二，注重外国文学教学内容的改革。我们在外国文学教学中主要是抓两头，带中间。也就是首先把古希腊罗马文学、文化和希伯莱文化当作重点中的重点来讲，因为它们是整个西方文学、文化的源头，后世的文学无不受其影响，后世的文化又是由此发展演变而来。第二是加强和突出二十世纪文学的内容，因为教材中这部分内容普遍较少，远远不能满足学生的需要。另外，我们在教学中注意整体把握，比较研究。也就是注意外国文学的纵向联系和横向比较，把东西方文学放在对等的位置进行观照，理清各种文学流派、文学思潮之间的关系，点、线、面结合，使学生对外国文学的发展有总体认识。
第三，注意吸收最新研究成果。目前，外国文学研究者的队伍不断壮大，大量观点新颖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老师应把这些成果介绍给学生，让学生了解外国文学的研究现状，深入到学科前沿，为他们以后的毕业论文选题、写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四，我们还通过开专题讲座来开阔学生的视野，配合外国文学史教学。专题讲座由本系老师主讲，不定期举行，或者应学生的要求举行。近年来，我们举行的专题讲座主要有《莎士比亚戏剧欣赏》、《〈圣经〉对西方文学的影响》、《西方现代派小说技巧探析》、《福克纳与美国南方文学》等。
三、改进教学方法 提高教学质量
目前，我们的外国文学教学普遍存在这样一些问题，第一，对作家生平、时代背景、作品情节讲得过多，导致学生理性思维欠缺；第二，注重社会分析，对作品的思想内容 、思想意义讲得过多，从文化 、美学等方面多视角观照作家作品则显得 不够，很容易 造成学生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片面认识；第三，重讲授知识， 忽略了对学生科研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培养；第四，孤立看待文学现象，整体把握不够，横向比较和纵向联系欠缺，导致许多学生听完课之后仍然理不清外国文学发展的基本线索，对各种文学流派的演进、嬗变及彼此之间的关系更是摸不着头脑，只简单地记住了几个作家和几部作品的名字，独立分析、评价外国文学作品和文学 现象的能力很差。学生基本是上课记笔记、考试背笔记、考完扔笔记。
中国传统观念中，老师就是传道、授业、解惑，很少重视学生综合素质和综合能力的培养。我们今天提倡素质教育，就是要更新教育观念，把知识教育、品德教育、能力培养三者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样才能培养出厚基础、高素质、有创造性的人才。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必须进行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外国文学 教学改革的目的是：激发 学生的学习 兴趣，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的素质。为此，我们更新观念，贯彻学生本位的思想，以学生为主体，对重要作家、重要作品、重点、难点多讲、精讲，对学生容易理解内容少讲，甚至不讲。在教学实践中，我们主要采取如下几种方法：
（一）多视角、多种方法解读、分析作品。 我们分析外国文学作品惯用的方法是社会历史文化批评，这远远不够。现代生活条件下，文学已具有许多新的非传统的功能，它与生活状况、世界状况的关系日趋复杂。因此，我们要提倡角度与方法的多样化，既要运用传统的社会历史、实证、心理等方法，又要运用人类学、符号学、结构主义、接受美学、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等研究方法。我们必须确立这样的思想，任何一种方法都不是万能的，决不能把一种方法绝对化，把它看作是无所不包、无所不能、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我们应当因对象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方法。正如马克思所说：“不仅探讨的结果应合乎真理，而且引向结果的途径也应当是合乎真理的，真理探讨本身应当是合乎真理的，合乎真理的探讨就是扩展了的真理。” 我国古代文学批评中有“诗无达诂”的说法，即是说在文学批评中 没有大家完全一致公认的阐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读者完全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这就是西方人常说的“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们在教学实践中尝试采用多种方法分析同一部作品，比如在分析《哈姆雷特》时。我们首先向学生介绍关于哈姆雷特评论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1、思虑过多，行动不足（柯勒律治）;2、智力过于发达，而行动力量被智力麻痹了（歌德）；3、本质上是强有力的人，但由于理想和现实不相适应，造成暂时的意志薄弱，其性格经历了“幼稚的、不自觉的精神和谐”、“不和谐与斗争”和“自觉的精神和谐”三个阶段（别林斯基）；4、哈姆雷特是个人主义者、怀疑主义者、思想与意志相分裂（屠格涅夫）；5、哈姆雷特洞悉事物本质，领悟真理的人，他知道这个世界根本就是丑恶的、无意义的，那么自己的行动就显得可笑或可耻，于是便陷入痛苦的厌世之中，而无行动（尼采）；6、是一个具有恋母情结的典型（弗洛伊德）；7、人文主义者典型（国内教材普遍认可的观点）。然后，我们对各种观点进行比较分析，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们认为哈姆雷特形象可以从三个层次上理解：1、复仇王子;2、重整乾坤的人文主义者；3、人类迷惘与痛苦的象征，思想者与探索者。这样以来，就大大拓展了学生的思维空间，使他们对莎士比亚的戏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二）运用 现代化教学手段配合课堂教学。 外国文学名著中有许多作品 被改编成电影 、电视剧，如《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红与黑》、《雾都孤儿》、《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复活》等，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学生更容易接受直观的东西，所以在讲到这些作品 时，我们就给学生放录像，同时让他们比较原著与录像之间的区别。我们还采用多媒体课件教学。在课件制作上，我们力求简洁、生动，把外国文学史知识、作品分析与影视经典画面、图片、音乐有机结合起来，这样一来课件就使刻板的知识视觉化、形象化，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了他们对作品的理解和认识。
（三）组织讨论。 注重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和怀疑精神，鼓励学生对前人观点提出质疑。 我们经常把学术界不同的观点介绍给学生，让学生课下查阅有关资料和书籍，然后组织学生讨论，学生的积极性很高，讨论的气氛非常热烈。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理解 能力也有差别，讨论能 互相启迪，思想 在撞击中产生火花。大多数学生感觉这种方式使他们有很大收获。
（四）角色朗读和名剧改编。 在讲到外国戏剧作品时，我们经常采用两种方法：一是角色朗读，让学生课前熟读作品，然后选剧本中最有戏剧性的一场或一幕，选几个学生分别朗读不同人物的台词，形成对白，学生的朗读往往声情并貌，使课堂气氛十分活跃。二是把某个作家的剧本进行全本改编，由学生自编、自导、自演，利用课余时间演出。最后再由老师分析、讲解。
（五）学生试教。 我们选一到两个重要作家的代表作品，让学生查资料、找参考书，写出教案，老师检查之后，学生走上讲台试教，既学到了知识，又锻炼了能力，为以后走上中学讲台打下了基础。
（六）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我们主要采取 小论文训练的方式，老师可以每隔三到四周给学生布置一篇小论文，字数不要求多，选择一些外国文学史上有争议的问题、一部复杂作品的主题 、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如《神曲》、《浮士得》、《荒原》、《城堡》、《喧哗与骚动》等作品的主题，哈姆雷特、堂吉可德、于连、安娜等人物形象都永远具有讨论的价值和意义。小论文训练既对学生学习外国文学有很大帮助，又可以提高学生的科研能力，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七）改革考核方式。我们在学生成绩评定上，采取的方式是平时成绩占百分之三十 ，包括作业、小论文及讨论、试教的综合表现。期末考试占总评的百分之七十，期末试卷增加主观性试题、综合分析题的分值，重点考核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
四、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
英国教育家洛克强调：“一个只要科学不要人文精神的人，是只有知识没有智慧的人。”外国文学教学的最终目的，不是给学生传授知识，甚至也不是训练学生学会理解、分析、评论外国文学作品，而是培养、滋润学生的人文精神。外国文学最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它的人文精神，对人的自我生命价值和意义的探究，是西方文化的传统，也是西方文化演变的内在动因，决定了西方文学也自始自终回荡着人对自我灵魂的拷问之声。贯穿着深沉而强烈的生命意识和人文精神的西方文学也因此显示出身后的人性意蕴和文化内涵。在远古的希腊神话中就充满了人本主义思想，人的主体性、人的价值、尊严、力量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赫拉克勒斯、阿基琉斯的人生抉择实际上体现了人要自我实现的强烈愿望。阿波罗的德尔福神庙中的神谕“认识你自己”反映了希腊人认识自我、探索自我、发现自我的精神。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打出以人性反对神权的打旗，启蒙运动时期思想家对人的理性高度赞扬，当代思想家萨特等人对人的存在、人的自由的深刻思考都是西方文学中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在外国文学教学中突出和强调人文精神对大学生自我提高和自我完善，对培养大学生健全的人格、敢于探索和创新的勇气，对大学生成人成才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教学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还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这样才能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出高素质的跨世纪人才。对外国文学教师而言，教学改革永远是一个常新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