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企业论文范文

乡镇企业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政府权力；精英关系；乡镇企业改制

一、引言

乡镇企业的改制虽然在几年前已基本落下帷幕，但在其过程中所展示的现象、暴露的问题和改制方式选择背后的深层原因却仍然值得探讨。尤其是在目前国有企业的改革遭受一些质疑、各界对产权改革莫衷一是的情况下，①「2004年8月由郎咸平引发的对某些国有（或集体）企业改制的质疑迅速引发各界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热烈讨论，足见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分析和检讨乡镇企业改制过程中的现象和问题更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苏南和温州两个地区农村集体工业（乡镇企业）改制的不同方式——苏南的暗箱操作和不公正的改制与温州相对透明和公正的改制——的比较和分析，讨论了不同的约束，尤其是地方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政治约束）如何决定和影响地方（社区）政府对改制方式的选择。地方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决定了谁可以参与到改制的过程中来、谁被排除在外，决定了谁是受益者、谁在被牺牲。

改制背后涉及政治因素（政治因素在这里主要指各相关利益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而不是指意识形态和国家政策意义上的政治因素），改制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政治过程，改制涉及到生产性资产的再分配和生产关系的调整，它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各相关群体的利益；各相关群体也会基于自身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和能力，对改制方式和改制过程施加影响。所以，怎么改制、怎么协调照顾各个群体的利益，都将对经济平等和社会分层产生长期的结构性影响。

综观近几年国内外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中乡镇企业改制的研究，我们发现，很少有人探讨改制过程和改制方式选择背后的政治因素。现有的文献主要集中在改制的原因（Whiting，1999；Kung，1999；Hoetal.，2000；Li，2003；Park&Shen，2003；冯曲，2000；姜长云，2000；张军、冯曲，2000；支兆华，2001），改制方式的描述和各方主体的讨论（如秦晖，1997、1998；邹宜民等，1999；姜长云，2000；范从来等，2001）；也有关于改制对企业表现（效率）的影响（Li&Rozelle，2003；秦晖，1997、1998；张军、冯曲，2000；姜长云，2000；范从来等，2001）和改制的其他后果的讨论（比如，Ho等人考察了改制对工资结构的影响，见Hoetal.，2002；黄少安等指出持股差距的扩大带来了经营者固化、分工挤压工资等，见黄少安、魏建，1999）。一般认为，乡镇企业转制的根本原因是在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如市场的逐步完善，竞争的加剧，宏观调控和信贷紧缩等）的情况下，乡镇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调整和再分配的结果，尤其是乡村政府和企业经营者之间博弈的结果。

现有的解释至少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很少有人讨论企业工人和社区居民在改制中的角色和作用。我同意乡村政府和企业经营者是改制中的主导利益群体，他们的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改制的路径，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工人和社区居民毫无作用。如果他们抵制或挑战改制，那么改制将不能顺利推进（就像国企改制中遇到的问题一样）；或者如果乡村政府预期到他们会抵制，乡村政府也不会毫无顾忌地按照自己的意愿推行改制。因而，采取什么样的改制方式以及改制能否顺利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工人是否接受（不管是积极还是消极）改制方案和（或）政府对工人和社区居民态度的预期。第二，现存的研究不能回答为什么不同地区（尤其是像苏南和温州）会采取不同的改制方式。第三，现有的研究大多局限于经济领域，没有从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的角度去分析改制背后的决定因素。

以上三个不足背后的共同问题是对当地经济社会及政治结构关注不足。我的研究尝试弥补此不足，把改制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下，从地方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中寻找原因，以求深刻理解这一现象。正如怀特·米尔斯在《社会学想象力》中所提倡的，只有当我们把社会现象置于历史和社会结构的交叉点上，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社会现象（Mills，1959）。本研究运用历史比较法——即从历史的角度比较两个不同发展模式的社区样本，以求揭示改制背后的政治因素。

本研究选定的两个样本是代表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两个非常不同的发展模式的苏南和温州地区。苏南是乡镇企业的发源地和典型代表，其地方政府一直在农村工业化和区域经济发展中起着支配或积极作用（Byrd&Lin，1990；Kung，1999；Chen，2000；Whiting，2001；周海乐、周德欣主编，1996）。不论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到改制前），苏南都曾经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重镇，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是当地政府追求的目标。相比之下，温州则走了一条截然相反的发展道路：民营经济一直是当地发展的动力，而地方政府只是起了一些支持和补充的作用。①「国内外对温州模式的研究有浩繁的文献。主要的英文文献有：Nolan&Dong，1990；Liu，A.，1992；Liu，Y-L.，1992；Parris，1993；Whiting，2001.主要的中文文献有：袁恩桢编，1987；张仁寿、李红，1990；史晋川等编，2002.但乡镇集体企业在温州也是存在的，虽然远不如在苏南那么重要。与苏南相比，温州曾长期处于计划经济的边缘地带，改革以后出现了以市场为导向和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自发进程，政府基本无力调整收入分配。两个地方的乡镇企业都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进行了改制，但采取的方式及结果非常不同。为什么苏南出现了不透明和不公正的改制，从而迅速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而温州则出现了相对透明和公正的改制，从而基本照顾和保证了各相关群体的利益？本文将揭示：不同的改制方式正是两个地方过去形成的权力关系的产物。具体地讲，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并在改革以后得到加强的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不同的权力关系、以及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不同的权力关系决定了两个地方采取不同的改制方式，并均能成功地实施。

文中所用的资料主要来自笔者在2001和2002年在上述两个地方进行的田野调查。笔者在了解面上情况的同时，还细致地了解了两地一些乡（镇）和村的改制情况，尤其是苏南的改制。深入访谈了大约200个人，其中有政府官员、原乡镇企业厂长经理和改制后的新所有者、工人、社区居民、银行官员等等，他们或者是当时改制的直接参与者，或者是利益相关人，因而都熟悉当时的情况。

本文拟从描述两个地方不同的改制方式过程入手，讨论当地官员对他们所采取的改制方式的解释，以及这些解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作出笔者的解释：即地方权力关系是决定两地采取不同改制方式的根本原因；并探讨改制对两地财富分配（阶级结构）和政治前景的可能影响。

二、暗箱操与相对透明的改制

20世纪90年代中期，尤其是1997年以后，苏南的地方（或社区）政府对他们所有和管辖下的集体所有企业进行了改制。①「苏南的改制基本上经历了两轮。第一轮把乡镇企业转变为股份合作制——一种基本相似于管理层和工人持股的改制。在这种安排下，管理人员和工人根据他们在企业里的位阶、工作年限等指标购买本企业的股份，同时政府也保持一定比例的股份。但股份合作制只是暂时的安排。改制很快进入了第二轮，即彻底的产权转移。这主要是通过政府退出其拥有的股份和工人股份向管理层集中实现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进行了两轮改制。股份合作制只进行了试点，在部分企业里推行。本研究主要讨论最后的改制。他们首先转掉了小企业，然后决定迅速转掉所有的企业。很多地方甚至制订了一个时间表，把企业改制变成了一项政治任务，要求在一定时间内完成。②「蔡永顺也提到了这种运动式的改制（Cai，2002）。秦晖（1997）、张军等（2000）对乡镇企业改制的研究也发现，在苏南一些地方，上级制定了时间表要求在一定时间内完成改制。

例如，我所调查的一个镇要求在1997年完成乡镇企业改制80%，1998年完成90%，等等（访谈对象57③「访谈对象的编号沿袭了我在论文中的编号。，镇干部）。在这种情况下，乡镇企业的所有权在很短时间内迅速易手。到2000年底，除了少数"大而赢"和"大而亏"的企业外，大部分乡镇企业都完成了改制（参看史易、赵小剑，2001）。余下的少数企业也在随后的几年里被陆续处理。从规模和速度上来说，苏南的改制基本上相当于前苏联和东欧的大规模私有化，即所谓的"休克疗法".

苏南改制的基本特点是它的不透明性，可谓暗箱操作，即地方（或社区）①「本文所说地方（社区）政府主要指乡（镇）和村级政府。政府快速处理了其辖下的企业。从理论上来说，当一个企业改制时，应该有五个方面的利益相关者出席：一是事实上的所有者——地方政府；二是企业经营者；三是工人；四是名义上的所有者——社区居民②；「尽管社区居民对乡镇企业并不享受任何所有者应该享受的权利，也不行使任何形式的实际控制，但还是有合法的理由来宣称他们的所有权资格。这是因为乡镇企业最初来源于集体积累，并且在成长过程中得益于工人（大部分为社区居民）的低工资。五是债权人即银行（如果企业有贷款的话）。但在改制过程中，改制变成了两方的游戏，即政府领导和企业经营者之间的游戏（邹宜民等，1999），其他几方利益相关者——工人、社区居民和银行——都被关在了门外。在很多情况下，政府内有资格参与决策的只限于几个人，尤其是党委书记和乡（镇）长。以无锡的五陶镇③「作者对苏南的地名进行了匿名化处理。为例，据该镇一干部讲，他们镇转制时主要是"党委书记说了算，别人根本没有份儿，识相的镇长和副职们也都有意识地让书记决定"（访谈对象57，镇干部）。不透明的改制带来了背后的操控和讨价还价，结果极大地便利了当时在任的经营者，同时也可能为参与决策的官员带来利益。④「我在苏南做调查时，社会上流行着一些传言，说是一些政府官员尤其是党委书记和乡镇长从改制中谋取了不少好处。企业经营者通过向他们的政府主管行贿以求得到有利于他们的改制结果。无锡市检察院公布的信息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传言。信息显示，从1997年到2000年，检察院收到的关于经济犯罪的公民举报线索中，公有企业的改制和破产占了最大的比重。表1、2、3列出了该地改制的主要信息。

从表1、2、3中可以看出，在任的厂长（经理）是改制的最大受益者。

在五陶镇，除了一个例外，所有的镇办企业都转给了现任的经营者，那力村更是把所有的企业无一例外地转给了现任的经营者。相比之下，苏州的万光镇倒是表现出了一些多样性。23个镇办企业中，有4个处理给了外边的人，其中包括2个外省人。尽管如此，现任的经营者仍然是最大的赢家。如果我们加上其他管理人员，80%以上的企业转给了现任的管理人员。换句话说，经营者买断，或者说内部人私有化，是苏南改制的主要方式和结果。⑤「这一发现与其他发现是一致的，见秦晖（1997）、邹宜民等（1999）、Kung（1999）、Oi（1999）、Li&Rozelle（2003）。

工人们成了输家。①「国有银行也是大输家。新的企业所有者采取各种手法逃废银行债务，因为银行归中央政府。关于改制过程中的逃废银行债务问题，参看史易、赵小剑（2001）。作为直接的利益相关人，同时也作为名义上的所有者（因为大多数的工人是当地居民），工人们没有被征询意见，更不用说参与改制的过程了。他们的利益无从得到保障，也没有得到任何的补偿。而且，在改制的过程中，关于补偿的动议根本就没人想到或提出过。当我在访谈中提到有关对工人补偿的问题时，访谈对象们先是惊讶，然后随即摇头："补偿？没有补偿，从来没有人提到过。没这个事"（访谈对象64，镇工业办干部）。在随后的企业人员调整中，工人中的有些人成了裁员的对象。②「当然，苏南的地方（社区）政府也在改制前后要求新的企业所有者尽量不要裁减工人，以免引起失业上升和社会不安。不过这种要求并没有强制性。

相比之下，温州乡镇企业改制采取了非常不同的方法。温州通过相对透明的方法，一个一个逐步地转掉了他们的集体企业。明显的不同有三个方面：第一，在做出最终决定前，不同的改制方案被提出来在员工（包括经营人员和工人）中讨论，只有在基本形成共识后才会进入下一步；第二，一旦决定拍卖，政府会进行公开竞标，因而存在竞争（尽管局限于企业内部的人）；最后，根据在工厂中工作的年限，工人们会得到相应的补偿。

以温州乐清市虹桥镇的转制过程为例。在80年代，当乡镇企业被叫好的时候，虹桥镇曾以其发达的乡镇企业在温州闻名一时（赵顺鹏、朱知喜，2000）。因此虹桥可以说是温州地域上最接近苏南模式的乡镇。从1993年开始，虹桥陆续把镇办和村办企业一个一个地改制。①「除经济原因外，温州的改制主要是政治原因引起的。当外部政治和意识形态环境渐渐有利于民营企业以后，温州就开始为原来的"红帽子"企业摘帽子，同时改革他们的乡镇集体企业。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

到2001年底，除2个以外，虹桥转掉了所有镇办企业。从总体上讲，改制的过程是透明的。在任何一个企业改制之前，镇有关部门都会先征询有关各方的意见，提出各种可能的方案来讨论。例如，2001年，当镇政府决定为一个镇办企业改制时，他们提出了三种方案：股份合作制；租赁；拍卖。镇企业办召开了几次会议听取职工的意见，还做了一个问卷调查了解大家的态度，看工人们同意不同意改制、同意以什么方式改制等等（访谈对象176，镇企业办干部）。另一个镇办企业的厂长告诉我，他们厂自1993年改为股份合作制以来一直惨淡经营，但要改制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根据《工会法》的规定，要70%的职工通过才能改制。别说职工了，本厂的支部都通不过。所以也就无法改"（访谈对象174）。只有在达到基本共识以后，改制才能继续。如果决定了拍卖，那么会在镇政府进行公开的招标。尽管招标不对外公开，但至少为企业内部人员提供了竞争的机会。1994年当乳制品厂改制时，当时的厂长和两位副厂长参加了竞标。最后，该厂以4151688.88元成交，比标底价高出了100万元（赵顺鹏、朱知喜，2000：137）。企业被拍卖后，镇政府从拍卖企业的所得中拿出一部分钱来补偿工人。工人们得到补偿后，原来的劳动合同宣告终止。新的合同可以在新的所有者和工人双方自愿的基础上重新签订。在虹桥改制的文件里，很大部分是关于给工人补偿的文字，因为每个人都要在收据上签名盖章。例如乳制品厂，工人们根据人头（每人5000元）和在工厂的工作年限得到了从1万元到3万元不等的补偿。①「这种补偿相似于国有企业改制中采用的买断工龄。通过事前征询工人们的意见和事后对工人们进行补偿，工人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护，他们的反对因而也被缓解了。补偿也为随后的企业重组和瘦身扫清了障碍。

从表4可以看到，两地改制的主要区别在于过程是否透明，工人们是否被允许参与，以及工人们是否得到了补偿。通过这一比较不难发问：为什么苏南和温州改制的方式如此不同？下面我将首先讨论当地政府官员给出的解释，然后予以分析并作出我自己的解释。

三、地方官员的解释及其问题

在《转型与经济学》中，罗兰得（Roland，2000）列出了私有化过程中的各种约束，包括财政约束、政治约束、信息约束、管理约束和现金流约束。事实上，这些约束中的大部分都被当地官员提到了，虽然他们使用的是一套他们习惯的表达术语。

在苏南，当我问到当时改制的方式和政策选择的背后原因时，当地官员给出了三种解释。②「访谈对象55、83，政府官员；71、73、74，政策研究人员。一种解释是急于改变现状的时间压力使得他们不可能对改制方案有更多的考虑和选择。第二种解释是大规模的迅速改制是改制启动后政府管理和监控能力不足的反应。第三种解释是严重的"内部人控制"和信息不对称使得外边的人不敢轻易竞标，从而出现有利于现任经营者的结果。这三种解释大概对应了财政约束、监管约束和信息约束。①「现金流约束是指个人有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购买企业。由于以下原因，现金流约束在当地并不是非常严重。第一，中国渐进式的改革已经催生了一定的个人财富。实行多年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和乡镇企业集体产权下监督的缺乏等，都为经营者积累个人财富提供了条件（参看邹宜民等，1999）；第二，因为很多乡镇企业都是中小企业，因而购买并不会涉及很严重的资金约束；第三，分期付款、抵押和其他一些方法可以用来缓解约束。它们部分解释了改制的规模、速度和现任经营者的优势，但并没有解释采取不透明的改制的必然性，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这样的改制能够有效执行，没有遇到挑战和抵制。

（一）财政约束

让我们首先来看看第一种解释，即急于改变现状的时间压力的解释。这种解释是说，当时问题重重的乡镇企业已经严重影响到当地的经济和地方（社区）政府的收入。考虑到乡镇企业在当地经济中的比重，问题就更显严重。在很多乡镇，乡镇工业创造了90%以上的工业产值，乡村政府财政收入中的相当部分也来自乡镇企业（Whiting，2001）。而在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却遇到了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债务问题。一个公认的事实是，苏南改制的直接原因是债务危机（参看史易、赵小剑，2001）。1992年和1993年高涨的投资冲动在1994年宏观调控和银根收紧以后遭遇了困难，但头脑发热的地方政府和乡镇企业转而从别的途径来寻找资金以满足其投资饥渴②「关于形成乡镇企业的投资饥渴机制，参看韩云（2000）。，这个途径就是集资——通过乡村政府向内部职工、社区居民甚至外界集资，承诺的利率在15%左右（访谈对象24，镇干部）。但这很快被证明是饮鸩止渴，因集资款难以偿还而引发的事件频频发生（史易、赵小剑，2001）。很多乡镇企业负债率居高不下。以昆山为例，改制前乡镇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达到了75%，而那些准备在改制中破产的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达到了134%（作者的田野调查）。而昆山的情况还不算差的。乡镇企业严重的债务负担和下滑的业绩不仅影响到地方经济，也直接影响到地方官员和政府工作人员。官员们之所以受到影响，是因为他们的工作业绩和职业生涯与经济发展指标密切相关。③「苏南有着可以说是全国最为发达的干部考核机制。考核指标中经济发展往往占很大的比重（参看Whiting，2001）。更为尴尬的是，个别乡镇负责人因为政府为乡镇企业的借贷担保而被法庭传唤，如一个镇党委书记在一个月内竟被传唤两次（访谈对象5，学者）。下降的政府收入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政府工作人员的收入和奖金。①「提高政府财政收入是地方政府发展乡镇企业的最初动机之一（参看Byrd&Lin，1990；Oi，1992；Jin&Qian，1998）。以前曾是"现金奶牛"②「"现金奶牛"为英文Cashcow的译文，意指乡镇企业为社区政府带来了收益。的乡镇企业，现在却变成了政府的负担。③「国内一些学者或者从理论分析（如张军、冯曲，2000）出发，或者从实证分析出发（如徐志明、张建良，1997），都发现乡镇企业对地方（社区）政府价值的下降。这意味着财政约束已经变成了地方政府急于对乡镇企业改制的重要原因。某镇的书记谈了他当时的感受："当时我们压力很大，一上班就怕被人追债。别说政绩了，只要少点麻烦就谢天谢地了。所以大家都感到乡镇企业不改不行了"（访谈对象24）。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地方（社区）政府匆忙而迅速地对乡镇企业进行了改制。结果是，时间的急迫性使得更细致周全的计划变得不可能，选择现任的经营者就变成了一个容易而方便的选择。

与其他人相比，现任的经营者对其经营的企业更熟悉，有现成的供销渠道和关系网络，因而政府官员们相信，一旦产权实现变革，现任的经营者们能很快改变企业的经营状况。④「很多人相信，在多数情况下，乡镇企业的问题主要是由机制引起的而不是由经营者的无能引起的。因而，通过改变所有权而创造激励就成了解决问题的首选方案。简单地说，这种解释认为，对改变当时经济状况的支配性的考量和时间的急迫性决定了改制方式的选择和改制速度。

这个解释得到了部分经验证据的支持。这些证据包括苏南和温州之间的差异和苏南区域内的差异。与苏南不同的是，民营经济在温州经济中贡献了很大的份额，而集体经济的贡献则微乎其微。据统计，1990年民营经济占温州工业产出的比重达到了75%，而在苏南98%的工业产值是由乡镇企业实现的（Whiting，2001：32）。⑤「实际上，民营经济在温州的真正贡献要远大于官方统计所显示的份额，因为有很多所谓的集体企业都是戴"红帽子"的假集体。关于"红帽子"企业，参看Zhou，1996.温州的地方（社区）政府在财政收入上对乡镇企业的依赖也小得多。因而，温州的地方（社区）政府并没有通过乡镇企业改制而扭转地方经济表现的需求。

即使在我所研究的苏南的两个镇，改制的迫切性和时间压力也因为乡镇企业对当地经济的重要性不同而有所不同。尽管两个地方在90年代中期以前走了一条相似的发展道路（乡镇企业模式），但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于外资进入的不平衡，两个镇经济的构成发生了变化。在五陶镇（无锡），乡镇企业仍然是当地工业的主体；但在万光镇（苏州），大量外资的进入使得原来乡镇企业的重要性迅速下降。万光处在昆山，一个因90年代以来吸引了大量外资而著名的地方。一些简单数字可以说明外资在昆山经济中的重要性。2000年，昆山大约60%的财政收入、70%的国内生产总值和80%的出口是由外资创造的（访谈对象38，官员）。这意味着外资已成为当地经济增长的主要成分。乡镇企业相应地失去了其以前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与五陶相比，万光的经济在更低的程度上受到乡镇企业的影响。这使得万光在乡镇企业的改制上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考虑方案的选择和具体实行。事实上，万光在改制中也确实表现出了比五陶更丰富的形式和更长的时间跨度。

五陶基本上把所有的企业都转给了现任的厂长经理，万光则把镇办企业中的4个卖给了外边的人，其中还包括两位外省人。五陶在3年内将所有企业都完成了改制，而万光则花了5年的时间来做这一工作。

（二）监管约束

第二种解释认为迅速的改制是对政府管理能力不足的一种反应。

一旦政府决定要对乡镇企业进行改制，行政管理方面的约束马上就变得非常突出。让有限的政府管理人员来负责对众多的乡镇企业进行资产评估和资产监控，其困难显而易见。例如五陶镇在1997年转掉了13个镇办企业，而监管这些企业的镇工业总公司只有十多个工作人员。

即使这些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都被充分调动起来了，也会力不从心。更重要的是，当改制在一些企业启动后，其他企业的经营者看到这是最后的转移公有资产的机会，采取各种手段侵蚀公有财产。他们迅速行动起来，以各种方式转移或隐匿资产，混水摸鱼。有几个访谈对象都提到，改制刚开始时还比较规范，改制程序和资产评估也比较认真，但越到后来越混乱"，厂长经理们也越来越少顾忌，越来越清楚怎么转移资产，因为他们清楚以政府有限的几个人手，根本看不住那么多企业"（访谈对象57，镇干部）。与此同时，政府也意识到，如果不改制的话，那些赢利的企业早晚也会变成亏损的企业，因而不得不决定迅速转掉所有的企业。也就是说，快速和大规模改制是对政府管理和监控能力不足和防止资产进一步流失的应变措施。

反之，从温州的改制看，这个解释也有其道理。温州的乡镇集体企业为数少得多，因而监管上的约束也大为降低。但是，监管约束更多的是不同改制方式的一种结果而不是原因。温州逐步地、一个一个地，而不是大规模地对乡镇企业进行改制，这就把监管约束分散到了更长的时间段里。在每一时间段里，只有几个企业在改制，这就使得政府部门有较高的能力进行监管。更重要的是，在温州的改制过程中，至少有两个措施降低了监管约束：第一，竞标的存在降低了现任经营者通过改账侵蚀公有财产的积极性。因为不到改制的最后阶段，谁都不清楚谁最终会得到企业。如果由别人中标的话，现任经营者的努力可能就白废了。第二，在一些将要改制的企业，政府让全体职工或职工代表大会，以民主的方式，选出工厂资产民主管理小组，对企业的资产进行监管，并参与工厂的对外招标和资产处置（如虹桥钢木家俱厂和交通涂料厂改制的时候，就采取了这种方式，参见赵顺鹏、朱知喜，2000：136）。这些措施有效地降低了监管约束和公有资产的流失。

（三）信息约束

现在让我们来检讨第三个解释。正如一个镇干部所说："只有现任的厂长经理才对他们经营的企业知根知底，别人不知深浅，谁敢去冒这个险？再说，你不转给他（现任的厂长经理），他会跟你捣乱"（访谈对象57）。也就是说"，内部人控制"给了现任的经营者更多的优势来得到企业，因为信息不对称和高风险影响了别人来竞标。信息不对称意味着企业对现任的经营者更有价值，从而使他成为得到企业的最合适人选。①「当地还有一种想法认为转给现任的经营者实际上是对他们以前工作的补偿，经营好的可以从改制中获得以前应得而没有得到的补偿，同时那些经营不好的人也应当接受他们自己创造的烂摊子。同时，原有企业经营者通过经营实践和长期的关系性投资积累了自己的人力和社会资本，使得他们在购买企业时具备优势地位（谭秋成，1999）。

不可否认，在乡镇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内部人控制"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随着市场竞争的激烈，地方（社区）政府为了激励经营者不得不给他们更多的自和对企业的控制权。①「参看Chen，2000.经济学家们很早就推测到市场化和竞争会推动制度创新，包括给经营者更多的控制权和私有化（如Jefferson&Rawski，1994；McMillan&Naughton，1991）。他们的基本逻辑是：市场竞争会引起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同时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入，从而推动企业和政府进行包括技术进步、减少成本和制度创新在内的一系列创新。张维迎、栗树和（1998）也从相似的逻辑推出竞争会导致地方政府对其所辖的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其中一项控制权力就是经营者对其他重要岗位的人事任命权，尤其是财务主管的任命权。

据那力村的会计介绍，在乡镇企业发展的早期，乡镇企业里的管理人员基本上都是由政府任命的，尤其是财务主管："那时候会计都是村里派的。这是规矩，企业得接受，因为企业是村里的企业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实践变得越来越不可行。企业厂长（经理）们或者通过把政府任命的管理人员变成自己的盟友，或者通过操控把自己的亲信或家庭成员安排到核心管理岗位上。久而久之，企业就变成了他们的个人王国。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万光的一个镇办企业里，经理把他的情妇安排为财务主管；在五陶的一个企业，厂长通过活动把他不喜欢的会计撵走，然后换上了自己的人（访谈对象42，村支书）。

"内部人控制"使得外边的人，包括政府主管，很难了解企业的真实经营状况。企业做假账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有些学者（如Maetal.，1994）发现很多企业有三本账：一本为自己掌握，一本为政府部门准备，一本为银行准备。有时候企业从外边看起来可能还不错，但实际上可能存在很严重的问题。一个官员把这种现象称为"马桶现象"（访谈对象24，镇党委书记）。意思是说，当一个人蹲马桶的时候，他可能看起来还挺体面，但他不能站起来，因为屁股上不干净。乡镇企业即是如此：重大的问题只有在经营者变更的时候才会被发现，因为只有那时才有机会来评估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即使是万光镇主管乡镇企业很多年的官员也说，在改制的时候，他才知道很多企业的状况原来那么糟。这一点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说实在的，我管了这么多年的镇办企业，一直认为自己挺了解情况。但改制时才认识到不是那么回事。

有些原来看起来不错的企业其实早就该破产了"（访谈对象30）。例如五陶镇的一个生产电饭锅的镇办企业曾因为产品的商誉和企业的高利润率在该镇名噪一时。作为奖赏，该企业的厂长被提拔为镇工业总公司的经理，随后又被提拔为副镇长。但企业的真实状况在他离开企业以后才慢慢暴露出来。不仅原来的库存被当作实际销售记在账薄上，企业还背负大量的债务。改制时，企业几近资不抵债。

考虑到内部人控制，外边的人可能会因为不知深浅和风险太大而犹豫。另一方面，如果改制不利于现任经营者的话，他可能会不配合或抵制，为新的所有者制造障碍。尽管如此，如果有机会的话，企业里别的经营者很可能愿意参与竞争；社会上也总会有些人愿意参与竞标，因为当时很多人认识到这是占集体便宜的"最后的晚餐"，过了这村就没那店了。事实上，万光发生的一个例外的情况正好反驳了当地官员以上的解释。

威宵是万光镇（苏州）惟一通过公开竞标而改制的企业。当时新上任的镇党委书记想采取一种有别于前任的做法，威宵因而就变成了一个样板。尽管竞争只在企业内进行，它还是吸引了五个竞争者：现任的厂长、两个销售员、一个车间主任和负责保管仓储和原材料的主任。拍卖的起价是（人民币）1090000，几轮下来，涨到了1560000.出价最高的人——车间主任，最终得到了企业。（访谈对象33，该企业现任老板）

非常清楚，"内部人控制"并不能充分地解释苏南改制之所以采取不透明的方式，因而极大地有利于现任经营者这样一种结局。正像上述这个例子和温州的情况所展示的那样，竞争可以缓解信息的约束。

根本不提供竞争的机会却预测和放大竞争的困难是没有道理的。

上述三个解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苏南改制的某些方面，比如速度、规模以及现任经营者在竞争中的优势，但并不能充分解释为什么苏南的地方（社区）政府可以采取那样不透明的方式来改制？为什么工人和社区居民的利益根本就没有被列入考虑范围？为什么改制在当地能够比较平静地实施？如果当地政府采取透明的方式来改制，允许别的管理人员和企业的工人加入到改制的过程中来，最后采取公开竞争的方式选择新的所有者的话，那么管理和信息的约束就会得到缓解。但问题是这些根本就没有被考虑。

四、权力关系作为根本原因

苏南和温州之所以出现如此不同的改制，其根本原因是两地面临不同的政治约束。这里的政治约束主要指两个因素：一个是政府与人民（或社区民众）之间的权力关系，另一个是乡镇企业经营者（经济精英）与社区干部（政治精英）之间的权力关系。资源依赖理论认为，权力来源于对资源的控制和让对方产生依赖的能力（Pfeffer&Salancik，1978）。控制资源的一方能够对需求资源的一方制造依赖，从而产生权力。一般来说，资源的重要程度、稀缺程度和是否存在替代方式（机会）

是决定依赖程度，因而也是决定权力关系的主要因素。按照这个逻辑，一个地方社区政府控制和影响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机会的能力和程度也就决定了该地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权力关系。这个视角也是理解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之间权力关系的钥匙。

苏南和温州不同的权力关系孕育于计划经济时期，在改革后由于两地发展模式的差异而更加得到强化。虽然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地的制度安排大体一致，但由于各地经济基础的差别、历史文化原因、地理位置（离政治中心的距离和对于政治中心的重要性）差异，等等，各地政府能力以及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权力关系并不完全相同。这些不同的起始条件也正是改革以后各地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重要原因。

苏南的强政府和精英政治（即少数几个精英主导社区事务）有它的历史根源和当代基础。在解放以后的几十年里，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苏南建立起了强大的地方政府。首先，苏南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资源条件使它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建立起了良好的集体工业基础；而集体工业基础则强化了地方政府的权力。和其他地区比较，苏南具备众多发展农村工业的优势：发达的农业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必要的原始积累；地理上接近上海，使它能够很容易地获得工业生产所需的技术、人才和原材料等；发达的交通，使它更便利地连接原料产地和市场；近代工业的遗产，使它具备必要的管理技能和有技术的工人，等等。这些条件使苏南在集体经济时期就发展了它的工业基础。乡镇企业的前身——社队企业——最早在50年代末就在苏南出现了（Whiting，2001）。""期间，由于城市的生产秩序遭到破坏，再加上部分上海"知青"到苏南下乡，苏南又藉此便利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社队工业。从70年代初开始，其间无锡县社队工业的产值在全国县级单位中名列第一，这种地位一直维持了很多年。1981年，无锡县社队工业的固定资产达到了2.78亿元。相比之下，乐清县（温州市下属较大的一个县）社队工业的固定资产只有大约2千万（Whiting，2001：130），还不及无锡县的1P10.控制一个发达的集体工业基础，为苏南的强政府提供了经济基础。

一个强政府必然包含它从社会中摄取资源的强大能力（参见Evansetal.，1985）。在这方面，苏南政府有着非常高的摄取和控制财政资源的能力。由于该地区为富裕地区，而且集体经济发达，政府手中控制的资源和其他地区相比非常突出。1978年，无锡的人均财政收入高达258元，占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37%（无锡市统计局，2001）；而同年温州的人均财政收入只有24元，占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10%（温州市统计局，2001）。通过控制集体经济基础和掌握相对丰富的财政资源，苏南的政府可以有效地控制或影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机会，比如干部可以决定谁到社队企业里工作（就业）和群众的收入分配，等等。概括地说，集体时代的遗产赋予苏南地方政府更多的权力和影响。

其二，苏南在解放前相对而言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及社会生活，使它成为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的目标，其结果是导致强政府的建立。苏南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之一，当地曾孕育了很多著名的民族资本家族，如荣家、唐家等，还有为数不少的中小工商业者。如此历史，使苏南在1949年解放后，成为一个在政治上需要特殊处理的地区。以前的工业资本家和商人成了历次政治斗争的对象。据无锡县史，无锡县有1373个小工业者和小商人在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期间被错误地划为资本家（1980年得到），这些还不包括那些"符合"这一成分的人（中共锡山市委党史办公室编，1999：125）。这些人在政治运动中被批斗。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强政府得以建立。①「米格德尔（Migdal，1988）在他的影响广泛的著作《强社会和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和国家能力》里曾指出革命是建立强国家的途径之一。这种政治氛围也催生了该地区意识形态上的保守性，干部害怕犯政治错误，尽可能求稳。正是因为苏南地方政府的强势和意识形态上的保守性，该地区成为全国最晚实行农村分田到户改革的地区之一，一直到1983年才全面实行分田到户，比大多数地区晚了3-4年。②「有学者（Jin&Qian，1998）用1983年时没有采用大包干家庭责任制的农户比例来测量社区政府的政治力量（politicalstrength）。基于这种测量，苏南社区政府的能力是非常强的。这种状况实际上也影响到改革开放后苏南发展道路的选择。一位在无锡市工作的干部说："历次政治运动使人们对发展私营经济心存禁忌，甚至谈私色变，而发展集体经济则是政治上比较保险的做法"（访谈对象94）。

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社队企业）和政治（强政府和意识形态的保守性）遗产使苏南在改革开放后选择了一条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那就是发展乡村集体企业。这条道路使地方（社区）政府能够继续发挥它的作用和维持它的权力。①「邱泽奇（1999）曾指出集体经济与地方威权主义和干部权力之间互相强化的关系。苏南的社区政府和官员继承了集体经济时代的遗产，同时又控制了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机会，限制甚至禁止民营企业的发展（新望，2002），他们非常积极的扮演了企业家的角色来建立和管理工业企业——诸如投资和担保、管理人员的挑选和任用、管理人员和工人报酬总分配的确定、企业之间的资金划拨、税后资金的再分配和运用，等等。②「很多学者都从不同方面提到了社区政府在发展乡镇企业中的作用，参看谭秋成（2003）的文献总结。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国内外的赞扬，苏南的干部曾自豪地宣称"社会主义在苏南".而城乡协调发展、工农业协调发展（以工补农）和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共同富裕）则是苏南模式受到赞誉的主要原因。但学者们也注意到了发展乡镇企业对地方（社区）政府和干部的益处（Oi，1992；Lin，1995；Lin&Chen，1999；邱泽奇，1999）。发展乡镇企业的结果之一是：社区政府和干部通过发展乡镇企业维持了对当地经济和人民生产生活的影响。这些影响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安排就业、提供公共福利、调节收入等。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直到很晚的时期（甚至在改制以后），社区政府还通过企业代扣代缴本地工人的税费（如农业税等）。同政府和干部的强势相对的是社区居民和工人的弱势。他们没有能力对社区事务施加影响，成为既定秩序的消极接受者。一个在党校工作的、长期研究苏南的学者（访谈对象6）称他们为"沉默的大多数".也就是说，政府与社区居民之间的权力依赖关系在改革后依然存在，甚至还得到加强。

因此，虽然苏南曾经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重镇，当地干部和社会舆论也曾经赞扬苏南模式中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然而，表面的平等并不能掩盖背后权力分配的倾斜。正如社会主义经济加强了国家及其人——行政官僚（Bureaucrat）和技术官僚（Technocrat）（即所谓"新阶级".参看Djilas，1957）的权力一样（Moore，1987），苏南的集体经济和政府主导型的发展加强了干部和乡镇企业经营者的权力。

在苏南，很多简单的事实都可以让我们看到强大的政府和干部的权力。如从壮观辉煌的政府办公大楼到影响极大的地方（社区）干部，从组织严密至村级的各级权力机构到人们对政府权力的认知，等等。

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苏南的村级干部一般都享有准国家干部的待遇，他们全职为村里工作。①「村在我国并不是一级正式的政府组织。根据我国宪法，村是自治组织，村干部来自农民，从位置上下来后一般的说会恢复农民身份。但在苏南，村干部享受很多国家干部享有的特权。在我做田野调查的时候，上级政府正考虑为主要的村级干部购买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而这些在过去则是国家正式干部才有的福利。也就是说，他们是职业干部。苏南的土壤上孕育了比其他地区更多的地方强人，这些强人影响甚至支配着当地的政治、经济和人们的生活。这种权力关系在干部与群众的日常互动中得到体现。例如，在一次口角冲突中，一位村党支部书记对一位村民语带威胁地说："我要你去要饭，你就得去要饭".据该村民介绍，村支书蛮横地对待别人在他们村并不少见，因为"村支书掌握着好多村办企业，他可以让企业雇谁，也可以让企业不雇谁".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乡镇企业经营者与社区干部的关系，即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之间的关系。在苏南，我们观察到两个方面的现象。一方面，两个精英群体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乡镇企业经营者的地位随着时间推移而迅速上升，与干部讨价还价的能力增强。

由于乡镇企业集体所有而乡村政府又在许多关键方面对企业经营发挥影响，企业经营者和乡村干部的密切关系自不待言。最简单的事实是，乡镇企业的经营者由社区政府指派，代表社区政府管理企业，他们之间是资产所有者与人之间的关系（principle-agent）。一般情况下，社区干部会尽量把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安排到企业经营者的位置上。在相当一些地方，企业经营者或者是社区干部的亲属，或者是他们的朋友或亲信（Ruf，1999；Lin&Chen，1999）。如在我所调查的一个村，村支书把他的哥哥派到村里赢利最好的企业（公墓）做负责人，同时把他的老婆派去做财务；村里的采矿场则包给了他的亲信（访谈对象9，该村村支书）。与此同时，两个群体之间也存在着频繁的流动。在村一级，村干部和村办企业经营者交叉任职的情况非常普遍，有相当部分村的支部书记或村主任兼任企业的负责人，或者由企业经营者兼任村干部。①「关于这一现象，请参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无保"调查课题组，1999.在乡镇一级，虽然兼职的情况比较少见，但乡镇干部和乡镇企业经营者之间的流动也是存在的。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或退下来的村干部（尤其是支部书记），经常会被安排到镇办企业任职，企业的经营者有时也会被提拔到政府部门工作。例如，在五陶镇那力村，1985年以后先后退下来的6位村支书中有2人被安排到镇办企业任职。②「当然，随着市场竞争的激烈和企业经营的逐渐专业化，这种现象在乡镇企业的后期越来越少。社区干部和乡镇企业的经营者共同构成了支配当地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也正因为如此，苏南的经济曾被广泛地称为"干部经济"或"精英经济".

另一方面，随着时间推移，乡镇企业经营者逐渐成为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力量，在当地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优势变得非常显著，他们同政府和干部讨价还价的能力也越来越强。由于乡镇企业在该地区经济中的比重和重要性，乡镇企业的经营者在地方经济和社区中本来就举足轻重。

这种优势地位，随着他们借助经济地位积累起的在各界的关系网络而加强：他们利用工作和生意关系，加强与生意伙伴的商业网络；通过借贷往来，形成了与银行的密切关系；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政府官员进行投资，从而建立起了在政界的人脉网络。其结果是他们在社区的影响与日俱增，尤其是那些规模较大的企业的经营者。他们中有些人甚至不把社区干部放在眼里。例如在那力村，村里根本不能节制其最大的企业的厂长（来自访谈对象78，该村会计）；在万光镇，几个大企业的厂长经理也不怎么买镇领导的账，因为他们上可"通天"——认识市里甚至省里的领导（来自访谈对象39，乡镇企业局干部）。有的乡镇企业经营者，利用他们在上级政府那里的人脉关系，左右社区政府的人事任命。我所熟悉的一个村办企业的厂长就通过他跟镇领导的密切关系左右村里的人事安排，不仅村支书要在很多方面让着他，他还帮忙把他的亲戚放到了村主任的位置上（来自访谈对象40，企业厂长；访谈对象80，村主任）。

社区干部与乡镇企业经营者的密切关系影响到改制的方式和参与主体，在一些情况下，甚至不排除两者合谋寻租的可能性，即乡镇企业经营者通过贿赂官员，从而以优惠的价格得到企业。两者的密切关系也可能使他们一起排除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另一方面，经营者们的优势使他们有能力在改制时影响政府采取有利于他们的改制方案。也就是说，经济精英已经可以侵蚀干部的权力，影响政府决策的自主性。

了解到政府和人民之间倾斜的权力关系和乡镇企业经营者与干部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经营者的优势地位，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改制在这一地区会采取这种不透明的方式了。不透明的改制不是偶然和随机的选择，恰恰相反，它反映了当地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它是威权体制和精英政治的产物，是经营者与干部密切关系的结果，是经营者优势地位的必然反映。政府相对于人民的强势，使它意识到不透明和不公正的改制不会遇到工人和当地居民的反对和挑战，正像过去政府主导了所有重大的决定而没有遭到人民的挑战一样，在他们的记忆中不存在人民挑战的历史，因而才敢于勇往直前。

在五陶镇，党委书记在决定了改制方案后召集了一次政府工作人员的会议。在会上他宣布了决定，要求大家理解并支持改制。

虽然一些人私下里对改制有不同意见，但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表达。这样改制的动员就算开始了。对于工人和社区居民来说，他们连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都没有，更不用说挑战了。（访谈对象57，镇干部）

相比之下，温州从计划经济时期继承的遗产是薄弱的集体经济和弱势的政府。改革开放后，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则出现了新型的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权力关系；乡镇企业经营者也根本无法取得像苏南乡镇企业经营者那样的优势地位来与社区政府讨价还价。与苏南相反，温州处于原社会主义再分配体制的边沿地带。该地区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一直到90年代才通铁路），离中心工业城市遥远，加之曾长期处于对台前线的位置，解放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国家的投资微乎其微。从1949年到1981年，国家对温州的投资只有6亿多，相当于同时期国家对宁波投资的1P4（单东主编，2000：112）。结果是，国有部门非常弱小，集体经济极其薄弱，人民生活非常贫困（张仁寿、李红，1990）。据统计，1978年温州的人均耕地只有0.52亩，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P3；农民人均收入只有113元，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全省5个贫困县中有3个在温州（袁恩桢编，1987）；1980年人均财政收入只有30元，相当于无锡的1P10（参看表5）。其发展的最初条件即是一个弱势的政府和薄弱的集体经济。在这种条件下，地方政府连维持基本的职能都很勉强，更不用说发展集体经济了。

温州因长期远离政治中心，再加上贫困的经济基础，其经济和政治地位的重要性不像苏南那样高（苏南长时期以来为政治中心和其他地区提供农业剩余，所谓"苏湖熟，天下足"），因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处于相对被忽视的地位。从50年代的对台前线，到""中武斗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一些干部死于武斗，省政府不得不一度派军队去维持秩序。参看温州市志编纂委员会，1998），一些地方的政府处于瘫痪状态，无法维持起码的社会治安。一直到80年代初，温州仍以混乱著称。

1981年，曾有两个国家高级领导人指示浙江省解决温州的治安问题（杨海鹏、翟明磊，2001）。温州80年代初的市委书记曾是浙江省主管政法的书记，他到温州的使命之一就是恢复温州的社会秩序。

资源条件和历史遗产迫使温州走上了一条不同于苏南的发展道路。在过去的20多年里，企业家或者说人民一直是温州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如果说苏南的发展动力来自于上边（政府和精英）的话，那么温州发展的动力则来自于下边。政府既然没有能力发展集体经济，为百姓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也就不能理直气壮地"控制"老百姓自发的"致富"冲动。换言之，政府之弱势控制反而使温州地区的发展具有了相当程度的自由空间。从""后期开始，温州就有人为了生存陆续外出寻求机会，做些城里人不愿干的事，如贩卖小商品、理发、补鞋、做木匠、铁匠等；或者在家里从事地下工业和商业，如弹棉花、搞土纺织等。很多访谈对象都有到外边做小生意的历史。一位60多岁的农民说他早在60年代就外出到江西等地卖糖果和其他小商品。到70年代末期，温州已经有号称"10万大军"的购销员队伍，同时有数十万人在温州从事家庭工业。

用艾伦·刘的话来说，温州的发展可以用三个M来概括：群众的首创性（massinitiatives）、流动（mobility）和市场（markets）（Liu，1992：699-700）。群众的首创性是温州模式的根本特色，政府只是起了一些支持和补充的作用，比如说政策上对当地一些比较超前的做法给予合法性支持，帮助企业家获得必要的证照，等等。有些国内的学者和温州当地的百姓甚至认为温州的发展得益于温州政府早期的"无为而治".①「当然，温州地方政府还是做了一些制度上的创新，藉此支持和合法化当地群众的社会实践。比如说，他们在早期合法化和规范化了"挂户"实践，后来又通过对股份合作制的有创造性的定义合法化了民营企业。市场，而不是政府，成为引导和左右人们经济活动和生活的核心机制和力量。市场机制决定了温州人的机会基本平等，谁都可以通过努力工作和个人能力获得成功，因而出现了面广量大的民营企业。也正因为如此，相对于苏南的"干部经济"或"精英经济"，温州的经济被人们称为"老百姓经济"或"人民的经济".

群众首创性的实践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催生了一个新的社会力量，型塑了人民与政府之间新型的经济关系。在政府的控制以外，出现了一个为数众多而又日渐强大的企业家群体。到1986年，已经有大约1P5的人口从事工商业，出现了14603个家庭企业或合伙企业，470个专业市场。民营企业的总数在2000年约达到4.7万家，个体工商户约达到20万户（胡宏伟、吴晓波，2002）。由于民营经济本身的特点，再加上改革早期税收的不完善，人民迅速富裕起来，而政府的财政收入则在80年代增长缓慢（参看表5）。根据统计，从1980年到1990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一直在10%左右徘徊。②「根据2001年《温州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计算（参看温州市统计局，2001）。袁恩桢也记录了大量关于百姓迅速富裕而政府却相对贫困（民富官穷）的例子。例如，在苍南县钱库镇，1985年实现的工业税收只占当年总销售额的0.767%（袁恩桢编，1987：255-256）。直到今天，虽然很多温州老百姓已脱贫致富，但很多乡和村政府的办公条件仍然简陋得难以想象。在一个村子里，村委租了庙里的一间房子作为办公室，所有的办公用品就是两张桌子和几把椅子；虽然村中家庭电话已基本普及，但村委会连部电话都没有。

在另一个村子里，村支书把厂里的一间房子拨出来作为村办公室（他自己是个老板）。这样的事情在苏南是不可想象的。

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和新的经济关系的形成，影响甚至决定着此地的权力格局。一方面，不同于苏南的威权政府和精英政治，温州逐渐出现了人民和政府之间相对均衡的权力关系。因为人民不是主要从政府那里获得生存和致富的机会（即他们不对政府存在依赖），因而也就敢于挑战政府的权威。如第一例农民状告县政府的案子；第一次村民成功罢免村主任的事情；第一次农民状告政府"不作为"的案子；等等（胡宏伟、吴晓波，2002）。面对这样的人民，地方政府也不可能像苏南的政府那样具有支配地位，他们必须相应地调适自己的观念和行为，在与人民的博弈中达到一种平衡。一位长期在（龙港）镇政府工作的干部曾经深有体会地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反过来，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政府在做决策时必须相对慎重，尽可能把各方的利益纳入考虑范围。

另一方面，乡镇企业经营者在温州根本无法取得像苏南那样的优势地位，他们与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也极其有限。由于存在众多的民营企业，乡镇企业经营者无非是无数企业家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可能是并不非常优秀的一部分），他们在社区中的影响也就非常有限。以虹桥镇为例，2000年该镇销售额排前20名的企业中，镇办企业只有一家（该企业正酝酿改制。别的已经改制的镇办企业也没有一家进入前20名），其他的都是私营企业。因而乡镇企业经营者根本不可能像苏南乡镇企业的经营者那样通过向政府施加影响，让改制完全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进行。社区政府也不敢做出这样的选择。道理很简单：如果改制不透明的话，那些靠自己的努力而获得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就会挑战："为什么我们辛辛苦苦地挣钱，他们却可以通过占集体的便宜而致富呢？"（访谈对象180，民营企业家）结果是，温州的地方（社区）政府在改制时倒是可以不受乡镇企业经营者的左右，表现出了相当的自主性。

虹桥一镇办企业的厂长就曾这样说："改制是政府行为，企业自己做不了主。但政府事太多了，管不过来。元件厂（另一镇办厂）嚷嚷几年了都还没改，我们也只能等着。"（访谈对象174）虹桥镇主管企业改制的官员的话正好揭示了政府的担心和考量。他说他们这里的改制必须公开和公平，如果不公开和公平，工人和当地居民就会有意见，别的私营老板也会有意见，甚至会抗议。"适当的优惠（给新所有者）是可以的，但不能偏得太多。政府部门谁都不敢操纵改制过程，把企业转给他们自己喜欢的人"（访谈对象181）。

事实上，他的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基于他对当地政府与人民的关系的认知，基于对过去经验教训的总结。前边提到的乳制品厂改制时就遇到了挑战。虽然镇政府采取公开拍卖的方式对该企业进行了改制，虽然工人们得到了相应的补偿，但因为中间操作上的瑕疵，工人们认为他们应得到更大的份额，因而进行了抗议，有些人还到上级政府部门上访，要求对改制进行调查。这些抗议使政府在后来的改制中更加慎重（访谈对象181，镇政府官员）。

五、改制方式对资产定价的影响

同前述的改制结果（怎么转，转给谁）受制于改制方式一样，资产价格也直接受改制方式的影响。在苏南，不透明的改制为现任经营者制造了改账和侵蚀公有资产的机会，客观上激励了转移和隐藏公有资产的行动。其结果是低价出售变成了普遍性的做法。两个方面的因素导致了这个后果。一方面，企业转给现任的经营者基本确定，几乎没有悬念；另一方面，最后的改制价格由正式的资产评估来决定。这样，几乎所有的经营者都通过改账或别的转移资产方式来达到有利于自己的结果。操控的手法多种多样，有些人压低资产和夸大负债，有些人把资产转移到下属子公司或关联企业，还有人直接隐藏有价值的资产或设备等，不一而足（参看史易、赵小剑，2001）。所有这些操控的目的是降低企业的账面资产，以便最后取得好的价格。如那力村一位改制老板（原来村办企业的厂长）不无自豪地告诉我，改制时他把账做出了大约25万的净债务，这样在改制后的5年内他就可以免缴土地使用费（以抵消债务）。根据他的看法，改制时没有不做账的，做的"漂亮不漂亮"完全取决于经营者有多"聪明"（访谈对象40）。

从表1、表2和表3，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最后改制时卖出的价格，以及现任的经营者们以什么样的价格得到了他们经营的企业。固定资产大致反映企业的规模，资产-负债数也大致是最后的成交价。如果数字为正，那么新的所有者要拿出资金来购买；如果数字是负，说明该企业负债大于资产，当地政府还需要承担部分债务。在五陶镇，在16个我们掌握信息的镇办企业中，有7个负债大于资产，这意味着镇政府在把所有的资产转移给他们以后，还要帮他们还清多出来的负债（政府一般通过免收土地使用费和其他资产使用费来补偿新的所有者）。总体上来说，镇政府只能从出售的18个总固定资产为1个多亿的企业中收取大约2百多万的资金。这些信息还不包括剩下的三个当时还未完成改制的企业，其中有两个严重亏损。最差的一个总负债在1亿以上，镇政府正考虑让它破产，若如此，银行将遭受严重的损失。相比之下，万光的情况要好一点，在我们所调查的22个镇办企业中，13个有净资产，尽管总量并不大。镇政府只能从出售的23个企业中收取667万现金。与此同时，表上未列出的另外两个破产企业总负债达到了3500万。

至此我们可以说，苏南的改制基本上是一个白送（giveaway）的改制，即新的所有者基本上不用付出什么资本，就白白地得到了企业。当地称这种改制为"零资产转移"，意指新的所有者只需在得到所有资产的同时，承担所有的负债就行了。因而也就不奇怪为什么改制以后苏南一夜之间就出现了一批百万富翁。

相比之下，温州的公开竞争则使得这个问题不那么严重。①「有些学者（如张军，2003）认为乡镇企业改制过程中的企业价值人为低估、集体资产流失的根源并不在改制本身，而在于与改制配套的资本市场、经理人市场尚未建立健全。作者对这种论断并不认同。本文力图揭示改制方式影响资产定价这一现象及其成因。因为现任的经营者自己也不敢完全确定他是否能够在最后的竞标中胜出，他们没有那么大的动机去改账（结果可能是为别人做了一锅饭）。同时，其他方式的资产转移也因为当地政府比较紧密的监控、别的管理人员和工人的监督而变的不太可行。最后，公开竞争一般情况下都提高了基点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低价贱卖公有企业的情况，正像前述乳制品厂的例子展示的那样。这支持了罗兰德（Roland，2000：246）的论断：竞争性的投标能够有效地缓解内部人控制和信息约束的问题。

六、结论

本文分析了苏南和温州乡镇企业改制背后的政治约束。尽管财政约束、监管约束和信息约束能够部分解释两地改制方式的差异，但根本原因是两地面临的不同的政治约束，即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两个精英群体（干部与乡镇企业经营者）之间的权力关系。两个地方政府不同的社会治理行为和地方权力关系，解释了什么样的改制方案被提出以及有效地得到实行。苏南不透明的改制是当地倾斜的权力关系——地方（社区）政府和社区精英控制和支配了政治和经济资源、大多数人没有参与权力的必然结果。温州相对透明的改制，反映了当地政府和人民之间新型的相对均衡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是群众能动性得到充分发挥和民营企业发展的结果。

从表面上看，苏南近乎"休克疗法"的改制似乎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但它恰是过去社会主义时期和乡镇企业发展阶段形成的自上而下的权力关系和制度安排的必然产物。改制过程彰显了这种制度安排赋予干部的权力资源和优势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干部和经营者结盟兑现P消费其权力资源（寻租）的途径。同样道理，温州相对透明的改制也是其历史遗产和权力关系的产物：传统社会主义时期薄弱的集体经济基础使得温州在市场机会来临的时候走上一条自下而上的人民（或企业家）主导选择的发展道路；而恰是这种选择，衍生出了一种新型的权力关系，催生了一个相对独立和强大的企业家阶级，并开始形成一种精英竞争的阶级关系与社会政治格局。由此不难看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构转型表现出了其路径依赖的特征，即：以往的权力结构和制度遗产影响着转型的发展选择及其社会政治关系。

苏南的改制对财富分配产生了重大影响，造成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改制成了新旧秩序的分水岭。原来乡镇企业里管理者和职工的关系在改制后出现了变化：经营者变成了资产所有者，工人变成了打工仔；两者的收入差距迅速拉开，如据作者对那力村的调查，1987年村办企业厂长经理的收入大约是工人的5倍；而在2001年，改制后的企业所有者与工人的收入差距达到了大约30倍，一个厂老板的收入甚至是其150个工人收入的总和（Zhang，2003a）。两者的关系出现了剥夺与被剥夺的质性变化。在集体积累的基础上，一些原乡镇企业的厂长经理迅速致富，成为当地的富人，苏南原来规模企业的经营者变成了当地的大企业（资本）家。改制以前社区中倾斜的权力关系逐渐转化成为倾斜的财富分配关系；过去宣称的苏南的共同富裕被一个日益扩大的收入两极分化的格局所取代。

改制方式的选择也可能对两个地方的政治前景发生影响。苏南的历史遗产和改制后迅速出现的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使精英联盟成为可能。①「在我的博士论文中我对精英联盟的前提、机制和实现路径有详细的讨论（参见Zhang，2003b）。我也会在以后的文章中专门讨论这些问题。这里只是粗略谈及改制的政治后果。如以上所分析的，苏南的政治格局本来就是一个精英政治的格局，改制后这种局面很可能会持续并进一步加强。从历史角度看，获致财富的途径使苏南的企业家在政治上容易变得保守。以不公正的方式获致财富变成了苏南"管理型资本家"（即原来乡镇企业的经营者通过改制而变成的资本家）的"原罪"."管理型资本家"不是成为人们羡慕和景仰的对象，而是成了人们憎恨和嫉妒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同政府官员结盟，维持现有社会秩序就成了苏南企业家的利益所在。

与此同时，苏南社会结构的两极分化也为精英联盟提供了可能性和动力。处在社会顶端的少数几个当权者和少数几个有钱人总是更容易实现联盟（当然不一定是正式的）。正如奥尔森所分析的，"特殊利益"小群体，或者说"既得利益者"，常常能自愿组织起来采取行动支持其共同利益（曼瑟尔·奥尔森，1995：30，151）。在苏南，经济精英要保持其经济方面的支配地位，而官员们则希望保持其权威。为达到这一目的，双方都需要将民众保留在原来的位置，防止更多的人参与到当地政治生活中。这种联盟关系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地方威权主义。苏南仍由政府控制和社区精英主导的村级选举正好反映了这一政治现实（Zhang，2003b）。因此，我并不同意邱泽奇（1999）关于乡镇企业改制宣告了地方威权主义的终结的论断。事实也逐渐表明，改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地方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传统的领导-从属关系（即乡镇企业受乡镇政府管理、经济精英服从政治精英），使得经济精英获得了更显赫的地位，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也较改制前有所疏远，但由于他们的历史性联系，更重要的是在新的形势下两个精英群体的相互需要，精英联盟有着非常现实的可能性。①「康晓光（2002）在分析9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的发展走向时提出，精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联盟已成为当今中国的政治现实。他的研究着重从宏观层面描述，而我的研究则是微观的实证研究。经济精英需要政治精英帮助他们提供好的经营环境、稳定社会秩序、对付外在的和上边的掠夺等；而政治精英则需要经济精英帮助他们完成经济发展目标。如在改制以后，苏南很多地方的政府都提出了"为企业服务"的口号，把服务企业作为工作的重要目标；而苏南在历史上形成的强大的干部考核机制则为政治精英同经济精英的结盟实现，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②「据作者对许多地方的研究和观察，苏南的干部评估机制是最强大的。

相比之下，温州的发展道路及其由此而形成的阶级结构和权力关系则使精英竞争成为可能。温州快速成长的私营企业催生了一个相对独立和强大的企业家阶级，他们以其强大的经济资源优势，成为地方社会治理及社会政治生活中一支难以替代的力量，对政府行为产生了潜在的、巨大的影响。如前所述，温州的私营企业是在政府控制之外大量成长起来的。正是由于地方政府没有能力发展当地经济，特别是发展集体企业，才为私营企业留下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数量迅速增多，规模日益扩大，企业家阶级也随之成长壮大。他们对政府治理有强烈的要求，如提高效率、改进服务，获得更大的政治参与空间等。近年来大量出现的由企业家组织的商会和协会，承担了一些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协调功能。这说明这种由经济领域的活动向政治空间发展的潜力完全可能变成现实。

另一方面，温州的私营企业家们也没有苏南"管理型资本家"那样的历史和心理负担。他们是靠市场机遇和自己的努力而致富，从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在温州，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往往成为人们羡慕和追求的对象，整个社会对富人和财富的理解和容忍程度也相对较高。这一事实使得企业家阶级更为自信。因此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害怕竞争。

从社会结构上来说，温州面广量大的企业家阶层（温州的社会结构呈纺锤状，中间大两头小，参看Zhang，2003a；胡宏伟、吴晓波，2002）和社会流动的频繁也使得精英竞争更具可能性。根据集体行动的逻辑，来自成员之间的竞争要比人数众多的自发群体更有可能组织起来并形成联盟。企业家之间围绕着市场、权力、地位、声望等的竞争，促使地方（基层）政治和社会出现了竞争性的格局，如，温州的村级选举正是因为有大量富人的参与才变得非常激烈（Zhang，2003b）。也就是说，不同于苏南的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的联盟，在温州，经济精英对政府加以制约的要求和经济精英之间的激烈竞争已经成为一个相当突出的社会政治生活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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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企业论文范文第2篇

人力资源管理,在不同国家、不同行业、不同企业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舍弃表象因素,对“黑箱”进行解构,揭示不同管理模式的最终决定因素,找出内在的因果关系规律,是目前人力资源管理领域深化研究的突破点。本文试图采取“先归纳、后演绎”的方法,对东方的日本企业和西方的美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先归纳探究其模式产生的根源,再从中国乡镇企业这一特定对象所面临的输入因素出发,演绎推导出其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输出特征。

一、美日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特点比较

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特点,可以通过配置的方式、管理的手段、使用的原则、激励的措施四方面,进行概括和描述。

(一)美国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特点

这里谈到的美国人力资源管理模式是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形成的,至今仍是美国企业显著特征,它是资本主义大规模生产的典范。

1人力资源配置上,主要依赖外部劳动力市场。美国企业具有组织上的开放性,市场机制在人力资源配置中发挥着基础作用。作为需求方的企业,几乎任何时候所需任何人才,都可在劳动力市场上,通过规范的程序招聘,或通过有目标的市场竞争,从其他企业“移植”,企业过剩的人员,流向劳动力市场。作为供给方的劳动者,会根据自身条件选择职业,即使从业后对自己潜能有了新的认识,或有了更理想的工作,也会从容迁移。企业和劳动者之间是简单的短期供求关系,没有过多的权利和义务约束。这种方式的好在于,通过双向的选择流动,实现全社会范围内的个人/岗位最优化匹配;缺点是企业员工的稳定性差,不利于特殊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日本企业的职工,有70%在本企业工作时间超过10年,而相应的数字,美国是37%。

2人力资源管理上,实现最高度专业化和制度化。美国企业管理的基础是契约、理性,重视刚性制度安排,组织结构上具有明确的指令链和等级层次,分工明确,责任清楚,讲求用规范加以控制,对常规问题处理的程序和政策都有明文规定。大多数企业都有对其工作岗位所设的《工作岗位要求矩阵》,详细描述每个岗位对人员素质,包括知识、技艺、能力和其他方面的具体要求。企业分工精细、严密,专业化程度很高,员工在各自岗位上工作,不得随便交叉。这种手段的好处在于,工作内容简化,易胜任,即使出现人员“空穴”,也能很快填充,而且简化的工作内容也易形成明确的规章和制度,摆脱经验型管理的限制;缺点是员工自我协调和应变能力下降,不利于通才的培养形成。

3人力资源使用上,采取多口进入和快速提拔。美国企业重能力,不重资历,对外具有亲和性和非歧视性。员工进入企业后,拥有管理学硕士学位的人可以直接进入管理阶层,受教育多的人起点也高。企业的中高层领导,可以从内部提拔,也可以选用别的企业中卓有建树者,一视同仁。员工如果有能力,有良好的工作绩效,就可能很快得到提升和重用,公平竞争,不必熬年头,论资排辈。这种用人原则的好处在于,拓宽了人才选择面,增加了对外部人员的吸引力,强化了竞争机制,创造了能人脱颖而出的机会;缺点是减少了内部员工晋升的期望,削弱了工作积极性。由于忽视员工的服务年限和资历,导致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不强。

4人力资源激励上,以物质刺激为主。美国企业多使用外部激因,少使用内部激因重视外酬的作用。认为,员工工作的动机就是为了获取物质报酬。可以不向员工说明此项工作的意义,但必须说明此项工作的操作规程,员工可以不理解工作本身的价值,但必须把工作完成好才能获取相应的报酬,员工得到认为合理的报酬后,就不应该再有其他要求了。因此,员工的报酬是刚性的工资,收入的95%甚至99%以上都是按小时计算的固定工资。这种措施的好处在于,企业景气的时候不用考虑对员工有额外的支付,减少了发展

成本;缺点是如遇经济不景气,企业无法说服员工通过减少工资、降低成本来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只能解雇员工清除剩余的生产能力,导致员工对企业缺乏信任,形成对抗性的劳资关系。

(二)日本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特点二战后,日本经济恢复和高速发展时期形成的日本模式和美国相比,是资本主义灵活大规模生产的典范。

1人力资源配置上,主要依靠内部培训。日本企业具有用人上的相对封闭性,内部培训是满足企业对人力资源需求的主要方式。认为,高素质的员工,只要经过培训,就能胜任所有工作。所以,在聘用员工时,特别强调基本素质,不看重个人具体技能。由于重素质而轻技能,在培训员工上要花很大功夫,日本企业在职工培训上的投入是美国企业的25倍。培训时不仅要学习技术方面的硬技能,还要学习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上下协调关系等“软知识”和“软技能”。它的一个特点是,职工在本企业继续就业才能发挥作用,一旦离开就会失去,没有市场价值。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就业稳定性增强,员工不愿离开熟悉的企业,企业也不愿意放弃自己培养的员工,这有利于特殊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缺点是增加了培训费

用,阻滞了员工的流动,难以实现社会范围内,人力资源的最佳配置。

2人力资源管理上,具有情感式色彩。日本企业管理的基础是关系,重视富有弹性的制度安排,组织结构上具有含蓄的职务主义,侧重于靠人对企业进行控制。一方面有严明的纪律和严格的要求,另一方面又有一种无形的约束和含蓄的控制,企业更侧重于通过树立信仰,灌输价值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员工的行为,使其自觉地与企业目标和要求保持一致。企业内良好稳定的人际关系,情感上的互动,是管理的主要手段。日本企业允许而且鼓励职工在精通本职专业技术同时,学习其他专业知识,实行工作转换制。这种手段的好处在于,极大地调动和发挥了员工的潜在积极性和创造性,满足了个人爱好和兴趣,有利于专业

的深化,个人的全面发展和技术上的创新与开发;缺点是内部容易形成家庭主义纠纷、姑息迁就、公私混同等弊端。

3人力资源使用上,采取有限入口和内部提拔。日本企业具有保守性和排他性,有新的工作需要时,一是从学校吸收,二是尽可能通过内部调节来满足,因为从劳动力市场上招聘的人员,或许只具备新工作需要的硬技能,却大都不会拥有在企业工作需要的软知识和软技能,重新培训已具备软知识和软技能的员工再去掌握新的硬技能,比起招聘外人来得快捷、划算。因而日本企业人才使用的入口狭窄,进入企业必须从基层干起,通过按部就班的培养过程,逐步了解企业、认可企业、完善自身、创造效益,求得提拔重用。对人的评价与提升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和渐进式的方法,不以一时一事取人,侧重于全面、历史地考察。这种用人原则的好处在于能够比较客观深入地对人做出评价,鼓励人们踏踏实实工作,树立长远的工作观念,避免短期行为,保证人才选拔的正确性;缺点是缩小了人才选择面,不利于吸引外部人才,不利于企业人才结构的优化。

4人力资源激励上,以精神激励为主。日本企业在重视使用外部激因同时,更多地使用内部激因,发挥内酬的作用。采取终身雇佣制度,不轻易解雇工人,即使企业处于困难时期,它可放假、停工也不会将工人赶出工厂,除非职工犯了严重错误或触犯刑律,才会解职。领导与员工之间,雇主与雇员之间,以及职工之间,除了工作上互相配合、通力协作外,还注重不断增强相互间的亲密感和信任感,努力创造一个友好、和谐和愉快的气氛。使员工有充分的安定感、满足感、归属感,在工作中体味人生的乐趣和意义。企业还吸收职工参加管理,使职工不但对企业经营状况能及时了解和掌握,而且能对重大问题的决策发表意见,形成合作性的劳资关系。物质激励也是弹性工资,工人收入的25%左右是根据企业经营状况得到的红利。这种措施好处在于,精神激励调动了普通职工的积极性和献身精神,工资成本的灵活性使日本企业无需大批解雇工人也能比较容易地渡过经济不景气难关;缺点是淘汰率低容易影响员工进取心,集体决策影响决策的果断性和时效性。

二、中国乡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分析

通过对美日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分析,我们可以建立以下定性模型:

(y1,y2,y3,y4)T=(f1,f2,f3,f4)T·(x1,x2,x3,x4)

其中,y1,y2,y3,y4分别代表配置、管理、使用、激励四方面特征;x1,x2,x3,x4分别代表文化、技术、产品市场、劳务市场四种因素;f1,f2,f3,f4代表四个函数关系。从这个人力资源管理定性模型看出,每一特征都是四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当前中国乡镇企业所面临的环境因素,也可分析出其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应具备的特点。

(一)当前乡镇企业所面临的外部环境

当前,中国市场经济处于深化阶段,乡镇企业步入“二次创业”时期,企业的外部环境和生存空间,相对于发展初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文化上传统的农业文明。中国文化也属农耕文化,特别是在乡镇企业,带有典型的农业文明痕迹。人们讲求“亲缘、血缘、地缘”关系,习惯于家庭式管理,尊重权力,乐于稳定,功利主义较强;讲求互相关心,期望群体对自己关注,相应地,对群体和组织忠诚度也高。同时,农民式的狭隘自私也有充分体现,注重短期的眼前的利益,难以将个人利益同企业兴衰长期统一,“二兼业”的就业形式,使就业相对不稳定,流动性大。

2技术分工不细。目前中国乡镇企业中,大规模现代化生产的还只是少数,绝大多数企业技术水平还相对落后,自动化、机械化的程度低,专业性差。各工种、各岗位之间更需要有效衔接和协调作业,生产和管理经验作用大,技术上不宜分工过细。这对员工素质提出的要求是,能够尽可能全面熟悉企业情况,对各工种操作方法和工艺流程都有所了解,最好是“通才”。

3产品市场不稳定。乡镇企业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由于经济技术实力的限制,市场份额极不稳定,产品品种结构需要经常调整和改变。相应地,企业的组织方式、决策程序、管理方法也应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过分拘泥于严格的规章制度会使企业僵化,降低活力,难以适应不断变动的市场要求。

4劳动力市场欠发育。中国劳动力市场尚处刚刚发育阶段,难以对企业提供有效人才供给。一方面国民教育水平偏低,特别是农村人口文化素质相对很差;另一方面,人才的供给与需求脱节,学校培养学生时,对人才需求关注不够。尽管近年来,各省、市人才中介机构,人才交流活动日益增多,人力资源总量上升,质量提高,但仍呈现出结构性短缺,专业技术人才不足,地域分布不均衡,城乡二元性特征显著。乡镇企业难以吸引和招聘急需人才。另外,劳动力市场需要健全的机制来规范。目前,企业通过市场选择劳动者,存在了解不足、使用不当、从业不稳的顾虑;劳动者通过市场选择企业,也存在缺乏利益保障和长远发展机会的担忧。

(二)乡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应该具备的特点随着环境因素的变化,美日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呈现出相互融合的趋势。中国乡镇企业应以自身情况为出发点,博采美日模式之长,融合提炼,形成独具特点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1人力资源配置上,应当以培育为主,引进为辅。乡镇企业员工的文化素质、技能水平普遍低下,严重制约着企业的壮大和发展。有限的实力又难以在欠发育的劳动力市场上引进充足的适用人才,全面改变企业员工的素质。因此,从长期看,必须立足于内部培养,企业发展规划要有人力资源开发与计划配套,要把人才培养作为企业领导业绩考核重要指标。对于高级管理人员,要实行继续教育,使其掌握市场经济基础理论和现代企业管理知识,将学习成绩纳入干部考核指标;基层、中层管理人员应全部参加国家承认学历的函授学习,学习成绩作为聘用干部标准之一;对于工作时间长、文化水平低的员工,实行在岗培训,必要时每年选派部分重要岗位职工到大、中专院校学习或到大型企业进修;聘请院校教授和企管专家到企业讲座辅导,提高员工整体素质。从短期看,引进人才是补充,通过招聘、借用等方式,吸纳一部分专才、特才,依托人才引进,带来新信息,启动新项目,开拓新市场,发挥引进人才的技术辐射作用。“引进适用人才,培养未来人才,提高全员素质”,应是当前乡镇企业人力资源配置的指导方针。

2人力资源管理上,应是制度化加人情式。乡镇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制度很不健全,员工的录用、晋升、辞退缺少规范,随意性很大,导致了员工队伍的不稳定,员工对企业缺乏归属感和安定感。企业的生产、销售、财务等基本制度也不规范、不系统,员工缺乏必要的强制约束。因此,乡镇企业必须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使人才引进、使用、考评、奖惩规范化,使技术分工条理化、明确化,每位员工都对自己的权利义务责任非常清楚,这有利于员工对企业的认同,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在制度化管理的同时,要注入人情式的手段,加强职工的理想信念、人生观、职业道德等方面的教育,开掘人的精神潜力,培养企业群体精神。要把企业价值观灌输到职工思想行动中,转化为员工价值观,形成企业精神。关心员工生活、工作环境质量,提供条件,满足个人发展期望和精需求。员工情感上的回报会产生极强责任心和巨大创造力,使遵章守纪和自我约束融合,发挥“法治”和“人治”的叠加效应。

3人力资源使用上,应是多口进入,快速提拔。乡镇企业各个层面都存在人才的短缺,所以,要有多个入口,多条渠道。一条途径是与各类高等、中等院校加强联合,使其为乡镇企业培养“用得上、留得住”的实用人才、高级管理人才、技术人才,直接进入企业中、高层;另一条途径是通过职业学校、短期培训等方式对具有初、高中文化的农村青年进行职业教育,充实到生产一线;还有一条途径,是从大型企业、大专院校的离退休人员、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中进行挖掘。乡镇企业应保持灵活的用人机制,唯才是举,不看学历、资历看实绩,创造人才发挥效能的环境,对有能力、业绩突出者委以重任,快速提拔,激发潜能。同时,也应注重对人才全面的、长期的考察,避免用人失误。

4人力资源激励上,应是物质保障和精神激励相结合。乡镇企业要建立把员工和企业紧密连结在一起的经营方式,通过合同或契约,把实现企业的生产经营目标和提高员工收入、改善劳动条件、增加福利要求的措施具体化,形成人人关心企业前途命运,共谋企业发展大计的局面。股份合作制改造就是这方面的有益尝试,员工既是劳动者,又是所有者,利益共享、风险同担,有利于形成利益共同体。乡镇企业还应建立员工全方位、多渠道参与管理决策的民主制度,如职工代表大会制等,鼓励员工为企业发展献计献策,沟通上下关系,协调经营者与生产者之间的情感,正确处理维护员工利益与发展生产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形成精神上的共同体。通过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的综合作用,使员工和企业真正形成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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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企业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改革开放乡镇企业发展

乡镇企业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投资为主，在乡镇（包括所辖村）举办的承担支援农业义务的各类企业，是中国乡镇地区多形式、多层次、多门类、多渠道的合作企业和个体企业的统称。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乡镇企业获得迅速发展，但是当前在发展的过程中暴露出一些问题，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乡镇企业运行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乡镇企业的内部和外部环境更加严峻。

一、当前乡镇企业面临的问题

1.乡镇企业的产权制度存在缺陷

从产权制度来看，现在乡镇企业主要有集体经营、承包经营，以及股份合作制。前面两种形式的产权关系模糊，名义上财产归集体所有，而实际包括企业职工在内的乡村群众并没有对财产的支配权、处置权，真正拥有财产支配权和处置权的是乡村行政组织和领导。

而对于股份合作制的乡镇企业，很多还发展很不成熟，企业的经营者只简单的把它看做是一个融资的渠道，并没有把推行股份合作制看作是企业产权制度、组织形式、经营机制的重大变革，是建立新的企业制度，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

2.企业的内部管理制度比较落后

长久以来，乡镇企业的内部管理始终以粗放式经营为主，大多数乡镇企业存在着任人唯亲、任人唯近的裙带关系，缺乏合理的绩效考核机制和人才选拔机制，从而导致家族式的管理方式。

在对待企业员工上，企业管理者忽视了企业员工既是“经济人”，也是“社会人”的现实。企业员工不仅有物质方面的需要，而且还有社交的需要、尊敬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很多企业缺乏激励机制；在员工培训方面，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甚至不进行培训，很多乡镇企业为了企业短期经济目标的是实现，往往只对企业员工进行一般职业技能的掌握，而且时间较短，制约了员工整体素质的提高。

3.乡镇企业缺乏资金供应和技术创新

从生产要素来看，资金缺乏仍是困扰乡镇企业发展的主要难题。由于大多数乡镇企业都是从农村的集体企业发展起来的，其资金主要来源于自身的经营利润，很少享受到国家的补贴和帮助，因此并无稳定的资金来源。当企业的资金链出现问题时，企业很容易因为缺乏外部资金支持而处于困境，甚至导致破产。

中国乡镇企业长期以来主要从事那些科学技术含量低、环境污染严重、浪费资源的低水平产业，产品生产只重数量，忽视质量，片面追求产品的低成本，因而严重影响了乡镇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实力。4.人才和劳动力缺乏的问题成为当前乡镇企业必须解决的问题

目前我国乡镇企业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要特征的，缺乏高素质的人才。缺乏人才和技术是乡镇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加入WTO后，乡镇企业要提高市场竞争力，要发展，关键在人才。

一般情况下，外资企业和大型国企依靠其雄厚的资本和技术、管理等多方面的优势,一方面，它们必然会留住很多高技术、高学历的人才，使得很少有人才来到乡镇企业发展；另一方面，城市会吸引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这些农业劳动力以“民工潮”的形式流向东部沿海城市的工业或服务业，使得乡镇企业缺乏基本的劳动力，处于对外吸引不了人才，对内留不住的尴尬局面。

二、我国乡镇企业的发展策略和趋势

1.依靠政府政策，从宏观上调整乡镇企业，实行多元化发展

为了适应市场的多变，乡镇企业应采取多元化的经营战略。这种多元化的经营战略，应该是在充分考量企业自身发展的实际，同时考虑本地区的各种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及文化资源的特点，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多元经营领域。同时，乡镇企业多元化的生产经营方式、灵活多变的经营战略，既有别于国有企业单一化的生产经营现状，又有别于其他类型企业单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方式。

2.改善经营机制，激发企业活力能否建立一套灵活有效的经营机制，是乡镇企业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

企业应有灵活的发展和营销机制。乡镇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始终依赖于市场，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按照市场需求来配置资源，组织生产经营活动，成为乡镇企业发展的基本规律。

积极汲取先进企业的管理经验，认真学习现代化管理知识，及时总结本企业的管理经验。国内外的先进企业，特别是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试点企业，它们在企业管理的某些方面，如生产管理、质量管理、劳动管理、财务管理、物资管理等方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

3.加快乡镇企业的技术创新

创新，永远是企业长久发展的动力。从总体而言，乡镇企业的技术进步的思路应是：首先，尽量采用适合乡镇企业当前情况的先进适用技术。乡镇企业的经济、技术水平很不平衡，采用技术应因地制宜，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应区别对待；其次，搞好规划，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尽管技术创新主要还是市场行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乡镇企业，但为了促进乡镇企业的技术创新，县及乡镇级政府和乡镇企业领导都要有技术创新意识，要制定鼓励乡镇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强化政府激励技术创新的手段。

4.建立有效的人才战略

一方面，立足培养是开发乡镇企业人才的战略基点。乡镇企业培养本地的技术人才应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综合运用各种灵活的培训方法，开发企业现有人才资源和本乡镇的后备人力资源。

另一方面，乡镇企业积极引进急需的人才，尤其是技术骨干和专业带头人，在这一点上，应该大胆引进，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不惜花大代价；更要建立好自身的企业文化和人力管理制度，吸引更多的外来人才。

参考文献：

[1]中国农业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1998

[2]刘东辉钟涨宝:中国乡镇企业的兴衰与社会资本[J].湖北社会科学，2005．(1)

乡镇企业论文范文第4篇

我们概略地分析了一下江苏省和全国的乡镇企业(即指原社队企业，下同)建设状况及日、美等国中、小企业发展的情况，认为乡镇企业及小企业的种类、数量及产值，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将呈指数曲线增长。

如江苏省到1983年底共有乡镇企业56，464个。1958年时数量很少，产值很低：1976年才为33.56亿元；1978年仅为62.57亿元；1980中上升到110.25亿元；1983年高达159.42亿元，在全国一直处在领先地位，已占全省工农业总产值的19.34%，占全省农业产值的45.65％。有资料预测，至1990年全省乡镇企业数量可达6万家，产值达300亿元，可占全省工农业预测总产值的28%，占全省预测农业产值的55.56％；2000年将达7万家，产值可能达520亿元(另有资料为800亿元)，占工农业预测总产值的20.88％，占农业预测产值的62.65%。

我国1982年拥有乡镇企业75万个(另有资料为130多万个；140万个)，产值658亿元，相当工业总产值的的11%强，[1]1983年乡镇工业产值为757亿元，比1982年增长了15％，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2％，相当195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2]

我国国营企业现有近40万家，其中小型企业为37.24万家，占全国企业(不包括集体的乡镇企业)的98.7％；产值近3，000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57.3％；固定资产占全民所有制单位的29%；利税占工业利税的32%；其中75％的小企业(产值占一半)分布在县及县以下的农村村镇。我国中型企业有3，544个；占全国企业(不包括乡镇企业)的0.9％；产值为916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17.7%。我国大型企业有l，365个，占全国企业(不包括乡镇企业)的0.39％；职工人数占全部职工的20%左右；产值为1251.5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24.8％；固定资产原值占41.4％；净产值占49％；利税占50.7％；预计至2000年产值可达8，000亿元，占工业预计总产值的40％。[1]

再如日本明治维新后，中小企业迅猛兴起，在狭小的37万平方公里土地上，1981中达到581万家，占总企业数的99.6％；从业人员3，443万人，占全部从业人员的80％；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53％。在美国、联邦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中小型企业也都很兴旺。[3]

二、乡镇企业发展的战略意义

中、小企业及乡镇企业的高速度发展可以说是工业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需，此外，也是乡、镇、村的建设的必需，农民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必需。乡镇企业在“四化”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1.乡镇企业已成了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尤其是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从上述乡镇企业建设的形势可见，乡镇企业的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已占有相当比重，成为国营大、中、小企业的有力助手；占农村农业总产值的比重更大，而且会继续增大。乡镇企业的发展，使我国工业结构及网络更趋合理。

2．乡镇企业已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尤其是小城镇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农业现代化资金的重要来源。江苏省已出现了一批亿元乡，这些乡的农田基本建设，农村市政、交通、建筑、邮电、金融、文教、卫生等各项事业也随之发展起来。江苏省1978年以来，全省乡镇企业缴纳税金39.45亿元，其中1983年为l1.45亿元，占全省财政收入的15.73％，今后，乡镇工业税金的增长速度还将会提高。有的专家已设想把全省近2，000个乡队以上的集镇，建设成为工业生产型小城镇，发挥出农业、农村与大工业、大城市之间的纽带作用、桥梁作用。

3．乡镇企业已成为安置农村劳动力的重要渠道和场所，同时，增加了农民的经济收入。农民“作工不离农”，“离土不离乡”，大大减轻了盲目流入大城市的趋向。江苏省最近几年每年平均吸收农民工31.5万人，1983年已拥有乡镇企业职工429.41万人，占到农村劳动力的18％。预计至2000年将可吸收400至450万劳动力就业。全省64个县(包括常熟、太仓两市)1983年工农业产值在五亿元以上(最高的达20亿元)，人均工农业产值在650元以上(高的达2,200元)、人均净收入在350元以上(高的达440元)的县有20多个。这些县再经过十五、六年努力，至2000年人均净收入一般可达一千元以上，实现国家总目标的“小康”水平，从而与大、中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相当。这将是一项十分了不起的成就，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我们从上面勾划出的乡镇企业发展的轮廓，充分看到了它的生命力。占我国人口80％、土地面积80％的广大农村现代化是我国的希望所在。环境工作者既要清楚地看到乡镇企业发展可能带来的环境问题、污染及危害；另一方面也要清楚地看出只有发展农村经济建设才有保护环境、生态和农民健康的经济基础和条件。

三、乡镇企业建设的环境问题

我国1979年公布了《环境保护法(试行)》，特别强调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为人民造成清洁适宜的生活和劳动环境，保护人民健康，促进经济发展”。这同样是乡镇企业建设发展中始终应遵循的准则。

1982年7月15日《中国农民报》报导了乡镇企业建设中出现的一些环境问题：“江苏省苏州地区中是有名的‘鱼米之乡’，近几年来农村工业的发展，以大运河为主体的水网水质受到污染，有的地方受到电镀等废水污染，致使农产品、水产品不能食用。”“山青水秀的浙江省绍兴县，也由于小印染、电镀、造纸厂的影响，污染很严重。”“从全国情况看，许多农村工业企业还缺乏防治污染的设施，往往一个小工厂就可以污染一条河，甚至一个村镇。”“不少地区的大中型工厂，把自己不愿生产或加工的有毒有害产品委托或转给社队工业去生产，导致有毒物质‘下乡’。这种转嫁污染的做法，不但危害广大农民的身体健康，而且通过农产品的污染又反过来危害城市居民。”“农村环境一旦遭到污染，治理起来花的投资更大，困难更多，所以必须尽早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控制”。[4]

曲格平同志指出：“……由于这些工业(指小型企业及乡镇企业)数量多，布局混乱，产品结构不合理，技术装备差，经营管理不善，资源和能源消耗大，绝大部分没有防治污染措施，使污染危害变得更为突出和难以防范。这是我国所特有的环境问题,使环境污染由点到面,由城市向农村蔓延。”[5]

可见，在我们取得明显生产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要清醒地看到，稍有不慎就会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现已出现的环境问题已引起了环境保护部门及决策者的高度重视并正在制定对策。

四、乡镇企业建设的环境对策建议

针对乡镇企业建设发展中已经出现和可能继续出现的环境问题，应按不同的性质、类型、原因采取不同的、综合的对策。

在制定环境对策中，有两种片面的思想认识是应该避免的。一种是盲目乐观，认为乡镇企业规模很小，又很分散，排污量小，自净量大，不足为惧；另一种是片面悲观，认为乡镇企业数量极大，极为分散，发展很快，变化又大，技术装备差，管理水平低，经济条件不足，可能会防不胜防，治不胜治，结果生产经济发展必然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我们的观点是，任何事情都是可以认识的，既不能盲目乐观而掉以轻心；也不能片面悲观而丧失信心。我们通过已有的研究认识到，只要深入调查研究，采取的对策科学合理，乡镇企业在建设发展中是完全可以取得生产、经济、环境、社会综合效益的。以下几项对策是必不可少的：1.立法国家正在抓紧制定“全国乡镇企业环境保护法规”，对于省、市、县来说，不一定再单独制定，但可以在地方“乡镇企业建设法”或“乡镇建设法”中增加有关环境保护方面的篇章。如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与江苏省乡镇企业管理局正在为制定“乡镇企业建设法”而开展调研工作，原来无环境保护方面内容，我们已建议增加有关篇章。

立法，与一般的条例不同，具有法律的权威性，利用法制的有力手段，重点放在惩处那些无视环境法规的违法者。例如，有意将剧毒、有害而无有效防护和防治措施的废物、中间产物、原料、产品、车间等转给农村的犯罪分子。

此法的制定与执行，可以制止污染转嫁行为及其它严重违法行为，给农村居民为保护农村环境以法律保障。

2.规划乡镇企业必须有环境规划和布局，而且必须纳入乡镇建设总体规划及区域农业划规之中。规划一经制定并以人大通过，也具有与立法同等的效力，立法中也应有确保规划实施的条文。江苏省某些县、乡、镇正在搞规划，只要同时兼顾环境保护规划，就会事半功倍。

规划，重点放在合理利用农村资源，保护农村环境和生态，保护农村水源及居民健康，促进乡镇企业走上正轨。

鉴于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农村乡镇的规划至少应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解决当务之急的“红线规划”，第二步再进一步作出近期及远期规划。所谓规划，就是要从长远考虑、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统筹兼顾、综合效益。

乡镇总体规划中的环保红线规划，着重划出不同功能区，将乡镇工业相对集中成工业区，与居民区、水源地、行政区、文教区、商业区、农业区、文物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等用红线勾划在规划图上，各区之间，尤其是乡镇工业区与其它区之间要留出隔离、防护带。要注意风向、水源地的位置及地形、地貌、植被、资源等情况，合理利用土地，不占良田，少占土地。

此规划的制定与实施，就可以改变目前盲目乱建的混乱状态，布局将趋合理，可长期发挥效益。

3.管理制定一套简明、切合实际的科学管理制度、程序和办法是当务之急。国家正在抓紧这方面的工作，有些省、市已提出了管理条例初稿，如辽宁省、江苏省及该省的无锡市等。

管理，是法制、规划手段的补充，法制、规划也可看作是管理的组成部分。管理的方法是综合行政、经济、科学手段结合运用的一种艺术，是环境保护最经常、大量、基本的任务。核心是加强环境保护方针、政策、计划的指导和协调。在贯彻“谁污染谁治理”的总原则中，还可视不同问题的性质和情况，采取“谁开发谁保护”、“谁排污谁负责”、“谁破坏谁受罚”等做法。治理应点面结合，考虑效益。制定一套切实可行的统计、申报、审批、监督、检查、奖惩的条例。

此条例的制定和实施，就可以控制程序上、手续上、关系上的混乱状况，就可能发挥环境保护管理的职能和作用，从而使乡镇企业对环境的影响、危害范围和程度大大缩小。

4.控制面对乡镇企业这个特殊的对象，采取传统的、单一的处理措施是难于行得通的。从总体上实施“三同时”是可能的，但要求每个企业都实现“三同时”也是难于行得通的，但也不能因行不通面听其自然，放任自流。制定一套简易可行的合理控制系统也是当务之急。

我们在苏州工业污染源控制途径研究中，通过对能源、水源、物料的投入一转化一产出分析，提出了一套控制工业污染源的系统方法，将物料种类控制、物料单耗控制、流失总量控制、浓度控制及环境总量控制结合起来，治本、治源、治因与治标、治末、治果相结合。在乡镇工业的控制中目前全面推行系统控制有相当困难，若适当加以简化，有可能在乡镇工业控制中试行。如单耗控制、主要污染物流失总量控制、区域集中浓度控制及区域水环境总量控制，可以分别情况逐步实施。几十万、上百万家乡镇企业，家家都上一套处理设施是不可能的，但每个乡镇的工业废水与生活污水集中起来进行处理显然是必要和可能的，经济上也是现实的，面且集中处理还可以与集中利用(能源、水源、肥源、其它资源)相结合。

如实现了以上控制的设想，大量的污染物就会消除在生产之前、之中或之后，还可以通过综合利用获得收益，处理后的废水、污水还可以资源化，同时基本消除农村乡镇企业的污染危害。

5.宣教向农村决策者、各级干部、各方面的技术人员及广大农民宣传、普及农村环境保护知识、生态知识及乡镇企业的控制和管理知识的任务，是一项十分迫切、艰巨而长期的任务。目前许多地区的广大干部只了解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了解环境保护、生态保护的重要性，所以，环境保护宣传是一项重要的战略对策。苏州市环保局最近就举办了乡镇企业环境保护学习班，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以上立法的执法、规划的实施、管理的执行、控制的实现，都离不开热爱环保事业的懂行人，所以，在宣传的同时，还要抓紧培训人才的工作，每个乡镇企业，每个乡镇都要有专人负责管这项工作，建立健全农村环境群众监督网络，农村的环境保护才落在实处。

十年来的环境保护工作，重点都放在了大工业、大城市、大水域，忽视了小工业、小城镇、小水域，目前环境污染由点到面，由城市到农村的趋势已引起了决策者的重视，但要把环保工作的力量动员到面向农村还需作各个方面的艰苦工作。99％以上数量的小企业、乡镇企业，其环境保护的科学技术力量可能不到10%，且在素质上差距更大，这个问题的解决，应列入环保工作《七五》、《八五》规划之中。

日本的前车之鉴应该记取，日本解决工业，特别是小工业的环境污染危害的经验更应认真吸取。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薛葆鼎指出：“去年(1979年)秋冬之交，我到日本参观访问，看了一些中小企业。他们在六十年代高速度发展带来严重公害之后，群众舆论哗然，政府进行经济干预，采取了许多技术诊断手段、情报交

流手段、低利贷款手段……促使几百万个中小企业的技术装备和生产管理基本观代化了。因此，也基本上控制了污染。他们的中小企业多数做到了‘小面精、小而专、小而变、小而洁、小而赚’。并没有因为治理公害而闹亏损。他们的企业结构、产业政策、财政金融政策，保证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中小企业既能在资本主义国际市场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也能在通过现代化改造后文明生产、文明生活。”

我们坚信，我国亿万农民能在党和国家领导下，创建乡镇企业的奇迹，也一定能够解决建设发展中的环境问题，把社会主义农村建设得先进而文明。只要加强领导，加强组织，加强立法，加强规划，加强管理，加强控制，加强宣传教育，农村环境一定够能保护好、建设好。

参考文献

[l]杨坚白：“中国农业发展战略问题”，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第五章，第16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2]南京日报：“去年我国社队工业产值巳达七百多亿”，1984年6月15日。

[3]云冠乎：“中国企业规模结构战略问题”，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第九章，第243、245、246、249、256、258、259、261等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4]中国农民报：“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有关负责人指出必须尽早采取措施控制农村工业污染”，1982年7月15日。

[5]曲格平：“中国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问题”，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第十九章，第46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乡镇企业论文范文第5篇

到1993年为止，乡镇企业的出现与发展构成了中国经济改革中最有特色的部分。正如邓小平1987年6月12日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所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1993，238）。1992年田纪云也谈到，国营企业在40多年里用了4-5万亿元，形成了1.7万亿元的固定资产、2万亿元的产值，吸纳1亿多人就业。乡镇企业经过10多年的发展，就形成了5300亿元的固定资产，吸纳的就业人数也是1亿，中国的社会总产值从1000亿元到11000亿元用了31年的时间；而乡镇企业从1000亿元到1991年的11000亿元，仅用了8年的时间。（注：参见《经济日报》1992年1月4日。）

进入90年代以后，乡镇企业的意义除了原来的多种经济成份、资产积累、吸收劳动力就业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其经营绩效对国民经济的增长直接构成影响。根据测算，乡镇企业的速度每增减3个百分点，就会影响国内生产总值1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每增减2个百分点，就会影响全国工业增加值1个百分点；在今天的国家政策制定中，乡镇企业已经与国企相提并论（高以诺，1998；朱永旗，1998）。

与80年代迅速崛起的势头一样，从1994年开始，乡镇企业的发展开始急速减缓。到1997年底，尽管乡镇企业仍然具有骄人的业绩，（注：譬如，全国乡镇企业拥有固定资产原值19427亿元，平均每户达到了9.62万元；完成增加值20740亿元，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7.7%；完成工业增加值15037亿元，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47.3%；上交国家税金1526亿元，占全国税收收入的20.4%；出货值6747亿元，占全国出货值的36.1%（农业部乡镇企业司，1998a，1-7）。）却仍然不能抹去人们对其前景的忧虑，因为，1997年乡镇企业的各项指针与1993年相比均有相当大的距离。第一，乡镇企业产值增长幅度明显回落，1991年的增长率为22.4%，1992年52.3%，1993年65.1%，1994年35%，1995年33.6%，1996年21%，1997年15.4%（农业部乡镇企业司，1998a，1）。第二，效益平均水平持续下降，从1994年开始，资产报酬率、资本收益率和营业额利润率均逐年下滑，到1997年，总资产报酬率由1996年的12.8%下降到11.7%；资本收益率由1996年的25.1%下降到22.4%；同时，企业的债务偿还减弱、资金周转速度减缓（农业部乡镇企业司，1998a，28）。第三，亏损呈日益严重趋势，与1995年相比，乡镇企业的亏损面不断加大，亏损额增加了0.7倍，达806亿元（农业部乡镇企业司，1998a，34）。在这个时候，人们不禁要问；乡镇企业怎么了？为什么在经历10多年的蓬勃发展之后突然陷入了困境？乡镇企业的前景如何，还能恢复往日的辉煌吗？

也如当初乡镇企业高速发展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一样，1994年开始的乡镇企业困境也引发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但是，多数讨论都集中探讨乡镇企业产权改革、产业结构、经营管理水平等技术性环节，还有与乡镇企业所有制有关的理论问题如股份合作制与集体所有制的关系以及在乡镇企业改制中为保证集体所有制主体地位而设计的各种所有制改造方案。（注：有关这方面的文献汗牛充栋，可参见中国人民大学书报数据中心《乡镇企业与农场管理》。）

本文试图把乡镇企业的困境放到中国急剧变迁的社会经济秩序中来讨论。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今天的困境是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阶段，同时也是一个过渡阶段。实际上，它是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秩序彻底告别小农自然经济和体制、乡镇企业转变为自由市场经济企业的阵痛。

一、制度遗产与乡镇企业

根据1997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乡镇企业“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投资为主，在乡镇（包括所辖村）举办的承担支农义务的各类企业”；其中“所称投资为主，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投资超过50%，或者虽不足50%，但能起到控股或者实际支配作用”。但是，当1984年把时期传续下来的社队企业改称为“乡镇企业”的时候，（注：1984年3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转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的通知中，同意把社队企业的名称改为乡镇企业。）尽管政府的文件中规定的乡镇企业却并没有这样严格的法律定义，它实际上包括了建立于乡镇社区范围内的所有企业，即社（乡）队（村）举办企业、部分社员联营的合作企业，其它形式的合作企业和个体企业。80年代中期引起学术界和传媒极大兴趣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就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所有制形态。“苏南模式”中，集体所有制和政府经营是其主要的特点；而“温州模式”所代表的则是以家庭加工业和贸易为特点的乡镇企业类型：“珠江模式”的特点则在于外资的大量引进，即“三来一补”企业的发展。

尽管乡镇企业从一开始在所有制形态上就表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但是，乡（镇）和村集体所有的企业仍然是乡镇企业中的主体。以苏州、无锡、常州为代表的苏南地区，1985年乡（镇）村两级企业的职工人数占乡镇企业职工总数的91%，总产值占95%，利税占92%（陈吉元，1989，68）；直到90年代初期，大多数的乡镇企业仍然直接由乡镇、村集体所有和经营，多数乡镇的主要干部直接担任乡镇企业集团的董事长之职，村长和村支书的主要职责就是经营村级所有的企业（周尔鎏、张雨林，1991，37；朱通华、孙彬，1994）。在浙江沿海，特别是“温州模式”所在地区，尽管在人们的印象中私有经济始终是乡镇企业的主要力量，但是，很多私有经济被戴上了集体经济的红帽子（Liu，1992），所以，统计中无论是工业还是商业，集体经济仍然占据主导地位（陈吉元，1989，90-116；周尔鎏、张雨林，1991，110）。在珠江三角洲的南海、番禺、顺德、东莞地区，乡镇企业主要依靠港资的投入开始起步，但是乡村的集体所有制仍然占有主导地位，譬如顺德1990年的全县工业总产值中集体所有制占80%，镇办企业占集体所有制的90%以上（周尔鎏、张雨林，1991，93-99）。

集体所有制的缘起可以追溯到农业合作化时期，但作为一种制度，却成型于化时期。体制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集体所有制，它不承认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所有生产资料根据具体情形分属生产小队、生产大队和所有；生产小队为基本财务核算单位，每个劳动者根据其在集体中的贡献大小（譬如劳动类型和时间长短），从集体的收益中分配收益。（注：这就是有些学者所说的再分配经济（Nee，1989）。）但是，这种“集体所有”与人们所理解“社区成员集体所有”并不是一个概念。

后者可以被认为是这样一种体制，即社区内的所有农户或者农民都拥有对财产的支配权，并可以通过特定的管理方式或者手段行使其对财产的支配权利。而前者中，财产的支配权主要集中在生产小队、生产大队和的干部集团手中，干部集团对这些集体财产基本上具有全权处置权，（注：关于公社时期权力结构已有一些比较详细的案例，可参见张乐天（1998）、凌志军（1998）、卢跃刚（1998）。）形成一种地方的集权体制（张乐天，1998，237-277）。

当时期的社队企业被改称为乡镇企业时，这种干部集团对集体财产的所有权制度并没有随之改变，而是沿袭了下来。当体制在1984年前后全面解体之后，原来“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集体所有制部分地变动了，譬如，土地承包给了农民，一些生产资料卖给了农民，但是乡镇企业的支配权仍然留给了乡（镇）和村的干部集团。与此同时，尽管集权体制由于农业生产活动的逐步自由化而受到影响，但在乡（镇）和村的乡镇企业中，集权体制却得到了保留。

历史的轨迹表明，正是当初的部分性集权体制或者说威权体制造就了乡镇企业在80年代的高速发展。在起步阶段，乡镇企业面临的是一个极大的市场真空，譬如由于国有经济长期集中在重工业部门，日常消费品的生产严重短缺；当时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不高，对低档消费品的需求旺盛。尽管如此，企业的运转除了市场以外，还需原料、技术、资金和管理。

在计划经济仍然一统天下的条件下，除了政府，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无法满足这些条件。的确，在乡镇企业发展的早期，是政府在为企业寻找计划外的原料，提供银行信贷的担保，赋予技术人员有效的社会身份，并为管理人员承担政治风险。譬如，1985年顺德镇办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和流动资金总和的88.3%来自于银行贷款（周尔鎏、张雨林，1991，95）。

早在1962年，葛申容就指出，在个人无法承担制度变化风险和成本的时候，只有政府才能够担此重任（Gershenkron，1962）。戴慕珍进一步发展葛申容的观点，把这种乡镇政府对乡镇企业的努力称之为地方政府法团主义（LocalStateCorporatism（注：关于LocalStateCorporatism的译法，由于Corporatism在西方社会的特定含意而变得极为困难，其最基本的含意是在法律上相互独立的团体，特别是政府、公司为了某些重要的议题，通过谈判，相互妥协，达成一致。现有的译法有“合作主义”、“法团主义”、“公司化整体主义”等。

这里权且用“法团主义”。））（Oi，1992）。她强调，发生在东欧国家的私有制浪潮不能够用来解释中国农村的快速经济发展，中国农村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政府与企业合作。（注：与戴慕珍观点相一致的还有布里查的地方发展性政府（LocalDevelopmentalState）和华尔德的地方政府作为公司。布里查认为，集体所有制和私有制的并存过去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将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将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动力，那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的（BlecherandShue，1996）。华尔德同样认为私有制不能够解释乡镇企业的成长，他特别强调可耐（Kornai，1990）基于东欧经验的、缺乏经济基础上的私有制不适合中国的情况，认为是县以下的政府与企业关系中，政府实际在扮演公司的角色（Walder，1986、1994、1995、1996）。相似的观点认为，早期乡镇企业高速发展是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特有合作品质和利他精神的产物，而与所有制之间没有关系（WeitzmanandXu，1994）。）由于法团主义在西方世界中具有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她的地方政府法团主义便很快受到了对乡镇企业高速发展作私有制和半私有制解释的学者的批评（McMillanandNaughton，1992；Pei，1994；NeeandMatthews，1996）。为此，她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对这一用语作了特别的解释，她指出：在一些具有地方政府合作主义的地区，一些干部的权力很大，在部分地区，一些干部甚至是威权者，譬如，大邱庄。但是，地方政府合作主义并没有对干部的权力进行假设，也不排除成功的私营企业……地方政府法团主义只关注管理的合作特质，而不讨论谁具有权力（Qi，1998，94）。

问题是，哪怕只是讨论纯粹的管理特质，也不能摆脱权力问题，因为企业和社会一样，不存在权力真空地带，在涉及到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时尤其如此。有关乡镇企业的案例，特别是集体所有制集中的苏南地区的案例，充分地证明了乡镇政府的强势权力是乡镇企业早期高速发展的必要条件二、制度性遗产失效和乡镇企业的弱势性格

在评价乡镇企业早期发展，特别是在回顾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的发展，比较了他们之间的异同之后，费孝通说：为什么公社这个制度能够这样容易为中国农民所接受，而且运行了20多年……在生产队的具体运行中，我看到了传统大家庭的影子。家长做主，统一指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岂不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的根本组织原则么？从这个角度看去，社队企业的发生，它的经营方式，招工和分配原则，无处不能从传统的大家庭模式里找到对应（1992，542）。

这就是说，人们对公社制度的接受源于中国家族制度的传统，而乡镇政府对于乡镇企业的“中国家族式权力结构体系”则是构成其快速发展的原因，在那里，乡镇政府在企业的发展中承担了一些除了“家长”以外他人无法承担的责任。首先，资本信用担保。根据黄仁宇（1997）对威尼斯、荷兰、英国、法国等地的研究，资本主义的信用制度是在长期的商业互动中培养并由法治保障而建立起来的。在乡镇企业发展的早期，中国的法律尚未涉及到商业信用领域，更没有商业互动本身所培养的企业信用，企业和银行之间无法形成信用合作关系，因此必须借助于一个中介，这个中介必须可以信用并能够承担风险，在地方社区中，政府是唯一的选择。第二，人事信用担保。在城乡户口仍然包含着极大利益差别的前提下，在个人的职业直接影响到家庭的收益、社会地位和子女前途的制度环境中，企业自身没有能力保证技术人员的利益在职位移动中不遭受损失，也不能像当时的国有企业那样为技术人员提供福利补偿，而政府却可以。虽然政府并不具有实力（譬如货币实力和物资实力），但却具有调动资源的制度性能力，譬如户口和其它利益分配可以通过行政手段运作。第三，对集体财产的管理。在企业缺乏信用的制度环境中，在个人信用没有法律保障的条件下，个人也没有能力承担企业管理风险。作为制度遗产之一，乡镇政府天赋性地具有对集体财产的支配权和管理权，而且只有政府才具有这样的能力。制度性遗产便自然地构成了对企业经营要素的替代。第四，制度安排。即使在企业与银行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个人与企业之间建立了信用合作关系，譬如通过将人际之间的信用转移为企业之间的信用，由于银行行为并没有商业化，仍然保持着时期的行为模式，即直接听命于政府；同时，原材料也不可能通过市场获得，技术人员也不可能通过市场的方式运作，产品销售也不能通过市场途径实现，因为在完善的计划体制下，并不存在生产资料、劳动力和产品的自由市场。另外，政府还控制着税收政策资源。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没有政府的制度安排，乡镇企业的经营活动根本寸步难行，更不可能获得飞速发展。除此以外，在意识形态仍然被表述为一种约束性制度的条件下，政府的信用替代还必须借助一个条件，那就是集体所有制。在姓“资”和姓“社”仍然是一个政治敏感区域的年代，乡镇政府的这些由制度所赋予的信用和制度安排是无法被运用到非公有制企业的，因为，任何一个干部集团都不愿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开玩笑，更不会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去冒风险。这样，广阔的市场空间、制度传统、集体所有制、农村极度富余的劳动力和有效的产业传统共同构成了乡镇企业发展的必须条件。这也是为什么在80年代很多私营企业努力希望戴上一顶集体所有制“红帽子”的根本原因。

由此看来，乡镇政府与乡镇企业之间的互动是一个威权主义的模式，即乡镇政府控制着企业成长和发展所必须的资源，并通过对资源的配置，控制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在二者之间，企业所具有的、能够用来与政府进行讨价还价的资本非常有限，地位也不平等，政府和企业之间是直接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所以，与在地位平等基础上进行磋商并最终达成合作协议的法团主义并无关系。（注：关于法团主义的历史发展，参见张静（1998）《法团主义》中的附录“法团主义的命运：过去、现在和将来”。）

进入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乡镇政府和乡镇企业运作的环境改变了。首先是市场的发育使政府的信用担保获得了替代。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来看，以后最早出现的是产品市场，建立产品市场的主导力量恰恰是当时的乡镇企业（Huang，1990；Byrd&Gelb，1990）。由于乡镇企业不在国家计划经济的框架之内，不仅原料必须寻找计划外途径，产品也必须通过非计划的手段去销售，这就是最初的物资市场和产品市场。也许就是这些非计划经济手段的刺激，乡镇企业在当时被认为具有资本主义倾向，还是“不正之风”的主要来源（张毅，1990）。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被推上议事日程，市场被逐步扩大到技术和劳动力领域。经过10多年的市场熏陶，企业的管理人员不仅在企业的成长中得到培养，也在市场的发育中得到了磨练，并因此建立起自己的个人信用，对政府的信用依赖大大减弱。这样政府控制的资源便仅仅剩下了资本信贷。第二，不巧的是，从90年代初期开始的国家金融体制改革和后来的税收体制改革，又逐渐剥夺了政府的资本信贷信用。接下来，在各种信用被替代的同时，政府的制度安排也失去了资本。第三，在市场真空得到填补的同时，由于普遍收入水平的提高，社会对消费品的需求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消费品获得，而是开始把质量提到显著的位置（夏珺，1998）。

但是，集体所有制的制度安排仍然让政府控制着作为集体财富的乡镇企业，企业的运作无法摆脱地方威权主义的控制。困境便从这里开始。首先，政府代行市场的职能原本就是特定政治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在市场获得成长并有能力配置基本资源以后，政府配置资源能力的局限性便开始凸显出来，政府由于其自身制度机制的限制永远无法赶上市场的变化。其次，市场的千变万化要求企业具有灵魂的应变能力；技术的快速发展促使企业不断进行技术更新；所有这些都要求企业具有独立自主的地位、发展的眼光、追赶市场变化和技术进步的能力（预见力、支付能力和管理经验）。而在政府全面控制的乡镇企业特别是乡镇集体企业里，所缺乏的正是这些。第三，政府是一个多目的组织，在其对企业的控制中，也将政府的多目的贯穿于企业的经营策略中，这样赢利便不再是企业活动的唯一目标，进而与企业目标形成冲突。

自然，地方威权主义控制下的乡镇企业特别是集体企业根本就不具备适应激烈市场竞争的基本素质。对河北、山东、湖北等9个省区乡镇企业的一项调查显示，认为是由于市场的原因使企业倒闭的占43.5%（占调查企业贷款总额的47.1%），具体的表现是，盲目上项目、重复投资、生产能力过剩、产品积压；认为是因为行政干预造成关停的占调查企业的16.5%（占调查企业贷款总额的22.4%），具体表现是，盲目追求企业总数和产值，造成虚假政绩（江北，1998）。有意思的是，难道“盲目上项目、重复投资、生产能力过剩、产品积压”不是由于行政干预？因此，非常清楚的是，市场经济的制造者，最终因为适应市场竞争的弱势性格而受困于市场之中。

三、乡镇企业改制和对集体所有制的反思

也许正是看到了乡镇企业特别是乡（镇）村集体企业的这些先天不足，从80年代初期开始，一些具有眼光的乡镇干部和乡镇企业家就摸索着进行管理体制和所有制改革，即所谓的“乡镇企业改制”，从承包制到今天的股份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乡镇企业改制中最早实行的承包制主要包括四种形式，即集体承包、厂长或经理个人承包、合伙承包以及个人承包，基本的内涵就是用契约的形式划分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责任与权利（周村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1995；农业部乡镇企业司，1998b）。在承包制之后又出现了租赁制，并开始实施企业破产、兼并、出售、风险抵押承包等多种改革措施（宗锦耀等，1998，22）。到80年代末，乡镇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股份合作制改造被提上议事日程。

无论是实施哪种形式的改制，都说明人们在对原乡（镇）村企业的集体所有制进行反思。

农业部的官员指出：传统的公有制（包括国有制和集体制）企业，产权人人有份，人人没份，人人是主人，人人不是主人，产权主体的责权利不清，否定了个人财产权和个人利益。企业经营者和职工不知道这个企业是谁的，凭什么要干，因此，缺乏原始的内在根本动力（宗锦耀，1998）。

来自地方官员和经营者更认为：集体企业说是集体所有，人人有份，实质往往被少数几个人在操纵，集体的东西为少数人的“囊中物”，随意支配，不断流失……从长远来看，集体企业搞得好是偶然的，搞不好是必然的（宗锦耀等，1998）。

根据农业部的统计，1997年，全国实行改革的乡村集体企业52万个，占乡村集体企业总数的33.5%，其中多数为股份合作制（农业部乡镇企业司，1998b）。对于全国乡镇企业中到底有多少是股份合作制，尽管有差距较大的说法，譬如《经济日报》的报道为乡镇企业总数的15%（高以诺，1998，7），农业部的说法为0.8%；但来自地方的数据说明，即使是在原来乡（镇）村集体所有制集中的江苏，到1998年2月底，实行股份合作制的企业已经占乡镇企业总数的39%（宗锦耀等，1998，23）；另一些数据表明，杭州市的乡镇企业从1992年开始改革所有制，到1997年，全市1万多家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转制已近80%；上海市已经改制的达到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的70%；重庆的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已经有80%实行了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租赁、拍卖、兼并等多种形式的改革；大连市完成改制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已经达到了74%（项文，1997，22-23）。

之所以在乡镇企业改制中会出现各种形式，除了所谓的因地制宜和“三个有利于”（注：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说到，“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994，372），这就是“三个有利于”。）以外，更主要的是，无论在决策层还是在学术界人们仍然在讨论公有制主体问题，（注：1998年4月在考察江苏乡镇企业时说，要深化乡镇企业改革，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继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进一步创造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和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局面，充分发挥乡镇企业机制灵活的优势（张宿堂、殷学成，1998，1）。）尤其是关于股份合作制和股份制之间的选择问题。一种观点认为股份合作制是吸收了股份制和合作制各自的优点和优势，克服了各自的弱点和弊端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新型的企业产权制度；股份合作制表达的是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与职工个人所有相统一、劳动者（工人）与所有者（股东）相统一、按劳分配与按股分配相统一、风险共担与利润共享相统一，是一种富有创新意义的现代企业制度（严闻广，1994）。因为它表现了企业劳动者的合作，同时又吸收了股份制的因素，是本企业职工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的产物（刘国光，1997）。与之对立的观点则认为，股份制和合作制是两种不同的企业财产组织形式，一个企业或者实行合作制，或者实行股份制，不可能同时实行合作制和股份制，也不可能把股份制与合作制合在一起（厉以宁，1994，36-37）。甚至有人认为，股份合作制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大筐子，一些戴红帽子的私人独资企业也被称为股份合作制（晓亮，1997）。折衷的观点则强调，股份合作制是以股份制原则为核心，少量保留了合作制的某些因素，是乡镇企业制度创新所形成的一种混合型、多样化的企业制度（张晓山等，1998，15-31）。

理论的争论有时是无味的，事实往往是最好的证据。根据农业部的调查，股份制企业的效益和规模明显优于股份合作制企业（农业部乡镇企业司，1998a，48）；浙江的调查则说明，（注：1997年浙江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对该省24个县的239家乡村工业企业进行实地调查，被调查企业1996年平均总资产111万元，其中总资产在1000万元以下的企业占被调查企业的64%，1000-5000万元的占28%，5000万元以上占8%.调查结果显示，在各类企业中股份制企业优势明显。）股份制企业的许多指针都优于其它类型的企业（从表2中我们知道，为什么有人认为股份合作制是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因为其中真正包含了原集体所有制的精髓，譬如，按股分红和按劳分红相结合，资本和劳动双重联合。

问题是，如何在“劳”与“股”之间建立公平合理的换算等式？资本和劳动又如何公平合理地双重联合？譬如解雇不合格的劳动者是否可以实现？如果可以实现，则意味着合作性质失效；如果不能实现，又如何获得效率？再譬如，当企业经营绩效下降时，劳动者是否可以出让股份？出让股份是否意味着同时丧失工作？

与原集体所有制的精髓相一致的还有集体股的控制地位。所谓集体股，就是将原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资产和积累中的部分或大部分作为社区集体的股份记入企业的资产构成，而对集体股的支配权仍然留给乡镇政府。在乡镇企业改制的初期，许多进行股份制改革和股份合作制改革的企业都保留了大量的集体股（周村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1995）。集体股的存在事实上保留了政府影响企业的制度性渠道；在集体股保持为控股的情况下，政府则保留了对企业的操纵权，这又与原乡（镇）村集体所有制有何区别？

这大概就是后来许多地方的乡镇企业进行“二次改制”的原因。在进行股份制改造实验的初期，山东淄博实行了股份合作制，设置了集体股、法人股和个人股。其中70%为集体股，30%量化为职工基本股，职工对基本股只有收益权而无所有权。实验的结果表明，股份合作制尽管使乡镇企业换上了新鞋，股权结构向集体股严重倾斜，同股不同权的做法却大有遗弊：乡镇行政领导仍然可以以大股东的身份操纵企业的舵盘，很容易发生体制复旧。1992年开始，淄博的乡镇企业进行二次改制，对股份合作制企业进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改造，到1996年底，淄博市5个区3个县已经有80%的乡镇企业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张继伟、杨青，1997，12-17）。在第二次改制中，山东诸城在股份（合作）制乡镇企业中完全取消了集体股（周村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1995）。江苏无锡市的决策者认为，高比例的乡村集体股的存在不利于改制后企业的长期发展，为政企不分留下了隐患，有人甚至认为，把集体资产作为优先股处理既可以保值增值又不影响经营者的自的想法过于简单。因为，在企业盈利时，集体资产可以分红，保值增值，皆大欢喜；如果企业经营不善，连续亏损，就很难做到保值增值。集体企业机构势必又要以所有者的身份干预企业经营，以保护集体资产。最后，他们不设置集体股，把原企业中乡村集体资产通过各种办法全部置换出去（无锡市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课题组，1998，25-30）。到1998年5月，全国乡镇企业百强县（市）的江苏启东在全市1167家改制企业中，已经有85%的企业的集体股从改制企业中退出。

四、地方威权主义的终结

在国家集权主义的时代，地方威权主义政府作为信用的替代物、作为地方社区的经济制度的安排者，它借助集体所有制的制度合理性、时期的威权主义管理传统和大量消费品的市场真空，在铁幕般的计划经济体制之外开辟一个乡镇企业可以驰骋的空间。乡镇企业早期的高速发展与法团主义无关，但却与当时的集体所有制有关；它不是因为私有化和半私有化，也不是政府作为企业的结果，而是集体所有制和威权主义结合的产物。

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计划经济体制慢慢松动以后，乡镇企业不再是市场的唯一弄潮儿，它面对的是有技术的国有企业，有技术、资金和市场经验的三资企业和无孔不入、几乎不受约束的私营企业。乡镇企业虽然看到这些，并希望通过承包制、租赁制等方式改善自己的市场适应能力，但却并不成功。北京市大兴县庞各庄的党委书记说，凡不触及产权的隔靴骚痒式的改革，虽然开始能够起一些激励作用，但多数企业时间都长不了，结果都太好不了，因为他觉得干好了无非是多得一点有限的奖金，干砸了最后还是集体兜着，因此缺乏内在的动力和积极性。那么，内在的动力到底在哪里？从中国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形成来看，从互助组、合作化到化，是农民逐步放弃对生产资料控制权的过程。在互助组和合作化时期，农民可以运用退出权来监督和约束集体的生产和经营活动。

但是，到化以后，由于法理意义上的集体所有制与户籍制度的结合，使得农民的退出权被剥夺。这样，自愿的资产联合最终演变成了强制性制度，政府对集体资产的控制仅由此变成了一个普遍准则，而资产所有者反而变得“别无选择”；自然，对经营者而言，也就不存在所谓来自所有者的约束。如此，内在的动力缺乏就是必然的了。

80年代后期的改革直接把目标转向了乡镇企业的所有制，但是，拥有大量集体股的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仍然没有脱离集体所有制和威权主义的传统，或者说传统。董辅礽、杜润生和马洪认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是一种具有过渡性质的企业制度（朱守银，1994），是一些个体和私营企业要戴上集体企业这顶红帽子（董辅礽，1994），其分离也将是不可避免的（马洪，1993）。由此，当实践中的人们高喊“集体股退出企业”的时候，实际上宣告了由政府操纵的集体所有制度的破产，同时亦宣告了建立在这种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地方威权主义的终结。

地方威权主义终结的影响将是巨大的，不仅在于地方性市场经济体系的成熟，更在于建立在市场规则基础上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一个直接的影响可能是国家在农村基层的控制会在短期内形成一个权力真空，就像70年代末期生产队不得不放弃对农业生产的控制以后所形成的权力真空一样。而填补这个权力真空的变量却又大不同于80年代初期开始在某些地区实验的村级自治。因为，在体制向乡（镇）村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原来的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退出了原来的以为主体的农村基层政权机构而成为社区自治组织。而乡镇却是国家在农村的基层政权。无论如何，对这个权力真空的填补必将决定中国农村未来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基本走向。

乡镇企业论文范文第6篇

国际方面的挑战主要是跨国公司的大举进入,以及加入WTO对乡镇企业带来的影响。乡镇企业的结构和布局,人才素质远远无法适应来自国际市场的挑战。目前世界排名前500家大公司中已有200多家来华投资。大跨国公司技术水平高,资金力量雄厚、项目规模较大。其投资方向和规模往往服从于其公司的全球战略,目的是要占领中国市场。外商的投资和进入不仅加快了一些行业的集中度,使竞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而且已经控制了某些市场的份额和某些国内空白行业的“制高点”。如在饮料、洗涤剂、啤酒行业。外资进入后,市《石家庄经济》4/2001·46·探索之光场出现了分化,一部分企业与之合资或不合资而引进其先进技术和工艺,而保持较高的技术水平和市场份额,另一部分企业则在竞争中经不住优胜劣汰之考验而败下阵来。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跨国公司同国内一些老企业合资往往成了其进入国内市场的主要形式,特别是他们选择一些我国同行业中的名列前几名的骨干企业进行合资,这前几名骨干企业中乡镇企业恐怕不多或者就没有。长此以往,乡镇企业的竞争对手不但多,而且强,如果乡镇企业在发展上抢占不了“制高点”,市场占有率就会越来越低。

加入WTO也会对乡镇企业带来一定的冲击和挑战。有人说WTO是一只狼,因此惊呼“狼来了”,我们要认清,加入WTO不是一只狼来了,而是一群狼来了!那么加入WTO到底对乡镇企业产生哪些影响呢?首先是对乡镇企业中技术落后的弱势产业产生一定的影响。像我国的农业,由于乡镇企业直接影响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和农业的经营规模以及农业现代化水平,又会使农业处于更加不利地位。因为农业本身土地经营规模细小,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农业科技含量与产品质量不高,农业生态环境不好,大多数农产品缺乏竞争能力。加上一些国家高筑“技术壁垒”,必然会给我国农业和农村造成严重的影响。

乡镇企业中的其它行业也不容乐观。像建材、食品、医药、化工、造纸等,大部分是初级产品多、高档的产品少,含有科技含量的产品更少,这种状况,这种竞争力,怎么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呢?

国内方面的挑战主要来自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以及合作合资企业。随着国民经济以数量为主发展阶段的基本结束,以结构优化升级和整体素质提高为主要内容发展阶段的到来,国有企业正从前些年的亏损状态逐步走向扭转为盈,尤其是国有大型企业,通过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体制创新和资产的兼并、扩张或转让、分立,一方面形成新的增长点,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带动为数众多的相关产业的升级、调整,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增加动力。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中技术力量比较雄厚,技术人员的数量多,职工整体素质比乡镇企业高,这也是乡镇企业不可比拟的。

乡镇企业虽然积累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发展经验,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面对国际、国内方面的种种挑战,乡镇企业存在着严重的不适应性。乡镇企业的一些弱势产业和企业已经面临着“生存危机”,一些原有一定优势和实力的产业和企业也正面临着兵临城下的威胁。从产业布局看,布局分散,企业规模小的问题相当严重,污染环境,生态平衡破坏大多也是由一些小化工、小冶炼、小造纸厂所为,这些企业都是国家三令五申关闭的对象。就拿我市乡镇企业来讲,2000年全市取缔了99家小水泥企业,井陉县依法强制关停了41家灰粉企业;受个人利益的驱动,乡镇企业中的短期行为还是比较突出,中低技术依然是我市乡镇企业的主体。一些高科技产品,有市场竞争力的产品依然凤毛麟角,面对这种状况,面对国际、国内市场竞争的种种挑战,乡镇企业要想在新世纪中更好地生存,更健康地发展,就必须正视自己存在的问题,重新研究自己的发展战略和对策,来适应全球化经济的新形势。

在面向二十一世纪发展格局中,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乡镇企业如果在技术密集型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中没有自己一席之地的话,是难以占据经济发展“制高点”的。我国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像江苏常熟市的乡镇企业,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由松散型协作向紧密型合作转变,这种合作在不断深化、层次提升、领域拓宽、科企关系日趋紧密。不少企业以把产学研合作作为企业生存发展的基本理念。中利光缆、力宝装潢等一批科技型企业,把科技进步、校企联手置于企业发展的战略地位,该市的隆力奇集团通过与中科院上海分院合作,拓宽了发展视野,创新了产业导向,看到了目前普通保健品的潜在危机,增强了调整结构,科技创新的紧迫感,把立足现有产业基础,加快发展生物制药和生物工程产品作为新一轮投资方向和创业目标,把企业兴衰荣辱的命运牢牢拴在科技上。

经济界权威人士曾这样评价科技进步,“对于生产能力的投入,收获的是产能的增长;对于科技开发的投入,收获的是产品和技术的更新,产品附加值的提高。产能的增长会受到市场容量的制约而不能发挥,而创新的产品和技术却有无限的市场空间”。

科技进步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一个成果能带活一个企业,一项战略能影响一个企业的市场功能定位,这是科技进步给乡镇企业带来的新一轮发展机遇。科研院所通过乡镇企业这个“试验平台”,加快了科技新产品向市场商品的属性转移,提高科技新产品社会化生产,产业化制造的适应力。与此同时,企业也感受到了科技产业化的信息辐射,找到了调整结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主攻方向,双方收益、各得其所。

乡镇企业论文范文第7篇

到1993年为止，乡镇企业的出现与发展构成了中国经济改革中最有特色的部分。正如邓小平1987年6月12日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所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1993，238）。1992年田纪云也谈到，国营企业在40多年里用了4-5万亿元，形成了1.7万亿元的固定资产、2万亿元的产值，吸纳1亿多人就业。乡镇企业经过10多年的发展，就形成了5300亿元的固定资产，吸纳的就业人数也是1亿，中国的社会总产值从1000亿元到11000亿元用了31年的时间；而乡镇企业从1000亿元到1991年的11000亿元，仅用了8年的时间。（注：参见《经济日报》1992年1月4日。）

进入90年代以后，乡镇企业的意义除了原来的多种经济成份、资产积累、吸收劳动力就业以外，更为重要的是，其经营绩效对国民经济的增长直接构成影响。根据测算，乡镇企业的速度每增减3个百分点，就会影响国内生产总值1个百分点；工业增加值每增减2个百分点，就会影响全国工业增加值1个百分点；在今天的国家政策制定中，乡镇企业已经与国企相提并论（高以诺，1998；朱永旗，1998）。

与80年代迅速崛起的势头一样，从1994年开始，乡镇企业的发展开始急速减缓。到1997年底，尽管乡镇企业仍然具有骄人的业绩，（注：譬如，全国乡镇企业拥有固定资产原值19427亿元，平均每户达到了9.62万元；完成增加值20740亿元，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7.7%；完成工业增加值15037亿元，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47.3%；上交国家税金1526亿元，占全国税收收入的20.4%；出货值6747亿元，占全国出货值的36.1%（农业部乡镇企业司，1998a，1-7）。）却仍然不能抹去人们对其前景的忧虑，因为，1997年乡镇企业的各项指针与1993年相比均有相当大的距离。第一，乡镇企业产值增长幅度明显回落，1991年的增长率为22.4%，1992年52.3%，1993年65.1%，1994年35%，1995年33.6%，1996年21%，1997年15.4%（农业部乡镇企业司，1998a，1）。第二，效益平均水平持续下降，从1994年开始，资产报酬率、资本收益率和营业额利润率均逐年下滑，到1997年，总资产报酬率由1996年的12.8%下降到11.7%；资本收益率由1996年的25.1%下降到22.4%；同时，企业的债务偿还减弱、资金周转速度减缓（农业部乡镇企业司，1998a，28）。第三，亏损呈日益严重趋势，与1995年相比，乡镇企业的亏损面不断加大，亏损额增加了0.7倍，达806亿元（农业部乡镇企业司，1998a，34）。在这个时候，人们不禁要问；乡镇企业怎么了？为什么在经历10多年的蓬勃发展之后突然陷入了困境？乡镇企业的前景如何，还能恢复往日的辉煌吗？

也如当初乡镇企业高速发展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一样，1994年开始的乡镇企业困境也引发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但是，多数讨论都集中探讨乡镇企业产权改革、产业结构、经营管理水平等技术性环节，还有与乡镇企业所有制有关的理论问题如股份合作制与集体所有制的关系以及在乡镇企业改制中为保证集体所有制主体地位而设计的各种所有制改造方案。（注：有关这方面的文献汗牛充栋，可参见中国人民大学书报数据中心《乡镇企业与农场管理》。）

本文试图把乡镇企业的困境放到中国急剧变迁的社会经济秩序中来讨论。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今天的困境是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阶段，同时也是一个过渡阶段。实际上，它是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秩序彻底告别小农自然经济和体制、乡镇企业转变为自由市场经济企业的阵痛。

一、制度遗产与乡镇企业

根据1997年1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乡镇企业“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投资为主，在乡镇（包括所辖村）举办的承担支农义务的各类企业”；其中“所称投资为主，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投资超过50%，或者虽不足50%，但能起到控股或者实际支配作用”。但是，当1984年把时期传续下来的社队企业改称为“乡镇企业”的时候，（注：1984年3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转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的通知中，同意把社队企业的名称改为乡镇企业。）尽管政府的文件中规定的乡镇企业却并没有这样严格的法律定义，它实际上包括了建立于乡镇社区范围内的所有企业，即社（乡）队（村）举办企业、部分社员联营的合作企业，其它形式的合作企业和个体企业。80年代中期引起学术界和传媒极大兴趣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就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所有制形态。“苏南模式”中，集体所有制和政府经营是其主要的特点；而“温州模式”所代表的则是以家庭加工业和贸易为特点的乡镇企业类型：“珠江模式”的特点则在于外资的大量引进，即“三来一补”企业的发展。

尽管乡镇企业从一开始在所有制形态上就表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但是，乡（镇）和村集体所有的企业仍然是乡镇企业中的主体。以苏州、无锡、常州为代表的苏南地区，1985年乡（镇）村两级企业的职工人数占乡镇企业职工总数的91%，总产值占95%，利税占92%（陈吉元，1989，68）；直到90年代初期，大多数的乡镇企业仍然直接由乡镇、村集体所有和经营，多数乡镇的主要干部直接担任乡镇企业集团的董事长之职，村长和村支书的主要职责就是经营村级所有的企业（周尔鎏、张雨林，1991，37；朱通华、孙彬，1994）。在浙江沿海，特别是“温州模式”所在地区，尽管在人们的印象中私有经济始终是乡镇企业的主要力量，但是，很多私有经济被戴上了集体经济的红帽子（Liu，1992），所以，统计中无论是工业还是商业，集体经济仍然占据主导地位（陈吉元，1989，90-116；周尔鎏、张雨林，1991，110）。在珠江三角洲的南海、番禺、顺德、东莞地区，乡镇企业主要依靠港资的投入开始起步，但是乡村的集体所有制仍然占有主导地位，譬如顺德1990年的全县工业总产值中集体所有制占80%，镇办企业占集体所有制的90%以上（周尔鎏、张雨林，1991，93-99）。

集体所有制的缘起可以追溯到农业合作化时期，但作为一种制度，却成型于化时期。体制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集体所有制，它不承认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所有生产资料根据具体情形分属生产小队、生产大队和所有；生产小队为基本财务核算单位，每个劳动者根据其在集体中的贡献大小（譬如劳动类型和时间长短），从集体的收益中分配收益。（注：这就是有些学者所说的再分配经济（Nee，1989）。）但是，这种“集体所有”与人们所理解“社区成员集体所有”并不是一个概念。

后者可以被认为是这样一种体制，即社区内的所有农户或者农民都拥有对财产的支配权，并可以通过特定的管理方式或者手段行使其对财产的支配权利。而前者中，财产的支配权主要集中在生产小队、生产大队和的干部集团手中，干部集团对这些集体财产基本上具有全权处置权，（注：关于公社时期权力结构已有一些比较详细的案例，可参见张乐天（1998）、凌志军（1998）、卢跃刚（1998）。）形成一种地方的集权体制（张乐天，1998，237-277）。

当时期的社队企业被改称为乡镇企业时，这种干部集团对集体财产的所有权制度并没有随之改变，而是沿袭了下来。当体制在1984年前后全面解体之后，原来“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集体所有制部分地变动了，譬如，土地承包给了农民，一些生产资料卖给了农民，但是乡镇企业的支配权仍然留给了乡（镇）和村的干部集团。与此同时，尽管集权体制由于农业生产活动的逐步自由化而受到影响，但在乡（镇）和村的乡镇企业中，集权体制却得到了保留。

历史的轨迹表明，正是当初的部分性集权体制或者说威权体制造就了乡镇企业在80年代的高速发展。在起步阶段，乡镇企业面临的是一个极大的市场真空，譬如由于国有经济长期集中在重工业部门，日常消费品的生产严重短缺；当时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不高，对低档消费品的需求旺盛。尽管如此，企业的运转除了市场以外，还需原料、技术、资金和管理。

在计划经济仍然一统天下的条件下，除了政府，任何个人和组织都无法满足这些条件。的确，在乡镇企业发展的早期，是政府在为企业寻找计划外的原料，提供银行信贷的担保，赋予技术人员有效的社会身份，并为管理人员承担政治风险。譬如，1985年顺德镇办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和流动资金总和的88.3%来自于银行贷款（周尔鎏、张雨林，1991，95）。

早在1962年，葛申容就指出，在个人无法承担制度变化风险和成本的时候，只有政府才能够担此重任（Gershenkron，1962）。戴慕珍进一步发展葛申容的观点，把这种乡镇政府对乡镇企业的努力称之为地方政府法团主义（LocalStateCorporatism（注：关于LocalStateCorporatism的译法，由于Corporatism在西方社会的特定含意而变得极为困难，其最基本的含意是在法律上相互独立的团体，特别是政府、公司为了某些重要的议题，通过谈判，相互妥协，达成一致。现有的译法有“合作主义”、“法团主义”、“公司化整体主义”等。

这里权且用“法团主义”。））（Oi，1992）。她强调，发生在东欧国家的私有制浪潮不能够用来解释中国农村的快速经济发展，中国农村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政府与企业合作。（注：与戴慕珍观点相一致的还有布里查的地方发展性政府（LocalDevelopmentalState）和华尔德的地方政府作为公司。布里查认为，集体所有制和私有制的并存过去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将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还将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动力，那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的（BlecherandShue，1996）。华尔德同样认为私有制不能够解释乡镇企业的成长，他特别强调可耐（Kornai，1990）基于东欧经验的、缺乏经济基础上的私有制不适合中国的情况，认为是县以下的政府与企业关系中，政府实际在扮演公司的角色（Walder，1986、1994、1995、1996）。相似的观点认为，早期乡镇企业高速发展是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特有合作品质和利他精神的产物，而与所有制之间没有关系（WeitzmanandXu，1994）。）由于法团主义在西方世界中具有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她的地方政府法团主义便很快受到了对乡镇企业高速发展作私有制和半私有制解释的学者的批评（McMillanandNaughton，1992；Pei，1994；NeeandMatthews，1996）。为此，她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对这一用语作了特别的解释，她指出：在一些具有地方政府合作主义的地区，一些干部的权力很大，在部分地区，一些干部甚至是威权者，譬如，大邱庄。但是，地方政府合作主义并没有对干部的权力进行假设，也不排除成功的私营企业……地方政府法团主义只关注管理的合作特质，而不讨论谁具有权力（Qi，1998，94）。

问题是，哪怕只是讨论纯粹的管理特质，也不能摆脱权力问题，因为企业和社会一样，不存在权力真空地带，在涉及到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时尤其如此。有关乡镇企业的案例，特别是集体所有制集中的苏南地区的案例，充分地证明了乡镇政府的强势权力是乡镇企业早期高速发展的必要条件（马戎等，1994）；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乡镇企业的发展过程更充分地说明了威权主义和威权者对企业发展直接的、重要的影响（邱泽奇，1998）。

二、制度性遗产失效和乡镇企业的弱势性格

在评价乡镇企业早期发展，特别是在回顾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的发展，比较了他们之间的异同之后，费孝通说：为什么公社这个制度能够这样容易为中国农民所接受，而且运行了20多年……在生产队的具体运行中，我看到了传统大家庭的影子。家长做主，统一指挥，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岂不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的根本组织原则么？从这个角度看去，社队企业的发生，它的经营方式，招工和分配原则，无处不能从传统的大家庭模式里找到对应（1992，542）。

这就是说，人们对公社制度的接受源于中国家族制度的传统，而乡镇政府对于乡镇企业的“中国家族式权力结构体系”则是构成其快速发展的原因，在那里，乡镇政府在企业的发展中承担了一些除了“家长”以外他人无法承担的责任。首先，资本信用担保。根据黄仁宇（1997）对威尼斯、荷兰、英国、法国等地的研究，资本主义的信用制度是在长期的商业互动中培养并由法治保障而建立起来的。在乡镇企业发展的早期，中国的法律尚未涉及到商业信用领域，更没有商业互动本身所培养的企业信用，企业和银行之间无法形成信用合作关系，因此必须借助于一个中介，这个中介必须可以信用并能够承担风险，在地方社区中，政府是唯一的选择。第二，人事信用担保。在城乡户口仍然包含着极大利益差别的前提下，在个人的职业直接影响到家庭的收益、社会地位和子女前途的制度环境中，企业自身没有能力保证技术人员的利益在职位移动中不遭受损失，也不能像当时的国有企业那样为技术人员提供福利补偿，而政府却可以。虽然政府并不具有实力（譬如货币实力和物资实力），但却具有调动资源的制度性能力，譬如户口和其它利益分配可以通过行政手段运作。第三，对集体财产的管理。在企业缺乏信用的制度环境中，在个人信用没有法律保障的条件下，个人也没有能力承担企业管理风险。作为制度遗产之一，乡镇政府天赋性地具有对集体财产的支配权和管理权，而且只有政府才具有这样的能力。制度性遗产便自然地构成了对企业经营要素的替代。第四，制度安排。即使在企业与银行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个人与企业之间建立了信用合作关系，譬如通过将人际之间的信用转移为企业之间的信用，由于银行行为并没有商业化，仍然保持着时期的行为模式，即直接听命于政府；同时，原材料也不可能通过市场获得，技术人员也不可能通过市场的方式运作，产品销售也不能通过市场途径实现，因为在完善的计划体制下，并不存在生产资料、劳动力和产品的自由市场。另外，政府还控制着税收政策资源。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没有政府的制度安排，乡镇企业的经营活动根本寸步难行，更不可能获得飞速发展。除此以外，在意识形态仍然被表述为一种约束性制度的条件下，政府的信用替代还必须借助一个条件，那就是集体所有制。在姓“资”和姓“社”仍然是一个政治敏感区域的年代，乡镇政府的这些由制度所赋予的信用和制度安排是无法被运用到非公有制企业的，因为，任何一个干部集团都不愿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开玩笑，更不会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去冒风险。这样，广阔的市场空间、制度传统、集体所有制、农村极度富余的劳动力和有效的产业传统共同构成了乡镇企业发展的必须条件。这也是为什么在80年代很多私营企业努力希望戴上一顶集体所有制“红帽子”的根本原因。

由此看来，乡镇政府与乡镇企业之间的互动是一个威权主义的模式，即乡镇政府控制着企业成长和发展所必须的资源，并通过对资源的配置，控制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在二者之间，企业所具有的、能够用来与政府进行讨价还价的资本非常有限，地位也不平等，政府和企业之间是直接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所以，与在地位平等基础上进行磋商并最终达成合作协议的法团主义并无关系。（注：关于法团主义的历史发展，参见张静（1998）《法团主义》中的附录“法团主义的命运：过去、现在和将来”。）

进入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乡镇政府和乡镇企业运作的环境改变了。首先是市场的发育使政府的信用担保获得了替代。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来看，以后最早出现的是产品市场，建立产品市场的主导力量恰恰是当时的乡镇企业（Huang，1990；Byrd&Gelb，1990）。由于乡镇企业不在国家计划经济的框架之内，不仅原料必须寻找计划外途径，产品也必须通过非计划的手段去销售，这就是最初的物资市场和产品市场。也许就是这些非计划经济手段的刺激，乡镇企业在当时被认为具有资本主义倾向，还是“不正之风”的主要来源（张毅，1990）。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被推上议事日程，市场被逐步扩大到技术和劳动力领域。经过10多年的市场熏陶，企业的管理人员不仅在企业的成长中得到培养，也在市场的发育中得到了磨练，并因此建立起自己的个人信用，对政府的信用依赖大大减弱。这样政府控制的资源便仅仅剩下了资本信贷。第二，不巧的是，从90年代初期开始的国家金融体制改革和后来的税收体制改革，又逐渐剥夺了政府的资本信贷信用。接下来，在各种信用被替代的同时，政府的制度安排也失去了资本。第三，在市场真空得到填补的同时，由于普遍收入水平的提高，社会对消费品的需求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消费品获得，而是开始把质量提到显著的位置（夏珺，1998）。

但是，集体所有制的制度安排仍然让政府控制着作为集体财富的乡镇企业，企业的运作无法摆脱地方威权主义的控制。困境便从这里开始。首先，政府代行市场的职能原本就是特定政治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在市场获得成长并有能力配置基本资源以后，政府配置资源能力的局限性便开始凸显出来，政府由于其自身制度机制的限制永远无法赶上市场的变化。其次，市场的千变万化要求企业具有灵魂的应变能力；技术的快速发展促使企业不断进行技术更新；所有这些都要求企业具有独立自主的地位、发展的眼光、追赶市场变化和技术进步的能力（预见力、支付能力和管理经验）。而在政府全面控制的乡镇企业特别是乡镇集体企业里，所缺乏的正是这些。第三，政府是一个多目的组织，在其对企业的控制中，也将政府的多目的贯穿于企业的经营策略中，这样赢利便不再是企业活动的唯一目标，进而与企业目标形成冲突。

自然，地方威权主义控制下的乡镇企业特别是集体企业根本就不具备适应激烈市场竞争的基本素质。对河北、山东、湖北等9个省区乡镇企业的一项调查显示，认为是由于市场的原因使企业倒闭的占43.5%（占调查企业贷款总额的47.1%），具体的表现是，盲目上项目、重复投资、生产能力过剩、产品积压；认为是因为行政干预造成关停的占调查企业的16.5%（占调查企业贷款总额的22.4%），具体表现是，盲目追求企业总数和产值，造成虚假政绩（江北，1998）。有意思的是，难道“盲目上项目、重复投资、生产能力过剩、产品积压”不是由于行政干预？因此，非常清楚的是，市场经济的制造者，最终因为适应市场竞争的弱势性格而受困于市场之中。

三、乡镇企业改制和对集体所有制的反思

也许正是看到了乡镇企业特别是乡（镇）村集体企业的这些先天不足，从80年代初期开始，一些具有眼光的乡镇干部和乡镇企业家就摸索着进行管理体制和所有制改革，即所谓的“乡镇企业改制”，从承包制到今天的股份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乡镇企业改制中最早实行的承包制主要包括四种形式，即集体承包、厂长或经理个人承包、合伙承包以及个人承包，基本的内涵就是用契约的形式划分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责任与权利（周村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1995；农业部乡镇企业司，1998b）。在承包制之后又出现了租赁制，并开始实施企业破产、兼并、出售、风险抵押承包等多种改革措施（宗锦耀等，1998，22）。到80年代末，乡镇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和股份合作制改造被提上议事日程。

无论是实施哪种形式的改制，都说明人们在对原乡（镇）村企业的集体所有制进行反思。

农业部的官员指出：传统的公有制（包括国有制和集体制）企业，产权人人有份，人人没份，人人是主人，人人不是主人，产权主体的责权利不清，否定了个人财产权和个人利益。企业经营者和职工不知道这个企业是谁的，凭什么要干，因此，缺乏原始的内在根本动力（宗锦耀，1998）。

来自地方官员和经营者更认为：集体企业说是集体所有，人人有份，实质往往被少数几个人在操纵，集体的东西为少数人的“囊中物”，随意支配，不断流失……从长远来看，集体企业搞得好是偶然的，搞不好是必然的（宗锦耀等，1998）。

根据农业部的统计，1997年，全国实行改革的乡村集体企业52万个，占乡村集体企业总数的33.5%，其中多数为股份合作制（农业部乡镇企业司，1998b）。对于全国乡镇企业中到底有多少是股份合作制，尽管有差距较大的说法，譬如《经济日报》的报道为乡镇企业总数的15%（高以诺，1998，7），农业部的说法为0.8%；但来自地方的数据说明，即使是在原来乡（镇）村集体所有制集中的江苏，到1998年2月底，实行股份合作制的企业已经占乡镇企业总数的39%（宗锦耀等，1998，23）；另一些数据表明，杭州市的乡镇企业从1992年开始改革所有制，到1997年，全市1万多家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转制已近80%；上海市已经改制的达到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的70%；重庆的乡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已经有80%实行了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租赁、拍卖、兼并等多种形式的改革；大连市完成改制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已经达到了74%（项文，1997，22-23）。

之所以在乡镇企业改制中会出现各种形式，除了所谓的因地制宜和“三个有利于”（注：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说到，“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994，372），这就是“三个有利于”。）以外，更主要的是，无论在决策层还是在学术界人们仍然在讨论公有制主体问题，（注：1998年4月在考察江苏乡镇企业时说，要深化乡镇企业改革，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继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进一步创造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和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局面，充分发挥乡镇企业机制灵活的优势（张宿堂、殷学成，1998，1）。）尤其是关于股份合作制和股份制之间的选择问题。一种观点认为股份合作制是吸收了股份制和合作制各自的优点和优势，克服了各自的弱点和弊端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新型的企业产权制度；股份合作制表达的是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与职工个人所有相统一、劳动者（工人）与所有者（股东）相统一、按劳分配与按股分配相统一、风险共担与利润共享相统一，是一种富有创新意义的现代企业制度（严闻广，1994）。因为它表现了企业劳动者的合作，同时又吸收了股份制的因素，是本企业职工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的产物（刘国光，1997）。与之对立的观点则认为，股份制和合作制是两种不同的企业财产组织形式，一个企业或者实行合作制，或者实行股份制，不可能同时实行合作制和股份制，也不可能把股份制与合作制合在一起（厉以宁，1994，36-37）。甚至有人认为，股份合作制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大筐子，一些戴红帽子的私人独资企业也被称为股份合作制（晓亮，1997）。折衷的观点则强调，股份合作制是以股份制原则为核心，少量保留了合作制的某些因素，是乡镇企业制度创新所形成的一种混合型、多样化的企业制度（张晓山等，1998，15-31）。

理论的争论有时是无味的，事实往往是最好的证据。根据农业部的调查，股份制企业的效益和规模明显优于股份合作制企业（农业部乡镇企业司，1998a，48）；浙江的调查则说明，（注：1997年浙江省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对该省24个县的239家乡村工业企业进行实地调查，被调查企业1996年平均总资产111万元，其中总资产在1000万元以下的企业占被调查企业的64%，1000-5000万元的占28%，5000万元以上占8%.调查结果显示，在各类企业中股份制企业优势明显。）股份制企业的许多指针都优于其它类型的企业（邵建委，1998，28-30）（参见表1）。

那么，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为什么会产生经营效果的差别呢？还是让我们先看看两者到底为何物吧。根据农业部主管乡镇企业部门1998年的说法，股份合作制与股份制的区别可以用表2表示。

从表2中我们知道，为什么有人认为股份合作制是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因为其中真正包含了原集体所有制的精髓，譬如，按股分红和按劳分红相结合，资本和劳动双重联合。

问题是，如何在“劳”与“股”之间建立公平合理的换算等式？资本和劳动又如何公平合理地双重联合？譬如解雇不合格的劳动者是否可以实现？如果可以实现，则意味着合作性质失效；如果不能实现，又如何获得效率？再譬如，当企业经营绩效下降时，劳动者是否可以出让股份？出让股份是否意味着同时丧失工作？

与原集体所有制的精髓相一致的还有集体股的控制地位。所谓集体股，就是将原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资产和积累中的部分或大部分作为社区集体的股份记入企业的资产构成，而对集体股的支配权仍然留给乡镇政府。在乡镇企业改制的初期，许多进行股份制改革和股份合作制改革的企业都保留了大量的集体股（周村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1995）。集体股的存在事实上保留了政府影响企业的制度性渠道；在集体股保持为控股的情况下，政府则保留了对企业的操纵权，这又与原乡（镇）村集体所有制有何区别？

这大概就是后来许多地方的乡镇企业进行“二次改制”的原因。在进行股份制改造实验的初期，山东淄博实行了股份合作制，设置了集体股、法人股和个人股。其中70%为集体股，30%量化为职工基本股，职工对基本股只有收益权而无所有权。实验的结果表明，股份合作制尽管使乡镇企业换上了新鞋，股权结构向集体股严重倾斜，同股不同权的做法却大有遗弊：乡镇行政领导仍然可以以大股东的身份操纵企业的舵盘，很容易发生体制复旧。1992年开始，淄博的乡镇企业进行二次改制，对股份合作制企业进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改造，到1996年底，淄博市5个区3个县已经有80%的乡镇企业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张继伟、杨青，1997，12-17）。在第二次改制中，山东诸城在股份（合作）制乡镇企业中完全取消了集体股（周村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1995）。江苏无锡市的决策者认为，高比例的乡村集体股的存在不利于改制后企业的长期发展，为政企不分留下了隐患，有人甚至认为，把集体资产作为优先股处理既可以保值增值又不影响经营者的自的想法过于简单。因为，在企业盈利时，集体资产可以分红，保值增值，皆大欢喜；如果企业经营不善，连续亏损，就很难做到保值增值。集体企业机构势必又要以所有者的身份干预企业经营，以保护集体资产。最后，他们不设置集体股，把原企业中乡村集体资产通过各种办法全部置换出去（无锡市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课题组，1998，25-30）。到1998年5月，全国乡镇企业百强县（市）的江苏启东在全市1167家改制企业中，已经有85%的企业的集体股从改制企业中退出（张建国，1998，7）。

转

四、地方威权主义的终结

在国家集权主义的时代，地方威权主义政府作为信用的替代物、作为地方社区的经济制度的安排者，它借助集体所有制的制度合理性、时期的威权主义管理传统和大量消费品的市场真空，在铁幕般的计划经济体制之外开辟一个乡镇企业可以驰骋的空间。乡镇企业早期的高速发展与法团主义无关，但却与当时的集体所有制有关；它不是因为私有化和半私有化，也不是政府作为企业的结果，而是集体所有制和威权主义结合的产物。

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计划经济体制慢慢松动以后，乡镇企业不再是市场的唯一弄潮儿，它面对的是有技术的国有企业，有技术、资金和市场经验的三资企业和无孔不入、几乎不受约束的私营企业。乡镇企业虽然看到这些，并希望通过承包制、租赁制等方式改善自己的市场适应能力，但却并不成功。北京市大兴县庞各庄的党委书记说，凡不触及产权的隔靴骚痒式的改革，虽然开始能够起一些激励作用，但多数企业时间都长不了，结果都太好不了，因为他觉得干好了无非是多得一点有限的奖金，干砸了最后还是集体兜着，因此缺乏内在的动力和积极性（李永贵，1998，7）。那么，内在的动力到底在哪里？从中国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形成来看，从互助组、合作化到化，是农民逐步放弃对生产资料控制权的过程。在互助组和合作化时期，农民可以运用退出权来监督和约束集体的生产和经营活动。

但是，到化以后，由于法理意义上的集体所有制与户籍制度的结合，使得农民的退出权被剥夺。这样，自愿的资产联合最终演变成了强制性制度，政府对集体资产的控制仅由此变成了一个普遍准则，而资产所有者反而变得“别无选择”；自然，对经营者而言，也就不存在所谓来自所有者的约束。如此，内在的动力缺乏就是必然的了。

80年代后期的改革直接把目标转向了乡镇企业的所有制，但是，拥有大量集体股的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仍然没有脱离集体所有制和威权主义的传统，或者说传统。董辅礽、杜润生和马洪认为，股份合作制企业是一种具有过渡性质的企业制度（朱守银，1994），是一些个体和私营企业要戴上集体企业这顶红帽子（董辅礽，1994），其分离也将是不可避免的（马洪，1993）。由此，当实践中的人们高喊“集体股退出企业”（张建国，1998）的时候，实际上宣告了由政府操纵的集体所有制度的破产，同时亦宣告了建立在这种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地方威权主义的终结。

地方威权主义终结的影响将是巨大的，不仅在于地方性市场经济体系的成熟，更在于建立在市场规则基础上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一个直接的影响可能是国家在农村基层的控制会在短期内形成一个权力真空，就像70年代末期生产队不得不放弃对农业生产的控制以后所形成的权力真空一样。而填补这个权力真空的变量却又大不同于80年代初期开始在某些地区实验的村级自治。因为，在体制向乡（镇）村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原来的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退出了原来的以为主体的农村基层政权机构而成为社区自治组织。而乡镇却是国家在农村的基层政权。无论如何，对这个权力真空的填补必将决定中国农村未来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基本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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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企业论文范文第8篇

一是政府监管力度不够。长时期以来，在很多人的意识中，劳动关系是否和谐，如何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这只是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问题，很少考虑到政府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部分领导干部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过分热衷于GDP总量、就业率、进出口总额、税收等宏观经济指标的增长，为了片面地追求这些经济增长数据，一再压低甚至是压倒了协调劳动关系的公共管理目标和作用，客观上满足了雇主主导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在这种条件下，政府领导通过了政绩考核，得到了政治利益，企业主实现了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得到了差额的经济利益，大家相得益彰。这种相互依赖的利益机制趋势，增大了拉动政府偏离公共管理目标的力量，增强了政府在劳资关系管理方面不作为或作为不利的现象”。

二是企业社会责任感缺失。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乡镇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忽视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一味地追求经济利益，尽可能地压低劳动者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劳动者的弱势地位就由可能性变为现实。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乡镇企业，资本的专用性程度低、产品技术含量低，由于受到国内国际市场日益激烈竞争的影响，其发展缺乏稳定性，在劳动力的使用上更多地表现出一种追求利润，忽视社会道德与责任的短期行为。由于受市场经济负面作用的影响，以及“强资本，弱劳动”的现实状况，使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在社会上存在着轻视劳动和轻视劳动者的不良风气，拜金主义价值观将财富的拥有量成为衡量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家成功的重要标志，在这种价值评价标准影响下，企业的经营者把追逐经济利益作为企业发展的唯一目标，进而忽视了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

三是劳动关系法律制度不健全且贯彻执行不力。由于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和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利益追求呈现公开化、明晰化和复杂化的趋向，劳动关系表现在劳动就业、工资分配、职业培训、社会保险、福利保障、安全卫生等方面的矛盾日益突出。而我国的劳动立法未能形成和建立起以劳动基本法为核心的劳动法律体系，法律法规制定得不够具体，不能及时调节劳动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必然引起劳动争议。同时，我国现有的有关劳动关系的法律法规在贯彻执行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缺乏必要的行政强制措施，执行力度不够，执法周期过长，容易造成企业主逃逸等行为发生，劳动者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护。劳动监察执法人员普遍素质不高，从而导致了劳动关系相关法律在贯彻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严重影响了法律的权威。

四是工会调节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许多乡镇企业的行政领导对工会采取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态度，重形式，轻实效。工会表面工作做得好，而在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深层次、实质性问题上，却难有作为。乡镇企业工会在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过程中成效甚少的原因还在于，企业工会干部的切身利益与企业有着密切的关系，乡镇企业经济效益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工会干部的工资待遇、奖金福利以及个人的升迁，这些利益的实现都是在乡镇企业内部完成的。因此，乡镇企业与工会干部存在着天然的利益联系，只有保障企业实现利益的时候，才会维护劳动者的权益。这也是导致企业工会在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时成效不大的重要原因。

五是劳动者在维权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乡镇企业劳动关系中普遍存在“强资本、弱劳动”的权利局面。在这一格局下，雇主的权利和地位不断上升，劳动者的地位明显下降。在劳动者的雇佣和辞退、劳动条件的确定、工资报酬标准以及劳动管理和惩罚等重大问题上，雇主占据了绝对的主导、支配地位，从而导致劳动关系的失衡。乡镇企业中的劳动者，在由农业走向非农业的过程中，受思想、文化、观念、习惯的影响，完全融入工业文明还有一定距离。由于农民工普遍缺乏专业的劳动技能，决定了他们大部分处于次级劳动力市场，难以与用人单位形成利益上的对等主体关系。特别是法律观念和自我保护意识的薄弱，在自身利益受到侵犯时不能有效利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构建乡镇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对策

（一）充分发挥政府的重要作用首先，建立和健全劳动关系法律体系。政府要尽快完善与劳动关系相关的单行法律法规，使劳动关系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同时，要不断扩大劳动关系相关法律法规的适用范围，并明确和强化相关责任人的责任。为此，在进一步完善修订《劳动法》、积极贯彻《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协调仲裁法》的同时，加快“劳动保障法”、“安全卫生法”、“劳动保护法”、“劳动监察法”、“职业技能开发法”等劳动法律配套建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适应劳动关系变化的要求，已显得极为紧迫而重要。其次，完善三方协商机制。完善三方协商机制，建立更加独立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劳动仲裁委员会的组成，虽然体现着“三方原则”，但劳动仲裁委员会主任主要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代表担任，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代表在仲裁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需要进一步完善三方机制，增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独立性，并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规定，制定相应的配套制度，如仲裁员资格制度和仲裁员名册制度。通过这些制度，吸收一批素质较高、业务精湛的仲裁员，使他们在劳动争议仲裁时客观公正地仲裁，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再次，加强和完善劳动安全生产监管工作。安全发展观要求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将安全作为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各级政府抓经济工作必须抓安全，要把安全生产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必须完善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强化安全监管机构的权威性和执行力，形成权责明确、行为规范、运转协调、监管有效、保障有力的安全生产监管体系，建立完善的安全监管体系。必须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抓住生产过程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进行严格地安全排查和有效监控，将生产中的事故隐患排除在萌芽之中。

（二）完善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首先，树立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不仅表现为重视人和调动人的积极性，还表现为发展人和为人谋福利。一方面，乡镇企业要关注员工的成长，让员工与企业共同发展。要帮助员工科学地规划个人的职业生涯道路，让员工明确发展目标，不断提高自我超越能力。企业要通过提供制度化的系统培训，来提高员工的工作技能，增强工作自信心和减少工作竞争压力。另一方面，重视对员工的奖励机制。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经验，实行包括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相交叉的激励体系。物质激励手段主要包括工资、奖金、各种津贴及其他福利；精神激励手段包括通过建立明确的组织目标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有计划地进行工作轮换、授权、提供晋升计划、奖励等，以达到尊重员工，鼓励参与，肯定工作成绩，提高积极性的目的。一些乡镇企业刚刚起步，由于资金技术有限，为了追求高额经济利润，劳动者工作时间被任意地延长；同时，劳动者缺少必要的劳动保护措施，导致安全事故频发，劳动者身体健康受到极大地损害。在这种条件下，乡镇企业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充分尊重劳动者的权利和利益，在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必须兼顾到劳动者的切身利益，为劳动者提供安全卫生的工作条件和环境，关心员工的生活困难和身心健康，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企业健康持久发展。其次，企业要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企业所承担的法律责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所在，这种责任主要体现在劳动关系法律法规中要求企业应该承担的法律义务。包括在劳动关系形成过程中企业在劳动报酬、工作条件、工作时间以及安全生产等方面用人单位所承担的义务。同时，这种义务还包括用人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和条件来妨碍和破坏工人行使团结权、集体谈判权和集体行动的权利。企业的社会责任还包含众多方面，遵法守法、讲求诚信、公平正义等都是企业必须要承担的社会责任。

（三）充分发挥工会调节作用首先，建立健全工会维权机制。在实际工作中就要求工会干部必须做职工群众的贴心人，要清楚地了解职工盼什么、忧什么、想什么，把工作着力点真正放到研究解决职工群众生活中的热点难点和紧迫问题上。建立健全工会维权机制，需要做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加强劳动争议调节与劳动仲裁制度建设，使劳动关系问题解决制度化、法制化。工会要按照预防为主、调节为主、基层为主的方针，宣传有关劳动法律、规章和政策，加大调解处理劳动争议的力度。使很多劳动争议和纠纷，在企业内部得到及时妥善地解决。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劳动法律监督制度，有效行使法律监督职能，尤其以劳动合同签订、工资支付、社会保险费征缴为重点，加大工会法律监督机制建设。另一方面，建立健全的劳动关系矛盾预警机制，使劳动关系非和谐因素防患于未然。各级工会要在深入了解劳动者生产生活状况的基础上，对劳动关系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倾向性问题预先协商、发挥超前维护作用，运用“预测、预审、预防、预报”等措施调整劳动关系，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中。其次，有效推进工会的行业化和区域化发展。工会在财务以及人事上的独立性对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至关重要。可以从行业性工会、区域性工会的角度进行结构性变革，建立真正独立于企业之外的工会组织系统，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在一些规模小、人员少、流动性大的乡镇企业，建立行业性和区域性工会，壮大工会势力，打破传统的工会机关和基层工会职责的界限，保护基层工会干部的积极性，切实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稳定劳动关系。区域性工会和行业性工会可以设立流动争议调解组织，帮助化解一些在尚未建立工会的企业内发生的劳动争议，稳定劳资关系。此外，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推行行业化、区域化的集体合同，发挥其在劳动关系协调、争议预防上的应有的作用。

（四）提高劳动者的自身素质首先，增强劳动者主动维权意识。就劳动报酬权来看。劳动者自身应该懂得，劳动报酬是雇主使用劳动力必须支付的代价，这种支付具有债权的性质，而非雇主的“恩惠”，是在劳动力市场等价交换中雇主必须履行的义务。就休息休假权来看。劳动者必须认识到自身休息休假权的重要性，休息休假权实质上是保障劳动者自身的健康权和生命权，是关系到劳动者本人以及生命延续的基本人权，必须高度重视，并全力维护。就劳动保护权来看。劳动者必须树立高度警惕意识，对劳动中遇到危害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行为，一定要提出批评、检举和控告，对于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有权拒绝执行。就提请劳动争议处理权来看。劳动者在遇到劳动纠纷和矛盾时要主动提请劳动争议处理，可以采取调节、仲裁、申诉、控告等多种方式维权，绝非纵容不法行为。其次，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综合素质。着重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面对着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广大劳动者要不断提升自己的知识结构，在打牢专业基础知识的同时，还必须适时地更新专业知识，掌握本领域的先进技术，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脱颖而出。劳动者还必须具备创新的能力。创新能力是衡量新型人才的重要标志，不断创新可以为自身赢得尊重，为企业创造利润，更重要的是创新可以推动全社会的不断进步。切实提高劳动者的身体和心理素质。身体健康，身体素质好，已成为成才的重要条件。劳动者必须重视自身身体素质的提升，这是劳动者能自由劳动的物质基础。同时，由于社会不断变化发展，各种思想文化激荡，不同的社会思潮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每一个人。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不同的人所处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在各种利益冲突、价值观念的影响下导致一些劳动者心理失衡和行为失范。因此，只有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正确地看待生活和工作中出现的挫折和困难，正确地评价自己，积极乐观地生活，时刻保持良好的心理素质，才能在生活和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绩。

乡镇企业论文范文第9篇

1．从乡镇企业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其发展的高峰与低谷固然与政策变动和放松管制密切相关，但是也在很大程度上与经济波动周期密切相关，尤其是在进入90年代之后，这种与经济周期的相关性就更为明显。乡镇企业对于市场波动具有比较灵敏的反应，当出现各种市场机会时，乡镇企业能够率先作出积极的反应，增加投资并尽快地投入生产，从而获得收益。当市场不景气时，乡镇企业由于受到预算的较为严格限制，受到市场需求的限制，其往往及时作出反应和调整，以免产品积压造成的损失。乡镇企业由于机制灵活，人员调整方便，所谓船小好调头，因而在经济活动中可以随着供求的变化而及时地进入和退出市场。由于乡镇企业的生产收缩和投资高涨往往都先于国有企业，因此它们的变化可以成为经济波动周期的先导信号。

2.由于乡镇企业较少依赖外部资金供给，而较多依赖自有资金或企业内部积累，具有较低的负债率，因而当政府实行货币紧缩政策时，乡镇企业一般不致受到较大的影响。但是乡镇企业中的规模较大的企业，与国有企业交易关系比较密切的企业，会受到较大的影响，由于其在经济等级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往往在金融机构削减各种资金贷款时首先受到冲击。不过，就总体平均状况而言，乡镇企业经货币政策的影响要小于其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但是，如果当紧缩的宏观货币政策和宏观供求政策同时发生作用的话，乡镇企业就会具有比国有企业更强烈的收缩效应。

3.根据我们对于不同所有制企业效率的测定和比较，乡镇企业具有比国有企业更高的效率，因此，在市场竞争中前者比后者具有更大的竞争优势。在这样的格局中，乡镇企业处于不易被淘汰的地位，即使在经济不景气时，按照市场竞争规则，乡镇企业也不会被首先淘汰出局。但是，从宏观政策的取向来看，每当需要调整和紧缩时，都是首先向乡镇企业开刀，运用各种行政权力手段来让其关闭或停产。于是，乡镇企业经常是处在十分不利的外界环境条件下，它们需要不断的抗争才能获得其生存和发展。因而总是处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状态。在这样的格局中，竞争和效率的原则与计划等级地位的原则发生了强烈的矛盾，效率低而地位高的企业不能被淘汰，而效率高而地位低的企业又淘汰不掉。结果，生产过剩是不可避免的。

4．乡镇企业的就业人员在经济波动的低谷期往往回到乡村，而在经济复苏和高潮期又来到企业。由于农民的特定身份，使得土地成为他们的生存保险金的底线，土地成为吸纳乡镇企业就业波动的蓄水池。这可能是政府为什么总是在经济调整中首先对乡镇企业实行关停并转的原因之一，因为乡镇企业员工的农民身份具有“土地保险”，而不象城镇企业那样，需要政府给工人支付失业保险金。由于乡镇企业职工的这一“天然保险”，使得企业在面临市场波动时比较容易调整或裁减就业人员，而不像国有企业那样由于职工“就业刚性”而很难根据市场波动来及时调整就业需求。这也是乡镇企业之所以比国有企业更加灵活而及时的对市场波动作出反应的根源之一。

关于乡镇企业的未来发展，这里只涉及到一点，即它们势必会随着发展的升级和规模的扩大而逐步分化。乡镇企业将不再以纯粹的乡村企业的形式出现，其中的一部分可能会逐步地转移到城镇。由于部分企业对于高科技密集型的发展需求，其很可能会出现人力资本的短缺，即使进行培训和引进人才，这仍然是有限的，因此出于对进一步发展的需要，部分科学技术含量高的乡镇企业会实现向城镇的转移。这时，这种乡镇企业就会转化成为城镇企业，而不再具有目前乡镇企业的典型特征。这类乡镇企业当时2所以能够在不具有人力资本优势的条件下获得发展，主要在于其产权交易范围的扩大，在于相同领域和产业内国有企业的相对劣势，这些给其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成功的可能性。至于部分劳动密集型的乡镇企业，其很可能会在较长的时间内仍然保持乡镇企业的乡土特征，因为这样可以保持其廉价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一旦转移到了城市，这种优势将不复存在。

所以，乡镇企业如果在未来仍然还保持着其乡土本色，那么它们必然保持着其特有的比较资源奖赋优势。如果它们不具有这种比较优势，就很可能会在未来的竞争中被淘汰。从目前来看，许多乡镇企业虽然不具有人力资本禀赋的优势，但是它们具有产权体制的优势，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使其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空间。如果在未来，这种产权体制的优势不复存在，乡镇企业就必须依靠自己的资源优势获得发展，于是，要么改变自己的不具有优势的本色形式，迁移到城镇；要么，依靠自己原有的乡土本色的资源优势，继续在乡村求得发展。这可能是乡镇企业发展和分化的两条道路。

乡镇企业产权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乡镇企业由于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因而才能保持着高速增长的发展势头，才能在国民经济中不断地增加其份额比重，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那么，为什么乡镇企业具有这样的发展源泉呢？以下我们将从乡镇企业的产权结构的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

陈剑波关于乡镇企业产权机制的最初形成有个很好的描述。他认为，主要依靠人际关系或惯例，习俗规范等支配交易活动的市场为非正规市场，在这些交易活动中形成的合约可能是文字性的、口头的甚至根本没有承诺而仅是依习惯行事的隐含合约，这些合约最明显的特征是没有得到法律认可和法律保护。由于这些合约的达成建立于长期交往活动的人际关系基础上，因此传统的惯例和规范对这些非正规合约具有较大的约束作用，它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了法律无法发挥约束作用的真空。同时，在乡村社区中，基本的和大多数的活动是在熟识人的圈子中完成的，因此相互之间的行为关系具有重复性、稳定性和收益长期性的特征，这种基础上形成的隐含合约所蕴含的交易具有较低的交易成本。这种特征的交易不仅支配着企业内部的人与人的关系，而且也支配着企业与政府的关系。

乡镇企业与政府的合约如何形成？陈剑波认为，非私有的体制条件及市场交易的缺乏，意味着企业家个人不拥有足以创办企业的资本实力，土地是不可交易的非卖品，金融机构属国家所有，没有资本市场等等，这一切使得企业家无法利用自己的人力资本和信用。因此，在非私有的体制及市场发育不完善的条件下，企业家和政府之间的交易和讨价还价决定了产权合约的形成。

具体地说，政府需要帮助企业创业者去获得上级政府的批准，银行贷款或其它资金的获得，协调土地的使用等，创业者需要去组织动员各种可资利用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去发现市场机会和决定生产经营方向，等等。大体来说，对于大多数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来说，在其创业初期，乡镇政府主要利用其权力为企业承担获得物质资本要素投入的职能。不过，这种投入往往并不是乡镇政府自身财力的投入（少数地方存在利用集体积累进行投资的乡镇企业），而是其提供了信用担保下的少量外部借款或物质资源的投入，但是这种信用的投入对于乡镇企业的创立往往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企业创立者的人力资本价值在企业创立初期还无法得到市场的合理评价，因而还未能形成并增值。所以，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产权界定通常都把地方乡镇政府作为企业的主要所有者，这也是绝大多数乡镇企业所有权界定的基本原则。

然而，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其自有资金积累的增加，创业者的人力资本愈益得到市场的承认和合理的评价，成功的企业家所控制的企业价值不断升值，使得这些企业产生了重新界定企业产权结构的要求。由于乡镇政府的投入不是直接的资本，而大多为无形的信用，因而其不具有某种法定的产权资格。所以，在企业与政府之间就能够进行产权交易的讨价还价，这是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根本不同的地方，后者根本不存在这种讨价还价的机制。

于是，伴随着企业的发展和不断的产权交易的讨价还价过程，成功的企业家获得愈来愈大的事实上的企业控制权和所有权，政府由于在企业发展起来以后所能起的作用愈来愈小，因而最后不得不只保持名义上的所有权。在这种产权交易的过程中，虽然不存在十分规范的交易规则和交易价格，但是，以企业本身的市场价值的增值为依据，来大致评价企业的各种产权要素对于价值增值的贡献，仍然是可能的。关键在于，交易的结果是否使得各产权要素获得自己满意的利益，尤其是企业新增价值的主要创造者是否获得足够的权益回报，如果各方都较满意的话，这种交易就是成功的，企业就能够获得较为合理的产权结构，从而获得较大的发展。反之，如果在交易过程中，政府仍旧以完全的所有者的身份行使权力，那么，就会与企业的“实际所有者”的权益产生摩擦和冲突。这样的结果很可能会影响企业形成合理的产权结构，从而导致企业的失败。

在现实中，这种乡镇企业与乡镇政府的矛盾冲突也是常见的。周其仁在关于横店乡镇企业案例的研究中，就曾描述了企业家徐文荣如何抵制乡镇政府干预，而“赶走”了好几任乡镇政府领导人的故事。实际上，在乡镇企业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企业与政府的产权交易关系成为双方争夺企业控制权的过程。在许多实际的交易过程中，交易的结果基本上是双方各有让步，企业家以上交一定的收益作为代价，接管了企业事实上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而政府则保持名义所有权，并从企业获得某种固定的“租”，因而形成了多数乡镇企业的这种产权格局。

由于乡镇企业存在着产权交易讨价还价的空间，因而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那些创造价值源泉的创新春在控制了企业的实际产权的条件下，其它的利益相关的产权要素能够从这种交易中得到必要的补偿或回报，才能使得产权交易获得较满意的效果，从而使得企业的控制权能够继续稳定地掌握在企业新价值源泉的创造者手中，形成比较合理的产权结构。所以，正是乡镇企业的这种可交易性的产权机制，才形成了其合理产权结构的基本前提。

当然，并非所有的乡镇企业都能形成合理的产权结构，即使在同样的前提下，也必然会存在着相当一部分产权交易不满意的结果。乡镇政府不愿放弃对企业的控制权，企业对政府的初期投入或所作贡献的补偿不足，企业的其它产权要素的权益无法配置平衡，等等，都会影响乡镇企业的合理产权结构的形成和健康的发展。归根结底，产权交易中的不等价交换，必然会造成不合理的结果。在缺乏资本市场、经理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条件下，在无法准确评估各种产权要素的价值的条件下，产权交易中的等价交换是不太容易做到的。这也会造成乡镇企业发展的一个障碍。

从“苏南模式”到“江阴板块”

乡镇企业的发展到了90年代中期，面临着一次新的挑战。尽管许多乡镇企业在店来发展过程中，对于原有的乡镇集体所有的产权体制进行了重新调整，取得了相对合理的产权结构，但是，在面临的中小企业民营化的浪潮中，乡镇企业开始反思，尤其是对于在乡镇企业中具有典型意义的“苏南模式”开始反思，这种模式是否具有继续发展的生命力？

“苏南模式”是对江苏南部地区最早发展起来的集体所有制的乡镇企业模式的统称，它们的特点是乡镇或村政府掌握企业发展初期的所有权，而由企业经营者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逐步接管了企业的实际控制权。与温州模式不同的是，后者主要以私营个体的乡村企业为主，而苏南模式则以集体企业为主。苏南模式大体涵盖了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前期发展阶段中的乡镇企业的产权体制，由于各个企业发展得不均匀，因而它们大体处在经营者不同程度地掌握企业实际控制权的状态。一般来说，企业发展得越快，企业的效率越高，经营者就能够在越高的程度和范围内稳定的接管和控制企业的实际所有权。反之，企业效率越低，企业经营者的控制权越不稳定，其经常游离于所有者和新的经营者之间。

苏南模式的企业相对于一般的国有和集体企业来说，具有较合理的产权结构和较高的效率，然而，在股份制迅速发展的阶段，这样的产权结构具有相当的局限性。由于其产权交易只能在乡镇社区的较小范围内进行，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企业的发展。为了求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一些具有典型的苏南模式特点的绩效优良的乡镇企业逐步向上市公司的方向发展，“江阴板块”就是这类企业成为上市公司的典型表现。

江阴板块，顾名思义，是指江苏省江阴市的上市公司。由于江阴市的上市公司主要都是由乡镇企业所组成，而且这些效益较好的乡镇企业又都是原来的乡镇集体企业，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江阴板块代表了原来苏南模式的部分乡镇企业向现代企业转化的雏形。

具体来说，江阴板块中的企业包括江苏振新，兴澄股份，华西村，江苏阳光，南京中达这几个乡镇企业控股或持大股的上市公司，由于它们比较集中在江阴，又具有相类似的“出身”背景，故被称为江阴板块。实际上，江阴板块式的企业并不仅仅局限在江阴，在江苏苏南，还存在着好些这样的由乡镇企业而转成为的上市公司，例如江苏吴中，鼎球实业，综艺股份，永鼎光缆等。它们都代表着一批绩效优秀的乡镇企业。

由于这批企业多半都是近年来才上市的，所以它们仍然保持着原先乡镇企业的产权结构，不可能在很短时期内发生大的变化。从理论上来看，这些企业是典型的企业家控制的古典企业。按照钱德勒的理论，古典企业的基本特征是由企业家或企业创始者，和其亲密合伙人或其家族所控制的企业，这些企业的成长很多都是依靠内部筹措和积累资本而发展起来的。这样的发展方式是早期市场经济不发达阶段，资本市场未形成的条件下的必然产物。

根据我们对这类乡镇企业的考察，其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企业具有高度集权制的控制体系，企业经营者掌握企业的剩余控制权。企业的实际所有权和经营权基本上是统～的，企业主要决策基本上是由总经理或其家族或几个合伙人作出的。二是企业具有较浓厚的家族色彩或准家族色彩，主要由以总经理为核心的几个主要创业合伙人形成的控制权系统对全企业进行经营管理，主要依靠个人直觉的的方式进行经营，企业结构简单，层次较少，因而便于管理。三是企业的发展主要依靠自身利润的不断积累和追加投资来进行扩张，能够动员和集中企业的全部可用资源投入到扩大再生产的运行中去。四是主要依靠非正式契约来维持企业内部和外部的产权关系，除了职工的劳动工资关系是参照一般性的市场规则和标准2外，在管理层内部的关系，更多的诉诸于中国的乡土社会中的某种长期交往关系中形成的默契和信赖。在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中，也主要遵循某种非市场性的、以口头契约或彼此的人格信用作担保的交易关系的规则。

在现阶段，这些企业之所以上市，主要是希望得到上市公司所享受的种种优惠政策待遇，例如几乎是免费的资本供给条件，低成本的资本扩张，低税率待遇，广告效应，等等。因此，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按照国有上市公司的模式，试图得到资本市场的垄断收益，却并不愿意和没有必要的准备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风险。可以说，目前的上市公司体制还未能够提供十分显著的对于企业具有积极意义的约束机制。所以，乡镇企业的上市公司恐怕很难通过目前这样的机制，来有效的改善原有的治理结构。但是，对于它们来说，更具有重要意义的还在于，其原有的产权交易范围得到了更大程度的扩张，因而这给它们带来了更多的机遇，有了更多的选择。

江苏的综艺股份，是一个典型的乡镇企业。由于其在产权交易中控股收购了联邦软件公司，占有其51％的股份，而联邦公司又在著名的8848网络公司中控制33.4％的股份。因此，综艺股份则相当于持有8848网络公司的相当大的股份份额。此外，综艺股份还投资2080万元控制了南京大学苏富特软件公司的22．68％的股权，成为仅次于南京大学在该公司的第二大股东。由于8848网络公司正在策划并很有可能去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上市，以及综艺控股的联邦软件公司正在着手去香港创业板上市，同时南大苏富特公司也极有可能在未来的中国股市的高科技板块上市，因此，综艺公司在未来将获得极大的发展空间。从目前该公司的股票市值就可以看出，综艺公司的股票已经从去年的11元上升到56元（至2000年2月），投资者一致看好该企业巨大的升值空间。由于综艺股份上市之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产权交易，因而使其获得了广泛的发展机会和扩张范围，使得这个小小的乡镇企业一下子成为在全国都具有重要影响的企业。

乡镇企业论文范文第10篇

随着全球化经济的到来,市场竞争将更加激烈,乡镇企业也将受到更加严峻的考验和挑战,面对国际国内两个大市场,乡镇企业如何找好自己的市场定位,强化自己的竞争力,在全球化经济中不落伍,不后退,保持住自己的优势和特色。这说到底就是一个发展问题,研究和探讨新形势下乡镇企业的发展问题,是非常有必要和有意义的。

一、乡镇企业必须重新研究自己的发展战略

乡镇企业要及时跟踪研究外部环境变化给自己带来的影响,必须重新研究自己的发展战略,要认真分析现实和潜在的竞争对手,挖掘自己的比较优势,充分利用两个市场提供的机遇,培植自己的强项。因为乡镇企业走向国际经济大循环已经不是自己愿意不愿意或想不想的问题,而是迫到临头的现实。据有关方面统计,世界500强大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已有230多家,乡镇企业面对的现实是,在国内市场要与国有企业,国际强者竞争,在国际市场更要面对众多的竞争对手,所以乡镇企业重新研究自己的发展战略十分重要。如自己要进入或退出哪一市场,如何设定市场占有目标。主攻的市场区域是国内还是国际,是收缩战线壮大主业,还是战略扩张,多角经营;如何选择技术发展方向,如何确定新产品开发方案,是靠投资建设实现扩展,还是走兼并联合与协作之路,如何选择适宜的企业组织结构和财务管理体制,如何设定企业资产负债结构,主要融资方式是什么?……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做为一个决策者和经营者,如此等等众多的问题,在外部环境急剧变化过程中,都是需要认真研究和回答的。不能到时再说市场不相信眼泪,更不同情弱者,如果到时候再说,以不变应万变,必然坐失商机,什么都晚了。

二、乡镇企业必须确立人才、技术开发和市场营销在企业中的基础地位

在短缺经济下,买方求卖主,市场营销没有作用;在供不应求情况下,产品可以几十年一贯制,技术开发和人才没有地位,在市场约束增强,企业竞争加剧之后。过去的一切全然变了。一些拥有巨型生产能力的企业竟出现亏损,一些曾填补过我国“空白”的企业也陷入困境。而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幼稚企业”却如一匹匹黑马,频频争标夺魁。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短缺经济,卖方市场条件下证明企业实力的是生产能力,而转向供需平衡之后,决定企业兴衰的则是技术开发和市场营销。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周期的大幅缩短,使企业间的竞争越来越突出地表现为技术实力的竞争;用户越来越充分的选择性,使得企业营销能力,经营策略,服务水平已直接影响经营业绩,而决定这两者水平的是人才。

才的作用不可低估。今后若干年,人才的争夺战将会越来越激烈。乡镇企业先天人才不足,但是一些有远见的经营者却在人才引进,人才培养上不惜花血本,下大功夫吸引到自己的企业,国内乡镇企业发达地区的发展深深地证明了这一点。广东省超亿元的乡镇企业已达437个,以1995年博士后落户佛山乡镇企业为标志。广东乡镇企业在技术最高领域开始了更为激烈的人才争夺战。连技术带人才一起“抢”,使更多的人才汇集到乡镇企业旗下,成为广东省乡镇企业从人海战术到人才战略转型的标志。以科龙集团为例,1983年,靠9万元试制费起家,到1997年已成为世界冰箱十强之一,总部搬到了香港,还到日本建立了自己的家电研究机构。还有1997年之后的美的集团,平均每五天就有一项专利申请这种让人佩服的发展举措,无不显示了各种高级管理人才,技术人才的聪明才智。我市乡镇企业中的有些企业也是人才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南高营集团拥有一个高级工程师组成的智囊团,专门为南高营的企业出谋划策,使企业及时抓住机遇,避免了走弯路和负出不必要的学费。东郊链轮总厂有一百多名大学本科生在厂里的各个关键岗位上。得人才者得天下,得人才者得市场。为了提高整体竞争力,乡镇企业必须把发展的基点落实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人的素质上来,必须对自己可控制的资源(人、财、物)重新作出安排,着力壮大技术开发和市场营销的实力。

三、乡镇企业必须搞好结构调整,用自己的“拳头”产品,敲响两个市场的大门

在全球化经济中,乡镇企业靠什么来跻身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只能靠自己的产品。一般的产品是不行的,必须用自己的“拳头”产品。所谓的“拳头”产品,包括名牌产品,特色产品,别人没有我有的产品等。拳头产品的诞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要求乡镇企业根据两个市场的变化和需求。本着“名、优、新、特”的原则,确定自己主攻产品的方向,找好自己的市场定位。

一个企业实力的强弱,最终反映在产品上,大多数拳头产品,名牌产品出自骨干企业,骨干企业是开发拳头产品的主要载体,也是构成优势产业的基本单元,最终发挥着结构调整的导向和带头作用。从现实经济生活中看,优势产业,拳头产品,骨干企业三者互为条件,互相依存。只有精心培育优势产业,才能诞生“拳头”产品。这首先要搞好结构调整。结构调整是当前颇受关注并正在严格实施的一项政策,这中间许多调整的政策涉及乡镇企业,特别是关闭“五小”或“十五小”企业,直接针对乡村中的中小企业,成为造成有些地方的乡镇企业增长下滑,投资出现负增长的重要因素。面对当前总体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环境污染严重的情况,中央决定进行结构调整,无论在近期还是将来对整个经济的健康成长都是十分有益的,这也给乡镇企业今后的发展敲响了警钟,乡镇企业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谋求自己的既得利益,更不能吃子孙饭,短子孙路。乡镇企业必须严格遵循国家的产业政策,产业计划和项目布局必须法律化,产业结构要不断的高级化,要树立规划先行的意识,只有规划合理,规划科学,才能确保开发建设建立在“高智能,高水准,高品位”的平台上。就我市乡镇企业而言。我们对乡镇企业的未来规划发展应有一个科学的、可行的总体思路。就是说,全市乡镇企业应该按规划发展,不能盲目,随意性地发展,才能走好可持续发展之路。乡镇企业今后投资上项目也好,扩大企业规模也好,都不能是自发的,纯经验式的,而应是体现创新精神与目标管理相结合的理智行动。而现实是,有的决策者还在盲目的上一些与国家的产业政策相违背的项目。他们的出发点是,赚钱就干,赚一天是一天。地方保护主义也为这种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方式起到了保护伞的作用。这也成为乡镇企业结构调整的难点之一。

产业结构的定位,科学的规划发展,关系到今后乡镇企业发展能否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大局。我们要接受和吸取乡镇企业二十多年来发展的经验教训,要适时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把培育产业“龙头”作为拉动点,带动特色产业快速升级发展。把发展骨干企业群作为支撑点,促使特色产业扩规模,上档次,再造特色产业优势,从而诞生“拳头”产品,有效地扩大市场知名度和辐射力。从而占领国际、国内两个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