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企业范文
时间：2023-03-22 20:46:18
乡镇企业范文第1篇
第一条为了保障乡镇企业的合法权益，促进乡镇企业高效、持续、健康地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乡镇企业是指乡（镇）办，行政村、办事处、自然村办，合作社办企业和农村的户（个体、私营）办、联户（农民合作）办、联营、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等。
第三条乡镇企业是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对乡镇企业要积极扶持，大力发展。
第四条发展乡镇企业，坚持城乡结合、科技与经济结合、开放与开发结合、农工商技贸一体化的发展路子。
第五条乡镇企业实行以市场为导向，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机制。坚持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形式共同发展的原则。
鼓励户办、联户办和私营企业的发展。
乡镇企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积极推行股份合作制，股份制。
乡镇企业实行按劳分配或其它形式的分配制度。
第六条发展乡镇企业，要依靠科技进步，发挥人才作用，采用先进的管理方法，加速企业现代化。
第七条各级人民政府要领导和组织乡镇企业的发展；各级人民政府的有关部门要把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作为一项重要职责；各级人民政府乡镇企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乡镇企业工作。
第八条对在乡镇企业的发展中作出显著成绩的部门、企业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乡镇企业的设立、变更和终止
第九条设立乡镇企业，须经当地乡镇企业主管部门认可，再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经核准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者《营业执照》后始得营业，并向税务部门办理税务登记。
第十条乡镇企业分立、合并、迁移、更名等，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税务部门办理变更登记，并通知开户银行，同时向乡镇企业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一条乡镇企业停业、终止，应当依法清理财产和债权债务，处理有关善后事项后，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再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和税务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并通知开户银行，同时向乡镇企业主管部门备案。
企业破产，依照国家有关企业破产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第三章乡镇企业的所有者和经营者
第十二条企业财产属于举办该企业的乡（镇）、行政村、办事处、自然村、合作社范围内全体农民集体所有的，由乡、村、社的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议）或者代表全体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行使企业财产所有权；企业实行承包、租赁制或者与其他所有制企业联营的，企业财产的所有权不变。
企业财产属该企业的内部职工所共有的，由企业职工大会（职工代表大会）行使企业财产所有权。
股份合作制、股份制企业的财产属全体股东按股共有，由股东大会行使企业财产所有权。
其他企业的财产属投资者所有，由该企业的投资者行使企业财产所有权。
第十三条企业所有者的权利：
（一）获得投资收益；
（二）作出关于企业设立、变更和终止的决定；
（三）决定企业的发展规模；
（四）选择经营责任制形式；
（五）确定厂长（经理），并监督厂长（经理）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和企业的有关决议；
（六）充任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企业的发包人或者充任实行租赁经营企业的出租人；
（七）审议企业财务情况，并作出相应决定；
（八）确定企业利润的分配；
（九）拒绝平调乡镇企业财产和改变企业所有制性质、隶属关系等行为；
（十）决定企业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十四条企业所有者的义务：
（一）尊重企业的生产经营自；
（二）按规定承担投资风险；
（三）维护企业和企业经营者及职工的合法权益。
第十五条企业的厂长（经理）是企业所有者确认的经营者。对企业所有者负责，依法代表企业行使职权。
第十六条乡镇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享有下列权利：
（一）占有和使用企业资产；
（二）依法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
（三）确定企业的经营方向；
（四）依照国家规定多渠道筹集资金，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经批准开展进出口贸易等各种涉外经贸活动；
（五）自主订立经济合同，进行各种经济技术合作和经济联合；
（六）在生产经营决策、产品定价、产品销售、物资采购、投资决策、资金支配、劳动用工、人事管理、工资奖金分配、内部机构设置、选择保险单位等方面享有自；
（七）享受各级人民政府规定的有关优惠政策；
（八）拒绝各种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举报违法违纪行为；
（九）享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十七条乡镇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依法缴纳税金及国家规定缴纳的费用；
（二）依法建立健全内部财务会计、审计、统计等制度，按期编报财务、统计报表；
（三）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依法保护生态环境，防止和治理污染。
（四）保证产品质量，提高经济效益；
（五）改善劳动条件，搞好劳动保护，实行安全生产；
（六）保护企业财产不受侵犯；
（七）依法履行合同；
（八）加强职工政治思想、科学文化、业务技术和职业道德的教育培训，搞好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劳动者素质；
（九）保障职工的民利，依法保障女职工的权益，改善职工的物质文化生活；
（十）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四章乡镇企业的内部管理
第十八条乡镇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
乡镇企业可以依据不同情况，建立和健全有关的民主管理、职能管理和监督机构。
第十九条乡镇企业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加强各项基础管理和合同管理。
第二十条乡镇企业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引进、培养、使用、保护和奖励各种人才。
第二十一条乡镇企业依法建立工会组织。
第二十二条企业招聘职工应当依法签订劳动合同。严禁招聘和使用未满16周岁的童工。
第二十三条乡镇企业对从事高度危险作业的职工，必须为其向保险单位投保。
乡镇企业应当为职工建立养老保险和其它需要的保险。
第五章政府及有关部门发展乡镇企业的职责
第二十四条各级人民政府对乡镇企业实行统筹规划、宏观指导、协调服务、依法监督，组织有关部门扶持发展乡镇企业。
第二十五条各级人民政府依法保护乡镇企业的合法权益，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随意改变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和隶属关系，侵犯企业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六条各级人民政府鼓励和保护乡镇企业依照平等互利、自愿协商的原则，同国内外开展多种形式的经营活动和经济技术合作，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并为其提供必要的条件。
第二十七条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在权限范围内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税收、资金、信贷、人才、流通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并负责对这些政策的执行进行监督和检查。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对乡镇企业在资金筹措上采取信贷支持、财政扶持、外引内联、多方集资等办法，扶持乡镇企业发展。
各有关银行和金融机构，应当积极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信贷支持，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资金投放的一个重点。
各级财政要增强对乡镇企业的资金扶持，每年应当安排一定资金，列入财政年度预算，还要按有关规定筹集资金，支持发展乡镇企业。
对乡镇企业新办和技改项目免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
第二十八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国有企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等单位和个人以多种形式到乡镇企业从事技术开发、技术承包、技术咨询、生产管理、信息服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乡镇企业的人才培养，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大中专毕业生到乡镇企业工作。
第二十九条各级人民政府行业管理部门会同乡镇企业主管部门按照统筹规划、组织协调、提供服务、监督检查的原则对企业进行管理。
第三十条各级人民政府经济综合部门要大力支持乡镇企业的发展，会同乡镇企业行政主管部门对发展项目、资金筹措、资源利用、交通运输、出口创汇、人才培训等方面进行服务。
第三十一条乡镇企业行政主管部门的主要职责是：
（一）开展调查研究，检查督促企业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向政府提出发展乡镇企业的具体建议，经政府决定后组织实施；
（二）指导企业的财务、统计工作，为政府提供乡镇企业的经济资料和预测分析，为政府宏观经济决策提供依据；
（三）指导和帮助企业按照国家产业政策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开展经济技术交流，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协调发展，促进横向经济技术的联合与合作；
（四）帮助企业提高管理水平，促进企业管理规范化、现代化；
（五）组织对管理人员和职工的教育、培训，帮助企业提高职工队伍素质；
（六）组织服务网络，为企业提供技术、信息、质量检测及供销等服务；
（七）协调综合经济部门、各行业管理部门、行政监督部门互相配合，对企业进行管理和提供服务；
（八）开展乡镇企业的宣传工作，总结推广乡镇企业发展的经验；
（九）组织和指导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法制教育，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第三十二条各级人民政府的公安、司法、监察、工商、税务、物价、环保、审计、技术监督等有关部门和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保护乡镇企业的主要职责是：
（一）依法保护乡镇企业及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和合法收入；
（二）受理乡镇企业的申诉和控告；
（三）查处利用职权索贿受贿、勒索企业，向企业乱摊派、乱收费、乱罚款等违法违纪行为。
第三十三条乡（镇）应当设立乡镇企业的管理组织，在当地乡（镇）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履行乡镇企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企业因产品质量给用户和消费者造成经济损失和人身伤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厂长（经理）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按有关规定给予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厂长（经理）和职工因，给企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和重大人身伤亡事故及生态环境遭严重破坏，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七条企业职工或者其他人员阻挠企业管理人员依法履行职务，扰乱企业正常秩序，致使企业不能正常运转的，由当地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违反本条例规定，侵犯企业合法权益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条例》规定的程序处理。
第七章附则
第三十九条本条例由*省乡镇企业管理局负责解释。
乡镇企业范文第2篇
一、摊派多，负担重。据调查，现在国家、地方对乡镇企业征税17项，而社会各种摊派却多达20几项。许多部门把乡镇企业视为一块肥肉，时常利用手中的权力捞一把。某区电业局举办职工运动会，领导亲自到某羊毛衫厂“化缘”，开口就要3000元赞助。厂长事后说：“这纯粹是敲竹扛。你若不给，他们就会停你的电。停一天电，我厂就要损失两万多元。”东陵区某砖厂厂长算了一笔帐：“我们每生产一块砖净挣1.4分钱，可各种税收和摊派竟达1.7分钱，每块砖要我赔0.3分钱，你说这个厂怎样办下去？”现在各部门摊派名目繁多，连文体活动、创办协会也伸手向企业要钱，各路要钱“神仙”使乡镇企业厂长应接不暇，连连叫苦。
二、婆婆要钱更厉害。有些厂长们反映，比摊派更厉害的是乡（镇）村长。他们根本不用扮演什么角色，随便张口就要，伸手就拿。乡镇企业实际已成了他们的“后院经济”，而他们对企业的支持却很少。国家明文规定，乡镇企业税后利润的30％上缴，作为支农等资金。而有的地方实行“土政策”，要从企业拿走70％以上的税后利润。厂长们反映：“企业生产一年到头，除了上缴各种税金、承担各种摊派外，剩下的利润70％被乡、村拿走，我们拿什么去扩大再生产，增加企业发展的后劲？”乡镇企业青年厂长强烈要求制定新的管理办法，农村也要政企分家，给厂长充分发展企业的自，而不能总像媳妇似的经营企业。
三、官风不正，殃及企业。一些厂长说，这几年，由于党的政策好，我们这些“乡巴佬”赶上了好时候，办起了企业，富裕起来了。可是，有的人就以为我们富得不得了了，处处揩我们的油。新城子区一位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厂长说：“我厂急用20万元搞对外贸易，可到银行贷款，年息要我们14厘（这是在最近国家信贷利息调整之前）。城市企业一般在7厘左右，而我们乡镇企业贷款，除少部分7厘外，绝大部分都是14厘，比人家多1倍，况且还要拿出一定的好处费，真是贷不起款呀。”东陵区一位私营企业运输公司经理说，就是因为我们是私营企业，有油水，我们的运输车辆经常无故被截住。“那是某某的车子，吊销执照半年。”我们不得不经常给这个、给那个甩票子。去年环卫局到我们公司，说：“你们车辆污染环境，罚款5000元。”我让他们看现场照片，他们根本不看，却说你经常支援这个，支援那个，每次都是上万元，我们才罚你5000元呢。你说这叫什么事。
四、原材料价格飞涨，“倒爷”从中抬价。这是乡镇企业厂长叫苦最深的问题之一。由于国家对乡镇企业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不作计划内调拨，完全靠自己到市场寻找，原材料受市场价格制约因素较大，加之乡镇企业生产的产品大都是民用产品，这又要受到消费者物价心理的制约，形成明显的反差。一方面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而产品价格又不能涨得太快，企业获利下降。“倒爷”从中不断抬高物价，企业怎么吃得消？许多厂长叫苦，本来市场上某些原材料不那么紧张，价格也不那么高，但经“倒爷”一倒，就变得紧张了。苏家屯区某羊毛衫厂厂长说，去年我买1吨棉纱是6000元，今年从“倒爷”那里买1吨就是9000元。为了不停业，只有硬着头皮去买。东陵区某个体运输公司经理说：“有个退休干部，既无运输车辆又无运输业务，就凭着老关系，包下运输工程，然后再转包出去，从中牟利。我们这些真正搞运输的却无法用正当的手段与他竞争。”他们呼吁，有关部门应采取有力措施，治治“倒爷”。
乡镇企业厂长经理们的苦恼和忧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我国目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问题。现在，我国上下都在努力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希望有关部门认真听取和研究厂长经理们的意见，进行综合治理，进一步为乡镇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使其更顺利地发展下去。
乡镇企业范文第3篇
关键词：乡镇企业融资难信用评级
乡镇企业融资现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和经济的不断发展，乡镇企业已经成为农村经济和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乡镇企业的发展与壮大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之一。但是近年来，很多乡镇企业出现了发展速度缓慢、劳动力需求减少的状况。究其原因，主要是资金不足，融资难。很多有地方特色、有效益的企业，由于缺少扩大再生产所需要的资金，难以正常生产，失去了原有的市场和定单。融资难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乡镇企业发展的瓶颈。
企业融资的方式较多，按其来源可以分为外源融资和内源融资。外源融资又可以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直接融资是通过向社会发行股票或债券从资本市场获得资金；间接融资是通过金融机构充当信用媒介获得资金。而内源融资是指企业通过一定方式在自身内部进行融资。目前我国乡镇企业主要采用内源融资的方式，外源融资所占比例很低，融资结构单一、融资渠道少、外源融资空间极其有限、融资成本偏高成为乡镇企业面临的普遍问题。
乡镇企业融资难原因分析
本文通过对乡镇企业的抽样调查发现，农村的一些私营企业绝大多数是靠向亲戚朋友借钱和民间借贷而建立起来的。发展到后期，极少数企业由于自身经营状况良好而受到政府的支持，所以比较容易获得银行的贷款；而绝大多数企业仍很难获得银行贷款。总体上看，乡镇企业融资难的原因有以下方面：
（一）难以获得贷款担保
有调查表明，在企业难以获得贷款的众多因素中，有45%的企业是因为难以获得第三方担保。一方面，信誉好的企业和银行大多不愿贷款给乡镇企业，主要一个原因是乡镇企业没有合格的抵押资产。我国《担保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土地使用权不得抵押”。而广大农民投资者自身的资产实力有限，其最有价值的资产就是承包的土地，因此基本没有可供抵押的有效资产。
（二）企业经营不稳定且财务状况透明度低
乡镇企业具有经营灵活的特点，这就意味着其产品和市场会经常发生变动，没有自己的品牌和稳定的主营业务。对于投资者来说，这些灵活性会给其预期收益带来很大的不稳定性。同时，由于乡镇企业本身资产少、实力不够雄厚、产品缺乏竞争力，与大企业相比，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弱，因此，乡镇企业具有较高的倒闭率。乡镇企业经营的不稳定性和较高的倒闭率，使投资者面临很大的风险。此外，大多数乡镇企业的财务管理混乱，没有完善的财务制度，财务状况透明度低，这些都是导致银行不愿意贷款给乡镇企业的原因。
（三）对企业信用评级缺位
农村信用环境不理想，它的形成有国家经济政策和信贷政策方面的原因，也有企业管理者自身道德因素的原因，是经济扩张、政策失控、个人行为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目前，金融机构对企业的信用评级十分重视，但是一部分乡镇企业认为不值得在信用评级上花费资金；另一部分认为在日常生产中用不上，没有必要去做信用评级；甚至有一些企业根本就没有听说过信用评级。由此可见，自身信用问题并没有引起企业的足够重视，而银行在贷款的审批发放中，企业信用等级是重要的考核指标之一。信用等级较低，自然抗风险能力较弱，乡镇企业的银行贷款受到限制。
同时，在国家的宏观政策上，一方面，融资渠道狭窄，风险投资机制不健全；抵押、担保手续繁杂，中间收费高，企业难以承受。另一方面，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传导不畅。在经营战略上，国有商业银行实施的是“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产品、重点客户”的“四重”战略，这使得信贷资金更多地流向了国有大型企业。农村地区民营企业大多数规模较小，信用等级达到AA级以上的企业很少，商业银行的支持面越来越窄。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17家银行（包括4家国有商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亿元以上大客户16416户，而大客户贷款余额却占其全部贷款余额近50%，平均单个大客户贷款余额4.46亿元。据统计，全国各项贷款余额中民营企业获得的份额只有0.66%。信贷资金继续向大城市、大银行、大企业集中的现实，造成民间借贷规模日益膨胀，已达9500亿元左右。
解决乡镇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对策
（一）乡镇企业进行经营方式和经营体制改革
首先，在产品的选择上，乡镇企业必须要结合企业自身的经济实力、经营特点、地域特点，进行准确的市场定位；发挥自身的优势，生产出具有自身特色、能够满足某一特定细分市场需求的产品。同时，也要全面考察企业所处行业的发展前景，在投入一个新的项目之前，应做项目投资分析，而不能盲目进行。
第二，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树立良好的形象和信誉。一方面，乡镇企业要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的各项制度，淘汰落后的管理方式，按现代企业制度要求，逐步由家族式的管理转向现代企业的科学管理，有效地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另一方面，对一个企业来说，良好的信誉是制胜的关键。企业自身需要加强内部的信用管理，培养信用调查、分析、监督方面的人才，从而提高企业自身的融资能力。
第三，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乡镇企业中有很多传统产业，要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就要使自己的产品有特色，这就需要有创新意识，并且依靠科技进步，提高技术创新水平，提高产品科技含量。同时还要注意市场的变化，开发新的产品，满足市场的需要，从而创造良好的内部融资环境。
（二）政府营造良好政策环境并建立完善的支持体系
1.建立中小企业政策性金融组织机构。这也是各个国家或地区从金融角度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手段。例如日本政府专门设立了面向中小企业的金融机构——中小企业金融公库、商工组合中央金库、国民金融公库、中小企业投资育成公司等政府金融机构。商工组合中央金库是半官方性质，贷款对象只限于商工组合及其会员；国民金融公库贷款对象为零售企业，中小企业金融公库贷款对象为零售企业以外的一些经营实业的中小企业。中小企业投资育成公司是专门为扩大中小企业的资本实力，促使某些小企业发展成为中型企业的金融机构。从中可以看出，日本中小企业融资体系是一个功能齐全的体系，它的服务对象几乎囊括了所有类型的中小企业，并且这些政策性融资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其他融资机构的遗漏和不足。从我国的融资机构设置来看，可以建立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商业银行，这在很大程度上能舒缓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
2.健全和完善支持、保护中小企业的法律体系。健全的法律体系可以为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保障，为了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许多国家和地区先后通过金融立法对中小企业进行贷款融资支持。例如日本先后颁布了《商工组合中央金库法》、《国民金融公库法》、《中小企业金融公库法》、《中小企业信用保险公库法》等，这些立法阐明了政府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扶持政策。而在我国，相应的法律法规则较少且不完善，为了给乡镇企业的健康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我国需要健全和完善中小企业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同时加大执法力度。3.建立健全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从国外的经验看，美国是由政府小企业管理局或专门机构为小企业贷款担保，这种担保通常是向商业银行担保，最高担保额是50万美元，如果贷款逾期不还，由小企业管理局保证支持90%的未偿还债务，贷款的期限最长可达25年。英国政府于1981年制定了“中小企业贷款担保计划”，通过政府担保，中小企业可以从银行获得低于金融市场利率的长期贷款，差额由政府补贴。通过此项计划获得的贷款可以用于除认购本公司股票以外的发展企业的任何用途。计划规定，面向新老企业的中期贷款，使用期为2-10年，一次可获得优惠利率加0.5%的贷款10万英镑，若是创办2年以上的企业，则最高可一次贷款25万英镑。政府对创办2年以上的企业担保85%，对其余企业担保70%。
我国应尽快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但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府行政担保，而是政府扶持下的市场化担保，政府仅以其出资额承担有限责任。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的根本目的是建立起以中小企业为突破口，包括信用征集、信用评价、信用担保在内的社会化信用体系。一是选择市场公开操作型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二是建立健全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确保担保公司得到协作银行、再担保机构的支持。
4.优化社会的信用环境。信用问题是解决企业融资难的根本前提，要解决乡镇企业的信用问题，首先要加强信用教育，使企业了解、认知信用对其发展的重要意义；其次，不断完善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的功能，建立统一规范的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再次，要大力开展企业的信用评级活动，为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信用环境，使银行愿贷、敢贷、放心贷款。
5.对中小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股份制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集资融资，也就是具有通过获得外部所有权的融资，将消费基金转化为生产基金，短期资金转化为长期投资的功能。此外，中小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还可以明晰产权，增强企业职工的凝聚力，提高企业的知名度，建立高效的现代企业制度。实践表明，中小企业在进行改制后经营上都获得了明显的好转，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
6.发展风险投资基金。中小型企业特别是其中的高新技术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效率较之大企业要高，但在运营方式、资产结构、现金流量等方面又与传统产业的企业有很大的不同。风险投资所具有的高风险、高回报，对高新技术中小企业的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风险投资在解决这些企业融资难问题的同时，还有利于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科技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推进中小企业管理的现代化，并可减轻中小企业的过度负债，化解金融风险。
7.调整贷款利率政策，推进利率的市场化。商业银行对乡镇企业贷款的风险大、成本高，在目前市场机制对信贷资源的配置逐渐发生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不宜再对信贷利率进行控制。为提高商业银行对乡镇企业放贷的积极性，同时也达到奖优罚劣的目的，必须进一步放宽利率浮动空间，推进利率的市场化。应当允许商业银行根据贷款对象自主决定贷款利率水平，实现效益与风险成本的匹配，从而鼓励商业银行对乡镇企业的信贷投放。
综上所述，乡镇企业对我国GDP的增长有很大贡献，给村镇的闲置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为国家创造了出口收入和财政税收，它们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应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解决乡镇企业的筹融资问题，从而使其能够健康快速发展，这也是振兴我国经济的重要基础和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蔚晓玲.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及其对策.科技与经济，2006（17）
2.汪占熬.乡镇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及对策研究.乡镇经济，2007.3
乡镇企业范文第4篇
________县________公社(乡)企业管理委员会(或大队)，以下简称甲方;
________县________公社(乡或大队)________厂，以下简称乙方。
为了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农村小工业生产，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
振兴农村经济，增加集体和个人收入，经公社管委会(或大队)认真讨论和甲乙
双方充分协商，特订立本合同，以便双方共同遵守。
一，承包内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承包期限承包期为________年零________月，从一九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起至一九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止。
三，承包产值，利润指标，上缴款项及超额提成办法
1.在承包期内第一年，乙方应完成产值________元，实现利润________元，向甲方上缴利润________元，上缴固定资产折旧费________元，行政管理费________元，……。第二年，乙方应完成产值________元，实现利润________元，向甲方上缴利润________元，上缴固定资产折旧费________元，行政管理费________元，……。第三年，……。乙方向甲方上缴款项的时间均为每年的________月________日以前，通过银行转帐拨付。
2.乙方完成上述承包指标以外的超额部分，________%作为集体提留基金，用于______;________%用于职工的奖励和福利经费。乙方有权决定奖励办法和福利用途。
四，甲方的权利义务
1.合同生效之日，甲方应将下列生产资料交给乙方经营管理：生产用房________间，生活用房________间，机器设备____________等共__________台，生产场地________处，以及如下工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一般应采取清单方式移交乙方)
2.在合同期内，甲方每月向乙方供应生产用煤________吨，生产用电________度，柴油________，汽油________，……，由乙方按国家牌价付款。其余国家扶持乡镇企业的物资及贷款，甲方必须及时、合理地分配给乙方。
3.甲方对本合同以前________企业的债权债务负责。
4.甲方有权对乙方的财务监督检查，有权督促乙方履行合同。
五，乙方的权利义务
1.乙方必须健全厂的领导班子，健全生产、经营、财务管理、行政管理、工资、劳保、福利等制度，乙方应经常向甲方汇报生产、经营情况。
2.乙方有责任对职工加强政治思想教育，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安全生产的教育和措施，防止和减少工伤事故。乙方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得违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在承包期内如发生工伤事故，乙方应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处理。
3.乙方应按时向国家纳税。乙方对承包期间形成的债权债务负责。乙方应实行民主理财，财务帐目公开，按受职工与甲方的监督检查。
4.乙方有产、供、销的自主经营权，有权自行招聘技术人员和职工，有权根据职工的生产技能、工作效率、身体条件、劳动态度、执行纪律好坏等情况，决定职工工资的多少，调整工作和辞退职工，有权自行决定车间、组干部的任免。
六，甲方的违约责任
1.甲方如不按时、按量向乙方提供生产、生活用房、机器设备、生产场所和工具等，迟延一天，应按所欠交物件的价款的________%，向乙方偿付违约金，乙方并可不交纳该段期间应向甲方上交的款项。如果由于甲方迟延提供的物件造成乙方不能生产的，经乙方要求，合同范本期限得顺延。
2.甲方如不按时、按量向乙方供应煤，电，柴油，汽油……等，应按所欠物资价款的________%，向乙方偿付违约金。如果造成乙方损失的，甲方还应赔偿乙方的损失。
七，乙方的违约责任
1.乙方如不按时按量完成上交甲方款项，应按照银行关于迟延付款的规定，向甲方偿付违约金。如逾期________个月不付款，甲方除了可以申请有关部门处理外，有权解除合同。
2.乙方在合同期满时，应将甲方提供乙方经营管理的厂房、生活用房、生产场地、机器设备和工具等，按原清单如数点交甲方，除自然损耗外，如有损坏或丢失，乙方应负责修复或赔偿。
3.乙方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商业
乡镇企业范文第5篇
1978年以来,中国的乡镇企业以年均30%的速度增长,成为中国经济成长的引擎和最具潜力的部门。据统计分析,乡镇企业对GDP增长率的贡献份额已接近30%。如果说在80年代中期以前,乡镇企业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由制度变革引起的农村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的重新配置及极度短缺的产出品市场,那么在此后的增长中,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增长已经起到了日益重要的作用(王小鲁,1997)。因此了解高速增长中的乡镇企业技术的产生、技术的获得、技术的应用等方面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由于中国的乡镇企业在制度安排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制度环境既不同于原有的传统国营企业部门,也不同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纯粹的资本主义企业,因此描述乡镇企业高速增长过程中的技术获得与技术创新问题就具有更加特殊的意义。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中技术进步与技术创新都是经济系统变动的外生变量,熊彼特(1942)和库兹涅茨(1953)首先将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变化的源泉。
此后经济学家们提供了各种有关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进步与技术创新的理论模式。为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在本项研究中我们对技术进步与技术创新不进行具体的区分,而我们所讨论的技术进步更大程度是在新古典意义上来进行分析,即企业的技术进步主要是指企业生产函数的变化,这里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生产函数的变动可能引起要素使用比率的变化;二是企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提高或成本的大幅度降低;三是发掘了现有资源的新的开发潜力或新的可利用资源。前两类的技术进步更多地涉及工艺创新,第三类更多地与产品创新相关。当然此三方面的技术进步常常是相互交融的过程,同时这三个方面的变化都会带来技术水平的提高或生产函数的迁移。乡镇企业一方面在创业的前期阶段,农民对大工业生产十分陌生,没有掌握足够的工业技术;另一方面,许多企业家本身的文化水平并不高,乡村地区又缺乏了解工业技术的技术人才,因此长期以来乡镇企业一直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获得技术,而技术进步或研究与开发则是在80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之后的事情,而由乡镇企业独立完成的技术创新,更多地集中在工艺创新方面,产品创新则仍然主要依靠从外部获得。
为此,此项研究我们将主要集中说明:(1)乡镇企业在高速增长过程中技术获得的基本方式和类型;(2)企业技术的发展路线、模式及技术选择的基本动力、约束和影响因素;(3)通过个案分析具体技术获得的过程,分析有关乡镇企业这一特殊的国民经济部门在获得技术、使用技术、研究与开发等方面不同于其他类型企业的制度安排,以及这些制度安排对于推动中国技术市场发展所具有的特殊作用。本报告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一个简单的导言,第二部分说明乡镇企业发展早期的技术获得方式与技术开发;第三部分描述了80年代中后期以来乡镇企业的技术演进及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的技术获得与开发,并作出简要的效率评价;第四部分谈乡镇企业目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第五是简单的结论与建议。
二、乡镇企业的早期发展与技术获得
1•乡镇企业早期的技术水平和技术来源
自1949年开始,中国建立了严格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这种经济体制的最主要特征是完全取消市场交易,所有的生产资料及大部分生活资料都由中央政府统一调配、计划分配。因此在本世纪的后半期,中国农村发展非农产业除了必须面对工业技术缺乏、人力资本储备不足的困难外,还面临着计划经济体制限制向广大的农村地区提供工业生产所必须的各种技术和设备的根本性制约。这样的体制约束可能比人力资本和技术方面的约束更为严重。华阳桥公社的第一个工业企业———农机厂建于50年代末期,起初主要维修农具和利用“土高炉”小规模地铸造小农具。后来逐步增加生产一些由来已久的商品:草绳、家具、金属制品等”(PhilipHuang,1990)。在50年代乡村工业开始发展时,中国农村几乎还没有近代工业技术,主要以农村传统的手工业技术为主。60年代的中后期,随着农业机械化的推行,一些地区陆续创办了一些农机具修配企业和其他一些企业,此时一些机械加工技术开始逐渐进入乡村企业之中。进入70年代,相随于中央政府积极推行农业机械化的要求,一批简易工作母机开始进入农村普遍建立的农机具修造企业。在此阶段,以农机具修造为基础的乡镇机械工业雏型由此形成。同时为了满足农业生产及农民生活的需要,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开始兴办一批小水泥、小农药、小水电、小采矿、小钢铁及农副产品加工等企业,引进了一批小型设备和技术,同时靠近城市的部分农村地区通过一种类似“分包合同”的方式在与城市大工业产品进行配套生产过程中,获得了城市工业的技术人才的指导和部分技术设备。①尽管当时进入乡村地区的设备并不十分先进,甚至可以认为是十分落后的。但是由于当时市场商品的严重短缺,为乡镇企业进行早期的原始资本积累提供了市场条件。同时此期间大批干部、技术人员到农村锻炼及上千万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农村与城市工业和国家的管理部门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使农村具备了更多获得技术来源的渠道。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社队工业迅速从手工业阶段扩大到机械、电子、冶金、煤炭、电力、化工、建材、造纸、纺织服装等近现代工业部门,这些工业部门的大量适用技术和设备通过各种非市场渠道进入到乡镇企业之中,大大缓解了由于政治动乱而造成的市场商品极度短缺的情况。到1978年,乡镇工业企业已经拥有金属切削机床36•4万台,锻压设备10•5万台,各种专用设备125万多台套(不包括72万个棉纺纱绽),主要的生产过程已经从手工操作为主向半机械化发展。这样的技术演进模式基本一直延续到农村制度变革———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实施之后的80年代中期。经历了此一演进过程,重点地区的乡镇企业不仅完成了初步的资本原始积累,同时其技术水平已经开始从手工业技术向近现代工业技术过渡。
2•早期已成熟的和适用技术获得的基本途径和方式
中国的乡镇企业产生于计划经济的特殊历史背景条件下,高速成长于一个迅速改革和发展的社会中,因此其早期技术的演进具有独特的路径。
(1)中国乡镇企业的诞生和发展本身是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一种否定,同时也是在中国创造了一种新的财产关系模式,即过去处于既无谈判地位又被屏蔽在工业化进程之外的农民获得了控制和积累财产的权利,而正是这样一种权利赋予了中国的乡镇企业无限的生命力。这不仅说明企业家个人比别人更勇敢、更能捕捉到市场机会,同时也与企业家对企业的财产具有更为完整的控制权利,或者说企业产权的排他性比其他的公有财产更强(虽然与私有产权相比这种排他性还非常不完整)。这种产权排他性的实现自然会与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密切相关,只是在这里,中国农村的基层政府的行为规则、形成排他性保护的方式与以保护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产权为己任的西方国家的政府有着很大的区别,这对企业家依据市场规则去推进企业进步提供了最为充分的激励(陈剑波,1997)。
(2)乡镇企业早期的技术实践反映了中国政府、企业、科研机构之间关系的演变历史。这一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70年代中期到1984年以前,乡镇企业从国有企业及国有科研部门获得最初的技术支持。在70年代中期,农民办工业在政策上是不仅不被鼓励,而且所有技术研究与开发部门都是国有的。农民创办的企业没有正规的渠道(如通过计划配给或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从这些科研机构获得技术。此时的乡镇企业一般都是在传统的产业尤其是轻工业内进行其早期的经营活动,而这些方面的技术在中国工业化的早期已经是十分成熟的了,只是由于我们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以及政治运动造成的许多国有企业的停工停产,使得一些基本的轻工业产品长期处于短缺状态,乡镇企业正是利用了这一市场机会获得了发展。企业在此阶段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与其说是技术创新和研究与开发的问题,还不如说是如何寻找到获得技术的途径问题。因此在这一阶段,传统社会中的血缘、地缘关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正是通过亲戚、朋友关系,乡镇企业从国有企业和正规部门那里获得了最初的技术支持。显然,这些技术支持并不是通过市场来获得的。也就是说,乡镇企业对这些技术服务并不是依据市场价格来支付费用,有的是无偿,有的只支付了很少的一些成本。对横店集团的崛起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东阳磁性器材厂,创建于1980年。1980年春节,横店集团从一位与横店有亲属关系的磁性材料专家处得知,随着电子工业的发展,磁性材料很有发展前景,市场供不应求。为了弄清情况,该集团多次向有关部门、研究机构咨询。同样通过这位工程师帮助,派出了33人到有关企业学习8个月,支付培训费4•4万元。这33个人是从150名高中毕业生中选,成建制地派到厂家上岗学习,现在这33人已经成为东磁集团公司的主要骨干。企业从筹建开始实际仅用了8个月时间就生产出了产品,一年之内产品已经进入市场(陈剑波,1997)。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简要总结乡镇企业在早期阶段技术获得的基本路径:(1)技术来源:政府部门;国有企业;城市其他部门。(2)技术获得:正规系统直接投入;通过熟人与技术拥有者取得联系。
(3)设备来源:国有企业淘汰设备;模仿自制;聘请技术人员指导自制。(4)生产工艺技术来源:外派人员学习;外聘技术人员指导装配、调试及人员培训。
三、80年代中期以来的技术演进及效率评价
乡镇企业技术演进的第二个阶段是从8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期。这期间国家的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不仅有了民间的科研和技术推广机构,而且国有机构的人员流动已经得到允许。在所有的生产要素中人力资本是最为重要的,而对于一个正处在发育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其他的生产要素而言,人力资本的流动是障碍最小、成本最低,并可以产生最大收益的生产要素,乡镇企业家又首先抓住了这一机会,通过引进人才而获得了许多新的技术和项目,实现了企业的迅速成长和产业的快速扩张。值得说明的是,在此时的人才流动中乡镇企业支付的成本也是较低的,因为所有的人才几乎都是由国家出资培养的,乡镇企业并没有对这些成本进行充分的补偿。这与当时并没有发育完善的人才市场,难以对并不均质的人才进行价格评价密切相关。第三阶段是进入90年代以后,在此阶段不仅已经形成了初步的技术市场,而且国家的科研体制也在进行改革。在此时期企业的发展更多地以比较正式的市场行为来获得技术,即更多地通过市场进行交易。尽管在交易的过程中也有谈判,也有企业与科研机构的讨价还价,企业与科研机构或大专院校都各自拥有相互选择的权利,但由于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三资企业对中国的技术交易规则还非常不熟悉,因此乡镇企业拥有更多和更大的选择自由和空间。同时由于市场的不完善,技术交易中的欺骗、投机行为等也对企业参与技术市场的交易活动带来了相当大的风险。目前乡镇企业在技术市场中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一次性买断,即对经过国家鉴定、技术成熟又具有明确的市场前景的技术,企业愿意出资进行购买;二是合作生产,即对市场还不是非常确定且还不是非常成熟的技术,企业愿意与研究机构共同进行生产开发,这样一方面可以随时获得研究机构的技术支持,也与研究机构共担风险,共享收益;三是合作开发,科研机构提出研究和开发的项目,由企业出资进行研究、实验、评定等,成果归双方共同所有,共同进行生产;四是企业将成熟的产品向不发达地区和接近资源的地区进行扩散。
1•企业技术路线:劳动—资本比率的下降
据统计,1978—1983年乡村企业(不含村以下企业,下同)职工人数年均增长速度3•5%,而同期乡村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年均增长速度为15•65%;1984—1989年乡镇企业(含村以下企业,下同)职工人数年均增长速度为12•46%,而1985—1989年乡镇企业固定资产年均增长速度为35•1%;1990—1993年乡镇企业职工人数年均增长速度为6•53%,同期固定资产年均增长31•11%。也就是说,自1978年以来乡镇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的增长高于劳动力增长十几到二十多个百分点。1978年乡村企业平均拥有的固定资产(原值)为1•6万元,而1986年为6•24万元,1992年则已达22•85万元。1986年比1978年增长290%,而1992年比1986年增长226•2%。1978年乡村企业平均劳动资本比率为12•3人/万元,而到1985年则降为5•53人/万元,1992年为2•34人/万元。1986年比1978年下降55•04%,1992年比1986年又下降57•69%。如何来看待这一结果?我们认为有几方面的问题需要予以说明。
第一,我们认为并非由于劳动力价格上升过快所致,而仍然是资本市场不完善,乡镇企业主要以信贷扩张实现增长的投资模式所造成的结果。1978—1984年乡村企业工资总额年均增长速度为18•43%,1985—1990年年均增长速度为15%,同期全部乡镇企业的工资总额年均增长速度为19%。据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对912家国有企业的调查,1985—1990年间大型国有企业的工资总额增长速度为19•2%,中型企业为17%(国有、非国有企业比较研究课题组,1993)。而1978—1984年乡村企业人均工资年均增长速度为4•27%,1985—1990年为12•52%。这一工资增长的水平如果扣除通货膨胀因素还将下降。这说明乡镇企业的工资增长几乎与国营企业相近,而且乡镇企业工资水平要比国营企业低。
第二,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大大提高了乡镇企业进入市场的门槛。1986年乡村企业新建项目固定资产的平均投资规模为17•51万元,而平均每个建设项目的投资总额为17•27万元,到1992年则分别为42•83万元和26•19万元,比1986年分别增长144•6%和51•65%。由于每种产品的市场份额在一定时期内是既定的,先期进入市场的企业将首先选择投资少、回收快、技术简单的产品来进行生产,由于这些产品技术资本含量都较低,因此进入门槛也就很低,此类产品的市场将很快饱和。后来者希望在现有的市场中分割一份市场份额,必须改进技术,在产品质量或更新换代方面进行投入,这将增加资本投入的规模;或者选择新的市场空白点,寻找新的投资机会,由于资本技术含量较低的市场已基本瓜分殆尽,因此只能选择资本技术相对密集的产品进行投入。这也是落后地区难以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因为他们目前所面临的是:高速增长对他们而言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迅速跨越资本与技术缺乏的门槛。因此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乡镇企业的基本投资逻辑是: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人们的需求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为满足市场需求发达地区的乡镇企业利用初期低级产品生产所获得的利润,开始进行产品的更新换代或大规模投资于新的高技术或资本相对密集的项目,而落后地区则没有机会象发达地区初始发展时那样从劳动高度密集的产品开始最初的资本形成,而是一开始就面临完全不同的市场需求结构,或者说将面对相对更加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产品选择序列。我们可以看到,80年代中期几个省份的固定资产投资无论新建或扩建或技改,项目的规模基本相近,四川和云南还远高出发达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而江苏和广东其项目平均规模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到1992年广东新建项目平均规模扩张了几乎10倍。因此我们或许可以认为乡镇企业发展的区域差异的产生,其原因之一,并不在于初期的投资规模大小,而在于进入市场的时间先后。同时我们也可以认为乡镇企业资本—劳动比率的上升,市场的变化起了很重要的引导作用。
第三,如果把农村乡镇企业(或乡村非农产业,特别是农村工业)的发展看作国家工业化新的继起阶段,那么乡镇企业资本—劳动比率的上升一方面是因为工业化的演进有着其不可抗拒的必然规律;另一方面是在此过程中所有制结构调整所致。有关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些必然规律已经有了很多的论述,这里不再赘述,而主要对后一方面的原因进行分析。乡镇企业经过十数年的成长,其地位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原来的补充地位上升至三分天下有其一。地位的变化并不仅仅意味着比率的大小或孰重孰轻的问题,关键在于乡镇企业已经开始成为国营企业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当乡镇企业开始分割国营企业原有的市场时,国营企业便开始陷入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当乡镇企业通过国营企业的二手设备逐渐积累其资本,准备进入原属国营企业的市场领域时,才突然发现我们资本市场的极其不完善,不仅购并难以实现,连资本存量的流转都需要支付极高的交易费用。当购并的交易费用高到比重新建厂更加昂贵时,乡镇企业家们及社区政府自然就会做出他们的选择。为了能在市场上战胜资本技术比乡镇企业更加密集的国营企业,他们必须投入更多的资本,获得更新的技术,这自然也就使得他们的劳动—资本比率大幅度下降。也许从全社会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资源的浪费,但这并不是农民或社区、政府的选择错误,而应该将其视为一种由于制度的不完善所不得不支付的成本。如果没有这一部分成本的支付,我们不仅无法获得这一部分增长所带来的利益,同时也难以推进国营企业制度的改革和效率的提高。
2•企业的创新活动
农业部乡镇企业司、国家科委农村司、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部共同对总计4523家乡镇企业在1990—1995年间进行技术创新活动所作的问卷调查表明:有技术创新活动的企业占样本的70•7%,其中既开展产品创新又开展工艺创新的占50•4%,仅有产品创新或仅有工艺创新的分别占13•5%和6•8%;从事了R&D活动的企业占34•4%,拥有正式的R&D机构的企业占22%。5年中平均每家企业的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数分别为3•8项和2•5项,而平均每家企业获得的技术4•7项;企业创新经费支出主要用于购买机器设备,其费用占创新总支出的73•4%,而用于购买技术的费用仅占9•3%。无论是从调查的情况还是从个案的情况看,乡镇企业的创新活动在一些成型的、大中型企业中是十分活跃的。一些大型企业基本建立了自己的或者依靠社会的科研机构建立了自己的R&D机构,已经开始根据市场的变化进行产品和工艺的创新活动。在80年代后期大批外资的涌入又为乡镇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了新的来源渠道。但从一些企业的个案中我们看到,优秀的企业并没有一味地依靠引进技术或设备,而是在大力引进技术和设备的同时进行了大规模的工艺或产品创新活动。当然对于大多数目前还处于发展时期的中小企业而言,创新活动不如大规模企业活跃。这与我们大量缺乏为中小规模企业提供服务的技术中介组织相关。根据一项对中国254家工业企业的调查(Jefferson,GaryH.andothers,1992),80年代以来中国工业技术进步的新产品开发步伐显著加快。1985—1989年间,样本企业新产品在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0•2%上升至26•9%。而同期国有大中型企业新产品占总产值的比重由9•2%上升为19•8%,城市集体企业由9•4%上升为26•4%,乡镇企业由5•5%上升为38•8%。另外一项对1529家中国工业企业的调查同样支持了这样的结论:1980年开始生产的老产品比重国有企业为45•5%,城市集体企业为4•39%,乡镇企业仅为22•95%;1981—1984年开始生产的产品比重,国有企业为20•21%,城市集体企业为37•5%,1981—1987年乡镇企业为23•17%;1985年以来生产的新产品比重,国有企业为31•21%,城市集体企业为37•5%,而乡镇企业仅1988年开始生产的新产品产值已经占到总产值的23•05%(林青松、杜鹰,1997)。显然在总体水平上,乡镇企业在技术创新,特别是新产品的开发速度方面具有相当领先的地位。这与乡镇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及具有更为灵活的激励机制密不可分。
3•效率评价:关于资本要素使用的一个比较
如何评价目前乡镇企业的要素使用特别是资本要素的使用?目前一种较为普遍的认识是,面对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及数千万进入城市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乡镇企业的资本—劳动比率上升过快,乡镇企业应该更多地采用劳动密集型的技术。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乡镇企业的资本究竟已经密集到了什么样的程度?由林青松、杜鹰主持与世界银行共同合作进行的对全国1529家工业企业的调查,提供了一些十分令人感兴趣的比较结论(陈永明,1997,林青松、杜鹰主编)。根据此项调查的分析,1984年乡镇企业平均固定资产拥有量仅为国有企业的1•03%,而到1990年也仅为国有企业的2•39%(样本乡镇企业该年的数据为160•61万元)。而从1984—1990年,乡镇企业的平均固定资产规模增长了5倍多。同期样本乡镇企业年均固定资产投资额也仅为国有企业的3%—4%的水平。但是从资本产出率及资本的盈利能力来看,我们却看到了令人深思的结论。乡镇企业资本产出率远高于国有及城市集体企业,尽管这一趋势呈现下降趋势。如果考虑到近年来国有企业普遍的亏损状况,特别是1996年全部国有部门净亏损的出现,我们认为在近年内乡镇企业的资本产出率及资本盈利能力仍将保持高出国有企业的水平。此外,同一项研究在对综合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定时,在1986—1990年间样本乡镇企业的产出增长率为7•07%,产出增长率的66•6%是由要素投入的增长带来的,33•4%是由生产率的提高(技术进步)带来的。
而与此相对应的是,1981—1990年间,国有工业企业要素增加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6•7%,而生产率提高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仅为13•3%。事实上在整个改革时期乡镇企业总体资本赢利能力高出国有企业40%—80%,同时乡镇企业在资本盈利能力和资本产出率之间具有高出国有企业将近1倍的水平。显然,乡镇企业具有较高的效率及较强的竞争力的结论是令人信服的(迪利普•拉萨等,1997)。相对而言,乡镇企业总体的技术水平是十分低的,而近年来乡镇企业的技术演进并没有沿着中性的或节约资本(相对而言资本是更为稀缺的生产要素)的技术进步路线变化,事实上这是乡镇企业根据制度环境及不发达的资本市场所作出的选择(陈剑波,1996)。正如有的学者(杰斐逊和罗斯基,1997)所指出的那样:“过渡经济中的企业面对独立的技术和制度边界……在社会主义制度和过渡经济的关系中,认识一个独立的制度边界的主要理由是,因为制度约束而阻碍了对在技术上可行的许多备选方案的利用。”
四、乡镇企业技术演进目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目前中国的整个经济体制尚处于变革之中,技术体制、技术的管理等方面也不例外。因此,如何建立更加完善的信息流转的网络,降低企业获得技术信息的成本;政府如何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和技术市场的运行规则,以降低企业进入技术市场的风险;如何推进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与科研体制的改革相结合等方面都是我们所面临的紧迫问题,但最为关键的是如何建立相应的金融支持机构,加速企业技术的更快发展。
1•面临的新的背景
由于国际金融风波及国内市场普遍需求不足的影响,一方面中央不可能再向大中型国有企业给予过多的特殊倾斜政策;另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所固有的体制及历史重负,国有企业实现更高的增长率显然具有相当的困难。以乡镇企业为主体的非国有部门及中小企业将需要担负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更大份额的责任。经过80年代及“八五”期间的高速增长以后,乡镇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渐重要。1997年乡镇企业完成的国内生产总值已占到全部国内生产总值的28%左右。而乡镇企业工业增加值1997年接近全国工业增加值的一半。但由于乡镇企业制度和机制方面的优势正在丧失,因此技术水平的落后已经成为其持续稳定增长的主要障碍,连续5年增长速度大幅度回落及亏损面的成倍扩大,已经说明必须从根本上来考虑乡镇企业的技术发展问题。分析近年来乡镇企业的增长变化,投资增长急剧下降是造成乡镇企业技术进步速度放慢,从而导致速度与效益回落的重要原因。1996年乡村企业施工项目比上年减少6•09%,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及本年新增固定资产仅比上年增长6•5%和8•7%,与1993—1995年间15%—20%的增长速度相比下降了1倍多。80年代后期乡镇企业发展较快的浙江省1994—1995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均在20%以上,而1996年增长陡降为3•69%,1997年1—10月份该省固定资产投资出现负增长,增幅下降到-3•53%。而由于技术水平低下,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在1996—1997两年间国家对小缫丝、小水泥、小化工、小造纸等关闭的“十五小企业”更是直接影响了乡镇企业的增长速度。据环保部门统计,全国近两年关闭的6•5万家治理污染无望的企业大多数是乡镇企业。据粗略估计,浙江省在1997年缫丝行业整改中,全省缫丝加工能力从5•4万台压缩至3•5万台,仅此一项乡镇企业就减产10个亿,利税减少5000万元,转岗人员近4万人。而山西省1997年关闭“十五小”企业2万多个,直接经济损失25亿元,减少营业收入近120亿元。
2•问题与挑战
我们认为,制约乡镇企业长期稳定发展的根本是在制度变革的同时能否不断推进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的速率在相当程度上又取决于乡镇企业的投资能否增加。目前乡镇企业所面临的三个最大的问题也恰恰是与投资来源能否大幅度增加密切相关的问题:一是企业信用状况普遍恶化,造成银行贷款风险增加;二是向商业银行体制转变的各家银行开始强化风险意识,改善信贷资产质量,特别是今年开始实行的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将大大强化银行“惜贷”意识;三是金融整顿(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与股权交易或柜台交易市场)将同时减少乡镇企业其他投资来源的获得。因此,我们认为乡镇企业未来技术发展及更快增长面临以下几方面挑战:
第一,银行普遍“惜贷”将会使信贷资金继续下降。实际上自1994年实施金融政策调整以来,信贷资金分配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乡镇企业信贷资金来源大幅度减少,这是造成乡镇企业投资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1996年在乡村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中,银行信用社贷款占到24•56%,而1994年则占到28•22%。1996年银行短期贷款增长17•2%,长期贷款仅增长6•66%,这与1994年分别增长87•9%、24•2%,1995年分别增长35•25%、20•71%相比已经不可企及。为防范金融风险1997年一些地区已经开始将一定额度的信贷审批权从县一级支行上收至市里。同时,由于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及商业银行体制的建立,银行会把规避金融风险、提高信贷质量作为首要目标,这就必将形成这样的局面:一是乡镇企业如果不改变原有的代价高昂、主要依靠信贷扩张从而导致大量信贷资金沉淀的投资模式,就难以从正规信贷部门获得增量的信贷资金,而这将涉及企业产权改革及企业资产结构调整的问题;二是如果银行无法发现安全、有效的投资机会,显然“惜贷”将是银行的必然选择。这将形成恶性循环,即企业投资模式不改变,显然无法改善其资产结构以大幅度降低负债比率,造成投资效率下降及信用状况恶化,而企业投资的低效显然会继续推动信贷规模的持续下降,从而难以抑制因投资增长乏力产生的乡镇企业增长的继续回落。
第二,企业信用状况恶化削弱了信贷增加的基础。1996年乡办企业资产负债比率已达66•93%,其中1/3以上省市的乡办企业负债率超过70%以上,同时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率已经由1993年的78•84%上升至83•16%。此外,企业流动资产负债率已达114•69%,负债总额达所有者权益的1•63倍,企业自有资产已经难以偿还债务,如果考虑到企业资产的流动性问题,企业的偿债能力特别是短期偿债能力已经十分微弱。另据有关部门1997年11月末对6•7万户贷款企业的调查,资产利润率仅为3•4%,低于同期1年期贷款利率。6•7万户企业中亏损、关停企业占70%,而77%的亏损企业和48%的关停企业是1995年以后出现的。这些企业中资产负债率超过80%的占55•22%,资不抵债的企业已经占到32•83%。显然这样的信用基础已经无法支撑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投入。
第三,资产市场整顿缩减了其他投资来源。中央已经制定了明确的政策对农村合作基金会进行清理整顿,无疑对建立良好的金融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但是由于实施整顿的过程十分复杂且直接涉及城乡居民个人的利益,不少地区尚处于十分艰难的状态,可能会对经济社会稳定造成更多的问题和困难。地方性股权交易市场的清理大大缩小了一些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优秀乡镇企业直接融资的渠道,从而进一步减少投资来源。
五、结论与建议
为了实现乡镇企业持续的技术进步及高效率的增长,我们认为建立信用担保机制以增加投资、以推进产权改革充实资本金和改善效率的三大政策可能会起到较为实质性的作用:
1•建立技术发展和技术开发的金融扶持机制。可以在部分产业相对集中的地区(如近两年已投资上百亿元人民币进行纺织工业技术改造的浙江省绍兴地区),由中央与地方政府、当地企业共同投资建立技术发展促进中心,这个中心的职能一方面是为企业的技术开发、技术创新、人才培训等提供优质服务,同时选择各种不同类型的项目,争取亚洲开发银行及其他金融支持。在可能的情况下建立农村中小企业技术发展促进基金。
2•利用乡镇企业发展基金,建立技术改造信用担保基金,增加技术改造投资贷款的获得。目前对乡镇企业贷款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企业规模过小,信用普遍不足,无法成为真正的信贷主体。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建议:转变乡镇企业发展基金的功能,由直接投资或资金融通转为担保基金。根据乡镇企业法的要求,不少地区自县以下都已经建立了乡镇企业发展基金,过去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直接拨付的周转金、地方税增长部分的一定比例等。其使用基本由各级政府确定,有的用于支持乡镇企业的流动资金,有的则用于直接投资。鉴于目前乡镇企业发展基金已经形成相当规模,我们建议在现有基金的基础上加上股份制改革之后政府回收的资金(这部分资金在一些产权制度改革演进较快的地区,一个乡镇所回收的资金即可达数千万元),将目前发展基金进行直接投资或间接从事资金融通的功能转变为从事企业信贷资金担保的功能,逐步建立乡镇企业技术改革信贷担保基金。这样做的好处是银行主要直接面对基金而不用面对众多的中小企业,同时以这一基金进行作为贷款的抵押和担保,以确保信贷资金的安全。只有在信贷资金具有较大的安全性保障的基础上,才能增加和扩大技改贷款,以促进企业产品和技术的升级换代。目前对大多数乡镇企业而言,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产业结构的调整已经成为十分紧迫的任务,否则企业的效益难以得到根本改善。此外在经济紧缩时期进行技术改造或设备更新将会大大降低成本,提高投资效率。
乡镇企业范文第6篇
关键词:乡镇企业与WTO现状调查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
一、乡镇企业的特点及自身优势
有人说“乡镇企业就是镇办、村办、户办、连办,四个轮子一起转”,这句话既形象又简练地概括了乡镇企业的组成。乡镇企业就是由镇、村集体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和联合企业组成的,具有规模小、投资少、经营机制灵活等特点.随着乡镇企业转制的实施,其中个体民营企业所占的经济总量正在逐步上升,多种所有制经济更加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为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乡镇企业近年来之所以发展迅猛,是因为在发展初期有自身的优势.
(一)乡镇企业在制度方面的优势
乡镇企业拥有比国有企业更加灵活的企业机制.乡镇企业的机制优势,可以从其产权结构中得到解释.虽然乡镇企业的主体是集体所有制,同国营企业一样存在产权模糊等缺陷,但乡镇企业比国有企业有更强的市场适应力.
1、企业经营自.经营自无疑是保证企业成为市场竟争主体的必要条件.就乡镇企业来说，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游离于国家计划体制之外，几乎没有受到来自国家宏观计划的约束。此外，乡镇企业发展初期政府与企业发展目标一致，也使企业赢得了更大的经营自。
2、企业退出机制。企业退出机制包括人员的流动和资源的配置重组。对人员流动来说，乡镇企业在用工上实行的双向选择，使得其人力资源得到合理利用，保证了人力资本效用的最大化。良好的退出机制使得企业充满活力。
3、主管部门的管理效率。从管理体系上看，社区政府管理乡镇企业的层次和幅度都比国有企业要小，再加上社区政府与乡镇在利益上的一致，因而它们比国有企业主管部门更容易做到深入了解企业状况，控制企业行为，其决策更符合企业实际，表现出更高的管理效率。
（二）乡镇企业在市场上的优势
1、潜在市场的广泛性。乡镇企业诞生于农村，与农村有着天然的联系，巨大的农村市场需求成为推动乡镇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可以说从其拥有的市场潜力来说，乡镇企业的发展环境要比国企优越得多。
2、市场发育的相对完善性。乡镇企业作为传统体制之外自发生成的经济单位，其市场运行机制较国有企业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育。在长期的市场竞争过程中，乡镇企业依靠自身的市场交易地位，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有效的市场行为体系，使得乡镇企业与市场培训基本上保持在同步的良性循环状态。
3区域市场的相对封闭性，加上各地政府的保护主义，使得全国各区域市场呈现相对封闭性。乡镇企业的起飞在很大程度上由此得益。
（三）乡镇企业在劳动力成本方面的优势
1、乡镇企业与国有企业相比，从资源合理配置角度看，其充分发挥了比较优势。我国的现实国情是资金缺乏，而劳动力丰富。通过利用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优势弥补了资金相对不足的缺陷
2、就劳动力成本的绝对水平而言，乡镇企业比国有企业低廉得多。从而在与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中，表现出很强的抗风险能力。
3、目前城市里存在一个普遍现象，劳动力供大于求。大量的富裕人员涌向社会，而乡镇企业恰恰解决了部分农民的就业问题，减轻了城市人口压力。
二、临淄区乡镇企业发展现状探析
（一）、临淄区乡镇企业发展的新优势：
1、大力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拓宽了乡镇企业发展空间。首先按”乡镇企业法“的规定，把一批起点高、规模大、效益好的个体私营企业列入了重点调动度范围，全区个体私营经济出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其次，为提高乡镇企业的外向度，积极引导乡镇企业走引进开放之路。2001年，区镇共引进企业和项目约300项，资金近20亿元。据统计，目前发展乡镇三资企业199家总投资额14712万美元，合同利用外资8549万美元，全市乡镇镜外企业已有8家，出口企业391家，出口产品290多种。有25家企业获进出口权，自营出口达4060万美元。其中乡镇企业的龙头企业有山东晨鸿集团。
2、大力推进改革，强化企业管理，激发了乡镇企业的发展活力。以明晰产权关系为突破口，以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为重点，因地制宜，积极引导乡镇企业改革多形式推进。到2001年底，改制企业比上年净增198家，增长25.4%。到目前，全区乡村集体企业已有534家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改制，改制面达到了68.74%，其中股份制企业54家，股份合作制企业34家。在推进改革的同时，还下大力抓了企业管理工作，选择6家企业帮助导入CIS企业形象工程，2001年全区有10项现代化管理成果在省系统获奖。到目前，有12家企业获省级管理示范企业，有8处企业通过了ISO9000认证。
3、不断调整结构，广僻发展途径，增强了企业发展后劲。首先，按照“市场牵龙头，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思路，加快培植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全区选择了10个有一定规模和后劲的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做为龙头企业。加强扶持和指导，使其尽快发展，并对当地种养业起到辐射带头作用。第二，为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先后召开了全区城乡一体化洽谈会和全区产学研项目15项。与各高校签定各种技术转让`合作协议意向95项，其中11项达成合作协议。第三，狠抓乡镇工业小区建设，积极引导乡镇企业集中连片发展。目前，全区乡镇工业小区已发展到23个。第四，大力发展农村第三产业。全市乡镇企业第三产业得到了迅猛发展。
4、依靠科技进步，加快人才培养，促进了乡镇企业素质的提高。目前，全区已有400多家乡镇企业与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合作项目已达238项。一批规模大`科技含量高`效益好的技改项目得到了竣工投产。目前，全区高技术及其生长点企业已发展到21家，如山东齐峰公司开发开发的顺酐项目，投产后年产值可达2亿元。科技推动的同时，加快了乡镇企业人才开发。对年营业收入500万元以上企业的500名厂长`经理进行了法规`生成经济`企业管理知识培训，对乡镇企业会计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了电算上岗培训等。
（二）临淄区乡镇企业发展状况
临淄区乡镇企业主要集中在朱台及南王等镇，因此，研究临淄区乡镇企业必须要看朱台镇。朱台镇乡镇企业起步较晚，建镇初期，经济基础薄弱，全镇农村经济总收入仅4040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2043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668元。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朱台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执中心，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全镇工业形成了以小化工机械`金属压延制品`建材`食品`纺织`化工`电子大主导行业，乡镇企业稳步发展，综合实力稳步提高，至2001年底，临淄区镇村企业达到2966个同比增长11`8%；从业人员总数17375人。乡镇企业产值情况见表
表：临淄区乡镇企业产值情况单位|：亿元
项目乡镇企业总产值乡镇工业产值工业增加值营业收入利税总额实际上缴税金固定资产原值
2001年29`220`04`8233`91`870`76133`12
同比增长25`8%27`1%33`1%25`8%18`7%19`0%13`5%
从以上数据分析不难看出，临淄区2001年乡镇企业产值各项指标同比增长平均在20%以上，发展讯速，同时，临淄区乡镇企业发展在2001年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1、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外向经济取得新成绩。2001年底，临淄区乡镇企业出口创汇企业4家。完成出货值1800万元。建成三资企业5家利用外资215万元，并有2家企业获得自营进出口权。
2、技改上新步伐加快，重点项目进展顺利。重点骨干企业通过技改上新企业现有多项装备达到国内同行业先进水平。目前乡镇企业中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贡献份额达45%，形成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发展的良好氛围。
3、人员素质及管理水平显著提高。随着知识经济的深入宣传，全区乡镇企业加大了教育投入。现拥有各类专业技术人员887人；具有初级以上技术职称人员690人；引进聘用各类人才202人。拥有全国级及省市级乡镇企业家6人。其中，朱台镇西单村单台阶成为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及中国知名乡镇企业家，其工农商牧运输一体化经验被委员长赞誉为中国西单模式。
4、企业改制取得了可喜成绩，第二轮改制进展顺利。截止2001年底，镇直工业企业改制已基本完成。通过改制，有4家企业实行租赁或兼并，共盘活镇直企业资产9000多万元。改制后，镇村集体企业和个体民营企业经济总量比重为51：49；多种所有制经济更加适应市场感经济需求，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5、产业结构基本合理。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全区乡镇一`二`三产业所占比重为2：67：31，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分别为1.5：69：29.5。大力发展乡镇经济，工业形成了小型精细化工、机械、建材、医药、化工、粮食白酒及大棚蔬菜等主导行业。其中：化工产值5.2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45.2%。机械行业产值3.8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36.9%；建材行业产值2.79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2%；医药化工工业产值2569万元，占工业总产值的2.5%。
6、乡镇财政收入和职工收入得到提高。2001年乡镇财政收入1830万元。其中：乡镇企业上缴增值税920万元，占乡镇财政收入50.2%，上交地方税882万元，占乡镇财政的48.1%。职工工资总额达8730万元，人均收入5024元，占农民人均总收入14.5%。
7、加强与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经济技术合作。通过多种形式，大力引进人才，先后在全国各地引进机械、化工、电子、冶金等行业科技人才125人。与山大、山工大、山农大等院校合作，建立研究机构，形成引进项目和成果的“绿色通道”。其中优质蔬菜基地—临淄区北羊镇被评为“中国西红柿之乡”，樱桃西红柿已出口日本、美国及俄罗斯等国家。这是北羊镇与山东农业大学合作的结晶，也是今后乡镇种植业发展的方向。
三、临淄区乡镇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1、发展速度趋缓。“九五”期间临淄区经济继续保持了健康、持续、高速发展的好势头，尤其在总书记视察江浙地区乡镇企业重要谈话精神指引下，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抓住机遇，加速发展，临淄区经济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九五”期间临淄区经济发展递增速度保持在43.5%以上，培植形成了一批在全国、省、市有影响的骨干企业和产品，临淄有机化工厂、淄博华齐油脂厂、临淄第二造纸厂、山东西单集团、淄博顺达集团等五家跃居全国乡镇企业经济效益50强。但是，近两年来，由于形势的变化，临淄经济发展增长速度缓慢。
2、投入不足，发展后劲小。乡镇企业绝大多数是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在市场经济中，要不断发展、壮大，就需要加大投入，提高产品质量，在这一点上与国有企业相比，乡镇企业明显败下阵来。
3、技术落后，人才缺乏。本来乡镇企业的管理水平就相当落后，再加上技术落后，设备陈旧，就使得劳动生产率总是低于同行业的平均水平，成本得不到降低，使乡镇企业的产品销路受阻，产品积压造成资金沉淀，更加导致企业资金周转的紧缺。人才缺乏也是多数企业发展不景气的重要原因之一。乡镇企业的职工多数来自农村，由于大多数乡镇企业远离城区，多数规模不大，加上当今专业人才迷恋城市的心态，不愿到乡镇农村工作，使乡镇企业很难得到得才兼备的人才，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了困难。因此，必须要创造条件，解决好人才问题。
4、环境污染问题。小造纸、小炼油等乡镇企业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已经成为一大公害。解决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关键。
5、经营者的素质问题和观念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营者素质偏低。首先经验者的选择范围很小，多数是从本乡镇以至农村范围内产生，大多数是本地的能人。但是这些能人由于受农村教育水平为初中毕业，小学文化程度占相当大的部分。其次，经营者受政治、业务、文化素质的职业，多数沿袭传统的家长式的领导方式，难以广开言路，难以做到民主决策和科学管理。裙带关系是乡镇企业发展的一大弊病。
(2)众多成功企业的经验表明，乡镇企业经营者缺乏新思想、跟风观念最普遍、最突出。经营者的创新观念淡薄。例如，见别人赚钱，就一哄而上，导致重复建设，产品供求大于需要，从而使企业陷入了困境。总之，目前乡镇企业经营者缺乏先进的质量观念、服务观念、成本观念、科技观念、人才观念、法律观念、信息观念，远远跟不上时展的步伐。因此，提高经营着的素质是乡镇企业发展的关键。
（3）“充电”意识淡薄，难留人才，导致技术革新力度不够，效益滑坡。
(4)缺乏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管理知识。
（5）存在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一是，技术落后，二是，严重浪费资源，三是，污染环境。
四、推动临淄区乡镇企业发展的对策
1．进一步解放思想，按照WTO的要求，不断深化改革，营造新型企业的机制和优势。
2．制订切实可行的乡镇企业发展规划。
3．加大投入，缓解乡镇企业资金短缺。
4．优先发展高科技型和出口创汇型的乡镇企业，鼓励乡镇企业出国办厂，兴建跨国公司。
5．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经验，提高经营者的素质。
6．强化内部管理，建立良好的人才机制。
7．乡镇企业发展与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及国家的长远利益结合起来。
8．大力治理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吸取‘先污染后治理’及我国北方地区过度放牧，滥砍滥伐，导致北京及周边省市沙尘暴的教训，建立环保型企业，保持生态平衡。
9．国家各级环保部门加大环保监管力度，规范企业环保行为，推广清洁型、低污染、国家达标、环保企业的建设，限制并逐步杜绝高能耗、高污染、低科技含量乡镇企业的上马，严格审批，关停整改不力的重度污染环境、污染空气、污染物排放屡次不达标的企业，达到贯彻环保法律法规与企业可持续发展有机结合的效果。
乡镇企业范文第7篇
第一条为加强乡镇企业档案的科学管理，有效地保护和开发利用，更好地为乡镇企业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结合乡镇企业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主要适用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投资为主，在乡镇（包括所辖村）举办的承担支援农业义务的中小型企业。大型乡镇企业，参照《国营企业档案管理暂行规定》执行。
第三条乡镇企业档案是乡镇企业在生产、经营、科研、基本建设以及各项管理等活动中形成的，对企业具有查考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是维护乡镇企业历史真实面貌、合法权益的历史凭证，是提高产品质量、增长经济效益的重要条件。
第四条乡镇企业档案属企业所有，由企业管理。企业安全保管条件暂不具备、档案安全无保障的，可由乡镇档案部门或县、市档案馆代管。
第五条乡镇企业档案工作是乡镇企业档案工作管理和档案管理的总称，是乡镇企业管理基础工作的组成部分。乡镇企业应当加强对档案工作的领导，将其列入企业工作计划和发展规划，切实解决档案库房、设备等实际问题，保障档案工作与企业各项工作同步发展，更好地为企业服务。
第六条乡镇企业档案工作在企业内实行统一管理，维护档案的完整、准确、系统和安全，便于企业各方面利用的原则。
第七条档案工作所需经费纳入企业财务预算和计划，并予以保障。
第二章档案机构与人员
第八条根据企业规模和需要，建立档案机构，配备档案人员。档案工作由一名企业负责人分工领导。具备条件的企业应建立企业档案馆。
企业档案机构主管全企业的档案工作，对企业内各部门的档案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统一管理本企业的档案及有关图书、资料和信息，形成企业档案信息中心。
企业各部门应开展档案工作，配备档案人员，形成企业档案工作管理网络。
第九条档案管理人员应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政治素质好，并经过档案管理专业培训，熟悉企业职能任务。乡镇企业档案管理人员参照国家有关规定评定专业技术职务，享受和其它专业技术人员同等待遇；保持相对稳定。
第十条企业对管理、保护和开发利用档案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员，应给予表扬和奖励；对危害档案安全的行为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有关规定给予处理。
第三章文件材料的形成与归档
第十一条乡镇企业文件材料的归档范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党、群工作文件材料
二、行政管理文件材料
三、企业产权文件材料
四、劳动人事文件材料
五、经营管理文件材料
六、生产技术管理文件材料
七、产品文件材料
八、科学技术研究文件材料
九、基本建设工程文件材料
十、设备仪器文件材料
十一、会计核算文件材料（详见附件）
第十二条凡归档的文件材料，必须字迹工整、图像清晰、签字等手续完备，便于长期保存。
第十三条归档时间
1、各项管理方面的文件材料，在形成的次年六月底前组成保管单位，由产生文件的职能部门负责人审定签字后归档。
2、产品、设备、基建、科研等方面的文件材料，在任务完成后或告一段落时组成保管单位，由项目负责人审定签字后归档。
3、产权方面的文件材料，在工作进行完毕或文件正式生效后归档。
4、会计核算方面的文件材料，由财会部门整理立卷，保管一年后向档案部门移交。如有特殊情况，也可以分阶段归档。
第十四条建立文件材料的形成、积累、整理和归档制度，并列入管理工作程序，列入企业有关部门的职责范围和有关人员的岗位责任制。
第十五条档案人员应参加产品试制定型、创优、科研成果鉴定或评审、基建工程竣工验收，以及引进技术资料验收、设备开箱验收等活动，指导、监督文件材料归档工作。
第十六条企业工作人员，因公外出参观学习、考察和参加会议获得的文件材料，按照归档范围的规定，及时向档案部门归档。
第四章档案的管理与利用
第十七条建立健全各类档案的登记、交接、保管、统计、保密、利用、鉴定、销毁及图纸更改补充等管理制度。
第十八条编制档案及其有关图书、资料、信息等总目录、分类目录和底图目录等检索工具，完善信息查询体系。
第十九条乡镇企业档案分类，依据文件材料形成情况，参照国档发（1991）20号《工业企业档案分类试行规则》进行。档案形成数量少的，可将有关类目适当合并；归档的案卷质量要符合国家标准。
第二十条进行档案收集、管理、利用、鉴定、销毁等情况的统计。
第二十一条根据国家及中央有关部门的规定，编制档案保管期限表。档案保管期限分永久、长期、短期三种。确定保管期限的基本原则是：对企业有长远利用价值的档案应永久保存；对企业在一定时期内有利用价值的档案分别为长期或短期保存；凡是介于两种保管期限之间的档案其保管期限一律从长。
档案鉴定工作，由企业领导、专业人员和档案人员组成的鉴定小组负责进行，逐卷、逐件鉴定档案的价值，并形成鉴定报告。该销毁的档案，编造销毁清册，提出销毁报告，经企业领导审核批准后销毁，并由档案鉴定小组人员监销。
第二十二条逐步改善档案保管条件，档案库房有防火、防盗、防光、防尘、防有害生物、防潮、防高温等安全设施，并定期检查档案的保管状况，对破损或褪变的档案进行修复，确保档案的完整与安全。
第二十三条开发档案信息资源，实行档案、有关图书资料和信息一体利用，为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物质消耗、提高经济效益等各项活动提供档案信息服务；积极配合技术部门参与信息市场和技术市场交流；保护知识产权；严格执行国家和本企业的保密制度。
第二十四条档案管理现代化应纳入企业现代化管理的统筹规划中，逐步采用先进技术和现代化管理方法管理档案。
第二十五条企业实行兼并、破产、产权拍卖和实行承包、租赁、股份制改造以及与外商合资合作经营等资产产权变动时，档案的处置参照《国有企业资产产权变动档案处置暂行办法》执行。其党群工作、行政管理、生产技术管理、经营管理类档案应按产权关系，决定是否向乡镇档案管理机构移交或寄存。
第五章附则
第二十六条会计档案管理按照财政部和国家档案局制发的《会计档案管理办法》执行。
第二十七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乡镇企业行政管理部门可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
第二十八条本办法由国家档案局和农业部负责解释。
乡镇企业范文第8篇
摘 要 随着社会主义体制的不断改革和完善，乡镇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改革开放以及市场经济日益发展，同时也给乡镇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融资机制以及经营管理方式中存在的弊端纷纷暴露出来。面对这样的环境，现代融资以及财务管理策略越来越受到乡镇企业的重视。本文主要结合实例分析乡镇企业融资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促进乡镇企业健康发展。
关键词 现代 乡镇企业 融资 策略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乡镇企业加大了改革的力度，使得乡镇企业逐渐成为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乡镇企业除了作为地方财政来源以外，还是加快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最为重要的纽带。我国乡镇企业不仅在吸收农村剩余的劳动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而且还能实现劳动力就近就业，提高农民人均收入，使其能够脱贫致富。但我国乡镇企业中仍存在许多的问题，如市场经济冲击大、资金融通困难等，因此，寻找科学、合理的现代乡镇企业融资策略已迫在眉睫。
一、乡镇企业融资概况分析
乡镇企业的融资也称资金融通，主要是指资金持有者利用资金的流通调节余缺的经济行为。其中广义上的融资主要是指资金在需求者以及供给者之间双向流动的整个过程，该过程包括了资金融入与融出。狭义上的融资仅指资金融入，是企业为满足生产、经营、投资以及结构调整等方面的需求，而通过金融市场或是融资渠道，采用融资的方式，进行资金的筹措和集中等活动[1]。
目前，造成乡镇企业融资困难的因素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乡镇企业自身的因素。当今三大产业的发展较为迅速，农村经济虽有所发展，但发展过程中资源的利用率较低、产业经营管理不完善等问题，使得企业规模以及业务范围小，且经济效益不高，企业在向金融部门借贷申请较为困难，即使申请成功，还会受其额度的限制，满足不了乡镇的发展。其二，乡镇企业融资困难还受其外部因素的影响。金融机构认识偏差较大且受存款的准备金限制较大，政府对乡镇企业的扶持力度不够等因素的影响，使得银行信贷对乡镇企业的投放较少[2]。
二、乡镇企业融资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乡镇企业作为农村经济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融资困难极易容易制约其发展。就目前临沂市乡镇企业融资的渠道、成本、期限结构以及抵押担保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1.乡镇企业的融资渠道较为狭窄
目前，我国的股票市场制度还不够完善，且投资者风险意识以及信用观念还比较薄弱。乡镇企业参与到市场中直接融资的概率较低，使得临沂市部分乡镇企业直接融资较为困难，且如银行贷款等间接的融资相对较低。上市的条件中对企业的盈利状况以及规模等方面的要求较高，而乡镇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低、生产效率不高，无法满足上市的条件。
2.少部分乡镇企业的信用不佳
信用主要包括意愿以及能力等两方面的内容，缺少其中一个都会导致企业出现信用不良现象。而乡镇企业常因经营不善出现无法还贷，或是由于信用意识淡薄出现故意拖欠等情况。据调查显示，临沂市出现不良贷款率的乡镇企业占18.7%，超过全省不良贷款率的7.2%。其中，临沂市乡镇企业信用等级的降级率大于35%，因其信用等级不足被拒贷的乡镇企业占28.4%[3]。
3.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较为薄弱
临沂市当前拥有的中小型金融机构数量过少，无法充分发挥其信息以及成本优势，满足不了临沂市乡镇企业融资的需求。乡镇企业是非国有经济，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是支撑其发展最为重要的主体，但就目前，临沂市对于中小金融机构发展政策的制定和鼓励不到位，限制了乡镇企业的发展。
4.政府支持工作不到位
临沂市受宏观与客观经济因素及条件的影响和限制，使得其政府支持工作不能够完全发挥出来。在面对世界性金融危机时，由于政府出台的政策实践尚短，因此只能减少，而不能避免危机对乡镇企业的影响。政府推行的政策范围较小，乡镇企业受益的数量较少，乡镇企业融资仍比较困难。
三、提升现代乡镇企业融资的策略分析
1.拓宽乡镇企业的融资渠道
乡镇企业应根据自身素质以及发展需求，改善并提升融资的条件，以便更好的解决融资难问题。乡镇企业应加快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提升企业财务管理的水平。现代乡镇企业应建立监督、执行以及决策相结合的结构，并根据自身的特点推行股份责任制，鼓励员工入股，增强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利于拓宽企业融资的渠道。
乡镇企业还可以利用委托加工的方式进行融资，这样不仅能够节省乡镇企业财力、人力等方面的成本，还能提升企业的品牌形象。企业与企业之间组团联合进行融资，共担风险，提升融资的概率。但此种融资方法，需处理好还款责任、资金分配以及整合财务信息等问题，且联盟之间的企业应将诚信放在首要位置，才能促进企业之间共同、持续发展[4]。
2.金融机构应建立与乡镇企业相适应的信用等级
临沂市金融机构应根据其乡镇企业自身特点，转变以往传统参照所有制以及规模指标进行评分的模式，重新建立一个与该市乡镇企业相适应的信用等级评分模式。金融机构应充分了解和掌握乡镇企业财务、经营计划以及投资、融资等信用情况，并将其定性与定量分析结合，通过软信息综合评价该市乡镇企业信用情况。金融机构之间还应共享信息，将对乡镇企业贷款的成本降低。与此同时，金融机构还应与乡镇企业密切沟通，确保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合作顺利。
3.促进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
临沂市还应在现有金融机构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中小金融机构的发展，增加现代乡镇企业融资的渠道，使其能够积极解决乡镇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中小金融机构具备的优势，能够为乡镇企业提供关系性方面的贷款项目，打破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格局。转变城市商业以及股份制银行对市场的定位，提升其竞争能力，使其能够更好的为乡镇企业服务，其具体措施主要从两方面进行：
（1）政府部门应引导并促进民营金融组织重组和兼并，扩大民营金融组织的规模，使其向中小金融机构转变。通过建立完善的业务以及治理结构，建立健全运营的机制，推动民营金融组织向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以及资金互助社等新型中小金融机构，使其能够更好的为临沂市乡镇企业服务[5]。
（2）政府还加大担保机构支持乡镇企业力度，完善本次乡镇企业信用担保补偿制度，提高风险补偿率，进一步促进临沂市支持乡镇企业发展的担保机构。
4.加大政府支持力度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法律监管以及税收优惠政策，提升政府支持的力度。临沂市政府应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完善乡镇企业的融资政策以及担保政策，全方位构建与之相关的法律体系，确保乡镇企业融资能够有法可依。与此同时，政府还应加大执法的力度，严惩、故意拖欠的企业。根据国家产业调整相关的政策，引导乡镇企业进行产业调整，并将能耗及其排放标准纳入支持融资的范畴内，促进乡镇企业朝特色以及深加工等方向发展，提升乡镇企业市场竞争力。
综上所述，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不止有机遇，同样还面着挑战，只有完善其经营管理体制，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才能进一步促进企业的发展。乡镇企业融资中出现的弊端，并不仅仅是因为某种因素，而是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寻找制约其发展的融资问题，转变经营管理制度，真正做到权责、产权分明以及科学管理，才能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资金积累，才能促进乡镇企业健康的发展，从而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胡卉.浅析破解乡镇企业融资难题的对策.吉林农业.2011.12（10）：9.
[2]林雪.浅析乡镇企业在金融市场中融资的问题.现代经济信息.2012.9（1）：32-33.
[3]赵任鹏.乡镇企业融资问题研究.现代经济信息.2013.11（8）：228.
[4]徐丽.现代乡镇企业融资策略――以江苏戴南不锈钢企业为例.现代企业.2011.21（9）：50-51.
乡镇企业范文第9篇
一、发展乡镇企业体现了先进性
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乡镇企业的伟大实践，必须紧紧围绕保持先进性这个核心，对新形势下发展乡镇企业要有新要求。乡镇企业的发展代表着我国农村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乡镇企业的企业家、管理技术人员和广大职工。既是党的阶级基础，又是党的群众基础。乡镇企业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为破解“三农”难题，为推进“三化”（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进程都作出的重大贡献，确实体现了先进性；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状大，涌现了一些优势产业、主导行业、现代企业、名牌产品和优秀企业家，这也具体地体现了先进性。另一方面，乡镇企业是农民兴办的，地处农村，各类企业由于缺人才、缺技术、缺管理、缺资金、缺经验等，一些地方和企业存在粗放式增长型结构、分散化布局、传统型制度等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一些产业、行业、企业和产品质量差、档次低、成本高，管理和技术水平较低。一些企业经营者和职工仍存在小农意识，思想道德和科技文化素质差，不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不具备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和优秀品质。对乡镇企业的发展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客观地历史地予以估价。既不能因噎废食，一叶障目，指责否定；也不能讳疾忌医，固步自封、不求进取。
邓小平同志有句至理名言：“发展是硬道理”。我们要用发展思路和办法解决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对乡镇企业来说，要紧紧抓住发展这一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发展不动摇。只有发展才能体现先进，不发展将永远落后。我国东中西部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乡镇企业发展上，凡是乡镇企业发展较快较好的地方，经济就相对发达，如江苏、浙江、广东等沿海省市；凡是乡镇企业发展较慢较差的地方，经济就相对欠发达，如贵州、青海、宁夏等省区。因此不发展就是死路一条，就会犯历史性错误。乡镇企业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处于工业化与信息化并行的时代，乡镇企业的外部市场环境、政策环境、体制环境、外贸环境和自身发展格局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发展要有新思路、新办法、新要求。要从根本上改变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和加强管理，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注重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节约和合理使用资源，加强环境和生态保护建设；注重地区、城乡协调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注重实施“走出去”战略，适应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入世的新形势，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我认为，新形势下乡镇企要在发展中提高，在提高中发展，走优化结构、创新体制，依靠科技加强管理的新路子。
二、发展乡镇企业体现了规律性
乡镇企业是中国特色。乡镇企业在我国产生、发展和壮大，导源于我国的社会经济条件，主要是人多地少的国情背景和城乡分割的体制背景两个方面。一是存在数量巨大的农民群体。9亿农民，4.8亿农村劳动力，约1.5亿多是富余劳动力。由于农民人均的土地、资金、农产品、基础设施等资源比较少，仅靠这些资源难以实现农民的充分就业和尽快增收。二是城乡社会经济的二元结构。二元结构是历史和国情逼迫下形成的，国家在就业、资源利用和市场准入及国民收入分配等方面，对城市居民和农民不能采取一个政策，并且把农民限制在农村和土地上，生产经营的空间很小，农村劳动力丰富的优势由于缺少资源和其他生产要素的配合而得不到发挥。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调整了农村政策，在资源配置、市场准入等方面给了农民更多的机会，在利益驱动、政策推动、市场拉动和能人带动下，由于农村社队企业的先导性启示作用，农民进入农村二、三产业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壮大，1978—*3年的25年间平均速度保持在20%以上。这期间经历了1984—1988年和*2—*6年的两个高潮，速度都在30%以上，为农民就业、增收提供了主渠道，为实现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走向文明进步提供了很好的方式和载体。
解决我国社会经济的“瓶颈”即农村落后的问题说到底是给9亿多农民找出路。规律和经验表明，建设农村，必须繁荣城市；振兴农业，必须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富裕农民，必须减少农民。而解决这些问题，国际发达国家通用的主要有规模效应的办法，建设大中城市，搞大工业，但我国城市化率只有36%，大工业吸纳农村劳动力极为有限，农民的大多数只能在农村办乡镇企业当工人，建小城镇当市民。这就是同志强调乡镇企业是“一个必须坚持的长期的根本的方针”的原因所在。
近几年社会上比较流行的乡镇企业“过时论”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其实，评价乡镇企业是否过时，关键要看的是我国国情和城乡经济社会二元格局是否发生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独特的规律是否发生变化。实践证明，这些都没有变化，因此乡镇企业将长期存在，即使将来变了，乡镇企业也将存在，只是存在的方式可能会有所变化。
三、发展乡镇企业体现了挑战性
近年来，发展乡镇企业外部环境趋紧、市场约束增强、扶持政策减少，适应这些变化，乡镇企业主动加快改革和调整步伐，在增长方式、增长主体、增长产业、增长区域等方面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形成了新的发展格局。但就总体而言，乡镇企业仍然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
首先是来自乡镇企业自身的挑战。从改革方面看，很多改制后的乡镇企业产权尚没有完全明晰，决策、管理、人事、分配等改革不配套，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不够健全，投资者、经营者和职工积极性和创造性得不到充分发挥。从新型产业成长看。传统产业占乡镇企业增加值的一多半，农产品加工业创造的增加值只占1／4，第三产业占1／5。多数乡镇企业呈区域性群体零散分布和资源依赖经营的特征，不适应可持续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从企业素质和现代市场意识看。乡镇企业以中小微型企业为主，平均固定资产原值只有13万元，技术装备水平、管理水平和质量竞争水平较低，品牌意识、诚信意识、尊重知识产权的意识、自觉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意识亟待提高。
其次是来自乡镇企业外部的挑战。从认识看，目前社会上出现了乡镇企业“过时论”、“脱农论”和“改名论”等，如有的认为乡镇企业是在短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现在东西过剩了，乡镇企业历史使命完成了；“乡镇企业”名称太土，应该改名；乡镇企业应“企业化”，应该“脱农”。有的认为，让农民打工也能增收，搞种养也能致富，没必要办乡镇企业等。认识上的偏差导致领导不愿意抓乡镇企业，有关部门不愿意在政策上支持乡镇企业，乡镇企业不愿意叫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怎样才能更好发展已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大问题。这些都影响了党和国家关于乡镇企业一系列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从政策落实看，中发\[*7\]8号文件规定的新产品开发所需资金据实列支和治理污染、技术改造等政策难以兑现。出口配额、股票上市、加工用粮等一些政策，乡镇企业不能享受一视同仁的待遇。另一方面，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中，还未能出台新的扶持政策。从信贷融资看，到*2年底乡镇企业贷款余额只占全社会贷款余额的4.9％。许多乡镇企业由于没有土地使用证、房产证做抵押，得不到贷款，且办证手续繁杂,成本高。从管理体制看，许多省级乡镇企业机构被合并和撤销，地县和乡镇级乡镇企业机构大部分被取消。目前乡镇企业被划归乡镇企业局、经贸委、工商局、农业局、民营企业局、中小企业局等不同部门分散管理，造成职能交叉、多头管理等体制，企业感到无所适从。
四、按照“四新”要求指导乡镇企业发展
十六大提出，发展要有新思路，改革要有新突破，开放要有新局面，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这“四个新”的要求，为全国乡镇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发展要有新思路
坚持思想上、思路上与时俱进，是非常重要的。新思路新在哪儿，需要大家在实践中去探索和总结。比如：加快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搞好新品名品精品开发，发展“专精特新”产业和产品；比如：向工业小区和小城镇集中，以及积极参与东西合作，重视环境保护，合理利用资源，等等。还比如：通过“产学研”结合的路子，完善技术创新机制，加快人才培养和引进，促进标准化。按照严格、科学、效率的原则,创新管理的内容、方法、手段和措施，推动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向科学管理要质量、要效益。在这些方面，企业的管理者和经营者会有很多体会，我们应该认真学习、总结和推广。
（二）改革要有新突破
“九五”以来，乡镇企业的各项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产权主体和投资主体逐步实现多元化，很多企业转换管理机制和理念，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苏南、浙江等原来乡镇企业实力比较强的地方，通过改革焕发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在改革发展等方面继续处于全国领先位置，在取得新的发展业绩的同时创造了新的发展经验。但也有一些地方的乡镇企业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政企不分、产权不清、责权不明等问题。一些乡镇企业随着规模的扩大，企业内部管理机构庞大，非生产性人员过多；一些乡镇企业决策、人事、积累、分配等机制不完善，职工积极性和创造性得不到充分发挥。有些改制后的企业不按新的机制运行。改革是没有止境的，它是一种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突破，就是不能安于现状。要充分调动投资者、经营者和劳动者的积极性，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三）开放要有新局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最大的变化就是由封闭转变为开放，乡镇企业也正是在这种变化中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当前，乡镇企业的开放新局面包括哪些内容，如何扩大开放，要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来考虑，应该包括市场、人才、资金、管理、观念、机制，等等。我们作为乡镇企业的行政主管部门应该在政策、环境等方面为乡镇企业扩大开放创造条件，提供服务。
（四）各项工作要有新举措
乡镇企业局抓什么？我认为主要是创环境，当参谋，搞协调，强服务，抓大事。政策环境、法制环境和舆论环境是土壤和气候，现有的政策，对乡镇企业已不存在什么特殊和优惠了，而是要遵循国民待遇原则，积极为乡镇企业争取。给领导当好参谋，要沉下去，在本地的全局工作中强化乡镇企业的位置，及时发现新情况，总结新经验，研究新问题，研究政策措施，积极主动地及时提出建议。要加强机构、队伍和职能建设，理顺管理体制，稳定管理队伍，发挥职能作用，疏通上下关系，保证工作顺畅，增强乡镇企业依法行政能力和指导服务水平。要抓牵动全局的大事和一举多得的事情，选择好工作载体，如加强各地综合情况的分析、技术创新、东西合作、园区建设、企业家队伍建设、诚信守法、行政执法、培训教育等，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乡镇企业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政府权力；精英关系；乡镇企业改制
一、引言
乡镇企业的改制虽然在几年前已基本落下帷幕，但在其过程中所展示的现象、暴露的问题和改制方式选择背后的深层原因却仍然值得探讨。尤其是在目前国有企业的改革遭受一些质疑、各界对产权改革莫衷一是的情况下，①「2004年8月由郎咸平引发的对某些国有（或集体）企业改制的质疑迅速引发各界对国有企业改革的热烈讨论，足见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分析和检讨乡镇企业改制过程中的现象和问题更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对苏南和温州两个地区农村集体工业（乡镇企业）改制的不同方式——苏南的暗箱操作和不公正的改制与温州相对透明和公正的改制——的比较和分析，讨论了不同的约束，尤其是地方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政治约束）如何决定和影响地方（社区）政府对改制方式的选择。地方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决定了谁可以参与到改制的过程中来、谁被排除在外，决定了谁是受益者、谁在被牺牲。
改制背后涉及政治因素（政治因素在这里主要指各相关利益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而不是指意识形态和国家政策意义上的政治因素），改制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政治过程，改制涉及到生产性资产的再分配和生产关系的调整，它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各相关群体的利益；各相关群体也会基于自身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和能力，对改制方式和改制过程施加影响。所以，怎么改制、怎么协调照顾各个群体的利益，都将对经济平等和社会分层产生长期的结构性影响。
综观近几年国内外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中乡镇企业改制的研究，我们发现，很少有人探讨改制过程和改制方式选择背后的政治因素。现有的文献主要集中在改制的原因（Whiting，1999；Kung，1999；Hoetal.，2000；Li，2003；Park&Shen，2003；冯曲，2000；姜长云，2000；张军、冯曲，2000；支兆华，2001），改制方式的描述和各方主体的讨论（如秦晖，1997、1998；邹宜民等，1999；姜长云，2000；范从来等，2001）；也有关于改制对企业表现（效率）的影响（Li&Rozelle，2003；秦晖，1997、1998；张军、冯曲，2000；姜长云，2000；范从来等，2001）和改制的其他后果的讨论（比如，Ho等人考察了改制对工资结构的影响，见Hoetal.，2002；黄少安等指出持股差距的扩大带来了经营者固化、分工挤压工资等，见黄少安、魏建，1999）。一般认为，乡镇企业转制的根本原因是在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如市场的逐步完善，竞争的加剧，宏观调控和信贷紧缩等）的情况下，乡镇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调整和再分配的结果，尤其是乡村政府和企业经营者之间博弈的结果。
现有的解释至少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很少有人讨论企业工人和社区居民在改制中的角色和作用。我同意乡村政府和企业经营者是改制中的主导利益群体，他们的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改制的路径，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工人和社区居民毫无作用。如果他们抵制或挑战改制，那么改制将不能顺利推进（就像国企改制中遇到的问题一样）；或者如果乡村政府预期到他们会抵制，乡村政府也不会毫无顾忌地按照自己的意愿推行改制。因而，采取什么样的改制方式以及改制能否顺利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工人是否接受（不管是积极还是消极）改制方案和（或）政府对工人和社区居民态度的预期。第二，现存的研究不能回答为什么不同地区（尤其是像苏南和温州）会采取不同的改制方式。第三，现有的研究大多局限于经济领域，没有从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的角度去分析改制背后的决定因素。
以上三个不足背后的共同问题是对当地经济社会及政治结构关注不足。我的研究尝试弥补此不足，把改制置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下，从地方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中寻找原因，以求深刻理解这一现象。正如怀特·米尔斯在《社会学想象力》中所提倡的，只有当我们把社会现象置于历史和社会结构的交叉点上，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社会现象（Mills，1959）。本研究运用历史比较法——即从历史的角度比较两个不同发展模式的社区样本，以求揭示改制背后的政治因素。
本研究选定的两个样本是代表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两个非常不同的发展模式的苏南和温州地区。苏南是乡镇企业的发源地和典型代表，其地方政府一直在农村工业化和区域经济发展中起着支配或积极作用（Byrd&Lin，1990；Kung，1999；Chen，2000；Whiting，2001；周海乐、周德欣主编，1996）。不论是在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到改制前），苏南都曾经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重镇，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是当地政府追求的目标。相比之下，温州则走了一条截然相反的发展道路：民营经济一直是当地发展的动力，而地方政府只是起了一些支持和补充的作用。①「国内外对温州模式的研究有浩繁的文献。主要的英文文献有：Nolan&Dong，1990；Liu，A.，1992；Liu，Y-L.，1992；Parris，1993；Whiting，2001.主要的中文文献有：袁恩桢编，1987；张仁寿、李红，1990；史晋川等编，2002.但乡镇集体企业在温州也是存在的，虽然远不如在苏南那么重要。与苏南相比，温州曾长期处于计划经济的边缘地带，改革以后出现了以市场为导向和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自发进程，政府基本无力调整收入分配。两个地方的乡镇企业都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进行了改制，但采取的方式及结果非常不同。为什么苏南出现了不透明和不公正的改制，从而迅速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而温州则出现了相对透明和公正的改制，从而基本照顾和保证了各相关群体的利益？本文将揭示：不同的改制方式正是两个地方过去形成的权力关系的产物。具体地讲，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并在改革以后得到加强的政府与人民之间的不同的权力关系、以及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不同的权力关系决定了两个地方采取不同的改制方式，并均能成功地实施。
文中所用的资料主要来自笔者在2001和2002年在上述两个地方进行的田野调查。笔者在了解面上情况的同时，还细致地了解了两地一些乡（镇）和村的改制情况，尤其是苏南的改制。深入访谈了大约200个人，其中有政府官员、原乡镇企业厂长经理和改制后的新所有者、工人、社区居民、银行官员等等，他们或者是当时改制的直接参与者，或者是利益相关人，因而都熟悉当时的情况。
本文拟从描述两个地方不同的改制方式过程入手，讨论当地官员对他们所采取的改制方式的解释，以及这些解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作出笔者的解释：即地方权力关系是决定两地采取不同改制方式的根本原因；并探讨改制对两地财富分配（阶级结构）和政治前景的可能影响。
二、暗箱操与相对透明的改制
20世纪90年代中期，尤其是1997年以后，苏南的地方（或社区）政府对他们所有和管辖下的集体所有企业进行了改制。①「苏南的改制基本上经历了两轮。第一轮把乡镇企业转变为股份合作制——一种基本相似于管理层和工人持股的改制。在这种安排下，管理人员和工人根据他们在企业里的位阶、工作年限等指标购买本企业的股份，同时政府也保持一定比例的股份。但股份合作制只是暂时的安排。改制很快进入了第二轮，即彻底的产权转移。这主要是通过政府退出其拥有的股份和工人股份向管理层集中实现的。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进行了两轮改制。股份合作制只进行了试点，在部分企业里推行。本研究主要讨论最后的改制。他们首先转掉了小企业，然后决定迅速转掉所有的企业。很多地方甚至制订了一个时间表，把企业改制变成了一项政治任务，要求在一定时间内完成。②「蔡永顺也提到了这种运动式的改制（Cai，2002）。秦晖（1997）、张军等（2000）对乡镇企业改制的研究也发现，在苏南一些地方，上级制定了时间表要求在一定时间内完成改制。
例如，我所调查的一个镇要求在1997年完成乡镇企业改制80%，1998年完成90%，等等（访谈对象57③「访谈对象的编号沿袭了我在论文中的编号。，镇干部）。在这种情况下，乡镇企业的所有权在很短时间内迅速易手。到2000年底，除了少数"大而赢"和"大而亏"的企业外，大部分乡镇企业都完成了改制（参看史易、赵小剑，2001）。余下的少数企业也在随后的几年里被陆续处理。从规模和速度上来说，苏南的改制基本上相当于前苏联和东欧的大规模私有化，即所谓的"休克疗法".
苏南改制的基本特点是它的不透明性，可谓暗箱操作，即地方（或社区）①「本文所说地方（社区）政府主要指乡（镇）和村级政府。政府快速处理了其辖下的企业。从理论上来说，当一个企业改制时，应该有五个方面的利益相关者出席：一是事实上的所有者——地方政府；二是企业经营者；三是工人；四是名义上的所有者——社区居民②；「尽管社区居民对乡镇企业并不享受任何所有者应该享受的权利，也不行使任何形式的实际控制，但还是有合法的理由来宣称他们的所有权资格。这是因为乡镇企业最初来源于集体积累，并且在成长过程中得益于工人（大部分为社区居民）的低工资。五是债权人即银行（如果企业有贷款的话）。但在改制过程中，改制变成了两方的游戏，即政府领导和企业经营者之间的游戏（邹宜民等，1999），其他几方利益相关者——工人、社区居民和银行——都被关在了门外。在很多情况下，政府内有资格参与决策的只限于几个人，尤其是党委书记和乡（镇）长。以无锡的五陶镇③「作者对苏南的地名进行了匿名化处理。为例，据该镇一干部讲，他们镇转制时主要是"党委书记说了算，别人根本没有份儿，识相的镇长和副职们也都有意识地让书记决定"（访谈对象57，镇干部）。不透明的改制带来了背后的操控和讨价还价，结果极大地便利了当时在任的经营者，同时也可能为参与决策的官员带来利益。④「我在苏南做调查时，社会上流行着一些传言，说是一些政府官员尤其是党委书记和乡镇长从改制中谋取了不少好处。企业经营者通过向他们的政府主管行贿以求得到有利于他们的改制结果。无锡市检察院公布的信息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传言。信息显示，从1997年到2000年，检察院收到的关于经济犯罪的公民举报线索中，公有企业的改制和破产占了最大的比重。表1、2、3列出了该地改制的主要信息。
从表1、2、3中可以看出，在任的厂长（经理）是改制的最大受益者。
在五陶镇，除了一个例外，所有的镇办企业都转给了现任的经营者，那力村更是把所有的企业无一例外地转给了现任的经营者。相比之下，苏州的万光镇倒是表现出了一些多样性。23个镇办企业中，有4个处理给了外边的人，其中包括2个外省人。尽管如此，现任的经营者仍然是最大的赢家。如果我们加上其他管理人员，80%以上的企业转给了现任的管理人员。换句话说，经营者买断，或者说内部人私有化，是苏南改制的主要方式和结果。⑤「这一发现与其他发现是一致的，见秦晖（1997）、邹宜民等（1999）、Kung（1999）、Oi（1999）、Li&Rozelle（2003）。
工人们成了输家。①「国有银行也是大输家。新的企业所有者采取各种手法逃废银行债务，因为银行归中央政府。关于改制过程中的逃废银行债务问题，参看史易、赵小剑（2001）。作为直接的利益相关人，同时也作为名义上的所有者（因为大多数的工人是当地居民），工人们没有被征询意见，更不用说参与改制的过程了。他们的利益无从得到保障，也没有得到任何的补偿。而且，在改制的过程中，关于补偿的动议根本就没人想到或提出过。当我在访谈中提到有关对工人补偿的问题时，访谈对象们先是惊讶，然后随即摇头："补偿？没有补偿，从来没有人提到过。没这个事"（访谈对象64，镇工业办干部）。在随后的企业人员调整中，工人中的有些人成了裁员的对象。②「当然，苏南的地方（社区）政府也在改制前后要求新的企业所有者尽量不要裁减工人，以免引起失业上升和社会不安。不过这种要求并没有强制性。
相比之下，温州乡镇企业改制采取了非常不同的方法。温州通过相对透明的方法，一个一个逐步地转掉了他们的集体企业。明显的不同有三个方面：第一，在做出最终决定前，不同的改制方案被提出来在员工（包括经营人员和工人）中讨论，只有在基本形成共识后才会进入下一步；第二，一旦决定拍卖，政府会进行公开竞标，因而存在竞争（尽管局限于企业内部的人）；最后，根据在工厂中工作的年限，工人们会得到相应的补偿。
以温州乐清市虹桥镇的转制过程为例。在80年代，当乡镇企业被叫好的时候，虹桥镇曾以其发达的乡镇企业在温州闻名一时（赵顺鹏、朱知喜，2000）。因此虹桥可以说是温州地域上最接近苏南模式的乡镇。从1993年开始，虹桥陆续把镇办和村办企业一个一个地改制。①「除经济原因外，温州的改制主要是政治原因引起的。当外部政治和意识形态环境渐渐有利于民营企业以后，温州就开始为原来的"红帽子"企业摘帽子，同时改革他们的乡镇集体企业。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
到2001年底，除2个以外，虹桥转掉了所有镇办企业。从总体上讲，改制的过程是透明的。在任何一个企业改制之前，镇有关部门都会先征询有关各方的意见，提出各种可能的方案来讨论。例如，2001年，当镇政府决定为一个镇办企业改制时，他们提出了三种方案：股份合作制；租赁；拍卖。镇企业办召开了几次会议听取职工的意见，还做了一个问卷调查了解大家的态度，看工人们同意不同意改制、同意以什么方式改制等等（访谈对象176，镇企业办干部）。另一个镇办企业的厂长告诉我，他们厂自1993年改为股份合作制以来一直惨淡经营，但要改制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根据《工会法》的规定，要70%的职工通过才能改制。别说职工了，本厂的支部都通不过。所以也就无法改"（访谈对象174）。只有在达到基本共识以后，改制才能继续。如果决定了拍卖，那么会在镇政府进行公开的招标。尽管招标不对外公开，但至少为企业内部人员提供了竞争的机会。1994年当乳制品厂改制时，当时的厂长和两位副厂长参加了竞标。最后，该厂以4151688.88元成交，比标底价高出了100万元（赵顺鹏、朱知喜，2000：137）。企业被拍卖后，镇政府从拍卖企业的所得中拿出一部分钱来补偿工人。工人们得到补偿后，原来的劳动合同宣告终止。新的合同可以在新的所有者和工人双方自愿的基础上重新签订。在虹桥改制的文件里，很大部分是关于给工人补偿的文字，因为每个人都要在收据上签名盖章。例如乳制品厂，工人们根据人头（每人5000元）和在工厂的工作年限得到了从1万元到3万元不等的补偿。①「这种补偿相似于国有企业改制中采用的买断工龄。通过事前征询工人们的意见和事后对工人们进行补偿，工人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护，他们的反对因而也被缓解了。补偿也为随后的企业重组和瘦身扫清了障碍。
从表4可以看到，两地改制的主要区别在于过程是否透明，工人们是否被允许参与，以及工人们是否得到了补偿。通过这一比较不难发问：为什么苏南和温州改制的方式如此不同？下面我将首先讨论当地政府官员给出的解释，然后予以分析并作出我自己的解释。
三、地方官员的解释及其问题
在《转型与经济学》中，罗兰得（Roland，2000）列出了私有化过程中的各种约束，包括财政约束、政治约束、信息约束、管理约束和现金流约束。事实上，这些约束中的大部分都被当地官员提到了，虽然他们使用的是一套他们习惯的表达术语。
在苏南，当我问到当时改制的方式和政策选择的背后原因时，当地官员给出了三种解释。②「访谈对象55、83，政府官员；71、73、74，政策研究人员。一种解释是急于改变现状的时间压力使得他们不可能对改制方案有更多的考虑和选择。第二种解释是大规模的迅速改制是改制启动后政府管理和监控能力不足的反应。第三种解释是严重的"内部人控制"和信息不对称使得外边的人不敢轻易竞标，从而出现有利于现任经营者的结果。这三种解释大概对应了财政约束、监管约束和信息约束。①「现金流约束是指个人有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购买企业。由于以下原因，现金流约束在当地并不是非常严重。第一，中国渐进式的改革已经催生了一定的个人财富。实行多年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和乡镇企业集体产权下监督的缺乏等，都为经营者积累个人财富提供了条件（参看邹宜民等，1999）；第二，因为很多乡镇企业都是中小企业，因而购买并不会涉及很严重的资金约束；第三，分期付款、抵押和其他一些方法可以用来缓解约束。它们部分解释了改制的规模、速度和现任经营者的优势，但并没有解释采取不透明的改制的必然性，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这样的改制能够有效执行，没有遇到挑战和抵制。
（一）财政约束
让我们首先来看看第一种解释，即急于改变现状的时间压力的解释。这种解释是说，当时问题重重的乡镇企业已经严重影响到当地的经济和地方（社区）政府的收入。考虑到乡镇企业在当地经济中的比重，问题就更显严重。在很多乡镇，乡镇工业创造了90%以上的工业产值，乡村政府财政收入中的相当部分也来自乡镇企业（Whiting，2001）。而在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却遇到了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债务问题。一个公认的事实是，苏南改制的直接原因是债务危机（参看史易、赵小剑，2001）。1992年和1993年高涨的投资冲动在1994年宏观调控和银根收紧以后遭遇了困难，但头脑发热的地方政府和乡镇企业转而从别的途径来寻找资金以满足其投资饥渴②「关于形成乡镇企业的投资饥渴机制，参看韩云（2000）。，这个途径就是集资——通过乡村政府向内部职工、社区居民甚至外界集资，承诺的利率在15%左右（访谈对象24，镇干部）。但这很快被证明是饮鸩止渴，因集资款难以偿还而引发的事件频频发生（史易、赵小剑，2001）。很多乡镇企业负债率居高不下。以昆山为例，改制前乡镇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达到了75%，而那些准备在改制中破产的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达到了134%（作者的田野调查）。而昆山的情况还不算差的。乡镇企业严重的债务负担和下滑的业绩不仅影响到地方经济，也直接影响到地方官员和政府工作人员。官员们之所以受到影响，是因为他们的工作业绩和职业生涯与经济发展指标密切相关。③「苏南有着可以说是全国最为发达的干部考核机制。考核指标中经济发展往往占很大的比重（参看Whiting，2001）。更为尴尬的是，个别乡镇负责人因为政府为乡镇企业的借贷担保而被法庭传唤，如一个镇党委书记在一个月内竟被传唤两次（访谈对象5，学者）。下降的政府收入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政府工作人员的收入和奖金。①「提高政府财政收入是地方政府发展乡镇企业的最初动机之一（参看Byrd&Lin，1990；Oi，1992；Jin&Qian，1998）。以前曾是"现金奶牛"②「"现金奶牛"为英文Cashcow的译文，意指乡镇企业为社区政府带来了收益。的乡镇企业，现在却变成了政府的负担。③「国内一些学者或者从理论分析（如张军、冯曲，2000）出发，或者从实证分析出发（如徐志明、张建良，1997），都发现乡镇企业对地方（社区）政府价值的下降。这意味着财政约束已经变成了地方政府急于对乡镇企业改制的重要原因。某镇的书记谈了他当时的感受："当时我们压力很大，一上班就怕被人追债。别说政绩了，只要少点麻烦就谢天谢地了。所以大家都感到乡镇企业不改不行了"（访谈对象24）。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地方（社区）政府匆忙而迅速地对乡镇企业进行了改制。结果是，时间的急迫性使得更细致周全的计划变得不可能，选择现任的经营者就变成了一个容易而方便的选择。
与其他人相比，现任的经营者对其经营的企业更熟悉，有现成的供销渠道和关系网络，因而政府官员们相信，一旦产权实现变革，现任的经营者们能很快改变企业的经营状况。④「很多人相信，在多数情况下，乡镇企业的问题主要是由机制引起的而不是由经营者的无能引起的。因而，通过改变所有权而创造激励就成了解决问题的首选方案。简单地说，这种解释认为，对改变当时经济状况的支配性的考量和时间的急迫性决定了改制方式的选择和改制速度。
这个解释得到了部分经验证据的支持。这些证据包括苏南和温州之间的差异和苏南区域内的差异。与苏南不同的是，民营经济在温州经济中贡献了很大的份额，而集体经济的贡献则微乎其微。据统计，1990年民营经济占温州工业产出的比重达到了75%，而在苏南98%的工业产值是由乡镇企业实现的（Whiting，2001：32）。⑤「实际上，民营经济在温州的真正贡献要远大于官方统计所显示的份额，因为有很多所谓的集体企业都是戴"红帽子"的假集体。关于"红帽子"企业，参看Zhou，1996.温州的地方（社区）政府在财政收入上对乡镇企业的依赖也小得多。因而，温州的地方（社区）政府并没有通过乡镇企业改制而扭转地方经济表现的需求。
即使在我所研究的苏南的两个镇，改制的迫切性和时间压力也因为乡镇企业对当地经济的重要性不同而有所不同。尽管两个地方在90年代中期以前走了一条相似的发展道路（乡镇企业模式），但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由于外资进入的不平衡，两个镇经济的构成发生了变化。在五陶镇（无锡），乡镇企业仍然是当地工业的主体；但在万光镇（苏州），大量外资的进入使得原来乡镇企业的重要性迅速下降。万光处在昆山，一个因90年代以来吸引了大量外资而著名的地方。一些简单数字可以说明外资在昆山经济中的重要性。2000年，昆山大约60%的财政收入、70%的国内生产总值和80%的出口是由外资创造的（访谈对象38，官员）。这意味着外资已成为当地经济增长的主要成分。乡镇企业相应地失去了其以前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与五陶相比，万光的经济在更低的程度上受到乡镇企业的影响。这使得万光在乡镇企业的改制上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考虑方案的选择和具体实行。事实上，万光在改制中也确实表现出了比五陶更丰富的形式和更长的时间跨度。
五陶基本上把所有的企业都转给了现任的厂长经理，万光则把镇办企业中的4个卖给了外边的人，其中还包括两位外省人。五陶在3年内将所有企业都完成了改制，而万光则花了5年的时间来做这一工作。
（二）监管约束
第二种解释认为迅速的改制是对政府管理能力不足的一种反应。
一旦政府决定要对乡镇企业进行改制，行政管理方面的约束马上就变得非常突出。让有限的政府管理人员来负责对众多的乡镇企业进行资产评估和资产监控，其困难显而易见。例如五陶镇在1997年转掉了13个镇办企业，而监管这些企业的镇工业总公司只有十多个工作人员。
即使这些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都被充分调动起来了，也会力不从心。更重要的是，当改制在一些企业启动后，其他企业的经营者看到这是最后的转移公有资产的机会，采取各种手段侵蚀公有财产。他们迅速行动起来，以各种方式转移或隐匿资产，混水摸鱼。有几个访谈对象都提到，改制刚开始时还比较规范，改制程序和资产评估也比较认真，但越到后来越混乱"，厂长经理们也越来越少顾忌，越来越清楚怎么转移资产，因为他们清楚以政府有限的几个人手，根本看不住那么多企业"（访谈对象57，镇干部）。与此同时，政府也意识到，如果不改制的话，那些赢利的企业早晚也会变成亏损的企业，因而不得不决定迅速转掉所有的企业。也就是说，快速和大规模改制是对政府管理和监控能力不足和防止资产进一步流失的应变措施。
反之，从温州的改制看，这个解释也有其道理。温州的乡镇集体企业为数少得多，因而监管上的约束也大为降低。但是，监管约束更多的是不同改制方式的一种结果而不是原因。温州逐步地、一个一个地，而不是大规模地对乡镇企业进行改制，这就把监管约束分散到了更长的时间段里。在每一时间段里，只有几个企业在改制，这就使得政府部门有较高的能力进行监管。更重要的是，在温州的改制过程中，至少有两个措施降低了监管约束：第一，竞标的存在降低了现任经营者通过改账侵蚀公有财产的积极性。因为不到改制的最后阶段，谁都不清楚谁最终会得到企业。如果由别人中标的话，现任经营者的努力可能就白废了。第二，在一些将要改制的企业，政府让全体职工或职工代表大会，以民主的方式，选出工厂资产民主管理小组，对企业的资产进行监管，并参与工厂的对外招标和资产处置（如虹桥钢木家俱厂和交通涂料厂改制的时候，就采取了这种方式，参见赵顺鹏、朱知喜，2000：136）。这些措施有效地降低了监管约束和公有资产的流失。
（三）信息约束
现在让我们来检讨第三个解释。正如一个镇干部所说："只有现任的厂长经理才对他们经营的企业知根知底，别人不知深浅，谁敢去冒这个险？再说，你不转给他（现任的厂长经理），他会跟你捣乱"（访谈对象57）。也就是说"，内部人控制"给了现任的经营者更多的优势来得到企业，因为信息不对称和高风险影响了别人来竞标。信息不对称意味着企业对现任的经营者更有价值，从而使他成为得到企业的最合适人选。①「当地还有一种想法认为转给现任的经营者实际上是对他们以前工作的补偿，经营好的可以从改制中获得以前应得而没有得到的补偿，同时那些经营不好的人也应当接受他们自己创造的烂摊子。同时，原有企业经营者通过经营实践和长期的关系性投资积累了自己的人力和社会资本，使得他们在购买企业时具备优势地位（谭秋成，1999）。
不可否认，在乡镇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内部人控制"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随着市场竞争的激烈，地方（社区）政府为了激励经营者不得不给他们更多的自和对企业的控制权。①「参看Chen，2000.经济学家们很早就推测到市场化和竞争会推动制度创新，包括给经营者更多的控制权和私有化（如Jefferson&Rawski，1994；McMillan&Naughton，1991）。他们的基本逻辑是：市场竞争会引起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同时影响到政府的财政收入，从而推动企业和政府进行包括技术进步、减少成本和制度创新在内的一系列创新。张维迎、栗树和（1998）也从相似的逻辑推出竞争会导致地方政府对其所辖的国有企业进行民营化。其中一项控制权力就是经营者对其他重要岗位的人事任命权，尤其是财务主管的任命权。
据那力村的会计介绍，在乡镇企业发展的早期，乡镇企业里的管理人员基本上都是由政府任命的，尤其是财务主管："那时候会计都是村里派的。这是规矩，企业得接受，因为企业是村里的企业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实践变得越来越不可行。企业厂长（经理）们或者通过把政府任命的管理人员变成自己的盟友，或者通过操控把自己的亲信或家庭成员安排到核心管理岗位上。久而久之，企业就变成了他们的个人王国。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在万光的一个镇办企业里，经理把他的情妇安排为财务主管；在五陶的一个企业，厂长通过活动把他不喜欢的会计撵走，然后换上了自己的人（访谈对象42，村支书）。
"内部人控制"使得外边的人，包括政府主管，很难了解企业的真实经营状况。企业做假账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有些学者（如Maetal.，1994）发现很多企业有三本账：一本为自己掌握，一本为政府部门准备，一本为银行准备。有时候企业从外边看起来可能还不错，但实际上可能存在很严重的问题。一个官员把这种现象称为"马桶现象"（访谈对象24，镇党委书记）。意思是说，当一个人蹲马桶的时候，他可能看起来还挺体面，但他不能站起来，因为屁股上不干净。乡镇企业即是如此：重大的问题只有在经营者变更的时候才会被发现，因为只有那时才有机会来评估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即使是万光镇主管乡镇企业很多年的官员也说，在改制的时候，他才知道很多企业的状况原来那么糟。这一点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说实在的，我管了这么多年的镇办企业，一直认为自己挺了解情况。但改制时才认识到不是那么回事。
有些原来看起来不错的企业其实早就该破产了"（访谈对象30）。例如五陶镇的一个生产电饭锅的镇办企业曾因为产品的商誉和企业的高利润率在该镇名噪一时。作为奖赏，该企业的厂长被提拔为镇工业总公司的经理，随后又被提拔为副镇长。但企业的真实状况在他离开企业以后才慢慢暴露出来。不仅原来的库存被当作实际销售记在账薄上，企业还背负大量的债务。改制时，企业几近资不抵债。
考虑到内部人控制，外边的人可能会因为不知深浅和风险太大而犹豫。另一方面，如果改制不利于现任经营者的话，他可能会不配合或抵制，为新的所有者制造障碍。尽管如此，如果有机会的话，企业里别的经营者很可能愿意参与竞争；社会上也总会有些人愿意参与竞标，因为当时很多人认识到这是占集体便宜的"最后的晚餐"，过了这村就没那店了。事实上，万光发生的一个例外的情况正好反驳了当地官员以上的解释。
威宵是万光镇（苏州）惟一通过公开竞标而改制的企业。当时新上任的镇党委书记想采取一种有别于前任的做法，威宵因而就变成了一个样板。尽管竞争只在企业内进行，它还是吸引了五个竞争者：现任的厂长、两个销售员、一个车间主任和负责保管仓储和原材料的主任。拍卖的起价是（人民币）1090000，几轮下来，涨到了1560000.出价最高的人——车间主任，最终得到了企业。（访谈对象33，该企业现任老板）
非常清楚，"内部人控制"并不能充分地解释苏南改制之所以采取不透明的方式，因而极大地有利于现任经营者这样一种结局。正像上述这个例子和温州的情况所展示的那样，竞争可以缓解信息的约束。
根本不提供竞争的机会却预测和放大竞争的困难是没有道理的。
上述三个解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苏南改制的某些方面，比如速度、规模以及现任经营者在竞争中的优势，但并不能充分解释为什么苏南的地方（社区）政府可以采取那样不透明的方式来改制？为什么工人和社区居民的利益根本就没有被列入考虑范围？为什么改制在当地能够比较平静地实施？如果当地政府采取透明的方式来改制，允许别的管理人员和企业的工人加入到改制的过程中来，最后采取公开竞争的方式选择新的所有者的话，那么管理和信息的约束就会得到缓解。但问题是这些根本就没有被考虑。
四、权力关系作为根本原因
苏南和温州之所以出现如此不同的改制，其根本原因是两地面临不同的政治约束。这里的政治约束主要指两个因素：一个是政府与人民（或社区民众）之间的权力关系，另一个是乡镇企业经营者（经济精英）与社区干部（政治精英）之间的权力关系。资源依赖理论认为，权力来源于对资源的控制和让对方产生依赖的能力（Pfeffer&Salancik，1978）。控制资源的一方能够对需求资源的一方制造依赖，从而产生权力。一般来说，资源的重要程度、稀缺程度和是否存在替代方式（机会）
是决定依赖程度，因而也是决定权力关系的主要因素。按照这个逻辑，一个地方社区政府控制和影响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机会的能力和程度也就决定了该地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权力关系。这个视角也是理解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之间权力关系的钥匙。
苏南和温州不同的权力关系孕育于计划经济时期，在改革后由于两地发展模式的差异而更加得到强化。虽然在计划经济时期，全国各地的制度安排大体一致，但由于各地经济基础的差别、历史文化原因、地理位置（离政治中心的距离和对于政治中心的重要性）差异，等等，各地政府能力以及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权力关系并不完全相同。这些不同的起始条件也正是改革以后各地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重要原因。
苏南的强政府和精英政治（即少数几个精英主导社区事务）有它的历史根源和当代基础。在解放以后的几十年里，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苏南建立起了强大的地方政府。首先，苏南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资源条件使它在计划经济时代就建立起了良好的集体工业基础；而集体工业基础则强化了地方政府的权力。和其他地区比较，苏南具备众多发展农村工业的优势：发达的农业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必要的原始积累；地理上接近上海，使它能够很容易地获得工业生产所需的技术、人才和原材料等；发达的交通，使它更便利地连接原料产地和市场；近代工业的遗产，使它具备必要的管理技能和有技术的工人，等等。这些条件使苏南在集体经济时期就发展了它的工业基础。乡镇企业的前身——社队企业——最早在50年代末就在苏南出现了（Whiting，2001）。""期间，由于城市的生产秩序遭到破坏，再加上部分上海"知青"到苏南下乡，苏南又藉此便利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社队工业。从70年代初开始，其间无锡县社队工业的产值在全国县级单位中名列第一，这种地位一直维持了很多年。1981年，无锡县社队工业的固定资产达到了2.78亿元。相比之下，乐清县（温州市下属较大的一个县）社队工业的固定资产只有大约2千万（Whiting，2001：130），还不及无锡县的1P10.控制一个发达的集体工业基础，为苏南的强政府提供了经济基础。
一个强政府必然包含它从社会中摄取资源的强大能力（参见Evansetal.，1985）。在这方面，苏南政府有着非常高的摄取和控制财政资源的能力。由于该地区为富裕地区，而且集体经济发达，政府手中控制的资源和其他地区相比非常突出。1978年，无锡的人均财政收入高达258元，占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37%（无锡市统计局，2001）；而同年温州的人均财政收入只有24元，占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10%（温州市统计局，2001）。通过控制集体经济基础和掌握相对丰富的财政资源，苏南的政府可以有效地控制或影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机会，比如干部可以决定谁到社队企业里工作（就业）和群众的收入分配，等等。概括地说，集体时代的遗产赋予苏南地方政府更多的权力和影响。
其二，苏南在解放前相对而言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及社会生活，使它成为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的目标，其结果是导致强政府的建立。苏南是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之一，当地曾孕育了很多著名的民族资本家族，如荣家、唐家等，还有为数不少的中小工商业者。如此历史，使苏南在1949年解放后，成为一个在政治上需要特殊处理的地区。以前的工业资本家和商人成了历次政治斗争的对象。据无锡县史，无锡县有1373个小工业者和小商人在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期间被错误地划为资本家（1980年得到），这些还不包括那些"符合"这一成分的人（中共锡山市委党史办公室编，1999：125）。这些人在政治运动中被批斗。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强政府得以建立。①「米格德尔（Migdal，1988）在他的影响广泛的著作《强社会和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和国家能力》里曾指出革命是建立强国家的途径之一。这种政治氛围也催生了该地区意识形态上的保守性，干部害怕犯政治错误，尽可能求稳。正是因为苏南地方政府的强势和意识形态上的保守性，该地区成为全国最晚实行农村分田到户改革的地区之一，一直到1983年才全面实行分田到户，比大多数地区晚了3-4年。②「有学者（Jin&Qian，1998）用1983年时没有采用大包干家庭责任制的农户比例来测量社区政府的政治力量（politicalstrength）。基于这种测量，苏南社区政府的能力是非常强的。这种状况实际上也影响到改革开放后苏南发展道路的选择。一位在无锡市工作的干部说："历次政治运动使人们对发展私营经济心存禁忌，甚至谈私色变，而发展集体经济则是政治上比较保险的做法"（访谈对象94）。
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社队企业）和政治（强政府和意识形态的保守性）遗产使苏南在改革开放后选择了一条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那就是发展乡村集体企业。这条道路使地方（社区）政府能够继续发挥它的作用和维持它的权力。①「邱泽奇（1999）曾指出集体经济与地方威权主义和干部权力之间互相强化的关系。苏南的社区政府和官员继承了集体经济时代的遗产，同时又控制了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机会，限制甚至禁止民营企业的发展（新望，2002），他们非常积极的扮演了企业家的角色来建立和管理工业企业——诸如投资和担保、管理人员的挑选和任用、管理人员和工人报酬总分配的确定、企业之间的资金划拨、税后资金的再分配和运用，等等。②「很多学者都从不同方面提到了社区政府在发展乡镇企业中的作用，参看谭秋成（2003）的文献总结。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国内外的赞扬，苏南的干部曾自豪地宣称"社会主义在苏南".而城乡协调发展、工农业协调发展（以工补农）和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共同富裕）则是苏南模式受到赞誉的主要原因。但学者们也注意到了发展乡镇企业对地方（社区）政府和干部的益处（Oi，1992；Lin，1995；Lin&Chen，1999；邱泽奇，1999）。发展乡镇企业的结果之一是：社区政府和干部通过发展乡镇企业维持了对当地经济和人民生产生活的影响。这些影响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安排就业、提供公共福利、调节收入等。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直到很晚的时期（甚至在改制以后），社区政府还通过企业代扣代缴本地工人的税费（如农业税等）。同政府和干部的强势相对的是社区居民和工人的弱势。他们没有能力对社区事务施加影响，成为既定秩序的消极接受者。一个在党校工作的、长期研究苏南的学者（访谈对象6）称他们为"沉默的大多数".也就是说，政府与社区居民之间的权力依赖关系在改革后依然存在，甚至还得到加强。
因此，虽然苏南曾经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重镇，当地干部和社会舆论也曾经赞扬苏南模式中收入分配的相对平等；然而，表面的平等并不能掩盖背后权力分配的倾斜。正如社会主义经济加强了国家及其人——行政官僚（Bureaucrat）和技术官僚（Technocrat）（即所谓"新阶级".参看Djilas，1957）的权力一样（Moore，1987），苏南的集体经济和政府主导型的发展加强了干部和乡镇企业经营者的权力。
在苏南，很多简单的事实都可以让我们看到强大的政府和干部的权力。如从壮观辉煌的政府办公大楼到影响极大的地方（社区）干部，从组织严密至村级的各级权力机构到人们对政府权力的认知，等等。
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苏南的村级干部一般都享有准国家干部的待遇，他们全职为村里工作。①「村在我国并不是一级正式的政府组织。根据我国宪法，村是自治组织，村干部来自农民，从位置上下来后一般的说会恢复农民身份。但在苏南，村干部享受很多国家干部享有的特权。在我做田野调查的时候，上级政府正考虑为主要的村级干部购买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而这些在过去则是国家正式干部才有的福利。也就是说，他们是职业干部。苏南的土壤上孕育了比其他地区更多的地方强人，这些强人影响甚至支配着当地的政治、经济和人们的生活。这种权力关系在干部与群众的日常互动中得到体现。例如，在一次口角冲突中，一位村党支部书记对一位村民语带威胁地说："我要你去要饭，你就得去要饭".据该村民介绍，村支书蛮横地对待别人在他们村并不少见，因为"村支书掌握着好多村办企业，他可以让企业雇谁，也可以让企业不雇谁".
让我们再来看一看乡镇企业经营者与社区干部的关系，即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之间的关系。在苏南，我们观察到两个方面的现象。一方面，两个精英群体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乡镇企业经营者的地位随着时间推移而迅速上升，与干部讨价还价的能力增强。
由于乡镇企业集体所有而乡村政府又在许多关键方面对企业经营发挥影响，企业经营者和乡村干部的密切关系自不待言。最简单的事实是，乡镇企业的经营者由社区政府指派，代表社区政府管理企业，他们之间是资产所有者与人之间的关系（principle-agent）。一般情况下，社区干部会尽量把与自己关系密切的人安排到企业经营者的位置上。在相当一些地方，企业经营者或者是社区干部的亲属，或者是他们的朋友或亲信（Ruf，1999；Lin&Chen，1999）。如在我所调查的一个村，村支书把他的哥哥派到村里赢利最好的企业（公墓）做负责人，同时把他的老婆派去做财务；村里的采矿场则包给了他的亲信（访谈对象9，该村村支书）。与此同时，两个群体之间也存在着频繁的流动。在村一级，村干部和村办企业经营者交叉任职的情况非常普遍，有相当部分村的支部书记或村主任兼任企业的负责人，或者由企业经营者兼任村干部。①「关于这一现象，请参看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无保"调查课题组，1999.在乡镇一级，虽然兼职的情况比较少见，但乡镇干部和乡镇企业经营者之间的流动也是存在的。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或退下来的村干部（尤其是支部书记），经常会被安排到镇办企业任职，企业的经营者有时也会被提拔到政府部门工作。例如，在五陶镇那力村，1985年以后先后退下来的6位村支书中有2人被安排到镇办企业任职。②「当然，随着市场竞争的激烈和企业经营的逐渐专业化，这种现象在乡镇企业的后期越来越少。社区干部和乡镇企业的经营者共同构成了支配当地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也正因为如此，苏南的经济曾被广泛地称为"干部经济"或"精英经济".
另一方面，随着时间推移，乡镇企业经营者逐渐成为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力量，在当地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优势变得非常显著，他们同政府和干部讨价还价的能力也越来越强。由于乡镇企业在该地区经济中的比重和重要性，乡镇企业的经营者在地方经济和社区中本来就举足轻重。
这种优势地位，随着他们借助经济地位积累起的在各界的关系网络而加强：他们利用工作和生意关系，加强与生意伙伴的商业网络；通过借贷往来，形成了与银行的密切关系；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政府官员进行投资，从而建立起了在政界的人脉网络。其结果是他们在社区的影响与日俱增，尤其是那些规模较大的企业的经营者。他们中有些人甚至不把社区干部放在眼里。例如在那力村，村里根本不能节制其最大的企业的厂长（来自访谈对象78，该村会计）；在万光镇，几个大企业的厂长经理也不怎么买镇领导的账，因为他们上可"通天"——认识市里甚至省里的领导（来自访谈对象39，乡镇企业局干部）。有的乡镇企业经营者，利用他们在上级政府那里的人脉关系，左右社区政府的人事任命。我所熟悉的一个村办企业的厂长就通过他跟镇领导的密切关系左右村里的人事安排，不仅村支书要在很多方面让着他，他还帮忙把他的亲戚放到了村主任的位置上（来自访谈对象40，企业厂长；访谈对象80，村主任）。
社区干部与乡镇企业经营者的密切关系影响到改制的方式和参与主体，在一些情况下，甚至不排除两者合谋寻租的可能性，即乡镇企业经营者通过贿赂官员，从而以优惠的价格得到企业。两者的密切关系也可能使他们一起排除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另一方面，经营者们的优势使他们有能力在改制时影响政府采取有利于他们的改制方案。也就是说，经济精英已经可以侵蚀干部的权力，影响政府决策的自主性。
了解到政府和人民之间倾斜的权力关系和乡镇企业经营者与干部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经营者的优势地位，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改制在这一地区会采取这种不透明的方式了。不透明的改制不是偶然和随机的选择，恰恰相反，它反映了当地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它是威权体制和精英政治的产物，是经营者与干部密切关系的结果，是经营者优势地位的必然反映。政府相对于人民的强势，使它意识到不透明和不公正的改制不会遇到工人和当地居民的反对和挑战，正像过去政府主导了所有重大的决定而没有遭到人民的挑战一样，在他们的记忆中不存在人民挑战的历史，因而才敢于勇往直前。
在五陶镇，党委书记在决定了改制方案后召集了一次政府工作人员的会议。在会上他宣布了决定，要求大家理解并支持改制。
虽然一些人私下里对改制有不同意见，但没有一个人敢于公开表达。这样改制的动员就算开始了。对于工人和社区居民来说，他们连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都没有，更不用说挑战了。（访谈对象57，镇干部）
相比之下，温州从计划经济时期继承的遗产是薄弱的集体经济和弱势的政府。改革开放后，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则出现了新型的政府与人民之间的权力关系；乡镇企业经营者也根本无法取得像苏南乡镇企业经营者那样的优势地位来与社区政府讨价还价。与苏南相反，温州处于原社会主义再分配体制的边沿地带。该地区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一直到90年代才通铁路），离中心工业城市遥远，加之曾长期处于对台前线的位置，解放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国家的投资微乎其微。从1949年到1981年，国家对温州的投资只有6亿多，相当于同时期国家对宁波投资的1P4（单东主编，2000：112）。结果是，国有部门非常弱小，集体经济极其薄弱，人民生活非常贫困（张仁寿、李红，1990）。据统计，1978年温州的人均耕地只有0.52亩，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P3；农民人均收入只有113元，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全省5个贫困县中有3个在温州（袁恩桢编，1987）；1980年人均财政收入只有30元，相当于无锡的1P10（参看表5）。其发展的最初条件即是一个弱势的政府和薄弱的集体经济。在这种条件下，地方政府连维持基本的职能都很勉强，更不用说发展集体经济了。
温州因长期远离政治中心，再加上贫困的经济基础，其经济和政治地位的重要性不像苏南那样高（苏南长时期以来为政治中心和其他地区提供农业剩余，所谓"苏湖熟，天下足"），因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处于相对被忽视的地位。从50年代的对台前线，到""中武斗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一些干部死于武斗，省政府不得不一度派军队去维持秩序。参看温州市志编纂委员会，1998），一些地方的政府处于瘫痪状态，无法维持起码的社会治安。一直到80年代初，温州仍以混乱著称。
1981年，曾有两个国家高级领导人指示浙江省解决温州的治安问题（杨海鹏、翟明磊，2001）。温州80年代初的市委书记曾是浙江省主管政法的书记，他到温州的使命之一就是恢复温州的社会秩序。
资源条件和历史遗产迫使温州走上了一条不同于苏南的发展道路。在过去的20多年里，企业家或者说人民一直是温州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如果说苏南的发展动力来自于上边（政府和精英）的话，那么温州发展的动力则来自于下边。政府既然没有能力发展集体经济，为百姓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也就不能理直气壮地"控制"老百姓自发的"致富"冲动。换言之，政府之弱势控制反而使温州地区的发展具有了相当程度的自由空间。从""后期开始，温州就有人为了生存陆续外出寻求机会，做些城里人不愿干的事，如贩卖小商品、理发、补鞋、做木匠、铁匠等；或者在家里从事地下工业和商业，如弹棉花、搞土纺织等。很多访谈对象都有到外边做小生意的历史。一位60多岁的农民说他早在60年代就外出到江西等地卖糖果和其他小商品。到70年代末期，温州已经有号称"10万大军"的购销员队伍，同时有数十万人在温州从事家庭工业。
用艾伦·刘的话来说，温州的发展可以用三个M来概括：群众的首创性（massinitiatives）、流动（mobility）和市场（markets）（Liu，1992：699-700）。群众的首创性是温州模式的根本特色，政府只是起了一些支持和补充的作用，比如说政策上对当地一些比较超前的做法给予合法性支持，帮助企业家获得必要的证照，等等。有些国内的学者和温州当地的百姓甚至认为温州的发展得益于温州政府早期的"无为而治".①「当然，温州地方政府还是做了一些制度上的创新，藉此支持和合法化当地群众的社会实践。比如说，他们在早期合法化和规范化了"挂户"实践，后来又通过对股份合作制的有创造性的定义合法化了民营企业。市场，而不是政府，成为引导和左右人们经济活动和生活的核心机制和力量。市场机制决定了温州人的机会基本平等，谁都可以通过努力工作和个人能力获得成功，因而出现了面广量大的民营企业。也正因为如此，相对于苏南的"干部经济"或"精英经济"，温州的经济被人们称为"老百姓经济"或"人民的经济".
群众首创性的实践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催生了一个新的社会力量，型塑了人民与政府之间新型的经济关系。在政府的控制以外，出现了一个为数众多而又日渐强大的企业家群体。到1986年，已经有大约1P5的人口从事工商业，出现了14603个家庭企业或合伙企业，470个专业市场。民营企业的总数在2000年约达到4.7万家，个体工商户约达到20万户（胡宏伟、吴晓波，2002）。由于民营经济本身的特点，再加上改革早期税收的不完善，人民迅速富裕起来，而政府的财政收入则在80年代增长缓慢（参看表5）。根据统计，从1980年到1990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一直在10%左右徘徊。②「根据2001年《温州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计算（参看温州市统计局，2001）。袁恩桢也记录了大量关于百姓迅速富裕而政府却相对贫困（民富官穷）的例子。例如，在苍南县钱库镇，1985年实现的工业税收只占当年总销售额的0.767%（袁恩桢编，1987：255-256）。直到今天，虽然很多温州老百姓已脱贫致富，但很多乡和村政府的办公条件仍然简陋得难以想象。在一个村子里，村委租了庙里的一间房子作为办公室，所有的办公用品就是两张桌子和几把椅子；虽然村中家庭电话已基本普及，但村委会连部电话都没有。
在另一个村子里，村支书把厂里的一间房子拨出来作为村办公室（他自己是个老板）。这样的事情在苏南是不可想象的。
新的社会力量的出现和新的经济关系的形成，影响甚至决定着此地的权力格局。一方面，不同于苏南的威权政府和精英政治，温州逐渐出现了人民和政府之间相对均衡的权力关系。因为人民不是主要从政府那里获得生存和致富的机会（即他们不对政府存在依赖），因而也就敢于挑战政府的权威。如第一例农民状告县政府的案子；第一次村民成功罢免村主任的事情；第一次农民状告政府"不作为"的案子；等等（胡宏伟、吴晓波，2002）。面对这样的人民，地方政府也不可能像苏南的政府那样具有支配地位，他们必须相应地调适自己的观念和行为，在与人民的博弈中达到一种平衡。一位长期在（龙港）镇政府工作的干部曾经深有体会地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反过来，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政府在做决策时必须相对慎重，尽可能把各方的利益纳入考虑范围。
另一方面，乡镇企业经营者在温州根本无法取得像苏南那样的优势地位，他们与政府讨价还价的能力也极其有限。由于存在众多的民营企业，乡镇企业经营者无非是无数企业家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可能是并不非常优秀的一部分），他们在社区中的影响也就非常有限。以虹桥镇为例，2000年该镇销售额排前20名的企业中，镇办企业只有一家（该企业正酝酿改制。别的已经改制的镇办企业也没有一家进入前20名），其他的都是私营企业。因而乡镇企业经营者根本不可能像苏南乡镇企业的经营者那样通过向政府施加影响，让改制完全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进行。社区政府也不敢做出这样的选择。道理很简单：如果改制不透明的话，那些靠自己的努力而获得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就会挑战："为什么我们辛辛苦苦地挣钱，他们却可以通过占集体的便宜而致富呢？"（访谈对象180，民营企业家）结果是，温州的地方（社区）政府在改制时倒是可以不受乡镇企业经营者的左右，表现出了相当的自主性。
虹桥一镇办企业的厂长就曾这样说："改制是政府行为，企业自己做不了主。但政府事太多了，管不过来。元件厂（另一镇办厂）嚷嚷几年了都还没改，我们也只能等着。"（访谈对象174）虹桥镇主管企业改制的官员的话正好揭示了政府的担心和考量。他说他们这里的改制必须公开和公平，如果不公开和公平，工人和当地居民就会有意见，别的私营老板也会有意见，甚至会抗议。"适当的优惠（给新所有者）是可以的，但不能偏得太多。政府部门谁都不敢操纵改制过程，把企业转给他们自己喜欢的人"（访谈对象181）。
事实上，他的担心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基于他对当地政府与人民的关系的认知，基于对过去经验教训的总结。前边提到的乳制品厂改制时就遇到了挑战。虽然镇政府采取公开拍卖的方式对该企业进行了改制，虽然工人们得到了相应的补偿，但因为中间操作上的瑕疵，工人们认为他们应得到更大的份额，因而进行了抗议，有些人还到上级政府部门上访，要求对改制进行调查。这些抗议使政府在后来的改制中更加慎重（访谈对象181，镇政府官员）。
五、改制方式对资产定价的影响
同前述的改制结果（怎么转，转给谁）受制于改制方式一样，资产价格也直接受改制方式的影响。在苏南，不透明的改制为现任经营者制造了改账和侵蚀公有资产的机会，客观上激励了转移和隐藏公有资产的行动。其结果是低价出售变成了普遍性的做法。两个方面的因素导致了这个后果。一方面，企业转给现任的经营者基本确定，几乎没有悬念；另一方面，最后的改制价格由正式的资产评估来决定。这样，几乎所有的经营者都通过改账或别的转移资产方式来达到有利于自己的结果。操控的手法多种多样，有些人压低资产和夸大负债，有些人把资产转移到下属子公司或关联企业，还有人直接隐藏有价值的资产或设备等，不一而足（参看史易、赵小剑，2001）。所有这些操控的目的是降低企业的账面资产，以便最后取得好的价格。如那力村一位改制老板（原来村办企业的厂长）不无自豪地告诉我，改制时他把账做出了大约25万的净债务，这样在改制后的5年内他就可以免缴土地使用费（以抵消债务）。根据他的看法，改制时没有不做账的，做的"漂亮不漂亮"完全取决于经营者有多"聪明"（访谈对象40）。
从表1、表2和表3，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最后改制时卖出的价格，以及现任的经营者们以什么样的价格得到了他们经营的企业。固定资产大致反映企业的规模，资产-负债数也大致是最后的成交价。如果数字为正，那么新的所有者要拿出资金来购买；如果数字是负，说明该企业负债大于资产，当地政府还需要承担部分债务。在五陶镇，在16个我们掌握信息的镇办企业中，有7个负债大于资产，这意味着镇政府在把所有的资产转移给他们以后，还要帮他们还清多出来的负债（政府一般通过免收土地使用费和其他资产使用费来补偿新的所有者）。总体上来说，镇政府只能从出售的18个总固定资产为1个多亿的企业中收取大约2百多万的资金。这些信息还不包括剩下的三个当时还未完成改制的企业，其中有两个严重亏损。最差的一个总负债在1亿以上，镇政府正考虑让它破产，若如此，银行将遭受严重的损失。相比之下，万光的情况要好一点，在我们所调查的22个镇办企业中，13个有净资产，尽管总量并不大。镇政府只能从出售的23个企业中收取667万现金。与此同时，表上未列出的另外两个破产企业总负债达到了3500万。
至此我们可以说，苏南的改制基本上是一个白送（giveaway）的改制，即新的所有者基本上不用付出什么资本，就白白地得到了企业。当地称这种改制为"零资产转移"，意指新的所有者只需在得到所有资产的同时，承担所有的负债就行了。因而也就不奇怪为什么改制以后苏南一夜之间就出现了一批百万富翁。
相比之下，温州的公开竞争则使得这个问题不那么严重。①「有些学者（如张军，2003）认为乡镇企业改制过程中的企业价值人为低估、集体资产流失的根源并不在改制本身，而在于与改制配套的资本市场、经理人市场尚未建立健全。作者对这种论断并不认同。本文力图揭示改制方式影响资产定价这一现象及其成因。因为现任的经营者自己也不敢完全确定他是否能够在最后的竞标中胜出，他们没有那么大的动机去改账（结果可能是为别人做了一锅饭）。同时，其他方式的资产转移也因为当地政府比较紧密的监控、别的管理人员和工人的监督而变的不太可行。最后，公开竞争一般情况下都提高了基点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低价贱卖公有企业的情况，正像前述乳制品厂的例子展示的那样。这支持了罗兰德（Roland，2000：246）的论断：竞争性的投标能够有效地缓解内部人控制和信息约束的问题。
六、结论
本文分析了苏南和温州乡镇企业改制背后的政治约束。尽管财政约束、监管约束和信息约束能够部分解释两地改制方式的差异，但根本原因是两地面临的不同的政治约束，即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权力关系，以及两个精英群体（干部与乡镇企业经营者）之间的权力关系。两个地方政府不同的社会治理行为和地方权力关系，解释了什么样的改制方案被提出以及有效地得到实行。苏南不透明的改制是当地倾斜的权力关系——地方（社区）政府和社区精英控制和支配了政治和经济资源、大多数人没有参与权力的必然结果。温州相对透明的改制，反映了当地政府和人民之间新型的相对均衡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是群众能动性得到充分发挥和民营企业发展的结果。
从表面上看，苏南近乎"休克疗法"的改制似乎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但它恰是过去社会主义时期和乡镇企业发展阶段形成的自上而下的权力关系和制度安排的必然产物。改制过程彰显了这种制度安排赋予干部的权力资源和优势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干部和经营者结盟兑现P消费其权力资源（寻租）的途径。同样道理，温州相对透明的改制也是其历史遗产和权力关系的产物：传统社会主义时期薄弱的集体经济基础使得温州在市场机会来临的时候走上一条自下而上的人民（或企业家）主导选择的发展道路；而恰是这种选择，衍生出了一种新型的权力关系，催生了一个相对独立和强大的企业家阶级，并开始形成一种精英竞争的阶级关系与社会政治格局。由此不难看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构转型表现出了其路径依赖的特征，即：以往的权力结构和制度遗产影响着转型的发展选择及其社会政治关系。
苏南的改制对财富分配产生了重大影响，造成一个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改制成了新旧秩序的分水岭。原来乡镇企业里管理者和职工的关系在改制后出现了变化：经营者变成了资产所有者，工人变成了打工仔；两者的收入差距迅速拉开，如据作者对那力村的调查，1987年村办企业厂长经理的收入大约是工人的5倍；而在2001年，改制后的企业所有者与工人的收入差距达到了大约30倍，一个厂老板的收入甚至是其150个工人收入的总和（Zhang，2003a）。两者的关系出现了剥夺与被剥夺的质性变化。在集体积累的基础上，一些原乡镇企业的厂长经理迅速致富，成为当地的富人，苏南原来规模企业的经营者变成了当地的大企业（资本）家。改制以前社区中倾斜的权力关系逐渐转化成为倾斜的财富分配关系；过去宣称的苏南的共同富裕被一个日益扩大的收入两极分化的格局所取代。
改制方式的选择也可能对两个地方的政治前景发生影响。苏南的历史遗产和改制后迅速出现的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使精英联盟成为可能。①「在我的博士论文中我对精英联盟的前提、机制和实现路径有详细的讨论（参见Zhang，2003b）。我也会在以后的文章中专门讨论这些问题。这里只是粗略谈及改制的政治后果。如以上所分析的，苏南的政治格局本来就是一个精英政治的格局，改制后这种局面很可能会持续并进一步加强。从历史角度看，获致财富的途径使苏南的企业家在政治上容易变得保守。以不公正的方式获致财富变成了苏南"管理型资本家"（即原来乡镇企业的经营者通过改制而变成的资本家）的"原罪"."管理型资本家"不是成为人们羡慕和景仰的对象，而是成了人们憎恨和嫉妒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同政府官员结盟，维持现有社会秩序就成了苏南企业家的利益所在。
与此同时，苏南社会结构的两极分化也为精英联盟提供了可能性和动力。处在社会顶端的少数几个当权者和少数几个有钱人总是更容易实现联盟（当然不一定是正式的）。正如奥尔森所分析的，"特殊利益"小群体，或者说"既得利益者"，常常能自愿组织起来采取行动支持其共同利益（曼瑟尔·奥尔森，1995：30，151）。在苏南，经济精英要保持其经济方面的支配地位，而官员们则希望保持其权威。为达到这一目的，双方都需要将民众保留在原来的位置，防止更多的人参与到当地政治生活中。这种联盟关系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地方威权主义。苏南仍由政府控制和社区精英主导的村级选举正好反映了这一政治现实（Zhang，2003b）。因此，我并不同意邱泽奇（1999）关于乡镇企业改制宣告了地方威权主义的终结的论断。事实也逐渐表明，改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地方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的传统的领导-从属关系（即乡镇企业受乡镇政府管理、经济精英服从政治精英），使得经济精英获得了更显赫的地位，两个群体之间的关系也较改制前有所疏远，但由于他们的历史性联系，更重要的是在新的形势下两个精英群体的相互需要，精英联盟有着非常现实的可能性。①「康晓光（2002）在分析9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的发展走向时提出，精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联盟已成为当今中国的政治现实。他的研究着重从宏观层面描述，而我的研究则是微观的实证研究。经济精英需要政治精英帮助他们提供好的经营环境、稳定社会秩序、对付外在的和上边的掠夺等；而政治精英则需要经济精英帮助他们完成经济发展目标。如在改制以后，苏南很多地方的政府都提出了"为企业服务"的口号，把服务企业作为工作的重要目标；而苏南在历史上形成的强大的干部考核机制则为政治精英同经济精英的结盟实现，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②「据作者对许多地方的研究和观察，苏南的干部评估机制是最强大的。
相比之下，温州的发展道路及其由此而形成的阶级结构和权力关系则使精英竞争成为可能。温州快速成长的私营企业催生了一个相对独立和强大的企业家阶级，他们以其强大的经济资源优势，成为地方社会治理及社会政治生活中一支难以替代的力量，对政府行为产生了潜在的、巨大的影响。如前所述，温州的私营企业是在政府控制之外大量成长起来的。正是由于地方政府没有能力发展当地经济，特别是发展集体企业，才为私营企业留下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数量迅速增多，规模日益扩大，企业家阶级也随之成长壮大。他们对政府治理有强烈的要求，如提高效率、改进服务，获得更大的政治参与空间等。近年来大量出现的由企业家组织的商会和协会，承担了一些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协调功能。这说明这种由经济领域的活动向政治空间发展的潜力完全可能变成现实。
另一方面，温州的私营企业家们也没有苏南"管理型资本家"那样的历史和心理负担。他们是靠市场机遇和自己的努力而致富，从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在温州，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往往成为人们羡慕和追求的对象，整个社会对富人和财富的理解和容忍程度也相对较高。这一事实使得企业家阶级更为自信。因此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害怕竞争。
从社会结构上来说，温州面广量大的企业家阶层（温州的社会结构呈纺锤状，中间大两头小，参看Zhang，2003a；胡宏伟、吴晓波，2002）和社会流动的频繁也使得精英竞争更具可能性。根据集体行动的逻辑，来自成员之间的竞争要比人数众多的自发群体更有可能组织起来并形成联盟。企业家之间围绕着市场、权力、地位、声望等的竞争，促使地方（基层）政治和社会出现了竞争性的格局，如，温州的村级选举正是因为有大量富人的参与才变得非常激烈（Zhang，2003b）。也就是说，不同于苏南的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的联盟，在温州，经济精英对政府加以制约的要求和经济精英之间的激烈竞争已经成为一个相当突出的社会政治生活现象。
参考文献：
陈吉元编，1989，《乡镇企业模式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范从来、路瑶、陶欣、盛志雄、袁静，2001，《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模式与股权结构的研究》，《经济研究》第1期。
冯曲，2000，《从资金筹集机制看乡镇企业改制：制度变迁动力学的一个案例》，《改革》第5期。
韩云，2000，《乡镇企业积累机制研究》，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胡宏伟、吴晓波，2002，《温州悬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黄少安、魏建，1999，《诸城"二次改制"的考察》，《改革》第2期。
姜长云，2000，《乡镇企业产权改革的逻辑》，《经济研究》第10期。
康晓光，2002，《中国：改革时代的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当代中国研究》第3期。
曼瑟尔·奥尔森，1995，《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秦晖，1997、1998，《十字路口看乡企——清华大学乡镇企业改制问题调查研究报告》，《改革》1997年第6期（上）、1998年第1期（下）。
邱泽奇，1999，《乡镇企业改制与地方威权主义的终结》，《社会学研究》第3期。
单东主编，2000，《浙江非国有经济年鉴》，北京：中华书局。
史晋川、金祥荣、赵伟、罗卫东编，2002，《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温州模式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史易、赵小剑，2001，《苏南寓言》，《财经》第5期。
谭秋成，1999，《乡镇集体企业中经营者持大股：特征及解释》，《经济研究》第4期。
——，2003，《转型时期乡村组织行为与乡镇企业发展》，《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温州市志编纂委员会编，1998，《温州市志》，北京：中华书局。
无锡市统计局编，1991，1996，1997，1998，1999，2000，2001，《无锡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无锡县志编纂委员会（谈汗人主编），1994，《无锡县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温州市统计局编，2001，《温州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新望，2002，《期待一个什么样的新苏南？》，个人网站。
徐志明，张建良，1997，《乡镇企业资金的高速增长及效益下滑——江苏省苏州市乡镇企业的实证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3期。
杨海鹏，翟明磊，2001，《温州"自费"改革的悲喜》，《南方周末》7月19日。
袁恩桢编，1987，《温州模式与富裕之路》，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张军，2003，《农村金融与乡镇企业民营化：一个文献综述》，《改革》第4期。
张军、冯曲，2000，《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改制的一个分析框架》，《经济研究》第8期。
张仁寿、李红，1990，《温州模式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张维迎、栗树和，1998，《地区间竞争与中国国有企业的民营化》，《经济研究》第12期。
赵顺鹏、朱知喜，2000，《超前与裂变：走近乐清的改革开放》，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中共锡山市委党史办公室编（顾伟伦、宿浩良主编），1999，《锡山市社会主义道路50年》，锡山：锡山市第二印刷有限公司。
支兆华，2001，《乡镇企业改制的另一种解释》，《经济研究》第3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无保"调查课题组，1999，《中国村庄经济：无锡、保定22村调查报告（1997-1998）》，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
周尔鎏、张雨林，1991，《城乡协调发展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周海乐、周德欣主编，1996，《苏锡常发展特色研究》，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邹宜民、戴澜、孙建设，1999，《苏南乡镇企业改制的思考》，《经济研究》第3期。
Byrd，William&LinQingsong（eds.）1990，China''''sRuralIndustry：Structure，DevelopmentandReform.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
Cai，Yongshun2002，"RelaxingtheConstraintsfromAbove：PoliticsofPrivatizingPublicEnterprisesinChina."Asian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Vol.10，No.2.
Chen，Hongyi2000，TheInstitutionalTransitionofChina''''sTownshipandVillageEnterprises.AshgatePublishingCompany.
Djilas，Milovan1957，TheNewClass.NewYork：FredrickA.Praeger.
Evans，Peter，DietrichRueschemeyer&ThedaSkocpol（eds.）1985，BringingTheStateBackIn.Cambridge：UniversityofCambridgePress.
Ho，Samuel，PaulBowles&XiaoyuanDong2000，"LettingGooftheSmall：AnAnalysisofthePrivatizationofRuralEnterprisesinShandongandJiangsu."UBCInstituteofAsianResearch，CenterforChineseReserch，WorkingPaper，Vancouver，BC.
Ho，Samuel，XiaoyuanDong，PaulBowles&FionaMacPhail2002，"PrivatizationandEnterpriseWageStructuresDuringTransition：EvidencefromRuralIndustryinChina."EconomicsofTransition，Vol.10（3）.Jefferson，Gary&Rawski，Thomas1994，"AModelofEndogenousInnovation，CompetitionandPropertyRightsReforminChineseIndustry."WorkingPaper#289，DepartmentofEconomics，UniversityofPittsburgh，Pittsburgh，PA.
Jin，Hehui&YingyiQian1998，"PublicVersusPrivateOwnershipofFirms：EvidencefromRuralChina."The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Vol.113，No.3.
Kung，JamesKai2Sing1999，"TheEvolutionofPropertyRightsinVillageEnterprises：TheCaseofWuxiCounty."inJeanOi&AndrewWalder（eds.），PropertyRightsandChina''''sEconomicReform.
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
Li，Hongbin&ScottRozelle2003，"PrivatizingRuralChina：InsiderPrivatization，InnovativeContractsandthePerformanceofTownshipEnterprises."TheChinaQuarterly，No.176.
Li，Hongbin2003，"Government''''sBudgetConstraints，Competition，andPrivatization：EvidencefromChina''''sRuralIndustry."JournalofComparativeEconomics，Vol.31.
Lin，Nan1995，"LocalMarketSocialism：LocalCorporatisminActioninRuralChina."TheoryandSociety24.
Lin，Nan&Chih-JouJayChen1999，"LocalElitesasOfficialsandOwners：ShareholdingandPropertyRightsinDaqiuzhang."inJeanOi&AndrewWalder（eds.），PropertyRightsandChina''''sEconomicReform.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
Liu，Alan1992，"The''''WenzhouModel''''ofDevelopmentandChina''''sModernization."AsianSurvey32，No.8.
Liu，Ya2Ling1992，"ReformfromBelow：ThePrivateEconomyandLocalPoliticsintheRuralIndustrializationofWenzhou."ChinaQuarterly130.
Ma，Rongetal.（eds.）1994，InvestigationsonChina''''sTVEsinthe1990s.HongKong：OxfordUniversityPress.
McMillan，John&BarryNanghton1991，"HowtoReformaPlannedEconomy：LessonsfromChina."OxfordReviewofEconomy8（1）.
Migdal，Joel1988，StrongSocietiesandWeakStates：State2SocietyRelationsandStateCapabilitiesintheThirdWorld.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
Mills，C.Wright1959，TheSociologicalImagination.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
Moore，Barrington1987，AuthorityandInequalityunderCapitalismandSocialism.Oxford：ClaredonPress.
Nolan，Peter&DongFuren（eds.）1990，MarketForcesinChina：CompetitionandSmallBusinesstheWenzhouDebate.London：ZedBooks.
Oi，Jean1992，"FiscalReformandtheEconomicFoundationsofLocalSateCorporatisminChina."WorldPolitics45（Oct.）.
——1999，"TheDecadesofRuralReforminChina：AnOverviewandAssessment.TheChinaQuarterly159.
Park，Albert&MinggaoShen2003，"LiabilityLendingandtheRiseandFallChina''''sTownshipandVillageEnterprises."JournalofDevelopmentEconomics71.
Parris，Christen1993，"LocalInitiativeandNationalReform：TheWenzhouModelofDevelopment."ChinaQuarterly134（June）.
Pfeffer，Jeffrey&GeraldR.Salancik1978，TheExternalControlofOrganizations：AResourceDependencePerspective.NewYork：HarperandRow.
Roland，Gerard2000，TransitionandEconomics：Politics，Markets，andFirms.Cambridge，MA：MITPress.
Ruf，Gregory1999，"CollectiveEnterprisesandPropertyRightsinaSichuanVillage：TheRiseandDeclineofManagerialCorporatism."inJeanOi&AndrewWalder（eds.），PropertyRightsandChina''''sEconomicReform.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
Walder，Andrew1995，"LocalGovernmentasIndustrialFirm：AnOrganizationalAnalysisofChina''''sTransitionalEconomy."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101.
Whiting，Susan1999，"TheRegionalEvolutionofOwnershipForms：ShareholdingCooperativesandRuralIndustryinShanghaiandWenzhou."inJeanOi&AndrewWalder（eds.），PropertyRightsandChina''''sEconomicReform.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
——2001，PowerandWealthinRuralChina：ThePoliticalEconomyofInstitutionalChang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
Wong，Christine1992，"FiscalReformandLocalIndustrialization：TheProblematicSequencingofReforminPost2MaoChina."ModernChina18.
Xu，Chenggang1995，ADifferentTransitionPath：Ownership，Performance，andInfluenceofChineseRuralIndustrialEnterprises.NewYork：GarlandPublishingInc.
Zhang，Jianjun2003a，"PatternsofDevelopmentandEconomicEquality."AmericanSociologicalAssociationAnnualMeeting，RegularSession，Atlanda，Georgia.
——2003b，"MarketizationandDemocracyinChina：TwoRegionalExperiences."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ofCaliforniaatBerkeley.